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起源

中国文学的起源 第一章 中国文学的起源 中华民族是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她的文明起源早，发展程度高，且一直都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同样，中国文学也是起源最早、发展最充分的民族文学。 从理论上说，早在文字产生以前，文学就已经产生了;因为随着语言的出现和发展，在对语言的形式美产生一定的认识时，文学就随之出现了～协调劳动节奏、描述生活情况、进行宗教祭祀等活动中稍有加工的语言，都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口头文学。语言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因此，从广义上说，文学也起源于劳动。具体说来，从现有文字材料分析，中国文学最直接的源头是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 第一节 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 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都出现在原始氏族社会，它们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但由于文字尚未产生，所以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现存的远古歌谣散见于《周易》、《尚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史记》等古代典籍中，现存的远古神话则大部分保存在《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等典籍中。 在文学领域里，歌谣产生最早。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有韵的语言句子容易记诵，便于流传、保存。南朝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认为自有生民即有歌谣，很有道理。 从现存的比较可靠的歌谣材料来看，远古歌谣大体上有两种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材: 一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劳动生活的。如《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一次狩猎的情况:作弓的竹子断了，修理好了，石头(土)从弓弦上飞出去了，打中了猎物(肉)。节奏紧凑并押韵，语言构成了意象，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诗歌。这首歌谣相传产生于黄帝时代，不一定可信，但无疑比较原始，有学者认为这首歌谣是中国最早的诗歌。 《周易》中也保存了一些反映远古先民生活的原始歌谣，如: 屯如～儃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三,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六四, 这两首歌谣，应该都是反映原始社会抢婚习俗的。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这是描写一场战斗后的情景，写出了战斗结束后各种人的心情和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有高兴得打鼓的，有累瘫了的，有因亲人战死而哭泣的，有轻松地唱歌的。场面描写简洁传神。 二是反映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先民在劳动和生活中，面对大自然的神秘，产生了原始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促使他们不断地以歌舞进行娱神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对此有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尚书?尧典》也说:“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描述的都是先民敲打石磬之类的乐器，扮演各种野兽跳舞的情形。可惜的是，这些歌舞的歌词都已失传。在《礼记》中还保存了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词》: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这应该是祭祀神灵时的祝词，通过食物和歌舞取悦神灵，并在娱神时以歌词或祝词向神灵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他如《文心雕龙》中相传为舜的《祠田辞》、《史记》中淳于髡所转述的《田者祝》，形式和内容也与《蜡词》相同。 这两类歌谣，在表现形式上比较一致，都比较直白，直接描述场景或心愿，可以说是后来《诗经》中“赋”这种表现形式的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远古歌谣中，已经出现了抒情的萌芽。如《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 1 的《候人歌》:“候人兮猗。”通过歌谣出现前后情景的描述，抒发了涂山氏对大禹的情意。《吴越春秋》记载的《涂山之歌》将这种情感表白得更具体: 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之际～于玆 则行。明矣哉: 这首歌谣虽经过了后人修改，但还保存了远古时代的一些特点，表现了远古的男女之情。 有些歌谣，在表现手法上开始创新，如上面的《涂山之歌》的开始两句“绥绥白狐，九尾庞庞”就类似于《诗经》中的“兴”。还有一些歌谣，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如《周易》中保存的一首: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 这首歌谣以轻松俏皮的口吻描述了一个生活中的小场景，颇有情趣。但《周易》记下这首歌谣的目的却有比喻和象征意味，说明一味瞎闯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通过对远古歌谣的考察，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在《诗经》诞生之前，中国古代歌谣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体裁已经从二言初步过渡到了四言，表现手法也比较丰富，已经具备了“赋比兴”的雏形，为周代诗歌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远古神话是先民认识世界时的精神产品，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它是自然界和原始社会生活在先民幻想中的反映，是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而形成的集体口头创作。它产生的时间比远古歌谣稍晚，从逻辑上说，人类会先填饱肚子再去留意世界。从语言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有简单的单字，再有复杂的句子，远古歌谣只需要两个字就可以表达完整的意义，而神话则需要比较复杂的字词组合。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中国的远古神话大约产生于距今18000年的旧石器晚期的山顶洞人文化中，到春秋时代中期，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理性精神的觉醒而消失。 中国远古神话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起源神话”，包括对大自然起源和形成以及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如“盘古开天地”、“盘古之死”、“夸父逐日”、“女娲造人”等，反映了先民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这类神话一般产生较早。 二是“英雄神话”，人类社会最早的英雄都是能够率领人民战胜自然、维护人类安全的领袖，这类神话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都是在人类已经认识到自身力量后出现的。 三是“史诗神话”，这类神话是人类进入部落和部落社会时期产生的。如有关黄帝、炎帝(神农氏)、尧帝、舜帝的神话，这些神话，可以说就是历史传说，歌颂的是一些杰出的部落领袖。由于杰出的部落领袖不仅能够率领人们战胜别的部落，有时也能带领人们战胜自然，所以这类神话有时与“英雄神话”互有交叉。这类神话也可以说是史前的历史。 中国远古神话虽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其积极的思想内容(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大公无私的坦荡胸襟)和突出的艺术特征(奇幻绚丽的想象和夸张、拟人、象征的表现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庄子、屈原、李白的作品中，就明显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第二节 雏形期散文 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何时，是一个现在难于回答的问题。十九世纪末期发现的殷商中后期(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公元前十一世纪)甲骨文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它之前肯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因为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语言，它的文字形态大致固定，已出现大量的基本词汇，也有相对稳定的语法结构。所以它能够比较清晰准确地对事物进行描述。殷商甲骨文都是占卜用的卜辞，一套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比较完整地交待占卜的时间、人物、过程、占卜情况和后来的验证情况，记叙首尾完整，可 2 以视作一篇比较成熟的记叙文。有些卜辞还表现了一定的情感，如郭沫若《卜辞通纂》中收集的一条: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27(375, 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焦虑和期待，使用了不断反复的排比句式。 由于甲骨文已具备了散文所必需的词汇和修辞手段，倚赖于文字的散文著作才得以发展起来。现存的最早结集的散文著作是《周易》和《尚书》。 《周易》又称《易》或《易经》，“易”的本义说法甚多，一般认为是阐释事物变易的意思，因此《周易》是一本解释世界产生变化的哲学著作。其产生的年代和作者，一直聚讼纷纭，尤其是传论部分，难有定论，但卦辞和爻辞部分，大部分学者认为产生于殷周之际。传世的经论完整的《周易》可能编成于西汉初年。 《周易》的爻辞是古史材料或当时社会生活场景，卦辞则阐释了事物变化发展的辩证思想。 从散文艺术方面看，《周易》已是一部比较成熟的散文著作。它已经开始注意语言表达上的技巧，如排比句的运用，《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用简单的排比句描绘了一幅颇有幽默情趣的劳动场景。它还经常使用双声叠韵和押韵，使语言具有音韵美，如《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有时候，在材料比较完整时，它也讲究文章的构思和布局，如《丰》卦、《需》卦。 《周易》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它的暗喻和象征手法的运用，通篇都是以具体事物暗指、说明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如以天、地、雷、火、风、泽、水、山等可见的事物喻指乾、坤、震、离、巽、兑、艮等抽象的概念，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联系，对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和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一般认为“尚”即“上”之意，《尚书》即上古之书。传世的《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为秦汉间伏生所传，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古文以战国时文字写成，相传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后几出几失，命乖运蹇，现存的古文《尚书》一般认为是魏晋时的伪作。其实不论今文古文，都有不少伪作，也有一些被断为伪作的是由于后人加工所致。鉴定是否伪作，应注意语言风格和历史事实，并与考古材料进行对照。 《尚书》是上古政府公文的汇编，记载的是统治者处理政事时的重要言论，也有少量的纪事文。所反映的历史上自唐虞，下迄秦穆，但以殷代盘庚以后的较为可靠。今文《尚书》大约编成于战国末期，古文《尚书》可能更早一些。 《尚书》中比较可靠的篇章，语言诘屈聱牙，十分艰涩，但却是当时的大白话，是当时语言环境(有时甚至是一小部分群体的语言环境)的产物，由于年代久远，语言环境消失，所以变得难懂。但它记叙的人物言论，比较注意问题论述的全面性和逻辑性，语言比较生动地表达了人物的情感。如《盘庚》三篇，由于讲话的对象不同，盘庚下达命令的语言就有区别，态度也不一样，或温和，或严厉，这些情形和情感，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了。这应该是比较高明的写作手法。 《周易》是一部占卜书，说明文学与原始宗教还没有完全脱离，《尚书》基本上是政府文告，已经看不到宗教的痕迹，虽然它与政治密切相关，但在语言上已完全独立了，这是文学发展的巨大进步，故有人认为《尚书》标志着我国散文的成型。 第二章 《诗经》 周代殷之后，文化在积累和吸收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经逐步走出殷商“率民 3 以事神”的原始宗教氛围，在敬天事祖，重视人伦的精神指导下，开始注重现实中的人生。这种文化氛围，为文学的充分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文学的萌芽在从殷至周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育成长，西周时期的歌谣及散文，词汇和表现手法都已经比较丰富，这一切都为诗歌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条件。 西周统治者十分重视礼乐文化的政治作用，促进了歌舞艺术的发展，与歌舞紧密联系的诗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峰。但这时的诗歌还只是统治者的政治工具，本身并未完全取得独立地位，平王东迁之后，礼崩乐坏，诗歌才开始摆脱政治和乐舞而流传开来。由于社会普遍学习的需要，诗歌正式编辑成集，这就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节 《诗经》概况 《诗经》原称“诗”或“诗三百”，大约在战国时开始被认作儒家的经典，故被称为“诗经”，汉代儒家进一步将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化为至高无上的儒家经典。 《诗经》共汇集春秋以前的诗歌305首，另有6首有目无词的“笙诗”。按“风”、“雅”、“颂”三类编排，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国风”有160首诗，“雅”有105首诗，“颂”有40首诗。这种编排方式，一般认为是根据音乐的特点进行分类的，“国风”是从各诸侯领地收集的民歌民谣，“雅”是王畿地区的正乐，“雅”与“夏”通，周人自称是夏族的后裔。“颂”是宗庙祭祀音乐。《诗经》里的诗歌原来都是合乐的歌词，所以编集时基本上按音乐分类方式排列了。 《诗经》中诗歌的作者绝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只有少部分诗篇有作者名字，这些诗篇基本上在《小雅》中。 《诗经》约编成于春秋中叶，其汇编成集的过程及编集人，现在已经不甚明了。古人有所谓“献诗说”和“采诗说”。“献诗说”出自《国语》，认为天子巡狩听政时，会命令公卿士大夫献诗。“采诗说”出自汉代的班固和何休，认为周代有一个严密的采诗系统，由“行人”(官员)巡行采诗，然后献给主管音乐的太师，太师配上乐曲献给天子。何休则进一步指出“行人”是一些衣食无着的老年男女，到民间采诗后一级一级转送上去。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诗经》收诗范围相当广大，不经过有意识的收集，内容不可能如此丰富。《诗经》305首诗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一致，明显经过集中整理。 《诗经》在秦代被焚，汉初由三个学者凭记忆背诵记载下来并加以传授，他们是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公、燕之韩婴，这三家属于今文学派，被立于学官。后来又有毛苌出来传授古文《诗经》。东汉末年郑玄以毛苌说诗为基础，吸收了今文三家的一些观点，综合为毛诗作笺，毛诗大为盛行，今文三家诗遂亡。现在传世的就是毛诗。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诗经》除了少数几首诗可能产生于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外，大部分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反映了古代中国黄河流域先民的社会生活。其中十五国风反映的社会生活最为广阔，情感最为丰富，具有时代广泛的代表性;大雅保留了一些周族先民的历史传说，小雅则是贵族生活和情感的表现;颂诗是周代先民对祖先崇拜和感激的见证。从题材上大致说来，《诗经》305首诗的内容可以分为下列几类: 一是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活动的历史叙事诗，这类诗大多存在于《雅》、《颂》之中，产生于西周初年的为多。 文字出现之前，各民族的历史都以口耳相传的史诗形式保存下来。中国的史官文化成熟过早，故史诗发展不够充分，保存得也不多，《诗经》中的《大雅》和《颂》为我们弥补了一些缺陷。 《大雅》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周部族的早期传说，《生民》讲述了周民族的起源，是一部始祖神话传说。《公刘》叙述了周部族杰出的领袖公刘率领部族定居于豳，开始繁衍生息的故事。《绵》叙述了周部族另一个领袖——公刘的后人古公亶父率领部族由豳迁居于歧山 4 之阳的周原的情形，周部族从此开始兴旺繁荣。《皇矣》叙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王季战胜其他部族开始强大起来的情况。《大明》则叙述了周王朝的直接缔造者——周文王联合其他部族开始与殷王朝争夺政权的史实。这五首诗，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周部族在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繁荣昌盛的历史过程。 《颂》中的《商颂》，保存了一些殷商的传说和历史，如《玄鸟》一诗就记叙了“玄鸟生商”的神话和汤建立商王朝的史实。 《颂》中还有一些诗歌记载了当时的重大政治活动，如《周颂》中的《噫嘻》描述了周成王亲耕的情形。《鲁颂》中也对鲁国国君一些政治活动进行了描写。这类诗也可以看作历史叙述诗。 《小雅》中也有少量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如《出车》、《六月》、《采芑》、《常武》等，都是描写周王朝建立后出兵讨伐少数民族和不服从命令的诸侯的历史事实。 二是描述当时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现实叙事诗，这类诗多见于《国风》和《小雅》，《周颂》中也有一些。这类诗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描述古代普通民众的农业劳动生活、服役情况以及描述宗族活动、贵族社会生活的燕飨诗，大多产生于西周和东周早期。 《国风》中的许多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的劳动生活和习俗，典型的是《豳风?七月》，它可以说是周族先民的一幅劳动生活的风俗画，完整地表现了普通民众一年的劳作生活，富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魏风?十亩之间》也是当时劳动生活的写照。《小雅》中也有一些描写当时农业生产情形的诗歌，如《大田》、《甫田》等，也描绘了一幅幅优美快乐的田园风光。《周颂》中的《载殳》、《良耜》、《臣工》等诗歌，赞美了在周天子的率领下，贵族和平民集体参加的宏大壮观的农业劳动场面。 《诗经》中还有比较多的诗歌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和下层贵族参与战争和服役情况。前者如《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秦风?无衣》等，后者如《魏风?陟岵》、《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 燕飨是周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举凡宗族活动、贵族社交活动都少不了燕飨。周代的燕飨有极强的礼教内容，故在《诗经》中尤其是《小雅》中为数不少，如《小雅?鹿鸣》、《小雅?常棣》、《小雅?伐木》等，多是反映贵族日常社交生活;《国风》中有一些早期普通民众参与宗族燕飨的诗歌，如《豳风?七月》等。 三是表现社会矛盾和贵族丑态的政治讽刺诗，这类诗多见于《国风》和《小雅》中，多产生于西周末期和春秋前期社会动荡的年代，前人称之为“变风”、“变雅”。一般说来，国风的表现比较直露大胆，小雅则比较含蓄迂徐。 这类诗比较早的有《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北门》等，对社会的不公和压迫进行了比较直接的揭露。其他诸侯国的“国风”中的一些诗篇，如《鄘风?墙有茨》、《邶风?新台》、《邶风?雄雉》等则对统治者荒淫无耻的丑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与《国风》对社会和全体统治者普遍不满不同，《小雅》中的这类“变雅”，一般是对特定的统治者或统治者的某些具体行为进行劝喻或讥讽，如《巷伯》之讽周王，《节南山》之讥“师尹”等。 四是表现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爱情诗，这类诗基本上见于《国风》之中，在《诗经》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且基本上涵盖了婚恋中的各种情况和情感。 现传的《诗经》中，第一首诗《周南?关雎》就是一首爱情诗，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恋时的情形。同样的诗篇还有《陈风?月出》、《邶风?静女》、《郑风?将仲子》、《召南?野有死麕》等，都是歌颂美妙的自由恋爱。有一些诗篇，表达了青年男女在受到阻隔时对爱情坚决的追求，如《鄘风?柏舟》、《郑风?出其东门》等。还有一些诗篇，比较细腻地描绘了对对方的思念或思慕，如《秦风?蒹葭》等。也有写失恋的，如《郑风?褰裳》等。 《诗经》中对婚姻生活也有比较广泛的反映，如写结婚需要媒妁的习俗的《豳风?伐 5 柯》，写结婚场面的《卫风?硕人》，写婚姻不遂的《陈风?衡门》，写夫妻日常生活的《郑风?溱洧》，写思念外出的丈夫比较多，有《周南?卷耳》、《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还有一类比较多的，即描写了妇女被抛弃后的痛苦的，如《邶风?谷风》、《卫风?氓》等，这类诗后来在古代诗歌中发展为比较具有特色的“弃妇诗”。 除了以上几类数量较多的诗歌外，还有一些描写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和情感的诗篇，如《小雅》中对贵族日常饮燕情况的描写，《国风》中的《邶风?凯风》对家庭矛盾的描写，《魏风?陟岵》对思念亲人的描写等，可以说，《诗经》对当时社会的反映，已经深入到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方方面面。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 我国古代先民原始时期的歌谣，经过不断的创新，拓展了语言的表现空间，丰富了语言的表现技巧，并吸收了远古神话和初期纪事散文的叙事特点，终于在周代形成了诗歌艺术的高峰。所以说，《诗经》是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里程碑，是先秦诗歌成熟的标志。前人将《诗经》的艺术成就归纳为“赋、比、兴”三个方面，实际上仅仅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应该说远远不够全面，她的艺术成就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诗歌体裁上，《诗经》从原始歌谣的二言体、三言体发展成了比较成熟的四言体，形成了一种基本上以齐言为主的四言古诗。这种体裁是当时诗歌语言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它的优点是每篇句数不拘，可长可短，句式也不完全要求整齐划一，因而可以方便灵活地表现内容。 二、在篇章结构上，《诗经》已经走出原始歌谣的下意识的结构形式，形成了比较匀称完整的结构，并达到了表面形式和内在逻辑的统一。《诗经》的每一首诗歌，从表面上看都是重章叠句，但每一章之间都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它们或平行或递进或相对。如《周南?芣苢》，表面看三章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描述了妇女们采摘芣苢的整个过程，每一章之间是一种递进关系，将妇女们欢乐的劳动场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秦风?无衣》则是一种平行结构，匀称的结构将战士们同仇敌忾的斗志充满了整个篇章，起到了一种加强情感的作用。《卫风?氓》则是一种对比结构，将负心人过去的言行与现在进行对照，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强烈的爱憎情感。 三、在语言艺术上，《诗经》的语言已经具有高度凝练、含蓄蕴藉的特点，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想象力，并且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有着突出的韵律美，是典型的诗歌语言。语言本身具有的表现力、想象力和韵律美，是诗歌艺术脱离音乐艺术的必备条件，这是后来《诗经》能够在乐谱亡佚的情况下单独流行的首要原因。 在语言形式美方面，《诗经》的语言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有着突出的韵律美。《诗经》在语言韵律形式上，基本上是四言句式，每句构成二节拍的节奏，较之原始歌谣二言句式的单节拍，既增加了韵律感，也丰富了情感的表达力度。《诗经》基本上采用了三种押韵方式，即句句押韵、隔句押韵和交错押韵。句句押韵有一韵到底的，如《魏风?硕鼠》;也有中途换韵的，如《邶风?式微》，前者是原始歌谣比较常见的押韵方式，后者则是一种发展，更便于表现复杂多变的事件和情感，故后来较长的古体诗还经常采用。隔句押韵有偶句押韵的，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华”、“家”形成二四的押韵形式，这也是比较简单的押韵方式;而另一种押韵方式，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的一二四的押韵形式，则显得更为成熟，更有韵律感，故后来的诗歌采用较多。交错押韵是《诗经》对诗歌韵律的新的探索和创造，它基本上采用了奇句与奇句押韵、偶句与偶句押韵的方式，形成一种交错的韵律，使语言节奏具有一种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的错落有致的美感，对汉语诗歌形式美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诗经》的押韵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格律，但正因为如此，使得她在表现情感时更加自由、更加充分。 《诗经》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另一个特点是双声词、叠韵词和重言词的大量运用，双声 6 词如参差、玄黄、黾勉、踟躇等，叠韵词如窈窕、崔嵬、沃若、逍遥、辗转等，重言词如肃肃、霏霏、翘翘、翼翼、晰晰等，这几类词的运用，不仅使语言具有和谐悦耳的韵律感，而且比较贴切地描摹了人物或景物的形貌或声音。 在语言的修辞手法上，《诗经》已经完成了对原始歌谣语言质朴直白的超越，她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段使其诗歌语言显得多姿多彩。《诗经》比较突出的修辞手法有下列几种: 一是动词、名词多具有具象化的特征，使描述的对象显得生动而真实。名词如“马”，很少作为抽象的名词使用，而经常与有具体描写作用的形容词或名词联系在一起，《郑风?大叔于田》中的“乘乘马”“乘乘鸨”“乘乘黄”;动词很少使用具有抽象宽泛的，而是将其细化、具体化并与具体细微的情境、动作联系起来，如《周南?芣苢》中采芣苢的动作就使用了六个不同的动词，这六个动词有细微的动作区别却又有联系，构成一个连贯的动作过程，使采芣苢的妇女们的形象鲜明而生动。 二是夸张与对比，这两种修辞手法往往使情感的表现显得充沛和强烈。如《王风?采葛》三章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采用的就是递进式的夸张手法，突出地表现了人物企盼恋人的迫切心情。对比手法在《诗经》中运用得更加广泛，有时间上的今昔对比、空间上的异地对比、景与景的对比、情与情的对比、人与人的对比等;比较为后人注意的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的异类交错对比，即将联系密切的不同的事物进行比较以凸现人物情感。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都是让人物的心情与所处的景物环境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凸现其情感，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 除这几种修辞手法外，《诗经》还经常使用拟人、排比等，也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另外，《诗经》中比喻和象征这两种修辞手法，因为运用广泛，并起到了创造艺术意境的重要作用，已经不仅仅是修辞手法了，而是上升为艺术表现技巧了。 四、在艺术表现技巧上，《诗经》在刻画人物形象、抒发人物感情、创造艺术意境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前人归纳的“赋、比、兴”，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诗经》的主要艺术表现特征，《诗经》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以这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创造了不朽的艺术意境。“赋、比、兴”的原意可能是周代诗歌教育中的有关应用方法或作用问题，但自汉代起就被误解为《诗经》的表现方法，尤其是朱熹进行解说之后，基本上成为定说，主要是因为白描、比喻、象征确实是《诗经》比较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 所谓“赋”，前人一般遵从朱熹解释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这个解释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敷陈，即描述;二是直言，即不加修饰。这种表现方法本是原始歌谣的主要表现手段，例如前面提到的《古弹歌》等都是不加修饰地描述生活，风格质朴简单，《诗经》显然将这种手法发展成熟，不再是原始的简单描述，而是用简练准确、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对象及其情感。《诗经》在使用这种手法时，表面上是在叙述事情发展过程，但已将思想、情感渗透到所有的叙述之中，写景、叙事和抒情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意境。这种手法的大量使用，也使《诗经》的风格显得淳朴自然而毫无斧凿雕琢的痕迹。例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约会情景的诗歌。先描述两人相见的情形，后描述男青年得到心爱的姑娘馈赠的礼物后爱屋及乌的心情，一个常见的热恋场景。表达出一种特有的动人情绪。用笔却极为简略，简略的勾勒中，读者的心中却清晰地浮现出姑娘调皮活泼天真可爱的神态，朦胧地感受到青年男子欣喜若狂，如痴如醉的深情。情(双方的情感)与景(相见时的情景) 7 恰到好处融合到一起了，创造了一个优美的意境，但却没有使用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只是看似简单的对一次约会的描述，这就是高超的“白描”手法。 所谓“比”，就是比喻，朱熹说“以彼物比此物也”，只是简单说明了比喻的定义，并未指出《诗经》使用比喻的特色。宋代李仲蒙所说的“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胡寅《斐然集致李叔易》引)，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诗经》使用比喻手法的特点。比喻是原始歌谣和后来的民歌中使用广泛的修辞手法，但《诗经》在使用比喻时，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局部的修辞手段，而是常常与其他艺术手段结合起来，以使所描写的对象生动形象，并与情感抒发联系在一起，成为创造意境的主要手段。有时甚至一首诗通篇由一个或几个相关比喻构成，形成所谓的“比体诗”。例如《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前面一口气运用了六个新颖而又贴切的比喻，然后接着进行生动的动作描写，使人物形象一下子生动鲜明起来了，将作者欣喜的心情融入了人物形象之中。“比体诗”如《周南?螽斯》《王风?兔爰》《魏风?硕鼠》等，都是在通篇对喻体的描写中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 所谓“兴”，朱熹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只是简单地强调了“兴”的发生学意义，还是李仲蒙说的“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比较接近《诗经》使用“兴”法的特点。“兴”的本义是开始的意思，“兴”作为诗歌表现手法，本来开头的部分应该与后面的内容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民歌中有些歌词的开头与后来的意思没有多少联系，《诗经》中的一部分诗歌也是这样。《诗经》大部分使用“兴”法的诗歌却是善于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兴象来烘托环境和情感，从而创造出一种神韵悠长的意境。“兴”在这时就具有暗喻或象征的意义，这是《诗经》在艺术表现方面最大的特色。《诗经》在这样使用“兴”法时，大体上有两种情况: 一是借物起兴，因景生情，景物起到烘托环境气氛和引发情感的作用，并且物象本身还能够包孕或引出诗篇的内涵，从而使起兴的景物与诗歌所表达的感情融汇到一起。《诗经》中这类诗篇比较多，例如《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歌。河中小岛上，水鸟亲热地和鸣;河边草地上，一位美貌的姑娘在采摘荇菜，她姣好的容貌、优美的劳动姿态使一个青年迷恋不已。他为之日夜思念，无法入睡。他用音乐去亲近她，最后在热闹钟鼓声中，终于将她迎娶过来。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既是一种兴(隐喻，象征)的手法，又是眼前即景，从看到的景物出发进行叙述。水鸟和鸣，一般是求偶，动物求偶多在春天，春天是爱情多发季节，因此水鸟的叫声引发了青年男子对爱情的渴望，这时恰巧碰到一位美丽的姑娘，因而引发了他的一系列思绪和行动。同样的诗篇还有《郑风?野有蔓草》《召南?野有死麕》等。 二是通篇写景，情在其中，表面上是在描写景物(包括静景、动景及场景)但诗篇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渗透到所有的景物描写之中，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意境。这种通篇兴体的手法与通篇赋体和通篇比体十分接近，又微有区别，通篇赋体一般刻画细致、画面鲜明，因而意义指向比较清晰，诗歌的意境可以在明确的情感指向中仔细体味;通篇比体则由于喻体的主题和情感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比较固定，因此意境的涵义也不难通过喻体去理解;而通篇兴体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它可以使用包括赋、比在内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构成一个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艺术意境，这种整体意境的内涵由于其具体意象意义指向的不明确而变得具有多向性和模糊性。《诗经》中这类诗歌也不少，很多诗篇的意义至今争论不休，典 8 型的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晰。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泗。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址。 对这首诗意义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实际上，这当是一首描写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心情的诗歌，主题和意境，都带有一种扑朔迷离，如梦似幻的感觉。似乎是一个寻觅意中人或理想境界的梦境，又似乎是一个单相思的恋人在草苍露白、秋水澄明的水边远眺意中人时的情景:一个秋天的清晨，一个青年男子徘徊在清澈的河边，大河两岸，白茫茫的芦花一望无际，冰冷的白霜使大地更加洁白，暗示出“伊人”的冰清玉洁和不可企及，也使男子的形象更加孤独和凄凉，由于渴求心灵的抚慰，他远眺天边，寻觅着意中人，但是，他所思念的人儿却忽东忽西、若隐若现。一番艰难的跋涉，追寻到的却是挥之不去的牵挂和无穷无尽的惆怅。诗中巧妙地用无边的芦苇、冰冷的白霜、清泠的秋水构成一个既有视觉又有触觉的真实世界，却渲染出一种飘浮不定，虚幻不实的心理感觉，表达了诗人内心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迷惘，揭示出人类永存的企慕情境。这种即之愈希，求之愈渺的感觉是人类追求理想时常常出现的困境。因此，这首诗可以说是从哲学的高度反映了人类理想境界与个体追求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困惑和迷惘。全诗情景相反相成，水乳交融，意在言外，境生象外。 “赋”、“比”、“兴”这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中运用得十分熟练。在大部分情况下，《诗经》使用这三种手法都是为了创造艺术意境，《诗经》中还有许多比较突出的艺术表现技巧，同样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第四节 《诗经》的价值和影响 《诗经》本是周代礼乐的歌词，但自编成之后，由于其语言本身具有的表现力、想象力和韵律美，已经具备了脱离音乐艺术的条件，故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脱离音乐而进行朗诵，成为独立的语言艺术，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成熟。同时，她已经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束缚，开始注重现实中的人生，从原始歌舞对神的意志的歌颂转到表现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从始至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因此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她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成熟的、纯粹意义上的诗歌作品，这是《诗经》在世界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巨大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的价值和影响都是巨大的，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语言运用、具体的表现手法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良好的、无法估量的影响。 在创作原则上，《诗经》确立了以现实生活为主、以抒情为主的鲜明的民族文学创作传统。 《诗经》除了一小部分篇章叙述历史传说外，其余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就是那些历史传说，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也是过去真实的现实。《诗经》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力求真实、全面、具体、深刻，因此可以说《诗经》开创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它她的现实主义精神启迪了后代的文学家，使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十分关注现实，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人文精神成为我国文学创作连绵不绝的优良传统。 《诗经》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是刻板地摹写，也不注重重现生活的本来面貌，而是注重抒发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它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最大特征是以抒情为主，它的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少数叙事诗也浸透了情思，即使那些歌颂英雄祖先的历史传说，也是对他们为部族所作贡献的怀念和感激之情的一种表现。由于《诗经》的示范作用，中国文学形成了以抒情和表现为特征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中国文学一直牢牢地掌握了文学的本质特征。 9 在语言运用上，《诗经》确立了语言形式的基础和文字运用的基本原则、方法。 《诗经》基本上是齐言体，这种体裁形式为后来诗歌所继承，成为我国诗歌创作的主流形式;它的押韵方式，经过后来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格律诗。 《诗经》内容丰富，但语言文字却极其洗炼，从不无病呻吟;它力求以简洁质朴、生动具体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在感情，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为情而造文”、“词简而情瞻”的艺术追求，成为后代作家普遍遵循的语言文字运用原则。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诗经》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尤其是它的寓主观情怀于客观描写的表现手段，为历代诗人所效仿。《诗经》无论是使用“赋”法或“兴”法，都注意在用语言进行描述时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环境，将作者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形成一个含蓄蕴藉的情感氛围，这种表现方式被后代作家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完善，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独有的“意境”创造传统。 《诗经》中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例如“赋”法中的白描、“兴”法中的兴象创造，也为后代诗人所模仿和发展，很多诗人并在《诗经》的诗篇中不断揣摩学习。可以说，后来的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多都来源于《诗经》和《楚辞》。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就指出，王昌龄的《青楼曲》中的“取影法”来自《小雅?出车》的旁衬描写;清代方东树在《诗经原始》中则指出，杜甫的《月夜》脱胎于《周南?卷耳》的对衬描写，这种从对方着笔的表现方法，在《魏风?陟岵》中运用得也很明显，这说明诗圣杜甫对《诗经》揣摩之深。另外，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也明显是受到《诗经》中这种手法的影响。 总而言之，《诗经》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养育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学特征。它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宝藏，一座永放光芒的文化灯塔。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 公元前770年，北方的少数民族犬戎攻破西周的都城镐京，杀死周幽王，继位的周平王迁都洛阳，西周灭亡，东周时代开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段时间可笼统地称之为东周时代，历史上一般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界，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东周时代，由于周王室力量衰微，导致了“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旧的统治秩序被破坏了，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纷纷发动争权夺利的混战，社会变得动荡不安。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各诸侯国对土地的竞相开发，使社会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化上，由于“礼崩乐坏”，维护上层贵族文化特权的旧的典章制度趋于崩溃，文化开始向下层贵族和普通平民转移，“学在官府”转而变成“学在四夷”，私学代替了官学，文化教育得到普及，原来处于统治秩序下层的“士”阶层开始兴起，涌现了一大批各种人才，出现了很多彪炳史册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们自由流动，各自著书立说，阐述对当时社会形势的认识和对策，在各国君主的罗致下活跃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旧的体制正在解体，新的体制在痛苦中产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呈现出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的这样一种复杂局面，混乱的社会呼唤着理性精神，期待着哲人的出现，为人们指点迷津，以便重建社会秩序。 新崛起的士人阶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涌、急剧变化的特殊时代，开始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于旧贵族来说出现了飞跃性的变革:对于当前的社会危机，他们从各种 10 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判断，试图用各自的学说引导社会重新恢复秩序，走向繁荣;他们对旧观念评价的结果和给社会开出的药方就是《论语》、《孟子》、《庄子》等诸子散文的产生。对于过去的历史，他们重新进行了审视，试图从新的角度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经验教训，以利于解决今天的社会危机;这种审视的结果就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 同样面对激荡的时代，士人阶层中，由于个人所受文化教育不同，看待世界的角度与深度不同，因而思想方法大异其趣，形成了有一定地域文化色彩的各种思想流派，如鲁地的儒家、楚地的道家、宋地的墨家等。他们竞相著书立说，传授门徒，游说诸侯，扩大影响，以推销自己的救世良方。这些著作被后人称之为诸子散文，其中影响比较大、文学性比较强的有孔子的《论语》、孟轲的《孟子》、庄周的《庄子》。 一、《论语》 《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及后学所编辑的孔子言行录。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殷商王室后裔，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死后，其门徒弟子将各自记载的孔子言行汇辑成编，这就是《论语》。“论”即编辑之意。由于各人所记不同，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版本也有多种，到汉代留下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残缺)、《齐论语》和《鲁论语》。东汉郑玄以《鲁论语》为主，参以《古论语》、《齐论语》，成为定本，一直流传至今。 《论语》的内容，主要是阐释孔子的以“礼”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和以“仁”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孔子重视礼的形式和意义，认为礼仪形式的秩序象征了社会秩序，因此这种形式有着深刻的内涵，内涵的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有差别的爱，有了这种“爱”，个人的社会行为就具有孝、悌、忠、信的道德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最终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井然有差的社会秩序。因此“君子”应从守礼开始，并从礼仪中认识其内容，将外在的约束变为内在的需求，言行合一，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人人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太平了。 《论语》是一种语录体散文，主要记载了孔子对其弟子的训言，因此在语言上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明白易懂，文字简约，但富于哲理性，很耐人寻味，显示出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做到了言简意赅。它的论述方式也很简单，往往只说明观点而不加以论证，用简单的生活常识去说明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些片断写得比较生动，如《先进》中的“四子侍坐”一段，就描写出了师生五人不同的神态和性情。 《论语》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其思想内容，由于孔子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装扮为只能顶礼膜拜的“圣人”，因此后世作家的思想大多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它简易平实的行文风格对后来的散文发展有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二、《孟子》 《孟子》一书是孟子及其弟子共同撰写的论说体散文集。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孟子》一书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又有所发展。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社会之所以混乱是人们后天的求利求富之心引起的，因此主张反求诸己，回归人的本性，回归的方法是统治者施行仁义，行仁义则守礼，人的仁义之心(即人的本性)就会在守礼时重新被发掘出来。所以孟子认为教育和行政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本性，培养自觉的道德人格。孟子的思想比孔子进步一些，孔子区别君子小人的基础是血缘关系，而孟子从人性同一的基点出发，认为区别大人小人的基础是道德。 《孟子》在体例上模仿《论语》，但艺术上有较大的发展。《孟子》说理时有一定的逻辑性，使用的是一种无类比附的推理方式，经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辅以流畅的文字、层层叠叠的排比句式，因此显得很有气势。《孟子》还善于用比喻、寓言故事来形象地说理，这些 11 比喻和故事多来源于日常生活之中，因而明白易懂。《孟子》的辩论色彩很浓，其辩论的技巧是先引人入彀，然后在公理的前提下层层反驳，揭示对方论点的荒谬性。例如《滕文公上》中“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段，孟子从个人日常生活不可能人人自给自足这个浅显的公理出发，阐明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 《孟子》对后世的说理散文影响很大，它既以文载道，又有文章之美，成为儒家文士争相效仿的对象，尤其是其说理时饱含着浓烈的情感气势，成为后世“文气”说的祖源。在唐宋散文的代表人物韩愈、欧阳修那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孟子》的巨大影响。 三、《庄子》 《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的哲学论著的汇编。庄子，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大约与孟子同时，曾做过漆园吏之类的小官。他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 《庄子》是庄周哲学思想的表述和阐发。庄子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出发，建立了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伦理观和政治观在内的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庄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它产生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所以它是最真实的存在，也是人生的最终目标，“道”的境界也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种主客体合一的境界，必需泯灭万物的差异而回到“道”的本性上来，回归的方法是“心斋”和“坐忘”，即通过没有逻辑论证、遗忘现实世界的一种整体直觉体验的方式去体会、感受“道”的存在。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是庄子的所谓“至人”。这种哲学思想引伸到政治、伦理领域，就形成庄子蔑视儒家伦理观念、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庄子》开辟了散文艺术的新境界，在论说散文中，它取得了无可比拟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奔放驰骋、自由联翩的想象力。《庄子》的艺术想象力往往出人意表，它喜用寓言进行说理，这些寓言故事的背景大都广阔深邃，情节也曲折神奇，总是超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让读者在迷离仿佛的神奇中体味哲理。 二、绚丽多姿、生动传神的语言艺术。《庄子》写人写事，力求使用细腻生动、不同凡响的语言文字，以使人物具有超凡脱俗的特点，同时具有形象性和象征性。它在说理时，使用的修辞手法总是变化多端、层出不穷，夸张、排比、比喻、拟人等手法使用起来驾轻就熟而又熨贴妥当。 三、回翔起伏、形散神不散的艺术结构。《庄子》在行文上机变灵活、不拘一节，初看起来无端无绪、自由放任，但细思其谋篇布局却觉得深奥玄妙、首尾一体。常将深刻的寓意隐藏在快速转换的各类寓言故事之中，层次分明，章法严密，融严谨与疏散为一体。 四、汪洋辟阖而又深邃婉曲的艺术意境。《庄子》以寓言故事说理，在叙述时注意营造深藏哲理的情境，将自由奔放的叙事和玄妙深远的思想完全融会在一起。使读者在广阔深邃的情境中去体会无穷无尽的玄思，因而创造出一种深远绵长的艺术意境。 《庄子》由于具有上述艺术特点，因此呈现出一种自由奔放、汪洋恣肆、神奇瑰丽、恢诡谲怪的艺术风格。 《庄子》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完美结合的典范，文体上也完全脱离了语录体散文的窠臼，艺术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庄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放达阔大的胸襟、遗世独立的人格以及高超深妙的艺术手法都对后代作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阮籍、嵇康、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李白、苏轼、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庄子》的不同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散文的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春秋晚期以《老子》、《论语》为代表， 12 战国初期以《墨子》为代表，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战国晚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最早的《老子》、《论语》，都是格言式的语录体，文风简朴且不讲究逻辑;战国初期的《墨子》开始向论述文体转变，比较注意行文逻辑，但文风仍然崇尚质朴;战国中期的《孟子》、《庄子》，既注重行文的逻辑性，又注重语言的艺术性，是散文艺术的高峰期;战国晚期的《荀子》、《韩非子》，在词采方面不甚注意，特别讲究逻辑的严密，尤其是《韩非子》文风严峻、推理细密，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在我国起源甚早，但早期历史散文的缺陷一是过于简略散乱，如《周易》的记载就零乱不堪，且以卜筮书的面目出现，《尚书》只是一部公文荟萃，很难从它们的记载中看到完整的历史过程，因而不利于总结历史教训。二是被动地记录历史，使历史如同一篇流水帐，在历史的进程中，很难看到人的作用。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转变，这个时期的历史散文特别注重描述历史过程、总结历史教训，展现人的活动。比较重要的又具有文学性的代表作品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 一、《左传》 《左传》是战国早期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西汉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班固始称为“春秋左氏传”，由于历史记载的时间跨度及主要内容与《春秋》差相仿佛，前人认为它是为阐释《春秋》而作，故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但它显然与后二者逐层阐发《春秋》原文的“微言大义”不同，实际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记载的一部官史，而《左传》则是一部以个人价值观念对历史进行独立阐释后总结的私史。它的作者，前人认为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今人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的一位博学多才的士人。 《左传》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以前的历史著作不同的是，它不再是被动地记载历史，而是试图从主观的价值观念出发去评价历史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掌握历史规律，指出历史方向。作者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人的道德实践过程，可以由人来创造甚至控制。因此，《左传》的主体性与以前的历史著作相比大大加强，是人的理性精神的进一步觉醒。它在叙述历史时流露的重民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精神，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点是《左传》的积极因素，但同时《左传》也有消极因素，主要表现为它有比较浓厚的迷信思想和唯心史观。 《左传》叙事精妙，是先秦叙事文学经过卜辞问事、青铜铭事、尚书记言几个发展阶段后达到的艺术高峰，它有着较大的艺术成就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叙事模式上的突破。《左传》突破了前人记言记事严格区分的藩篱，以一种“以事包言”的叙述模式，将人物言论融入历史事件之中，以言明事，使记言与记事交相辉映。《左传》在大结构上采用一种“依时而述”的方式，大体循时间顺序进行叙述，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时，则有重点地采取集中叙事的方法。将过去的事和异地发生的事集中在当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并穿插有关人物对事件的议论，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进程显得更加清晰。例如晋文公的经历，时间跨度很大，由于《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历史重大事件每年都有发生，不可能成为晋文公的个人史，因此作者将其事迹和有关言论集中在五个年度进行集中叙述。这样，既照顾了全书的体例，又将重大历史事件叙述的清清楚楚。 二、在叙事原则上，《左传》明显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二是大体真实，适当虚构的原则。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左传》在叙事时，特别注意记言对叙事过程的决定作用，言事相宜，详略得当，使主观思想与历史事实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将历史进程和逻辑过程紧密联系起来，突出了人是历史发展中的主体这一具有巨大进步作用的历史观念。例如“曹刿论战”一节，将曹刿对战争胜负因素所发表的认识与战争实际的进程及结果完全结合起来， 13 使这一历史事件的发展和结果不仅过程清晰，因果明白，而且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强烈感受到道德的力量，以及人的意志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在“烛之武退秦师”一节中，烛之武的一番言论，既有道德的阐述，又有入情入理的形势判断，使秦穆公心服口服，立即对晋文公反戈相向。这一历史故事，使读者强烈感受到人的理性精神的光辉。 叙述的真实性原则。历史材料往往比较庞杂，有时还缺乏关键素材，因此很难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左传》在描述历史事件时，注意全面掌握历史进程，首先保证的是骨干大事的真实，在这个真实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细节使历史内容故事化，在安排这些细节时，注意使其具有曲折有致、有声有色，有时甚至通过适当的细节虚构使故事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因而使历史事件的叙述具有引人入胜的优点。例如“晋灵公不君”一节中的“槐下之叹”。 三、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的成就。《左传》很善于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它在描写历史人物时，不是将有关材料胡乱堆砌，而是精心挑选有利于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历史材料，对这类材料做到了“纤芥不遗”，与人物性格无关的材料则“丘山是弃”。并善于利用这些细节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生动传神的心理刻画，力求精确地表现人物的心态和性格特点。例如“僖公二十三年”中描述重耳与怀赢在洗脸时的一次冲突，为突出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态，对这样一件生活小事不惜笔墨大书特书。《左传》中的人物语言也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积极作用，作者已经注意了使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征，使其切合人物身份、个性和场合。另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已经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例如对晋文公重耳的描写，作者在重耳成长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其性格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 四、叙述语言的风格特点。《左传》的叙述语言刻画精细，生动形象，极富艺术表现力，它一般不正面叙述事情过程，而是进行侧面烘托，让读者从作者渲染的气氛中感受历史的真实。对事件的正面描写，往往只有含蓄曲折的寥寥几笔。例如对几次重要战争的描述，它就很少描写战争过程，对与战争相关的人和事则不惜笔墨地进行描绘，使战争的结果在叙述过程中就能够感觉出来。在“邲之战”一节中，作者描述晋军争渡的情景,“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以舟中被砍断的手指之多侧面描写了晋军渡河的惨败。这种含蓄曲折的笔法使《左传》的语言有一种典雅肃穆、迂徐婉曲的艺术风格。 《左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战争的描写，它将战争视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从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在叙述战争事件时，特别注意交待前因后果，人心向背，外交往来，尤其是正义与否，将战争的胜负视作人的理性精神实践的结果，它对战争的实际过程和结果却不十分关注，因为在它的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中，战争的结局早已确定。这一点，在它对春秋五大战役的叙述中尤为明显。这种叙事方式对后代的史学著作和通俗小说影响极大。 《左传》是我国先秦时期叙事文学的一座丰碑，它所确立的叙事模式、叙述原则以及人物刻画手法甚至语言风格都对我国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左传》在叙述原则和人物刻画方面的影响，班固的《汉书》的语言风格也明显来自《左传》。 二、《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前人认为是左丘明为补《左传》之不足而作，故称之为“左氏外传”或“春秋外传”。它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一些主要诸侯国的历史片断，资料应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它的纪事，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时间跨度非常大，历史资料也比较零散，纪事不完整，也不连贯。它以记言为主，也有一些记事成分。由于其资料来源于各国史籍，风格不一，体例不一，故现代人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经战国初期时人编辑整理而成。 《国语》的语言文字质朴，平实自然，在文采上弱于《左传》和后来的《战国策》，但 14 它也有超过两者的特点: 一、在叙述模式上，《国语》以空间为记述线索，采用一种“依地而述”的叙述模式，可以更方便地进行集中叙事，使叙事结构更加完整。与《左传》的“依时而述”相比是一个叙述模式的突破，直接开启了后来的“依人而述”、“依事而述”的叙述模式。例如对晋文公的记述，《左传》和《国语》都有记载，《左传》分五次集中叙述，仍见零碎，《国语》则摆脱了同时记载各种事件的麻烦，对重耳进行了一次性的集中描述。 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国语》由于叙事结构更加完整，在描写历史人物时，可以将其言论写得周详深入，将其事迹写得更加完备，因此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生动。例如《晋语》中的重耳、子犯，《吴语》中的夫差，《越语》中的勾践，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 《国语》由于非一人一时之作，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作者水平有高下之分，一些篇章将叙事结构的优势发挥出来了，使作品结构完整清晰、人物鲜明生动、节奏跌宕有致，如《越语》中的“勾践灭吴”，就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三、《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策论汇编，本有许多版本，书名也不一致，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称呼，原编者不详，大约是战国末期的纵横家策士，内容多为苏秦等策士的游说之词，也有一部分史官的历史记载。西汉刘向对多种版本进行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基本上依照《国语》的体例编排，以记言为主，按国别分类。纪事年代上接春秋，下至秦灭六国，除小部分述西周之事，大部分述战国之事。《战国策》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它叙事不记时间，且经常肆无忌惮地进行虚构，所以它更多地接近文学作品。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庞杂，占主流的是战国纵横家的思想。其价值观念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儒家的正统观念，故一直受到历代儒士的猛烈抨击，但从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士人阶层思想自由活跃，行动不受拘束的时代风貌，体味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滋长的自信心。 在艺术成就上，《战国策》与《左传》、《国语》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一、语言艺术方面，《战国策》文采富瞻，语言明快流畅、气势充沛而又绚丽多姿、委曲尽情，比较讲究语境的创造和语言的节奏，将道理层层推进，中间波澜起伏，最后推向高潮，呈现出一种酣畅淋漓的气势，使言论具有高度的雄辩性和极强的说服力，因此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是先秦语言艺术的上乘之作。修辞手法也多种多样，其中排比对偶、引譬设喻、夸张渲染、类比相衬、反语相激等手法运用相当圆熟。例如《齐策一》中的“苏秦说齐宣王”一节，就写得让人鞭辟入里，淋漓尽致。 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战国策》描写刻画手法较前成熟，它不再象《左传》、《国语》那样拘于历史事实描写人物，而旨在通过人物活动来表现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因此，它特别注意描写人物的风采，利用各种手法全方位来刻画人物。它加强了人物心理活动、动作表情的描绘，增加了对人物的外貌形容，还注意到了对人物活动环境的描写，人物行动的描述则进一步细化并增多了虚构成分。这些手法，使《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更有立体感，因而更有深度和内涵。例如《秦策一》中对苏秦经历的描写，使纵横家巨子苏秦的形象如在读者眼前。 三、文学虚构成分大为增加，为了增强事实的说服力和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战国策》不惜大量虚构事实。这些虚构成分，使道理得到更明确的说明，使人物的活动更加具体入微、生动活泼，其性格特征也就更加鲜明。《战国策》中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有很大的虚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虚构，例如《魏策四》中的“唐雎见秦王”就是史无其事的虚构故事，但却刻画了一个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 《战国策》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虚构成分的增加和个体意 15 识的增强使它成为散文文体从历史著作向文学作品过渡的关键之作。它华丽的文采和宏肆的文风对秦汉的政论散文和汉魏六朝的辞赋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左传》到《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有了长足的发展变化，《左传》是以人为本去阐释历史，从人的观念去总结历史，而《战国策》则是试图以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观念影响历史甚至改变历史。这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进一步觉醒，散文中开始具有了个体意识，散文这种文体因而从春秋时期的《春秋》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开始变为《战国策》这种具有浓厚文学意味的叙事作品。叙事散文的语言风格也由早期的迂徐婉曲、含蓄蕴藉一变为跌宕起伏、铺张扬厉。酣畅的气势充分表现了人的自信，展现了时代的激荡。 第四章 屈原与“楚辞” 自《诗经》编成后，由于中原大地已经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中原各国新掌握文化的士人忙于思考现实的社会和苦难的人生，统治者忙于争权夺利，再也没有心思去倾听民间的呼声，诗歌因此失去了作者和编者，也没有了传播的途径。情感的倾吐受到理性和现实的双重压制。但时代的激情始终需要宣泄，这个唱出时代心声的诗人就是南方楚国的屈原。他以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楚辞”强烈地表达了社会的愿望和情感。 屈原，名平，字原;其《离骚》中自述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晚期楚国人，出身楚国屈氏贵族世家，在楚怀王时期，曾担任三闾大夫和左徒的重要职务，因力主进行政治改革而遭谗毁，先后被怀王和顷襄王两度放逐，后因闻郢都被秦军攻破，自沉于汨罗江。 “楚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是当时西汉人对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作家所创造的一种新诗体的称呼。 第一节 “楚辞”的形成和传播 时代诗人屈原和新的诗歌形式“楚辞”出现在楚国不是偶然的，一是由于楚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二是由于楚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三是由于楚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当周王室衰弱，中原各国开始混战时，楚国乘机在中原鞭长莫及的南方开疆辟土，吞并小国，至春秋中期，它已经成为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幅员辽阔，土地富饶，由于僻处南端，也少兵戈之祸，因此经济繁荣，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每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都必然有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楚辞”和屈原也是这样，她们都植根于楚国文化之中。楚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楚国本是南方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国，通过不断吞并南方其他小国和侵占百越之地，至春秋中期，一跃而成可与中原大国相抗衡的地区大国。其本身固有的文化在长期与南方部族交往、交战的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南方文化融汇、整合为一种具有浓厚巫文化色彩的“楚文化”。同时，楚国也一直坚持不间断地向先进的中原文化学习，立国之初，就不断与西周交往，国体也大致模仿周朝，楚国贵族也学习中原文化经典，至楚庄王时，已基本上接受了中原的价值观念。但是，“楚文化”并没有在交流中丧失自己的独立，它还保留了相当的自身特色，例如重淫祀，敬巫鬼，好幻想，喜娱乐等，政治制度也不完善，贵族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道德伦理思想也不如中原那样呆板。奇幻瑰丽的“楚辞”，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够出现。 “楚辞”的出现，应该说是对南方民歌的继承改造的结果。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则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功典范。楚地民歌至迟在春秋就有流传，《论语》中的“楚狂接舆歌”就是例证。它与《孟子》中记载的“孺子歌”一样，有一定的楚地色彩，而刘向《说苑》中的“越人歌”则是一首比较典型的楚地民歌了。这些楚地民歌，应该说是伟大诗人屈原成功创造新诗体“楚辞”的基础。屈原本人受过良好的中原文化教育，这可以 16 从他的作品中看出来，他的“美政”思想就深受儒、法两家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瑰丽的言辞、浪漫的激情去讴歌伟大的理想，激越的情感之中闪耀着理性的光芒。由此可以看出，屈原接受中原文化不是被动的，而是与本土文化融合起来进行创新，是一种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文化创造。 屈原生前，由于其改革的愿望和悲惨的处境得到相当多数人的同情，作品就在社会上流传，他以身殉国之后，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品得以普遍传诵，宋玉、唐勒、景差等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学习模仿，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群。楚国灭亡后，秦王朝对文化采取高压政策，但“楚辞”作品尤其是屈原的作品还是在民间有所流传。因此，汉王朝建立后，吴王濞、淮南王安等藩王很快招集了一批能够背诵“楚辞”的文士，如枚乘、邹阳、庄忌、淮南小山等整理“楚辞”并进行仿作。汉初，“楚辞”极受重视，《离骚》并被称之为经，汉武帝时，庄助、朱买臣等亦因懂楚辞而作官。西汉晚期刘向将收集在秘府的楚辞作品和汉人仿作及自己的作品编为一集，题为“楚辞”。东汉王逸根据刘向的本子进行整理，并加上自己的一篇作品，集为《楚辞章句》，流传下来。 关于屈原的作品真伪问题，目前争议较多，但公认《离骚》和《九歌》是其代表作品。 第二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诗作，全诗共有三百七十多句，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抒情诗。“离骚”二字的含义一般认为是司马迁所解释的遭遇忧愁的意思，现代游国恩先生认为“离骚”与“九歌”一样，都是楚国的乐曲名，这种观点也是值得重视的。《离骚》的创作时间，历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期，地点极有可能是汉北。 《离骚》的内容有诗人自传的性质，诗人在为“美政”奋斗并失败的过程中全面表现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这一部分，诗人用基本写实的笔法自述生平和志向，但在现实中却受到君主的怀疑和群小的排斥，他的抱负无法施展，逆境中，诗人心情苦闷彷徨，但仍矢志不渝，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砥砺个人的品行，并为自己的坚贞不屈感到骄傲。 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至“蜷局顾而不行”。这一部分，诗人用幻想的笔法，展开想象的翅膀，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与神话传说糅合在一起，在奇幻的天国中遨游求索，暗喻着诗人追求真理的苦难历程以及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最后，理想破灭，重新回到黑暗的现实。 最后一段结尾，诗人表达自己的心声，虽然理想不能实现，也决心不改初衷，决定效法先贤，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离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离骚》以多方面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诗人傲岸不群的伟大人格、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人格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时，屈原以极富个性特征的情感表现方式唱出了时代的心声，因此《离骚》是一部既有时代感又有历史感的划时代的诗歌巨著。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离骚》创造性地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一个个物我一体、含义深长的艺术意象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象征系统。《诗经》中，意象的主客体还有区分，比兴中的客体与主体存在一种类比关系，但在《离骚》中，主客体已经浑然一体，主体的精神和情感与客体的景物完全无法分辨彼此，客体中已经浸透主体的情思，使艺术意象的内涵更加广泛和深邃。 在语言艺术上，《离骚》的语言瑰丽多姿，风格超迈，沉重时，愁肠寸结;昂扬时，荡气回肠。一起一伏之间，犹如强烈的鼓点在敲打着人们的心灵，极具艺术张力，让人感受到一种悲壮、崇高的美。这种跌宕起伏的节奏与层次分明的结构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使诗歌极 17 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离骚》的叙事完全以抒情为目的，叙事生动出色、变幻莫测，表现出一个流动不居、神奇幻丽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情感紧密融合，共同构成一个沉郁幽深、余韵绵绵的艺术意境。 《离骚》拓展了艺术想象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它表现出的丰富多彩、出人意表的艺术想象力，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出色的想象力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文化富有生机活力的表现，屈原自觉运用和表现出来的异常活跃的艺术想象，是他对民族文化作出的另一个伟大贡献。 《离骚》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它是屈原发自肺腑的心灵之歌，向后人展示了一位哲人的胸怀和理想。它以沉甸甸的历史内涵、丰富多彩的艺术想象，瑰丽惊人的辞藻铺陈、炽热烁人的伟大胸怀构成了一个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艺术世界。 第三节 《九歌》 《九歌》是屈原以祭祀歌曲形式写成的一组优美的抒情诗。“九歌”是一个古曲名，前人认为屈原流放时期改编了民间祭祀歌曲，袭用了这一名称。这种看法不确，从现在楚地出土的文物看，祭祀各种神灵是楚国贵族的普遍习俗，“九歌”可能是楚国贵族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的统称。传说“九歌”来源于“九天”，它本是神的歌曲，“九歌”即“九天”之神的歌曲，“九天”即天的最高层，因此“九”即可代指天，也可代指神。所以，“九歌”也可以说是神歌。 《九歌》共有十一篇，九篇祭祀特定的神灵，《国殇》泛祭阵亡将士，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祭祀特定神灵的九篇中，《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祭天神，《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祭地祗，加上祭人鬼的《国殇》，《九歌》共祭祀了三类神灵。 《九歌》是祭祀歌曲，但与《诗经》的祭祀歌曲很不一样，《诗经》的祭祀歌曲多庄重而板滞，肃穆而神秘，人与祭祀对象相隔遥远。而《九歌》却显得亲切宜人，人与神灵之间亲密无间，因为它的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与人一样，有着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因此，《九歌》中的神灵都被塑造成为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 《九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凝聚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是一组至今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的诗歌，它在艺术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优美境界。我们可以从下面三首诗中去感受它的艺术魅力。 《少司命》: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自有兮美子～ 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孔盖兮翠旍～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这是一首人神恋歌，反映的是原始对偶婚时期的婚姻关系，灌注的却是战国时期的悲情。结构情节婉转流动，叙述角度不断转换，给人一种变动不居，漂浮迷离的感觉，使人深入其中而意乱情迷。但这种流动的情景，流动的感觉却组成一个完美的而且不断渗透至骨髓的优 18 美境界。尤其是当那一种一见钟情的相见之欢与依依惜别的别离之愁交织在一起时，虽然没有对读者形成巨大的情感冲击，却留下一种惆怅莫名，若有所失的余韵。“悲莫悲”二句，被推为千古情语之祖，道出人间悲欢离合的生活哲理，整首诗情感复杂，但层次分明并贯穿于所有的场景之中。 《九歌?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芬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貁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这是一首忧伤动人的失恋悲歌。凄婉缠绵，感情沉郁;惆怅之情，溢于言表。情景交融，文辞雅丽，活画出一个失恋少女的情态。从结构上看，诗写了山阿、山上、山上三个场景，气候从晴朗到阴晦再到雷雨大作。主人公的心情也一波三折，从盛装赴约的喜悦，到等候爱人的焦灼，最后进入失恋后的孤独与惆怅。情感的变化伴随着场景与气候的变化，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一个完美的意境。最后一段，场景环境的描写更衬托出少女无限的忧愁和无尽的惆怅，收得余韵悠长，缠绵不已。全诗文辞雅丽，节奏起伏，音韵和谐，优美动人。 《九歌?国殇》: 操吴戈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这是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歌，也是中国诗歌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美的杰作。全诗结构层次分明，情景交融，叙赞结合，有一种悲愤莫名的气势。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激战的过程及楚军将士英勇战斗、血染沙场的情景。头四句描写了一个阔大激烈的战斗全景，使人仿佛置身于羽箭纷飞、杀声震天的战场之中，战斗的残酷激烈、秦军的强大凶猛以及楚军将士英勇顽强、慷慨赴死的战斗意志，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接着“凌余阵”以下四句，描写楚军失利的悲壮场景，叙述角度从全景推至近景。着重描写一位将军奋不顾身地指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时的悲壮形象。绝境中方显英雄本色。最后两句又推到全景，描写战后的战场，楚军将士全体殉国，阴沉的天空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压在人们的心上。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对阵亡将士的深切悼念，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英武形象，更使人不禁悲从 19 中来，他们舍身为国的牺牲精神，将使他们在鬼中称雄，将获得人民永远的钦佩和无限的景仰～ 从前面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略窥到《九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语言风格上，除《国殇》外，《九歌》的大部分篇章一改《离骚》沉郁顿挫、悲壮崇高的特点，转为幽雅精致、气韵悠长。节奏仍然跌宕起伏，但幅度要柔和得多。押韵更讲究音韵和谐，琅琅上口。 在艺术结构上，仍然是《离骚》那样叙述层次分明，情节宛转流动，但叙述角度却不断转换，时而全景，时而侧面，时而深入主人公内心;不同于《离骚》纯从主人公角度着笔。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更加精雕细刻，特别善于活灵活现地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笔触深入人物心理、情感的细微变化之中，并善于用景物构成的环境气氛烘托人物的情感，使情感的抒发更显得细致悠长。 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作者描绘景物环境时，喜欢将其动态化、奇幻化，并善于将这种不断变化、扑朔迷离的景物环境与流动不居、起伏不定的人物感情始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个瑰丽缥缈、余韵绵绵的艺术意境。 第四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从《诗经》编成后到屈原之前，将近二百年的时间，诗歌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基本消失，屈原的出现，不仅使诗坛重整旗鼓，而且使诗坛从此出现了诗人。在他之前，虽然产生了无数的诗歌，但作者十分分散，而且基本上只是偶然的写作，屈原才开始自觉地用一生的思想感情去创作诗歌，并且第一个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创作风格，因此可以说，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从集体吟唱到个人创作的新纪元。 屈原完善了《诗经》中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将主客体游离的类比手法改造为主客体融合的整体象征手法;发展了艺术意境的创作方法，将《诗经》静态的、平面的艺术意境改造为动态的、纵深的艺术意境。屈原拓展了艺术的想象空间，将艺术想象力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诗歌装上了想象的翅膀，为后世的诗人开辟了艺术思维的新视角。屈原还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其瑰丽多姿的辞藻展现了语言本身具有的形式美。 在诗歌体裁的发展史上，屈原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诗歌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屈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他从现实生活出发，从民歌和其他文学形式中汲取了新鲜血液，不再受四言诗的束缚，灵活多变地采取了新的诗歌形式。他作品中的五字句或六字句，基本上还是一种齐言诗，为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作了充分的准备。 站在先秦诗歌高峰上的屈原，以其引人入胜的作品和近乎完美的手法，深入地影响了后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从他的艺术风格到具体的表现手法，都得到作家们的不断仿效和发展。同时，他不仅开创了诗歌的新局面，而且以其高洁的人格，不屈的意志，广泛地影响了后世作家们的精神。 屈原以身殉国后，受他影响的“楚辞”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中，宋玉成就最高。他的《九辩》也是一篇比较出色的“楚辞”作品，借悲秋抒发了贫士失职而不平的感慨，塑造了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但宋玉作品不同于屈原的是，情感的表现比较散漫，不够凝炼，也不讲究跌宕起伏的节奏，语言也更加散文化，句式多变，长短错落，“兮”的位置不断变化，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可以说是上承屈骚下启汉赋的转折之作。 20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