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考试刘鸿儒——五道口创始人

认证考试刘鸿儒——五道口创始人 五道口优秀的前辈 1984蔡重直 以学生身份，在1984年合肥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凯程教育是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经管考研黄埔军校,在2014年,凯程学员考入五道口金融学院28人,清华经管11人,五道口状元武xy出自凯程, 在2013年,凯程学员考入五道口金融学院29人,清华经管5人,状元李少华出在凯程, 在凯程网站有很多凯程学员成功经验视频,大家随时可以去查看. 2016年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经管考研保录班开始报名! 金融市场“蓝皮书” “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没有保留一本‘蓝皮书’是一个遗憾。”蔡重直说的是那本由他起草的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蓝色封皮，油墨印刷，印数不超过300册。在1984年于合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蔡重直和他的两个同学齐永贵(后改名“孟天”，曾创办海南汇通信托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波涛(现就职中国社科院)一起上台，面对整个金融界的前辈和泰斗，发布了他们的这份“蓝皮书”，后来，合肥会议因此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发端。 蔡重直与他的老师刘鸿儒住在一个小区的前后楼，20年过去，二人仍有隔窗相望的机会。 1984年，蔡重直31岁。作为五道口的第二批学员(与第一批相差半年，可以同时毕业)，他已经在这里学习了2年。那时候，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城市经济改革随即展开。金融领域在探讨财政和银行的权力关系，对于银行能不能发放长期贷款争论不已。蔡重直认为这些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很无聊，没有抓住整个社会改革的方向。但方向究竟是什么，他还没有完全想清楚。 1984年4月的一天，蔡重直躺在床上听广播，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撰文呼吁把武汉建成全国的商品贸易中心。蔡如遭重击:一个真正走向市场的银行体系与自上而下纵向的中国银行体制不同，它应该是横向的，就像一个汇集四方的大市场—中国应该建立金融市场。 蔡重直讲述故事有着非凡的耐心，这与他的学弟戴志康明显不同。 经过更为细致的思考，一直处于激动状态的蔡重直用了一个晚上写出了一份提纲。第二天， 是五道口同学们每周一次交流思想的读书会。蔡重直的想法让他的同学们非常震惊。辩论(可查阅那个时代人们对真理的热情)之后，大家得出结论:这是个好东西。魏本华(现任国家外管局副局长)平常不大说话，英语很好:“老蔡，这个东西应该给中国金融界一个BIGSHOCK～”一个星期后，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将在合肥召开，魏本华建议“老蔡”把提纲拿到会上去说:“咱们同学一起去，这样力量大一些。”“老蔡”们本没有与会资格，但是魏本华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齐永贵(现名孟天，海南汇通)、波涛与蔡重直一起完善提纲。波涛的主要任务是在马列文集里找到相应的支持，他不负众望。 张小卫(现任招商银行香港分行行长)找到某个中学的校办工厂油印了300册“蓝皮书”，印数是估摸着会议代表的人数得出的。“大会没有邀请我们，我们浩浩荡荡准备去大闹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 一行人来到合肥，在一个小旅店住下，7、8个人一屋。蔡重直去找黄达(中国金融学会常务副会长，大会执行主席):“我们想在会上发言。”看完“蓝皮书”(7、8千字)，黄达表示同意:“会上肯定没有人会这么说。” 班长吴晓灵(现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提醒蔡重直应该跟刘鸿儒(中国金融学会会长)请示一下:“如果他不同意，出了事，岂不是让他背黑锅,”兴奋的蔡当即反驳:“他同意当然好，他不同意难道我们就白白跑来了吗,他不同意，这个言也要发。”吴一时无语，但她无疑是对的。 蔡重直与两个女同学万红(现为中信嘉华银行副行长)、李弘(中金公司)一起去找刘鸿儒。“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大家畅所欲言，我怎么能说不行,”刘鸿儒的答复让大家喜出望外。 “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若干大银行为骨干，以众多中小银行为基础，以投资银行、保险、证券交易公司等为辅的金融体系;以金融中心组织全国的金融活动应该成为全国改革的方向;非中央银行各种金融机构要实现经营企业化„„”提纲由蔡重直、齐永贵和波涛三个人念完，超过了预定的15分钟时间，其效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很普通了，但是它确实对中国的金融改革起到了启迪思想的作用。” 《中国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很快被外电转发。以听外电练听力的王巍举着半导体告诉蔡重直:“说你呢。”蔡后来得知，五道口85级的张小慧(现任人民银行驻北美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连革(现任外事局国际司副司长)就是冲着他的这份提纲考到五道口的。 因为会德语(1974年到1978的年，复员回来的蔡在第二外国语学院负责打扫卫生兼看管右派教授何江，受何的教诲，掌握了德语)，1985年，蔡重直应邀到德国德意志银行工作，两年时间，让他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1989年，蔡又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 “回国后，我有了第二个目标:建立一家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商业银行。改了许多年，我们的银行还是太落后了。” 五道口出来的人总是能够遇到好的机会。1995年，蔡重直被任命为中信实业银行副行长。很快，中信筹备广州分行，蔡再次被委以重任。“从连一张纸都没有办成一家银行，而且办得很盈利，中国的银行行长里，有过这种经历的不多。” 蔡重直在德意志银行站过柜台，一条街一条街地跑过客户，他知道自己将要办的银行是什么样子。首先是柜员制—每一个柜员能够处理所有业务。他以3000元的月薪招来30多个曾在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任职的柜员。第二步，把柜台的服务与班台服务分开，能够在班台解决问题的都不用上柜台。 接着，蔡重直首次引入了私人银行业务，存款10万元以上的客户可以享受到特色服务。传统的信贷部改为客户服务部，不仅仅做贷款，还要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经营咨询服务。同时，针对个人的房贷、车贷也首次在中国亮相。1996年，南方的报纸上出现了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广告，这让中国人感到异常新鲜。客户纷至沓来，银行开业半年盈利上千万。1997年底，广州分行的资金规模“就超过了广州任何一家中小银行”，“全国几十家银行到我们这儿来学习，我们的创新很快被普及。” 2001年以后，蔡重直只保留了一个身份，中信集团的董事，每天大多数时间在读书和研究问题。在这之前，1998年12月到2001年7月，他在香港担任中信嘉华银行总裁，“把这个坏账率高达30%、濒临破产的银行变成了健康的、盈利的银行”，受到了香港政府的书面表扬。 蔡重直不愿意说出每次去职的原因。在金融这个高风险的行业里，如果不是离开(尽管可能是暂时的)，你怎么会看到一身便装的蔡重直, 1987刘渝 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 创造，然后“遗忘” 据说，刘渝很早就已经做了“寓公”，但“下落不明”。他的一位同学曾经在香港碰见过他。同学们很少提到他，除了他在招商银行创办这一重要事件上面磨不去的身影。刘鸿儒先生说，刘渝当时也是受组织委派去做了这件事，但他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创建者。 其实，刘渝这两个字，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金融史上，应该是一个不能磨灭的名字。刘渝是82级的，和蔡重直他们一班。他是北京人，考五道口前，他在当工人，是从电 大毕业考的五道口，当时《北京日报》为此还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刘渝很聪明，提到他的人都这么说。84年他和蔡重直等一起参加了合肥会议，回来以后，时任总理的赵紫阳找刘鸿儒，让他带头，选几个年轻人，一起成立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小组，并且与赵紫阳对话，其中就包括刘渝和吴晓灵，当时他们还是学生。认识刘渝的人都承认他“是很有才的一个人”，但“不懂规则”，至于不懂什么规则，没人说过。 招商银行成立于1987年4月8日。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设在深圳。当时，虽然它还只是偏居一隅的区域性小银行，但它的出现，在中国银行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如今，16年过去，当年的小银行总资产已逾3800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居前200位之列。其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被业内外誉为“招银模式”。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当时的刘渝都做了什么，以及怎样做的，最后又是怎样离开的，为什么去了香港做寓公。我们找不到有关他离开招行以后的一切有价值的资料，甚至连聪明的GOOGLE也不知道。金融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难以问出原因的，虽然结果往往很清晰。 今天，刘渝像他的其他一些校友一样，做过一件大事之后，就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留在我们这些探寻者眼里的，依然是那张20年前的、看起来执着而年轻的脸。 1987刘自强 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 一个“好人”的遗憾 1987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宣告成立。“深发展”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中国股市发育的重要开端”。而五道口毕业生刘自强，就是目睹并推动了它诞生的人。可惜，因为领导班子安排问题上与上面的分歧，刘自强自动放弃了“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这个极具诱惑力的岗位，重新北上，回到了体制内。2000年8月被中央金融工委派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任监事会主席之前，刘自强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 刘自强是甘肃人，在老师刘鸿儒眼里，刘自强具有西北人的典型风格，是一个“朴朴实实的人”，“非常好”，“他离开深发展完全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他说要我当行长，副行长我配，和我意见相左的，硬塞给我，我不干”。因为这个，刘自强最终选择了离开。 多少年后，他的同学们说起这件事，都略带遗憾。 深发展是在对六家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产物，“敢为天下先”被认为是它的独特品质，而它开创时期的领头人、五道口毕业生刘自强，也因为自己的独特品质和坚持，放弃了这个曾经如火如荼的事业。 s 1987廖熙文 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 一段无法再提起的故事 在我们的这次采访中，贵州人廖熙文可能是最具悬念的一个。他的名字从始至终地出现，但每当我们已接近目的地时，却又失掉了线索。现在，我们只知道他从特区证券离开后就回到老家，成了一个地产商人，在革命胜地遵义经营着一家起名“元合”的房地产公司。而他的五道口同学们，都早已和他失去联系。 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于1987年，当时廖熙文正在人行深圳研究所当所长，上边决定在深圳开办一家证券公司，五道口的背景，让他成为首选对象。于是，在1987年那个“一无商品，二无市场”的年代，廖熙文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创办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的证券公司。 1988年，当代著名地产公司万科上市，特区证券理所当然是股票承销商。廖熙文当时的助手漆云生回忆说，“特区证券几乎是与万科绑在一起发展的，一起走过的那段股票上市过程中的风风雨雨特别令人难忘”。当时是谁也不比谁懂得更多，券商和上市公司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万科发行的2800万股股票里，特区证券公司包销600万股。刚刚诞生的特区证券有了可以卖的商品，但市场还得靠自己去找。据说，当时在深圳，除了渔船上没去，其他地方廖熙文和他的同事们都去过了。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似乎是特区证券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开的一晚上的推销大会，会上，廖熙文说，“万科就是金娃娃，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胆量，有胆量去买万科股票的，就等于抱了一个金娃娃”。 金娃娃还是没人敢抱，600万股包销的股票最后有150万股怎么也卖不出去了，最后只好由公司自己掏钱买下来。 当时的景象，今天已让人难以想象了。最新的五道口毕业生通讯录上已不见了廖熙文的踪影，学校的老师们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听说在老家做地产，但具体怎样就不清楚了。 廖熙文为什么会离开,为什么也去当了一段寓公,为什么转行到房地产，而且回到家乡那个远离繁华、远离尘嚣的地方,又成了一段无法解答的历史。一个到今天还不得不沉寂的秘密。 王巍说他和廖熙文同在深圳工作时，时常见面，有时打赌玩，就赌擦汽车，谁输了谁就给对方擦车，还必须自己动手，不准秘书代劳。王巍说那次他赢了，开着奔驰的廖熙文自己提着水桶，把王巍的凌志牌轿车擦得干干净净。 老师刘鸿儒对廖熙文还有很深的印象，决定建特区证券的时候，刘鸿儒还是人民银行副行长，“我们定了这个事，派他去的，因为他当时在深圳特区人民银行研究所当所长”。在刘老师的印象里，廖熙文是很苦的一个学生，考五道口的时候，他的成绩很好，但录取后才知道，他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家庭条件不好，考五道口时，他还靠在马路上拉平板车生活。身为老师和领导的刘鸿儒，对廖熙文的评价是“证券那几年搞的还是不错的，后来他觉得做这个事情风险太大，就离开了。” 究竟是什么风险导致廖熙文离开了他艰苦开展起来的事业，今天的我们还无从得知，可能正像刘鸿儒先生所说，金融业是开办在风口浪尖上的事业，是什么人都想通过，什么人都想利用的地方，就像生产咖啡跟开银行比，风险不是一回事。刘鸿儒说，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事，他走了，可能就是烦了、累了。 1992戴志康 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 “我们在创造历史”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主楼大厅里摆着一副铜车马模型—20年校庆时戴志康送给母校的礼物。大厅里惟一一份礼物。这让人产生错觉，20年来五道口只培养出戴志康一个学生。“别人送的没有摆出来。”戴志康说。 1992年，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筹集资金6000万元，投资股票。1999年，富岛基金归入长城证券，戴志康也开始了他的房地产生涯。 戴志康喜欢读史，觉得自己身上背负着一种责任，小到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有的人像一颗流星一晃而过，有的像蜡烛，慢慢燃烧。有的像一盏灯，轻易不会熄灭。” “你是一盏灯,” “我是太阳。燃烧自己照亮大地。” 1985年，从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系毕业出来的时候，戴志康还没有上述想法。“那时候上大学考研就是为了城市户口，要脱离农村，很简单。”从人大出来，再想进一步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读本校的研究生，或者考五道口。人大招的名额少，戴志康上了五道口。 当时蔡重直等学长的名字已经在五道口学生中流传。“他们第一次提出建立金融市场，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而且逐步地都在实现。”因此，让蔡重直们激动的每周的读书会不再吸引人，“他们那时候是要解放思想，我们已经开始学习怎么操作了。”尽管是纸上谈兵，尽管现在看起来都是常识，但是虚拟的股票市场、开盘价收盘价仍然让戴志康和他的同学们激动。 戴志康说自己性格“内向、木讷”，在班里不活跃。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研究生部三年的课程，所有的选修课都上。“研究生有一半的时间在写论文，毫无用处。”读满三年叫硕士，两年就毕业的戴志康叫“研究生”。 “研究生”戴志康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财经记者之一，只干了三个月(戴工作初期很多这种短暂的工作经历)，然后进入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任秘书，半年之后辞职—这本是金融专业学生的一条康庄大道，戴认为自己贫家出身，于此没有前途。 1988年，戴志康南下海南，创办“国际金融公司”。“那个时代，创新在很多时候就是胆子大，想得早。现在靠的是实力。”公司半年多没有一笔业务，因为根本就没批下来。“可能胆子太大了，非要办到‘国际’上去，经验少啊。” 回到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戴志康一文不名，处于“流浪”状态。“当时‘五道口’并不像现在这么出名，选择工作的机会很少。”他去过“农民企业家”那里，但是“找不到位置”。最后，他被德累斯顿银行北京代表处录用，职位依然是秘书。在外资银行里，戴志康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为他日后二下海南增添了信心。 20个月后，戴志康放弃了月薪2000余元的外企工作，再次踏上海南那片越来越热的土地。戴的同学、现任东英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长张志平当时到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任行长(当时蔡重直任副行长)，兼任海南省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请戴过去。戴志康“二话没说，拎着个小皮包就去了”。 海南最热的时候，五道口的学兄学弟聚集了五六十位。“全国的精英分子都去了那里，尽管后来搞得一塌胡涂，但是海南对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戴志康说张志平对自己的帮助最大，这也符合五道口互相提携帮助的传统。1992年，做了两年办公室主任的戴志康受命成立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名字依然与海南有关—富岛基金公司，担任总经理。 “我们在创造历史。”戴志康说。“我们来到了一片以前不曾有过的天地，赶上这么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如果你不是跟着别人走，是自己领头儿走，你就是在创造。海南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我应该算是主力人员之一。”富岛基金募集到6000万元。“在海南， 政府跟着我们走。做基金，以前没有过，规则由我们来写，发行也由我们来做。”与新中国的诸多金融品种一样，带着不完善，第一只基金出现在海南。 6000万资金主要用来投资股票，一开始赚了500万。1993年来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金融市场萧条，戴志康把利润赔进去，又倒贴了500万，然后损失越来越大，资金所剩无几。 海南给了戴志康很好的锻炼。当他又找到投资重新杀入股票市场的时候，他开始想为什么自己会输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个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不要怨小偷，要想为什么你自己会被偷而别人不会。把失败都归结到社会，你永远不会进步。社会永远是不完善的，要靠我们自己。” 从1994年开始，戴志康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专家，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而且要大踏步前进。“有的人像软木，很容易点着，但是很快就烧完了。有的人像一块儿煤，但是没有充分燃烧。而我要挖掘自己的最大潜力。”他每天读很多书，读当时在国内还不知名的索罗斯和巴菲特，研究大众投资和投机的心理。最后，他把做股票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没有什么挣钱的秘诀。做投资和投机就像在黑暗里航船一样，你在不确定性当中寻找一点点亮光，凭着你对星光的感觉，找到了大概的方向。我找到了这样的灵光。做一个成功的投资家或者投机家很难，做股票尤其难。很多大的投资家都是哲学家。”在这位“思想者”、“舵手”的指引下，戴志康投资的“苏常柴”在1996年给他带来巨额收益，然后是1997年的“长虹”。 1999年，新的基金管理规定出台，富岛基金被归并到长城证券。“有人说，你做的富岛基金很有名，可是现在没了。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有更大的事要我去做。” 2000年，戴志康从网络潮中果断抽身。“那半年我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心跟市场一起波动，用真正的灵感来做。做完这一轮，人就虚脱了。” 戴志康并不知道市场要见顶。经验告诉他，火中取栗的事尽量少做，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不能无限推广。而且长期沉湎于一件事，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真正成功的人在性格上有某种特色。他知道进退，知道把握度。一个鲁莽的战士很容易战死。” 1998年，投资家戴志康已经把一部分目光投向房地产。从五道口出来，他“没有歇过一分钟”。来到上海浦东，面对一片荒地，戴志康又找到了“创造历史”的感觉。2000年以后，房地产成为上海证大投资集团的主要投资目标。 五道口给了戴志康“知识和圈子”，让他走上了金融之路。在他看来，五道口如今已没有了开始时的竞争力，在众多综合大学中只能属于“中等偏上”。戴志康说，现在上海有一百多位五道口校友，准备推选他当联谊会的会长。他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选我当会长, 1993夏斌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大隐隐于股市 王巍能把夏斌的简历说成绕口令。 夏斌今年52岁，1984年从五道口毕业，先到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然后是证监会部门主任，深交所当总经理，又回到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再到非银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从金融研究所到金融研究所，夏斌给自己画了一个圆圈儿。 怎么能从这个瘦弱的上海人身上看出如此复杂的经历,怎么想像他在香港买了假胡子躲避黑枪的样子, 考入五道口货币银行专业时夏斌30岁。大学学政治经济学的他毕业后在财政、银行合并的财政工作一段时间。“一个学经济的人，对什么是贷款余额、现金控制都弄不懂，不学习怎么办,”于是好学的人自愿到分家后的人民银行工作。 那时候孩子刚刚落地，放在姥姥家里。夏斌星期六回来洗尿布，星期天晚上又回到五道口读书。“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学习的热情非常高。”1983年，夏斌得到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的奖学金，去日本研习证券。1984年回国的时候，“一些同学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金融市场，当时不可想像。英国《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美国报纸都登了。”在当时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热潮下，五道口首届毕业生夏斌与吴晓灵、李弘等同学自愿一起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决心一起搞研究:“都想着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启蒙、宣传出把力。”1985年，夏斌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出一套复杂的中国金融市场框架，引起不小震动。之后又写出论述货币供应量的论文，获得中国金融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一等奖。在出国、下海热浪下，其他几位同学先后离去，剩下夏斌等二个人在研究所里待了7年，升职为副所长。1993年初，刘鸿儒把夏斌要到证监会，随即把他派往深交所任总经理。 在日本的时候夏斌曾想回国好好搞个综合研究所，或者最多办个证券公司，没想到蹲了研究所的冷板凳7年后，这个机会竟然这样意外地来了。“很兴奋。我在研究所研究了7年，现在让我到深交所，干真的了，你想那是什么劲头,” 初到深交所，一直在跌的股票突然开始飘红，于是有人传言夏斌是朱总理派来的人，带了几十个亿来救市。“我当时目标很明确，就是赶超上交所，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夏斌发现深交所的开户、营业点设置都存在问题，他开始改革，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与方方面 面协调。股市好景不长，又陷入跌势。“那个时候每天都有恐吓信，还有带血的恐吓信。秘书怕影响我正常的工作情绪，不让我看。”威胁各种各样，夏斌最害怕的是交易大厅被人炸掉。他跟保安说:“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抱着什么东西往里冲就先用警棍把他打倒，不要往死里打，把抱着的东西往交易所门口广场扔，一切责任由我负。” 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平仓案把夏斌再次推到危险境地。由于事关重大，夏斌以静制动，迟迟没有公布平仓价位。大批股民包围了正选李子彬当市长的大会，公安无奈，让夏斌跟大家见面。一大批公安警察簇拥着夏斌，怕遭围攻、殴打，夏斌说他们现在不会打我。有的股民一辈子的积蓄都赔进去了，又哭又闹。夏斌劝他们不要闹，好好讲，并许诺会认真研究。经过仔细调查，夏斌宣布了一个让大多数散户不赔钱的价位，一场风险至此化解，炒作新闻的一批香港记者也无奈散去。 27个月的深交所总经理生涯留给夏斌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在一个初创时期的市场里，夏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并且留下三个遗憾:他主张采用让利给异地政府的方式吸引当地企业到深圳上市，一下子压着上交所，但是没有实现;没有促成中国证券市场离岸市场的建立(只限于外国人操作);没有把围内称得上第一批的互联网业务引向深入。“我在一到深交所的员工大会上曾说过，我们如果能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就值得欣慰了。” 因内外交困而“太累太累”，1995年末夏斌打道回府。当他只身回到北京的时候，也许深夜里还会想起那粒打进他“凌志400”汽车上的子弹。他只好让那个疯狂的年代留在他记忆里，渐渐远去，但使得上海男人夏斌像一个在北大荒锤炼过的男子汉一样经历过的日子，也就是那他最后不得不告别的27个月。那时候，他曾经与他的司机一起蹲在马路边，把车灯灭了，在大排挡吃一碗牛腩粉，为的是在那些高度紧张的日子过一下平民，打工仔的生活，能够一丝丝地把心情放松下来。 夏斌在北京羊肉胡同的家里休养了10个月，每天买菜、看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喘口气的机会。随着高度紧张的精神渐渐平复，虚弱的病体稍得以恢复，夏斌又想做事了。“你回总行时的脸色面带菜色，一副病态”，这是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当时对夏斌的印象。与20年前那个五道口的学生相比，夏斌承认自己变了很多，“可我还是一个有点儿理想的人”。王巍认为夏斌“有思想，脑袋里总想着大事儿”。 现在，自愿从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出来，夏斌又回到了研究工作中，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这个调动很多人不能理解，其实没什么。”2001年7月，震惊业界和高层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问世，夏斌这个名字又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人说这个报告让我出了名，其实他们不了解我。” 夏斌把自己过去看得很淡，本刊记者3人在位于长安街边上的五福茶馆从晚上8点“纠缠”他到11点半，期间他总是玩笑不断，害得我们的小记者晕乎乎的，几乎难辨真假。我们采访到的人物里，夏斌是提到五道口同学名字最多的一个。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那时候专业人才少，所以我们就有了机会。是我们的运气好。” 2000武捷思 成功完成粤海重组 粤海掌门人 我们是在按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采访完在京的几位五道口人之后，才设法接洽武捷思的，原因是我们在几乎所有采访对象的口中，都听到了这个名字和“粤海重组”这件曾经震惊金融界的大事。在五道口82级同学的毕业合影上，年轻的武捷思给人最深的印象，是面部鲜明的棱角，这种棱角分明的特征，通常都提示着“个性”。的确，在2003年9月下旬的一周时间里，因为联络采访的事情，本刊记者亲自领教了他的这种个性。 武捷思在最后一刻拒绝了本刊的采访。尽管时间地点已经约好，尽管本刊记者已经飞赴约定地点等候，尽管他的老同学加上老前辈之前都代我们“递了话”、代他验明了我们的“正身”„„他还是在启程的最后一刻，说了“NO”。 电话里的武捷思声音洪亮。身为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现在掌管着的，是一个拥有庞大资产和象征意义的大公司。1984年从五道口毕业后，武捷思又陆续回去拿了博士、博士后，现在还是南开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的《粤海重组》一书现在已经成了商学院不可多得的案例教材。 也许很难理解，看起来那么有个性的人，为什么会在同学们都热热闹闹在外面开创事业、挣大钱的时候，稳稳当当地守在体制内，从工商银行总行调研部处长、体改办副主任、资金计划部副主任、深圳分行行长，一直做到1995年，当上深圳市副市长。1998年，被时任广东省省长的王歧山调来当了省长助理。 1995年武捷思在深圳上任副市长时，他的夏斌同学，正被股民们、被来路不明的“仇家”折磨得焦头烂额，坚持了27个月后，终于“撤离”深圳，回北京羊肉胡同当起居家男人，而这时，武捷思的更具活力、更具创造性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离开五道口16年之后，天降大任于斯的时刻终于来临—2000年2月，武捷思临危受命，担任粤海企业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全权负责化解粤海集团债务重组危机并打理重组后的广东控股。 “粤海重组”是迄今为止我国国营企业规模最大的重组案，参与重组债务近60亿美元，涉及500多家企业、200多家债权银行、1000多家贸易债权人，为全球资本市场所关注。2000年12月，“粤海”成功实现债务重组，平均削债率42.78%;重组后总资产约483亿港元，总负债约339亿港元，资产负债比例为67%，并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度“亚洲最佳重组交易”，并认为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债务重组。 实际上从1998年任省长助理起，武捷思就一直协助王岐山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 案及粤海债务危机等棘手问题，因此在2000年2月1日正式赴港主持“粤海重组”之前，他就已经深度介入了“粤海重组”的谈判工作。 粤海重组案肇始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2月16日，广东省政府驻香港“窗口公司”粤海对公众宣布债务重组，并暂停向债权人支付债务本金。粤海自己报出“资不抵债45亿港元”，广东省政府聘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重点审计后报告，得出结论是“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由于国际贷款机构一直认为中国的“窗口公司”不论出现什么原因而无力还债，中国政府都会介入并代其偿还，因此当广东省政府决定改变国际金融界与海外中资企业之间业已形成的不正常的“游戏规则”，坚决依照国际惯例和香港的法律重组粤海，并宣布坚持粤海的亏损应由政府和债权人一起承担;除东深供水项目外，省政府拒绝考虑再向粤海注入资产;省政府决定暂停支付利息时，不少债权人先是震惊，继而怒不可遏，甚至扬言:今后绝不再给中资企业贷款。 双方的强硬姿态使谈判陷入僵局，并都表示会不惜以清盘相威胁。1999年7月8日，广东省政府表示，在重组期间每月支付约1000万到2000万美元的利息，将债权银行拉回谈判桌前。7月15日，时任广东省长助理的武捷思一行到达香港，重新启动双方陷入僵局后的第一次面对面谈判。武捷思强调，广东不会再注入东深供水公司—原方案中用以还债的主要资产—以外的资产，也不会在原计划之外支付利息。在广东省的压力下，银行态度趋向软化，表示不再坚持不削债。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的多轮艰难谈判，历经两年时间，广东省政府为此共付出30.20亿美元，全体债权人则削债21.16亿美元，粤海债务危机处理完毕，2000年1月31日，在原粤海集团有限公司、南粤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广东控股有限公司，并从8月7日正式运作，武捷思出任董事长。粤海重组大幕至此终于落下，帷幕落处，官员武捷思变成了官商武捷思。 从重组过程的艰难谈判和复杂工作中脱身之后，武捷思一直力图使广东控股完全按香港法规和市场模式运作，他要“彻底摆脱官商形象，撇弃政府窗口公司的历史”。他曾说，“企业与政府不太一样，政府弹性比较大，管的面大，东方不亮西方亮;企业则不然，力不到不为财，该明确的不明确很难办好企业。”他曾经表示，和当官相比，他更愿意作企业家。 2001万建华 组建中国银联，提出“一卡通” 组建银联 和五道口的校友们询问五道口毕业生具有创举性的事迹时，有一个人说，万建华应该算，不仅在招商银行创办初期做了很多贡献，后来的“一卡通”也是他提出来的。 万建华也是82级的。和他大多数的同学一样，1985年一毕业就进了人民银行，一直干到1993年，正好8年。 1993年，招商银行成立5年，像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沿着五道口毕业生在金融圈里无所不在的网路，他到了招商银行，这一晃，又是8年。 2001年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对商业银行很熟悉了，所以又想寻找新的岗位，寻找更有挑战性的工作”。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 现在，你拿着工行的卡，可以到建行的ATM机上划出钱来，这个变化，就缘于2001年万建华受命开始干的这件事—组建中国银联。 “我觉得这是商业银行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信息化是当代整个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商业银行的个人银行业务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这些年里也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个人资产业务、个人理财业务等个人银行业务集中在银行卡这种载体上的趋势日益明显。我感觉这肯定代表了未来商业银行的一个发展方向。因此这个机会确实好，尽管当时心里并不是很有底，但是起码感觉这个事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凭着这个直觉就接受这项任务了。” WTO和奥运会是新千年开始以后中国经济迎来的两个最大的机会，这个机会促使各家银行携起手来组建银联，而对五道口毕业生万建华来说，在他的同学们都先后有机会创下了一摊事业以后，他也终于迎来了这个属于他自己的机会。 2001年中万建华开始进入角色，到2002年3月，中国银联以罕见的速度正式挂牌。银联成立一年后，万建华感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是啊，有多少人有机会独立地一展身手，甚至像五道口毕业生那样，不断地有创造的机会,～ 2002张化桥 因特别关注内地赴港上市民企而在业界引起争论和震动，连续两年当选“香港最佳分析员” 香港最佳分析员 1983年入学的张化桥没有继承前两级师兄们的老传统，出身湖北荆门农民家庭的他20岁就进了五道口。1979年他才17岁，就跟着一帮已经上过山下过乡的老三届们一起进了大学，到五道口时，看师兄师姐们，不少已经拉家带口，而他总像小毛孩一个。 1986年，张化桥毕业，进了人总行计划司。 1989年，26岁时，在狂热的出国潮中，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三年后，求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留在澳洲，进堪培拉大学任教。 1996年，他应聘进了里昂证券(亚洲新兴市场部)工作，从此来到香港，浸淫于证券市场，成为一个个性张扬的分析师。1998年他又跳槽进了汇丰银行，只一年就离开，进了瑞银华宝，任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部主管至今。2002年，他因为质疑了几家内地在港上市民企而遭到起诉，遭到骂名，但也因这些骂名和争论而声名鹊起。这两年，他已连续获得“香港最佳分析员”的称号，这对这个把自己称为“投资者走狗”的人来说，是最好的报偿吧。 五道口沉稳、低调的作风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体现，身为湖北佬的张化桥，一如他家乡的榨胡椒，细细碎碎，但有滋有味。他的名言是:“我是投资者的走狗”。问题越尖锐，他斗志越高昂，越挨骂他越快乐。他认为股票分析员要想有权威的话，就必须老老实实做投资者的走狗，他以做这样的“走狗”为荣。 张化桥一向对中国内地来港的民企股钟爱有加，认为民企老板对自己的生意看得紧，没有政府背景，在意自己在股市上的形象，而对国企的态度则很是淡然:“你还不知道国企股的问题吗,我在人民银行工作了六年，国有企业我是呆过的，其中弊病我清楚得很。” 但“爱之深”招来的却是“恨之切”，他的扬名也正是始于遭到格林柯尔与欧亚农业的控诉。一直以来，瑞银华宝和张化桥都在极力推荐买入格林柯尔，2000年7月，瑞银华宝对格林柯尔公司的评级还是“强烈买入”。但2001年12月，张化桥在发给客户的电子邮件及此后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的管理层似乎已承认，其产品并非都是无氟的，同时他对格林柯尔产品的节能效果产生了质疑。张化桥的言论，使得格林柯尔的股价跌逾60%，市值蒸发超过20亿港元，顾雏军身家更蒸发掉逾13亿港元。 一些在格林科尔和欧亚农业上受损的中小投资者并没有给甘做他们“走狗”的张化桥以好脸色，有情绪激动的股民甚至斥之为“黑嘴”。对此，张化桥无所谓地说:“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我不是政客，又不想当议员，更不去评选电影明星。”对于其在格林柯尔和欧亚农业上的反复，他表示，看好民企股并不是每一只都看好，而且看好一个股票，并不代表永远看好它。 虽然，张化桥在内地媒体很少露面，但对五道口的学弟学妹却照顾有加，他言传身授成为优秀分析师的秘诀，刊登在五道口网站的论坛上。在张化桥看来，一个优秀的分析师一定要独 立，要独立于投资银行部门，独立于自己，他本人曾因为坚守这份独立而被汇丰辞退。1997年，张化桥在一篇内部报告中指出，中国外汇储蓄那么多还拼命发外债，是给外资投行白送佣金;他批评中国政府外债发放过多，人民币会有升值压力。恰巧，当时汇丰就是扬基债券的副主承销商，张化桥被炒了鱿鱼。他当时很气愤，而且至今依然气愤:“这关系到证券分析师的独立问题。证券分析师没有独立性，会有严重后果。” 据说，张化桥曾经被朱总理当众骂过，事情起因于张在香港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国企的事情，听说这个张化桥还是从人总行出去的，朱总理就更是生气。香港著名经济学者郎咸平也曾毫不留情地说过，“张不是个非常负责任的分析员„„”张化桥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他希望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做个“独立的”分析员，一直是他最重要的追求。 大概因为年龄的原因，在张化桥身上，已经明显看到了不同于蔡重直、不同于他的许多同学和师兄的气质，他的职业轨迹可能更能代表如今大多数五道口毕业生的未来，他们不断地夯实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础，他们来到了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年代，但却失去了十年前时代所赋予师兄们的机会。 1985-2003王巍 最早的书商、最早的信用社、最早的基金、多得不能再多的创业经历„„ 非主流的主流历史 五道口人身上，大都有一种相近的气质，但和同学们比起来，王巍有那么点特别。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主流，但又从来都离主流最近。五道口同学的聚会，一般而言没了他就没气氛，这倒不是因为他出生的地方离赵本山家不远，而是他这人天生就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联结到一起—或者说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个，从1985年毕业离开五道口，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带有这种特别复杂的、相互交叉着的轨迹—他从未曾老老实实地只热爱过一件事。 比如说吧，1985年一毕业，他就开始了身份复杂的折腾，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家科委、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里都有他的职位，这期间他忙于“把知识商品化”，至今行里人都承认，他是中国最早的书商，是第一套企业家丛书的作者，“走向未来丛书”第四批作者。到1987年，他已经赚到八百万，“是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了”。那时，他还给科委帮忙，科委属下的“赛特”集团，名字就是他起的。 采访到后来，我们所试图描述的、五道口学子们翻云覆雨的时代，竟无处不有他的身影。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五道口的小文，“近年的金融圈中，五道口渐起声名。交往之中，人们往往对我的五道口背景大表敬意，常常令你有狐假虎威的窘态。名实相争使我多次暗誓，决不 与五道口身份认同。然而，只要你仍在这个行当里混饭，总是让你抬头不见低头见，难以摆脱这一种情缘，奈何～” 1987年，他折腾书折腾得没了兴趣以后，就毅然放弃他已经有的，出国去了。到了美国福坦莫大学去拿经济学博士学位。不过在美国他也还是没闲着，仍然什么都掺和掺和，什么也都搞得不错。1988年，银行系统的几个人在美国搞一个座谈，让他去当翻译，今天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的掌门王波明，当时也在美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也去会上做翻译，俩人聊天，王波明说，我们在搞一件“伟大的事”—要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王巍跟他们说了合肥会议的事，可能长期在国外吧，王波明他们听了挺惊讶，王巍就建议说人家先提了这个，我们从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的角度再提，这样比较新。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高西庆、李青原等，一共8个人，后来王巍执笔，王波明、高西庆、王巍三个人联合署名。这篇5000字的东西被快速拿回国内，给了财政部长张劲夫，之后又给到谷牧，这就是曾被浓墨重彩渲染过的、著名的“金融市场白皮书”。 白皮书很著名，但在前两者的光辉下，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巍这个名字，这段历史，和白皮书身上的五道口痕迹，因为王巍的永远不入主流，永远躲在幕后，而不为人所知，甚至连五道口的人，也不甚了了。 1992年，王巍回国。一回来就去了海南。当时的中国金融业，正在迅猛发展之际，因而也是大量渴求人才之际。王巍在那时，样子年轻得还像一个司机，就被看上，先去三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国泰，感觉不好，就转移到南方证券(深圳)，先当总裁助理同时兼任海南证券总经理，不久，当上副总裁。回国后，在沈阳老家，办了一家信用社，在海南时，他还尝试着创办了一家小基金。 王巍1992年10月进南方证券，1996年6月离开，“4年没休息过一天”。王巍主动结束了他在体制内愉快但“非常辛苦”的日子，彻底跳到了体制外，当自己的主人。 王巍就是这样，下意识里都有一种想回避主流的愿望，但骨子里头，他对五道口的感情、对五道口人的认知，甚至超出了他那些很主流的同学。他至今认为，五道口人“做事非常认真，有一种使命感，当时海南许多人醉生梦死，绝大多数五道口人都不，没人想自己拿钱。” 现在，王巍是万盟投资公司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他坚持最长、而且看样子将要一直坚持下去的事业。他现在除了数量惊人地读书，找人谈书，照顾好家人，就是研究并且实践“并购”。并购现在是他最重要的事业，他如今在做的，是“制定这个行业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 关于凯程: 凯程考研成立于2005年，国内首家全日制集训机构考研，一直致力于高端全日制辅导，由李海洋教授、张鑫教授、卢营教授、王洋教授、杨武金教授、张释然教授、索玉柱教授、方浩教授等一批高级考研教研队伍组成，为学员全程高质量授课、答疑、测试、督导、报考指导、方法指导、联系导师、复试等全方位的考研服务。 凯程考研的宗旨: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凯程考研的价值观口号:凯旋归来，前程万里 信念:让每个学员都有好最好的归宿 使命:完善全新的教育模式，做中国最专业的考研辅导机构 激情:永不言弃，乐观向上 敬业:以专业的态度做非凡的事业 平衡:找到工作、生活、家庭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