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职业化：人才强军的战略选择-光明日报
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建立军官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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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牵引，逐步形成科学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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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队干部制度体系”的改革目标，体现了“治军之道，要在得人”的治军方略，是坚持人才强军的战略选择。
历史溯源
军官职业化起源于普鲁士。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厄施泰特会战中被法军打败后，军队建设规模受到法国人限制。为了求强图变，他们实行一系列军事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808年8月6日颁布的军官任职规定，把军官贵族世袭制改为以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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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晋升军官的职业化制度。正是看到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先进性和威力，19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竞相效仿。当前，职业化已成为世界军事力量建设的普遍选择。历史证明，先进军事人力资源制度蕴藏着先进的战斗力，关系着战争的胜败。
近代以来，中国军队从洋务运动时的“洋式编练”，清末新建陆军时的“营制改革”，到北伐前国民革命军“以俄为师”向苏军的学习，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对德军的学习，抗战后对美军的学习，在军官职业化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实践。然而，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军队均未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官职业化制度。
人民军队把军官职业化制度作为军队干部制度建设的目标，也经历了曲折的认识。古田会议决议，我军首次提到军官的社会职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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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能因为军官都成了党员，便很少注意其社会职业特性。1955年颁布的第一部军官服役条例，立法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保证军官以军队工作为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职业”。改革开放后，从“专业化”角度对军官职业作了一定的阐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军内外对军官职业化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随着中国特色军事革命的不断发展，军队建设水平的持续提升，实行军官职业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改革部署。
本质追问
军事作为一种职业的历史并不长，对于军官职业化的理论探讨，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莫里斯?简诺维茨等的研究最为著名。
工业革命引发军队技术构成复杂化和专业化，很快使军官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其区别于一般职业的特性:一是具有独特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是军官在军事领域高度专业化的标志，也是职业化最为核心的内容。主要指对军事力量的组织、装备、训练和军事行动的指挥，这种知识与技能必须通过长期的专业教育和实践才能获得。亨廷顿把这种
专业知识与技能概括为“暴力管理”，其后又有学者依据战争形式演变及其功用表现，将其扩大到“国防管理”与“和平管理”。二是具有特殊的社会责任。这是军官“得到职业身份最富有强制性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当其专业知识被用于服务社会时，这一工作才有可能被称为职业”。军官通过其特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为社会之军事安全尽职尽责”，从而达成社会对其职业身份的认同。三是具有特质的职业群体。这是军官以其区别于其他职业成员的“团体意识”而结成的团队。这种“团体意识”源自于其长期的纪律约束、能力训练、共同的工作规范，以及所承受的独特的责任感。军官队伍与社会的相对隔离及其特有的军衔服饰，更使这一特征显而易见。
当然，军官职业特性还表现在职业地位、收入、稳定性等方面，但其职业特性从根本上取决于上述三个特性。也就是说，军官职业地位的高低、收入的多寡、职业的稳定状态，是上述三项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与表现，而非职业化的本质，但这些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影响到军官职业化程度。
基于以上对军官职业特性的分析，我们对军官职业化，既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已有的发展状态，也可以把它视作职业发展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讲的军官职业化往往指的是后者，它是一个国家和军队通过一定的政策制度，使军官具备特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并形成相应职业群体和职业精神的过程。
军官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后，引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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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变革，军官职业化制度随之产生。这一制度就是国家规范军官职业，调整军官、军队、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并按照职业发展需要对军官实施管理的规则体系，通常包括服役、分类、军衔等基本制度，及其统摄下的职业发展和职业保障制度。
中国特色
军官职业化有其普遍、内在的一般规律，也有其适应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尊重军官职业化的普遍性，同时又从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有效实现制度的预期功能。
军官职业化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从维护其国家制度出发，把军官职业化作为保证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重要支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所说的“非政治化”只是指军队不介入资产阶级各政党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争论，并不是说军队不执行资产阶级国家赋予的政治任务。其所谓的“政治中立”是指对资产阶级各政党及政府部门的中立，不是对整体资产阶级国家的中立。与其同时代的美国学者简诺维茨、范纳尔等就不认同其观点，反而认为军队不可能与政治截然分开，职业化并不能使军官保持政治中立。美国学者伊利奥?柯汉也认为，受意识形态鼓舞的军官更能成为一名优秀军官。
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的人民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发展壮大的经验总结，是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军的基本制度与鲜明特色。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决不能把军官职业化与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等同起来，否则，不是没有政治常识，就是别有用心。
宗旨反映一支军队为谁而战、为谁服务的问题，也确定这支军队的职能使命。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为人民利益而战，在作战之外承担起支援生产、抢险救灾等许多任务，人民是我军成长发展的动力之源。随着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我军职能使命不断拓展，军事任务逐步多样化，军队不仅要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而且要有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西方军官职业化制度在军官职业能力的培养上有诸多做
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也要看到，由于他们仅仅把军官的专业限定在“作战技能”上，致使其军官在能力素质上较为单一和脆弱，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不足，在条例之外或物质、技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自主行动的能力不足，与民众的融合、亲和能力不足，等等。
我国实行军官职业化，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军队的做法，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加以运用。比如，从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和保证军队稳定的实际出发，退役军官不能完全走退休或货币化安置的路子;军官薪酬要与国家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及军官职业化进程相适应逐步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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