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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小品三题.doc

晚明小品三题

感性滴小天使
2018-09-2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晚明小品三题doc》,可适用于幽默滑稽领域

晚明小品三题潘静如“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离不开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简单说五四新文学是晚明小品研究的起点。但我们得承认晚明小品之所以有此地位首先还在于它的艺术成就。三十多年来作为闲适读物的晚明小品热也许不复从前可是相关研究却有了不俗的成绩。吴承学初版于年的《晚明小品研究》今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修订本其间相去正好二十年。这二十年间西方汉学界的晚明研究也积累甚多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受整个西方思潮自身的影响对晚明的兴趣点也在悄然发生着转移:虽然其叙事仍是多元的、交叉的可是很明显在向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方面倾斜纯粹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或思想史(心学)研究相应地变得萧条。因此趁着这部《晚明小品研究》的再版来梳理一下晚明小品及其研究的历史是颇有意义的。晚明小品的新文学视野和它的几个面向追溯起来晚明小品的重新“发现”始于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的古典文学被视为迂腐的、雕琢的、晦涩的而“唐宋派古文”则是一个受批判的绝好样板。可是从事物的一般规律来看“新文学”总不会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尽管可以取资欧洲的近代文学但那个不能替代自身的演化。所以周作人要去论述新文学的“源流”而胡适则三番五次地建构中国文艺的“复兴”。“源流”也好“复兴”也好它意味着本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虽然有显隐盛衰的不同但始终有一条活的脉络有时可能被压制或掩盖有时可能走向歧途但不会彻底消亡也不会凭空产生。这样在思想上新文学以欧洲的近代文学、现代文明为依归而在文学史的叙事上则须不断前溯。新文学初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观念一个是“平民文学”观念一个是“纯文学”观念还有一个对“个人主义”的推崇。这三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因都与载道派古文格格不入所以有时竟被统一在“晚明小品”里:“晚明小品”因其独抒性灵而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个人主义的姻亲又因其在语言风格上、功能上与正经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不同所以进一步被纳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部分新文学家持“纯文学”“美文”或“为文学而文学”的宗旨所以看晚明小品格外顺眼。就这一意义而言在新文学地位确立后的十几年间出现了一股“晚明小品”热绝非偶然。从那以后对晚明小品的论说和研究便没有停止过。近几十年来还出了不少专著除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之外还有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文体研究》(文津出版社年版)、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大安出版社年版)、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华文出版社年版)、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等等。综合近一百年的相关论说及著述来看晚明小品研究大抵有这样几个显著的面向或者关键词:(一)资本主义萌芽(二)市民社会(三)性灵与个人表达(四)阳明“心学”(五)五四新文学现代散文它们共同构成了对晚明小品的多元叙事。过去的研究偏向于宏大叙事或因果律的探寻最薄弱的恰恰是作为“文体”的晚明小品。并非说过去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文体而是说针对晚明小品的文体、文本缺少细腻而系统的分析。后来曹淑娟、吴承学、徐艳等学者才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吴承学的研究无疑是最为精到的这一点下文还将论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面向”不难发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乃至阳明“心学”等相关讨论都已过时。这固然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断细化但也与全球范围内学术范式的转型相关。就西方汉学界而言其晚明小品研究主要是从“文本”(text)或“故事”(story)展开而且他们对“文本”所特别阐发的也主要是其叙事性而非艺术性。例如张岱是晚明小品的代表作家研究者不少卡发拉斯《怀旧与阅读晚明散文:张岱的〈陶庵梦忆〉》(NostalgiaandtheReadingofthelateMingEssay:ZhangDai’sTao’anMengyi)、《清澄的梦:怀旧与张岱的明朝回忆》(InLimpidDream:NostalgiaandZhangDai’sReminiscencesoftheMing)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toDragonMountain:MemoriesofaLateMingMan)等论著大体都有这一倾向。在这些论著中晚明小品的清澈、灵动、颓放、浮华、苍凉皆依托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行迹或曲水流觞或荒野陨涕既被诠释为个性书写也被编织进晚明的城市生活、家国动荡之中。这一方面是西方汉学界自身的学术路径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主流学界早就摈弃了世纪的那种宏大叙事。尽管现今的晚明小品研究并没有彻底告别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阳明“心学”等命题但研究者都不会“傻乎乎”地去从道理上来论证它们(且不说是否成立)。研究者并不想靠着这个去说服谁而只是尽量通过细节去展示晚明社会的一种迹象、一种生态。研究思想史、艺术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免不了要涉及晚明那数不清的“小品”可是他们绝不会为此驻足只是寂然地将其融入个人的叙事里。卜正民《纵乐的困惑》(theConfusionsofPleasure)柯律格《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SuperfluousThings:MaterialCultureandSocialStatusinEarlyModernChina)、《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雅债:文征明的社交艺术》(Elegantdelts:thesocialartofWenZhengming)莫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举重若轻并非忽略或轻视了“小品”。正因没有拿着放大镜来苦苦逼视“小品”才懂得了“小品”之道。“类型写作”:晚明小品的文体再审视前面说过晚明小品被重新“发现”以后它被放在好多的面向之下加以论述倒是“文体”这个最原始、最本位的环节反而显得比较薄弱直到吴承学等学者的努力才改变这一状况。在西方文体(style)或文类(genre)的辨析、研究由来已久进入、世纪尤成显学现在则已然十分式微学者对此兴趣不大。在中国至少从刘勰《文心雕龙》开始文体的细化、专精化是古代文人学者早就注意到并持续加以论述的。近几十年的中国学界“文体学”研究颇为风行。吴承学正是这一研究热潮的引领者故而其《晚明小品研究》格外注重晚明小品的文体问题。为了显出《晚明小品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妨先看看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说。西方学者当然也都把“小品”视为散文(prose)在这一前提之下很多学者首先想到西方的所谓随笔(essay)如卡发拉斯有的学者还联想到所谓“游记作家”(travelwriter)的某些作品像史景迁。作为一般的论述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倘若将“小品”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类则这种说法便嫌其浮泛。叶扬(YeYang)选译的《晚明小品文选》(VignettesfromtheLateMing:AHsiaopinAnthology,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一书标题上便醒豁地将“小品”二字译为“Vignette”实在妙不可言因为Vignette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短文”而它本身乃是小图案、小装饰的意思当然这样的译法在时间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年马萨诸塞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认为小品文这一独特文体反映了世纪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趋势并且认为至少在张岱那里其核心是所谓“自我表达”(见《无家可归的世界中的自我表达张岱及其明清之际的书写》LiuWenjie,ExpressionsofSelfinaHomelessWorld:ZhangDai(,)andHisWritingsintheMingQingTransitionPeriod)则还是中国学者过去说法的老调重弹并无新意。这似乎显示了西方学术路径研究晚明的小品的长处在于能够发掘“文本”与“故事”对“文体”的把握则非其所长。在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里这一问题则深入而具体得多。小品二字来源于佛经翻译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释氏《辨空经》云:“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就是说“小品”与“大品”相对而言指佛经的节文因其简短便携、精美可诵而被士人喜爱。《南齐书》载张融《遗令》云:“吾平生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敬》《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小品都指佛经节文且甚为风行差不多是名士的必备品。晚明时期士人把它运用到文学之中作为某类作品的称呼。晚明士人的题跋、游记、尺牍等都可以被称作“小品”。那么显然“小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体”。吴先生解释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文体。我的理解是吴先生这里的“文类”一词也不能从正统意义上的三大文类或四大文类中寻求对应物因为同样很明显的是小品中有抒情文学亦有叙事文学。这样看来“小品”乃是西人所谓的一种类型“写作”(writing)。纵然如此我们在提起“晚明小品”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会说“小品这种文体”“小品作为文体”或“小品文(体)”之类的话。即便是对此予以澄清的吴著在正文中也不免如此。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然而还有别的原因。这一现象折射出“小品”虽然是一种类型写作但就其存在来说还是依托于某一文体的感觉或印象。我们通过文体感来认识它、感知它譬如简短的游记、题跋等我们也通过典型作家来想象它、规范它譬如袁宏道、张岱等。这绝不是意味着小品是一种复合型文体。只是作为类型写作我们难以抽象地概括只能通过具体的文体来把握它。这一先天“陷阱”自然也会流露在我们的研究之中。晚明小品的“源头”与末路晚明小品研究的诠释视野总是跟着时代走跟着时代变。过去的研究每每注重晚明小品的“文化土壤”甚少注意小品文自给自足的一面。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在这方面则贡献良多。尽管吴著也从“庄禅之风”“市民生活”等方面对晚明小品的发达作了解释可是只是寥寥几笔。这正是吴著的高明处它把更多的篇幅给了晚明小品作为类型写作的“链条”上。从明代前中期到后来引人注目的唐宋派以逮书画艺术家们的散文中吴著发现了数不清的“小品”类型写作。假如不将这些事实加以拈出那么对于晚明小品何以产生、何以发达的探讨便绝不能圆满。顺流而下除了公安派、竟陵派、张岱而外像徐文长、李卓吾、屠赤水、汤若士、张元长、陈眉公、李长蘅、王季重的小品都得到了吴先生的专门探讨。这些探讨都是从文本细读和文本赏析出发绝不做肤泛语。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独特审美的担当和体现小品文的“源头”在哪里,显然不会只是上溯到明代前中期。就审美的相似性来看小品文的种种特色已经具于苏轼的尺牍、题跋以及《记承天寺夜游》一类的短文中。唐代也偶或有类似的文章但非常之少而在元代、明代前中期或整个清代这类文章为数极多。这也许并非偶然。内藤湖南有个影响极大的“唐宋变革说”他的门人宫崎市定甚至推衍道:“据湖南的观点在宋代所形成的中国的新文化一直存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宫崎市定《内藤湖南与支那学》《中央公论》年期)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还可以讨论但就大的方面来说宋代以后确实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士大夫文化。在解释晚明小品的发达时我们一方面会提“市民社会”一方面会提“士大夫”的雅趣。看似矛盾实则二者正统一于宋代以来的“新型士大夫文化”它诞生于以新型士大夫为主导的平民社会里所谓“市民社会”不应该仅从经济、商业或城市的角度去探讨也不应该仅从陆王心学的角度加以完善更应该从阶层流动的社会结构上加以解释。新型士大夫来自于平民社会中他在审美上能够比较好的兼综二者。单从类型写作的体式或风格上讲晚明小品还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大家都能发现的。至于先秦诸子中亦有类似的隽永短文则并不具备作为议题的意义未可与魏晋南北朝等量齐观。在魏晋南北朝的“小品”里头多的是唯美、简净、旷远、不修边幅、抗拒严肃死板假正经但却甚少有充斥在晚明小品里的那股子“俗味”“俗劲”。所以在类型写作的体式或美学风格上魏晋南北朝两宋晚明可以找到相似点可是在精神气象上魏晋南北朝却与宋、明不同。只不过在以俗为雅、援雅入俗这一点上晚明小品比苏轼们走得更远但这也只是程度、广度的区别二者终是在一个谱系上。质言之我认为晚明小品作为可识别、有规模的类型写作其体式或美学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而精神谱系或精神源头则当断自以苏轼为代表的两宋。这一点过去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讲清楚或明白拈出。晚明小品之所以成为一个专称并非在于它开创了新的类型写作乃在于它以个性化为灵魂将某一类型写作发挥到了极致“艺术创造”也臻于极致。从文艺学的观点来看个性化、“艺术创造”的极致也正是二者自身的末路。例如以尺牍而言它是晚明小品的重要构成。吴承学注意到晚明的尺牍精美可玩可是却不及苏黄尺牍的萧散自然不能说没味道可是始终差了点感觉。这让我们想起世纪宗白华先生的尺牍论述在他看来魏晋的尺牍是一种美的享受几乎不可复制降而至于苏黄的尺牍亦让人流连或清净或枯淡或萧远无不足以醉人但较之魏晋尺牍已有一定距离往后的明清尺牍虽然也有佳作则去之更远了。既然晚明小品极度发达何以尺牍小品反而被视为衰微,这并非贵远贱近而是当一种文体趋于极盛的时候也往往是其技巧、套路的成熟期。性灵也变而为鲁迅所谓的“赋得性灵”(鲁迅《杂谈小品文》)。因此《晚明小品研究》虽然盛推晚明小品的成绩也指出了它的种种装腔作势。这是艺术创造的宿命不必为此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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