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副意大利拐杖
我所珍藏的这一副拐杖，铝合金材质，精致、轻巧。要说起来，除却它来自异域意大利之外，与其他的拐杖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对于我来说，它却蕴含着一份“特别”的纪念意义，隐藏着一段我们远洋海员血泪交织的小故事。
1992年，我在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原天津远洋运输公司)的“衡山”轮电台工作，随船跑中——非航线，运送中国大米到西非塞拉利昂的首都海港——弗里敦。
奉中远总公司调度电令，我轮在弗里敦卸空后，须在原地装载若干空集装箱去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为公司节省海外港口使费，这些空箱由我们船员自己动手绑扎加固，以免在航行中遇大风大浪时货箱移位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
在参加这次甲板部的绑扎过程中，由于长长的铝梯脚打滑，我不慎连梯带人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甲板上。我爬不
起来了，躺在甲板上直哼哼。右手臂蹭破了一长溜的皮肉，鲜血直流;右脚踝骨骨折了，又麻又痛，痛得我呲牙咧嘴，揪心撕肺。汗珠像黄豆似地滚出来，泪珠也在眼眶里涌出来了。
闻讯，汪满明船长当即联系船舶代理叫来了一辆救护车。身材魁梧的机工长丁世昌同志不辞辛苦把我背上背下。汪船长和老丁他们一直把我护送到弗里敦医院。急诊室的白人大夫和黑人护士立即为我拍片检查，推拿复位，然后上石膏固定。只听白人大夫说:“基本上就这样了～其实，你们中国的骨伤科方面的医疗技术是世界一流的～”
这白人大夫的一番话，似乎提醒了我们什么。汪船长问我:“主任，我们权衡一下，看该怎么办最合适。你是想乘飞机回国治伤，还是回船养伤,我的意见，无论是从公司角度考虑，或是我们派船员陪护你回国，包括选择最合适的康复手段，目前这个局面，我认为你留船康复该是首选。我们可以从医院准备一些骨伤敷药带回船。到了意大利，你还可以继续下地复诊。回船后，我再请示一下公司。”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自从我上“衡山”轮工作结识汪船长以来，我亲身感受到这个年轻有为的少壮派船长并非等闲之辈，多才多艺，干练沉稳，又是性情中人。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载修得共枕眠。”我能与汪船长风雨同舟，一起工作，那是一种缘分呵～于是，我很认真坦然地回
答他:“船长，舍命陪君子。没说的，我听您的。留下来，我们赶紧回船，开航吧～”
当晚，“衡山”轮一刻也不耽误，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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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航，驶离西非弗里敦港。我们沿大西洋的西非海岸北上，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进而驶入亚得里亚海，来到了意大利的热那亚港。
在热那亚港，汪船长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他让该港船舶代理送来了一副崭新的意大利拐杖。这真是雪中送炭，让我喜出望外，感动不已。
在没有这一副意大利拐杖之前，船从弗里敦港到热那亚港的10天航行中，一开始，我起身走动走动，只能依靠船医王建东同志或其他船员同志陪伴，我的手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后来王医生弄来了一根废旧的拖把柄稍作修整后给我当临时拐杖，凑合着用。我想，人的生命固然是脆弱的，却也是顽强的。我在绝对卧床休养了一周后，便挣扎着尝试要重新站起来。我经历了从摇摇晃晃到抖抖索索、颤颤悠悠的艰辛康复过程。应该说，伤后的康复大有进步，痛，却快乐～
自从有了这一副意大利拐杖，我便如虎添翼，我可以得心应手地随时随地撑着它，自个儿可以去餐厅，去卫生间，去洗澡。还可以去甲板上透透新鲜空气，看看海上风景;可以多练走路，加快肌体功能的恢复。
船从热那亚开航了，我们继续去乌克兰的敖德萨港装
货，直至回程上海宝钢码头。在那最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用这副意大利拐杖逐渐恢复船上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学习工作。这不，我的电台报房在驾驶台这一层，我养伤的病房床铺在甲板这一层，我每天得数次地爬上爬下，这一上一下相当于陆地上的五层楼高之差哩～自从有了这一副意大利拐杖，它极大地方便了我的学习和工作。人在，电台在～电台在，阵地在～我顽强而圆满地完成了这个远航航次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
在宝钢码头，我撑着这副意大利拐杖下了舷梯，走回了自己的家。只有经过寒冬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太阳的温暖。嗨～一个差“一点儿”命丧西非的游子，浪迹天涯的游子，总算活着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上海。我庆幸呵～我说这回家的感觉真好～看那上海滩万家灯火，在杨浦区的一条街道上则有我老王家的一盏灯火，多么珍贵，多么温馨，多么美好呵～
我的工作单位在天津卫，但成家在上海滩。我的那个“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四次乔迁，我都舍不得遗弃扔掉这副意大利拐杖。如今，更是睹物思人，睹物念情。我珍藏这副意大利拐杖，永远怀念和感恩哪～——“衡山”轮的船长汪满明同志，船医王建东同志，机工长丁世昌同志和其他船员同志们～
我想念你们，我永远怀念“衡山”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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