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成因简论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成因简论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 赵江滨 提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 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 术本性的回归。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 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生命意识。 Abstract The enlightened regional novels and pastoral regional novels symbolize two artist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Luxun and Shen Congwen respectivel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pastoral novels are transcension to utilitarian factors and regression of its artistic essenti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regional novels, the text depict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pastoral style in Shen Congwen’s regional novels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en Congwen’s early life and his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s. Key words:regional novels pastoral style anima consciousnes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叶，沈从文和废名(冯文炳)的乡土题材小说出现后，中国新文 学中的“乡土文学”才可说真正获得了田园风格的存在形态。此前的五四乡土文学因受启蒙 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一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面貌昭示于世人，这在审美形态上就使在文学 传统中大多以优美恬淡风光出现的乡土风貌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文化阴霾。而“田园乡土” 的出现明显是对上述审美倾向的反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形态的小说各有存在的 合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无疑是对启蒙主 义乡土小说社会功利性的超越。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田园风格标志着文学创作中浸灌于 乡土题材的那种陶然而带有赞许、令人神往的艺术美化倾向。“田园”风格实际上是作家的 审美理想对现实生活的校正和美化，是精神空间对物质现实的再造。就“田园”场景与现实 生活场景的明显断裂性质而言，这类作品更具有审美风范。文学史跨时代的对这类作品给与 永久的认同，应该说有其内在根据。 一 在沈从文、废名之前的五四“乡土文学”中，中国现代的乡土生活总是被置入阴暗、落 后、愚昧、野蛮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曝光和鞭挞，这种情形在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祝福》、《风波》、《阿Q正传》等辉煌杰作中开了先河。被启蒙主义文化眼光逼视的“老中国”的乡土弥漫着一切封建传统的愚陋和黑暗，某种意义上“乡土”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视野中往往成了绝望和反抗的文化符号。当然，客观上中国近现代的乡土社会也确实负载了深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负面和惰性成分。“听将令”的鲁迅在写下这些沉痛冷峻的文字时，无疑是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作为文化解剖和批判对象看待的。鲁迅的自述就提供了文学在他的思想中应该具有的社会使命: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 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 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1]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情境中，鲁迅的“乡土文学”模式和社会文化思潮保持了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示范意义，所以一经出现便成了“乡土文学”的被模仿对象。这在王鲁彦、许杰、蹇先艾、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继起者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们的创作中，鲁迅的“乡土模式”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魅力首先与中国现实乡土的负面因素达成了一致，艺术的魅力竟然来自现实乡土的衰败景象和黯淡生活，而陶渊明的艺术世界只能成为人们精神凭吊中的想象奢侈物。如果我们用“恶化的乡土”来表征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特色显然来自社会的文化批判对文学的外在要求，它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着步调一致的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质。 对“恶化乡土”的文学趋同，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从美学的角度审视，在文学创作中一味地营构“恶化的乡土”却并非文学审美本性的全部要求。至少，文学的乡土题材不应仅仅停留在“恶化”的文化层面上，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进入“美化”的审美层面，艺术与乡土的纯正关系应该建立在这种审美的基础之上，这是艺术对生活的内在的本体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沈从文、废名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可认为，这是现代乡土文学成熟的标志。因为“田园”般的乡土意象只在幻想的、理想的虚构性文学作品中才合法地具有永恒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长久不衰的审美对象。 与“恶化的乡土”相对，“田园乡土”常常呈现的是“美化的乡土”。京派作家中的沈从文、废名都是“美化乡土”的高手，而京派作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艺术倾向就是对“美”的推崇，正像京派理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样，“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而不必“描写 i现实”。于是，与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明显有别，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皈依有自己的见解，他期待于小说的是“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爱。美丽～清洁～智慧～以 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1 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 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 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 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 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 [2] 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尽管人们把沈从文和废名的乡土小说并置于“田园”的名目之下，但二者具有显然不同的文学视野，蕴含其中的情致也明显有异。沈从文在比较自己的小说与废名小说的区别时指出:两人虽“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行为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而他自己“兴味与成就”则意在“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并不无自负地认为:“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语言，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自己的小说)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 另外，正如废名受过良好的学院派的系统教育和训练那样，废名的田园乡土精致而优美，人物被修饰得单纯而雅驯，无论是《竹林的故事》、《桃园》还是《桥》，废名小说中的“田园乡土”都散发着脉脉的悠闲恬淡气息。废名的小说虽有人事的淡淡哀愁飘拂其间，但世外桃源之意还是其突出的征候。废名的小说犹如镶嵌精巧的山水画卷，清秀蕴藉，不染城市纤尘。沈从文的“田园”乡土与废氏迥异其趣。人们可以自然地联想到，当废名恬然地坐在北京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内聆听周作人操着浓重的绍兴腔，纡徐舒缓的讲课时，沈从文却摇晃着单薄瘦弱的身躯，在湘西旧军队的行列中行进着，漂泊跋涉在湘西的粗砺山水间，生命听任于盲目命运的播弄。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熏陶，山野间的蛮风醇俗和自然山水是启迪他灵性的第一位老师，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然山水、风土习俗的感悟。对应于这种心理和文化结构，沈从文的“田园”乡土——边远的湘西世界——便有了别样的风采:放达自然，剽悍蛮勇，纯朴善良。尤其是沈从文小说的这种风采中流动着一股放浪不羁的生命意识。因而，正是这种别样的生命意识成为沈从文小说“田园”风格超越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履历中萌芽生长的呢, 对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发微无疑应从这里开始—— 1922年8月的一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僻处湘西的沈从文偶然从省城来的印刷工携带的书刊杂志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终于厌倦了漫无目的的漂泊生涯，生命的何去何从问题让他一连沉思了四天。最终，二十年的自然生命终于酿成了一个自觉意志:“好坏我终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识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2 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 [3]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沈从文年轻的思想产生烦恼的那一刻，便标志了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从昏沉沉的蒙昧状态中的觉醒。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沈从文当初为自己生命下赌注的做法是一次生命的自觉选择行为，是觉醒了的自我对生命活动的有意识塑造。这种决绝的选择，一方面希冀为自己的生命发展寻求新的契机——“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另一方面也表明，沈从文在只身闯北京的活动中，尽管物质上的准备严重不足，但精神上的准备已经很充足了。他刚到北京时对一位亲戚的大段豪言即是证明，而他的亲戚对他的善意赞辞更有颇得他心之处:“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正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沈从文从湘西山野来到北京之前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他的不甚明晰但却颇为坚定的人生观，物质准备不足，可精神准备已经被生活铺垫得相当充分。他的生命从自然和世俗中正渐渐剥离，上升到高度自觉的状态。他此后的生命履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他的这种人生观的追溯和理性化梳理而已。 对沈从文来说，他的生命意识不是从教养和书本中产生的，主要是从残酷的生命抗争中被唤醒，在生命的幻灭中被感悟的。同时，生命意识也在生命的放浪中得到相应的展示。文明和野蛮是一对不断受到争论的话题，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而且它的最大代价——在文学艺术中更是如此——是对“野蛮”的遏止;可是如果没有“野蛮”的话，生命机能的钝化、萎缩也将必然产生。现代艺术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然的向往情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文明统治下人的生命退化倾向的一种艺术忧虑和补偿。 二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绝大部分篇什都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生命如随势运转的千里沅水，随波漂流，不事雕琢。在那里，水手和妓女的感情不是扭曲的，自然而实在，情深而不缠绵(《柏子》);为了对彼此的忠贞负责，宁愿以死战胜命运的簸弄(《月下小景》);沐浴在明朗的阳光里，生命的野合是那样的自然和热烈(《雨后》、《夫妇》)。热烈和自然是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特点，他们爱的热烈，活得洒脱，死的宁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们活得“单纯”。从沈从文对这些“乡下人”生命展示方式的赞赏态度可以推断，“乡下人”的生命态度中寄予了他的生命理想。 考稽沈从文早岁的生命履历可以发现，他后来执著的生命意识大多是在丰富而杂沓的一系列“偶然”、“随便”的“残酷”生活中形成的。湘西特殊的地域文化习性是他认识人生的酵母，促成了他生命意识的觉醒。 早在沈从文记事的时候，他就在生死的极其自然的状况中领受了生命的滋味。六岁时，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3 他和弟弟同时患了一场大病(出疹子)，正当暑天，既不能卧又不能抱，家人便用竹箪将兄弟俩卷好，其状“如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荫凉处。家中人当时业已为我们预备好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生和死都为兄弟两准备好了，是否挺过来，全靠自己的生命力，丝毫没有哀痛怜悯。这种境况，在城市是难以见到的。沈从文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天性自然不愿受“文明”的约束，于是他“有了外面的自由，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进而，他到日光下去认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希奇的色”，“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 [3](11)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沈从文无拘无束地在大自然中栉风沐雨、搏击打斗，顽野的脾性便在顽野的乡风中形成了，湘西的“化外”之地造就了沈从文骨子里的浪漫天性。大抵上说，自然的山光水色给沈从文上了第一课，人之初虽然短暂，但对于人的一生却影响很大。 稍长，社会革命失败的后遗症让沈从文亲眼目睹了生命的人为夭折是一件多么随意而平凡的事——残酷的事情多了也便成了“自然”。辛亥年间湘西发生暴动，暴动失败以后殃及无数无辜百姓。开始的一个月间，每天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后来慑于乡愿，有限制地杀戮，但同样是草芥人命。最让人觉得生命的卑贱的一幕是，人犯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荒唐的“掷筊”:“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这种残酷的生命游戏让人震撼，“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笼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那些虽然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 [3](29)永远忘不了。”“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人的生命的如此卑微和易折，在沈从文的心灵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痛，以致大恸之后他对生命的殒落显得分外的平静。这种情形在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也格外突出，一些与死有关的场面好像对他并不显得有什么意外。《夜》的结尾，在一般人看来很有点令人惊骇的地方:几个跋涉在荒山野地的士兵，疲惫无聊地投宿在一位老者的小屋中，说了许多打发时间的废话，最后才发现他们正与一个刚逝世的老妇人的尸体比邻。令人惊讶的是，老者的神情是那么澹然，丝毫没有大恸的表现;《黑夜》中，同样是在黑夜里，两个士兵在穿越敌方封锁线时，其中一人的死去也只是通过三五声空灵的枪声响过的寂静得而显示出来的，生命就象偶然划过天空的流星，转瞬即逝;《边城》中天保的死和《山道中》两个军人的夭亡于路劫中，作者对此的情感反应也并不甚明显，或者可以说是无动于衷。真正让作者惊讶的往往是偶发性的事件对人的生命的决定性影响。因此，沈从文认为，偶然“比虹和星还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它过身，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心上;它消失，当真就消失了。除了留在心上那个痕迹，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这消失也不会使人悲观，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 [4]心上过，并且到处是偶然。”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4 生命由一系列的偶然所组成，“偶然”的生命也终于将沈从文送入土著军队，开始了他漂泊不定的行伍生涯，也把一本更大的书翻开在他的眼前。生命新的开始在沈从文面前是情景交融的，这似乎更适合沈从文的思考方式:“那时阔阔的江面，已布满了薄雾，有野鹜鸂鶒之类在水面向对河飞去，天边剩余一抹深紫。见到这些新奇光景，小小心中升起一分无言的哀戚，自己便不自然的微笑着，揉着为长途折磨坏了的两只脚。我明白，生命开始进入一 [3](56)个崭新世界。” 行伍生涯遭逢的山水增进了沈从文与大自然的亲近，而他经历的一些带有残酷性质的“美丽”故事——尤其是湘西地域特有的民风，则让他更直接地感悟了生命的内涵。这些故事具有很大的民间传奇色彩，但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浓艳的情节中渗透着深层的生命内容，其中的一些素材后来被沈从文编织进了一些小说中，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的本事便来自《清乡所见》的真实见闻: 有一个地方商会会长的幼女，姿色出众，常常引得男人们的眼光有些特别。但天不假寿，青年夭亡。这位地方美女葬后的当夜便被一个卖豆腐的男子从坟墓挖出来，“背到山峒中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坟墓去。到后来这事为人发觉时，这打豆腐的男子，便押解过我们衙门来，随即就地正法了。临刑稍前一时，他头脑还清清楚楚，毫不糊涂，也不嚷吃嚷喝，也不乱骂，只沉默地注意到自己一只受伤的脚踝。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的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我是一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一会，又自言自语的轻轻的说:‘美得很，美的很。’另一个士兵就说:‘疯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死吗,’那士兵被反问后有点害羞，就大声恐吓他说:‘癫狗日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儿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那男子于是又柔弱地笑笑，便不做声了。那微笑好像在说:‘不知道谁是癫子。’我记得这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山野间那些反常的人和事常常启蒙了沈从文，让他更明白了人生。《一个山大王》记载的出身匪首的刘云亭和在押女匪首的以生命为代价的云雨故事，让沈从文念念不忘，表现了和上一事件异曲同工的旨趣。沈从文骨子里的“乡下人”气概，基本上形成于这一阶段的生活。沈从文浪迹湘西的履历让他“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他“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他认为，“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由于孤僻不象个正常‘人’的感情了。”在草莽生活中，沈从文所感受和培植起来的价值观念是偏离世俗教化的正统观念的，但仔细体会，这些化外之事却包含着极具亲和力的人性内涵—— 在一个边远的小镇，有一位摇姿弄首的风骚女子，在常人眼中，显得既俗且媚，但作者却从中看出了意味——“这点富于人性的姿态，我当时就很能欣赏。注意到这些时，始终没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5 有丑恶的感觉，只觉得这是‘人’的事情，我一生活下来，太熟悉这些‘人’的事情了。”[3](68) 湘西的行伍生涯，其残酷处也养成了沈从文洒脱自适的生活态度。因为一切未来之事皆不可逆料，于是生命便成了一桩命定的自然之事，“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他完事。可 [3](106)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自在而忙乱的生活在沈从文头脑中堆积了太多的内容，这种思想的混沌的存在形态显然还有待理性之梳的清理。尽管成名以后的沈从文经常以“乡下人”的偏执挥舞非难“文化”的大旗，但沈从文的人生自觉却实在有赖于“文化”的启迪和引领—— 在部队作文书时，沈从文有机会接触许多文化典籍，耳濡目染，逐渐受到“文化”的洗礼，于是他“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的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3](122)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当然，文化对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还是在湘西地方报馆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阅读到了新文化书籍，把自己的生命放到一个新位置上的想法开始生成:“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 [3](129)不能随随便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他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可以超越其渺小的自然状态而进入另一个层面。这个思想对于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个质的跃进，生命的混沌状态从此豁然开朗，升华为一种新的境界:“多数人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 [5]聚精力使生命放光。”至此，跋涉漂泊于湘西山野间的“自然之子”终于以较为定型的人生观念迈向了文化的坩埚——城市，去完成他的文化信念去了。 以上我们勾勒了沈从文前创作期的生命草图，它们大致演绎了沈从文思想发蒙和觉醒的过程。沈从文的早年生活培植了他超脱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和审美眼光，为他日后的“田园乡土”小说创作埋下了伏笔。在以后的创作与生活历程中，沈从文沿着他的生命初始基线大幅度地发展了他的诸种人生观念:“乡下人”的生活信念及其对“城市人”的负面形象的抨击，粗野自然与骠悍民风渗透的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然山水的感悟及其逐步形成的对生命的抽象抒情，等等。显而易见，沈从文的生命意识来源于他早年不同一般的生活经历，而倔强地走向都市，以文为生的抉择，又堪称是他试图超越自我，实现生命永恒价值的自我拯救。超越的生命意识为沈从文提供了审视生活的美学高度，这成为他的乡土小说上达“田园”境界的重要原因。从沈从文的小说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取得的卓越贡献和所享有的盛誉来衡量，沈从文真正实现了他的生命预期——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他就既自信又颇为自负地写道:“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6 [5](95)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事实果然如此。 参考文献 [1]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2]转引自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7. [3]沈从文.从文自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31. [4]水云[A].沈从文选集(第1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沈从文.横石和九溪[A].湘行集[C].长沙:岳麓出版社，1992.100. it must be by improving city ies of Yibin is not strong, the advantage is not fully utilized,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 and its supporting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radiation to surrounding cit-struc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entre. Transport to Yibin to socioindustrial transfer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features, co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