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研究读书笔记
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应该把行政管理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该文开行政学理论研究之先河，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文中威尔逊开篇便分析了行政学研究的历史，他首先阐明了现阶段美国的政治环境和遇到的困难，即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 他认为“如果在以往许多世纪中可以看到政府活动方面的困难在不断聚集起来，那么在我们所处的世纪则可以看到这些困难正在累积到顶点。”同时当时的美国“政府的职能日益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在数量上也同样大大增加。行政管理部门将手伸向每一处地方以执行新的任务。”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市政府中气氛污浊、州行政当局幕后交易的流行，以及在华盛顿政府机构中屡见不鲜的杂乱无章、人浮于事和贪污腐化，都使得有必要出现一门专门研究行政学的学科，“它将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
紧接着威尔逊又分析欧洲国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指出欧洲大陆国家不断地进行行政改革的本质是为了巩固统治，进而对行政学进行仔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调整。他列举了德国和法国的例子，旨在说明强化中央集权而使行政管理更有效率，也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在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美国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即美国早熟的政治模式使其本应有的政治基础十分薄弱。并举出了主要的阻碍因素——泛滥的人民主权(公众舆论)，即可以理解为托克维尔所称为的大多数人的暴政。同时该观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理论具有一致性。柏拉图认为“真、善、美”这些优良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颖的饱学之士。让多数人来统治无异于摧毁人类优秀品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可能会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发动骚乱等。麦迪逊也曾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有过明确的阐述，麦迪逊认为:“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而威尔逊则又更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1)人性自身的弱点;(2)思维的惯性;(3)思维的不一致性，而最后一点，他认为是移民国家特有的。
随后威尔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分析和明确政治与行政的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治与行政在功能上应有区别的观点。他认为:“行政管理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行政方法从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拯救出来，并使它们深深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同时，他指出真正的自由要以真正的自由原则为基础。因为“自由并不能在远离宪法原则的情况下生存下来，而且任何一种行政管理，不管它的方法是多么完善和自由，只要它是以不自由的统治原则为基础的，那它就不可能给予人们以一种比赝品式的自由更多的东西。”
在阐述自己对权力的看法时，他提出了要扩大集权，强化公众舆论，并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观点，而这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所在。之所以要集权，是因为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已被授予以任意处置的巨大自由权力时，那么他的权力越大，他就越不可能滥用此种权力，他就会更加受到鼓舞，更加头脑清醒和更加被这种权力所激励。而他的权力越小，他就会感到他的职位无疑是既模糊又不引人注意的，他就越容易堕落到不负责任的状态之中去。”而此时的公共舆论“将起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并使其“具有效力，而我们又免遭它的好管闲事之苦。”
在分析如何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官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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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美国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众舆论有敏锐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有一支受过充分训练的、以良好行为进行服务的官员”， 在这一点，他提出的理想模式是“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一个有文化教养和自立精神的文官制度，它完全能够有理智有力量地展开活动，同时与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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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这种方式就是选举和经常性的公开协商，它可以彻底排除武断和阶级态度。”
最后威尔逊提出了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会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并使之本土化。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从根本原则上认识其在环境条件方面的全部根本差别，我们就能够完全和有益地引进他们的行政科学。我们仅需要用我们的宪法把它加以过滤，只需要把它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把其中的外国气体蒸馏掉。”
威尔逊的《行政学之学说》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政治对行政的适度控制是政治与行政协调的重要基础。(二)行政的适度集权化是政治与行政实现协调的必要途径。(三)中国的公共行政实践中必须坚持政治与行政的协调关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认为党离开“为公”就会违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失去立党之基;离开“为民”就会脱离群众，丧失执政之体、力量之源，各级政府作为党实现其政治责任的工具，根本上决定了政府改革中的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只能是在职能上的分开，而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国家结构性分开。行政的政治性是我们的政府成为“民享的政府”、“民有的政府”、“民治的政府”的根本保证。任何割裂“行政”的政治性，都将会使我国的行政实践偏离正确的方向。我们在借鉴西方政府治理改革经验的同时，一定要深刻研究它与本国特定国情的适用性，不能搞“一刀切”。
政管1004 娄梦丹
20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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