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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能承受之重.doc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蓝白色回忆00
2019-05-28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摘要: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塑造了这样的主人公:他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能不做不想做的事情,这不得不做的,却总也没有好结果。毕飞宇塑造了一个肉身与精神同样沉重的红豆,将二胡作为移情的对象,可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对主人公的救赎。红豆,最终以生命的完结而告别痛苦无奈的一生。关键词: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红豆肉身精神文章编号:()毕飞宇的《雨天的棉花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天生内向而容易害羞的男性身份的红豆,走上了战场,被敌方的炮弹气流击晕而被俘由此被误认为已牺牲而被赋予“烈士”的称号,这种结果得到以他父亲为代表的家人和社会群体的认同。但活着的红豆突然归来了,一切有待于重新定位,在自认和他认“耻辱”的情境里,产生了让红豆不堪承受之重的压力,使其可生存的空间不断缩小,而导致其精神严重错乱,最终死亡。通过红豆,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体生命活着的疼痛与无奈让我们深思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烈士文化”让我们在主人公忧伤的二胡声中,思考着一个注定不能当英雄的红豆的生存境遇。一、存在的无奈与活着的疼痛红豆最终没有如他“一把手”英雄父亲所愿,做成英雄,他回来了,而且还披着永远也抹不掉的“汉奸”、叛徒、俘虏的身份定位。红豆后来告诉“我”:“我有点怕,我有过自杀的机会,可我怕,我怕死掉。”红豆从一个“爱忸怩、爱脸红的假丫头片子”直至从战场上“耻辱”的归来,而他的归来是他悲剧命运的展开。红豆归来,他来找“我”:“很对不起,我是红豆,”“我没有死,我还活着。”这短短的几个字,作者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为自己个体还存在而对他人的愧疚同学聚会“杀鸡的场景”开始了红豆心理的进一步展现:“鸡好好的,而红豆的手掌却鲜血如注,”“红豆的眼发出接近于崩溃的死光,”“不杀,我绝对不杀。”杀鸡的动作唤醒了红豆在战场的记忆红豆回家,他母亲说:“豆子,妈看你活着,心像是用刀穿了,比听你去了时还疼,豆子。”红豆问“我”:“我妈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巴不得我死掉。”其实,红豆何须再问红豆从战场上这个极限情景中回归到他日常生活的环境,在变态战场上活着回来的红豆开始了他在常态生活中无力的挣扎,他说:“我怕死掉。”可是他的存在对他的父亲来说是一种耻辱,红豆自身退却了,因连他自己都觉得他活着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应该死去。所以,红豆说他自己“不配吃家里的饭”他自己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图书馆)工作”“我怎么能要孩子呢,我这种人怎么能要孩子”。红豆认为自己不配吃饭、不配在图书馆工作、不配结婚生子,他在自己的遗像前说:“我希望这一切全是真的,一个我死掉了。”不光他的父母希望他是真正的死去了,连他自己都希望自己死去了。红豆这样描述战场:“打仗时,就只剩下人了,你要我的命,再不,就是我要你的命,”“子弹壳全是长眼睛的,在天上乱飞,寻找你的性命,找到了它就要夺走,就把你的尸体丢给你。”红豆用了“飞、寻找、夺、丢”这些具有灵动性的字,但隐含的却是他极大的恐惧在山洞中,蟒蛇缠绕红豆的身体,这一噩梦般的记忆造成了红豆在曹美琴床上的阳痿,曹美琴说他:“没用,要不给外国人抓了过去。”曹美琴的话,使红豆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红豆深夜在我家做客,信笔画图:山洞――雷区――坟,他说:“坟是泥土的乳房,我们的家。”红豆对终极最为本质的陈述,已暗示了红豆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红豆的神经开始出现梦魇,在咖啡馆的一幕,让人触目惊心,红豆让“我”:“你抓住他,他一定是红豆,他是一只鸡,你把他杀掉,”“你逮住他,”“杀了他我就可以回家了。”在红豆意识里有两个他在作祟,一个是本该死去,完成他者英雄梦想的他一个是软弱的、俘虏身份的而又想活着的他。因为他如果想做能够被他者认同的人,他就必须杀掉那个作为“俘虏”身份的红豆,所以他说:“红豆,我要杀了他。”“你不懂,杀了他就是我了。”由此可见,红豆是渴望新生的,他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人认可的人。红豆的活着是他对他人最大的愧疚,是自己最大的痛苦,他生命归去时候,说着“”,这是他被俘后的编号,这是战场留给他唯一具象的东西。可悲的是,无人知道这几个数字到底是什么这是毕飞宇给予红豆最真实生命存在状态的描述和最无奈的讽刺。当他者强按着红豆让他做战场英雄之时、当他者把红豆归来当作毫无疑问的“羞耻”的时候,却不知道这个赋予他耻辱身份的编码。二、父权背后的“烈士文化”的压制“少年红豆女孩子一样如花似玉,所有的老师都喜欢这个爱脸红、爱忸怩的假丫头片子。”“红豆非常喜欢或者说非常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安安稳稳娇娇羞羞地长成姑娘。”但这样的红豆却最终走上了战场。有论者把红豆的命运悲剧归结为父权意志对他的压制,也有学者把其原因归结为他个人性情与社会角色的错位。如把红豆命运归结为父权压制下不自由的灵魂,这太表面化了把命运归结为性别错位也太简单。在照看某具体事物的时候,是允许可以有多个视角的。不过,照看任何一个对象,事实上都可能存在一个最佳的视角,摒弃了这个最佳的视角,所观照的对象就难免以偏概全。在笔者看来,红豆的悲剧的确和社会离不开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只是简单的性别、性情与社会所规定的角色分工的错位。我们更要在其父权之后看到社会文化的压制,这种社会文化,可把它总结为“英雄谱系”下“烈士文化”对个体生命的摧残。英雄历来是受到赞赏的,英雄主义历来是人们所崇尚的。那么,何为“英雄主义”:“它通过社会群体中具有高尚、悲壮、不屈和进取品格的具体人物作为摹本或榜样,旨在弘扬某一特定时期这一社会群体追寻的最完美、最高尚、最能代表整体利益的宏大目标,并以此为号召,鼓动和激励社会所有的人,模仿这一人物,以达到或完成这一事业的最终目的。”中国的英雄文化诞生于历史的混沌时期。如盘古开天辟地、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等。这些传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充满着男性的英雄主义,具有浪漫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人物,他们宁死不屈、视死如归。屈原就曾写下《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岳飞的“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近代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江姐、许海峰等人用鲜活的肉体见证了在极端刑罚摧残下的共产党人的意志,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题词也以“牺牲的英雄”,作为是否可以成为“永垂不朽”身份的条件定位。从古至今,中国的英雄文化,都是牺牲与辉煌同在的,只有牺牲才能够永垂不朽,只有克服对死的恐惧,才能真正配戴英雄的花环。到世纪年代,回首建国前的革命斗争历史,不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集中地突显了英雄的牺牲,由此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烈士文化”的心理意识。由此,“从社会角度看,英雄主义在于社会是一个符号行为系统,一个地位、角色,行为习惯和法则的结构,它被用作世俗英雄主义的载体,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英雄系统”。那么烈士文化就可用来概括中国年代英雄主义的内涵。抵抗外敌保家卫国没有错,崇尚英雄也没错,而错在于英雄主义被盲目和激进地定位。回到《雨天的棉花糖》,红豆父亲是一个把一条胳膊丢在了战场上的英雄,他盼望“龙门出虎子,他的儿子能够威风八面。”他认为“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百炼成钢”,“是男人就应该当兵”,在他的意识里这样认为,是战士就应该战死沙场,因为只有烈士才是最光荣的。因此,当他从民政局的领导手中接过自己唯一儿子的骨灰时:“觉得今天与年只有一只断臂一样长,一伸手就能从这头摸到那头。”红豆的归来,让其父亲歇斯底里地责问:“他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活着”所以,红豆父亲大声咆哮:“你不是烈士,你活着干什么!”“一把手”的英雄认为,死亡就像回家英雄就应该失去生命以留下“烈士”的标签。这种态度与中国传承已久的“英雄谱系”是一脉相承的。红父是毫无人情味的父亲。但红父本身也是可悲的,他也是一种政治符号身份,他成了代表一种变异的“英雄情结”的载体,以红豆父亲为代表的那种烈士文化和集体无意识的“英雄情结”的合谋,围剿了红豆,让他陷入无望的精神困境里。红豆与“烈士文化”之间是一种紧张的关系,他的死不可避免。三、“二胡”移情的无效之红豆死亡小学五年级的红豆买回了那把陪伴他到死的二胡,“红豆不喜欢他的父亲”,“红豆从来不说爸爸或父亲”――因为“红豆的父亲在红豆的任何叙述中都是第三人称单数――他”母亲是懦弱的,是父亲的从属姐姐亚南为他成功地扮演了哥哥,而红豆做起了妹妹。红豆从小就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让他在五年级的时候买回了二胡,“蛇皮沙哑的声音让红豆痴迷”、“红豆依靠瘦长指尖的耐心抚摸使琴弦动了恻隐。胡琴把所有的心思全部倾诉给了红豆,两根琴弦都很听红豆的话,就像红豆听所有人的话一样”,这不如说是红豆把心思全部倾诉给了二胡:“二胡音质沙哑,具有极松的穿透力。二胡的音色有一种美丽的忧伤。二胡的旋律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诉愿望,欲说又止,百结愁肠。”红豆与二胡之间,就像红豆母亲所说的那样:“这孩子的魂全在那两根弦上了。”这样二胡与红豆构成了合拍:具有与生俱来的倾诉愿望的二胡与无人倾诉、内心孤独的红豆之间是一拍即合的。二者之间便有了这样的关系:二胡是红豆的对象――移情的对象。红豆在孤寂中学会了隐藏自己,把自己归属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属于红豆――二胡的世界。“原生质体,自己包容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对抗这个世界。”红豆选择二胡,显然是把二胡作为他精神的寄托,是他的移情对象。弗洛姆曾这样解释“移情”,为了克服自己内在的空虚和无能,人选择了一个对象,在此对象上投射人自身所有的人之素质:他的爱情、理智、勇气等等。通过屈服于这一对象,人感到与自身素质的接触,感到强大、智慧、勇敢、安全。失去这一对象意味着有失去自身的危险。这种针对某一对象的机制,这种偶像崇拜,以个体的异化这一事实为基础。红豆本身的性情是无力量与外界抗争的,于是他需借助于二胡。他本身已被他父亲的价值评价为准绳的社会环境异化。他不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只有二胡听他的话,二胡是作为一个无生命的存在,红豆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他只有在拉二胡中才能享受到作为人的主动性。因此,他试图在二胡中实现对自己的救赎:“我不能不拉,曲子全关在琴里头了,我不拉,他们就出不来,他们在喊救命。他们在说,红豆,你救救我。”其实,呼救的是红豆自己,可二胡能给红豆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红豆想为自己的生命减轻负荷,找到了二胡,可二胡并没有能力拯救他。“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毕飞宇在小说开头引用了尼基乔万里的《雨天的棉花糖》,并以此作为小说的题目,显然是有深意的,因为主人公的悲剧在于:想做的却不得不放弃不想做的却又不得不去做他不能做想做的事情,也不能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又引用了里尔克的诗歌《严重的时刻》:此刻谁在世界上某处走,端地在世界上走,在走向我。此刻谁在世界上某处死,无端端地在世界上死,在望着我。小说以首尾诗歌相对应的结构安排,巧妙地给予了这个故事以诗意的开头和不动声色而又沉重的结尾。参考文献:袁卫民成长岁月中的魔咒――毕飞宇小说中父权意识透视J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M山东文艺出版社,:潘天强论英雄主义――历史观中的光环与阴影J人文杂志,()何艳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英雄主义”J中州大学学报,()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M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M人民文学出版社,高秀川毕飞宇小说的深度批判模式建构J作家研究,(责任编辑:刘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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