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中的官与商(中)
饥馑中的官与商(中)
庚子年的陕西义赈，不仅是一次跨地区大规模的赈灾行动，还显示了国家对江南绅商的倚重。
1900年，农历庚子年，也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这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大清的首都北京。就在北京沦陷的第二天凌晨，慈禧挟光绪帝及朝廷中枢仓皇出逃，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但是，除了外患，还有内忧;除了兵燹，还有天灾。当大清国的皇太后、皇帝及王公大臣经山西逃往西安时，路过的山陕两省正经历着惨烈的饥荒。
世纪之交的1899年至1900年，神秘的厄尔尼诺现象再度横扫印度、朝鲜、爪哇、菲律宾以及中国北方，带来“厄尔尼诺饥荒”。还在1899年秋季，陕西就发生大面积旱荒;第二年，灾荒蔓延，遭灾的州县扩散到56个。大旱灾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饥荒。一位亲至陕西的外地人在《申报》上写道:“一入陕境，即见饿殍载途……居民成以树叶树皮煮食充饥，憔悴情形不堪寓目。”饥民接连倒毙，据当时前往西安的一个美国人估计，陕西“通省人民九百万名口，死者二百余万”。慈禧和光绪帝出逃的目的地陕西，恰恰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10月26日，慈禧和光绪帝一行抵达西安。驻跸西安后，朝廷为陕西拨解了30万石漕粮，随后又分5次划拨了总计170万两白银的赈灾款。但据陕西巡抚岑春煊估算，即使放赈半年，也要耗银八九百万两。然而，兵连祸结之际，国库的积蓄早已不足应付。主掌财政的户部尚书崇礼认为，“目前军需浩繁，库储空匮，官赈之力有限”，因此于11月5日建议朝廷“必须兼办义赈，方足以纾民困”。为此他还荐举了一位主办义赈的理想人选――严作霖。
严作霖，字佑之，江苏丹徒人，早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起，就参与了江南绅商发起的义赈活动。崇礼称赞他“见义勇为，办理义赈多年，不辞劳瘁，绝无名利之心”。除了严作霖，崇礼还推荐施则敬、严信厚等人襄办义赈，同时提议由大理寺少卿、时为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劝募赈款”。
施则敬，举人出身，曾授知州衔和候补道台，与其父施善昌都属于亦官亦商的人物。施善昌曾与经元善、谢家福等人多次设立“协赈公所”，主持义赈。在施善昌于1896年病殁后，施则敬全面继承了其父的义赈事业。严信厚同样拥有候补道台的官方身份，但他主要从事金融业，是宁波商帮的开山鼻祖。至于盛宣怀，更是身兼官职的大实业家。总之，无论政界商界，这些人都有着广泛而雄厚的人脉资源，是上海绅商圈子里的头面人物。
对崇礼的上奏，慈禧太后完全准允，谕令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转饬严作霖，让其“邀集同志，来陕办理义赈”。上谕以五百里加急的方式发出，火速传谕两江督抚。在中国历史上，由朝廷正式出面向民间寻求义赈，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义赈，地方官长更是满怀期待。还在户部上奏之前，陕西巡抚岑春煊就致电远在上海的盛宣怀，请其转告严作霖及“各协赈公所诸位善士”，希望他们“一面派人来陕查看灾情，一面广劝义捐，迅解关中，以拯救亿万灾黎之命”。不久，岑春煊又直接向严作霖本人发去电报，言辞急切地道:“务望广约同人，迅筹巨款银米，速运来秦。全陕幸甚!大局幸甚!”
上谕下发后，官方对严作霖来陕放赈可谓望眼欲穿。12月15日，军机处电令盛宣怀催促严作霖尽快动身:“陕省灾重赈急，迅饬义赈各员赶紧前来。”岑春煊更是屡屡致电盛宣怀，一再询问:“佑翁何日起程，盼示。”就当严作霖已经启程而未抵陕之际，军机大臣王文韶的焦急渴盼仍溢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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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望严佑翁早来一日，庶灾民早,一日之困。不知现已行抵何处，不禁日夕望之。”
当电文在西安与上海之间频繁往来之时，盛宣怀、施则敬、严信厚等人正积极筹措赈款。忧急万分的岑春煊致电施则敬称，由于灾情深重，“非特巨款，万难济事。务恳我兄广约同志，设法劝募”。12月初，他又致函施则敬，再次呼吁:“亿万灾黎忍饥相待，无任叩
祷之至。”王文韶也致函施则敬，请他与严信厚等人“广为劝集，源源接济”。朝廷把赈灾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江南绅商。
为确保严作霖一行“克日起程”，在各处捐款尚无眉目的情况下，沪上同仁纷纷先行垫解。盛宣怀垫银两万两，施则敬和严信厚等人各筹垫白银一万两。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海关局也借垫了赈款。经盛宣怀、施则敬、严信厚等人的斡旋，第一批赈款在最短的时间内筹措齐备，共计“现银十三万二千两”。
在朝野上下的期盼与声声催促中，严作霖的放赈队伍终于从江南动身，分两路向陕西进发。一路由无锡绅商唐锡晋领队，“携银十一万，装车二十辆，挈同志二十人”;另一路由严作霖带队，“携银九万，挈同志二十人”。此时严作霖已年逾六旬，但他表示要“拼此余年”，以报答“国家豢养之恩”。12月底，两路人马相继抵达西安，旋即分头赴各受灾州县办理赈务。除了严作霖为首的两路人马，赴陕放赈的还有绅商周宝生和潘振声各自带领的一拨人。统计义绅们散放的赈银总数达91万多两。
有趣的是，总部设在安徽的安济公司甚至发行了为陕赈筹款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并把广告打到了上海:“今在上海南市新马路设局售票，择地开彩，额设一万张，每张售洋三元，头彩得足大现洋八千元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义赈推动了近代彩票业在中国的出现和兴起。
庚子年的陕西义赈，不仅是一次跨地区大规模的赈灾行动，还显示了国家对江南绅商的倚重。正是借助这次义赈所表现出的能量和树立起来的威望，陕赈结束后不久，在盛宣怀、吕海寰、施则敬和严信厚等人的推动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3月宣告成立。这不但是“溯自中外通商以来的”的一大“伟举”，而且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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