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1)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1)PDF版本下载 花纹中以三角、条形和方格的几何形花纹为最多;比较突出的是动物如鱼、 鹿、人面形等等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很真实。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祖先已经 能够入地观察事物内部的特质，抓住特点而不失原形地表现它们的形象。而 且在取材方面，也不是盲无目的地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周围自然界与他们 生活相密切联系的事物中所摄取的，这就十足地表现出了朴实的原始艺术的 现实意义。 制造过些陶器的窑址，紧靠在居住区的东边。烧陶器的窑有两种样子。 一种是直筒窑，筒子的一端是窑口，是加柴烧火的地方;另一端是窑室，是 放置陶器的部分。窑室是一个圆形的平面，四周有长方形的小火眼，火焰从 这些小火眼中进入窑室。这种窑很小，窑室直径不过零点八公尺，一般的陶 器可以烧五、六个，大的也不过一两个而已。另一种窑比较大，形状也和前 者不同，它的构造是:下面是袋状坑样子的火炉，窑室在火炉的上面，中间 有几个大的火眼，互相穿能。这些烧陶品的窑对我们了解当时制陶工艺上有 很大的帮助。它们的规模是小的，结构也简单，可是应用的科学原理和今日 最进步的陶窑也没有什么不同。 (丙)埋葬的制度和习俗 以上所叙述的是我们祖先活在世上的时候的一切情况，这里再来简要地 把埋葬死人的制度的习俗说一说。那时，对人死后的埋葬，已经很注意了; 对成年人和小孩子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 小孩子死了后，都埋在房子的旁边，埋葬的方法是将地挖一个坑，放一 个大的粗陶瓮，把孩子的尸体放在里面，然后上面再盖上个细泥作的陶钵或 陶盆。这种埋小孩的瓮棺葬，往往数个或数十个埋在一起，总共我们发现了 五十多个瓮棺，里面大部分没有随葬的东西。为什么当时人要把孩子的尸体 埋在房子的旁边呢,我想可能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伤害，表现出了他们对孩子 的关心。 成年人死了后，埋葬在公社的公区墓地里。这个墓地，位在居住区的北 边，埋葬有一定的制度，最多是头向西，面向上，四肢伸直，和我们今日的 埋人情形一样。墓坑的位置排列得很整齐，东西或南北都是成行成列的。墓 坑多是挖一个长方坑，葬具已经看不清楚，只发现一处有用木板插在尸体周 围的原始的棺材痕迹，但没有，盖，也没有底。随葬的东西，都是日常生活 上所常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也有装饰品，但安全没有生产工具，这可能 是办为生产工具比较贵重且归公社所有，不能给私人带去。随葬的器物，都 放在脚下或腋在下肢上面。它们数目由一个至十个不等，装饰品多在头部或 腰间。在一个墓的陶钵里面还保留给死者埋葬的粮食的壳子。这些墓绝大多 数是一个人葬在一处，其中只发现了二个合葬，四个合葬的各一处。此外， 还有一种葬俗——二次埋葬制，就是人死后，将尸体放在一处，肉体腐烂后， 再将骨头收拾起来埋在一起，这种葬法只有六个。还有一种俯身葬的习俗， 是埋人时将尸体放置作爬伏状，面向地下，属于这一类的有十五处。后面这 两种葬法都没有随葬品。 由埋葬的习俗，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对人死后的关怀和 埋葬的仪式，表示人死后和生前一样的生活，将他们所用的东西，放在墓里， 甚至把辛勤劳动所狩得的有限的粮食也给了死人，好让他们在死后和生前一 样不受饥饿，安然无恙地生活下去。 在半坡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大致就是这样。(石兴邦:我们 祖先在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的生活情景，人民日报 1956 年 11 月 9 日。) (五)仰韶文化居民与现代化居民的关系 仰韶文化遗址的居民与现代化北居民的关系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 村，辽宁的沙锅屯和甘肃的洮河流域得到了不少的人类遗骸，他认为这些骨 骸都属于仰韶文化遗存。仰韶村和沙锅屯的十八具骨骸，布达生研究的结果， 会作出如下的结语: “假若吾人将两系人骨(辽宁与河南)加以比较，在十八具中除了九具较 有变异外，其余多数都可以类示出沙锅屯与仰韶村的人骨皆具有相的性质。 “将这两且的人骨特性加以严密的探究，则吾人可以重新地看出，石器过 渡时代的人种与近代华北人的头质是相同的??所以吾人很难避免这一结语 即沙锅屯与仰韶村的遗骸、如果加以比较的话，足以代表现今的华北人。”? 安特生在甘肃的洮河流域得到了五十多具骨骸，他认为都属于仰韶文化 遗存，就中以得自”第二仰韶和第三期(马厂)文化期的“为最多。布达生 根据其初步的观察，会作出如下的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 “故此搜集中大多数之骨头及骨骸呈列的品质而无疑的属于蒙古种。比 别于其他的黄色亚洲人，此种最似久复衣大一路格尼所谓亚洲嫡派人种。在 我关于沙锅屯及仰韶遗骸之报告中，我会证明为那两级骨骸所代表的人民之 体制与现在同地的居民(即我之所谓北支那人)之体制同属一派。假如所证 是实，则仰韶，沙锅屯居民之体制与历史前甘肃居民之体制亦相似;因为三 组人之体制均似现代北支那人即所谓亚洲嫡派人种也。 “再说一句以作结束:初步测验这材料所得的印象使我们相信为这骨骸 所代表的历史以前的甘肃居民大多数是原形支那派的，不是加尔格伦教授所 提议的土耳其种;但是在最早期的居民骨骸之中却有几个头骨与大多数同宗 而不同派，或较之原形支那人更为原形。”根据布达生研究过三组人头骨骸 的结果，我们可以说仰韶文化的人类骨骸与现代人类的比较，却毫无差别; 仰韶文化的居民可能却为现代华北居民的祖先。(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 页 22—24) ? 原注:布达生: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与近华北人骨之比较，英文本，页 97。 ? 原注:布达生:甘肃只前人种说略，而 49—50。 九 龙山文化 (一)发现与分布 1928 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薄黑有光泽的陶片，与石器、骨器 等共存，就把这种特殊性质的文化定名为“龙山文化”。接着 1931 年在河南 安阳后冈的发掘中，证明它是晚于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过去对龙山文化的名称及定义上会存在着一些混乱，因为龙山文化中有 精美的黑陶，也有人称它为“黑陶文化”。但龙山文化的特徵并不限于黑陶; 同时“黑陶文化“的名称也容易使人误会凡是具有黑色陶片的遗址都属于龙 山文化。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使用“黑陶文化”的名称。?? 龙山文化的分布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并及于渤海湾的沿海地区，和 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存也表现了密切的联系。以河南、山东为中 心，西限至于陕西，也可能到达甘肃境内与齐家文化相交错，东北达到河北、 辽东半岛，陕北、晋北和内蒙古南部的许多灰陶遗址都和龙山文化有着某些 联系。长江中下游许多遗址所显示的关系更为密切。(安志敏:我国新石器 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教学，1960 年，第 8 期) (二)文化特徵 (甲)遗址与房屋 遗址的位置基本上与仰韶文化相同，不少的地主是叠在仰韶文化层的上 面;此外，还有位于山脚附近，沿海地区则形成贝丘遗址。遗址的范围较大， 堆积也很厚。如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达 36 万平方米。遗址的分布也很稠密， 如在安阳洹河流域 7.5 公里的范围内，便发现了 19 处遗址，可为例证。但在 豫西、晋南和关中一带的情况却比较特殊，一般的遗址却小于仰韶文化，地 下的堆积也比较薄，这可能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逐渐分化成许多小型部落， 因而聚落也就不再像仰韶文化那样庞大了。遗址里发现了不少的房子，它们 的形状也常因地区而互有不同，大体右以分为三种:(1)圆形竖穴，底部铺 白灰面，有阶梯式的门道，坚穴口部周围及屋基中央均有柱洞，可复原成一 种尖锥顶的圆形房屋，如河南陕县庙底沟所发现的。过去在豫北一带也发现 了许多圆形白灰面，中央有灶址，但不见墙壁和柱洞，结构不详，也可能是 没有弄清墙壁和柱洞的痕迹。(2)方形坚穴，底部铺有白灰面，中央有灶址， 柱洞不清楚，结构还无法复原，如陕西会模陈村所发现的。(3)两个方形或 长方形相连的竖穴，也有前方后圆的，中间有窄的通道相连，屋内有灶址或 窑穴，甚至于个别的还有陶窑。从坚穴前后室的北壁较高，柱洞也靠近北壁， 可复原成一种单面坡的屋顶，如陕西长安客省壮所发现的。遗址内常见的窑 穴，也大都是贮藏用的。至于过去在城子崖所发现的夯土城墙可能是东周时 期的建筑，与龙山文化无关。(同上) (乙)陶器 早期的陶器还比较原始，到了晚期在制陶技术上有了显著的进步，开始 采用了轻动很快陶轮。所制成的陶器，陶壁薄而均匀。烧窑方面也充分地控 制了陶器的氧化和还原作用，因此很少出现颜色不纯的现象。陶器的质料有 细泥黑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夹砂粗灰陶、夹砂粗红陶、夹砂粗白陶等 六种。其中精致的黑陶，不但表面磨光作黑色，并有陶胎薄运 0.2—0.1 厘米 的蛋壳陶，是龙山文化中的典型产物。 陶器的主要器物形有碗、盆、盘、豆、杯、罐、鼎、甗、瓶、斝、?、 鬲等，其一般特点是以平底为主;三足、圈足和把手大量被应用;周壁的转 折也常是凌角显著。不同器形的出现也与时代或地域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山东?多而鬲少，有甗无瓶，河南则鬲多而?少，除瓶外还多出甗;陕西与 河南相似，但鼎极少，而多出双耳罐;其他各地的罐形器也略有不同。至于 陶器的表面除素面磨光以外，所施的纹饰也常因时代或地域而不有没，计有 篮纹、绳纹、方格纹、剑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同上) (丙)石器、骨器、蚌器和木耒 龙山文化遗存中的石器种类的相当的多，大体上约有以下几类:石斧、 石奔、石铲、石枪头、石凿、镰形的石刀，双孔半月式的石刀，各种形式的 石箭头和磨制石、骨、蚌等工具所用的砺石。这些都是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 常见的东西。在石斧里面有扁平带孔的。有的石斧刃部断了，就变成了一个 石锤。有些小斧形的凿东西用的石器。 这些石器都是磨制得相当精致的东西。在两城镇遗址中看到了不少的磨 制石、骨等器的砺石，上面有不少磨用时所残存的各式各样的痕迹，这证明 当时磨制工作已相当精细了。 在两城镇遗址里我们发见琢制的燧石的箭头和琢制的燧石的镰形的残 刀。但是这样琢制的石器在龙山文化遗存中是相当稀罕的东西。 龙山文化中的骨器也较为复杂;大略分别，有以下几种:骨凿是这种文 化中常见的东西。骨锥有几种不同的样式，扁平带孔的和粗针式的为普通样 式。骨针有细长的，有一端带孔的，有两端都是尖的。骨梭是“穿线以便织 物的工具”，其形有二:扁平式，一端有尖，“有的一端穿孔，有的两端穿 孔”;空筒式，“一端有尖，中部有孔，以备线之穿入。”鱼叉过样的骨器 在后见和龙山镇虽说都发见了，但并不多。 由于骨针和骨梭的发见，我们知道龙山文化的时期，人们已经相当的懂 得纺线和缝纫了。 以鹿角制为用具，在这一时期也极为普遍;但“皆制作极粗性质普遍化 的工具，如磨擦器、近锥形、近斧形、近凿形器。” 卜骨是龙山文化的特徵，当时使用的材料有牛和鹿的胛骨及其他兽类的 胛骨。攻治的方法非常简单。有完全未经刮制的，有只将背面的骨脊由根以 上刮去的;最进步的也仅将骨脊及与脊对称的一边的外面全部刮去，留下极 粗涩的钻灼面。钻痕的大小深浅也不很规则。这说明龙山文化的人们已经有 了占卜的习惯。 蚌制的用具在龙山文化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作为 饮水或掘土用具，且能够以蚌为原料制成各式各样工具。蚌刀、蚌锯、蚌铲 和蚌的箭头都是常常遇到的东西。有些蚌刀的样子和现在华北镰刀相似，且 刃部还存在着当时使用之后的细微沟壕。这里的刀锯用以收割禾苗是能够胜 任的。(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页 55-56) 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都发现了双齿的耒形器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至少可以证明木耒在龙山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安志敏:我国新石器时 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教学，1960 年，第 8 期) (丁)墓葬 墓葬多成群地聚在遗址的附近，排列整齐，可能象徵着氏族的共同葬地。 葬法以长方形的竖穴为主，在山东宁阳堡头的大型墓葬中还出现了棺椁的痕 迹。葬式以仰身伸直葬为主，也有俯身葬。另外在辽东半岛还发现用大追碎 石所堆成的石冢，葬式不详。早期墓葬的随葬品一般较少，晚期则逐渐增多， 除陶器、石器和骨器以外，也曾发现过较精美的玉器。至余各墓门随葬品多 寡不等，可能说明阶级的分化和私有制的出现，如山东宁阳堡头所发现的 120 多座墓葬，大型者有木质棺椁的痕迹，随葬品达 160 件;小型者无墓具的痕 迹，随葬品仅一两件或完全没有，是一处比较典型的例子。(同上)(戊)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 龙山文化的人类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木耒、骨铲、石镰和蚌镰的出 现，间接证明在农业生产上又比仰韶文化提高了一步。家畜的数量还比仰韶 文化丰富，种类也加多了，有猪、狗、牛、羊和马等，在庙底沟还发现了鸡 骨，不过城子崖所发现的马骨可能还有问题，鸡是否属于家禽也还无法肯定。 至于辅助性生产的狩猎和捕鱼仍继续存在，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个别遗址 中渔猎经济的比例可能要稍大一些，但一般都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生活 来源。(同上) (已)母系氏族社会曾向父系氏族社会产转化的迹象 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家畜的大量出现，当反映了由母系氏族社曾向父 系氏族社会的转化过程。畜群及其他新财富的出现，象徵男子在家庭的地位 提高了;共同葬地中单人葬的普遍化，或者说明以母系氏族为中心的合葬已 逐渐被淘汰了，特别是如山东宁阳堡头墓群中，不仅形制大小悬殊，随葬品 也多寡不等，是私有制和阶级萌芽的有力证明。从龙山文化生产力的进一步 提高，充分说明了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大约是以这个时期为转折点的， 嗣后逐渐向高度发展，终于加速了原始公社的解体。(同上) (三)分期与年代 关于龙山文化的分期，过去分成“两城”、“龙山”和“辛村”三期， 认为“两城”最早，“龙山”次之，“辛村”较晚，它的发展趋向是由东向 西;并估计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900—1700 年，甚至于认为它的早期应早于 仰韶文化。由于受了资料的限制，上述分期还是难以成立的。首先各期之间 的差异，并不一定代表着时代上的早晚，而所表现的地域性却是相当浓厚的。 同时“两城期”具有相当进步的特徵，是否能作为最原始的一期还值得研究，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前，我们只能采取保留的态度。 根据今天的资料，“庙底沟第二期文化” 具有较原始的性质，而表现了 从仰韶到龙山的过渡形态，因此它应该是龙山文化中较早的一期。“后冈第 二期文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都可能是“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中所发展 出来的，它们的年代当稍晚，而和沿海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可能是大体相等 的。至于各种类型的相互间的联系以及详细的分期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绝 对年代也有待于用放射性炭素进行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这里暂不作任何估计。 龙山文化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遗存，它的晚期甚至可能已进入 铜器时代，虽还未发现绝对的证据，但某些陶器的器形(?、盉)及带泥丸 的带状把手(可是能是模仿铆钉的形式)，可能与铜制的形制有关。另外， 在西清古鉴中曾著级了一件铜?，其形式与龙山的陶?完全一致，可以作为 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相信今后在龙山文化中曾找到早期铜器的线索。(安 志敏: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教学 1960 年，第 8 期) (四)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 自从 1931 年在河南安阳后冈发现关于仰韶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的交迭 证据以后，在豫北也发现了许多同样的情况。解放以后，在预西、晋南、关 中等地普遍发现了明确的地层证据，则两者的相对年代已无可怀疑了。但是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过去曾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基本上认为仰韶和龙山文 化各具有不同的来源，而很少注意到两者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在过去所发 表的著作中，一般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均认为当仰韶文化发达于豫、晋、陕的时候，龙山 文化起源于东方，由东向西发展，逐渐代替了仰韶文化。也有的认为由于两 者的来源不同，当接触后便产生了“混合文化”，如以仰韶村为代表的遗址。 上述两种说法还不能使我们满意。前者无法解释。当龙山文化进入仰韶文化 的分布地带，为什么仰韶会解释绝迹,后者虽然可以解释前一种说法中所存 在的矛盾，但仰韶村不属于所谓“混合文化”，主要是过去没有搞清层位关 系，还难以作为依据。 通过黄河三门峡水库区的调查和发掘又提供了放新线索，使我们有必要 来重新考虑仰韶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应该肯定在仰韶文化中确 实有些器物好像具有龙山文化的特点，但这并不一定是受了龙山文化的影响 以后才产生的。因为某些器物可能在较早的时期便已经萌芽了，经过发展到 晚期才成为定型，甚至于在制法上也是互不相同的。例如仰韶文化的黑陶以 及类似蛋壳陶的陶片都没有轮制的痕迹，圈足器在仰韶文化中已经产生了， 但不普遍。根据以上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明具有所谓龙山文化特点的某些陶 器，在仰韶文化中已经萌芽，到龙山文化才成为定型。如果承认龙山文化是 继承仰韶文化而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则所谓仰韶文化中有龙山文化的因素也 就不足为奇了。因而混合文化的提法也就值得再考虑了。 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发现，不仅说明它具有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 也说明了河南、山西和陕西的龙山文化可能是继承了仰韶文化而继续发展 的。至于山东等地区的龙山文化则可能另有来源，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安志敏:试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 年，第 10 期) (甲)第二期文化 这是最近在河南陕县庙底沟所首先搞清楚的。同样类型的遗存过去在山 西万荣荆村，解放后在河南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都曾经发现过，但都被 认为属于仰韶文化。1959—57 年在庙底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它是叠压在仰 韶层的上面，并且在文化性质上具有从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因此把它定 为龙山早期，而称它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以代表这个类型的遗存。最近 在山西平陆盘南村、陕西华县柳子镇和华阴横陈村等地的发掘中也遇到同样 类型的遗址，也都是叠压在仰韶层的上面，可见它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 它的陶器以手制为主，不见轮制的痕迹，也不见龙山文化的典型黑陶。 纹饰以篮纹为主，绳纹次之，方格纹极少见。器形颇多大型者，常见的有鼎、 斗、竈、盆、碗、豆、杯、罐、小口尖底瓶等。这里有斗无鬲，鼎也不少。 很多器形好像是承认了仰韶文化，尤以小口尖底瓶、菱形带纹的彩陶盆和涂 红陶衣的陶杯等为其显著的代表。从陶器上所表现的原始特徵比较突出，它 应该是龙山文化中较早的一种遗存。石器中磨制者增多，还有新兴的器形出 现(如半月形石刀和石镰等)。从石器上又表现了比仰韶文化有更多的进步。 同时这个类型的文化又常和“后冈第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处在相邻 不远的地方，如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是隔河相对的两个遗址，但两处龙山文 化的内容却互不相同。前者属于“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而后者却属于“后 冈第二期文化”。两者之不同，显然是由于年代早晚的关系。从“后冈第二 期文化”的许多特徵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是承认“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而 发展的。由于龙山早期遗存的确定，基本上解决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起源 问题。过去一直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来源不同的两种文化，由于“庙 底沟第二期文化”的发现，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和仰韶 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具有从仰韶文化向龙山 文化过渡性质的一种遗存。通过它的存在，可以说明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 续性，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和交替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乙)后冈第二期文化 这一类型的文化包括河南及河北南部的许多龙山文化遗址，在文化性质 上既不同于沿海地区的龙山文化也不同于上述的“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过 去会称其为“辛村期”。为了易于和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相区别起见，也一 度称期为“河南龙山文化”。严格讲起来，上述两个名称都不够十分妥当， 因此我们以第一次在河南安阳后冈的发现为代表，称其为“后冈第二期文 化”。 陶器的特徵是:轮制陶器占相当的比例，典型黑陶不如沿海地区那样丰 富;绳纹、蓝纹和方格纹占半数以上，而以绳纹为最多，方格纹较丰富也是 这里比较突出的特点。这里鬲多而?少，有斗无甗，鼎也不多。以众口深腹 小平底的罐类为主，也有许多双耳或单耳的浅腹杯。从 河南地区的情况来看， 由东向西也是有所变化的，愈西则绳纹、蓝纹和方格纹愈多，鬲也加多(相 反地鼎减少)，但典型的黑陶却相应地减少。豫西地区(特别是渑池以西) 则普遍大量出现带鋬的陶鬲，单耳、双耳的罐、杯等，和“客省庄第二期文 化”(陕西龙山文化)颇为接近，但又具有沿海地区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如 小口高颈罐等)，说明这个类型的文化和东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这里 有不同地区特点的陶器共存，说明它和沿海地区龙山文化以及陕西地区“客 省庄第二期文化”年代也大体是相等的，而“后冈第二期文化”也很清楚是 承认“庙底沟第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 (丙)客省庄第二期文化 为了区别其地理上的特点，曾一度称其为“陕西龙山文化”，今以经过 正式发掘的长安客省庄为代表，可称其为“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在文化性 质上有它的特点，既接近于河南的“后冈第二期文化化”，又接近于甘肃的 “齐家文化”。除关中地区以外，晋南、陇东也都有所分布。 陶器以手制为主，轮制陶器的比例极少。纹饰以绳纹为最多，蓝纹次之， 方格纹极少，素面和磨光的陶器也不多见。此外，还发现一片朱绘的陶片。 器形有鬲、斗、甑、罐、双耳(或三耳)罐、盘、豆等。以鬲为最多，?、 盉、比较少见，鼎只发现了一件。鬲、罐均与豫西“后冈第二期文化”近似; 双耳罐却极似“齐家文化”的产物，这种器形虽也见于豫西，但不如这里普 遍。从文化性质上看，虽有较多的特点，但仍应属于龙山文化的范畴。由于 关中一带也有“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存在，则“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的年 代可能稍晚，而和“后冈第二期文化”、“齐家文化”相等，不过它结束年 代的下限，可能要稍晚于“后冈第二期文化”，而与西周文化的前身有着某 些联系。(安志敏: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历史教学，1960 年，第 8 期) (五)龙山文化与“三代”文化的关系 在河南境内发现了许多地区证据，证明继龙山文化之后，商代文化代之 兴起，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过去多主张龙山文化是殷代文化的 先驱。我也曾经根据陶器上的 特点，指出它们和龙山文化陶器缺少直接的联 系。从目前的知识来看，我们不能否认殷代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 但以上的两种说法还都有一定的缺点。前者所举出的一些证据，如陶器的圈 足、器盖和俯身葬等，在仰韶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但在典型的龙山文化中 是鼎多而鬲少，在商代却是相反的。其他在陶器的制法、纹饰以及器形上也 都缺乏比较直接的联系。后者是根据了龙山和商代陶器之间的差异很大，但 也只限于当时的知识而言(如郑州二里冈及安阳小屯)，与龙山之间还有相 当的距离，自然是不相联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郑州还发现了所谓“洛 达庙层”，它压在二里冈下层的下面，则它所代表的年代当稍早，可惜发现 的器物不多。同样类型的遗址在洛阳附近相当丰富，如孙旗屯、涧缤、东干 沟都有发现。从器物的特徵上看，具有从龙山向商代过渡的性质，特别以方 格纹的陶罐和扁平足的陶鼎最为突出。据最近的了解，这种类型的遗存在河 南境内发现很多，如我们所调查试掘过的陕县七里堡和陕西华县南沙村都属 于这个类型，足症它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关于所谓“洛达庙层”，在二里 冈下层的下面，在文化性质上又比较相近，则其年代较早当无疑问。但是否 属于商代也还没有更明确的证据。目前只能暂收入商代早期文化中。至于传 说中的“夏”文化，迄今尚未发现，在考古学上一直是一个迷。我们认为应 该向龙山晚期文化及商代早期文化之间去探索。所谓的以“洛达庙层”为代 表的遗存，便是值得今后注意的一个对象。 从总的情况来看，商代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至于西周 的文化则可能是继承陕西龙山文化而发展的。大体上可以这样假设。古代史 上的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都与龙山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问题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来证实。(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 1959 年第 10 期) 十 商代考古 (一)商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作过很多商代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 作。从这些工作中，我们大致知道了商代遗址的分布是以河南、山东、河北 南部为中心的，而在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也有发现。这种分布情况是与文 献上记载的商代人们活动地区大致个合的。(考古学基础第 64 页) 根据以上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商代文化实物资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遗迹，主要是包括生人的住址和死人的葬址;一类是遗物，这包括了铜 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遗骨与刻字甲骨等。(考古学基础 第 66-67 页) (二)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和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 安阳在河南省的北部，有京汉铁路在此通过。在商代叫北蒙，又叫殷。 公元前十四世纪时，商王盘庚迁都至此，到商代最后一个王帝辛(纣)为止， 一直没有迁都，因此，商代的后半期也称为“殷”。商被灭亡以后，这里便 渐渐荒芜而成了废墟，因此，被称为“殷墟”。此后三千年中，一直未被人 重视。光绪时，安阳西北小屯村的农民掘地，即发现了甲骨，甲骨上往往临 有文字，到 1899 年才被金石学者注意，断定是商代的遗物。从此，小屯村开 始被人重视。1928 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到小屯村首次进行 正式发掘，以后差不多每年都在此发掘一次或二次，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发生 为止，总共发掘了十五次。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只顾打内战，安阳的 发掘工作因缺乏经费而被停止。解放后，考古研究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 1950、1953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两次在安阳进行发掘。以上十七次发 掘中，发掘地区不仅限于小屯村，并在洹水右岸曾发掘过后冈、四盘磨等地; 在洹水的左岸曾发掘过大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高井台子、同乐寨等处。 这十七次发掘的收获是异常丰富的:在遗迹方面，有房基、窑穴、墓葬、车 马坑等;在遗物方面有铜器、陶器、骨角器、石器、鸟、兽、鱼骨和人骨， 以及刻字的甲骨等。所有这些发掘，不仅开阔了商代考古研究的道路，而且 给商代文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能讲商代的历史，主要是依 靠了这批材料。?? 郑州在河南省的中部，是 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河南省的省会。 在西周是周武王弟管叔鲜所封的管地。自西周到现在，郑州一直是人口密集 的地方，但埋藏在郑州地面下的商代遗址，却从来没有被人发现。1950 年郑 州一个小学教师第一次注意到地面上的陶片，并判定为商代遗物，从来与考 古所联系，并经过初步调查，才发现郑州的商代的遗址分布的地区非常广泛。 1952 年由文化部等单位举办的考古训练班，在 郑州南关外二里冈作过一次试 掘，嗣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常年在此发掘。现已发掘和正在发掘的地 点有:城南的二里冈、交通厅工地;城北的省府工地、紫荆山、白家庄、城 西的人民公园、铭功路西侧、彭公祠等处。二里冈发现了龙山文化、商代文 化早晚两期三层相叠压的地层;交通厅工地发现了炼铜遗址;省府工地发现 了制骨器工场遗址和建筑基址;紫荆山发现了夯土墙;白家庄发现了商代墓 葬;人民公园现发现了商代墓葬和商代文化层相叠压的三层;铭功路西侧发 现了制陶器工场遗址。出土物非常丰富，除郑州无白陶和占卜刻辞外，其余 遗物都与安阳所出的大致相同。郑州的新发现都给商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不少 新资料。(考古学基础第一 64-66 页) (三)墓葬 商代的大型墓葬大部分都在安阳(西北冈、武官村、后冈)发现。这种 墓的规模宏伟，结构复杂，是小型墓所不能比的。大墓的面积大到 43—460 平方米，约为小型墓的一、二十倍;其深度较浅的有七、八米，最深的达十 二、三米。大墓都有墓道，或四个或二个，墓道的长度达 20—30 米。正面的 墓道常是斜波，其余的为台阶，斜坡便於运送棺椁和随葬品，台阶便於人上 下行走。墓室有亚形、方形和长方形三种，以亚形最大。墓室底部中心也有 腰坑，四隅也常常有四个或八个小方坑，坑中都置有狗架或人架。墓室内有 椁室，形状舆墓室形状相同，也是用木板或木条搭成，方形和长方形的有四 个角隅，亚形的有十二个角隅。棺的形状因早已垮塌，无法复原，但在二层 台上往往发现有各种颜色的“花土”，可以推知棺的表面当初是施有彩绘的。 大墓的随葬物比小墓丰富的多，但大墓大都已被盗掘，随葬物放置的详细情 况已无法知道了。发现的大墓中，随葬物有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种 类繁多，不胜枚举;有不少珍贵之物(如白陶)，都是小墓中不会发见的。 大墓中还有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大批的殉葬人，有的和墓主人同穴，有的 和墓主人异穴。和墓主人同穴的分列在腰坑、二层台、棺椁和墓道上，有杀 殉也有生殉。和墓主人异穴的是成排的分布在大墓的周围，叫“排葬坑”， 殉葬者都是被杀殉，身首分置，坑呈“员”字形。这样的大墓殉葬的人数可 以达到二百至三百，惨不忍赌～此外，在大墓的周围，还有许多小坑，如车 马坑，鸟兽坑和铜器坑等，都是附属於大墓的。在车马坑中发现有马的遗骨、 车器及车痕，可以复原商代的车制。 建造这样的大墓室，估计总需要土木工三、四千人，浪费这样多的人工 为一人建墓，这只有阶级社会中才能有的现象。大批珍贵的器物为一人随葬， 更有大批的无生存权利的奴隶为一人殉葬。很显然，这种墓的墓主人就是当 时的大贵族——大奴隶主，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这种墓葬中不仅可 反映出商代统治者穷奢极侈的生活，而且反映出当时阶级对立的情况，奴隶 主握有对奴隶的生杀予夺之权，终久奴隶便成为奴隶主的掘墓人。(考古学 基础第 70—71 页)??殷代社会确已有剥夺行为存在，阶级区别确甚悬殊。 举例来说，这次发掘墓葬显分四级，武官村大墓为一级，四盘磨中等墓为一 级，浅埋的俯身葬为一级，轩头的排葬坑又为一级。从墓制上看，大墓占地 面积约 340 平方公尺，容积约 1615 立方公尺，棺椁木料约需梁木百根。修造 这样的一座大墓至少需用土木工程 3,000—4,000 人工。中等墓葬占地面积 2.5 平方公尺，容积 12.5 立方公尺，墓中有棺无椁，这样墓葬的土木工程， 不过数十人工，浅葬的小坑，占地面积 5.1 平方公尺(3×1.7)容积 3.06 立方公尺(5.1×0.6)，墓中只铺草席，并无棺木。这样造墓工程，数工可 了。排葬坑一坑埋十人，占地面积 2.2 平方公尺，容积 4.84 立方公尺，墓中 连草席也没有了，造墓工程一个埋葬者分不到一个工。这是墓制上的显著不 同。从器物上看，大墓随葬物有金、石、铜、玉、花骨、雕木等珍品数百件， 中等墓不过十数件或数件，浅葬坑只一个瓦盆，一块祭肉，排葬坑连自己的 头还保不住，更谈不上随葬物。这是器物上的显著不同。从侍从说，大墓附 葬人兽 131 个，中等可能有一人殉葬者，或无之，浅葬坑无殉葬者，排葬坑 给他人作殉葬者，这是陪葬情形的显著不同。从尸身放置说，斩头排葬坑皆 俯身，无一例外，浅葬坑亦俯身，中等墓有仰身者，大墓因破坏不明，但按 周俗“得天”、“伏罪”的传说，大墓尸身可能是仰置，这是尸身放置的显 著不同。同是为了埋一个人的死尸，为甚么墓制大小，埋物丰啬，殉人多寡， 放置情形，有这样大的悬殊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前地位财力，显有差 别，主葬者的地位财力，显有差别，所以反映到埋葬制度上，必然要显出差 别来，这不是阶级社会是什么,再就大墓的随葬物说，那样多的好器物，决 不是墓主人两手自造的，而实际却聚集到他一个人的墓中。反之，可能是制 造人的墓中，反贫之不能占有。这不是一种剥夺行为是什么,这些不平现象， 是我们这次发掘新感觉到的第一点。(郭宝钧:一九五 0 年春殷墟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51 年，第五册) 在二里岗、南关外、白家庄、紫荆山北、人民公园及铭功路西侧等商代 遗址区，都有同时期的墓葬存在。其中以人民公园和白家庄两地墓葬分布比 较稠密。就形制论，可分作下述三种: (1)大型墓 主要分布在人民公园及白家庄一带，墓室皆为长方竖井形 土坑，长约 2.7—2.9，宽约 1—1.1，深约 1—2 米。墓底皆有腰坑，坑内一 般皆殉一小狗，有的则埋在棺帝二层台上。在人民公园 15 号墓及白家庄第 3 号墓中，在棺外的二层台上各有殉人骨一架。棺底铺有硃砂者在白家庄和铭 功路西侧都有发现。随葬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蚌饰、 海贝等物。这些墓葬，在白家庄、铭功路西侧者，属於二里岗期的上层，人 民公园的即属於人民公园期。 (2)小型墓 在发掘的遗址区域中都有发现，墓室也是长方形竖井土 坑，惟较前者为小，一般长 2，宽 0.60，深 1 米，也有长宽仅能勉强容下一 个尸体的。墓皆无二层台及腰坑，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个别的也有随葬玉 器或石器的，也有少数不随葬器物的。其墓式除二里岗和铭功路西侧共发现 俯身葬 4 座外，一般多是仰身葬。这类小型墓葬，多属於二里岗期。 (3)无定型墓 这类墓葬多发现在二里岗期的灰坑、灰层和窖穴中，数 量较上述两种为多，一般都无墓室形迹及随葬器物。其埋葬形式计有:单人 仰身直肢、单人俯身直肢、单人俯身屈肢。此外有成年人骨 5 架和小孩骨 2 架，四次重叠纵横埋在一起，其中并有失去头骨的;有成年人骨十数架、猪 骨数架，分层埋在一个灰坑中的;有 4 个完整的成年人骨、4 个人头骨和一 架猪骨分为三层埋在一个长方竖井形穴中的，其埋法为上层三架人骨，中层 有一架人骨一架猪骨，下层 4 个人头骨。(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 1957 年，第 1 期) (四)青铜器 在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铜器仅是青铜器，也就是商代的铜器。青铜是商代 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从物质文化的发展阶段来说，商代应该属於青铜时代。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商代的铜器: (甲)铜器的制作 (1)制造铜器的原料来源 我们已经知道，制造青铜器需要两种原料， 这即是铜和锡。据说河南淇县、武安一带在以前产过锡，但我国产锡最多的 地方是云南，其次是长江下游，也许商代用的锡是从远方运来的。铜在河南 是出产的，商代用的铜可能是就地取材的。 (2)炼铜和铸铜 制造青铜器有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人工选择铜磺。商代大概是用自然铜和氧化铜，在安阳商代遗 址中曾经发现孔雀石，这即是用来炼铜的铜磺(氧化铜的一种)。这种铜磺 经过人工的挑选，即放在炉中冶炼。 第二步，初炼。商代冶铜用的炼锅是一种陶器，工人们发掘时把它叫做 “将军盔”，以后成为炼锅的代名词。在郑州也用红陶大口缸和灰陶大口尊 作炼锅的，其内外都涂有很厚的泥土。冶炼时将铜磺和木炭放入炼锅内生火， 铜即被熔为液体而流出，弃去炼渣，即成粗铜。 第三步，提炼和加锡。将粗铜提炼为较纯之铜，然后加锡於铜中，使成 锡和铜的合金;至於铜和锡各所占的比例成份，则依各器所需要的硬度不同 而异。根据对出土商代铜器化验的结果是:礼器，锡占 10—20%;戈头，锡 占 20%;刀，锡占 15%;镞，锡占 17%。加锡多，硬度就大，所以锐利的工具、 武器等加锡多，而一般器皿加锡就少，但加锡过多反而容易折断。 第四步，铸器。商代铸铜用的是合范式的陶范: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合 范，有的中间还填以实模，有出气孔，铸时即将合金的熔液注入范中。从中 金文“铸”字的结构上也可看到铸铜的情况:“铸”字金文作?或?形，? 即象“将军盔”倒置形，即铸之会意。铜器的花纹和铭文都先反刻在范上， 所以这种花纹和铭文也是铸成的。 第五步，修饰。刚从范中取出的铜器往往不很光润而粗糙，所以还得进 行打磨或用其他方法修饰。 (3)制铜工场 在郑州曾经发现了商代炼铜和铸铜工地的遗址，有炼 锅、木炭、铜渣及铸铜的陶范等。从遗址规模来看，当为小型的工场无疑。 在安阳也曾发现过铸铜的原料、炼锅、木炭。同时像在安阳出土的“司母戊 鼎”，重 1370 多斤，铸造这样大的器物非有工场不能铸成，非有为数甚多且 具有一定熟练技术的工人不能铸成。因此，安阳更应该有制铜器的工场。自 然，这种工场是由当时的政府所掌握的，所铸铜器，也是供给贵族们享用。 (乙)铜器的器形 商代铜器种类繁多，依用途来分，有如下七种: (1)武器和工具(锋刃器) 尖器有针，为缝纫用;有锥，作为工具。 端刃器有雕刀形大，为雕刻花骨、字骨和白陶等之用;有钻，为钻甲骨之用; 有铲形器，如铲，为掘地之用;有斧钺形器，作为武器或者工具。边刃器有 各种类型的刀:如削形刀、脊背刀、不规则长条形刀、兽头刀及铜锯等，作 为武器和工具。双刃器有句兵(戈)、刺兵(矛)和矢镞等，作为武器。 (2)盛食器 烹饪器中有鼎，一种圆腹两耳三足，一种长方四足，其耳 都直立在口沿 上，足亦直立。鼎作为煮肉食之用。鬲系煮饭用，似鼎而空足， 或有耳或无耳。商代的铜鬲甚少。甗，蒸饭用，全体分两层，上层似甑，下 层似鬲，中间有带孔的箄。盛器中有簋(或段)，贺腹圈足，盛黍、稷、稻、 粟之用。此外，有匕，椭圆有柄，用以取肉。 (3)酒器 商代人饮酒成习，故多酒器。温酒或饮酒器有爵，前有流， 后有尾，两柱三足有鋬。角，似爵而前后都是尾，无两柱。斝，似爵而大， 无流无尾。觚，口底呈喇叭状，细腰。盉，前有流，后有鋬，有蓋，三足或 四足。觯，圆身小圈足，有的有蓋。盛酒器有卣，或圆或椭或方，有蓋及提 梁，或称为“提梁卣”。尊，侈口方肩，圈足。曐，似壶而广肩，有鼻。瓿， 圆腹而歛口，圈足。觥，蓋作兽形，有流及鋬。方彝，方体有蓋。鸟兽尊， 有似?者，有似鸟者，有似象者，有似虎者，有不可名状者。此外有勺、枓， 用以挹酒。 (4)水器 壶，巨腹长颈而歛口，圈足，或以盛水，或以盛酒。盘，侈 口圈足，有耳或无耳，用以盛水。盂，形似簋而腹深，用以盛水。 (5)乐器 镜，似铃而大，无舌有柄，以便手执而敲之。 (6)车马器 有辕饰、衡饰、轭、軎、辖、铃、当盧、镳、鉋等。 (7)其他 有人面具、弓形器及其他不知名器等。 (丙)铜器的花纹 商代的铜器花纹以兽面纹(饕餮纹)为主体，襯托以云雷纹。此外，又 有变龙纹、乳钉纹、象纹、羊头纹、牛头纹等等。其风格庄嚴神怪，颇令人 起恐怖之感。 (丁)铜器的铭文 商代铭文都系铸成，笔法肥粗，铭辞简短，多族徽或族名。商代的青铜 器，无论从其铸造的精工，器形的繁多和花纹的精巧，都已达到高度的水平， 而为全世界所有青铜器时代的文化中所少见的。(考古学基础第 73—77 页) 十一 甲 骨 (甲)甲骨和甲骨 学从夏代到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由於缺乏直接的文獻 材料，研究这一段的历史，必须更多地依靠考古学的成果。关於商代的史料 应以甲骨卜辞为主。对甲骨卜辞的内容及其规律的研究属於甲骨学，这是一 项新兴的史料性的辅助学科。 甲骨是古代占卜的遗物。在商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是占 据统治地位的意议形态，有疑难事情一定要求神问卜，烧钓龟甲或兽骨，看 甲骨上的裂痕，藉以“决定”吉凶。这种巫术在中国起源於原始社会晚期(龙 山文化)，在商代异常盛行，到周代及其以后也还有遗留。 甲骨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字的古代甲骨，主要是河南安阳地区出土的大 量的殷代(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半段)甲骨。此外，在郑州二里冈也曾采集 到三片殷代有字甲骨;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和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则出土了少量 的西周的有字甲骨。 安阳是殷代商王国的首都遗址。清光绪初，当地农民在耕作时偶然发现 了甲骨，充作乐材出卖。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有古物商人把甲骨运到 北京;第二年(1899 年)，北京的金石学者王懿榮第一个鉴定了甲骨是重要 的古代遗物。从那时到现在，恰好是六十周年。 1903 年，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著者刘鹗刊印了第一部甲骨结集铁云藏 龟，可以视为甲骨研究的起点。1904 年，孙诒让写了第一部论述甲骨卜辞的 著作契文举例。从 1928 年起，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陆续进行了十五次发掘， 有很大的收获。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继续在安阳作更有系 统更科学的发掘工作。截至目前，科学发掘或解放前私人盗掘所得有字甲骨， 数量已达到十万片(包括整版和碎片)左右。 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其时代为商王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 武乙、文丁、帝乙和帝辛前期。它们绝大多数是商王问疑的卜辞，即“王卜 辞”;也有少数是商贵族问疑的卜辞，即“非王卜辞”。(李学勤:关於甲 骨的基础知议，见历史教学 1959 年 7 月号) (乙)卜辞和占卜程序 甲骨上面所刻的卜辞是关於占卜的记载，因而要理解卜辞的内容，必须 对占卜的程序有所认识。下面所述是以最典型的武丁王卜辞为例，其它时代 的或非王的占卜一般说要简单些，可以类推。 殷代古卜用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有时也用羊、猪、鹿等的肩 胛骨。胛骨一左一右为一对;龟甲对半部开，也算一对。一对胛骨或龟甲称 为一“屯”(纯)。商王所应用的甲骨常是国内各地或各属邦贡纳的，例如 武丁时有一次就由光贡纳了五百十八只龟。每批甲骨是那里贡纳的，由谁送 来，数量多少，都要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下来。 甲骨在供占卜前要经过加工修治。第一步把血肉除净，这叫作“剔”。 第二步是锯削磨平。对於腹甲是削平甲冉;对於胛骨是削平背面突起的胛冈， 这叫作“工”。最后是制造若干备灼的“凿”。在甲的内面或骨的反面(原 有胛冈的一面)，先用刃具挖出长约一厘米的枣核形的洼穴，再在其一侧用 青铜钻钻出或用刃具挖出一个和枣核形穴通连的圆形洼穴。“凿”的排列是 整齐有序的。在少数例子中，也有在胛骨下端宽薄部分(骨扇)的正面作“凿” 的。这一步骤叫作“示”。负责加工的人名也要记录。 加工完竣的甲骨成品，就交付管理占卜的卜人保管。保管者的名字同样 也应记录。 上述三项记录，都刻在甲骨的没有钻凿的部分，如腹甲两冉内面，背甲 外缘内面或顶端，胛骨臼端或骨扇。这些记载合称为“署辞”。 当然，在需要匆迫时，也有随凿随卜，甚至不经锯削的例子。 施行占卜的卜者，有时是王或贵族，有时是专职的卜人。由卜者用火炷 烧灸甲骨上凿的圆穴，於是在甲骨的正面就呈现“卜”字形的裂痕，称为“兆”。 卜问一个问题，一定要先从正面问，再从反面问，例如先问下雨，再问不下 雨，每问要灼若干个兆。占卜的日期和卜者的名子(“前辞”)、卜问的问 题(“贞辞”)都要记录在甲骨上。兆的次序和性质也要记在兆的旁边，这 叫作“兆辞”。 每次卜问，最后究竟是吉是凶的判断权属於商王，这也就体现了商王在 政治上的决定权。王所作制断记在“贞辞”之后，称为“寸(果)辞”。卜 问后，王应把占卜的结果告知商人的部落议事会(多君)。 最后，关於所卜事项的实际结果，是否证实占卜的预测，记在“果辞” 后面，称为“验辞”。 经过占卜证验之后，刻有卜辞的甲骨便成为一种档案。对於特别重要的 卜辞，还有时在字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里填上朱墨。这些甲骨一般是庋藏起来，例如在安阳小 屯村 YH127 坑出土的某一贵族所卜腹甲上，我们曾发现记有“三册，册凡三” 一辞，即共有九版集合在一起。 上述卜辞都是用锋利的青铜或玉质的刃具刻在甲骨上的，但偶然也有用 毛笔蘸朱或墨写成的。完整的卜辞包括上面提到的署辞、前辞、贞辞、果辞、 验辞六部分，试举武丁前期卜辞两例如下: ?。(署辞，卜人署名)癸丑卜，争贞，前辞，癸丑日由卜人争占卜)， 自今至於丁已，我?,(贞辞，正问)一、二、三、四、五。(兆辞)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於丁已，我弗其?,(贞辞，反问)一、二、三、 四、五。(兆辞) 王果曰:“丁已我毋其，于来甲子。”(果辞) 旬又一日癸亥，?弗?，之夕貿;甲子允。(验辞)(殷虚文字丙编 1) 易入卄，妇楚来。(署辞) 庚子卜争贞(前辞)，西使旨亡祸，叶,(贞辞，正问)一。(兆辞) 庚子卜争贞(前辞)，西使旨其有祸,(贞辞，反问)一，二告。(兆 辞) 王果曰:“其惟丁弘。”(果辞)(同上，5)(李学勤:关於甲骨的 基础知识，见历史教学 1959 年 7 月号) (丙)卜辞的书写格式和内容 在阅读甲骨卜辞时，关於卜辞书写格式的知识是必须知道的。 商代的文字，和后世的习惯一样，是上下排成直行，然后然左转行，但 在甲骨上就有不同。总的说来，靠近甲骨外缘的卜辞都向内转行，在左侧外 边的卜辞向右转行，在右侧外边的卜辞向左转行;在腹甲上，靠近“千里路” (中央盾纹)的卜辞则向外侧转行。 在一版甲骨上，每条卜辞原则上应刻在它所关聊的兆的附近，有时还画 一条线，把它与别的兆和卜辞隔开。如果刻不下，可以转到反面，或把前辞 刻在反面。 有时卜问一件事同时用几版甲骨分卜，这时各版的兆的次序是聊续的。 如前所述，卜辞要从正反两面卜问，所以卜辞一定是成对的。在腹甲上， 一对卜辞分刻在“千里路”两侧的对称部位。在胛骨上，卜辞多刻在骨边上， 由下向上排列，隔一辞或两辞对卜，如第一辞和第三辞;第二辞和第四辞正 反成对。 胛骨边上面积狭小，所以在武丁时常只刻几个字，而详细的卜辞则抄在 骨扇和骨边互相对照。 由于商王和贵族们几乎每事必卜，所以卜的内容是非常困难的，很难而 且也没有必要详细归纳分类。最常见的是关于祭祀、战争、狩猎、睛雨和“卜 旬”(十天之内的吉凶)、“卜夕”(当夜的吉凶)的卜辞。(李学勤:关 于甲骨的基础知识，见历史教学 1959 年 7 月号) (丁)卜辞的史料价值 卜辞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全面地反映了商王国的政事和王室贵族的 生活。根据卜辞，我们就能够研究商代的历史。 首先是商代的社会史。从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代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早期奴 隶制。殷代的商人还保存着氏族组织，而且商王还没有充分掌握处理氏族成 员的生命的权力。商王国时常发动对邻近小部族的掠夺战争，强迫他们负责 纳的义务。商人也奴役战俘(有人认为商人把战俘全部杀戮，是错误的)。 农业是商人的主要生产，商王常命令成知的氏族成员(“众人”)进行集体 耕作，通过这种集体耕作和建筑等方面的差役，对氏族成员加以奴役和剥削。 卜辞中的社会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整理的研究。 卜辞也是珍贵的科学史史料。卜辞中有中国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这 也是世界史上最古的日月食记录之一，例如: 癸未卜争斗，翼甲申易日,之夕月有食，甲隺，不雨。(殷墟文字丙编 59) 这是武丁时代月食的一条记裁。卜辞中还有相当详细的气象记录，例如: 癸巳卜王，旬,二月。四日丙申，晨雨自东，小采既;丁酉，雨至东。(日 本京都大学藏背甲)这是说:丙申这天黄昏，由东方来云下雨，到了天黑时 停止。从一些记有月份的气象记裁，可以考察当时安阳地区的气候情况。此 外，根据许多可以组合的卜辞，还可以研究殷代的历法。 研究殷代的历史地理，也必须依靠卜辞。聊系卜辞中所记地名，系统地 加以考订，就可以指出殷代许多重要城市、山川、狩猎地点和方圆的地理位 置，并且了解当时各次战役的行程。例如帝乙两次征伐的人方，以前都误认 在商的东方，仔细考察，知道它实际在陕西省渭水流域。又如成汤所居之亳， 汉代以来有种种推测，从卜辞才知道它位于河南北部，黄河以北，沁水以西， 太行山以南。商君书赏刑篇说汤封于修武以北的赞茅，乃是唯一确实的记载。 卜辞还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资料。卜辞所用文字是今天我们所用汉字 的最古的直系文字，有些字还没有脱离给书的形式，如“马”字像一匹马， “鸟”字像一只长尾的鸟;但也已经出现了许多形声字和指事字，如“洹” 字是从“水”“亘”声，“厷”(肱)字是在“又”(手)字上加一笔标指 出肱的部位。卜辞的文法和周以后的文言文法基本相同。 甲骨卜辞又可以和文献与殷代的器物名文互相印登。例如司马迁的史记 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代诸王的世系和名号，根据卜辞，知道司马迁的记载除 一两点外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甲骨卜辞的内容的具有很大片面性的。它们都是王 或贵族的卜辞，因而不能充分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情况。因此，在研究 商代历史时，除了运用甲骨止辞和各种器物铭文外，还应该更多地注意商代 遗址墓葬发掘所提供的考古资料。 甲骨卜词是一种珍贵的史料，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充 分占有这项史料，但决不可以甲骨学代替科学的古代史研究。六十年来出土 的甲骨卜辞，绝大多数已经著录发表了。但甲骨学这一学科，解放前长期被 封建学者(如罗振玉)、资产阶级学者(如董作宝)和帝国主义分子(如明 义士)垄断把持。他们鼓吹无用的烦琐考据，斤斤计较于点滴孤立的一定一 义，实际阻碍了甲骨研究的发展。关于甲骨真正的科学的研究是由郭沫若先 生开始的。郭沫若先生等历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占有了这项 珍贵史料，用来研究商代社会的历史，才使我们对商代的历史有了一定的认 识。郭沫若先生在 1933 年编印的一部卜辞通篡，截至现在仍是初学者最便利 的途径。其他如胡厚宣先生所编著的五十年甲骨论著目及殷墟发掘也可供查 阅。(李学勤:关于甲骨的基础知识，历史教学，1959 年 7 月号) (戊)甲骨文 商代的文字有刻在石头上的石文，刻在玉上的玉文，刻在陶器上的陶文， 铸在铜器上的铭文——金文，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等，而以甲骨文为主。这 种文字绝大多数是当时占卜记录，因而又叫“甲骨卜辞”。 自从发现甲骨文，迄今已五十多年了。这五十多年来，出土甲骨共连十 万片左右，缀之成书，真是一部商代信史，这研究商代历史可靠的资料。这 五十多年来，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根据 1934 年的统计，已认识的甲骨文字有 10006 个;不认识的有 2867 个。近年来无精确的统计，根据计总有 5000 字上下，但认识的也只不过一千 多字而已，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也就是照着实 物画成图画，其中以图动物、植物的为最多，如:?(马)、?(牛)、? (羊)、?(犬)、?(豕)、?(囿)、?(木)、?(禾)等;画天文、 地理、人体的次之，如?(日)、?(月)、?(水)、?(火)、?(土)、 ?(田)、?(大)等; 画工具、用具、建筑的又次之，如?(戈)、?(鼎)、?(墉)等; 也有画神物的，如?(示)、?(祖)等。 这种象形字写法并不一定，同样一个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在画图画的 基础上，甲骨文中也有不少的拼凑几个象形字造成新字的。这种新字大体上 有两种:一种新字是包含原来两个象形字的意思如?(即)，左边象“殷”， 右边象“人”人造近殷吃饭，所以“即”有“就”的意思。又如?(既)。 右边人的头已调过去，表示已吃完饭，所以“既”有“已经”的意思。这种 新字，古文字学家们称它为会意字。另有一种新字是取一个象形字的意思， 取另一个字的声音，如?，上面是声音，下面是器皿，合而成“盂”。这种 新字，古文字学家们称它为形声字，就是用声音符号来注音。今天我们用的 字，绝大部分是形声字，形声字是一种进步的字。甲骨文中出现了不少形声 字，说明甲骨文已经是一种进步的文字。 但是商代的文字是掌握在当时统治阶级——奴隶主手中，特别是掌握在 国王手中;而直接运用和画写文字的则为掌占卜的卜官。甲骨文并不是卜官 们凭空创造的，而商代的卜官只不过把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中所创造的 比甲骨文更原始的文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加工、改造或新创之后据为己 有而已。(考古学基础页 83-84) 十二 青铜器 (一)殷周是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的有组织的研究始于北宋末年，至今天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由 北宋以来所有业经著录的铜器已有七八千件，就有名文记载的加以研究，百 分之八十以上是周器，但亦有少数可以断定为殷器的。例如有名的“戊辰彝”， 铭文里面记着“在十月，佳王廿祀盁日，过于妣戊，武乙奭”，是说祭武乙 之配妣戊。古人称祖母为妣，武乙之配必帝乙、帝辛两代始能称妣。故“戊 辰彝”如非帝乙二十年之器，即帝辛二十年之器。像这样由铭文确实可以定 为殷器的，大抵有一打左右。故殷代毫无疑问已入青铜器时代。这个断案， 由殷墟的发掘更得到了地底下的实登。。殷墟中发现有若干青铜器和不少的 铜模、冶铜工具及铜镀的残存，在今天，谁也不会怀疑，殷、周两代是共同 包含在青铜器时代里面的。(郭沫若:青铜时代第 300 页) (二)青铜器的分期 殷代铜器传世不多，且容易识别，在铜器本身及作为史料的研究上没有 多么大的难题。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铜器，虽然容易认为周代之物， 但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 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 分割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 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 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 大体上说来，殷、周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无论花纹形制文体字 体，差不多都保持着同一的步骤。 第一，鼎盛期:从年代上说来，这一期当于殷代及周室文、武、成、康、 昭、穆诸世。在这一期中的器物最为高古，向来为骨董家所重视。器制多凝 重结实，绝无轻率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花纹多全身施节，不则纯素。 花纹种类大率为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奇怪画案，未脱原始的风 味，颇有近于未开化民族的图腾画。文体字体也均端严而不苟且。 第二，颓败期:这一期大率起恭、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的几 何图案，异常潦草。前期之饕餮雷纹等绝迹，而夔龙夔凤每变形为横写之 S 字形。铭文的文体及字体也均异常草率，如欲求篆可于此期中得之。文字每 多夺落重复。古者同时造作各种器皿，每每同铭，比较以观，故能知其夺落 重复。但这一期的铭文，平均字数较前一期为多，而花纹逐渐脱掉了原始风 味，于此亦表示着时代的进展。 第三，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呈出精巧的气象，第 一期的原始风味全失，第二期的颓废倾向也被纠正了。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 化，质薄，形巧。花纹多全身施饰，主要为精细之几何图案，每以现实性的 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玲巧。铭文文体多韻文，在前二期均施于隐蔽处 者(如在鼎盛之腹，或爵斗之鋬阴)，今则每施于器表之显著地位，因而铭 文及其字体逐成器物之装饰成分而富有艺术意味。铭文的排列必求其对称， 字数多少与其安排，具见匠心。字体的演变尤为显著，在这一期中有美术字 体出现，字之笔画要极意求其美化，或故作波磔，或多加点饰。甚至有“鸟 篆”出现，使字画多变为鸟形，其有无法演变者，则格外加上鸟形为装饰。 这种风气以南方的器皿为尤甚。 第四，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器时代将告遞禪，一切器物复 归于简陋，但与第二期不同处是在更加轻便朴素。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 入，与前三期之出于铸入者不同。文体字体均简陋不堪，大率只记载斤两容 量，或工人自勒其名而已。这样的分期的说明，自然是只能得到一个梗概。 假使要详细的追随，从这儿是可以发展出无数的研究出来的。例如以文字言， 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欲废弃了，一字的字形演变在这四期 中经过如何的过程。一字的社会背景和涵义的演变，如向这一方面去追求， 不用说便可以丰富文字学或“小学”的内容。又例如就花纹去研究，某一种 花纹在何时始 出现，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废弃了，一种花纹的形式演变经过了 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 富美术史的内容。又例如器制，也是同样。有的器皿如爵斗等饮器仅在第一 期中有之，以后便绝迹。有的器皿在第三期时始出现，如书鬲之类，到第四 期又见隐匿了。这里可见当时社会的风尚，殷人好饮酒，故酒器多。簠鬲之 类，殷墟中已有陶制器发现。簠以盛稻梁，鬲以供烹煮，以陶竹制之即可使 用。制之以铜，仅示奢移，故仅如昙花一现而已。再如鼎类，则可以自始至 终清理出它的全部发展史。我且把这一项为例，略加叙述。 鼎是由陶鬲演变出来的。普通的鼎系圆形三足，方形而四足者在第一期 中偶见之，乃是变例，可以除外。鬲之三足乃空足，其起源大率由三个尖脚 陶瓶(如酉字在甲骨文中即为尖脚瓶之形，与希腊之 Amphora 相类)在窑中 拼合而成。鼎为鬲之变，虽已变为三实足，而初期之鼎，其鼎身仍略如三股 所合成，一足分配一股，有类于穿马裤的骑士之腿。初期之鼎除此特征而外， 体深，口小而下部略鼓出，质重，脚高，而呈直圆柱形，上略粗。这样的形 式到了第二期便完全变了，三股之势全伯，体浅而坦(不及半球)，质菲薄， 脚矮而曲，呈马蹄形，匾而不平，外凸内凹。再到第三期，则体复深而宏(超 过半球)，平盖，颇多新鲜之花样(如有流有柄之类)，脚高无定形。到了 四期以后，则如常见之汉鼎，复矮塌而不成名器，供盖素身，有纹饰时仅几 道圈缐而已。 问题还当更进一步，在青铜器时代中，何以在器物上会显出这样的波动, 这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求之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侯。那时候有所谓百工，也 就是把手工制造割为若干部门，驱使无数的工人奴隶以从事生产，而有工官 管理之。这些工官和工奴不用说都是官家畜养的，就到了春秋齐桓、晋文时 代，这制度都还没有十分变革。国语告诉我们，齐桓公时，管仲的政策之一 是“处工就官府”，晋文公时，晋国还是“工贾食官”。就在鲁成公二年的 时候，我们在左傅上还可以看到，鲁国的木工、织工、绣工、缝工都还是没 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当年楚国侵鲁，鲁国“赂之以执斫、执鍼、织任皆百人” 以求和，这分明表示着人工直同牛、马、鸡、豚但这样的情形，自春秋中叶 以后便逐渐地改革了，工贾逐渐成为了行帮的组织，脱离了官府的卷养而独 立。这便成为后来一直到今天为止的生产方式。 明白了这部社会生产进展的过程，便可以了解，青铜器上无论形式、花 纹、文体、字体所显示出的波动。 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鼎盛的时期，故青铜器的制造，来得特别庄严典重。 但奴隶制自恭、懿以后便渐渐发生了毛病，一些管理工奴的工官偷工减料以 敷衍上方，而把工奴的剩余劳动榨取了来，作低级物品的生产，以换取当时 新起的地主阶层(本来的农官)的米穀，于是二者之间便大做其生意。所谓 “如贾三倍，君子是识”，所说的便是这回事。献给上层的器皿，既是奉行 故事、偷工减料的东西，故在这种器皿上所表示着的便是堕落痕迹。这便是 第二期的颓废之所以然的实际。 工官榨取工奴的剩余芝动以事生产，农官榨取耕奴的剩余劳动以事垦 辟，在社会史上是平行发展的现象。工官农官逐渐富庶了，成为工头与地主， 无须乎再做低官，也就尽足以成为“素封之家”了。逐渐更加富庶上去，竟 闹到“贵敌王 侯，富埒天子”的地步。春秋中叶以后，高级的生产不再操纵 在官府的手里，而是操纵在富商大贾的手里了。王侯的用品一样是商品，商 品便有竞争，不能再是偷工减料的制作所能争取买主的，故在青铜器上来了 一个第三的中兴期，一切都精巧玲珑，标新立異。这正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 代的情形。那时候的商业是很繁盛的，中国的直正货币的出现，以至其花样 之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货币多即表示商务盛，花样多即表示货币之兴未 久。当时的货币形式有出人想像之外的。周、秦寰汉，圆廓方孔，为后人所 沿用，这自然不足稀奇。但除此之外有三晋的耕具形，所谓方足布、尖足布 之类。有燕、齐的刀形，即所谓刀币。有楚国的豆腐乾形，一小方铭为“一 两”，四两见方，即十六小方为一斤。钱也是青铜器的一种，钱的大量和多 样的出现，也可以说是青铜器第三期的特徵。 但自战国末年以后，青铜器时代整个递禅了，所有各项技巧已经转移到 别的工艺品上去了。自然，这儿也有些例外。例如以铜为鉴，是战国末年才 行开的。原初的鉴就是“监”，只是水盆，像一个人俯临水盆睁着眼睛(臣 字即眼之象形文，即古睁字)看水。在 春秋末年有青铜的水监出现，传世“吴 王夫差之御监”便是盛水鉴容的镜子。后来不用水而直接用铜，在我看来， 就是水临的平面化。大凡铜镜，在背面不必要的地方欲施以全面的花纹，这 是因为盛水之监的花纹本是表露在外面的，平面化了便转而为背面。积羽难 除，故于背面亦全施花纹。假使限于铜鉴来说，那是只有第四期才有，而且 花纹是十分精巧的。不过这是例外，青铜已经不再是一切器用的主角了。(郭 沫若:青铜时代，页 303-308) (三)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 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 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尚书自当以今文 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问人所委托，其属于周初者，如金滕洪范诸篇皆不足 信，周文而可信者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复已屡经传写，屡经厘定， 简篇每有夺乱，文辞复多窜改，作为史料，不无疑难。而彝铭除少数伪器触 目可辩者外，则虽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也。是其可贵，似未可同列而论。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青铜时代附录，页 309) 十三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总结了我国解放 以来在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就，可供参考。 本书第一册引用书目 1.尚书，十三经注疏本。 2.诗经，同上。 3.周易，同上。 4.周礼，同上。 5.礼记，同上。 6.左传，同上。 7.公羊传，同上。 8.穀梁传，同上。 9.论语，同上。 10.孟子，同上。 11.竹书纪年，王国维辑校本。 12.逸周书，抱经堂丛书本。 13.墨子，孙诒让间诂本。 14.庄子，阮毓崧集注本。 15.列子，诸子集成本。 16.荀子，梁启维柬释本。 17.商君书，朱师辙解诂本。 18.楚辞，四部丛刊本。 19.吕氏春秋，许维适集释本。 20.韩非子，陈奇猷集释本。 21.淮南子，诸子集成本。 22.管子，浙江书局本，又郭沫若等集校本。 23.国语，士礼居影宋本。 24.尚书大传，陈寿祺辑校本。 25.史记，百衲本。 26.前汉书，同上。 27.后汉书，同上。 28.晋书，同上。 29.白虎通，四部丛刊本。 30.山海经，同上。 31.越绝书，同上。 32.铁云藏龟(简称“铁”)，刘氏印本。 33.殷虚书契前编(简称“前”)，罗氏印本。 34.殷虚书契后编(简称“后”)，艺术丛编本。 35.殷虚书契续编(简称“续”)，罗氏印本。 36.殷虚书契菁华(简称“菁”)，艺术丛编本。 37.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简称“戬”)，同上。 38.殷契粹编(简称“粹”)，文求堂影印本。 39.卡辞通纂(简称“通纂”)，同上。 40.簠室殷契徵文(简称“簠”)，王氏石印本。 41.殷虚文字甲编(简称“甲”)，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42.殷虚文字乙编(简称“乙”)，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43.殷契佚存(简称“佚”)，金陵大学影印本。 44.殷契卜辞(简称“卜”)，燕京大学影印本。 45.殷墟卜辞(简称“殷辞”)，明氏石印本。 46.邺中片羽(简称“邺”)，黄氏影印本。 47.龟甲兽骨文字(简称“林”)，林氏石印本。 48.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简称“南北”)，胡氏石印本。 49.战后宁邑新获甲骨集(简称“宁邑”)，胡氏石印本。 50.甲骨续存(简称“续存”)，同上。 51.库方二氏所藏甲卜辞(简称“库”)，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52.甲骨卜辞七集(简称“七集”)，方氏石印本。 53.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简称“金”)，同上。 54.殷契遣珠(简称“珠”)，金氏影印本。 55.殷契拾掇(简称“拾掇”)，李氏影印本。 56.甲骨缀合编(简称“缀合”)，科学出版社影印本。 57.古代铭刻汇考，会文堂本。 58.十二家吉金图，商氏影印本。 59.三代吉金文存，罗氏影印本。 60.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本。 61.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 62.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本。1955。 63.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聊书店本。1953。 6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58。 6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本，1961。 66.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本，1954。 67.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 68.高亨:诗经选注，五十年代出版社本，1956。 69.余冠英:诗经选译，作家出版社本，1957。 70.陈遵嬀:中国天文学简史，科学出版社本。 71.考古学报，科学出版社。 72.考古通讯，科学出版社。 73.历史教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74.考古，科学出版社。 75.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