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时间现象学
从意识的角度说明时间，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便已见端倪。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把时间归结为对运动的均匀计数的方式，其实这已经暗含了时间与主体和意识的关联，但由于亚里士多德过于强调客观运动与时间的不可分割性，他后来反而被公认为是牛顿绝对时空观的鼻祖。
奥古斯丁进入时间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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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非常巧妙。他发现，我们不仅用时间来测量运动，也用时间来测量静止，因此，不能从运动的方面说明时间，相反，运动倒要从时间那里才能得到阐明。正是在这里，奥古斯丁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就是从心灵的视角出发把时间规定为人的思维的三种功能：期望、注意和记忆。这是奥古斯丁对时间理论的开创性贡献。罗素甚至认为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比康德的主观时间论更为完善和明确。
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对时间的研究直接秉承奥古斯丁的主观路线，但他也认为，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分析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混乱和晦涩难解之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塞尔以他的“工作哲学”即现象学为方法对意识与时间的关系作了哲学史上最为详尽的描述。这一描述的结晶就是1928年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在这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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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胡塞尔一方面重新审察了奥古斯丁的“期望”、“注意”和“记忆”，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探讨了原印象、感知、意向、滞留、前摄、想象、再现、再造、呈现和虚构等意识现象与时间的“起源”和构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内时间意识学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意识与时间的理解，而且还以其创造性的思想革新了人们传统的时间观。
胡塞尔的创造性主要得益于他的“回到实事本身”的现象学方法。
从被给予之物出发，这是现象学最为重要的品格。例如，如果有人说“天是蓝的”，那他便是一个独断论者；一个现象学家应该说“我看见天是蓝的”。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实质上却是理论出发点上的根本不同。现象学排除一切独断和设定，只认可在意识中所呈现的东西，并进而描述呈现之物在意识中的呈现方式，以及意识在呈现之物得以呈现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就时间的研究而言，现象学的学理路数也是如此：从意识中呈现的时间客体出发。
为什么不从意识中呈现的时间本身出发呢？这样岂不更直接更可靠？这样固然更好，可惜我们做不到。康德早就指出，时间和空间是先天直观形式，正是由于有了这两种直观形式，感性中的现象界才能向我们呈现。我们看见的只是各种现象，我们看不见现象显现的条件，就是说，我们无法直观到时间和空间本身。胡塞尔也认为，对时间的现象学分析如果不参照时间客体的构成就不能解释时间的构成。当一段连续的音乐响起时，我听见的是连续的声音而不会是声音的连续，换句话说，我听见的只能是抑扬顿挫的旋律，我绝不会关注旋律在持续过程中所经历的绵延过程，一言以蔽之，我听见的是内时间意识所造就的结果，而我对时间意识的运动本身却一无所知。
如何从结果转向过程即从时间客体的显现转向对时间本身的描述呢？这是时间学研究的一场重大变革。如果说奥古斯丁是这一变革的始作俑者，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塞尔是这一变革的伟大践行者和推进人。时间客体，比如说声音，正在我的意识中呈现着，这时我突然把我的注意力作一个根本的转向，从被给予之物（声音）转向它（声音）被给予的样式。我不再关注声音的旋律是否优美动听，我开始关注声音的“流动”方式和绵延样态，这时我便进入到声音的时间性之中了。
声音的时间性就是一种内时间意识。试想，当声音一点一点地流过去的时候，如果不是意识“紧紧地把握着”声音，这一节声音就会消散殆尽，我们听到的始终只是当前的一个音符。这就意味着，虽然声音在不断地后移，但意识仍然以一种持续的方式“拥有着它”，后移的声音始终在意识之中。可是这又带来了新的疑问：既然所有后移的声音仍然滞留在意识之中，这些声音为什么没有在意识中同时响起？它们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停留在意识之中的？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意识行为和意识内容的卓越划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里存在的饶有趣味的难题。意识内容指被意识到的东西，而意识行为则指意识所特有的运作模式，它包括感知、回忆、想象、判断、情感和渴望等等。同样的意识内容，比如说一节声音，既可以在当前的感知中呈现，也可以事后通过回忆把它再造出来，甚至成为情感和渴望的对象。在这里，意识内容（声音）是同一的，但它在意识中的呈现方式却大相径庭。我们对这种呈现方式常常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在内意识的框架内移动，我们随处能够发现被感觉到的东西，但我们绝对不可能碰到意识行为。要想遭遇到意识行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目光做一次根本的转向。
解决上述疑问的秘密就在这里！当一节声音或者说一段音乐响起的时候，我首先听到的是第一个音符a，这个a就是现象学所谓的“原印象”，它是声音绵延的第一个时间点，它是在当下直接地、现实地被给予我的感知对象；几乎在同时，一个新的音符x进入我的感觉，这是新的被给予对象，它对应于我的意识中的新的当下，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眼下体验到的是x”；刚刚被经历的a去了哪儿呢？它显然没有完全消逝，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领会一支旋律。它仍然“滞留”于意识之中，这时的意识状态胡塞尔把它标记为xa’。这个滞留在意识中的a’与刚才直接进入到意识之中的当下的a相比，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变化肯定是存在的，它已经被x挤出了当下，变成了意识中的“滞留”，它不再是“当下”了（所以不可能有众多的声音同时在意识中响起）。可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去”了呢？它并没有过去，我们知道，把一个“过去”的对象唤回到意识中需要的是回忆，而我们能够明确地感觉到，我们根本用不着回忆就能让它与“当下”的x发生关联。胡塞尔明确地告诉我们，“滞留”虽然与作为瞬间的“当下”意识相对立，但它与“当下”一起仍属于“感知”这一范畴。作为滞留的a’不再是当下却仍然属于“感知”和“现在”，这是一个令很多人困惑不解的现象，甚至连解构学大师德里达先生也对胡塞尔的这一思想惊诧莫名。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下的意识在接受x的同时向新的“当下”保持着敞开，换言之，意识在当下的意向中就已经预期着新的对象的来临，只有这样，新的音符y才会应声而入。这样的敞开或预期，我们称之为“前摄”。“前摄”显然还未进入“当下”，那它在哪里存在呢？像“滞留”a’一样，它也在感知和现在之中！
现象学总是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描述中给我们展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观：感知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当下行为，而是集当下、前摄和滞留于一身的三重体验边缘域；现在并不仅仅是作为眨眼瞬间的当下，而是包括当下和非当下即滞留和前摄在内的现在；时间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滞留、当下和前摄的点状流动；滞留和前摄不仅进入到当下之中，它们还成为当下得以成立的前提和条件。
对后起的思想家来说，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平台和学术地基。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尔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就像当前在时间性到时的统一性中发源于将来与曾在状态一样，某种当前的视野也与将来和曾在状态的视野同样源始地到时”；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谜一般的宣告，“从将来开始，从作为绝对的将来的过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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