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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专题(1)期末复习题.doc

古代文学专题(1)期末复习题

鲁智深三打白骨精死吧死吧
2019-05-31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古代文学专题(1)期末复习题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古代文学专题()期末复习题《诗经》与楚辞部分一、填空(《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共收录了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的()篇诗歌。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代表《诗经》的(国风)和代表《楚辞》的(《离骚》)并称为“风”“骚”。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政治倾向、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在文学史上素有“诗史”之称。中唐诗人白居易大力提倡和写作“惟歌生民病”的“新题乐府”,他和元稹等发起进行的(“新乐府运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理论、有实践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赞誉屈原的(《离骚》)一诗“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这里的“三百篇”指的是(《诗经》)一书。汉代辞赋家(贾谊)继承屈“骚”精神,创作了骚体赋《吊屈原赋》、《鹏鸟赋》,后人称誉“骚人情境,于斯犹见”。建安诗人(曹植)的诗歌作品《白马篇》等以及抒情赋《洛神赋》都具有比较突出的浪漫主义倾向。“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思想内容的评价,他还把《诗经》的政教功用概括为“兴、观、群、怨”。汉代传习《诗经》的鲁、齐、韩、毛四家诗中,鲁诗创建最早,影响也最大,它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他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以《诗》来解说《易》和律历。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毛诗是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创,特点是以诗论史。四家诗中,被称为“今文三家”或者“三家诗”的是(鲁诗)、(齐诗)、(韩诗)。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所作的(《毛诗传笺》)一书,集今古文经学研究之大成,主要为毛氏的《诗故训传》作注。三家诗自此渐渐衰亡。唐代孔颖达主持撰定卷的(《毛诗正义》)集唐前汉学之大成,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官定标准《诗经》教本,在《诗经》研究史上,是《毛传》、《郑笺》之后又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所谓的“六诗”之说出自《周礼·春官·大师》,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四始”说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他以(《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四诗”说也称“二南独立说”,由北宋苏辙首倡,他在自己的著作《诗集传》中提出《诗经》应分为(《风》)、(《雅》)、(《颂》)、(《南》帝重华(帝舜)同游于天上,以至“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全诗塑造了一个光明正大、执著不阿的爱国者的形象。他失去家国、带罪远行,虽在这无情的打击面前,却始终眷恋祖国、坚持理想,自觉地承担了悲剧性的命运。他的遭际是凄苦的,但他的感情却是崇高悲壮的。诗中感情起伏,回旋激荡,动人心弦。《涉江》一诗记写了诗人晚年被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中所洋溢的情绪,却是不屈服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诗人那种艰苦卓绝,矢志不渝,有进无退的精神,是如此的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在艺术手法上,它与《九章》中其他诸作亦有异,其虚实相生,大胆想象,比兴兼用近于《离骚》。崇高的思想,悲壮的经历,情真意切的言词,读之催人泪下。试分析屈原的《九章·哀郢》一诗。《哀郢》一诗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前年)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国都,今湖北江陵)以后。当时楚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屈原百感交集,写下了这篇哀歌。“哀郢”,谓哀悼郢都之沦亡。诗歌开头描写了郢都百姓因避难而四散逃亡的慌乱景象。继而写诗人离郢时对故都的系念和国破家亡的悲哀,并对楚统治集团误国的罪行加以揭露和批判,结尾则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诗句,表达了诗人至死不忘故都的深挚的感情。全诗紧扣“哀”字展开,并多用呼告、感叹句,词悲情烈,裂人心肺,深刻地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九歌·东君》是怎样塑造一位英雄神的形象的一是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九歌·东君》一诗从日神的出现,到他的除暴安良,直至杳然离去,全都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奇丽、威武、扶正驱邪的英雄神的形象。诗中首先描写日神驾着龙车启程。然后写日神在受享之后,西行之时,开始了他为民除害的壮举。只见他高举起大弓长箭,奋力射向肆虐的“天狼”。结果肆虐的天狼应声而坠。灾星已除,人间天上皆大欢喜,日神也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无比痛快和骄傲,于是以北斗为勺,挹桂浆痛饮,庆贺诛暴取得的胜利。二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如诗中写日神身着青云、白霓,手持长矢,勇武无畏,这也正是对行于高空,光芒四射的太阳的丰富想象。而太阳神的那种光明磊落、豪迈的性格,富于正义感,除暴安良的品格,实际上也正是对太阳作为一个巨大、辉煌的天体,光明所至,黑暗无所藏身的自然素质的概括和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太阳作为一位英雄神而出现了。试析屈原《九歌·少司命》一篇。《九歌·少司命》所写的内容,是叙写神来神往的一个片断,具有人神相恋的性质。《九歌·少司命》篇幅虽小,然而却成功地塑造了少司命这一人类守护神的形象。诗人在对他丰富而动人的描写里,虽然涉及爱情问题,但终没有离开司命这一主题。诗前六句虽是迎神词,然而通过诗人极力描写的迎神殿堂之美,写出了人们对少司命的热爱和尊敬,从侧面写他职守无亏“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写出他扫邪秽,保儿童,严守岗位,这是从正面来对他的品德进行礼赞。中间三节描写了人神恋爱之情,以诗的主题看,是骈枝。然而正是这插曲使他的形象更完美。这首诗的语言情味悠深。如诗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两句诗极为简练、深刻、动人,从而被古人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有人认为《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原本是一篇,谈谈你对此的看法。我同意《湘君》、《湘夫人》原本是一篇的看法。首先,从这两诗的内容看,写的都是相思、相疑、相约而又得不到相会的。上篇用“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表达所求不遂后篇则也同样用“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表达同样遭遇和境况。前篇最后用投物江中表示无奈和决绝后篇同样也用投物江中表示无奈和决绝。如果说两篇各写一方,故事就很难理解了。按明故事的内容,只能是一方痴情,一方变心爽约,才会有失望和绝望的结局。因此,前后两篇只能理解为同一主人公的活动和情绪。其次,《九歌》里的其他篇都是新颖而自成面目的,但惟独《湘君》、《湘夫人》却文章结构大体相同,内容文字亦复相似。从内容来说,两章或几章的重复可以是平行关系,也可以是前后递进的关系。而《湘君》、《湘夫人》按其内容来看,正是表现了同一主人公的活动和思想情绪的递进。因此,《湘君》、《湘夫人)无论从内容来看,还是从结构上来看,都说明它原本是一篇。从内容上说,它写的只是湘夫人一人的活动,描写的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湘夫人的相思痛苦、失恋的遭遇及其心理波折。从诗歌的结构上说,它采用的是回环复沓的手法,不过在情节上有所递进。分析《国殇》一诗并说明其题目的含义是什么。《国殇》作为楚辞《九歌》中的最后一篇,是《九歌》这组诗的高潮,也是这场祭礼的目的所在。《国殇》诗的内容是颂悼为国捐躯的死难将士,它以激越的感情,壮烈的战斗场面描写,歌颂了死于国难的楚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这虽是一次失利的战争,但写得激昂壮烈,正气凛然,充满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诗中为爱国者树立了英雄群像,读来令人敬仰,激人心志。对于“国殇”两字的字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具体到本篇诗来说,“殇”,即指战死者而言。“国殇”,即死于国事者。四、论述(部分)谈谈你对“孔子删诗说”的看法。关于诗的编集,汉代学者认为是经孔子删定而成的。此说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认为是孔子将古《诗》三千余篇删至篇。孔子删诗说影响很大,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王应麟、马端临、邵雍、清代顾炎武等皆据此发挥解说。此说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地方,逐渐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首先提出怀疑的是唐代的孔颖达,之后宋代的朱熹、叶适,清代的崔述、朱彝尊、方玉润,近代的魏源、梁启超以及当代的大多数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教材认为,说孔子未曾删诗,指的是孔子未曾将“古者《诗》三千余篇”删至今本的篇,并不否认孔子对《诗经》的文字、方言、乐谱等方面所做的整理修订。应该说孔子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孔子未曾删诗,不是说当时未曾删过诗,也不是说六百年间只有篇诗,被称为礼乐之邦的鲁国绝不会在几百年间连一首风诗都没有。那么,究竟是谁删定的呢用于祭祀和燕飨的诗可能是巫、史奉命而作,政治讽喻诗多是士大夫献的,风谣可能是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乐官采集的,而最后的删选编定者当是周王朝的乐官,故称之为“周乐”,正考父校商颂于“周之太师”。谈谈你对风雅颂划分标准的看法。风、雅、颂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古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说法有四种:一是按照诗歌的体裁和内容进行划分。二是按照诗歌的作者来划分。三是按照诗歌的音乐划分。四是按照诗歌的用途划分。今人多认为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其实“音乐”与“用途”两说并不矛盾。风、雅、颂是音乐术语,当是音乐分类。不过,不同的音乐风格乃是由于不同的用途所形成的。故用途的分类当是根本的,音乐的分类则是表面的、直接的。诗、乐、舞紧密融合,是上古歌谣的时代特点。《诗经》时代的诗与舞虽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诗乐仍旧融合为一,诗为乐之词,乐为诗之声。“诗为乐章”几成定论,人们多从音乐上解释风、雅、颂的含义。风,本义是乐调。所谓“国风”,便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雅,是正的意思。雅即朝廷正乐,也称朝廷正乐为雅乐。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舞曲。我们既要说明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同时又要说明不同乐调风格的形成与其不同的用途,乃至不同的作者、时代、产地等因素都密切相关。用于宗庙的祭歌自然会带有板滞凝重的宗教色彩用于朝廷的正乐自然是雍容典雅用于民间的土风民谣自然不会有那么太多的约束,而显得质朴活泼,刚健清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不同的用途决定了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用途才是风、雅、颂分类的深层原因,不同的乐调只是表面的差异。但就风、雅、颂的字面含义而言,音乐确是其分类的直接标准。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不仅对诗歌内容有一定的制约,而且还影响了诗歌的表现形式。试结合作品,分析周民族史诗的艺术特色。关于《豳风·七月》,《诗序》认为是周公在“陈王业”,建国后的学者多以为是被剥削的农奴在倾诉自己的痛苦悲哀。试结合作品和有关典籍,阐述一下你自己对《七月》的作者的看法。试结合作品分析《诗经》农业生活诗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及文学价值。《诗经》燕飨诗具有怎样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试结合作品分析《诗经》徭役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诗经》中的讽喻规谏诗和怨刺批判诗在思想情感上有哪些异同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创作《诗经》讽喻怨刺诗的讽喻诗人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品格这对后世的诗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合作品分析《诗经》婚恋诗的艺术成就。《诗经》中的婚姻诗和爱情诗有什么社会文化价值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婚姻诗和爱情诗的社会文化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婚恋当事人的遭遇和命运,来透视当时社会历史的本质。这些诗篇产生的时代,初期封建社会制度已日趋形成,但原始社会的某些残余影响尚存在,故尔纵然有男女结合需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终究使男女恋情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也是爱情诗篇产生的必要条件。如《郑风·出其东门》,是一个男子思念女子的诗篇。在众多的美女之中,他只喜欢那个穿白色素绢衣服,戴绛色佩巾的女子,并说只有同她在一起才会感到幸福与快乐。《郑风·叔于田》,写一位女子对她所爱之人的歌颂。这位女子的恋人“叔”出去打猎,在整个里巷之中就再也没有她看得上的人。因为他不但能骑能饮,而且勇武英俊,有美好的品德。总之,在她的心目中,“叔”是最杰出的男子,举世无双,无人能及。这种夸张的写法,最真切地表现了相恋中的女子心理。即便是在婚嫁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事人对于情感的重视。如《郑风·女曰鸡鸣》,写婚后夫妻间的幸福和谐生活,也同样是传神之作。全诗以对话的方式写来,暖意融融,温情无限,把一对夫妇和睦美好的婚姻生活描绘得无以复加。至于弃妇诗,则直接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妇女没有独立经济地位所经历的痛苦遭遇。《诗经》中有多首弃妇的诗篇,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卫风·氓》,诗中的“氓”以其貌似忠厚的样子骗取了女主人公一往情深的思恋和最终的以身相许,但是当他把妻子和她的财物一同娶到家里之后就现出了原形。可怜的女主人公毫不嫌弃他的贫穷,婚后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得到的回报却是“氓”对她的负心、虐待以至最后的抛弃。这使得女主人公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极大的折磨。全诗以叙事为线索展开抒情,同时夹以议论,细致地描述了自己从相恋到被弃的过程,生动地表达了自己从当初被骗到最后被弃时的心灵痛苦,全方位地展示当时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她们的婚姻生活,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极高的艺术水平。谈谈你对《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理解。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如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象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成为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的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以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民俗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原始歌谣相比,《诗经》作品的创作有哪些新的发展结合作品分析《诗经》的语言艺术特征。《诗经》作品在章法形式上有什么特征这对《诗经》作品的语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诗经》作品在章法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章复唱。重章复唱是口语文学中常见的样式。这一样式的最初形成是为了便于歌唱、记忆和传诵。因为这样,在复唱中不断地使用一个调子甚或是相同的句式,有时只要换一两个词语。这也形成了《诗经》篇章结构和语言上的一大特色。重章复唱这一特征对《诗经》作品的语言产生了以下影响:首先,这种重章复唱的形式成了《诗经》语言中的一些套语。套语不但是为了方便记忆,同时也是语言运用的一种技巧和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诗经》中的套语不仅为记忆的手段,同时包含有主题的因素。它本身就是艺术内容的历史积淀。所以既有丰富的意蕴又容易为听众理解,这的确是中国早期诗歌的一个突出特色。其次,重章复唱也影响了《诗经》的遣词造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重章复唱的过程中,由于套语本身有一定的固定形式而不能有变化,那些中心词语的变换与锤炼就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只能在那种重章复唱的章法中抓住中心词语进行锤炼,靠中心词语的变换来叙事状物,写景抒情,从而取得突出鲜明的艺术效果。如《芣苢》一诗采用的是动词变化的形式,《召南·草虫》则采用的是两组形容词变化的形式。这里中心词语的变化虽然有动词、名词、形容词之分,但它们的重章复唱方式却完全相同,正是靠这种方式,造成动作描述的连贯、画面的流动、意境的烘托和由此带来的感情的加深,达到抒情描写的效果。《诗经》为中国诗歌艺术创作奠定了什么样的民族传统《诗经》为中国诗歌艺术创作奠定了民族文化传统。中国是一个抒情诗最发达的国度。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史诗性的作品(如《诗经》中的个别篇章),但是从现存记载看,无论是从原始歌谣到《诗经》中的创作,都是以抒情诗为主。言志和抒情乃是中国人老早就对诗的本质的认定。《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抒情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具有普及性,是群众性的艺术。它的创作队伍是相当广泛的。这里既有上层统治者,如周王、执政大臣、公卿大夫,也有下层贵族和平民百姓、农夫、奴隶既有各阶层的男人,也有各阶层的女子。从《诗经》中还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创作一开始就是直接面向生活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们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莫不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这里有君王的忏悔,如《周颂·小毖》有公卿对时政的关心,如《大雅·民劳》有失意贵族的哀怨,如《小雅·小弁》有士兵对家乡的怀念,如《豳风·东山》有女子对恋人的痴情,如《郑风·狡童》有对农业生活的叙述,如《豳风·七月》有宗教礼仪上的歌唱,如《周颂·丰年》有民间风俗中的男女互答,如《郑风·溱洧》……。正是这些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诗歌题材,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从世俗里看社会,从个体中看群体,从际遇中看人生,从生活中看历史,这就是《诗经》所奠定的中国诗歌的文化传统。正是这种抒情诗的民族文化传统,昭示着后代各阶层进行广泛的诗歌创作,使诗歌成为中国人最为喜爱、最为普及、也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形式,使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度。一部中国的历史,都可以通过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诗歌创作得到鲜明的表现。结合作品分析楚辞与楚地神巫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楚辞体的艺术形式特色来看,它与楚地的原始神话和巫觋、工祝的有关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屈原的诗歌创作除《九章》以外,其他如《九歌》、《招魂》、《离骚》、《天问》等,无不在这方面有着鲜明的烙印。楚人信神好巫,直到屈原时代流传和保存下来的神话是比较多的。神话和古老的宗教信仰巫术,在本质意义上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前者产生于原始初民对大自然的幼稚解释和幻想,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后者则产生于人类某些超自然的幻想,企图依靠某种神秘的手段(符咒、降神、占卜等)和仪式,来驱鬼降神,以达到祈福消祸的目的。但两者又有某些共同的基础,即同是原始幼稚思维的产物,都是把自然意识化、人格化,即同为万物有灵论。这样巫术往往利用和凭借某些神话而施展,神话又借巫术得以生存和流传。可以说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巫术是对神话的消极利用和延伸,而作为“不自觉的艺术方式”而存在的古代神话,又往往给巫术活动带来某种文化、文学色彩。当时楚地的巫俗、巫文化正是这样。屈原的《九歌》就是吸取楚地民间的神话故事,并利用祭歌的形式写成的一组光彩陆离、优美动人的抒情诗。诗中写神巫扮做群神形象进行歌舞,把自然之美与人的情致合而为一。《九歌》正是诗人屈原借用巫俗、巫歌而创作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杰出作品。屈原的《招魂》一诗,更是直接仿效楚地巫觋招魂词的形式写成的。诗中对上下四方的描绘,充满了奇异的神话色彩,从素材到形式以至诗的句形、语吻,都深深打上了楚地巫风的烙印。诗人的代表作长诗《离骚》,是一首叙写自己的政治遭遇和倾诉自己爱国情怀的政治抒情诗。但诗的构思和全诗结构却十分奇特。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诗人自我形象,似乎就具有神性,带有神话色彩。诗中写他是神话传说中的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并起表字为“灵均”(王逸注:“灵,神也”)。为了显示身心的圣洁,他取江离、薜芷为衣,纫秋兰为佩并朝饮坠露,夕餐秋菊步马兰皋,驰止椒丘。特别是诗中写他一次向重华陈词两次向神巫(灵氛、巫咸)问卜,三次上天下地地神游。其中不仅吸取了许多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而且直接与宗教巫事活动形式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纵观《离骚》这篇长诗,它的起伏的文理,铺陈的手法,宏伟的结构,就正是由这种带有巫事活动的形式连组而成的。屈原作品中独具特色的长诗《天问》,由个问题组成,其中有对宇宙底蕴的探求,有对国家历史的回顾和问难,有对善恶是非的追究,他采用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以至使得这首长诗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文献。有人推测《天问》的这一奇特形式,正与古代的“卜问”形式有关,是由占卜时所提问题的语言演化而成的。从以上种种考察看来,如果说没有古楚的巫术和神话,楚辞的艺术形式的某些重要特点就不复存在。楚辞体具有哪些诗体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和楚地的乐曲、民歌有什么关系鲁迅先生曾说:“(楚辞)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谈谈你对此的理解。简叙屈原的生平及其对屈原创作的影响。长诗《离骚》主要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这些感情是怎样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离骚》丰富的美学内涵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屈原在《离骚》中是怎样吸取和运用神话的《离骚》一诗中的“香草美人”有什么寓意《离骚》的比兴手法与《诗经》的比兴有何不同,有什么新的发展《天问》一诗在艺术上有哪些突出的特色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天问》在艺术上有以下突出特色:首先是表现为深沉的理性思考与热烈的感情相结合。《天问》全诗完全由提问组成,从宇宙洪荒、天文、地理之事问起,继而又问人事,广涉夏、商、周三代历史,最后以问楚先和当代楚国现实作结,洋洋洒洒,无所不问,但细按其提问的方式和口气,又绝非是什么纯知识性的问答,即并非完全属于问所不知而更多的是问所不信,问所不平,以至问所当知。表现出诗人对自然、历史、社会深思熟虑后的一种质疑,一种见解,一种抒怀。在对自然界现象所提的问题中,大多数是属于对前人学说的质疑,在一系列的质问中,蕴含着诗人在进行某些理性思考后对前人成说的否定。如长诗一开头对“遂古之初”的提问,无疑是对当时流传的天地开辟前“混沌”说的否认。诗人在长诗《天问》中,对历代兴亡史的发问,是本诗的主旨所在,即以历史为明鉴,来警戒楚之有国者,改弦易张,以救亡图存。在这部分里,既包含着诗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倾注着诗人对历史上贤明政治、正义人物的仰慕和对昏君奸佞的挞伐,其爱憎分明的感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其次,从形式看,《天问》长诗完全由问句出之,确为“创格”,但如果没有艺术思维的驾驭,就会质直、呆板、枯燥,浑然一片,以至让人难以卒读。而令人惊奇的是,《天问》这首由一百七十余句组成的问语长诗,却完全不是这样。它通过不同语词的运用,不同句式的变化,使全诗诗句错落有致,疾徐相间,且一气充盈,独具风采。诗人在《天问》诗中,根据不同的问义和语气的要求,把众多疑问词相间使用。而在疑问词的用法上,有的放在句首,有的“以”、“焉”等虚词相连用,以表顿挫和转折。在句式上,《天问》以四字句为主干,属四言体,但它多达四分之一左右的句式,又打破四言,杂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八言等不同句式,这也使诗平添了语句的错落之美。《天问》全诗以问句构成,而问式的变化,对全诗的艺术性则起着更大的作用。全诗的这种句式、问式的错综变化,再加上针对不同问题所负载的感情色彩或探究质疑,或谴责讽刺,或同情赞美,或激昂热烈,或冷峻无情,从而构成了全诗的雄肆活脱,穷幽极渺的风格,并取得了奇气袭人的效果。作为咏物诗,屈原的《橘颂》是怎样做到“不即不离”的咏物,以所咏之物为对象,要与所咏之物相切合,即所谓“不离”。但又不能局限于所咏之物,要借物见志,以物咏怀,即所谓“不即”。屈原的《橘颂》借物自喻,正做到了这一点。屈原在诗中以拟人化的手法,对橘树斑谰夺目的外表和坚定不移的美质作了热情的歌颂,认为它可以作为自己的师表,实际上是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的抒写。在诗的前三句,诗人首先赞颂的是橘的“受命不迁”,“深固难徙”,即是说橘生于江南,不可迁徙,乃是它受命于天的固有美质和本性而扎根深厚,不可移易,则又是它守志坚毅的结果。作者在这里表面上在咏橘、颂橘,实际上在托物自况,借橘抒发了自己的宗国之情和乡土之恋,并为自己生于楚,长于楚,义不容去国的思想,立下宏志美范。在接下来的五句中,诗人赞颂橘树叶绿花洁,枝茂果圆。内外修美,文采斑斓,即从花叶、枝干、果实等内外各个方面描写橘树,说它是那么美好而不同于凡俗。从文字所描摹看,确颇符合橘之物象,是在咏物,然细绎所咏赞的方方面面,实乃语含双关,有诗人自己的形象在,即充满了对内美外修之人格的赞颂和自矜自许。在随后的六句中,诗人接着赞颂了橘树有“廓其无求”(心怀广大,没有世俗的追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清醒地独立于世上,绝不随同流俗)和“秉德无私”(坚持美德,毫无私念)等各种美质,因而诗人表示要以橘树作为良师益友和学习的榜样。很明显,诗人是把橘树作为一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把橘树的某些特质和诗人自己的品格、理想结合起来,寄自己的情志胸怀于橘树的形象之中,诗人颂橘,也正是自颂。在最后四句中,诗人先说“长友”,继说“可师”,尊敬之情递增,以示守节之心更坚,最后提出以伯夷为榜样,以砺己志不仅有乡土情怀,更有以死报国之信念。综上所述,作为咏物诗,屈原的《橘颂》做到了“不即不离”。结合作品分析《九歌》和楚地神巫文化之间的关系。屈原的《九歌》内容,或写祭神的场面,或写诸神的故事,确与楚地的宗教和祭礼有关。战国时代楚国的风俗非常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活动在民间普遍流行,一是滥祭,即所祭的神灵众多,也就是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二是祭祀时的场面、规模都比较大,不是简单的行礼、祈祷就作罢,而是用巫觋来主祭并扮演鬼神。泛神论是原始的一种宗教信仰,但实际也包含和保留了一些关于日月山川等自然界的神话故事,是很好的文学素材。屈原的《九歌》各篇,正是描写的这些巫歌巫舞的场面,他不是为祭神而作,却吸取了其中的某些神话故事,以至巫歌的辞采,采用了某些祭奠形式,并写下了表达自己爱国热忱的新诗(如《国殇》)。从《九歌》的整体来看,它是一组具有楚地民间巫文化色彩,以楚神话为题材(《国殇》除外)的瑰丽诗篇。各篇在写法上也不尽同,有的单纯写祭神的场面,写神的降临和对神的礼赞。如《东皇太一》这首诗单纯写祭神的场面、盛况。《少司命》写人类守护神的降临。《东君》写对日神东君的礼赞。如有的写娱神时所扮演的神话故事。如《湘君》、《湘夫人》。而就其文体性质来看,它是以当时楚国民间祭典的内容和形式为蓝本,写出的一组神话诗和对楚国爱国将士的颂诗,并不是为祭神所写的祭歌。试结合作品分析屈原《九歌》的艺术成就。《九歌》中的《湘夫人》和《山鬼》所写都是女神的爱情故事,试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唐诗宋词部分复习参考题一、填空盛唐时期影响最大的两个诗派是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其中的“王孟”是诗人(王维)和(孟浩然),“高岑”是诗人(高适)和(岑参)。“三吏”、“三别”是唐朝诗人(杜甫)的代表作,这些诗反映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被称为“诗史”。中唐诗坛影响最大的两个诗派是祟尚险怪的(韩孟诗派)和崇尚浅俗的(元白诗派)。前者的代表人物韩愈“以文为诗”的倾向对宋诗影响深远,后者以创作讽喻时事的新乐府著称。白居易的词作《忆江南》其一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脍炙人口的佳句。晚唐词人(温庭筠)被后人称为“花间鼻祖”,他被列为《花间集》中十八位词人之首,入选的作品也有六十六首之多。“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南唐词人(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词中的名句。建安时期著名诗人(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又称《观沧海》),可以说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山水诗。为山水诗奠定基础的是南朝宋诗人(谢灵运),他山水诗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被历代诗人所赞赏。南朝齐诗人(谢朓)对山水诗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他的山水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也历来被人称道。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歌,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描写农村生活的悠然和田间劳动的快乐,都是田园诗中不朽的名句。与沈佺期一起开创沈宋体的唐代诗人(宋之问)的山水诗也很有特色,他《灵隐寺》一诗中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写景名句。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风以清淡著称,但他《临洞庭》中的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却气势壮阔。盛唐诗人王维将绘画的技法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他的名作(《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如看无”就体现出绘画的构图和色彩之美。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几句创造出一种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对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和画的评价。李白笔下的华夏山水气势磅礴,神奇秀丽,如(《将进酒》)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又如《望天门山》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唐代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句子来渲染蜀道的雄伟、奇险和神秘。杜甫早年创作的山水名作《望岳》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透露出一股少年的英气他的(《登岳阳楼》)则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其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中唐山水诗的风格比较清雅闲淡,如韦应物广为传诵的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充满了宁静闲逸的野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中塑造了一个“独钩寒江雪”的孤傲高洁的渔翁形象,而他的《渔翁》一诗则塑造了一个超凡脱俗的渔翁形象,诗中“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更是造语新奇,意境悠远。唐初诗人王绩可以算是唐代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代表作(《野望》)写道:“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南宋诗人陆游的《游山西村》一诗完全脱胎于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诗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写景明丽,又颇含哲理,历来为人称道。唐代诗人(王维)以画家的眼光和绘画的笔调来描绘田园风光的淡雅优美,意境清远,他的代表作《渭川田家》和《新晴野望》即是如此。中唐田园诗开始关注民生疾苦,如(皮日休)的《橡媪叹》就反映了老百姓在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只得以橡实充饥的惨剧。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是一首描写杭州风光的词,词中的名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是脍炙人口。宋代词人欧阳修曾经写过十首(《采桑子》)(填词牌),以联章体的形式歌颂西湖之美,而且每首首句最后都是“西湖好”三字,别具一格。宋代苏轼的(《浣溪沙》)<填词牌)五首是宋词中描写田园生活的佳作,其四“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写农村人物风情,更是为人称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南宋词人(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一词里的句子。魏诗人(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是一首著名的赠别诗,其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一语正是初唐诗人(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所本。“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中的名句。盛唐诗人王维的送别诗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后来被谱成名曲《阳关三叠》,广为传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犁花开”是千古咏雪名句,是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的句子。“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历来被认为是写景的佳句,是宋代词人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中的句子。宋代以言志为主的送别词中,(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梦绕神州路)借送别抒发了对外敌人侵、朝廷苟安求和的忠愤悲慨之情。“南浦”一词成为水路送别诗词中的常见意象,大约与诗人(屈原)的作品《河伯》中“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这一名句有关。“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是南朝作家江淹著名的(《别赋》)中的句子,其中还写道“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此后送别诗中的南浦意象明显多了起来。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这首诗所咏赞的是缇萦救父的故事。西晋诗人(左思)的《咏史八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的代表,其中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反映了在门阀世族社会里出身低微的士人怀才不遇的痛苦和愤懑。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初唐咏史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诗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唐代诗人李白的组诗(《古风》)其十赞美了战国名士鲁仲连,诗的结尾“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表达了诗人意欲追步古人的豪迈情怀。《夷门歌》是诗人(王维)早期的一首咏史诗,诗中赞颂了侯嬴慷慨任侠之举,也表达了诗人渴望有人赏识的心理和对建功立业的热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伤悼诸葛亮的名作《蜀相》中的句子。他的绝句(《八阵图》)结尾写道:“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也表达了对诸葛亮功业未竟的无限惋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怀古诗《乌衣巷》中的句子,他的《西塞山怀古》也是传世的佳作。晚唐诗人杜牧的咏史诗常带有史论的特点,(《题乌江亭》)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钢雀春深锁二乔”即是如此。署名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填词牌)(箫声咽)被推崇为“百代词曲之祖”,后者描写了“秦楼月”、“咸阳古道”、“汉家陵阙”等历史遗迹,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和凝重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宋代作家(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这首词也是咏史怀古词中的名作。周邦彦怀古词名作《西河·金陵怀古》化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石头城》和《乌衣巷》中的句子,但却浑化无迹,没有斧凿之痕。“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临”是南宋词人(辛弃疾)著名的怀古词《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的句子。建安时期的咏物诗多借咏物来寄托情志,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刘桢)的《赠从弟》三首,其二“亭亭山上松”更具代表性。“不求形似,遗貌取神”是唐代咏物诗的重要特点之一,如诗人(杜甫)的《房兵曹胡马》。咏物诗多借物抒怀、咏物明志,如初唐诗人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就借咏蝉来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感,表明自己的操守。北宋词人(苏轼)的咏物词《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咏物佳作,其首句“似花还似非花”摹写杨花,更是绝妙,王国维曾经赞誉其是“最工”的咏物词。北宋词人(周邦彦)咏物词成就极高,他的代表作《六丑·蔷薇谢后作》历来为人称道,其中“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一句更是造语新奇。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的“柳”意象往往暗含了离别的意思,如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名作《兰陵王·柳》(柳荫直)一词就借咏柳来抒发离愁别恨。南宋词人姜夔创作的咏物词很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是他的两首咏梅词:《暗香》(旧时月色)和(《疏影》)(苔枝缀玉),词中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借梅花抒发自己的身世飘零之苦和国家兴亡之痛。二名词解释初唐四杰“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创作活动都基本集中在高宗朝和武后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四杰的诗重视抒发一己之情怀,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具有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这些在古体和歌行里表现得尤其充分。与此同时,他们还具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和非常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继承齐梁遗风的纤巧绮靡的上官体,倡导一种富有“骨气”的刚健之诗,为因循的初唐诗坛吹进了一阵清新的空气。沈宋体沈宋体指沈佺期、宋之问精工诗律诗风。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与“四杰”同时或稍后的一批初唐著名诗人,如杜审言、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等,他们入朝做官时所写的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之类的“台阁体”诗,虽然在内容上缺乏新意,但在诗律方面却有很大进展。这批诗人主要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二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是他们最后完成了律诗的“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任务,因此又称律诗为“沈宋体”。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韩孟诗派尚险怪。这一诗派除了追求诗歌的雄奇怪异之美,还大胆创新,或以散文的章法结构诗篇,或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对宋诗影响深远。元白诗派“元白诗派”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这一诗派以讽喻时事的乐府诗著称。元稹、白居易除了在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外,还通过诗歌酬唱促进了格律技巧的纯熟。创立了比一般唱和难度更大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使格律诗因难见巧,在艺术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指的是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白居易、元稹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提倡用诗歌描写民生疾苦,张籍、李绅、王建也努力从事新乐府写作,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新乐府运动”。这一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组织者,便是白居易。燕乐燕乐是随着隋的统一而兴起的一种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交融而产生的新的音乐。敦煌曲子词“敦煌曲子词”是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石室被发现的,这是词初期阶段民间创作的产物。其创作年代多无定论,大体以晚唐五代居多但可以确定其中已有初盛唐时期的词作品。敦煌曲子词作者阶层众多,作品题材广泛,词体尚未定型、词风朴素率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稚拙、情调也相当健康爽朗。《花间集》《花间集》由后蜀赵崇祚所编,书中选录了温庭筠等十八位词家的五百首词作。其中温庭筠被列在所收十八位词家之首,入选的词作也在总数五百首中占六十六首之多。《花间集》中词人大多是出生于蜀地或仕宦于前后蜀。花间词以歌咏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要内容,以红楼翠阁、闺房帐帏为主要背景,以香艳浓丽、婉约缠绵为主要风格特征,对词体文学的特质、特征和特色影响极大。南唐词南唐词主要指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的词作。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李后主,南唐灭亡由位极人臣的君主沦为阶下囚的沧桑巨变,使他的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为之一变,冲破了花间藩篱,在词坛上独开出一片新的题材领域。他的词以白描手法,抒真挚之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南唐词的价值和地位,远远高出西蜀词。豪放词豪放词主要指苏轼、辛弃疾的词作。豪放词在取材方面比较广泛,填词并不拘泥于音律,表现方法以铺叙、直叙为主,风格恢宏而沉郁,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婉约词婉约词指修辞委婉、表情柔腻的词作。婉约词在取材方面,多写儿女之情,离别之绪,在表现方法上多用含蓄蕴藉方法将情绪予以表达,其风格是绮丽的。婉约词出现较早,从唐五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开始,继有宋初的欧阳修、晏殊、晏几道,与欧、晏同时的柳永,虽在词的表现方法上大有改进,但仍未脱离婉约风格。之后,又有秦观、贺铸,李清照继起。辛派词人辛派词人指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词人,如陈亮、刘过,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是南宋最大的爱国词派。他们都有愤世的热情,壮烈的怀抱,其词风明显受辛词的影响,风格恣肆粗犷,气势豪纵。这派词人多胸襟宽宏,放荡不羁,志趣远大,具有共同的爱国情怀。诗体与词体文学特征的不同、和音乐的关系的差异诗体和词体的文学特征有着很大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以格律诗和词的对比来说明诗体和词体文学特征的差异。首先,诗词和音乐的关系是不同的。中国古典诗歌从一开始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但是诗最终与音乐分离,并且在与音乐分离之后,走向了自己的成熟和繁荣。而词是在音乐的土壤中萌芽产生的,音乐性是词体文学的最基本特征,即使在南宋词不再完全入乐歌唱,而成为一种新的韵律诗歌后,它仍是要按照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乐调填写,音乐的烙印依然是不可抹煞的。、外部形式的差异:句式、句法、韵律、对仗外部形式的差异表现在句式、句法、韵律、对仗等方面。首先从句式上看,格律诗句式整齐划一,词的句式则参差不齐其次,诗词的句法也有很大不同,格律诗句法相对固定,词的句法却灵活多样再次,诗词的押韵规则也不一样,格律诗只用平声韵,一韵到底,隔句压韵,首句可压可不压词平仄通压,中间可以换韵,韵脚疏密不定最后,诗词的对仗规定也不很不相同,格律诗第二、第三两联必须对仗,而词的对仗却灵活得多,没有统一的要求。、题材内容的差异:诗:以社会性的群体情感为主词:以作者个体的自我情感为主诗词的题材内容也有很大差异。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浮沉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描写男欢女爱、相思离别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个人的自我情感。、语言特色的差异:诗是典型的语言艺术词是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诗是一种典型的语言艺术,而词却是一种典型的精美语言艺术。缪越先生曾经形象地把诗词语言特色比喻为士大夫延客和名姝淑女的雅集园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诗来说,词的语言更加轻灵细巧、纤柔香艳。、风格的差异:诗庄词媚诗词风格上的差异被精练地概括为诗庄词媚,即使题材内容相同的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也大相径庭而同一位作家的诗词作品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与诗词题材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不同有很大关系。盛唐山水诗的特点:风格清新、韵致高远、格局阔大,气象万千盛唐山水诗两类风格:一、清,以王孟为代表二、雄,以李杜为代表。到了盛唐时,山水诗的创作蔚为大观,诗人们对山水的体会更加深刻,把握和刻画山水的艺术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山水诗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盛唐山水诗语言清新、韵致高远、格局阔大、气象万千,其风格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是清,以王孟为代表一是雄,以李杜为代表。孟浩然山水诗特色:清淡代表作品:《秋登万山寄张五》、《临洞庭》孟浩然山水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清淡,闻一多先生曾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秋登万山寄张五》就体现出这一特色,但是他的《临洞庭》却气势宏阔,在他的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这首诗和杜甫的《登岳阳楼》一起成为描写洞庭湖的佳作。王维山水诗艺术特色:一、追求"神似",追求空灵的意境,寄寓佛理禅趣二、追求画意,将绘画的技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代表作品:《终南山》、《山居秋暝》王维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精雕细刻追求形似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神似",在山水描写中追求一种空灵的意境,寄寓佛理禅趣。王维的山水诗还特别追求画意,他把绘画的技法运用到山水诗创作中,造成一种"诗中有画"的艺术效果。他的代表作《终南山》、《山居秋暝》都体现出这些特色。李白山水诗的总体特色:雄奇豪放表现在:描写对象:高大、流动、充满阳刚美的自然山水艺术手法:大胆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神话传说的运用代表作品:《蜀道难》、《望天门山》李白山水诗的总体特色是雄奇、豪放,从描写对象上看,李白喜欢选取高大、壮美、流动的自然山水作为描写的对象,山水本身就给人一种阳刚之美从艺术手法上看,李白总是以奔放的激情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去描绘山水景物,如大胆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以及神话传说的运用等,造成一种奇幻瑰丽又豪放雄壮的风格。《蜀道难》就集中体现了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唐代田园诗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田园诗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的,他的田园诗作品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宋田园诗的创作非常兴盛,作者多为隐居不仕的文人或弃官归隐的仕宦。如孟浩然、王维、范成大等。唐代田园诗的创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盛唐田园诗,多用白描的手法写田园生活的美好和愉快,风格自然清新,情趣盎然,神韵天成,受陶渊明影响较大。王维和孟浩然是其最重要的代表。孟浩然田园诗特色:清新淡远,简朴纯净,代表作:《过故人庄》孟浩然的田园诗清新淡远,语言简朴纯净,他的《过古人庄》写景清新秀丽,写故人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可爱,是他田园诗的代表作。并且对后世田园诗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宋诗人陆游的《游山西村》就是从《过故人庄》脱胎而来的。王维田园诗特色:淡雅优美、意境清远,代表作《渭川田家》、《新晴野望》王维以画家的眼光和绘画的笔调来描绘田园风光的淡雅优美,着色不浓,而意境清远。他的《渭川田家》、《新晴野望》等都是有着永恒艺术魅力的田园诗珍品。宋人的送别词可以分成以抒情为主和以言志为主。前者重在抒写离愁别恨,而后者则在送别中寄寓胸怀抱负,如张元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辛弃疾《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贺新郎》(绿树听鹈鴂)等,这些词不以抒写离愁别恨为主,而是在词里抒写对入侵的外敌的仇恨、对朝廷苟安的愤怒、对恢复中原的渴望,并以此来共勉。风格上摆脱了婉约缠绵的送别词风,表现为激昂、豪放、悲壮。唐宋送别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很多,长亭、南浦、杨柳、美酒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意象。唐宋送别诗词中的常见意象:长亭、南浦、杨柳、美酒古代路旁都置有亭子,供行旅停息休憩或饯别送行,当时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长亭"于是成为一个蕴涵着依依惜别之情的意象,在古代送别诗词中不断出现。南浦多见于南方水路送别的诗词中它成为送别诗词中的常见意象与屈原"送美人兮南浦"这一名句有很大关系。江淹作《别赋》之后,南浦在送别诗中明显多了起来到唐宋送别诗词中出现得则更为普遍,致使它在不是描写送别的诗词中,也浸染了离情别恨,而"南浦子曲"和《南浦》词牌多被用来写惜别伤离之情或羁旅愁怀。自《诗经》中的《小雅·采薇》开始,杨柳的依依之态和惜别的依依之情融合在一起,致使《折杨柳》曲也多写离愁别恨而且因为"柳"与"留"谐音,所以古代有折柳留客的风习,"杨柳"与送别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唐宋送别诗词中也多用"杨柳"来抒写离别之情。酒也是送别诗词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元代杨载说:"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以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酒在排解愁绪之外,还饱含着深深的祝福。将美酒和离情联系在一起的诗词多不胜举,最著名的要数王维的《渭城曲》了。咏史怀古诗词的艺术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诗"与"史"的结合: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结合。"诗"与"史"的结合,也就是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结合。咏史怀古诗词的题材注定了它有诗和史的双重特征,首先,文学性是它的永恒魅力,从形态上来说,它是文学,是诗词,而不是历史。其次,咏史怀古诗词也具有历史性,它有史的依据。二、"咏史"与"言志"的结合: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从诗歌的内容上来看,咏史怀古诗词的独特内涵在于"咏史"和"言志"的结合,并最终归结为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注。咏史怀古是动因,而言志抒怀采是最终的旨归。从一定程度上讲,咏史怀古诗词更像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诗。三、"古"与"今"的结合:多维的时空组合多维的时空组合是咏史怀古诗词的一个显著特征,因为题材的关系,咏史怀古诗词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有无限自由伸展的容量,可以在古代与当今、过去与现在中进行转接切换。还可以从眼前之景,遥想往昔的景象,这是跨越历史的空间切割。既有时间的跨度,又有空间的对比转换,这正是咏史怀古诗词独有的艺术特质。唐代咏物诗的艺术特点:()描绘生动,新颖传神如杜甫《初月》、钱珝《未展芭蕉》唐代咏物诗的特点实现表现为描绘生动,新颖传神。这方面的代表作很多,著名的如杜甫的《初月》中对初月的描摹可谓穷形尽相,而钱珝的《未展芭蕉》用"冷烛无烟绿蜡干"来比喻蕉叶,也极为新奇生动。()不求形似,遗貌取神,如杜甫《房兵曹胡马》、陆龟蒙《白莲》唐代咏物诗艺术特色的第二点是不求形似,遗貌取神。杜甫的《房兵曹胡马》和陆归蒙的《白莲》可为代表。《房兵曹胡马》以极为精练的语言,对骁勇善战的胡马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使读者不仅欣赏到胡马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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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专题(1)期末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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