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成崇德 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以后由于中国疆域的逐步拓展,边疆的概念才逐渐明确,至18世纪中叶,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并给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清代,谈到边疆的统一,往往称之为“拓展边疆”、“开疆拓土”。昭连在《啸亭杂录》中说:清朝“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1这里所说的“开疆拓土”,显然是在歌颂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的功德。对于这个问题,现代一些研究者却将清代统一国家的行动称之为领土扩张。M·詹森说“清朝统治者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扩张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从而确定了近代中国的疆界,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此项政策在18世纪中叶尤为积极”;还有一些国家竟然提出,中国的边疆地区是“无主土地”,从而实行强行侵占。2 在这里,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是中国的疆域是清朝通过扩张疆土、征服别人土地得来的,还是历史形成的? 疆域指疆土、领土,是一个民族、政权或国家活动的历史舞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大小不一,其形成也是千差万别,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 在历史上,文明大体是和国家同时产生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在人类古代文明连续性方面,刘家和等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3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这里作进一步的探讨。 从政治史上看,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和三千年代。其中以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文明发生最早,约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黄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晚期。但是,上述古文明,大多数没有能保持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尔后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城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同样的是,这些国家和文明也出现了政治史上的断裂。公元前二千年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中断,有的甚至暂时退回野蛮状态。公元前一千年代,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文明地区,甚至达到印度河流域,古波斯成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波斯被马其顿希腊人所征服。到公元前2世纪,马其顿希腊人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扩大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是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亡于日耳曼人,罗马文明作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产生最晚、影响最大的文明,也中断了政治史上的连续性。4 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相比较,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的黄河流域的夏文明一直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当然,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文明断裂的危机,西周末叶至春秋中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到落后的部落和后起的文明的威胁,但是这次危机没有导致中国古代文明的中断。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占了优势;元代,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击败西夏、金、宋,建立了元朝。以上的政权尽管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传统。对于中国在政治史上的连续性,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牟复礼认为:“中国在2000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赓续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世上其它任何国家在这点上皆无法与之相比。从公元前221年奠定英文中称为中华帝国的统一王朝时起,就一直存在着适于治理统一中国的特殊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始终抱定一种观念,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纵然做不到这一点它也不放弃这一观念”。5 从文化史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中尤其显得突出。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古代的各个文明,那么看来只有中国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最具有完整意义。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字,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全部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如果知道了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那也就掌握了认识金文、甲骨文的钥匙。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连续发展,是从三代开始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南北分裂,但是学术传统从未中断。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混乱的十六国的史学不仅未中断,而且相当繁盛。6 由此可见,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文明从未经受过外来势力提出的根本性的挑战,从没有出现因为外来力量入侵而中断的现象,“关键的一点是,在中国人自己眼里,中国政治结构具有从未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无以伦比的发展连续性”,7中国古代文明体系始终保持着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中国政治史上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形成的保障。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治上曾出现过种种的动荡和危机,周以后,朝代更替,民族相争,但是商征服夏又继承夏,周征服商又继承商,从夏、商、周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相沿基本不变,并未发生政治史上的断裂现象。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在疆域上表现为持续的稳定性。 同样,中国疆域空间上陈陈相因的不断拓展,又为政治史、文化史的连续性提供了坚实、厚重的基础。刘家和先生提到:“文明在时间中的纵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在空间中层延的情况相关。就单个的文明来说,一个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常常伴随有自身在空间中的一定的拓延;反之,如果一个文明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空间中逐渐缩小以至消失,那末它也就要失去自己在时间中的连续性。”5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即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连续性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延续和不断拓展二者之间是互动、互相促进的关系,两者缺一,中国古代文明就像其他地区文明一样,出现断裂,乃至中断和消失。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与空间拓延的关系,表现在政治史的连续性和国家疆域的关系上。探讨中国古代文 明连续性必须与中国疆域不断拓展相联系。中国疆域犹如墨渍式的不断由中心向四周拓延,中国古代文明也随着疆域的拓延而展延。从有关历代疆域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夏王朝的中心活动区在汾河下游和伊洛地区,其疆域南疆为三苗(长江中游洞庭至鄱阳湖一带),东疆为夷族诸氏族部落(包括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全部及河北南部),西疆有西戎昆仑、析支、渠搜三国(今甘青地区),北疆不详,其势力也可能到今河北涿鹿。商朝前期的疆域,略同于夏朝,商朝后期的疆域有较大发展,其北疆已到达今河北整个北部和辽西一带,南疆也已远及江、汉、湘、赣流域。秦汉王朝致力于边疆的开拓,在夏商周疆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对我国版图的奠定和疆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中原与四邻的关系发生变化,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匈奴的领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及其以南地区成为汉朝的北部边疆。西域诸国臣属于汉,汉朝的西部边疆包括天山南北和天山以西的乌孙、康居地区,东北边疆到达朝鲜半岛,东南边疆从东海、南海之滨深入到海南诸岛和越南半岛地区,西南边疆包括了今云南。三国、两晋、南北朝,曾多次发生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割据对抗的局面,如十六国至北朝,中国北方处于混乱状况,各小国政权几乎都不稳定,北方民族占了优势,其间除西晋真正统一的20余年外,其余时间均处于割据。秦汉统一时期的边疆先后为不同的政权所统治,使这一时期疆域形势呈现出复杂纷纭局面,但是在政治上它们没有打破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基本上都是活动于原秦汉统一时的疆域之内。元朝的皇帝是蒙古民族,元朝统治者提出“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基本以中原王朝传统的仪文制度为主干,又揉和并保存大量蒙古旧制的成分,总体上仍然遵循以前各代的政治传统。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出现的变动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即使像元代和清代,是以边疆地区蒙古族和满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但这些王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疆域的拓展变化是一致的。 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民族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样,民族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形成和疆域的范围。中国古代民族的格局和民族关系与中国疆域的形成密切相关。 自夏商周以来,周边地区(当时王朝的边疆地区),包括当时中原王朝未能控制的地方,已经形成许多民族族体。《伊尹四方献令》记载了商朝边疆地区的民族分布:正东有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前]发、文身;正南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正西有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阁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正北有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其龙、东胡。9这些居于四方的民族又被称为“四夷”,分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秦汉时期,在四方民族集团的基础上,北方出现和形成了匈奴、浑庾、丁灵、鬲昆、新犁等族体;东北方形成了东胡、乌桓、鲜卑、朝鲜、夫余、高句丽、挹娄等族体;西域形成了36城邦和乌孙等族;西方和西南方存在着众多的氐羌和西南夷;南方存在着百越系和百濮系诸族。魏晋南北朝是民族混杂融合的重要时期,东北有夫余、高句丽、勿吉;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柔然、高车;西域有众城邦和乌孙;西方有氐羌、吐谷浑;南方和西南方有蛮、僚、俚、乌蛮、白蛮等。隋唐时期北方和西北方有铁勒、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和西域城邦;东北有契丹、奚、室韦、高句丽、渤海;西方有吐蕃、吐谷浑、党项羌等;南方和西南方有俚、徭、僚、溪洞蛮、乌 蛮、白蛮、濮、金齿、银齿等。宋辽金时期,东北有契丹、奚、室韦、渤海、女真等;北方有乃蛮、阻卜(鞑靼)、沙陀、蒙古各部;西北有党项、羌、突厥、回鹘(畏兀儿)、黠戛斯等;西和西南有羌、吐蕃、乌蛮、白蛮、施蛮、顺蛮、么些、合泥、寻传等;南方有苗、徭、僚、仡佬、僮、黎等。10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民族或部族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却消失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许多原先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和融合,不断出现的分裂和消亡,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1就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问题在民族理论上的精辟概括。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族与国家疆域问题上,有两点对清代国家统一与版图奠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首先,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两个历史大循环。 第一个大循环是从秦汉的统一到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再到隋唐的统一;第二个大循环是从隋唐的统一到五代宋辽金西夏的分裂,再到元明清的统一。在这两个大循环中,中国广阔的疆域经历了三次民族大混杂、大融合,中原地区的汉族深入到“夷狄”所居住的边疆,而“蛮荒异域”边疆民族也流人中原地区与汉族融为一体。元、明、清三朝是由中国三个不同的民族建立的王朝,蒙古和满洲两个边疆民族先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此国家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为中国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边疆民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广阔版图的奠定,形成具有深厚凝聚力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边疆民族大多数生息、劳动、活跃在中原王朝的四周,他们是最早开发、拓展边疆地区,或者率先统一了中国边疆的部分地区,为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奠定基础,或者进而担当统一全中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及其对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贡献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是由汉族一个民族单独缔造的,而是各个民族包括那些已经消失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古代文明持久、稳定的统一,既表现在中原文明不断扩展,不断联合和统一上述边疆民族的趋势,也表现在边疆民族不断增强的凝聚力。 古代各个文明都有民族的区别和矛盾的问题。古代希腊人把非希腊人称为“蛮族”,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把非雅利安人称为“蔑戾车”。中国先秦时代的华夏族称非华夏族为夷族。这些称呼里都含有重己轻人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到西周、春秋时期,所谓的华夏族已经是多族融合的结果,而所谓蛮、夷、戎、狄也并非与华夏族没有关系。至春秋晚期,人们已经不可能以血统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只有从文化上区别了。战国晚期,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广大农业地区各国都成了华夏族,这是战国能够走向统一的基础。两汉时期,不仅巩固了已经形成的华夏族,而且加快了中原与边远地区民族的接触和联合。西晋王朝灭亡以后,北方一度出现许多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的领袖谋求统一,无疑又促进了民族间的联合和融合。对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过:“且自古中国统一之世,幅员不 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2雍正帝无疑是站在满洲统治者的角度做的分析,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边疆各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对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连续性及疆域的延续性基本保持着向心力,对此牟复礼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必须伸展到整个中国文明的广阔疆域。必须包纳所有作为中国文明的分子的全体子民,不论其属于哪一个民族,这种观念即使在中国或异族的统治者互相争斗的时候,也从未受到过挑战。中国国家的政治形式,也从未受到过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否定或严重挑战。”13 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地理环境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疆域形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以及多民族统一和融合的趋势及疆域范围,也受到客观条件,即地理环境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为屏障,不像某些古代文明那样处在民族迁移的交通要道上,而是有一个民族活动相对稳定的环境。对此,古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东部是漫长的海岸线,太平洋一望无涯,波涌际天,无垠的水域,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14难以横渡的“大瀛海”成为中国人与外界隔绝的障碍。北方,“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15戈壁沙漠、亚寒带原始森林严密地闭锁了人的北行之路。西北,古人称其地“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以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16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峰横亘,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尽管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但交通险阻,古人视为畏途。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可可西里山等山脉造成的地理障碍,更甚于其他地区。 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尤其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造就了若干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由此看来,边疆民族政权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条件的。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相互间的交通,而就整体来说,由于天然特点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而自成一个自然区。中国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密切的联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周边地区各民族建立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由于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条件的阻隔,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是形成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条件之一。对此,清朝中央政府和边疆大吏看得很清楚,钟广生在《新疆志稿》中论述新疆的地理位置在国防上的重要性时说:“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7钟广生所述新疆与蒙古、卫藏、葱岭等地区在地理上的互相牵制及对中原地区的屏辅作用,很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人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