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褒“荷恩眄,忘羁旅”的原因

浅析王褒“荷恩眄,忘羁旅”的原因 浅析王褒“荷恩眄,忘羁旅”的原因 摘要:王褒、庾信因出众的文才和相似的人生经历并称于世。但是，后人却对他们作出了“忘其羁旅”和“常有乡关之思”[1]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后世论者常因王褒的人品问题而影响了对其作品价值的评判。本文试图对王褒“荷恩眄，忘羁旅”重新审视。 关键词:王褒;忘羁旅;原因 王褒、庾信同为南朝的文坛宠儿，历经亡国之痛，由南入北，在北朝体验了失路之悲，多在作品中抒发故国之思，表达“嗣宗穷途，杨朱歧路”的悲哀和无奈。然而，在南朝与庾信并重文坛的王褒，在北地的文学成就远不如庾信，这也奠定了两人在文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可是，王褒的诗中也常有身处异乡的无奈、迫切回南的愿望和偶尔抒发的不得志。虽然是“少年便习战，十四已从戎”，但是身处北地，才深深地感受到“辽水深难渡，榆关断未通”的失路之悲;虽然曾是“台郎百金价，台司千万求”，但此时也有“廷尉十年不得调，将军百战未封侯”的遗憾。王褒出生南朝名门望族，淹留北地，有美玉蒙尘，明珠暗投的无奈，有“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的痛苦，并最终生发出了“岂若云中雁(秋时塞外归”的慨叹。 王褒在诗中发出了如此多的羁旅惆怅，为何史书对他的评价是“荷恩眄，忘羁旅”呢, 首先，史家的评论和后代的论者多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用儒家的忠君思想和道德节操来定位人品。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代。在那个“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2]的时代，每个人的生命长度和密度都大大缩减了，士人们的精神麻木了。篡夺者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朝换代，然后以恐怖高压的政策手段来达到思想的统一。那些忠于旧朝的士人注定要惨死在新朝的利剑毒药下。魏晋南北朝大多数文人都是身仕二朝，甚至多朝，在乱世中谈忠君报国似乎太奢侈了。然而，尽管文人们可以“身仕新朝”，但是“心”，是不是也可以“仕新朝”就不得而知了。应该说，王褒的诗歌中是很少流露出对旧朝王室的哀思，但是在这样一个连生命都无法保障的时代下，似乎也就能理解士人们的心境了。 其次，魏晋南北朝还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忠君”的思想被淡化了，“爱国”的概念被消解了。另一方面，自曹丕提出九品中正制以后，士族大家迅速发展，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家族的概念被强化了。乱世中朝代可以频繁更换，但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却代代相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家大于国”的时代。而王褒出身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士族大家――琅琊王氏，对他来说，守望家声、光大门楣才是他的重责大任。 琅琊王氏作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最具影响力的士族，之所以能在中国世族史上源远流长，能在世族林立的魏晋南北朝始终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在乱世中也能保持不可撼动的地位，就在于其审时度势、“与时推迁”的家族精神。作为起源于汉朝的老牌世族，琅琊王氏从一开始就特别注重儒家伦理，重视士人“修身”“齐家”的道德修养。然而，单靠儒家精神的单行线是难以维持一个大家族在历史浮沉中的生存，特别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所以，要生存，就要懂得灵活变通，遵守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法则。琅琊王氏懂“忠”，更懂得“忠”的艺术。他们讲究顺势而忠，这样就很难做到忠于一朝，也很难对某一个王室有固定的感情。所以，王褒的诗歌中很少表达对旧朝王室的想念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南朝迭代频繁，处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中，一方面琅琊王氏必须做出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又有利于家族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难以在政治和道德方面取得均衡。另一方面，虽然魏晋六朝世家大族总体上是繁盛的，但是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往往会采取拉拢和打压两种手段，也会制衡世族大家之间的消长关系，因此，世族和王室之间一直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这就奠定了王室和世族之间不冷不热的情感基调，也是王褒的作品中很少表现亡国之痛的一个原因。 此外，魏晋玄学思想对士人的渗透和影响，也淡化了儒家思想在文人思想中的价值。 琅琊王氏又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所以玄学对王氏家族影响深远。特别是王导南渡后，曾为了消除南北文化差异而引玄入儒。王褒深受时代和家族的影响，他曾著《幼训》告诫其子: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然、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3]。 可见玄释思想对王褒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削弱王褒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成分。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就很难在作品中表现强烈的故国哀思。 以上主要是从时代背景和家族渊源评析王褒“荷恩眄，忘羁旅”的原因。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后人对王褒和庾信的比较研究。王褒、庾信有许多相似之处，后世学者习惯把两人对比研究。从现存诗歌数量上看，王褒作品大量散佚。《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王褒和庾信的作品都是二十一卷，但是王褒的诗歌久佚，现只流传48首。庾信的诗歌虽然也有散失，但是后人从不同的古籍中找到了不少他的作品，现有320多首诗歌流传于世。从诗歌前后期的构成比例上看，王褒现存的诗歌中有一半左右是前期的作品。而庾信的诗歌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前期的作品。宇文,当时就说过，其入北之前之作“百不一存”。即使今集中有后人搜集的遗佚，为数也很少，所以庾信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入北之后所作。特别是《哀江南赋》和《拟咏怀》强烈地表达了旧朝哀思和乡关之思。从各种创作体裁的比例来看，王褒创作了大量的祭文、碑文，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原本就不多的诗歌中的羁旅之思。而庾信一篇《哀江南赋》并序，洋洋洒洒四千字，再加上组诗《拟咏怀》，还有其他抒发内心情感的作品，构成了庾信淹留北朝时完整的内心世界写照。因此，当把王褒和庾信放在一起审视的时候，王褒就明显逊色了。 其二，是王褒自身的性格弱点。据《周书》记载，梁元帝曾以是否“即都荆郢”，“召群臣议之”，当时的大臣胡僧佑、宗懔、黄罗汉、刘钰以为“建业虽是旧都，王气已尽。且与北寇邻接”，而“荆南之地，有天子气”，“元帝深以为然”。王褒虽然属意“建业”，但是当元帝问王褒时，“褒性谨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当时唯唯而已”。“唯唯而已”是对王褒性格很好的概括。之后，王褒也曾“清闲密谏，言辞甚切”。然而元帝还是没有采纳，“褒以宣室之言，岂宜显之于众，知其计之不用也，于是止不复言”。因此，可以看出，王褒不会据理力争，而是点到为止。这固然与之前分析的时代背景、家族传统有关，当然与王褒的性格也有密切联系。 此外，江陵之战，《周书》记载:“王师攻其外栅，城陷，褒从元帝入子城，犹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与众俱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褒在为臣上几乎都是看君王的脸色行事，他不会拂逆圣意，也不会据理力争，所以被后人评定为“无骨文人”。而当王褒和一批南朝文人一起作为俘虏进入北朝的时候，他似乎也欣然接受了北朝皇帝的恩泽，“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所以《周书》最后得出王褒等人“荷恩眄，忘其羁旅焉”。《北史》中还提到“褒有器局，雅识政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少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可见，王褒在北朝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一路升迁，而他自己也似乎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王褒在异朝有这样的殊荣，后人就容易忽视他的羁旅情怀。应该说，王褒过于谦虚谨慎的性格，和他的文弱导致了他的卑怯，而他的才华则使他受到了北朝统治者的青睐和敬重。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综上，可以看出后人对王褒忘羁旅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样的评论有其合理性。然而，结合时代环境、家族背景、性格特点等因素，似乎对王褒“荷恩眄，忘羁旅”就能有更深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令狐德,.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本文所引《周 书》内容均出于此版本. [2]鲁迅. 鲁迅讲国学[M]. 长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01. [3]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