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阿Q正传》中心理描写特色和作用

论《阿Q正传》中心理描写特色和作用 毕业论文—周凯 [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摘要]:《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然而,鲁迅创作《阿Q正传》是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阿Q前后几次心理变化,正视这一生存状态,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性。它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时局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时局的变化对社会人群牵系最大最普遍。从时局的影响方面去描写心理活动,更能揭示人物的思想本质;同时也丰富了人物心理的时代内涵,使人物的性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物心灵的胶片上留下了当时的人生世相、时代风云影象,从而使《阿Q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阿Q正传、心理描写、国民性 鲁迅笔下的《阿Q正传》[1]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是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鲁迅从《阿Q正传》中心理描写特色反映鲁迅批判的国民性、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以丰富多采的技 1 法突出心理活动、从共性和个性统一中突出心理个性形象,使《阿Q 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一、《阿Q正传》中心理描写特色 (一)《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反映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阿Q是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阿Q的心理描写体现鲁迅批判的国民性。 1、《阿Q正传》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2] 鲁迅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奇形怪状。畸形的社会必然产生畸形的国民。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的衰败,在于愚弱的国民。在日本,那个使鲁迅受到强烈刺激的日俄战争影片的被示众者和看客,使他联想到所见的“愚弱的国民”,他首先指出国民劣根性以愚昧和精神麻木为特点。医治国民精神的创伤,正是他弃医从文的缘由。辛亥革命中,鲁迅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着小丑的角色。旧势力顽固、狡猾而凶残,革命党幼稚、脆弱而易变,老百姓则在“铁屋子里”酣睡;虽有一时的“梦游”,但最多像阿Q那样喊几声,抢点东西,做做权力、财产和女人的梦,并没有真正醒来。在辛亥革命这场戏剧演出中,鲁迅看到几千年国民劣根性的总表演。他给我们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国民劣根性:吃人、妄 自尊大、自轻自贱、守旧排外、漫夸历史、愚昧麻木、卑怯巧滑、投机钻营、色情狂……《阿Q正传》正是国民劣根性的总展览。 2、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阿Q的形象主要将他作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侧重于精神胜利法;在《阿Q正传》的第二章中有这样一段:阿Q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在这段话中,凸现出阿Q的自尊,高度盲目的自尊。在他眼里,别人都错唯他对。有自尊当然是好的,尤其是现代人,往往缺少自尊,在生活当中,老认为别人都对唯己错,别人都强唯己弱。所以,学一学阿Q的自尊还是好的。不过,不要那么过火,变成阿Q一样盲目自尊,老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或者老以为自己比别人优越,那样的人,很难在这个社会立足。阿Q的麻木健忘是惊人的。即使刚被打完,他立刻忘记被打,而且很快便飘飘然起来。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阿Q麻木健忘与现代人相比,又有本质的不同。阿Q是受到封建制度压迫的产物,而现代的人们,麻木健忘是总结社会之经验。不该麻木时麻木,该健忘时不健忘,不该健忘时健忘。麻木健忘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毛病,实质上讲,是一种心灵的扭曲。阿Q精神胜利,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胜利。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中,无处不可以发现阿Q的影子。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扎在人们的心里,阿Q盲目自尊、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木健忘,也就是中国人的盲目自尊、自欺欺人、欺软怕硬、 麻木健忘。阿Q这种精神,是在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被压迫被残害而形成的产物。而现代人的阿Q精神,已经没有了那时代的背景,可是却也根深蒂固的保留下来,乃至茁壮成长。 3、《阿Q正传》中心理描写体现鲁迅批判的国民性 《阿Q正传》中强调阿Q落后农民的特点,注重总结其革命性。总结出辛亥革命的教训:它完全脱离思想启蒙运动,忽略国民改造的失败教训,阿Q再一次成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鲁迅正是从阿Q精神胜利法心理描写方面,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性[3]。 阿Q这样一个失去了人心自我、依靠本能在生活着的形象,甚至到死,还在想着如何去扮演看客们所要求的角色,他精神胜利的病态,在中国国民中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阿Q正传》中,正是通过阿Q前后心理变化的描写,来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 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因此,《阿Q正传》的不不朽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高度概括地表现了在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阿Q则是这种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4] 。 (二)以丰富多采的技法突出心理活动 鲁迅先生对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也是很讲究的。运用丰富多彩的技法表现人物心理活动是构成《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特色。 1、心理信息通过绘制心理图画传达。作者在表现阿Q的一些重要的心理活动时,运用了绘画的方法,描写出来的心理活动给人以浓烈的图画感。最能体现阿Q“革命”要求的是阿Q宣布“造反”的当天晚上在土谷祠里迸跳出来的一系列思想。作者用了四个自然段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每一个自然段都是一幅形象鲜明的图画。根据画面内容,我们可以依次把它们称为:革命党威武的行军图,阿Q在政治上的翻身图,阿Q在经济上的翻身图,第四段是关于阿Q选择配偶的,不妨称之为“选美图”。这些画面传达出重要的心理信息,是我们认识阿Q思想性格的主要依据。他把革命党想象得很威武,并且亲切地招唤他参加,这反映了他参加革命党的热切愿望,但他把革命党想象成“白盔白甲”,手拿“钢鞭”、“钩镰枪”,这又反映出他对革命党的无知,表现了封建文化对他的很深的影响。他想象自己参加革命党后在政治 上翻身的痛快劲儿,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反映了他受压迫之深重,翻身愿望之强烈,但他要把自己凌驾于一切人之上,不分敌友的乱杀一气,说明他只不过把政治上的翻身看成是泄私怨而已。他对改变长期拮据的经济状况也有强烈的要求,但从画面上传达出的心理信息看,他只不过是把经济上的翻身看成是自己便于拿东西,并要奴役同自己一样长期被奴役的小D,实际上他不过是把革命看成是谋一己之私利罢了。革命成功了,要有比较理想的配偶,这也无可厚非,但他的挑选却浸透了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审美意识。我们说他始终不觉悟,主要是指他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始终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而又始终不觉悟是阿Q思想性格的核心,这是对心理画面传达的心理信息作了分析、抽象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也正是这一矛盾的思想性格决定了阿Q悲剧的结局。心理活动的画面化,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生动,使人物形象更显得栩栩如生。当然,心理信息可以不借助画面得以传达,但小说毕竟是形象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形象化的心理描写比直露的说教总要好些。绘制心理活动的图画,传达人物的心理信息,也许不是鲁迅先生的专利,比如,莫泊桑在《项链》中对玛蒂尔德的心理描写就很富画面感。但两者的方法又有不同之处。玛蒂尔德的心理图画是作者从旁代为描绘出来的。阿Q的心理图画是作者让人物通过想象幻化出来的,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从画面形象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运用了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手法,更多地体现了民族的风格,从而形成了阿Q 心理描写的又一特色。 2、由人物触发联想,丰富和深化心理内含。在阿Q被押赴刑场游街示众之际,有一段关于他的极精采的心理描写: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人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这段心理活动由相似联想构成。作者在这里是通过联想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更深入更彻底地透视了人生世相,有力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愚昧、麻木的灵魂,昭示了愚昧、麻木的严重危害性:不仅帮助封建势力吃掉了阿Q的肉体,而且吃掉了阿Q的灵魂。这就是中国革命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也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还可以据此窥见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药》和本篇中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要使中国有希望,必须揭露、批判国民的愚昧、麻木疗救国民的灵魂。正是这样的心理描写,带来了心理内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3、运用恰当的语言描写引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当阿Q高兴地想离去时,就用“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引 出。当他去“结识”假洋鬼子受挫时,发出愁思,就用“于是心里涌起了忧愁”引出。当他被押赴刑场,就用“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引出。这些提起式的语言,富于变化,新颖、别致,切合情景。它们或烘托心情,或点染心境,是心理描写的辅助笔墨,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其形象性、生动性是那些满篇“你想”、“我想”、“他想”的失血语言无法比拟的。 二、《阿Q正传》中心理描写的作用 (一)通过《阿Q正传》心理描写,突出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 从阿Q前后几次心理变化,正视这一生存状态,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性。它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向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 不得”。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作者突出了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Q平时有一种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当举人老爷的船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人心摇动,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思想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由深恶痛绝而转为“神往”,并要“投降革命党”。而当他公开宣布造反,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情景,“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因而思想更加兴奋,喜不自胜,于是就产生了要在政治、经济以及婚配问题上获得翻身的一系列“革命思想”。而当“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政权仍然被“原官”把持,也就是说,革命形势趋于低潮的时候,阿Q就变得“很容易闹脾气”,“总觉得自己太失意”,特别是当他到静修庵去革命碰了钉子,去“结识”假洋鬼子遭到了挫折以后,其情绪更是一落千丈,觉得“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甚至由忧愁转为恼怒,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特的报复心理。阿Q思想的每一个变化无不深受时局变化 的影响。作者正是在阿Q思想变化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阿Q迫切要求“革命”而又始终不觉悟这一基本的性格特点。同样,小说中的反动人物也因时局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在革命风声高涨时,他们一方面感到惶恐不安,一方面机关算尽,施展阴谋,或讨好自认为是革命党的阿Q,或相互勾结投机革命。时局趋于平稳时,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以革命者自居,“目空一切”,甚至挥动“哭丧棒”镇压革命。作者正是通过心态的变化刻画他们奸狡、阴险的性格特点的,使《阿Q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二)通过《阿Q正传》心理描写,突出共性和个性统一 在传神的人物形象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都有是通过鲜明的个性反映出社会本质。金圣叹曾写道:“《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性,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忿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本质不好。”[5]然而,阿Q首先是一个鲜明的个性形象。从阶级属性而言,他则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流浪雇农,是受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一员。 鲁迅的文章上看不到有反对死刑的话,但是他猛烈的反对游街示众,那是很明显的。《呐喊》的《自序》中云:“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本文中叙述阿Q临时无师自通的说了 一句应景的豪杰话,观众便叫声好,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阿Q再看喝彩的人们,发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怕的眼睛,比四年前在山脚下遇着的想要吃他的肉,永是不远不近的跟定他的一只饿狼的眼睛更可怕,这些眼睛“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我们怕阿Q未必感觉到这样,但作者没有别的方法表示,这里只得再用《狂人日记》的手法来写,使得阿Q想要叫“救命”,虽然没有说出来。结末更说观众的舆论不佳,因为枪毙不怎么好看,而且阿Q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十分气愤的也是悲哀的话,“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他看来正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6] 。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性格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共性概括得越广泛,这种形象就越有代表性,揭示的社会问题就越有普遍性。个性是指这个人物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物的独有的性格特征。个性越突出,人物形象就越鲜明,越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共性和个性又是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的。阿Q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主要是通过心理描写来实现的。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可说是《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重要特色。从共性方面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是长期的封建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沉淀与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失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阿Q正传》中,对阿Q 精神特点的描写构成了辛亥革命的整个思想背,而辛亥革命这个历史的大变动又构成了展示阿Q精 神弱点的社会背景。只有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针对政治民主的深刻历史变动面前,阿Q的精神弱点才变得更加明显,也只有在阿Q精神弱点的挖掘中,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才得到了更深刻的说明。以阿Q 为代表的广大社会民众是如此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缺乏起码的民主观念,辛亥革命恰如沙上建干革塔,怎能得实质性的胜利呢?辛亥革命没有带给阿Q以民主和自由,反而用阿Q的血祭奠了这场革命。这场革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未庄社会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它的社会基础。赵太爷是未庄社会的传统权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给他带来了一阵惊恐和畏惧之后,他的权威性地位基本得到了维持。假洋鬼子是一个有了一点新学知识,但骨子里充满封建意识的人物,这类人物在辛亥革命之后窃取了实际的权力,成了未庄社会最受尊崇的人物。所以,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皮毛的变化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在未庄是这样,在整个社会上也是这样。 阿Q向往革命,渴望改变艰难处境的强烈愿望,也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心声。从个性方面看,阿Q的心理活动又总是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喜欢自夸也许是旧中国国民的共同弱点,但自夸的内容却是各不相同的。地主、资本家以钱财傲视他人,官僚们以权势地位傲视他人,知识界也可以知识傲视他人,然而所有这一切于阿Q无缘,他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知,就只好拿“先前”来傲视他人:“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就 是阿Q的自夸,不可能是别人的。喜欢别人奉承自己,这也许是许多人共有的心理,然而喜欢奉承自己的内容却有个性之别。阿Q对“真能做”的“颂扬”“很喜欢”。因为这与他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工作很合拍,偶有“颂扬”,也就感到很对味甚至不辨是真心还是讥笑,而感到“很喜欢”。这种心态自然也就为阿Q所独有。偏执守旧是封闭落后国家国民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在阿Q身上却表现得极富于个性。一方面因进了几回城而“更自负”,另一方面又认为城里人“条凳”的叫法和用“葱丝”的做法是错误的、“可笑”的。然而阿Q 怎么知道这恰是他自己的可笑之处呢?这与他长期生活在封闭式的未庄农村,对世间事孤陋寡闻有关,除了县城,他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以进城自负。又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未庄,习惯于未庄的生活方式,凡与这种生活方式稍有不同,他就认为是错的、“可笑”的,正是阿Q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偏激守旧的通病在他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现。改变艰难处境虽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愿望,但阿Q又有不同于其他任何贫苦农民的独特的心理内涵。其他的贫苦农民也可能想象到自己参加革命党的情形,但不会是革命党走过土谷祠,前来招唤他,“于是一同去”,因为这于阿Q最便当。其他贫苦农民也会有政治上翻身的要求,但不一定把小D看做第一个该死的,因为小D曾夺了他的活路,与他有过“龙虎斗”的前仇。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形象生动地体现了阿Q独有的心理特点。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点,还体现在阿Q心理内涵中变化因素与不变因素相统一的过程中。阿Q身上最突出的莫过于“精 神胜利法”,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又有所不同。当别人拿他头上的癞疮奚落他时,就报复以“你还不配”;当挨了打时,就有“儿子打老子”的想法;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就想“告一状”,使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从而在精神上获胜。但是,在这些变动着的心理内涵之中,从本质上看,又是由“精神胜利法”一线贯穿的,这又是不变的。阿Q对革命党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的头脑里就出现了威武雄壮的“白盔白甲”,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的脑海里就呈现出“白盔白甲的碎片”,这是变动的,但他向往革命以后,始终想到“白盔白甲”,直到抓进城里杀头,他还表明要“投”(革命党),这又是不变的。由此出发,鲁迅先生曾断言:“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变的要素更多的体现了人物的心理个性,不变的要素更多地体现了人物的心理共性。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阿Q的思维方式上。当阿Q遭受屈辱或前途受阻,就产生逆反心理,设法报复对方,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态,也可看做是阿Q的心理共性。然而唯阿Q逆反得奇妙。他头上长了癞疮,讨厌别人拿它开玩笑,这种护短的心理或许人皆有之,但阿Q拿自己的癞疮作为嘲笑对方的材料(“你还不配……”),并进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的标志(“仿佛在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当有人揪住他的黄辫子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他就承认是“打虫”。屈服于强敌也许不是阿Q独有的,但他由此“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并进而由“第一个”联想到“状元不也是…第 一个?么?”,把自己与状元等同起来,从而蔑视对方,这可就是一种超常的思维方式了。他报复赵太爷,报复王胡,报复假洋鬼子都采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阿Q的心理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遭受屈辱之后,千方百计把他认为最光荣或最权威的事物与自己挂上钩,从而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鲁迅先生称之为用“妙法克服怨敌”。不管这种思路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荒唐,或者行不通,他还是死抱着这种思维方式不放。这样,他在现实中总是失败的,而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这是一种在强压下被扭曲了的病态的思维方式。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许很多,最根本的还得从阿Q所处的社会地位方面去寻找。他长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是一个极贫极弱者,社会强加给他的屈辱,他无力抗争,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就只好用自欺的方法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封建文化对他的长期毒害,也是造成这种奇特思维方式的原因之一。他对秀才、举人、状元以及家族威风的崇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鲁迅先生曾对阿Q“永远得意”下了一个评语:“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再看阿Q把癞疮看成是高尚、光荣的标志,与封建遗老们把封建文化的糟粕看成“国粹”,其思维形式是何其相似乃尔!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比从心理活动上去表现更为重要。因为:其一,思维方式的形成比心理活动的形成需要更长久的历史沉淀,而且是心理活动开展的方式和导引,从而也就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社会 的病根。其二,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所以成为狂人,就因为他具有狂人式的思维方式一样,阿Q其所以成为阿Q,也主要是因为他具有阿Q式的思维方式。阿Q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先生致力于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的成功。我以为这是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上的高明之处,也是超过其他作家的伟大之处。 总之,鲁迅在《阿Q正传》中运用心理描写有力突出了人物心理活动,是批判国民性方面的代表,反映了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从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中有力突出了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使阿Q形象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使《阿Q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 鲁迅:《阿Q正传》[N]北京《晨报副刊》连载小说《阿Q 正传》1921年。 [2] 刘福勤:《阿Q正传创作论》[Z]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自学指导[Z](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4]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册[Z]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2月 [5]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新编》[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6] 周作人:《关于鲁迅》[C]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