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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法制“重典治国”的精神.doc

论明代法制“重典治国”的精神

赵王瑞
2017-11-18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论明代法制“重典治国”的精神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论明代法制“重典治国”的精神论明代法制“重典治国”的精神内容摘要明朝初年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曾经把重刑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推向了极致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得不偿失。重刑主义有着多方面固有的弊端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根除犯罪、安定社会的美好梦想。这一点已经为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所证明。关键词重刑主义重典治国一、明初重刑主义概览重刑主义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可谓是久已有之。早在西周时代周公旦就在《周礼秋官大司寇》中提出:“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此后历代王朝莫不将之奉为圭臬而到了明代初期洪武年间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则把重刑主义的政策推向了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极致。(一)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法律思想在洪武末年朱元璋曾经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说过一段话:“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笔者认为集中体现明初统治者重刑主义思想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强调刑用重典是在乱世条件下不得已而为的。刑罚的施用应当针对不同的时局“世轻世重”当今之所以刑用重典完全是迫于“治乱世”的需要第二认为刑用重典“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也就是说实行这一政策属于权宜之计第三刑用重典的目的“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是在“奸恶日增”的情况下为了“去奸去弊必欲保全臣民”而为的。应当说重刑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例如战国时候的商鞅就曾指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韩非子也认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在迷信重刑认为重典可以收到“以刑去刑”的效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战国法家代表人物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治国是否要一味施行重刑这一点上二者却存在着分歧。商鞅、韩非子把重刑看作是唯一有效和普遍适用的统治手段绝对地排斥轻刑反对“仁义”、“礼教”一类的感化手段而朱元璋则始终认为只有“乱世”才用重典并且也十分注意利用轻刑和礼教感化来配合他的重典政策。明朝初年的统治者之所以会比以往历朝历代都更为坚定地选择重刑主义作为国家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朱元璋个人的特殊经历和背景。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岁削发为僧乞食与合肥、六安、寿县一带后来又弃僧还俗加入红巾军队伍由九夫长、低级军官到都元帅、封望终即帝位。朱元璋早年流浪于民间可谓是颠沛流离、备尝辛酸并且也经历了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风雨洗礼所以他对元末吏治腐败的可憎场景以及人民反抗的惊人力量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因此朱元璋的重典治国首先就是重典治吏“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其次是明初统治者对元朝法制教训的汲取和总结。经学者考证除了个别条款(如民间私藏兵器等)元律重于明律和有关政治性“贼盗”、“杀人”的条款元明相同之外元朝法律的几乎所有条款都比明律的量刑要轻。元律中一些关于礼教、职制方面的刑法则轻到了甚至是违法不罚的程度。所以《元史刑法志》说:“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俭也。”因此朱元璋就认为“姑息”是世乱的根源他说:“历代多因姑息以致于人惑侮”“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最后是明初社会现实的状况使然。明王朝建立伊始经济萧条、民生维艰而且“民狃元习为私灭公、暴戾日滋”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政局动荡不安这些都被日夜为社稷安危担忧、急于求”的表现。因此为解决农民与地主、旧地主与新地主以治的朱元璋看作是“乱世及新地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朱元璋认为有必要实施自古以来“刑乱国用重典”的策略。(二)重刑主义在明初法律实践中的表现(《大明律》《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条为洪武三十年五月颁行。唐代以来法学家在衡量各朝律条量刑之轻重时大都以《唐律》为基准来进行比较。《大明律》与《唐律》相比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呈现出重刑主义倾向:第一增设刑罚种类刑罚措施的严厉性和残酷性大为提高。在《刑名》部分《唐律》规定的刑种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为绞、斩徒流刑不加杖。然而《大明律》则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迟刑和刺字之法还有阉割枷号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总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迁、充军。此外由于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还特地取消了唐宋律当中的“官当”、“除免”等优待官员的制度。第二扩大了罪名的内容增加了律文的条款。例如鉴于唐宋几朝内外官“吏勾结皇权旁落的教训明律专设了奸党律条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若犯罪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亦斩。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为重惩“贼盗”明律增设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盗贼窝主”、“白昼抢夺”等专条规定:“凡强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共谋者行而不分赃及分赃而不行皆斩。”“凡盗贼曾经刺字者俱发原籍收充警迹该徒者役满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样者杖六十补刺。”第三同一罪名法定刑幅度提高株连的范围扩大。例如同为谋反及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不分首从皆斩连带处死的范围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处死。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斩父子可不处死笃疾、废疾者亦免。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对此罪之规定则令人不寒而栗:“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孙、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又如同为强盗罪《唐律》规定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者十匹以上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而明律则规定已行而不得财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大诰》《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已经十分严苛但是朱元璋仍然惟恐法外遗奸于是又特令颁行《大诰》于天下。《大诰》于年编成共有二百三十六个条目其内容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撮洪武年间刑事案件之要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大量案件用以“警省顽奸”二是结合陈述案件和列专条颁定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条款用以严密法网三是在不少条目中兼杂有明太祖对臣民的大量“训导”明确地表达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大诰》实际上是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内容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大诰》的问世标志着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它用刑的严峻程度和明律相比确实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列举种种酷刑案例惩戒臣民以诏令的形式公开肯定法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了凌迟、枭令、夷族罪千余条斩首弃市以下罪万余种。第二同一种犯罪《大诰》的处刑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除了个别罪名(如匿藏逃军)《大诰》与明律量刑相同之外几乎所有的罪名都是加重处罚。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枭首、断手、斩趾、刖足、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阉割为奴等都是汉律以来久未载于法令的酷刑。第三朱元璋还在《大诰》中设置了不少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刑法令。(法外用刑在司法实践当中除了对堪称重典的《大明律》以及《大诰》予以严格的执行之外朱元璋还把法外用刑作为镇压平民和惩治贪官的恐怖手段:首先皇帝直接控制审判大权司法变成了任意生杀的工具。据史书记载明太祖用刑时而“法外施恩”时而又严酷异常。例如“苏人范文从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年间拜御使忤旨下狱论死。”后来太祖发现范文从是“仲淹十二世孙”一反常态又是御笔赐词又是施给他“免汝五次死”的洪恩。其次扩大株连范围屡兴大狱杀戮功臣本来按照法律的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连坐但是朱元璋为了清除异己和惩治贪奸便肆无忌惮地扩大株连的范围。无论是“熊罴之宿将”还是“帷幄之谋臣”不管其是否有罪和罪情大小往往被加上“大逆”之罪名被杀头、抄家、灭族。像胡惟庸党案、郭恒贪污案、蓝玉党案等等都是洪武年间骇人听闻的大狱被株连杀害的官吏竟达十余万人之众。再次以检校、锦衣卫参与侦察审判。作为专设之特务人员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而作为军事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则设有监狱和法庭全国重大的政治性犯人都要交它审判和处刑。《通鉴辑览》记载:“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锦衣卫断治”“帝时有诛戮辄下镇抚司杂治不由法司„可见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权力无边的特别法庭。此外与锦衣卫相联系的刑罚就是廷杖大臣和士大夫稍有过失或进谏失言往往不经过审判就被拖在殿前棒打鞭抽永嘉侯朱亮父子、工部尚书薛祥就是丧命于这种法外酷刑之下的冤魂。二、明初重典治国的结果不可否认在吏治腐朽、百废待兴的明朝初年朱元璋的重典治国尤其是重典治吏和严刑惩贪的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明初的吏治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饬一反元末以来“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史学家及法学家对此亦多有赞誉之词如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就评价道:明初吏治“几有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之上。”怀效锋先生也认为:“明初重惩官吏赃罪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首先是吏治得到整饬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其次增加了国家的实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重典治国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仅仅只是短暂而局部的昙花一现令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政策为封建统治者留下的却是长期而全面的积弊。例如在重典治国的所有措施中明初统治者最为注重的无疑是重典惩贪。尽管官场风气一度有所好转但是滥杀官吏却给封建官僚政治带来了比贪污腐败更为致命的负效应。首先由于“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所以士人畏法惧祸多不愿做官为朝廷效劳。年朱元璋在作《大诰续编》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他们往往是刚刚到任不久旋即身陷牢狱之灾。官场之中充斥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为士者以遁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面对这种情形明太祖气急败坏之下又制定了“寰中大夫不为君用”之法竟然以严刑强迫士大夫出来做官以至于被迫“出任者多作死佯狂求解职事。”其次面对防不胜防的罪名与酷刑官吏多以保命为要蒙混度日但求无过犯法即可在官场内逐渐形成惟命是从、墨守成规、浑浑噩噩的消极陈腐风气。在造成官场与政坛上“万马齐喑究可哀”之沉闷局面的同时朱元璋企图以重刑“化贪为贤”的梦想在实践中也化为了泡影呈现出随杀随犯、朝杀暮犯的现象。刘三吾在《大诰三篇后序》中说:“治之虽严而犯自若。”曾任山西平遥县训导的叶伯巨说:“数年以来诛杀亦不可谓不细矣而犯者日月相踵。”以至于朱元璋怒不可遏但又万般无奈地说道:“我欲除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到了晚年朱元璋逐渐对严刑峻法的威力和效果产生了怀疑并且于年告谕大臣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嗜之不知止设法防之犯益众。唯恕行仁或能感化。”总而言之就整体利弊得失的衡量来说明朝初年的重典治国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三、历史启示明初那场声势浩大而惊心动魄的重典治国运动距今已经有六百余年了然而它所赖以催生的重刑主义思想却一直深深沉积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之中而且还时时在刑事法律的实践活动中有所体现。最为典型同时也是最为我们所熟悉的首推自年以来持续开展的“严打”。尽管“严打”被冠以“依法从重从快”尽管司法实务界也反复强调:“依法从重从快不等于„重刑主义”但通过对“严打”活动之内容以及表现形式的考察和分析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年„严打之后我国实行的是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严打”后的结果仿佛就是明初重典治国一幕的重演。据统计年“严打”之后犯罪率从年的‰。下降到年的‰。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人们为社会治安状况有所好转而欢欣鼓舞之际一轮更为狂暴的犯罪浪潮却随即袭来。刑事立案数从年的万起猛然飙升至年的起而且从年之后各种类型的犯罪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暴力犯罪的增长幅度尤为突出。年凶杀、伤害、抢劫、强奸这四种暴力犯罪的案件数为万起而年则上升到万起为年的倍。总结明初法制以及我国近二十年司法实践的教训笔者认为重刑主义存在着以下几个固有的弊端值得人们重视:(重刑主义并不能达到威吓和抑制犯罪的效果重刑主义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其赖以滋生的土壤恐怕就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但实际上又并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想当然”命题:刑罚越是严酷就越能起到震慑和威吓罪犯的功能从而也就越能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然而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这样的想法看来多半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臆想而已。“重刑化的结果可能产生社会大众法情感的钝化。”刑罚的威慑力来源于刑罚所导致的痛苦能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强烈的恐惧和震撼。普遍严厉和残酷的刑罚种类和过于频繁的刑罚适用或许能够在短时期内达到这种效果但是这种做法却恰似饮鸩止渴。正如贝卡利亚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生机勃勃的欲望力量使得轮刑在经历了百年的残酷之后其威慑力量只相当于从前的监禁。”“人们无论是享受好处还是忍受恶果都超越不了一定的限度。一种对于人性来说是过分凶残的场面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狂暴决不会成为稳定的法律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尽管明朝初年的统治者动辄以死刑来制造恐怖气氛并将绞斩之刑普遍用于各种犯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分频密的刺激却逐渐使人的感官归于麻木和钝化人们似乎已经感受不到生命被剥夺的严重性和它所带来的极度恐惧感再加上犯罪得以产生的社会深层病根未除“治之虽严而犯自若”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把犯罪比作疾病的话那么重刑主义就好比是用烈药来治病。尽管起初几次用药能够使病体迅速康复但是如果不问病情的轻重缓急一味服用猛剂那终将会出现所谓的“抗药性”烈药原本所具有的功效随即减弱而其副作用则会日渐明显。(“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我国近二十年来持续不断的“严打”政策使我国刑法的刑罚程度处于不断攀升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却又无法遏制恶性犯罪浪潮的冲击。比如凶杀、伤害、强奸、抢劫、重大盗窃犯罪的最高法定刑都是死刑它们在刑事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自年“严打”以来只有短期的下降尔后连续反弹而且恶性暴力犯罪更加肆无忌惮其手段也愈加残忍。诚如贝卡利亚所说:“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因为支配立法者双手的残暴精神恰恰也操纵着杀人者和刺客们的双手。”国家毫无节制地滥用死刑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示范性行为那么久而久之生命权的价值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必将日渐式微、每况愈下蔑视生命、践踏人道的观念逐渐就会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而恣意剥夺他人生命之恶性犯罪的增多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菲利在《犯罪社会学》一书中曾经说道:“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重刑主义会扼杀人们的创造力和进取心明初重典治吏的实践可以说就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假如人们的行为动辄会触碰法网而招致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么在犯罪意念于一定程度上被压制的同时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恐怕就会选择消极避世和裹足不前来换取自身的安全。这样一来社会前进的生机与活力就被这残酷严苛的刑罚以及多如牛毛的禁令所窒息、所阉割。(重刑主义容易使人们忽视犯罪产生的真正根源自从世纪刑事实证学派批判刑事古典学派的自由意志理论并提出犯罪原因的多元论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是由生物、社会、自然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犯罪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乱世并不是轻典的结果”“犯罪的根源不在于刑罚的轻重要预防犯罪真正的治本之策还有赖于有效的社会综合治理。”但是重刑主义的盛行往往伴随着人们激愤、复仇和斗争的心理。这就使得人们难以冷静、理性和全面地看待犯罪而时常在审视犯罪现象时产生简单化和情绪化的倾向忽视了对犯罪真正根源的探究忽视了对犯罪的综合治理和立体防控。正如菲利在一百多年前所批评的那样:“立法者常常忽视社会卫生法则当某种犯罪猛增时才大吃一惊但除了加重刑法典中规定的刑罚之外别无他计可施。”由此便产生了残酷的刑罚和严重的犯罪之间的恶性循环。沈家本先生在考证朱元璋严刑峻法而收效甚微的历史事实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上之人不知本原之是务而徒欲下之人不为非也。于是重其刑诛谓可止奸而禁暴究之奸能止乎,暴能禁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此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见重刑之无效治世之道当探其源也。”四、结语重刑主义的存在有它滋生和发展的温床概而言之一是统治者对天下大治的追求二是普通民众对安全的渴望。但是明初的历史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严酷的刑罚对此所能起的作用是十分短暂而有限的。要想削弱重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恐怕还必须依赖于作为一门科学的刑事法学的立体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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