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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时中共非仅靠土改动员农民 斗地主更重要.doc

内战时中共非仅靠土改动员农民 斗地主更重要

Teaiy
2017-12-02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内战时中共非仅靠土改动员农民 斗地主更重要doc》,可适用于综合领域

内战时中共非仅靠土改动员农民斗地主更重要年月日:来源:福建论坛作者:李里峰核心提示:在土改过程中~各级领导机构一再强调~必须通过诉苦、算帐等手段~促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造成面对面的斗争。对此情形~美国学者范力沛说得非常清楚:“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农民没有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失去的将不仅是那些分来的斗争果实~还会面临传统精英的严厉报复~想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亦不可得。这就在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本文摘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期作者:李里峰原题:《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进入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不同建国前的解放区土改是在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背景下进行的除了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经济目标之外更负载着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动员民众、汲取资源的政治使命。为满足战争之需共产党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借助诉苦、算帐等手段激发起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国民党的仇恨使之成为党的强大支持力量又须借助土地再分配所换来的政治合法性从乡村社会汲取大量经济资源(公粮、田赋等)和人力资源(征兵、战勤等)为争取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是从国家层面描述中共土地政策演变和实施的宏观论著,,有的是从村庄层面关注基层土改实践及权力运作的微观考察,,有的从经济角度探讨土地改革之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有的从政治角度分析土地改革之于乡村权力变迁的深刻影响。,,但关于土地改革与中共资源汲取之关系却很少有人加以关注。,,本文打算借助已有研究成果和档案资料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探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参军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期揭示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政治运作的一个侧面。一、土地改革: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战争状态中进行共产党资源汲取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战争提供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支持这成为土改期间最紧迫、最直接的国家意志。无论是共产党自身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将战争动员视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首要目标。年月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正式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耕者有其田”这标志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展开。,,四天后毛泽东在关于中共土地政策的讲话中强调“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内战正式爆发后毛泽东再次指出“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反之农民则“站在观望地位”。,,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土地改革对于解放战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周锡瑞指出人民解放军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改革巩固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黄宗智认为从军事策略出发一个被阶级斗争分化成两极的村庄更易于提供战争所需的种种资源所以阶级划分实际上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有力武器。,,曾经以工作队员身份参加过华北土改的美国人韩丁也用他一贯热情的笔调写道:但是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大搞坚壁清野骚扰和埋伏奇袭把敌军指挥官弄得沮丧万分。土地所有权是形成一道堵住敌人耳目、切断敌人情报的隔音墙的基础它使正规和非正规的革命部队都能灵活自如地集中、分散、进攻、撤退。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从资源汲取的性质和难易程度来看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汲取差别较大。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公粮和田赋负担虽较以前有所增长但是通过负担分配的公平化和对征收过程的有效控制中共经济资源的汲取并未遇到太大阻力。,,相比之下人力资源汲取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在小农经济体系中劳动力短缺一直是制约华北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因之一,,青壮年劳力大量参军或出夫势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直接参加战争更意味着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自然会使广大农民视为畏途。因此征兵任务的完成往往更能见到共产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因战争之需而在乡村社会汲取人力资源但双方遵循的逻辑却极为不同。在拥有武力后盾和处于战争时期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共产党固然可以无条件地以强制手段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两个方面的极大限制:一是与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相悖会严重损害其权力的合法性二是为保证任务的完成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执行和监督过高的成本会使资源汲取得不偿失。所以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争夺中共产党更注意民心向背和统治合法性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汲取也贯注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要从乡村获取公粮、兵员和劳役而且力图通过利益交换和宣传教育获得农民的理解与认同为这种获取寻求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土地改革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份土改档案所说“广大的农民得到足够的土地才能与我们一个心眼保卫翻身利益。”,,共产党实施战争动员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物质利益刺激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农民意志从而大大减轻来自乡村社会的阻力降低资源汲取的成本。根据“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逻辑共产党首先通过强力再分配的手段剥夺原有乡村精英的各种资源并将其无偿分配给占据乡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即可以“巩固胜利果实”、“保卫翻身果实”相号召顺理成章地将党的军事需求和政治需求转变为农民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安全需求。一方面共产党通过强力再分配的手段将传统精英的土地、财产无偿转移到农民手中但是广大农民十分清楚这种再分配必须以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为前提这种优势一旦失去再分配的成果也便化为乌有。农民只有帮助共产党打赢战争才能长期拥有刚刚得到的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这就在共产党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亨廷顿在分析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时曾经指出“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他们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休戚相关”所以土地改革对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稳定作用。,,这里所指出的正是土地改革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构起来的这种利益共同体关系。农民为了保持国家给予他们的土地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以维护其利益这种利益对于和平时期的国家而言是稳定和繁荣对于战乱中的革命政党而言则是对敌人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是在空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以暴力斗争的方式完成的传统精英不仅财产被剥夺而且其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人格尊严乃至生命安全都不复存在从而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被推到了无法缓解的地步。在土改过程中各级领导机构一再强调必须通过诉苦、算帐等手段促使农民“对地主撕破脸”造成面对面的斗争。,,用土改档中常见的说法就是不仅要让农民“翻身”更要让农民“翻心”。,,对此情形美国学者范力沛说得非常清楚:“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农民没有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失去的将不仅是那些分来的斗争果实还会面临传统精英的严厉报复想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亦不可得。这就在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共产党成功地将村中的地主与战场上的国民党编织成一个统一体,,战争的胜负决定着共产党和农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战争动员这一国家意志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农民自身的意愿了。用党内经常采用的说法党和国家的各种意志转变成“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从而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二、拥军优属: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党与农民之间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建构为共产党的资源汲取赢得了国民党所无法企及的合法性然而合法性只是为成功的资源汲取提供了可能可能转变成现实却还需要更多的条件。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某种好处而逃避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搭便车”问题奥尔森称之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广大农民固然从土地改革中获得了直接好处他们也明白只有共产党赢得战争胜利自己才能长久保持既得利益和自身安全。但在理性计算之下他们又会考虑如果让其它人去参军出夫、帮助共产党打赢战争自己得利而不出力、不担风险岂非更加合算,事实上让农民得到他们所渴求的土地对于共产党的人力资源汲取而言其影响毋宁说是两方面的:既提升了人力资源动员的合法性又导致了农民不去当兵的动机和可能。在清末以来的乱世当中中国乡村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经济衰败社会风习从“尚德”转向“尚力”许多面临生存困境的贫苦农民虽然不堪忍受离家离乡之苦但在无可奈何之下当兵却不失为摆脱窘境的一条途径。,,加之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一般都采取强硬手段征兵弱小的个体乡民往往没有选择余地而只好“认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给了他们劳动发家的希望加之共产党又在合法性的考虑下强调宣传教育而反对强制压服此时利益的权衡就会在农民思维中发挥重要作用使他们比以前更不愿耽误生产和冒生命危险去参军打仗。因此土地改革虽然遵循“取”“予”交换的原则为人力资源汲取创造了有利前提但实际动员过程却要复杂得多。正如一份土改文件所说:“翻身后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武装上前线是光荣任务但其中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动员。”,,在此情形下共产党采用的基本策略是将“取”“予”互惠交换的原则发展到极至即通过给予参军者及其家属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来换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和投入这就是长期被视为党的光荣传统之一的“拥军优属”。土改过程中的资源再分配已经在共产党与作为整体的农民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抽象的、宏观的互惠交换关系使党获得了向乡村社会和农民阶级进行资源索取的合法性而给予参军者及其家属以额外好处和特权则进一步在共产党与作为个体的农户之间建立了一种具体的、微观的互惠交换关系使党向个体农民直接进行资源索取成为现实。,,给予参军者家庭更多的经济利益是这种微观互惠关系最核心的内容。韩丁注意到“招收新兵的最大问题不是要克服对敌人的子弹或战争艰苦的恐惧心理而是要使这些人相信他们的家庭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的牲口和庄稼也会得到妥善照料。”,,所以在土改期间以代耕为中心的“优抗”、“拥军优属”工作总是受到各级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其基本目的就在于安定军心也有利于征召更多的人参军。作为解放区土改基本指导档的《五四指示》明确规定对于豪绅地主成份的抗日军人和干部家属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应采取调解仲裁方式为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并替他们保留面子。,,在各地土改的执行过程中一般也都强调对军工烈属的适当照顾使之分得超出平均数的土地和较多的浮财有的更明确按照烈属、荣军(退伍军人)、军属、工属、贫农、中农的顺序来分配果实。,,据冀东四个典型村调查户军属、干属在土改前多为贫农人均土地。亩土改后大多上升为中农人均土地。亩超出各村平均数目而且多为好地。,,莒南县洼子村到年底结束土改时军属土地比普通群众多出三倍以上。,,河北省新政村在分配斗争果实的前夕接到参军任务干部即刻召开群众大会明确表示“立即参军即按抗属分果实”这样“抓住了党员群众想多分胜利果实的心理造成了群众性想参军的舆论”顺利完成了动员名战士的任务。,“,想参军的舆论”正是多分果实这一现实利益诱引的结果。土改领导者还会以政治权力和政治待遇作为对参军者及其家属的补偿。山东省岭子村曾因“整个支部被地主掌握”而于年被解散所有党员一律停止关系。年“大参军”时工作队员即“叫他参军给他重新入党”几个地富成分的党员由此恢复了组织关系而一些贫、中农党员则因为“当时未去参军”所以“也未解决党籍问题”。,,同意参军即允许其重新入党未参军则不解决党籍问题阶级成分的重要性在此已退居次位。入党成为参军的酬劳农民为共产党提供战争所需的人力资源共产党则以允许厕身基层政治精英行列作为补偿。提拔军属担任干部是政治补偿的另一种形式。例如河北安国县将积极支持儿子参军者评为“模范爹娘”优先提拔为村干该县三区北楼村郭文兴送子参军被提拔为村治安员二区米家庄一妇女送子参军被提拔为村妇女主任。,,利用各种象征仪式凸显军属的社会地位也是营造“参军光荣”的村庄氛围所必需的。山东省一份档案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在发动参军运动前夕县区政府把优抗粮“用各种隆重的仪式”送到抗属家中有的地方制作光荣牌、光荣灯、光荣旗等送到抗属家中有的地方开展公祭扫墓活动“既教育了人民又使烈属得到无限的慰藉”。通过这些仪式活动“抗属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战士们都得到鼓励和安慰”。,,其潜在的效应自然是让更多的农民看到参军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的高度荣誉从而抛开顾虑加入到踊跃参军的队伍中来。奥尔森在深入分析“搭便车”困境之后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策略这就是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一种“选择性激励”(即不参加集体行动就不能得到的好处)。费尔曼和甘姆森又进一步将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前者是以组织内部资源和权力分配为前提的物质性激励后者是以团结感和忠诚感为基础的精神性激励。,,共产党的拥军优属工作正起到了选择性激励的作用。参军者及其家属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是以组织内资源分配为前提的外在选择性激励:“参军光荣”的舆论氛围和参军者所获得的荣誉感、认同感则是一种内在选择性激励。有了土地改革所赢得的合法性有了拥军优属对“搭便车”困境的克服共产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大力宣传和精心动员将这种有利局面转化为农民踊跃参军的现实。三、参军运动:动员策略及其成效年底中共华东中央局发出《关于动员参军的指示》强调征兵要以“自愿参加”为原则并指出“参军问题必须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充分的政治动员与细致的组织工作。”,,这既体现出国共两党在资源汲取合法性方面的巨大差异也揭示了共产党汲取人力资源的基本策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征兵工作一般先由中央军委和各大区领导机构根据战场上的实际需求确定征兵人数然后参照各地具体情形(如人口数量、经济状况、党的控制程度、土改完成情况等)进行分配。随即征兵任务通过行政管道层层下达从各地区到各县、各分区最后各个村庄都会分配到一定的参军指标。任务下到村庄以后即成为该村的“中心工作”村中各种组织包括党支部、村政权、贫农团、农会和在村指导土改的工作队都要围绕动员参军展开工作。这时候必须抛开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以走群众路线、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任务。,,动员参军的中心环节在于“鼓励参军热潮组织与掌握积极分子运用自报公议、良心检讨及其它群众中来的各种方法造成群众性的自觉运动”。,,动员参军的时机选择就很能体现共产党动员策略的运用。土地改革中的物质刺激是动员农民参军的一种强大动力但究竟在何时发起参军运动往往对动员成效关系甚大。斗争果实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环节。在果实分配以前农民尚未得到实际好处对参军很难发生兴趣而分得果实所激起的农民的认同和热情也可能很快就会消退。所以参军动员工作必须趁热打铁在果实分配完毕后迅速进行。根据渤海区的经验应该在完成了土改、分完了果实、进行了拥军优抗活动之后水到渠成地提出参军否则就会遇到抵制而归于失败。,,冀东区在年秋天进行“扩军”此时农民刚刚分得果实情绪饱满很快就动员出余人报名最后正式参军者为多人。,,大约同一时期冀中区在两月之内即动员万余人参军。,,年利津县接到动员人参军的任务县委本想在土改工作当中完成三分之二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又担心过早提出动员参军使群众情绪不安影响土改工作的进行最后还是选择在土改工作结束后再进行战争动员的教育转向参军工作。,,正式报名参军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宣传和教育准备在村庄里营造一种群情激奋、踊跃参军的氛围。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揭露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解放区残酷杀害人民的现实”开展“反蒋诉苦”活动以激发群众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仇恨之情二是通过“庆祝翻身”、“土地还家”等活动让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共产党是自己的救星只有帮助共产党打赢战争才能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三是宣传党的拥军优属条例保证解决参军战士的家庭困难、保障其婚姻关系使他们有光荣之感而无后顾之忧。从干部、群众的以下说法中可以看到参军宣传的特色和效果:“穷人受冻受饿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没有解放军上哪捞胜利,咱不参军谁参军,”“反蒋、保田、保饭碗~”“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出粮~”“挡大门保田地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持到哪里~”,,渤海区一份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参军运动的生动图景:经过土改诉苦回忆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一月中旬进行了拥军优抗送光荣灯、光荣牌、旗子对联等保证军属过年有肉饺子吃帮军属做伙计军属很感光荣群众也很羡慕。春节时进行反蒋反特反内战拥党拥军教育。再召开翻身农民积极分子及村干大会庆祝土改翻身选举翻身英雄启发农民进行翻身回顾翻身亏毛主席蒋介石打内战进攻解放区就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翻身在保田保家保饭碗的号召下掀起参军支前热潮积极分子带头情况下青壮丁纷纷上前线。在劳力分工上多半是青壮年参军支前老人妇女儿童进行土改复查。当时口号是“前方打大蒋后方打小蒋”。〔〕干部带头和典型示范也是动员参军的重要手段。与国民党基层行政人员相比共产党基层干部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他们不仅要担负宣传组织之责更要在工作陷入僵局时迎难而上为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而牺牲个人利益。年秋冬的参军运动新泰县有名干部、党员带头参军占参军总数的。,,年“大扩军”时冀南一地委大多数干部党员带头参军致使剩下的党员“与普通群众无异”。,,淮海战役期间胶东高密县个分区就有名村干部带头参军。,,许多不愿参军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也常为上级和群众所迫而不得不“带头”报名。元朝县一些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基层干部一方面希望土改结束后尽快回家另一方面却又“顾虑参军带头”。,,可见基层干部带头参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典型示范更是中共行之有效的一种群众动员策略。在众多的档案和回忆录中随处可见“送子参军”、“送郎参军”、“兄弟争相参军”之类的动人事迹。日照县傅叮村范大娘有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于年、年牺牲年她又将幼子送去参军滨海支前司令部授予她一面绣有“人民的母亲”字样的锦旗以示表彰。,,胶东区福山县冯家庄妇女谭桂英主动动员丈夫参军并带动全村名青年报名参军县人民政府为她颁发了“夫妻双立功”奖旗。,,年参军运动中渤海一分区涌现出送子参军的父母人送郎参军的妻子人兄弟争相参军者人。,,种种情形不胜枚举。通过国家与村庄、与农民的“取”“予”交换以及细致复杂的宣传和动员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一次次掀起踊跃参军的热潮成功地实现了战争人力资源的动员。据统计从年月进入解放战争到年月淮海战役结束胶东区、渤海区、鲁中南区、昌潍特区、冀鲁豫区(山东部分)的参军人数分别达到。万、。万、。万、。万、。万各地区合计山东省共有。万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各地的基干团、警备团、民兵等非正规武装更是难以计数。,,如一篇回忆录所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兵员补充”解放军才能“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结论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出发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从“自治”到“治理”的转变过程。传统乡村社会格局是一种官僚行政机构与乡村自治组织并存的“双轨”结构,,国家关注的主要是赋税征收而对乡村社会如何运行并不在意。这种局面直到晚清以来才为“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的进程所改变在此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现代型的“乡村治理”要求。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始于晚清、民国时期但是学者们早已指出这些政权将权力触角向下延伸的努力都远远算不上成功其突出表征就是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直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社会变革才真正在社会控制和资源汲取两个方面最有效地实现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土地改革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充分利用土地改革带来的有利局面为赢得战争胜利动员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一是通过土地财产的再分配以赢得资源汲取的合法性这是国家与村庄整体的宏观互惠交换二是通过拥军优属为军人及其家属提供各种选择性激励以换取农民参军的积极性这是国家与参军农户个体的微观互惠交换三是通过精心的宣传、教育、动员将参军这一国家意志置换为农民保田保家的切身利益这是国家意志得以实施的重要中介机制。群众运动中情绪调动、氛围营造、骨干带头、典型示范等微观动员技术的娴熟运用更将动员参军的种种阻力消解于无形。在此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强化和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汲取战争所需的各种资源的同时共产党也成功地将乡村社会成员进一步整合到国家权力体系中来在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团结和秩序顺利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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