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琦《拟夏娃溪山清远图》的考察与鉴赏

对商琦《拟夏娃溪山清远图》的考察与鉴赏 ● 梁晓玲 【内容提要】元初画家商琦的《拟夏王圭溪山清远图》现藏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该画与夏黠原作规格大同小异。但减弱了原作苍凉冷寂的意境，加强了“水墨淋漓障尤湿”的生动效果。 【关键词】商琦夏珪溪山清远图（中图分类号）Ｊ２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６３ｒ７（２００１）ｏｌ一００３０一０２ 商琦《拟夏珪溪山清远图》卷原为张秀楷先生５０年代初期于北京琉璃厂购藏，现转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收藏。此画在画面右方大石崖上有作者题款为：“泰定二年春济阴商琦为云西高士拟夏禹玉长江万里图”，并加盖“商氏德符”名章。画幅前有明代大鉴藏家项元汴书题“万里锦绣”四个大字，并加盖“墨林山人”、“子京父藏”印章。另有“积古斋”、“蜀西王氏”等印。画尾左下角有“项墨林印”、“项子京家珍藏”诸印。拖尾幂上又有“子京”、“子京所藏”、“子京珍秘”、“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另有明人张璐题诗、骆庸题诗并款、清人王岚光题识及其印章。由以上款跋及诸多印章，可知此画应是元初著名山水画家商琦手笔，最后一枚收藏印章为“祯古斋”，其主人应是清代乾隆时翰林大学士阮元。 商琦，字德符，号寿岩，主要活动于１４世纪前期。其父商挺，是元蒙政权的开国功臣，赠鲁国公，颇有文采，工诗、善书。商琦于大德八年（１３０４）以官僚子弟身份备“宿卫”，后又官集贤直学士、集贤侍讲学士、侍读官、通奉大夫。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官至秘书卿，不久，即病故。 看他的升迁经历，全为学士、秘书卿等类闲散职务，主要还是凭他的画艺得到元蒙统治者的赏识。“前集贤学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才，游艺笔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道园学古录》）。“昔者累蒙天子知，昼日三接赐筐篚”（《石田文集》）。他在皇宫嘉禧殿绘制的壁画受到皇帝重赏，“赐钞二万五千贯”。可见，商琦虽为文官，实际上却是一个高级官廷画家。他的画艺，在元初与高克恭齐名，雄居北方山水画坛，当时就被称为“独步”、“绝艺”、“天下无双比”。并对元代后期画家如张彦辅等有着一定影响。 元史记载，商琦于“泰定元年，迁秘书卿，病归，卒”。现由作者在《拟夏珪溪山清远图》的题款看来，他在泰定二年春尚能绘此长卷，其卒年当不早于此。时人张雨《赠商学士德符》诗中说他“一贫自信如陶侃，三绝谁能似郑虔”。僧大诉在《商德符画，为云门苏季蘅题》诗中说：“德符一饮一石酒，山中作客兼旬久，携我一匹束绢归，画成许寄堕乌有”。“一贫自信”、“山中作客”，可能是他病归后的生活情况。“堕乌有”说明他死后还欠着画债。另据商琦（嵩阳访真图）一画题款为“至正二年”作，若此款属实，则商琦至少应活到６０余岁，与《元史》记载则相去较远。 《拟夏珪溪山清远图》是为“云西高士”而作。“云西高士”乃指元代著名山水画家曹知白（宇贞素，号云西），曹家是当时浙西地区以招徕文人宾客而闻名的大财主，曹本人一生未作高官（只当过短时期县学教谕），其家园池花木，闻名一时，兼之他又好诗文书画，“所蓄数千百卷，法书墨迹数十百卷”（《野外集》），一些文人画家多与交游，连当朝贵族官吏亦多与交往。曹知白的画风，与商琦均源自李成、郭熙画派，故商琦为其作画，绝非纯属应酬之作，由商琦摹本可以看出，画家既忠实于夏珪原作，而又不乏个人的艺术灵性，确是一幅难得的珍贵画卷。但是，展开画幅，稍为详察，却并非像作者题款的《长江万里图》，而是摹拟传为夏珪作的《溪山清远图》卷。夏珪长卷山水，见于明、清记载的《长江万里图》多达四幅。其中，现仅传存的一幅，长三丈三尺有余，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元代柯九思题款：“夏禹玉长江万里图，至元后六年立冬日柯九思观于复古斋”。但近时很多鉴藏家都认为可能是明代人的摹本。即使柯题属实，但至元六年，已是商琦摹夏本后１６年。商琦也可能未见过《长江万里图》的其它画卷，而现存《溪山清远图》，商琦与曹知白自当见过。但因画面无原作者题款，而在当时也没有别人所题定下画题，故才可能发生这种误题。由此又可知，夏硅（长江万里图）真迹，在元初画坛，已经难以寻觅。难怪后来出现不少传本，真伪相杂，孰是孰非，令人茫然。所幸还有其长卷代表作《溪山清远图》，可看出夏珪画风的杰出技艺。现存夏硅《溪山清远图》，（帚本，纵４６．５厘米，横８８９．１厘米。）就技巧和风格而言，堪称为南宋“马、夏画派”最高水平的作品。“马、夏画派”是我国古代山水画发展史上继北宋以后的又一高峰，其画风以“水墨苍劲”著称。在构图上被后人称为“马一角、夏半边”；画法上用刚劲有力的大斧劈皴法，辅以湿笔烘晕，一气呵成。夏珪的山水画成就，还被称为“自李唐以下无出其右者”（《图绘宝鉴》）。《溪山清远图》上虽无作者题款，但历来均认为确属夏珪真迹。画面写江山无尽景致，大致可分为卷首溪山迷茫，继之为丛林山庄、绝壁幽谷、３０《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万方数据奇峰复起三大段，结尾为山村一角。构图上比传世作品中的一角、半边式构图，显然充实多变，表现技法也更为丰富。商琦摹本与夏珪原作比较，规格大同小异，由原昏本改为绢地。纵同样为４６．５厘米，横则稍短为５８３厘米（不像被人割截），画面各局部在横度上均有不同紧缩，虚处尤甚，并欠缺结尾一小部分（约原画幅的５５厘米），故总长比原画短约３００厘米，缩减率约为１／３。这种情况，在历来摹本中并不例外。但也只有像商琦这样的高手才能够作到摹古而又不受古人所限，而且，还将原本浓缩得天衣无缝，使画面气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集中地表现了主体。既使将两幅画一起对比，也使人浑然不觉，不知从哪里短掉了一大截。其浓缩情况，如像在画面第一大段丛林山庄到第二大段悬崖巨石中间的过渡场景。原画面是一大片开阔的江面，远处有渔船，隔江浓雾，隐约中见有城池，画面均属远景，空白较大。摹本则将此段浓缩得取掉约扔的空白。画面留大片空白。表示水与云天，原是马、夏画派主要特征之一，但古人观赏长卷绘画作品，是将画轴一边摊开，由右向左推移，分段局部欣赏，边看边播，当看到一段为大片空白，不免令人索然。另外，马、夏画风是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时代环境中形成的，画家对祖国大好河山一腔热爱，作为南宋天然屏障的长江，被画家们反复描绘歌颂。可是，尽管国土破碎，统治集团却满足于“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声色犬马生活，根本元收复国土、还我河山的壮志。这一切给马、夏画风烙印上与北宋山水画不尽相同的时代特征，已不像北宋代表画家范宽的作品那样雄伟而又壮丽，更不像北宋青年画家王希孟在《千里江山图》中描绘的那种锦绣河山，而是在“水墨苍劲”中透露出萧条淡泊的意境。《格古要论》评夏珪的山水画“意尚苍古丽简淡”。明人陈川在给《溪山清远图》的题诗中说：“人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太古前，鸡犬比邻往还少”。这种冷静得近乎冷寂的气氛，无疑是凝结了画家对国土沦亡而元可奈何的伤感，这是一种壮士式的报国无门的仰天浩叹，与统治阶级的消极悲观是不同的。商琦在病归后对《溪山清远图》中这种深刻内涵自然更能心领神会，但由于他身为元蒙政权忠臣后裔，本人生平处世又有图报皇家恩泽思想，从而在摹本中就不论有意与否，却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使画面浓缩得更为集中，而那种苍凉冷寂的意境有所减弱，从而，也完成着画家本人的艺术创造。其次，商琦摹本在笔墨运用方面，可见到对夏圭画风那种爽利果断的大斧劈皴法、浓淡适度的勾皴点染、“拖泥带水”、一次完成等一系列技法的熟练掌握。因是绢地作画，比之原作的罱本，更加强了其“水墨淋漓障尤湿”的生动效果。商琦所处的时代，中国古代绘画正在萌芽起一次重大转变，宋代画院的写实风格已随着南宋政权沦亡而一蹶不振，重写意、重笔墨的“文人画”开始占据画坛，传统人物画急趋衰落，水墨写意的山水画与“四君子”画日益流行。但是，作为宫廷显吏兼宫廷画家这种双重身份的商琦，在他的艺术活动中，面对这种不直接表现现实生活而又方兴未艾的艺术新潮，似乎受其影响不大。据画史记载，他师“李营丘，得其墨法，墨竹自成一家，亦有妙处”（《图绘宝鉴》）。其墨竹画，未见遗存。今存作品《春山图》，从其山峦连绵起伏的平远式构图及云雾漾漾的清旷意境的表现，可看出他师法李成画派的根底，但又在笔墨技法方面，勾勒与点染并用，水墨与青绿设色浑为一体，有着个人清丽雅致的特色。这种风格在其传存作品《杏花浴禽图》（见《故宫周刊》１１３期）和《临赵大年荷乡销夏图》（见《故宫周刊》４３０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史载张彦辅《江南秋思图》是“用商集贤家法所绘”（《道园学古录》），可见商琦画法比较适合表现江南景色。因而，商琦虽宗师李成画派但又受到董源一派画风影响并汲取了南宋院体法度严谨而简练工整的画风特点。从他对夏珪作品临摹中的深得夏氏画风三昧，可知其画的众取博采、涵养深广。记载中他也曾画过《万里图》那样的长卷。柯九思题他画《山水图》的诗中说：“老子胸吞几云梦，剩水剩山藏妙用……粉黛不写儿女颜，秃兔扫尽江南山，孤峰拔地起千尺，凉凉秋色撑虚寒”。所谓“剩山剩水”、“秃兔扫尽”、“孤峰拔地”等，无一不与夏珪画风的特征相合，也无一不与商琦拟本相合，也许是元人因时讳禁忌绝口不谈南宋而只说他宗法李成、郭熙一派吧！商琦的画，连当代倡导“文人画”的画坛领袖赵孟頫，也屡次称赞。“大山皋撂摩青天，小山平远通云烟；商侯胸中有丘壑，信手落笔分清妍”（《松雪斋文集》）。在题其《桃园春晓图》中说：“瀛洲仙客知仙路，点染丹青寄轻素ｊ何处有山如此图，移家欲向山中住”（《松雪斋文集》）。由此也可知，商琦的画，很重视客观内容表达，和一般“文人画”有所区别。元代知名画家，很多人都受到赵孟頫的影响。商琦同赵孟頫在集贤院共事时却一较画艺。据《道园学古录》记载：“饶国吴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岁，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谒告归省。事闻，天子赐以上尊、对衣，使为之寿，太母有加赐焉。于是朝之公卿大夫士……乃皆为文章，诵说其美，以耸动观听，而示诸久远，可谓极其盛矣。集贤侍读学士赵公子昂……乃合绢两大幅，作《古木竹石图》以遗之……盖其翰墨法度深稳，能极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数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许而神完者也。……而集贤侍讲学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尽吾意也”。乃作《卢沟桥风雨送别图》，“长不满三尺。南望则山川回互，白云霭霭，万里如在几席；北顾则龙飞虎伏，风瀚雾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桥中分，车几辆，马几匹，留连前却，行者送者，几不能以相违。盖两有君亲之系焉，非依依离别之情也。”看来，商琦并不像赵孟頫只是以画祝寿，而是将此事和皇家恩泽连系，并用写实手法描绘画面，这两方面都与赵孟頫显然有别。这自然表明了商琦因时代局限而忠于元蒙的态度，但在绘画上与赵孟頫写意的“文人画”却是大相径庭的。商琦并没有像赵家王朝后裔那样痛绝南宋院体绘画，恰恰相反，却是从南宋院体画中汲取营养，不被时代风潮所左右，终于别开一面，独树画风，这种艺不让人的态度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 责任编辑：汉河； 校对：亚中 《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ｌ期３１ 阴山工作室搜集整理 商琦（？-1324），元代画家，字德符，号寿岩，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父商挺（1209-1288），字孟卿，号左山，为元初名臣，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官至枢密副使。大德八年（1304）商琦拜见元成宗铁穆耳，并与当时尚为王子之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元仁宗）交往密切。皇庆元年（1312）仁宗即位，授商琦集贤侍讲学士，朝列大夫，延右四年（1317）升侍读官、通奉大夫，至治三年（1323）十一月初二日，以通奉大夫自集贤侍读学士上升为秘书卿，泰定元年（1324）病归。擅画山水，宗法宋代李成、郭熙一脉，笔墨俊雅，亦有高趣，师法古人亦师法造化，以切身感受入画，声誉于时，与高克恭、赵孟頫并称为“元初三杰”，有“天下无双比”之誉，对元代后期画家有一定影响。柯九思题其《山水图》诗云：“众奇百谲乌可名，笔力到处俱天成；王维久死唤莫起，此画一出疑更生。”又云“从此人间画山水，清泉白石转晴晖”。兼工墨竹，自成一家。一生绘壁画甚多，均为蒙古贵族宅第和宫廷殿宇装饰而作，所绘皆剑阁峥嵘、群峰崔嵬、恢宏壮丽之巴蜀风光或江南秀丽景色，虞集、张雨等均有诗记其事。亦能画金碧山水。其兄琥、堂弟裕皆善画，惜无画迹流传。 故宫博物院藏《春山图》卷为商琦唯一存世的署款之作。远景峰峦叠翠，烟笼雾罩；近景丛林杂树，着春染绿；远景、近景之间衬以沙碛古桥，更添空阔苍茫之势。图中所绘物象众多，展现了作者较为全面的技法和营势造型的能力。近景山石刻画细致，先以浓墨勾轮廓，然后以汁绿晕染石面，既显示出岩石的纹理结构，更洋溢出山川间的一派春意。远景群峰则以浓淡墨或花青晕染为主，浑莽一片的山峦为全画烘托出雄伟壮阔的气势。点景树木皆苍郁深秀，但表现笔法富于变化，其近树以干、湿笔双勾树干和树叶，画法工整，近似于南宋院体绘画风格；远树或以侧锋横点，或以中锋竖点，只具树貌不具树形。近树、远树虽形态各异，但却共同装点出万物勃发、遍山染翠的春之景象。这是一幅形式美与意韵美高度统一的山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