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

雅安地震 日本是地震大国，每年都有抗震演习，比如，我所在的城市，每次演习都是以各个街道为单位要求全体人员参加的，而且，市政府的人员还为市民发送强震后的行动指南。尽管每年有些增减，但大致内容相同，现将我手上10分钟之内的行动指南简译如下。 1 强震发生0分到2分 迅速把握身体的平衡。 躲进桌子下面。 用棉垫子保护头部。 离开大衣柜和书架之类的大家具。 不要靠近窗户。 2 强震发生2分到5分 到厨房关火。 到洗浴间关水。 关闭煤气总开关，并拉下电闸。 3 强震发生5分到10分 确认家门口是否安全后，再决定是否离开房屋。 带好通讯器械，手机和袖珍收音机等。 注意脚下玻璃碎片以及倒塌的家具。 4 强震10分后 积极参加户外救援活动。 维护社会秩序。不慌不乱。 相信自己内心承受苦难的能力。 《凤凰周刊》2010年13期 《凤凰周刊》 李光 孙荣飞 [内容摘要]:地震预测预报依赖分布广密的仪器设备和庞杂的数据统计分析，对于老一辈专家来说预报一次准确的地震也绝 非易事，而像预测地震一样艰难的还有关于地震预测体系的一系列组织部署，从职责分工到预报方式，都需要一套精密的运作模式。在接连发生的两次地震之后，中 国的地震预防体制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玉树地震的“突如其来”，将地震预防体制各环节的失灵再次推上前台。 玉树和此前的汶川，都坐落在纵贯中国宁夏、甘肃东部、四川西部直至云南的南北向地震密集带上。 玉树地震前，山西省地震局侯马地震台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师余向红等非主流学者的几张邮寄短临预报卡，因“不规范”而遭尘封。 不只是这些。不为人知的是，主流学者们还隐藏着更为久远的伤痛。 2005年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第一任主任梅世蓉等14位 老专家给中国地震局上书联名信，要求对南北地震带加强检测。信中的一段原文是:“印度洋巨大地震的发生震惊 了全世界，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强震危险正在慢慢向 我们逼近。近年来我国学者反复强调南北带上存在发生强地震的危险性，但危险地点何在,没有人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如果未来的强烈地震也像印度洋大地 震那样，突然发生在我国某个不曾估计到的地方，或者落在南北带上我们未曾指出的地方，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此后，地震局召开多个有关南北带上强震危险区的商会，但没能得出明确结论。 在2009年12月的2010年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作了“2010年 地震趋势和重点危险区汇总研究”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刘杰向《凤凰周刊》记者坦承:“在玉树地震之前，我们觉得南北带有危险，而且感觉到越来越危险，但还是没有精确到地 点。我们怀疑的是另外几个地区。说老实话玉树这一带从短临跟踪来说，我们也没有掌握。地点判定在短临上出现了很大问题。加之玉树这一带本身监测能力较弱， 而且人口较少，所以没有把它当成重点跟踪地带。” 而此前的汶川地震，暴露了同样的症结。湖南郴州地震台台长杨国周说，地震部门对于汶川所处的龙门山断裂带发生强震的危险性认识严重不足，只划了重点监视防御区(2006-2020年)，历年的年度重点危险区都没划。 网漏 地震的分析判断，都离不开观测台网。而这个源头，却是一张分布不均、使用乏力的网。 “就拿青海来说，地下流体台站20个，能上网报送的只有4个，在这4个当中，数据正常的只有两个台站。佐署台是这两个台中的一个，佐署台有明显的前兆反应。距震中最近的玉树台没有上网。”一位中国地震局退休专家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青海省地震局财务处处长王海功提供了更宏观的图景:青海省监测预报基础薄弱—前兆、测震和强震动观测台站的密度分别为每万平方公里0.18个、0.42个和0.56个，而全国的平均密度为0.42个、0.88个和1.2个，青海观测台站的密度都不足全国平均密度的二分之一。而且，还存在大面积监测空白区(可可西里地区)，这使地震观测所获的信息量远未能满足需求，对于大多数破坏性地震不能做出准确的预报。 “十五”期间，经过近23亿元的投资，中国建成了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和1000多个地方地震台。“但多数建在了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地震学者说道。 中国省区的边界划定是依照突升突起的自然地理态势，这些省区界限因而也实际上是板块之间的结合带。这些板块间造成的地震，进而显现为跨省区地震。而恶劣环境的省区边界，往往正是监测和协防的薄弱环节。 刘杰说，东部省份地震局资金较为充裕，可以从有钱的省里要经费，而西部偏远省份只能等着从中央拿钱。此外，在这些西部高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建台站的费用也比东部要高，同等费用在东部可以建三个台，但在西部可能只能建一个。 这些使得坐在地震带上的西部，成为难设防地区。 更糟糕的是，“(地震资源管理模式)现在是各省管各省的，但是一个特大地震，蕴藏几十年，不可能没有前兆，不综合看是绝对看不清楚的”。梅世蓉说。 即使各种台站密布，困难依旧存在。 在过去很多年中，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目前，地震台网汇集和处理近1000个台的实时数据，每天处理的原始观测数据达40GB。 “几十年的地震监测工作，日积月累，其数据堪称海量。如果不采取科学手段进行组织与管理，其查询应用势必如同海底捞针。”中国地质调查局信息资料处韩志军说。 对地震数据处理，更多依赖于经验性判断。由于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制，地震预报成为一个分析前兆与地震之间关系的“经验性预报”。一些掌握这些经验的老专家便成为计算机无法取代的稀缺资源。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建思2005年曾撰文指出，地震预报研究出现“维持状态”的情况，原因之一就是“随着老一辈专家退休，新的接班人尚未完全跟进，一些预报人员只看曲线不懂其物理含义，或者不会分析观测结果，更谈不上分析出现的现象的物理实质”。 地 震预报由于其震情的特殊性，需要专业人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拿出预报意见，但杨建思发现一个现象:分析预报人员几乎不考虑观测中的误差因素，而各种误差扭 曲了观测到的异常现象。更为无奈的是，研究人员面对台网检测到的异常现象无从下手。因为不知道前兆数据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以致地震之前，台网 布下的仪器没检测到任何有效信息。 到 目前为止，杨国周认为，管理与分析预报脱节的现象没有明显改善，数字化资料怎样应用于地震预报的探索刚刚开始，应用软件还不够完善。这使前国家地震局分析 预报室京津震情分析组组长汪成民觉得，虽然测震手段越来越先进，前兆观测站点也从人工记录变成数字化自动化记录，但地震预报水平反不如前。 分工之祸, 2005年 的联名信中提到:“这说明仅靠日常监测工作这一套做法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依靠更深入的和更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组织高水平的科技队伍，进行集体攻关， 在强震危险区的判断接近实际的情况下，我们再环绕它部署密集的、配套的短临预报观测网，方能有希望作出较好的短临预报，将报不出、报不准的风险降到最低限 度。” 通常，各级地震局会基于台网信息，组织专家研究，形成长中短临的预测预报。长中短临，四个层次的预测预报，经历了从合到分的过程。这个外界看来不起眼的拆分，却成为一些人眼中预报失灵的祸首。 1980年1月1日，基于1970年代的严重地震形势，国家地震局成立了分析预报中心，作为全国地震分析预报核心部门，后在2004年分拆为地震预测研究所和预报部。搞预报的人和台网中心在三里河，负责全部数据中心的集中和短临预报;中长期预报由地震预测所负责，留在复兴路中国地震局院内。两个办公地址间相距约6公里。 “撤销分析预报中心的直接后果是，将地震预报的长、中、短、临分隔开来。这样把一个很完整的力量肢解了。大震来了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非常不利于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梅世蓉说。 割裂的还不只是科学研究和实务预报。 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玉林说得更彻底:“我们那时候做仪器、建台、观测、分析、预测都是自己干，现在都分开了，建台的是一帮人，观测是一帮 人，分析预报的是一帮人，而且大家都规范化了，各管各的。管预报的人有句话叫‘你给我什么米我做什么饭，你给我什么数据我做什么工作，这个数据怎么来的我 管不着’;搞观测的，上什么仪器测出来什么数，却不管它和预报有没有关系。” 部门精细化分工后，却没能预报出汶川地震。 在关于“汶川地震缘何漏报”的一份官方报告《汶川地震反思总结报告》中，有专家提出，漏报是因为体制问题。研究与预报的拆分结果在汶川地震中，显现为长期预报偏失、中期预报偏差、短临预报偏少。 “汶川地震以后，又有人呼吁汶川经验证明了原来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也没有被采纳。一些老同志就认为，还会导致地震漏报。”梅世蓉回忆。 不过，据《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得知，中国地震局已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成立长中短临预报相结合调研工作小组，以形成改革方案。 预报方法之争 “十五”期间地震台网大规模布局的低效，从长期到中期再到短期的预报失灵，这一切还促使人们追问更深层次的焦点:预报方法。 1971年， 为发展地震预报，中国政府组建了国家地震局，人手从中科院、石油部、测绘局抽调而来，并由此形成研究者布局:以地质力学方法为主的地质部专家，以预测理论 为主的石油部专家和以地球物理方法为主的中科院专家。由于地球物理方法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相对较高，成为了国家地震局的主要研究力量。 从西方引进的地球物理方法，注重表象数据分析，用小地震报大地震。地震部门还引进了高精尖仪器，布设国家地震台网，以应用这一方法。 地质力学方法，由前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开创，用钻孔仪器感知由地热、重力、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及其他因素产生的应力变化。 预测理论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数理统计方式来研究地震发生的规律。 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成功之后，以“前震—主震”法(亦即地球物理方法中的以小震预测大震的方法)预测地震的学派脱颖而出。 河南省鹤壁市防震技术研究所所长池顺良回忆说，海城地震成功预报，引起国际上很大反响，以致中美建交之初，地震预报被美方列为可以从中方得到裨益的少数科学领域之一。 由是，国内地震界分使用洋办法的“正规军”和使用土办法的“游击队”。非地球物理方法开始被边缘化。 然而，这一状况在业界始终存在争议。 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报评审委员会评委赵文津表示，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洋办法并不一定很有效，它很难抓住地震前兆。“第一代地质与地震学家李 四光和傅承义都曾认为，用测震学方法攻克地震预报很难。因为地壳破裂或滑动以后，才会发生地震并产生地震波，才能为地震仪所记录到。” 赵 文津的建议是，应该让其他技术和思路同时进行科学探索。此外，测震学应该应用综合的方法，研究地壳是怎么运动的，力是怎么作用的。赵文津觉得中国应借鉴美 国的体制架构:“美国管搞地震的叫地质调查局，而中国就把地质与地震割裂开来，把一个统一的地球分成几家去管，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都在分 管不同的领域。”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苗培实也表示，地震局主要负责研究地震灾害，国土资源部的一部分职能是调查地质灾害。无论在经费上还是人员上，研究力量都被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如果从体制机制上去促进地震预报攻关，那地震预报是可以提前一两代人实现的。”赵文津很有信心。 被专家抱怨忽视的不只是地应力方法，还有气象地震学、信息预测以及潮汐力谐振的地震孕发机制模式等，更有将万千气象纳入观测范围的“群防群测”。 对此，刘杰坦言，不否认一些研究预报方法有时也会有其令人惊喜之处，但所有新方法要真正走到地震局常规监测预报手段这一步，一定要进行长时间试验，“否则铺开后效果不明显，将造成巨大浪费”。 实际上，据刘杰了解，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已在试验多种新方法，各省更是纷纷出台文件，在每个县区布点，鼓励群防群测，发挥想象力和动手力。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说，国际地震界对中国“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做好预测预报工作”的历史经验十分珍视，认为被扔掉了太可惜。为此，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UNCP-IPASD)项目已专门拨款来资助地应力等土办法继续研究。 预报权界限 为加强民间预报的渠道畅通，2009年中国地震局下发了由监测预报司统一印制的《地震预测意见登记表》和《地震预测意见回执》。“这是对政府履行回复责任的敦促，以引起对民间预报的重视。”一位中国地震局退休老专家说。 国务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清晰地勾勒出地震预报的“三部曲”:形成地震预报意见,针对地震预报意见进行专家委员会评审,发布地震预报。 但地震预报体制过于刚性之弊，并未得到调整。中国地震局前述退休专家表示，中国地震局没有从唐山地震、汶川地震中吸取正面教训，只是吸取了反面教训，认为非主流人员给地震局制造了麻烦。汶川地震后，地震观测资料封锁得更加严密了。 湖 南云天律师事务所唐银亮研究《防震减灾法》后发现，第二章地震监测预报突显的是官方和权威，注重对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对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监测环境的保 护，而忽视了对民间的地震预测信息的关注和重视，更忽视了民间科研力量和民众熟悉的地震来临地理自然现象的了解和知悉。 “这是一个地震预报权的问题”，《防震减灾法》立法起草小组成员莫纪宏说。 莫纪宏觉得，现在预报发布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来进行，这不利于充分发挥民间的科研力量。由于地震预报目前并无在科学上完全过关的方法，所以，过分刚性的地震预报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反而增加了社会公众对地震预报不切实际的期待。 垄断预报权后，所有的预报意见都被塞进了专家内部的震情会商制度。而这个制度内部，自身也有种种问题，令其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统一意见。 玉树地震前，中国地震局先后召开了2010年度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年度全国地震重点危险区判定技术总结研讨会、南北地震带强震强化监视与跟踪工作启动会议。 对于震情预测，各级地震部门每周都要集中专家会商，从地震学、地磁、地电、重力、地应力、地下水、动物异常等各个方面去判断。参会人士回忆场面经常是“唾沫 横飞”，莫衷一是。即使最后“投票表决”形成明确的会商意见，也肯定会写成“有发生几级以上地震的可能，但是也不排除不发生的可能”，然后向政府报告。 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看来，震情会商长期没有主次重点，专家一个个挨次上去讲，变成了形式，讨论不够充分。 “拿这次玉树地震来说，其实我们单位内部的年度会商会上，在2003年到2007年一直把这个区域当作重点危险区域，震级判断也差不多是7级，一直跟踪了5年，地震也没有来，就放弃继续跟踪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地球物理研究所年度会商的结果上报到地震局，最后在中国地震局年度会商中变成一个综合意见，个别单位的意见占的分量很小。 陈学忠认为，其实年度会商里面是有一些精华信息的，但是现在这种拼盘式的总结报告完全体现不出来。真正能够发现蛛丝马迹的往往是少数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由一些经验丰富的、高屋建瓴的专家来负责会商意见汇总，提取精华信息。 此外，孙士鋐认为针对一些异常，会商制度应集中诊断、充分讨论，这可能会促成地震预测起到防震减灾的实效。 《凤凰周刊》记者了解到，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在今年2月启动了全国震情会商机制改革调研工作，成立工作小组，并形成了“全国震情会商机制改革调研工作方案”和“震情会商制度调查问卷”。 经过地震局年度会商形成的年度预报，最后要报国务院，等下发到省里后，一般还要作为机密保存一年。 对于“为什么连中长期的预报意见都没有向公众公开”的问题，刘杰深有苦衷:“根本 不敢说。说了以后，影响的人太多了，怕引起公众的恐慌。当大家对地震习以为常的时候，就能够把中期的预报告诉大家。” 让百姓脱敏的方法，刘杰的建议是，把已经发生的地震信息解禁，公开。“既然有老百姓生活在地震带上，又搬不走，那就应该告诉他们这些地震信息。” 刘 杰以北川为例作了形象说明:“你就告诉老百姓北川历史上的地震活动背景，不同震级的地震破坏程度如何，近期乃至当前地震活动的趋势如何„„老百姓事先有了 这些地震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很重要，在公众有实际心理预期的情况下，预报决策部门的压力自然就小了，就可以发布并不十分准确的预报。” 最难的还是短临预报，一方面是强烈的社会需求，一方面地震预报又没过关，夹在中间的地震部门苦于“解套”无方。《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将之称为“经验判断+风险决策”的模式。理性选择下，地震预报部门更倾向于采取“疑震从无”的策略。 刘小汉主张，政府应当使公众清楚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民众对地震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根本不是由于职能部门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对民众封锁消息。” 除了增加震情信息的开放度，钱钢还建议给地震科学研究以充分的学术自由，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同时还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 预警的可能 围绕地震预报的争执，除了“地震可以预报，漏报就是人祸”和“地震无法预报，不如加固建筑”的两极论点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预报有成有败，预警可以减灾。” 所谓“预警”，就是地震已经发生了，只是最大的破坏力还没有传递到地面上来，这时向人们发出警示。日本目前已做到发生大地震时，能提前10秒到30秒发出警讯。 “由于地震预报多年来徒劳无功，未来又很难看到突破的希望，所以预警系统再差，其‘性价比’也会优于地震预报。”地质学专家夏新宇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福霖说，地震发生时，产生两种冲击波，一种是竖向波，一种是横向波。竖向波传递速度非常快，最先到达地面，但它的破坏性小。如果能够监测到地震的竖向波，及时发出预警，就能抢到几秒至几十秒的时间向人们发出危险信号～ 但预警有个前提，就是地面要有足够多的地震监测站和大量经费，并且必须24小时连续观测。 “日本国土面积小，监测布点足够密集，因此监测效果较好。中国近些年很重视站点建设，但是这么大的国土面积，站点密度还是远远不够。”周福霖称。 除日本外，美国、墨西哥都在尝试地震预警化。刘杰表示，这个技术中国完全掌握，目前高铁建设特别多，发生地震后将很危险。因此汶川地震后，也开始在京津地区试验。 “但这不可能在青海试验，这项技术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减轻大量人员的死亡，而且目前还在实验阶段，所以试验也只能是先在东部人口密集地区开展。” 苗崇刚日前透露，地震局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正在实施国家地震安全工程项目，在这个项目里，涉及一部分地震预警的工程建设。 各级地震局的局促 防震之困，令专家无奈，各级地震局也有自己的苦衷。 玉树地震后的4月17日，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发生5.2级地震。此前，挂在西藏自治区政府门户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诉说了那曲地震减灾之困:那曲地区地震局核定编制8人，干部职工均无住房，全部借住在外，目前防震减灾部门由地方政府管理，人事由地方组织部门 管理，经费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自治区地震局只能进行业务指导，没有办法投入太多。实践证明，依靠地方财政发展防震减灾事业只能维持现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在地震之前，已有数个县地级地震局进京诉说基层工作的困难。 2008年， 陕西汉中市地震局向中国地震局提交的一份《关于有效推进抗震设防管理工作的建议》直言:“地方工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难以开展。国家局下发的一系列加强 市县防震减灾工作的文件，对市县指导性不强。”其中提出的原因与那曲类似，防震减灾系统是板块式管理，省以上和国家局是一个板块，人事、财务、业务由国家 局统一管理;而市县是另外一个板块，人财物都由地方政府管理，业务由省局指导。 “这个问题仅靠中国地震局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地震预报不产生任何效益，只能依靠国家财政。”刘杰说。 汶川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王培德研究员和同事们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重点就是地震预报工作体制方面。 “我们缺乏一个符合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管理和财政拨款机制。”王培德研究员说。 中国主管地震工作的是中国地震局，国家财政下发给地震局的是地震事业费，按规定是用于监测预报的。然而，管理科研项目和经费的部门，是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部门。 现在，地震局有一个每年300万元的小基金是自己管理的科研经费，用于支持面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地震局开展科研。从2007年开始，地震局的5个研究所开始有了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也是由科技部下达的，它的目标是培养40岁以下的年轻科技工作者。 但地震局的科研单位如果要做大一点的项目，就要到科技部或者基金会去申请。问题是，地震预测、预报与气象预报的发展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地震预测、预报研究的特点要求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而科技部按一般科研项目来管理，确定的科研项目的期限最多也不会超过5年，而基金会的项目一般要求2~3年就要出成果。王培德表示，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是无法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科研的。 从“八五”开始，地震台网、前兆台网建设尽管得到了巨额投入，但这些投入是通过发改委的基本建设项目下达的，只能用于基建，不能用于科研。 四川又地震了～4月20日8点02分，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7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60人死亡，近6000人受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紧急前往灾区视察。 雅安，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民族走廊”之称，是青衣羌国故地。她曾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曾为民国西康省省会。因“雅雨、雅鱼、雅女”，素有三雅美誉。她自古多雨，俗语讲:雅无三日晴，人称雨城。此次地震致使芦山、宝兴县的老房子基本损毁，但总体伤亡损失程度，比五年前的汶川地震要轻的多。 从媒体的报道看，由于有了汶川地震的经验，这次救灾的总体安排和部署实施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部队的救灾部署更加迅速，基本上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灾难现场实施救援。为此两位年轻的战士，由于军车翻下山崖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救灾必须要有统一部署和调度，一窝蜂前往灾区，只能给救灾工作添乱～ 地震发生后，网络上、微博上、微信群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求救和募捐信息。个别人竟在这种时候发布假的受伤信息，搞恶作剧，确实令人气愤。也有的打着募捐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这些都值得人们擦亮双眼。 一次雅安大地震，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李连杰的壹基金。很多民营企业包括马化腾、史玉柱、潘石屹、王石等民营企业家以及众多影视明星，都将捐款交给了壹基金。而红十字会总会在灾后发的的微博却意外地收获了十几万个“滚”。 尽管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截至昨晚已筹集到5100万元善款用于此次雅安地震，这些捐款主要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政府的，还有一部分是国际上的，第三部分来自于企业和社会捐款。估计红十字会的捐款中，个人的比例微乎其微。一个国家扶持的慈善机构，一个本该在第一线整合资源、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会，竟变成国人愤怒清算的对象，千夫所指之中狼狈不堪，其公信力之低可见一斑。很多网友建议，红十字这个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能在中国继续沉沦，应立即重组红十字会的领导机构。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当年那些“人定胜天”之类的口号害人不浅。面对雅安的大地震，不在灾区的我们也许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我们有理由应该做到: 1、震发后72小时是救人的黄金时间，这几天首要是救人，先不要忙着吐槽调侃反思; 2、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不传谣，更不造谣; 3、不要擅自前往灾区，把道路和交通资源留给救灾运输的车队; 4、如果自己身边，有亲属在灾区的同事和朋友，请给与他们多些询问、安慰和陪伴; 5、对于网络上求救的信息，也许你的一份转发，就可能挽救一个生命～ 6、独立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爱心的方式方法，不要一窝蜂，更不要被舆论绑架。 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据央视报道，截止到4月21日8时，四川雅安7.0级地震已致162人遇难，6986人受伤。天灾背后，很多人疑问为什么这一次依然是四川受难, 中国地震主要分布在五个区域:台湾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23条地震带上。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西部多山区，中间是盆地。四川的地震，与它西部那排最靠盆地的“山”有着相关性。这条俗称做“山”的地形，正是著名的龙门山大断裂——它是一条贯穿岩石圈的巨型地壳断裂系统，南北延伸越500公里，宽达70公里。本来，以岩石组成的坚硬地壳几乎坚不可摧，它之所以能发生如此大的断裂、扭曲，一定是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撕裂了它。于是，科学家们研究龙门山断裂带中岩石的应力场发现，这股强大的应力的确客观存在，而它，则来自西南方向的更高一阶的地域——青藏高原。 应力场分析表明挤压应力来自青藏高原，那么，为什么青藏高原要提供这么大的应力场，持续不断地压迫它东部边缘的四川盆地，以至于在前锋形成这么大的断裂系统呢?原来，青藏高原也不是根本原因，它依然是一个结果，是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正面碰撞的结果。大陆与大陆之间的相撞不比大陆与大洋之间的接触，后者，一个轻一个沉，大洋插到大陆下，形成海沟和火山弧(如日本岛)。而大陆是一直漂在洋壳之上的，数亿年从不消失，密度基本相同，谁也不让谁。这种大陆板块之间的正面相撞，消减不掉两者的物质，于是，这些物质就只有堆在地表，堆出一个巨大的土堆，放在我们人类的视野下，便是巨大空前的高地势——喜马拉雅山系与青藏高原了。 龙门山断裂带中多发的地震，就是来自青藏高原方向的应力场持续对地壳提供挤压应 力，当地壳中的岩石实在不堪应力的重压而破碎、断裂时，巨大的能量释放，以机械波的形式传遍四周，便构成了惨烈的地震。龙门山是山区与盆地两个地质体的接触带，由于对刚性客体来说，默认其力作用在两者交界的边缘，因此，山与盆接触的前锋带，便成为了应力场释放其机械力的集中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地震便多发了起来。 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大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北段，这次雅安市芦山县发生的7.0级强震，震中在龙门山断裂带的南段。5.12大地震的动力来源，就是青藏高原和扬子地块之间的相对运动，并在龙门山断裂带上产生的长期能量积累和突然释放。所以自然就有了“汶川地震已经把几千年积累的应力释放完了，四川要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又在几千年之后”这样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汶川地震把震源点上应力(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附加内力)和流体压力释放差不多了，在这个点上2000至3000年不会有大震了，这并不等于说整个四川3000年就不震了。相反，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映秀-宝兴-泸定)、石棉附近的鲜水河断裂带以及四川盆地内部的龙泉山断裂带和华蓥山断裂带南部，因汶川大地震发生，应力反而增加。2008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也认为，汶川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的南端压力增加，而雅安震中就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段。即使在龙门山断裂带的中段和北段，应力释放也主要集中在映秀-北川-青川断层(275千米长)和灌县-安县断层(100 千米长)上。附近地区其他断裂如岷江断裂、虎牙断裂、平武-青川断裂、江油-广元断裂基本上都没有参与5.12地震系列的活动。那些有很强的发震能力但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地震(缺震)的断裂带是地震空区，说明那里能量已经积累起来，更有可能发生强震。 按地震学家嵇少丞的通俗说法，一根三股拧在一起的绳子，突然断了其中一股，还要拉与原来一样大小的力，未断的那两股上于是就多了一份附加的载荷，这一份附加力很可能就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换句话说，本来还需积聚若干年才能达到发震(岩石发生脆性破裂或摩擦滑动)的临界剪切应力，由于5.12汶川大地震及其后的众多余震多了一份附加力而提前达到了。所以，潜在孕震区就是附加力较高的区域,即今后几年重点的防范区域，而绝非什么“安全地带”。 雅安芦山距离汶川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左右，许多网友可能会问，这次雅安地震会否是汶川大地震的余震? 所谓余震，是指跟随在主震后发生的一连串地震。主震发生后，断层上的应力分布会产生改变，在应力再调整的过程中就造成一系列的余震。余震与主震通常发生在同一个破裂带上，比主震的规模小。余震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只能在地震后短时间内发生的才算，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余震才是地震的常态。据《自然》杂志2009年11月5日发表的文章表明，许多最近发生的地震都有可能是几百年前大地震的余震。 2008年汶川大地震，沿龙门山断裂带产生了规模宏大的地表破裂带，但其方向是从汶川向东北方向展开，主要沿龙门山断裂带中央断裂的中-北段以及前山断裂的中段展布。芦山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南端，并不位于汶川地震破裂带上，因此有专家认为芦山地震并不是汶川地震余震，而是龙门山断裂带上一次新的主震。 然而，有时主震造成的应力变化会不局限于主震所造成的破裂面上，这个现象称之为库仑应力转移。汶川地震后，如前所述，不少专家就认为地震使得库仑应力向龙门山断裂带南部转移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就认为，本次地震与汶川地震有一定的关联。到底雅安地震能否算作汶川地震余震，可能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美国地质勘探局地球物理学家杰西卡?特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芦山地震是在南北走向的龙门山断层上发生东西反向运动造成的，“目前我们认为，此次地震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一次余震”。 芦山地震有哪些特征,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相比有何异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周本刚介绍，目前，芦山地震的地震烈度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根据震级和计算模型初步估计，芦山地震震中烈度大约为?(9)度，而汶川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整体而言，芦山地震的灾情应小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 据初步分析，此次地震为主震,余震型。主震7级，主震后又发生多次余震，未来需注意防范发生强余震的危险。本次地震发生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南段，属于逆冲型地震。 他认为，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是独立的两次地震，芦山地震不属于汶川地震的余震。二者有一些相同之处，一是二者都发生在北东向展布的龙门山断裂带上，根据调查，这一断裂带属于全新世(距今约1.2万年)以来的活动断裂带，易发生6级以上的强震;二是从震源机制上，二者均为逆冲型地震，与龙门山断裂带运动性质一致，是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地块向东南运动，受到四川盆地阻挡，应力积累和释放的结果。但芦山地震又与汶川地震有所区别，一是从位置上看，芦山地震发生在龙门断裂带南段，震中位置大体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的前山断裂附近，而汶川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中段，在中央断裂和前山断裂分别产生了长达240公里和72公里地表破裂带;二是从震级和烈度看，二者差别较大，芦山地震的破坏程度没有汶川地震大，伤亡和经济损失也会比汶川地震轻;三是从地表破裂程度看，预计芦山地震的地表破裂带长度和位移远低于汶川地震。 芦山地震已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地震局，很多网友质疑，中国地震局为何近年来在地震预报方面无所作为。客观地将，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难题，即便是很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这方面也常常无能为力。比如日本。但是，屡次地震，无疑暴露出中国在地震防治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 已有媒体垢病，与地震现场的满目疮痍相比，是地震预报监测支出经费少得可怜。4月19日，中国地震局公布2013年度预算，数据显示，预算支出总额为近40.87亿元。其中，地震预报监测支出近3822万元，而用于住房保障支出达到1.54亿元。再往前看，2012年7月19日，中国地震局公开2011年度部门决算，当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3562.93万元，而当年用于地震预报监测支出仅270万元，地震预测经费不足公车消费的十三分之一。巧合的是，中国地震局年度预算头一天公布，次日发生芦山地震，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遭遇网友严厉的指责。也许中国地震局也有难言之隐。但目前，中国地震局对此尚未回应。 王学进:别借骂红会为逃避捐款找借口 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在其微博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微博网民对此并不买账，内容为“滚”的回复占据屏幕。对此，红十字会表示已经了解，并决定接受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意见，“埋头苦干”。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救灾，网络舆论暂“不去管它”。(4月21日《云南信息报》) 岂止是微博屏幕被“滚”字占据，就连转载此新闻的网站也传来一片“滚蛋”之声。更多的网友则决绝地表示，绝不再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任何钱物。更有网友发出“国民千万别往红会捐款”的号召，一时间，红会再次成了众矢之的。 尽管红会在地震发生当天做出了积极反应，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第一时间赶往灾区， 并筹到5100万元善款、700顶帐篷以及其他大量救灾物资，显示了要借此次救灾机会完成自我救赎的决心，但网民们仍然执着于郭美美事件导致的红会信任危机，纷纷表示不给红会捐款。可以预计，红会此次募集到的社会善款可能会少得可怜，与汶川、玉树地震那会儿所募集到的善款相比一定不成比例。这由第一天只筹集到区区3万多元为证，相比壹基金募集到的上千万元，显得很尴尬。 这当然不是红会之福，更不是灾民之福。 大灾当前，出现这样不和谐的音符，令人痛心。论责任，红会自然难辞其咎。但在灾区人民亟待救援的生死时刻，网民们依然放不下与红会的过节，看不到20日当天红会的积极表现，而是借雅安地震之机再次发泄对红会的不满，并借着骂红会为自己逃避捐款找借口，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 虽然我们有很多指责红会的理由，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拥有了比红会高得多的道德优势，就拥有了拒绝捐款的理由。事情一码归一码，我们可以理性地批评红会做得不当的地方，但应该看到红会正在为弥补工作中的缺陷，重建信任危机做着不懈的努力，如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和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等，表明了接受社会监督、力求做到善款来路和去向透明公开的决心，而且这种诚意在雅安地震的当天就得到了证明。作为具有爱心的现代公民，我们不能老是抓住红会的过去不放，而是应该在批评的同时，善意地对红会工作提出建议，并积极参与到对红会工作的监督中去，这才是理性的选择。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公信力高的民间慈善机构并不是很多，可供公众选择的捐赠渠道很有限，相比较而言，还是选择通过向红会捐赠表达爱心较为可行。诸如要将善款直街交到灾民手中的意向并不现实，也没多大可行性。 生命无价，灾情高于一切，现在不是谩骂红会的时候，更不应该借骂红会为自己逃避捐款找理由。理性的做法是，依然把善款交给红会，然后要求红会设立雅安地震救灾款专项账目，尽快完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督促红会公开每一笔善款的去向，与此同时，红会须向捐赠者反馈信息，让捐赠者知晓自己的善款用到了哪里，用在了谁的身上。 此次雅安地震，是红会纾解信任危机，完成自我救赎的天赐良机，希望红会好自为之，切不可再次辜负大众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