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加缪书

答加缪书 萨特:《答加缪书》 答加缪书 保尔?萨特往往被看成西方最后一个作为时代见证和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让— 他的地位相当于18世纪的伏尔泰或19世纪的雨果，虽然有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他的这封《答加缪书》却令人多少有些失望，这封信把争论的焦点锁定在政治问题上，即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态度上，却不把加缪看做一个平等的对手看待，而采取的是一种教训的口吻，滔滔不绝，而语多讥刺。 1951年，加缪发表了《反抗者》，核心 思想 教师资格思想品德鉴定表下载浅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员工思想动态调查问卷论语教育思想学生思想教育讲话稿 是提倡一种中庸的“地中海思想”，佛朗西?尚松在《现代》上撰文批判，加缪遂写信给《现代》的主编先生，即让—保尔?萨特，认为佛朗西?尚松歪曲了他的著作，萨特于是给他写了这封信。萨特是一个巨量的词语消费者，这封信让我们开了眼。 ********************************************************* 答 加 缪 书 亲爱的加缪: 我们的友谊并不轻松，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使我们接近的事情多，使我们分离的事情少;但是，这少仍嫌太多。友谊也是，有趋向专制的倾向;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反目成仇，而无党派者如想象中的党派斗士那样行事。我不再重复了:这是题中应有之议。然而，正是为此，我更愿我们目前的分歧能触及到根本，而不在其中掺杂些我无以名之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气味。谁这样说，谁就是以为，在我们之间，一切都将以文人之争而告终，其中您扮演了特里索丹1，我扮演了瓦弟乌斯2。我要说服谁呢,这个问题我不愿回答。肯定是您的敌人，也许是我的朋友。而您，您要说服谁呢,您的朋友，我的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结成一伙，我们将受到他们的耻笑，这是肯定的。不幸的是，您把我牵扯进去，而且口气是那样令人不快，我不能丧失面子而保持沉默。我要回答，不含一点怒气，但也毫不客气，这是出自认识您以来的第一次。您的自满和虚弱总是使人不能对您说出全部真理;其结果就是您成为一种沮丧的过分之牺牲品，它掩盖着您的内部困难，而我认为，您将其称之为地中海式的节制。或迟或早，有人会对您说的，这同我对您说是一样的。但是不必害怕，我不想描绘您的肖像，我不愿意招来您对尚松3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指责，我只谈您的信，如果必要的话，参考一下您的著作。 您的信充分表明——如果谈到您应该像**派谈到苏联的话，唉，像您谈到苏联的话——您完成了您的热月政变4。加缪，默而索哪儿去了,西绪福斯哪儿去了,今天那些虔诚的、鼓吹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哪儿去了,无疑，他们被杀害了，或被流放了。一种强暴而堂皇的专制在您身上建立起来，它依附于一种抽 象的官僚主义，企图建立道德的统治。您写道，我的合作者“想要人反抗一切，除了***和***国家”，但是我怕您反抗***革命的国家要比反抗您自己更容易一些。似乎您的信的主旨是使您尽快地置身于争论之外。您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您无意讨论人们对您的批评，也无意同您的反驳者进行辩论。您的话是教导。您想教育《现代》的读者，您的用意可嘉，您指出了尚松的文章，您在其中看出一种噬咬着我们社会的恶的苗头，您将其作成了一次卓越的治疗课的主题。我认为我看到了伦勃朗的画:您是医生，尚松是死人;您用手向吃惊的观众指点着他的伤口。不是吗，被指责的文章是否谈论了您的书，这与您无关，书不成问题，有上帝保证它的价值，那篇文章只是无作试金石，来显露出犯罪者的险恶居心。您屈尊进人这一期的《现代》中的同时，随身带来了一个便携式的台座5。的确，您中途改变了方法，您放弃了说教和您的“紧张的平静”，以便激烈地迁怒于我;但是您还没忘记说您并不为自己的理由辩解:有什么用呢?只是尚松的批评——如此具有倾向性，不会损害到您——具有损害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一些令人敬仰的人物的危险;您捍卫的是这些人物和这些原则:“他没有给予正确评价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生存的斗争的理由，而是我们战胜自己的矛盾的正当希望。至此，沉默已属不可能。” 但是，请告诉我，加缪，出于何种神秘，人们才能讨论您的作品而不剥夺人类生存的理由,出于何种奇迹，人们对您的异议立刻变为亵渎的行为,当人们认为莫里亚克6的《魔鬼的经过》(Le passage du Malin)是成功之作的时候，这您是知道的，我没有看到他在《费加罗报》上著文说批评天主教的信仰处于危境。您是受了委托的，您讲过，您具以说话的名义“是这场苦难，它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律帅，而从未激怒一个兄弟”。我们就此投降吧，如果真的是苦难发现了您，对您说“去吧，以我的名义说话吧”，我们只好闭嘴，倾听它的声音了。只是我承认，我没有弄清您的思想:您以它的名义说话，您是它的律师,兄弟,抑或律师兄弟,而如果您是受苦人的兄弟，您是怎样成为的呢,既然这不能出于血缘，那就得出于心。然而不，因为您对您的受苦人有选择，我不认为您是波伦亚的失业的***人的兄弟，或是在印度支那反对宝代的殖民者的悲惨的长工的兄弟。出于生活条件,您可能贫穷过。但您已不穷了，您是个资产者，和尚松—样，和我一样。那么是出于忠诚,如果它是间歇的，那我们现正靠近着布希科太太7和施舍，如果为了敢于自称是受苦人的兄弟(必须把生命的每时每到都不献给他们，那您就不是他们的兄弟;不管您的关怀多么深切，它也不是您惟一的动机，您远远不像圣凡尚?德?保罗8或一个穷人的“姐妹”。他们的兄弟,不。您是个律师，他说“这是我的兄弟们”，以为这个词最有可能让法官流泪。您看，家长式的说教我听得太多了，请容忍我不相信这种家长作风。苦难并没有委托您什么。请听明白，我丝毫不想否认您谈论它的权利;但是，如果您谈论它，请像我们一样9，自负其责，而且事先接受被反驳的可能性。 再说，这与您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人家剥夺了您的受苦人，您还剩有足够多的同盟者，比方说，老抵抗分子。可怜的尚松，他并没有冒犯他们的意思。他只是想说，对我们这样的法国人来说，1940年的政治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时我们是同一种人: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原则，同样的利益)。他并不想说抵抗是容易的，他在得益于您的教训之前，并非没有听说过酷刑、枪杀和流放。暗杀之后的镇压，某些人良心上的痛苦，这些东西人家都告诉过他，您想像得到。但是， 这些困难产生于行动本身，而为了认识它们，首先就要参加进去。如果他确信抵抗的决定不难作出、他却不怀疑需要巨大的体力和精神上的勇敢才能坚持下去。然而，他却看见您突然向抵抗分子求援——我为您脸红——和提到死者。“没有人强迫他明白，抵抗运动„„对于我，对于任何真正受过苦、在抵抗中杀人或死去的人来说，从来也不是历史的一种幸福或轻松的形式。” 不，的确，没有人强迫他明白:那时他不在法国，而在西班牙的一座集中营里，因为他想参加非洲军团。让我们把这些光荣的称号放在一边吧。如果说尚松在集中营里险些死去，丢了一只胳膊，他的文章并不因此而好些或坏些;如果您没有参加抵抗运动的话，或您被流放了，《反抗者》也并不会因此而好些或坏些。 但是这儿有另一个抗议者。尚松——他是他非，我不介入——指责您思想的无效;一声呼唤，老战士随即登场:是他，受到了冒犯。而您，仅仅是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您倦了。当然，您倦于接受关于效率的说教，尤其倦于看到这些说教是由懒鬼说给为人父者听的。对于这—点，当然啰，人们可以回答说，尚松没有谈积极分子，年轻的或年老的，但是他贸然提出，这是他的权利，提出对人们称之为革命的工团主义这—历史事实的一种评价——因为，您看，人们可以将—个运动断为无效，而一面赞赏参加者的勇气，事业心，忘我精神，甚至其效率——尤其是他说的您，您并不积极。如果我让一位积极的老***人饱受最足以令人感动的苦难，然后对您引用他的话，如果我让他登场，让他对您说这样的话:“我看得累了，那些像您一样的资产者一心要摧毁党，它是我惟一的希望，而他们又没有能力用什么东西代替它。我并不是说党可以免受任何批评，我是说得有批评它的资格。我不管您的节制，地中海式的或不是地中海式的，更不管您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共和国。我们的希望和您的希望不一佯。您也许是我的兄弟——博爱是多么不值钱，但您肯定不是我的同志。”何等的激情啊～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您和我，我们将靠着布景的撑架，面对观众的掌声，感到一种健康的疲倦。但是，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从未玩过这种把戏，我从来都是只以我自己的名义说话。而如果我累了，我觉得我耻于说出来，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比我更累。如果我们累了，加缪，那就让我们去休息吧，既然我们有条件，但是不要希望搅得世界不安，让人们来估量我们疲倦的程度。 如何称呼这些手段呢,恐吓,讹诈,反正它们是想吓唬人的，不幸的批评者突然为一大群英雄和烈士所包围，最后垂手立正，仿佛一个不知所措的老百姓置身于军人之间一样。简直是滥用信任～这些战士，囚徒，抵抗分子，受苦人，您想让我们相信他们都站在您的背后吗,算了吧，是您站到了他们前面。您居然变化得如此厉害,您到处揭发暴力的运用，而您却以道德的名义，让我们经受合乎道德的暴力;您曾是您的道德主义的第一位仆人，而今您反来利用它了。 您的信使人为难之处，是它太过雕琢了。我并不指责它的浮夸，这在您是自然的，我指责的是您悠然自如地玩弄您的愤怒。我承认我们的时代有其令人不快的方面(对于肝火旺的人来说，有时候可以拍桌大叫，出出气。但我很遗憾，您在这情有可原的思想混乱之上，建立了一套辞藻。对于无意的暴力所表示的宽容，人们却拒绝给予有领导的暴力。您以何等的诡计伪平静，以便使您的霹雳更加震动我们;您以何等的技巧显示出您的愤怒，而立刻又将其隐藏在假装宽慰人心的 微笑之下～如果说这些手法使我想起了法庭，这可不是我的过错～事实上，只有总检察长才会及时发怒，在极度的冲动之中按制他的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将其变为大提琴的咏叹调。君子共和国任命您为它的公诉人了吗, 有人拉我的袖子，劝我不要太着重文章手法。我很愿意(只是很难在这封信中区分手法和不正当的于法。您称我为主编先生，而尽人皆知我们相交已有十年， 种我同意，这不过是一种手法，您对我说话，而您的话明明是反驳尚松，这是—不正当的手法。您的目的不是要把您批评的对象变为一个物，一个死人吗,您谈到他(仿佛谈到—个汤碗或一把曼陀铃;但从不对他说话。这意味着他被置于人类之外，抵抗分子，囚徒，活动分子和穷人，代表您将他化为一块石头。有时候，您将他化为乌有，随受写出“您10的文章”这样的话，好像我是作者似的。您使用这一招已不是第一次了，埃尔维(Herve)在一份***的杂志中攻击了您，有人在《观察家》中提到此文，用了“出色”一词，并无其他评论;您回答了《观察家》，您质问这家报纸的主编如何能够讲出他的合作者使用这个形容词的道理，您详细地解释埃尔维此文件恰恰不是出色的。总之，您回答了埃尔维，但并未对他发话，难道可以跟一个***人说话吗,但是我问您，加缪，您是何许人，居然保持这样的距离，是什么给了您权利，对尚松摆出无人承认的优越,这与您的文学价值无关，您擅长写，他擅长推论，或相反，这都关系不大。您自封的优越，给您权利不把尚松当成人的优越，该是—种种族的优越。尚松由于他的批评难道显示出他有别于您如同蚂蚁有别于人吗,难道有一种精神美的种族主义吗,您的灵魂高尚，他的丑恶，你们之间交流思想是不可能的。这里，您的手法变得令人不能容忍，为了证明您的态度是正当的，您得在他的灵魂中发现丑恶，而为了在其中发现丑恶，最简单的难道不是将丑恶置于其中吗,但究竟是什么呢,尚松不喜欢您的书，他说了出来，这使您不悦，这是完全正常的。您写文章批评他的批评，人们不能指责您，德?蒙太朗11先生每天都这样干。您还可以走得更远些，说他什么也没理解，说我是个笨蛋，对《现代》的编辑们的智力统统表示怀疑，这也是光明正大的论战;但是，当您写道“您的合作者想要人们反抗一切，除了***和***国家”，我承认我感到不舒服，我认为我是发现了一个笔杆子，我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位根据警方有倾向性的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处理我们的事的法官。您只差把他当成潜水艇12了，但您还是把他当成了说谎者和叛徒:“作者装作理解错了他读到的东西„„我(在此文中)既看不到宽宏也看不到正直，却看到了暴露一种立场的徒然的心机，而这种立场不经—场真正的辩论他是不能告人的。”您要揭露他的动机(当然是隐藏着的)，这种动机“促使他阉割您的文章，歪曲其主旨„„让您说天是黑的，而您本来说天是蓝的，等等”，回避真正的问题，向全法国隐瞒您的书所揭露的俄国策中营的存在。什么样的意图呢,啊，看呀～试图表明任何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动的。而归根结蒂，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里，您不那么明确，而我认为我明白了，这位不光彩的马克思主义者害怕光明，他竭力用他笨拙的双手捂住您的思想的所有开口，挡住明显事实的耀眼光芒。因为，如果他彻底理解了您，他就不能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可怜虫可以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者，他脚踏两只船:您向他指明应该选择入党或像您一样成为资产者13，而这恰恰是他不愿看到的。以下就是这一番调查的结果:犯罪的意图，对他人思想的肆无忌惮的歪曲，居心不良，不断撒谎。您无疑是想像到，所省那些认识尚松以及他的诚实、正直、认真和他的酷爱真理的人们将以又惊又喜的心情接受这篇判词。但是，我想，人们尤为珍视的是您信中的这一段，其中 您让我们供认不讳:“你们在坦率地谈及这个问题时，证明这些集中营的存在是必要的，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几乎是勇敢的。不正常的，显出局促不安的，倒是你们根本没有谈及。”我们是在凯德索尔费佛14，警察来来去去，皮鞋咔咔作响，像在电影里一样:“我跟你说，我们都知道了。可疑的是你的沉默。说吧，说你是同谋。你知道它们吗，那些集中营,嗯,说出来吧，说了就完了。法庭会考虑到你的招供的。”我的上帝～加缪，您是多么正经啊，借用您自己的话说，您是多么轻浮啊～而如果您弄错了呢?如果您的书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学上是外行 如果您的书是用匆忙搜罗的第二手的知识写成的呢,如果您的书只是使特权呢? 者们心安理得，如同有一位批评家所写的“加缪先生的反抗变换了阵营”呢?如果您推论得不很正确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如果尚松只不过是惊讶于您的思想贫乏呢?如果他远非将您的光芒四射的事实弄得暗淡无光，而是打起灯笼，辨认出那些软绸的、晦涩的、模糊的观点的轮廓呢,我并不是说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您不能有一刻想到事情可能是这样吗?您是这样害怕异议吗?应该匆匆忙忙地降低一切看看您的人的身价吗?您只能接受那些低垂的头颅吗,维护您的观点，坚持认为它是正确的、而同时理解别人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在您是不可能的吗,您维护历史中的风险，为什么在文学中却拒绝它呢?为什么您求得一个具有不可移易的价值的世界的保护而不是在没有上天干预的情况下反驳我们或同我 起斗争呢?您曾写过:“我们在那些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人们中间感到窒息，们— 无论是他们的手法还是他们的思想。”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怕您已经站到窒息者的营垒中去了，永远地抛弃了您的那些被窒息的老朋友了。 但过分的是，您采用了一种最近有人还在一次集会中揭露的方法——我认为用的是大杂烩一词，这个会您也是参加了的。在某些政治审判中，如果有好几个被告，法官就混淆控诉的要点，以便能够混淆其惩罚，当然，这种事只发生在专制国家中;然而这正是您选择的方法:您在算账的过程中把我和尚松混为一谈。办法呢?很简单，但也得认真考虑，您玩弄辞藻，迷惑读者，甚至让他们不知道两人之中您指的是谁。第一步，我是杂志的领导人(因此您对我说话，这是是无可指责的;第二步，您要我承认我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负有责任，这我也同意;第三步，因此，我赞同尚松的态度，于是，这种态度也就是我的态度;从此，知道文章出自谁受就无关紧要了，反正文章总是我的。“大杂烩”以巧妙地使用人称代词15作结:“你们的文章，你们本该…—你们有权利……你们无权…既然你们说……”尚松只消按我画的草图飞针走线即可。这真是一举两得:您把他表现为我的文奴和卑劣营生的执行者，您于是报了仇;另一方面，我于是也成了罪人，是我侮辱了战土、抵抗分子和受苦人，是我在人们谈论苏联的集巾营的时候捂住耳朵，是我试图熄灭您的火炬。仅仅一个例子就足以揭露您的手段:人们看到，一件“小罪”，当人们把它归于真正的犯人时，它就失去了全部实质;而当人们以此来指责并未犯过的人时，它就变成了大罪。 当您写道“对我的书的任何批评都不能对事实(俄国的集中营)弃置不顾”，这是对尚松一个人说的。您指责批评者在其文章中对集中营不置一词。也许您有道理，也许尚松可以回答您说，作者决定批评者应该说什么是很滑稽的，再说，您在书中也并未怎么谈集中营，人们看不出为什么您突然让别人将其摊在桌面上，除非是不灵通的消息提供者使您以为您置我们于窘境。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可以出现在您和尚松之间的正当争论。但是，当您写道“你们有相对的权利否认苏联存在集中营的事实，只要你们不触及由革命的意识形态，具体地说，即由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如果你们触及这些问题，在谈论我的书时触及这些问题，你们就毁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证明这些集中营的存在是必要的，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您 这里指的是我。那好，我对您说，这种称谓是骗人的，因为您利用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尚松在论及您的书时没有谈到苏联的集中营，这也是他的权利，您就此暗示说我，一个声称具有倾向性的杂志主编，从未涉反过这个问题，这的确是有损正直的严重错误。只是这并不是事实:卢塞(DavM RoussM)发表声明后几天，我们就针对集中营发表了一篇社论和好几篇文章，对此我负有完全的责任;而如果您对照一下日期，您会看到这一期是在卢塞介入之前编就的。这没关系，我只是想说明，我们提出了集中营的问题，我们在法国舆论发现了集中营的同时就申明了立场。几个月之后，我们又在一篇社论中谈到这个问题，并在几篇文章和注释中明确了我们的观点。这些集中营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愤怒，引起我们的反感，也可以使我们不得安宁，但为什么它要使我们陷入窘境呢,关于***人的态度，当要说出我之所想的时候，我什么时候退缩过呢?如果我是一艘潜水艇、是一个秘密成员，是一个不光彩的同情者，何以他们恨的是我而不是您呢?但是，我不要去吹嘘我们引起的仇恨吧，我坦率地对您说，我为这种敌视感到深深的遗憾，有时候我甚至对他们对您表示的巨大冷淡感到嫉妒。但是，除非我不再说出我认为是真理的东两，我又能如何呢?您写道“你们有相对的权利否认……”等等，您想干什么呢?或者您暗示说尚松并不存在，那是我的一个笔名，这当然很荒唐;或者您声称我从未对集中营说过一个字，而这则是诬蔑。是的，加缪，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我不说马尔加什比土库曼重要，我是说不应该利用加于土库曼的痛苦来为我们让马尔加什所受的痛苦辩护。我看到**分子对这些苦役犯监狱的存在感到高兴，我看到他们利用这一点来安慰自己的良心，我没有感到他们要去援助七库曼，但我感到他们利用其不幸，正如苏联利用其劳动一样。这就是我称之为上库曼的full employment的东西。让我们严肃些，加缪，请您告诉我，卢塞的揭露在一个**分子的心中能够激起的是一种什么感情，失望?悲痛?做人的羞耻?算了，算了～一个法国人难以设想处在一个土库曼人的位置上，难以对从这里看到的土库曼这个抽象的人怀有同情之心。至多(我承认对德国集中营的回忆在最优秀的法国人中激起了一种自发的厌恶，当然，还有恐惧。但是，您看，除去与土库曼的一切联系之外，该引起愤怒，也许是失望的，是想到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竞能够依靠一大批官员有步骤地使人受奴役。而这一点，加缪，不能使**分子感到痛心，他们本来就相信苏联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些消息在他们身上引起的惟一感情——这值得我说一说——是快乐，因为他们终于拿到了证据，人们将有好戏看了。采取行动不应对着工人——**分子不是疯子，而应该对着所有处于左翼的正直的人们，应该恐吓他们，让他们胆战心惊。如果有人张嘴抗议某种讹诈，立刻就有人让我们闭嘴:“那集中营呢,”有人催促大家谴责集中营，否则就是同伙。绝妙的一招:要么教不幸的家伙与***人反目，要么就说他与“地球上最大的罪行”同流合污。我是到了这种时候才开始发现这些骗子的卑鄙的;因为我认为，集中营的丑闻牵连到我们大家，您和我，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铁幕只是一面镜子，世界的两半各自反映着另一半:这儿螺帽动一圈，那边螺丝就旋进一因，最后，这儿和那边，我们既是拧者又是被拧者。美国的强硬，表现为变本加厉地搜捕女巫16，就引起苏联的强硬，可能表现为加紧武器生产和增加强迫劳动者的数目;当然，也可能反之亦然。今天谴责别人的人应该知道，我们的处境可能迫使他明天干更坏的事情。当我在巴黎的墙上看到这样的玩笑“到自由的国度苏联去度假吧”，同时画着铁栏和它后面的阴影，我觉得可恶的不是俄国人。请听明白，加缪，我知道您曾上百次地竭尽全力揭露和谴责过佛朗哥的暴政和我国政府的殖民政策，您获得了相对的权利谈论苏联的集中营;但我要指责您两点:在一本严肃的、旨在向我们提供一种对当今时代的解释的著作中提到集中营，这本是您的本分和您的义务，我认为不能接受的是，您今天利用它作为一种政治会议的论据，您也利用土库曼和库尔德以便更可靠地压垮一个没有恭维您的批评者。我感到遗憾的是，您制造您的论据大棒(为一种拒绝区分主人的寂静主义17辩护。因为您自己说过，混淆主人和混淆奴隶是一个整体;而如果您不在后者中进行区别， 您势必对他们只有一种原则的同情，而尤其是“奴隶”常常是您称为“主人”的一些人的同盟者。这就解释了印度支那战争何以置您于窘境。如果应该实行您的原则，越南人是被殖民化的，因而是奴隶;但他们是***人，因而又是暴君。您谴责欧洲的无产者，因为他们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苏联人;但您也谴责欧洲政府，因为他们将要接纳西班牙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您只有一条出路:加拉帕戈斯群岛18。相反，我认为，帮助那边的奴隶的惟—途径是站在这里的奴隶一边。 我要结束了，但重读您的著作，我认为您的清算也涉及到我们的思想19。事实上，一切都表明，您使用“无限制的自由”这个词是针对着我们关于人类自由的观念的。我会以相信这个词出于您之手而侮辱您吗?不，您不可能犯这样不合逻辑的错误，您是从特洛阿封丹神甫的研究中拣来的，至少，我还与黑格尔有相同之处，而您既没读过我也没读过他的东西。但您不去追本溯源的习气真是根深蒂固。不过，您知道得很清楚，一种限制只能加于世界上的实在的力量之上，人们限制一种物体的物理作用是通过作用于限定该作用的因素之一来实现的。而自由不是一种力量，这不是我想如此，而是这个词本身的定义。它是或者不是，如果它是，它就不受因果关系的制约，它属于另一个领域。如果有人谈论伊壁鸣鲁的无限制的clinaman20，您不感到可笑吗,自这位哲学家始，决定论的观念，由此而来的自由观变得有些复杂了;但是思想出现了分裂、脱节和中断。我不敢劝您参考一下《存在和虚无》，读这本书对您来说无用而艰难，您痛恨思想的艰深，您匆匆宣布没什么可理解的，以便事先逃避人家指责您没有读懂。我恰恰需要解释的是这种分裂的条件。如果您花几分钟思考—下别人的思想，您就会看到自由是不能被限制的，因为它没有轮子。它既无爪子，也无颌可放嚼子，由于它决定于自身的行动，它的限制存在于这种行动的肯定的、必然是完成了的性质之中。我们都介入了，必须进行选择;计划给我们启发，在境况中获得意义，但同时它也不过是某种超越境况，亦即理解境况的方式。我们的计划就是我们自己，在它的照耀下，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明确了，向我们反射出事物的敌对和我们自己的结局的目的和工具也就显现出来了。这一点说过了，随您把这种惟一能够建立您自己的要求的自由称为“无限制的自由”好了，加缪(因为，如果人不是自由的，他怎么能够“要求有一种意义”呢?只是您不喜欢想到这一点而已)。但是，如果您说没有食道的自由或者您说没有盐酸的自由，也并没有更多的含义，只是表明了您像许多人一样(混淆了政治和哲学。没有限制，当然啦。没有警察，没有法官。如果人们让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而未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界限，醉汉的有德行的妻子将会如何呢?但是，1789年的思想比您的思想更明确，一种权利(就是说一种自由)的界限，就是另一种权利(也就是说仍是自由)，而不是我不知道的什么“人性”，因为“性”——不管它是不是“人”的——可以消灭一个人，但不能活生生地使一个人处于物的状态;如果人是物，那是对另一个人而言的。正是这两个我也认为是难以理解的思想，即人是自由的，人是人因之而成为物的存在，确定了我们现在的状况，使我们得以理解压迫。您以为——根据谁的信仰?——我先给我们同类一种天堂里的自由，然后又将他们推入牢狱;我距此甚远，以至于我在周围只看见已被奴役的自由，它正试图从固有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今天，我们的自由又仅是自由选择为了自由而斗争。这种说法的奇特面貌只是表现了我们历史的命运的奇特。您看，问题不在于将我们同时代人关进牢笼(他们已在其中了;相反(是要我们与他们相结合，砸碎铁栏。因为我们也一样，加缪，我们也处于牢笼之中，如果您真的想阻止一场人民运动蜕变为暴政的话，不要以不可挽回的判决和退入荒野的威胁为开始，何况您的荒野从来只是我们这个牢笼中较少有人去的—部分而已。为了配得上对斗争着的人们施加影响的权利，首先应该参加他们的战斗;如果想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接受许多东西。“历史”所提供的景况很少有比我们的景况更令人绝望的，正是这一点使预言情有可原。如果一个人在目前的斗争中只知道看见两个同样卑劣的怪物的愚蠢决斗，我认为这个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因为他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赌气; 我远不觉得他像一名仲裁人那样高踞于他所背离的时代之上，而是看到他完全受制于时代，遇到了一种非常历史性的怨恨在他身上引起的拒绝。您可怜我良心不宁，这并非如此，但当我完全为羞耻所败坏的时候，我将感到不像您那样精神错乱而比你还不受约束，因为要保持良心平静，您需要谴责;应该有一个罪人，如果不是您，那就是宇宙。您宣读了您的判词，而世界一声不响;但—旦涉及到它，您的判词即化为乌有，总是要重新开始。如果您停下来了，您可以看见您自己;您是注定要谴责的，西绪福斯。 对我们来说，您曾经是——明天您仍可能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那是在1945牛，人们发现了加缪，抵抗分子，如同人们发现了加缪，《局外人》的作者一样。当人们让地下《战斗报》的编辑贴近那个正直到拒绝说他爱母亲、爱情妇，而被我们的社会处以死刑的默而索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知道您既非前者亦非后者，这个表面的矛盾使我们加深了对自己相对世界的认识的时候，您几乎是一个榜样。因为您在您身上概括了时代的冲突，您通过热烈地经历这些冲突而战胜了它们。您是一个人物，最为复杂，最为丰富，最后一位，也是来得最为及时的夏多布里昂21的继承人，一种社会事业的最坚定的捍卫者。您具有所有的运气和所有的优点，因为您将关于伟大的感情结合于对美的热烈爱好，将生之欢乐结合于对死亡的感觉。战前，面对着您称之为荒诞的辛酸的经验，您就选择了通过蔑视来自卫;但是您同意“任何否定都包含着肯定的繁荣”，您愿在拒绝的深处发现赞同，“完成爱情和反抗的协调”。据您看，人只有幸福才完全是他自己。“什么是幸福，如果不是一个人和他所过的生活的完全协调?什么更正当的协调能把人和生命结为一体，如果不是对继续下去的希望和必死的命运的双重意识,”幸福既不全是一种状态，也不全是一种行动，而是死的力量和生的力量之间、接受和拒绝之间的那种紧张局面，人据此确定了现时——也就是说，同时是此刻和永恒——和成为他自己。这样，当您描写了一种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暂时的协调，自卢梭至布勒东22，向我们的文学提供其主题之一的特殊时刻的时候，您能够引入一种全新的道德色彩。幸福，就是从事人的营生;您为我们发现了“幸福之责任”。这种责任与人是世界上惟一具有意义的存在，“因为只有他才要求有意义”这一断言触为一体。对于幸福的经验，类似巴塔伊23的痛苦，但更复杂，更丰富，使您挺身面对一个不存在的上帝，如同一种指责，也如同一种挑战:“人应该肯定正义以反对永恒的非正义，应该创造幸福以抗议不幸的世界。”不幸的世界不是社会的，至少不首先是社会的;人在其中是局外人，注定要死的是冷漠而空虚的自然;一句话，是“神明的永恒沉默”。这样，您的经验把暂时和永恒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您意识到您是要消失的，所以您要只与“应该腐朽的”真理打交道。您的身体就是其中之一。您拒绝灵魂和思想的骗局。但是，用您自己的话说，既然非正义是永恒的，这就是说，既然在历史的变动中上帝的不在是经常的，那么，向这位永远沉默的上帝要求有一种意义(就是说要求给予自己这种意义)的人类之间的直接、总是重新开始的关系，本身就是超越历史的了。人借以实现自己的紧张局面——这同时也是人的直觉的快乐——因此是一种真正的转变，它使人摆脱正常的“骚动“和“历史性”，以便使他最后与他的命运相一致。不能走得更远了，在这种暂时的悲剧中不能有任何进步。马拉美24在他还是个未定型的荒诞派的时候已经这样写道:“(悲剧)立刻结束，只有表现出迅如闪电的失败的工夫。”我觉得他事先给予了您戏剧的钥匙，他写道:“主人公把创造了他并在舞台上复原的(母性的)赞歌从隐藏着它的神秘中解放出来。”总之(您遵循着我们伟大的古典传统，从笛卡儿开始，除去帕斯卡尔，这个传统就一直是完全敌视历史的。但是，您在美感的享受，愿望，幸福和英雄主义之间，在充实的观照和责任之间，在纪德式的充实和波德莱尔式的不满足之间进行了综合。您用一种严峻的道德主义完成了梅纳尔克24的非道德主义，但内容没有变:“这世界上只有一种幸福。紧抱着一个女人的肉体，这也是紧抱着那种朝着大海从天而降的奇特的快乐。刚才，当我痛饮苦艾酒以便其香味进人我的身体时，我可能以为打破了一切成见，实现 了一个真理，它是太阳的，也将是我的死的真理。”由于这个真理是一切人的真理，由于它的极端的特殊性正好造成了它的普遍性，由于您打碎了纳塔那埃尔25在其中追求上帝的那个纯粹现时的外壳，并把它向“世界的深处”也就是说向死亡打开，您也就在这阴暗的、孤独的快乐的尽头发现了一种伦理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友爱。纳塔那埃尔不再是一个人了;这对生活的爱，比死还强的爱，他“清醒地、骄傲地与一个种族分享”，当然，一切都以不幸告终:世界吞没了不可调和的放纵者。而您喜欢引用《奥伯尔曼》26的这段话:“让我们抵抗着死去，如果留给我们的是虚无，那我们不要使之成为正义。” 因此，不要否认，您不是因为受了历史的苦，在恐怖中发现了它的面目才拒绝历史的;您在一切经验之前就拒绝了它，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它，因为您把人类的价值置于人“反对上天”的斗争之中。您选择了自己，创造了自己，如您思考着不幸和不安一样(这不幸和不安是您个人的遭遇，而您给予的解决办法是—种苦涩的智慧，它竭力否认时间。 但是，战争来了，您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抵抗运功;您进行了严峻的斗争，没有光荣，没有炫耀，危险也不那么激动人心，甚至更糟，还冒着失去尊严和价值的风险。这种总是艰难的，常常是孤独的努力势必要表现为一种责任。对您来说，您与历史的第一次接触具有牺牲的—面。何况您也这样写过，您说过您斗争“为的是那种将牺牲和神秘分开的色彩”。请听明白，如果我说“您与历史的第一次接触”，这并非意味着我有另一种接触，而这种接触比您的好。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只有这种接触;而如果我说“您的”，那是说您比我们当中许多人(和比我)更深刻更全面地经历过，这并不妨碍这种斗争的环境使您坚信有时应该向历史纳贡，以便日后有权利回到真正的责任上去。您指责德国人把您从您反对上天的斗争中拉出来，迫使您参与人类的暂时的斗争:“多少年来，你们试图让我进人历史……”还说:“你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我们进入了历史。五年中，没有可能享受鸟儿的鸣叫。”27历史，那时是战争;对您来说，那是别人的疯狂。它不创造，它破坏;它使草不能生长，鸟不能歌唱，人不能恋爱。的确，外部环境似乎证实了您的观点，您在和平中进行着—场针对我们命运之不公的永恒斗争，而据您看，纳粹就是站在不公一面的，他们是宇宙间盲目力量的同党，试图毁灭人类，如您所写，您“为拯救人的概念”28战斗过。总之，您没有想过要“创造历史”，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您想的是阻止它形成。证据是，战后，您打算恢复原状;“我们的命运(仍是)令人绝望的。”盟国的胜利在您看来“是获得了两三种色彩，除了或许帮助我们中的几个人更好地死去，别无他用”。在历史生活了五年之后，您想可以回到(所有的人都跟您一起)人们应从中争取幸福的绝望中去，通过再度投入人为反对“其令人愤慨的命运的绝望斗争”来“证明人不应经受这样多的不公”(在谁看来,)。我们那时多么爱您。我们也是历史的新参加者，我们怀着厌恶的心情经历了它，并不明白1940年的战争正好和过去的岁月一样，是历史性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在您身上用了马尔罗29的—句话:“让胜利归于进行了战争而不爱它的人们。”我们重复这句话时，对自己也产生了一些柔情;那时节，我们受到了威胁，像您一样，威胁也落在您身上，但我们并未意识到。常常是文化在其消失之际产生出最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来源于旧价值和新价值的必亡的结合，后者使前者受孕而后杀之。在您试图进行的综合中，幸福和赞同来自我们古老的人道主义;但是反抗和绝望是外来之物，它们来自陌生人怀着仇恨观望着我们欢庆精神节日的外界„您借用了他们的这种眼光来估量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他们的赤裸裸存在使我们平静的享乐成了问题。当然，对命运的挑战，对荒诞的反抗，这—切都来自您，通过您;但是，三、四十年前，人们会将这些不驯之举置之不顾，您也可能入于唯美派或教会一流。您的反抗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您受到了这个默默无闻的群众的激动，您几乎没有时间使您的反抗步入歧途，而您对上天的反抗本来是要迷失在天上的。您表现出来的道德要求不过是出现在您周围并被您截获的实在的要求的理想化而已。您 实现的平衡只能出现一次，一时，在一个人身上;您有这个运气，反对德国人的共同斗争在您和我们的眼中象征着全人类反对非人的厄运的团结。德国人选择了不公，就自己置身于自然的盲目力量之中;而您能够在《鼠疫》中让细菌代表德国人，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种神秘化。总之，您在几年中曾经可以被人称为阶级友爱的象征和标志。这也是抵抗运动所表现的东西，是您在您的早期作品中表达的东西:“人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友爱，以展开反对其令人愤慨的命运的斗争。” 这样，环境的帮助，—种在某些时候使一个人体现了一种真理的罕见的协调，使您看不到人对自然的斗争同时是另一种斗争的原因和结果，这种斗争同样古老，同样冷酷;这就是人对人的斗争。您反抗死亡，但是，在环绕城市的充满暴力的地带中，其他人起而反对提高处亡率的社会条件。一个孩子死了，您谴责世界的荒诞和那个又聋又瞎的上帝，这个上帝，您是为了能够唾他而创造的;但是孩子的父来如果是失业者或非技术工人，他就会对人进行谴责，因为他知道我们命运的荒诞在帕西和比扬古30是不—样的。总之是人们几乎对他掩盖了细菌:在贫民区，儿童的死亡要比富人区多除两倍，既然另一种收人分配可能会救活他们31，穷人中的死亡的一半就仿佛是受了极刑，而细菌不过是刽子手罢了。您想在您身上，通过您自己，用一种道德的紧张实现所有人的幸福;我们开始发现的阴沉沉的群众却要求我们放弃幸福，以便让他少痛苦一些。一下子，德国人不算什么了，有人甚至可能说，他们从来就没算过什么;我们曾以为抵抗的方式只有一种，有人却发现看待抵抗运动有两种方式。当您对我们来说还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代表，甚至可能是近期未来时代的代表的时候，您对一千万法国人来说就已经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了，他们在您的理想的反抗中认不出自己过于实在的愤怒。那死亡，那生命，那土地，那反抗，那上帝，那是与否，那爱情，有人对您说:那是王子的游戏32;另一些人甚至竟说:马戏团的把戏。您写过;“只有一种东西比痛苦还悲惨，那是幸福的人的生活。“还有:“绝望中的某种持续性可以产生快乐。”还有:“世界的这种光辉，我不能肯定它没有证明那些人有道理，他们知道贫穷的极点总是连接着世界的奢华和丰富。”33当然，我跟您一样，也是个享有特权的人，我懂得您想说什么，我认为您为此付出了代价。我想像得到您比许多人都更接近过某种死亡和某种匿乏，我想您该是尝到过真正的贫穷，如果不是苦难的话。您笔下的这些话没有莫里亚克先生或德?蒙太朗先生书中同样的话所表达的意思;而且，当您写出来的时候，它们像是自然的。然而，最根本的是，今天它们己经不像了，因为人们知道，需要的如果不是舒适，起码也得是文化这种不可估量的、不公正的财富，方能在穷困的深处发现奢华。人们认为，是您的生活环境，甚至是最痛苦的环境，挑选出您来证明个人的解放是人人都能得到的;而人人心中占上风的思想，即威胁和仇恨的思想，却只有几个人才可能有。仇恨的思想，我们又能如何呢?它噬咬着一切;拿您自己来说，您甚至不愿仇恨德国人，但是您的书中有对上帝的仇恨，可以说您不是无神沦者，而是反有神论者。—个被压迫者自认所能有的一切价值，他都放进了他对别人的仇恨之众。他对同志的友情通过他对敌人的仇恨表现出来，您的书和您的榜样对他一无用处，您教给人的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一种“生活的学问”，您教我们重新发现我们的身体，而他的身体，当他晚上更新发现它时——整个白天他的身体被人偷走，它仅仅是一种困扰着他、羞辱着他的大灾难了。这个人是由其他人造就的，他的头号敌人是人，如果他在工厂和工地重新发现的奇怪的本质使他还想到人的话，那么这人是那些把他变成服苦役者的人。 您还有什么要干的,部分地改变您自己，以保留某些您所忠于的东西，同时满足被压迫群众的要求。如果他们的代表没有出于习惯侮辱您，您也可能会这样做了。在您身上发生的逐渐转变戛然而止。您通过一种新的挑战，顽固地在所有的人面前表现出人类面对死亡和阶级友爱的团结，而阶级已经在您的眼前重新展开了斗争。这样，曾经一度是典范的现实的东 西变成了一种理想的完全无用的证明，尤其是这种骗人的友爱已经变成了您心中的斗争。您怪罪历史，而不去解释历史的进程，只在其中看到了又一种荒诞。实际上，您只是又采取了您最初的态度。您从马尔罗、卡鲁日(看不清)，还有其他许多人那里借用了什么“人的神化”的思想;您在谴责人类的同时，同他—起挺身而出、却又离开他的行列，像最后一个阿班色那瑞人34一样。只要有事件供给养料，您的人格就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现在它正变成幻影;1944年、它那时代表未来，1952年，它已成了过去，而在您看来最令人愤慨的不公，就是这一切来自外部，而您丝毫未变。您觉得世界提供的财富与过去一样，是人们不再愿意看到了;那好，您试试伸出手吧，您将看到是不是一切都化为乌有，甚至自然都改变了意义，因为人同它的关系变了。您剩下的是回忆和一种越来越抽象的语言，您只有一半生活在我们中间，您试图完全离升我们，躲进某种孤独中去，您在其中能够重新发现悲剧，它应该是人类的，而不再是您的了，也就是说，您不过要躲进一个低于技术文明的社会中去。在这一点上，您的遭遇是完全不公正的;但从另一点上说，这又是纯粹的公正;如果您还愿意是您自己，那就该变化，但您害怕变化。如果您觉得我冷酷，请不要害怕;我很快就要说到我，而且用同一种口吻。您徒然地试图伤害我，但请相信，我将留心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您令人完全不能忍受，但是环境使然，您毕竞还是我的”邻人”。 像您一样，我已被卷入历史、们我看待它的方式与您不同。我不怀疑，对于那些从地狱中看它的人来说，它有一副荒诞而可怕的样子，因为他们与创造它的人已无任何共同之处了。如果它是一种蚂蚁和蜜蜂的历史，我肯定我们将把它看做一连串滑稽可笑、阴森可怖的大罪、讥讽和谋杀;但如果我们是蚂蚁的话，我们也许会有另一种看法。我在重读您的《给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之前，不理解您何以为“或者历史有一种意义或者它没有……”等等而进退维谷;但是，当我发现了您对一个纳粹士兵说的这句话“多年来，你们就试图让我进入历史”，一切就都清楚了。“当然啰，”我心里说，“既然他认为置身局外，他在进入之前提出条件，那是正常的。”完全像一个小姑娘用大脚趾试着水说:“水热吗?”您以不相信的目光看着历史，您伸进一个手指，很快就抽回来，问道:“它有一种意义吗,”1941年，您没有犹豫，那是人们要求您做出牺牲。问题只不过是要阻止希持勒疯狂破坏一个对某些人来说孤独的兴奋在其中尚有可能的世界，您同意为您未来的兴奋付出代价。今天，情况不同了。问题不再是维持现状了，而是要改变现状;您要有最明确的保证才能接受。如果我认为历史是一个满是泥和血的游泳池，我想我会像您一样，我在投人之前要看两遍;但请设想我已在其中，您的赌气本身就是历史性的证明。请设想人们像马克思那样问答您:“历史什么比不创造……是人，真实的、活的人创造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自认远离历史的人就不再与他的同时代人有同样的目的了，而仅仅感到人类骚动的放诞性。如果他攻击这人类的骚动，他就从此处违反自己心愿地进入历史的循环，因为他并非有意地向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的(即其文化奄奄待毙的)一方提供了使另一方气馁的论据。相反，与具体的人具有同样目的的人，将必须选择朋友，因为在一个被内战撕碎的社会中，一个人个能同时接受所有人的目的，也不能同时拒绝所有人的目的;但他一经选择，一切就有了意义:他知道敌人为什么抵抗，自己为什么战斗。人们是在历史的行动中理解历史的。历史有一种意义吗,您问，历史有一种目的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离开了创造它的人之外，历史只是一个抽象的、僵死的观念。不能说它有目的或没有目的。问题不在于认识它的目的，而在于给予它一种目的。说到底，没有人只为历史而行动。事实上，人们投入的是一种短期的计划，而照耀它的却是遥远的希望。这些计划毫无荒诞之处:这里，突尼斯人起而反对殖民者;那里，矿工们举行罢工或支持性罢工。人们不会讨论是否有超越历史的价值，人们只是注意到，如果有的话，这些价值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的，而人的活动之员根本特点就是其历史性。对人来说，这个矛盾是基本的:他为了追求永恒而使自己成为 历史的，却在目的为一种特殊结果的具体行动中发现了普遍的价值。如果您说这世界是不公正的，那您就输了，因为您在比较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和一个没有内容的正义的时候就已经置身局外了;但是，您将在您为完成您的事业，为使您的同志们分承负担、为使您听从于纪律或执行纪律而做出的每个努力中，发现正义。而马克思从未说过历史有一个目的，它怎么能有呢,正如说有朝一日人没有了目标。他只是谈论过史前时期的目的，即是说一种于历史内部可实现的目标，像其他目标一样可以超过的目标。问题不在于知道历史有无意义和我们是否肯进入历史，而是当我们全身都在其中的时候，试图给它一种我们认为最好的意义，同时不拒绝给予任何必要的具体行动以帮助，不管我们的帮助多么微薄。 恐怖是一种抽象的暴力。您抛弃了历史，而当历史抛弃了您的时候，您就变得恐怖和粗暴，也就是您只不过成了反抗者的抽象了。您对人的怀疑使您报定任何被告都首先是个罪人，从中产生了您对待尚松的警察的方式。您的道德首先是变成了道德主义，今天它只不过是空话，明天则可能变为不道德。我们要变成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会站在同一个阵营中，也许不。时代是冷酷的，混乱的;但无论如何，我能够对您说出我之所想，这总是好的。杂志对您是开放的，如果您愿意回答我的话，但是我，我不再答复您了。我说了您对我曾经是什么，您对我现在是什么;但无论您能够对我说什么和做什么，我拒绝反驳您。我希望我们的沉默将使人忘却这次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