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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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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 《周文王祖孙四代人的政治奋斗史》一书的简介 陈 国 钧 此书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本从历史的角度完整解读《易经》的书籍。其文字简单通俗,浅显易懂。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轻易地读懂它并理解其内容。 但为了让不同层次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易经》,此文也不得不从纯理论的角度招摇一番。正文就不再有这些懒婆娘的裹脚了。 此文基本上介绍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要研究《易经》;二、《易经》的基本内容;三、《易经》为什么难以理解;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为什么要研究《易经》 大家都认为《...

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
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 《周文王祖孙四代人的政治奋斗史》一书的简介 陈 国 钧 此书是两千多年来,第一本从历史的角度完整解读《易经》的书籍。其文字简单通俗,浅显易懂。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轻易地读懂它并理解其内容。 但为了让不同层次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易经》,此文也不得不从纯理论的角度招摇一番。正文就不再有这些懒婆娘的裹脚了。 此文基本上介绍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为什么要研究《易经》;二、《易经》的基本内容;三、《易经》为什么难以理解;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为什么要研究《易经》 大家都认为《易经》无所不包,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是多种多样的:多数人敬而远之根本不看,少数人则全心钻研一概继承;文化人因越学越糊涂而尴尬,政治家则因大家都不懂而不耻;古人以《易经》做为人处事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现代人则依靠占筮算卦来拿主意;学术界以《周易》的博大精深而自豪,以生命的起源、宇宙的奥秘、数论等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其原理,民间人士则凭自己直觉理解的《易经》精髓,来给人占卜算卦看风水(其准确程度的高低,则以其生活阅历的深浅而定)。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服谁。好在大家都会哈哈一笑,以其“博大精深,高深莫测”来收场且遮羞了。 这种收场方式,在社交方面自然是皆大欢喜,谁也不丢面子。可将其用在学术方面,却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易经》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若不能弄懂其真谛的话,国人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以及后来历史与文化的演变过程,就只好依靠颇多主观的臆想、误解和推理为基础了。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学术成果,能有几个人信服, 作者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时,就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可学者们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依然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诸多的古老课题上争论不休。这浪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啊~因此,作者试图以顺藤摸瓜的方式,从研究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源头及其演化史着手,找出近代史中诸多难题比较合理的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可要这么做的基本前提,就是弄清《易经》的真正涵意。 在熟读了古今上百种解释《易经》的书籍,仍无多少收获的情况下,作者只得采取“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笨办法,将中外的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进行反复的对比,终于发现了这么一条简单的规律: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理论书籍,无论其披着什么样的外衣,打着什么样的旗号,语言多么的高深莫测,实际上都不过是某个思想家或政治家对某个特定时代的记载、归纳与总结;后人又以此为基础,来创造新的历史。 马克思在评论伯恩斯坦时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只要后人热衷于政治,那他注解前人书籍的意图,就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或篡改。可中国的思想家,那一个没有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呢, 明白了上面所说的规律和现实后,作者乃将那些注解《易经》的书籍暂且都搁置一边,只是以中国的古代史为线索,再一次的将其与《易经》反复地对照和探索,才终于明白过来:《易经》不过是一部西周的开国史罢了。书中以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周文王祖孙四代一百余年的政治活动为依据,发现并总结出的一套高深学问——培育人材的基本规律和促进事业成功的基本规律——则是其中的精华。只是由于我们对它的不了解,才让其始终停留在占筮算卦的初级阶段上,而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提高,不能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一门科学。 二、《易经》的基本内容 《易经》的前三十卦,文笔简练,层次分明,史实丰富,哲理明晰,是周文王对其祖父古公亶父执政五十余年,父亲季历执政十一年,自己执政三十五年,又坐监七年这百余年间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与人事活动的高度概括、归纳与总结; 三十一卦到六十二卦为周公旦所作,记载了周文王自羑里获释回到西歧后的八年间,一系列治家、治国、并联络天下诸侯准备推翻殷商的言行; 最后两卦,则是周公旦对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失败而归的事实之记载与总结。 《易经》的提纲为《乾》、《坤》两卦。 《乾》卦的七爻全部说九,目的是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从原则、大局、长远的方面来考虑一切,才能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紧紧把握住局势变化的脉络,而不至于犯下原则性的错误。没有远虑的鼠目寸光之辈,只会把事业导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坤》卦的七爻完全言六,则是告诫人们,仅仅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不能走向成功的。只有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从微观、小事上做起,并针对不同的对象与环境,有经有权地采取不同的策略,才能完成伟业。眼高手低或手高眼低者,都将一事无成或半途而废; 《乾》《坤》两卦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从宏观上着眼,在细节上努力。 其余的六十二卦中,为什么有的六中夹九,有的九中夹六呢, 六中夹九者,讲的是一边实践,一边对其加以理论上的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九中夹六者,则是说指导思想在开始时仅有一个轮廓,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的依靠成功的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以及失败的教训来对其加以丰富和完善。如此反复地交替进行,才能保证事业的成功。 总而言之,《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并非古今一直认为的三百八十四爻),无一不是周文王、周公旦对百余年中一系列事件所作的哲理、德理、情理以及政略、战略、策略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其解释之详尽,其说明之简练,其内容之广泛,实为古今中外之独一无二的杰作。 三、《易经》为什么难以理解 周文王虽然是以高度简练的文字和无穷多的比喻,来隐晦地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自己意思的,但从《左传》中记载的许多事例来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能够领会和掌握《易》理的智者还是很多的。他们把《易》理当作了为人处事的标准,逢事只要将其与之一对比,就可以很准确地预测它的发展趋势与后果。只有那些胸无主见,遇事就犯疑惑者,才会求助于占筮算卦来帮助自己拿主意。所以荀子说:“善《易》者不占”。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无疑是一个活学活用《易》理的大家。可从他对《易经》的注解中,我们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懂得《易》理的痕迹了。其注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与原意大相径庭。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我们只能从孔子的一生中去寻找答案了。 我们都知道,孔子对于他那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努力。就是在自己的事业失败后,也毫不气馁,仍以做《春秋》,删《诗》《书》,整《礼》《易》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流传下去,好让后代继承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理想的。我们从孔子作《春秋》的事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对于一切不合乎自己思想的东西,都要毫不客气的将其一概删除的。删除不了的,也要偷天换日,将其加以严重的歪曲和误解之。至于其是否合乎事实的真相,则根本不在孔子的考虑中。他作《春秋》是这态度,那他本着同样的目的来删《诗》《书》、整《礼》《易》时,还会有其它的做法么, 孔子这么做,自然也有他的道理: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都要借助于某种在社会上有着金字招牌的思想体系,来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念的。因此,孔子对于《易经》的严重歪曲和误解,是很自然的,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我们只要能够以自己的头脑来思维,以平常之心来看待孔子,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注解《易经》的人愈多,对中 国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就愈有利。 但不幸的是,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不但在政治上成了帝王的奴才,在思想上也成了圣贤的奴隶。所以,在商瞿、王弼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儒生们不但阿谀孔子对《易经》的注解为《易传》,将其与《易经》并列,合称为《周易》,而且前者上升成了易学研究的主体,后者倒下降成了点缀文章的辞典。如此的本末倒置,怎能不让人费尽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理解不了《易经》的真谛,倒如堕入云山雾嶂一般,愈研究愈糊涂呢, 义理派(孔子是其祖师爷)开了肆意解释《易经》的恶例,自然也挡不住象数派任意的歪曲《易经》。於是,汉代的孟喜、京房等人倡导的五行阴阳说、阴阳灾异说在先,宋代陈抟、邵雍等人创立的天人感应说、皇极经世图在后,也堂而皇之的成了《周易》的一部分,开始引领风骚近千年。无怪乎一个名叫苕木匠的网民感慨道:“一个买椟还珠的古老寓言,却成了今天的现实。《易经》就是那颗被人遗弃的可怜宝珠。” 说句内心话,义理派和象数派对于《易经》的注解,也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哲学文化思想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理解不同思想家的动机与差异,觉察到中华民族的雍容智慧。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易经》本意的真正解释。 四、《河图》《洛书》的来源 在以史为纲解读《周易》的时候,作者惊奇地发现:破解《河图》《洛书》这千古奥秘的所有线索,都可以在《周易》中寻找到它的痕迹。人们只要看懂了《周易》,再去看《河图》《洛书》,就可以像面对一本古代的简明百科全书一样,对殷商晚期和西周初期的政治形势、文化思想等一目了然了。试着将《河图》《洛书》向更早的历史阶段去探求,则只会找到更多的依据而不是相反;往后推吧,周武王的孙子周康王登基时,《河图》《洛书》则已成了国宝。因此,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来推断,我们只能说:“《河图》《洛书》是在周武王第一次伐纣后,第二次伐纣前,由周公旦创造出来的。其动机是假借天意,让八百诸侯这乌合之众能够服从西歧的号令,好一鼓作气的灭掉殷商。”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周武王第一次伐纣时,与周文王约定共同伐纣的八百诸侯,在如约到达孟津时,突然发现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周文王已经下世,顿时失去了对西歧的尊敬和服从。《史记?周本纪》中,一句“诸侯皆曰,纣可伐矣”的话语,一语道尽了那时群龙无首的景况。周武王只得以观政于商为借口,黯然收兵。 回国后,周武王始终对第一次伐纣的失败耿耿于怀,且多次找周公旦密议说:“老四啊,夺取商汤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古人说:天与不取,必受其殃。时不我待,可天下的诸侯又如此的桀骜不逊,不听我的号令,你要想个办法啊~”周公旦素以多才多艺著称,又继承了周文王的全部衣钵,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在思虑一番之后,马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想让那些愚钝之辈听从号令,并甘心做西歧的忠实臣民,只有一个办法:借助于天意~”周武王一听,也笑了:“那好啊。此事非你莫属,兄弟你就多费费心吧。” 兄长既然下了命令,周公旦亦很乐意地模仿古代圣贤的故技,以天下诸侯耳熟能详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为依据,创造了《河图》与《洛书》,并在第二次伐纣时,以“河出图、洛出书”的奇异方式,让其先后出现在八百诸侯的面前。 假借天意的结果,让周武王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一、第二次伐纣时,八百诸侯不但承认了周武王的领袖地位,并因此而宣誓效忠;二、八百诸侯因信服天意,心甘情愿地做了西歧的臣民,周武王才敢于在灭纣后独吞灭商的成果。 《此文与此书作者的联系方式是:河南省许昌市八一路北关三巷四排七号》 河 图 洛 书 研 究 陈 国 钧 目录: A、河图洛书研究的必要和现状„„„„„„„„„„„„„„„„„1页 B、河图洛书的几种古代说法„„„„„„„„„„„„„„„„„„2 页 C、河图洛书的几种现代说法„„„„„„„„„„„„„„„„„„2 页 ,、河图洛书与五行的关系 „„„„„„„„„„„„„„„„„„3 页 ,、河图洛书与历法的关系 „„„„„„„„„„„„„„„„„„6 页 F、河图洛书与地理的关系„„„„„„„„„„„„„„„„„„„7页 G、河图洛书是何人创造的„„„„„„„„„„„„„„„„„„„7页 H、河图洛书的来源和用途„„„„„„„„„„„„„„„„„„„8页 K、河图洛书产生的背景„„„„„„„„„„„„„„„„„„„„8页 A、河图洛书研究的必要和现状 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顾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在东序”。郑玄为《尚书》作注道:“有洛书二字”。说明郑玄看到过有洛书二字的《尚书》文本。 河图洛书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说它是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地理、历法、气象、音律、医学等诸多高明学科之母,其中包含了诸多未被人们理解的宇宙奥秘。人们只要明了其神秘,就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故而历代研究者,都急于知道其具体涵意与答案。 如今,研究河图洛书的热潮正在兴起,不少人提出了富有创意的见解。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见解多带有很大的猜想性、随意性,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结果就造成了这样的困境:我们付出的努力愈大,带来的迷茫和困惑愈多。 因此,有的学者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河图洛书的研究始终无进展,可能是我们的思路和眼光与古人不合吧,河图洛书那种近乎完美的的图案,就其比例合理、层次分明、数理清晰、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复杂程度而言,自然界产生不了,刚刚步入文明社会门槛的贤哲也造不出来。因此,它只能是古人的知识与智慧长期积累的成果、是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基于这种想法,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一、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先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再以古人的眼光、知识和观念,而不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知识和观念来研究河图洛书,是可以认知并解读它的; 二、不要把神秘的外衣当作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谬以为不神秘就不足以显示其博大精深。其实,传统文化的实质是很朴素的,神秘外衣则是其糟粕。 三、先研究与河图洛书有直接联系的时代和事件,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逐步深入。那些仅有传说、而无实证的东西,最好先将其束之高阁,不要让其把事情复杂化; 四、待研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后,再以那些束之高阁的东西来对其加以批驳、验证和补充,方可摆脱目前这种无的放矢、甚至信口开河的窘况。 本文作者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只是近代史也须以古代史为基础。古代史的不明朗,自然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也难以让人信服。因此,破解河图洛书之谜,就成了解决古今所有历史疑难的关键。本着这样的信念,本文作者才涉足《易经》与河图洛书的研究,并把自己不成熟的一孔之见公布出来,作为大家无情解剖的对象。倘能因此引出个“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热潮,那本文的垫脚石作用,就算达到了。 B、河图洛书的几种古代说法 一、文王受洛书应河图;成王观河洛,得龙图龟书。 【评论:不知其出处和依据。】 二、《易经?系辞上》记载:孔子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西汉的孔安国注曰:“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 【评论:此乃断章取义之做法。孔子的原话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此可知,孔子口中的圣人,乃是泛泛而指。至于以河图洛书为法则的圣人,可以是神农、黄帝等任何一人,但肯定不是伏羲。因为孔子在《易经?系辞下》一文中,已经明确地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三、孔安国、刘歆以孔子“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为依据,编出了这么一套美丽的神话传说:古时,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一匹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了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这就是《周易》的来源;大禹时,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一头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整理出一本治理天下的九章大法,就是《尚书》中的《洪范》。 【评论:1、以孔子之矛,攻其信徒之盾,此说之荒谬就一目了然了;2、动听的神话,可以给懵懂无知的孩童以灵感的启示,却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依据。3、古今都把“河图洛书”相提并论,可见二者基本上是同时出现并起作用的。但此说称河图出现于伏羲时代,洛书出现于大禹时代,当中却隔了几千年。】 四、相克相生的阴阳五行说,以及变换无穷的太极八卦说,都是以孔子对《易经》的注解和孔安国、刘歆制造的神话为基础创造出来的。但它们却因适应了历代帝王的需求,才先后引领风骚近两千年,成了中国人之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流,并与古代的天人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 【评论:政治上的需要,并不能说明其学术上的正确。所以梁启超先生说:“无论做那门学问,若不能辩别其所凭借的资料之真伪,其研究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了。” 冯友兰先生也说:“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信其票面价值的。”】 五、北宋的邵康节(邵雍)认为:“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又说:“河图是五行相生之图,洛书是演八卦之图。”南宋的朱熹说:“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 【评论:二人看出了孔安国、刘歆的说法是信口开河,但他们自己的说法也乏依据。】 六、孔颖达、欧阳修等人以孔子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伏羲画八卦的依据,是其生活的实践,并非上天赐于的河图。 【评论:此说以否定了孔安国、刘歆说法的方式,在否定阴阳五行说和太极八卦说的同时,也否定了邵雍、朱熹的说法。但因其不合帝王的需求,不但当时就被打入了冷宫,而且至今尚无有出头之日,更不要说扬眉吐气了。】 C、河图洛书的几种现代说法 一、据《竹书纪年》等上古文献记载:在黄帝、尧、禹等时期,河图洛书曾多次出现。 【评论:《竹书纪年》的原文无此记载,此说依据的是后人对《竹书纪年》的注解。】 二、杜学知先生认为:河图洛书是文明社会的初期,先人们以绘制自然界物象的形式,来说明某件事理的。现在虽然所绘的物象己不可见,但在传说中还保留了它的面影。 【评论:以人文与自然的东西为依据,来说明某种事理,想法是合理的。】 三、杨作龙教授认为: 洛阳新安、孟津地段的黄河中,有一种别处没有的太阳石。伏羲将这 些太阳石上的圆点图象组合成的图象方阵,推演为河图,并由此发明了八卦。洛书的出现当与之相类。孔子曾感叹“河不出图”,说明春秋时期已不再有这样的奇石出现。近年在修建黄河小浪底水库时,又出现了阴阳鱼太极石,的确弥足珍贵„„ 【评论:此说以黄河奇石来推测太极图与八卦的来源,有一定的道理。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此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推论河图洛书也由此而来,则显得有点牵强附会。因为这缺乏史料与实物的证明。】 四、不少人津津乐道,以安徽含山出土的一件五千年前的玉片为依据,说八卦图案居于其中,其周围的圆孔之排列与河图洛书的数理体系相合,并且有玉龟相伴,说明了河图洛书与八卦的内在联系。因此,“元龟负书”不是什么神话,而是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中华先民们,在认识天地自然的过程中,创造的科学成果与文化的结晶。 【评论:此说把史料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考虑,其做法是科学的。含山玉片与河图洛书虽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前者只能是后人创造河图洛书时的借鉴、参考或灵感的启发物。】 五、其它比较泛泛,但无史料为证的说法: 甲、古代圣人都以河图洛书作为某种行为的准则。这说明河图洛书应是至高无上的圣物,除了天赐或自然存在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乙、对于河图洛书其实物以及用途,除少数人知晓外,芸芸众生茫然无知。古人对“河图洛书”之所以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传说,主要原因是:一般的古人因不能了解其意而迷信。知此“天机”者,则为了不让常人理解,而故意编造了““莫须有”„„; 丙、河图洛书是古人创造的数学成果、古地理图、古气象图、古方位图„„; 丁、河图洛书相当于符命一类的东西,代表了上天的意思。谁得到它,就意味着他已经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了。若有不服从上天意旨者,必然灭亡。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河图》与《易经》相关,而《易经》又是周朝的易。因此,要找到破解河图洛书奥秘的线索,必须首先研究周朝的历史。 【评论:从所有的史料来看,只有《易经?系辞上》第一个谈到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在周朝初期已经出现。因此,要探索河图洛书的千古奥秘,只能以殷周交替时代的短暂历史为线索,而不能把以整个的周朝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 D、河图洛书与五行的关系 多数人认为:洛书来源于《尚书?洪范》,五行说来源于《洪范》的第一条。 阴阳五行说的基本内容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或者“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或者“相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它们之间如此的相互作用不已,终于构就了世界万物。 一、认真地研究一下《洪范》的全文,就会发现,其中说的全是帝王治国的政治策略。其第一条讲的,也全是经济方面的事情,与五行说之涵意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两回事。 《管子》一书,很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对于《洪范》的注解和发挥。所以其首篇《牧民》,就开宗明义地点出了治国须以经济为基础的道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其《治国第四十八》之起首,则对《洪范》第一条注解的更加清楚:“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 【《洪范》第一条的原文:“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yuan)稼穑(se)。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将其翻译成白话,就是这个意思:“帝王的第一要务,就是紧抓水、火、木、金、土等经济工作。注重了水利的开发和水患的治理,让百姓们不饿肚子,社会就会平安(润下); 忙于刀 耕火种等琐碎杂事,虽使帝王感到疲惫和烦恼(炎上),但其所得足以补偿一切而有余;合理的安排木料的砍伐与制作(曲直),既可满足目前的需求,又能保障供应的长久;努力的提高各种金属的开采、冶炼与铸造水平(从革),就能生产出更多的青铜器皿与武器;夯筑坚固的城墙和宫殿是必要的,但须以不误农时为前提(爰稼穑)。 但物极必反,乃是世间万物的基本规则。比如说,只注重水利的开发,忽视了水患的治理,就会造成土壤的盐碱化(润下作咸);疏忽了火的使用和管理,就会因随意的烧荒肥田而火灾不断,导致王公贵族们的住处也付之一炬(炎上作苦);大兴土木,将严重地损伤民力民财,令小民们心酸叫苦不迭(曲直作酸);如果在大兴土木的同时,还要扩大各种金属的开采、冶炼与铸造的话,小民们就会因不堪重负而造反了(从革作辛);只有始终不懈地发展农业,才会换来国家的清明和百姓的不绝赞美(稼穑作甘)。所以管仲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至于水火金木土的具体内容,《管子》各篇也有明确的说法。 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瘟疫)和虫灾】。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度地第五十七》) 火:“明主有六务四禁„„春禁行大火。”(《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立政第四》) 木:“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砍伐必有时。”(《八观第十三》) “明主有六务四禁„„春无伐大木,斩大山。”(《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蔓山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汛山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管子?乘马第五》) 金:“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黄帝问于伯高,伯高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地数第七十七》) “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山权数第七十五》)。 “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 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足。’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轻重乙第八十一》) 土:“圣人之处国者,必择地形内为之城,命之曰金城„„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度地第五十七?八观第十三》) “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大夫毋得治宫室台榭。”(《地数第七十七》) “明主有六务四禁„„夏禁塞大谷,动土功。”(《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八观第十三》) 二、“五行”一辞的称呼,并非如多数人所言,最先出现于《尚书)洪范》,而是出现在比它早九百余年的《尚书?甘誓》中:“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行天之罚。’” 但《甘誓》中的“五行”一辞,却又脱胎于《尚书?大禹谟》一文:舜帝在与其大臣大禹、益、皋陶等讨论政务时,大禹说:“‘吁~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如何养民呢,)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禹讲的水火金木土谷,与《尚书?洪范》的第一条一样,都是君主必须时刻关注的几项经济工作。因为它是养民的基本政务啊。 大禹说的是水、火、金、木、土、谷,可他的儿子夏启为什么硬要去掉一个“谷”字呢,《史记?周本纪》对此有个很清楚的答案:“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这个故事的大概是:周人的祖先是弃,他在农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被尧帝封为农师,专门负责督促、指导天下农作物的播种和改良工作。弃死后,他的儿子不窋(zhu)继承了他的事业和官职。到夏启继大禹为帝王时,中国的农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部落都明白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不再等候上面的督促与指导了。 既然各地基本上都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夏启就不再重视农业了,其统治也逐渐趋于腐败。身为农师的不窋,因为日益受到冷落,心有不甘,开始发表批评夏启的言论。谁知夏启不但马上罢了不窋的农师官职,还不断加大对他的迫害。不窋为了保命,只好率家族逃到深山密林里去了。 不窋的作为与神农一样,给天下带来的只有收益而无损害,因此,他在天下诸侯间的威望是很高的。如今他因受迫害而逃亡,自然引起天下很大的震动,不少诸侯有了二心。 地处西北地区的有扈氏,是一个很强大的部落,其首领对夏启世袭大禹的帝王一事十分不满。只是由于势单力薄,才被迫默认了现实。如今知晓了天下诸侯多有不满的消息了,就以“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为借口,首先造反了。 夏启因此而恼羞成怒。他在强词夺理的改六府为五行,为自己错误辩护的同时,还给有扈氏加上“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名,以雷霆万钧之势,出动大军一举灭了有扈氏。此举虽然震慑住了那些有二心的诸侯,使其不敢再轻举妄动,但终因其作为丧失了民心,结果让后羿乘虚篡政,灭了大禹多数子孙的性命。】 三、秦代之前,人们对于世界万物是如何形成的认识,只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没有金木水火土构成世界万物之说法。因此,以五行说来解释河图洛书之内容,是没有道理的。 再者,古人对于“道、德、行”字意的理解,也是与汉代大相径庭的:古人认为:“道”指自然规律;“德”指悟道者的品质与智慧;“行”指悟道者的言行。 四、河图与洛书中间皆有的五个白圈,指的是治理天下的五常(五典、五教):父(教)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与五行说也是丝毫不搭边的。《尚书?舜典》就记载说:(舜帝在继承尧帝登基后,在安排各位大臣的职务时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数五教,在宽。” 【至于荀子如何的化“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宋人又如何的将“仁义礼智信”浓缩为“忠孝”二字,则是研究“五常”演化过程的学术题目了。】 五、后人认为河图洛书是圣人从观察星象中得出的,故而人们在摆放其方位时,也以星象为上。可这种摆放法完全没有考虑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不同点,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历来是将人类社会与天地看成是一个上下有序、秩序井然、密不可分的整体,而圣人是其中的主宰。上天及其鬼神仙怪只有借助于圣人,才能有所作为。(参《管子?宙合》一文。) 因此,中国的古代帝王就称自己为“天子”、“一人”、“寡人”、“朕”等名号,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而我们摆放河图洛书的位置时,却把代表帝王的一点置于最下方,是不符合古人之思维逻辑的。只有把其摆放位置颠倒过来,再以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指导,才能破解其奥秘。 E、河图洛书与历法的关系 一、《竹书纪年?太昊庖羲氏》记载:伏羲氏“命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初步定一年为360 天,后来又定为366天。《尚书?尧典》记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 二、《尚书?胤征》记载说:在夏代的仲康时期,因一年没有366天,日积月累下来,农时与历法不相吻合了。仲康帝乃指责世代负责修订历法的羲氏与和氏好酒贪杯,搞乱了天时节令,并派胤侯去讨伐他们。之后又制定了一年有365天,三年一闰的夏历沿用至今。 三、河图洛书中有天地失衡的神话传说。而这个神话产生的年代也晚于伏羲时代。 《淮南子?天文》记载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所以女娲炼石补天,断鳌足以支大地。 四、洛书的图案比较简单,其前提是天、地、帝王与治国的五常为一互补的整体。 其中的一是帝王,五是五常,九是九州。这三个数的意思是:帝王以五常治理天下九州; 东北角的八是殷商;西北角的六是西歧,西南角的二是随西歧伐纣的西南诸侯长庸、蜀,东南角的四是东夷。这四个数的意思是:殷纣王虽然还挂着帝王的名号,但早已不具备做帝王的资格了,所以帝王的位置始终虚悬在中央,等着周武王取而代之。西南的庸蜀、东南的东夷,由于其势力和德望远远不及西歧,是无问鼎之可能的; 至于剩余的三和七,其意思就更明显了:天下还听从殷商号令的诸侯,不过三成,七成已经唯西歧的马首是瞻了。 从历法方面讲:洛书四周的四十个圈中,抛除四个支撑大地的鳌足,剩余的三十六个圈意味着天数,一当十为360天;中间的一当一,是五天。意味着一年是365天。 五、河图的图案虽然比较复杂,但其前提还是天地人与治国思想为一互补的整体。 河图一共有四层,自外至内分别代表了天、人、地与治天下的五常观念。其它的涵意则是:天人一体、地人一体、天地一体,它们既互相依赖,又相互转化; 其上边的六黑一白,合起来为上天(一白是帝王,为天之骄子);中间的十黑五白,是帝王以五常治理天下的九州和京畿(五白是五常,十黑是九州与京畿);下边的七白二黑,合起来是九州(二黑是文臣武将,为地之俊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帝王以五常治理天下。其推行五常的手段是文臣“齐之以礼”,武将“威之以惩”。 其左边的九白四黑,是天不满西北,女娲炼石补天(白的为清气,以五彩石配重);其右边的九黑三白,乃地不满东南,水潦尘埃归之(黑的为大地,借助于水转化为清气)。这两者说明了天地之间的关系与沧海桑田的变迁。 从政治角度讲,殷纣王的统治已是暗无天日(六黑一白),所以《易经?丰五十五》才有“日中见斗”的说法。殷商这时虽然还控制着天下的多数地区(八黑),但其势力已经分崩离析,虚弱的不堪一击了(三白)。反之,以西歧为首的造反队伍,不但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殷商(四黑),还受到了上天的庇佑和青睐(九白),所以必胜。 从历法方面讲:河图四周的14个黑圈(阴)与16个白圈(阳)相加为30个,一当十为三百天;内外之间的一白、二黑、三白、四黑相加为十,一当五为五十天;中间的十黑、五白相加为十五,一当一为十五。三者相加,意味着一年有365天。 六、以历法来分析的结果是:河图不是伏羲时代出现的圣物,洛书也并非大禹时候产生的宝贝,它们的产生,只能是夏朝的夏历出现很久之后的事了。 【关于此说的详细解释,参作者《周文王祖孙四代的政治奋斗史》一书。】 F、河图洛书与地理的关系 一、文献记载:“黄帝时有万诸候。”舜帝划天下为十二州。大禹划天下为九州。河图洛书中反映的地理形势皆为九州,说明其出现的时代,在大禹之后与周康王之前。 二、河图中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神话传说:黄帝死后,共工与颛顼争帝位,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女娲断鳌足以支大地,炼彩石以补苍天。 颛顼是黄帝之孙,颛顼后是喾帝,喾帝后是尧,舜,大禹,到了夏代。这个神话传说证明了这一点:河图根本不可能出现于伏羲时代。 G、河图洛书是何人创造的, 【前提:古时,天下的部落与诸侯甚多,中央政权的力量甚弱,不能为天下造福者,是难以得到其认可的。再则,那时的帝王是受累多,得利少,不是真正的贤哲,是不愿图虚名,受大劳的。所以古代帝王不但多贤者(伏羲、神农、黄帝与尧、舜),而且还有互相推贤让能的(如许由洗耳)的传说流传至今。故而《尚书?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古代帝王基本上是不需要借助于符命、天意来争天下的。若有此类行为的话,也多是为了要天下接受其治理天下的措施和方法而已。因此,河图洛书这类代表天意的符命,似乎是不需要制造的这么复杂,这么难以理解的。 但到了大禹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天下的诸侯已经灭了一多半,中央政权的力量已经无比强大,所以大禹才能调动天下的力量来治理水患;再则,由于农业的高度发达,经济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既免除了帝王的劳苦程度,又为其享受提供了充沛的物资基础。结果帝位成了一切强者争夺的对象。 由于大禹为天下的苍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他的儿子夏启虽然不肖,大多数诸侯还是拥护他世袭帝位了。谁知此先例一开,商汤的革命与西歧的伐纣就随之而来了。他们既然没有大禹那样的功劳感动天下,要取天下,就只好利用人们对于天命的敬畏心理了。这可能就是河图洛书出现的主因吧。】 将天文、地理、政治诸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做参照,我们只能说,河图洛书产生于夏代的中期之后,周康王登基之前。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只有商代的成汤与伊尹,殷高宗武丁与傅说,周文王与周公旦是比较杰出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故而也只有他们六个,是创造河图洛书的候选人。 先说成汤吧。在论及夏的灭亡原因时,《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可见成汤是假借天意来推翻夏桀的。但从“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尚书?仲虺》)这句话来分析,说明成汤当时伪造的某种代表天意的神物,不像河图洛书那样精密,能够让诸侯们心服口服,所以成汤才担心有人指责他,并仿效其做法来推翻其子孙的统治。 伊尹是商初的大臣。他先立太甲为帝,又放逐他三年,结果被太甲杀掉了。综合其一生的作为,其主要任务是守成,而非革命。所以他不需要借助于天意,也缺乏创造河图洛书的必要。 殷高宗武丁的主要功绩,是从民间发现了傅说这个人才,并加以重用,让殷商得到了复兴。傅说得到了武丁的赏识,执行起政务来,也是得心应手。他们一个是贤帝,一个是能臣,不需天意就能令天下听令,又何必玩“河出图、洛出书”的把戏呢, 再者,从武丁之后的武乙射天一事来看,说明在商汤的统治者心目中,天命与天意的意识已经很淡薄,要耍把戏,也不是借助于天意了。 周文王与周公旦皆是杰出的思想家,又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家、标新立异的政治家。从政治上说,他们有创造河图洛书的动机:他们必须借助于天意,才能让天下接受其以下犯上的行为;从能力上说,他们也是独一无二的人选。因此,他们应当、也可能是河图洛书的创造者。但他们二人之中,又是谁呢, 从河图洛书的内容多在《易经》一书中的事实来看,河图洛书产生的年代是晚于《易经》的。这样一来,就仅剩下周公旦是创造河图洛书的唯一候选人了。 周康王登基时,展出了陈宝、赤刀、弘壁、琬、琰和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这十种宝贝,可孔子闭口不谈其它八种宝贝,仅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足以证明他是明 白河图洛书之分量的。 再之,孔子做梦梦的是周公,一生敬仰的是周公,要复辟的是周公制定的礼乐政体,那么其称呼的圣人是谁,周公旦与河图洛书的关系是什么。似乎也不用再解释了吧, 河图洛书在推翻殷商的行动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在史料中也有着明确记载。 一、在论及文王得天下的原因时,《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子孙。” 这就是说,上天已经降下了明确的天意:周文王敬天爱民,理所当然的要顺天承命,灭掉商朝,并统治成汤的子孙了。 二、周公旦在他的摄政时期,其发布的一二十篇文书,无一不宣称周国是尊奉了上天的意旨,才灭了殷商,并统治其臣民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尚书?康诰》)。” H、河图洛书的来源与用途 河图洛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古代之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政治形势、政治观念和天文、地理、数理等知识,它为我们理解古代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但它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不过是周公旦创造的一种政治工具罢了。 周公旦创造河图洛书的目的,是假借天意,让天下的诸侯承认西歧的领袖地位,并服从周武王的号令。所以说,河图洛书与陈胜吴广的狐狸叫、鱼腹帛,刘邦的斩白蛇传说,宋江和吴用假造的天降石碣,性质都是一样的。 K、河图洛书产生的背景:周文王是天下多数诸侯公认的领袖。在其因疾去世后,他的儿子周武王认为,凭着父王的威信与西歧的实力,他继续担任天下诸侯的盟主,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他在粗粗料理了周文王的丧事后,就按照周文王生前与其它诸侯约定的伐纣日期,准时兵发孟津了。 周武王到了孟津,与如约而至的部分诸侯会面后,才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些诸侯虽在表面上勉强承认了他的盟主地位,但内心并不尊重他,故而在具体行事时,多有不听从号令的行为。为了消除危机,周武王在与周公旦、姜子牙等人商议之后,急忙雕刻了文王的一副雕像供起来,声称自己的一切号令,都是尊奉其父王遗留下来的意志行事,自己并不敢自专。这才勉强统一了众人的意志,开始向朝歌进军了。 谁知伐纣大军在渡过黄河,已和殷商的军队发生冲突时,其内部又一次发生了危机。诸多诸侯不但反对西歧的作战部署,在其它事情上,与周武王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意见愈来愈分歧。《史记?周本纪》中的一句“诸侯皆曰”,一言道尽了当时群龙无首的混乱景象。 《易经》的第七卦说:“师出以律,否臧凶。”伐纣大军既然成了一群缺乏严格军纪的乌合之众,周武王只得以“观政于商”的借口,匆匆收兵了。 第一次伐纣失败的结果,让周武王和周公旦等人寝食不安。为了让天下的诸侯听从号令,也为了避免出现灭纣之后,诸侯瓜分天下的后患,周公旦乃利用诸侯们相信天命的心理,以天下诸侯耳熟能详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政治形势、政治观念和天文、地理、数理等知识为依据【此说的依据是《管子?乘马第五》:“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创造了让天下诸侯一听、一看就能理解的“河图洛书”,并在第二次伐纣时,让其以奇异的方式,先后在洛宁与孟津出现。这种代表天意的东西,交给周武王后,他又将其展现在八百诸侯的面前,并由周公旦对其内容加以解释和发挥。这就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的来源了。 周公旦在洛宁,以解说“洛书”的方式,让随同西歧一同进军的庸、蜀、羌、髳等四五十个西北与西南的诸侯,心甘情愿地承认了周武王的领袖地位,并交出了自己的军队。 【《尚书?泰誓上》说周武王有“臣三千”。《尚书?牧誓》也说:“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 千人,与受战于牧野。”可《史记?周本纪》却为什么说,武王除了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外,还有四万五千甲士呢,其矛盾之处,恐怕就是庸、蜀、羌、髳等诸侯,彻底交出自己部队的有力证明吧。】 到了孟津,周公旦又以破解“河图”的同样方式,让其它诸侯也认可了周武王的领袖地位,为此而宣誓效忠。周武王这才敢以领袖的身份,连续四次的向其发表演说,督促他们遵守军纪,并声称一定要严惩不服从号令者。这与他在第一次伐纣时的窘境相比,可真是一在九天,一在九泉了。 诸侯们宣誓效忠了,联军有了严格的军纪,周武王这才放心的率领他们向朝歌推进,并在牧野那一场血流飘杵的激战中,一举打败了敌手的七十万大军,灭了殷商。之后,周文王的姬姓子孙又瓜分了天下,基本上独吞了灭商的胜利成果。“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荀子?儒效》)。其它所封的18个小国,不是神农、黄帝、尧、舜、大禹的后裔,就是西歧的功臣谋士,却丝毫没有八百诸侯的份。 八百诸侯在第一次伐纣时,骄横跋扈的不得了;第二次伐纣时,却乖巧的如猫儿一般,除了宣誓服从周武王的号令外,还交出了自己部队的指挥权;在与西歧合力灭商后,不但没得到胜利的成果,反而在历史上消失了踪影。这样出人意料的演变过程,如果不是河图洛书起了巨大作用的话,又拿什么来解释这种突兀结局的出现呢,翻遍史料,实在找不出第二种理由了。 (此文作者的联系方式:河南省许昌市八一路北关三巷四排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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