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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为视角(可编辑)

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为视角(可编辑).doc

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

春晓萍萍
2017-11-14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为视角(可编辑)doc》,可适用于初中教育领域

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为视角(可编辑)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为视角姓名:王鹏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指导教师:院系部所: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业:专民族社会学完成日期:二九年五月五日摘要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富有生机的土地上,曾出现过众多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有些民族已经消融到其他民族群体中,而又会有一些新民族在融合中兴起。这其中的消融与兴起无不印证了中国民族史是一部民族交往与融合史,中华民族就是在几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中华民族最为鲜明的特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这一民族历史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湖南维吾尔族源自中国古代西域的回鹘民族,与新疆维吾尔族有着共同的族源。由于朝代的更替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盟与战争,湖南维吾尔族的先祖由西域高昌回鹘王国迁居到内地在元末明初,又迁居今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一带,翦伯赞先生曾用两场狂风形象地比喻当时小民族被卷起,再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民族历史过程。湖南维吾尔族就是在元、明两个朝代掀起的狂风中落定湖南常德,至今湖南维吾尔族有多年的生息与繁衍历史。湖南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印证,文化的差序交往可以对这一民族历史社会现象作进一步解释,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补充。同时,湖南维吾尔族参见《我的姓氏,我的故乡》,原文收录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可以在三个方面得到凸现:第一个方面是湖南维吾尔族的历史“记忆”,通过对湖南维吾尔族历史文献的梳理、口述史的记述以及姓氏流源的考证,揭示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之一,即身份合法性第二个方面是湖南维吾尔族的族际通婚现象,在对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尝试从历史情景与现实境遇两个方面解释湖南维吾尔族的族际通婚现象,以说明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特征之二,群体生存性第三个方面是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首先描述了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现状,其次阐述了民族识别前后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过程,以及民族优惠政策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进一步揭示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特征之三,内部差异性。论文认为,历史“记忆’’、族际通婚、文化变迁是研究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即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并揭示出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合法性、生存性、差异性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的体现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文化的差序交往为历史条件,是对社会文化变迁机制的说明,同时身份合法性、群体生存性与内部差异性特征之间仍存在交织的关联。论文共有五章:第一章,研究概况,包括研究缘由、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研究过程等三部分第二章,主要通过文献与口述史,梳理湖南维吾尔族的历史,探讨湖南维吾尔族历史“记忆与传说对其获得合法性的意义,这章也是’展开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研究的铺垫第三章,运用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回维村户籍信息,描述性统计了回维村的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状况,并根据问卷调查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试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对湖南维吾尔族高通婚率以及通婚模式做出解释,旨在反映出湖南维吾尔族生存与繁衍的过程,揭示族际通婚在湖南维吾尔族历史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第四章,首先描述了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现状,包括语言、宗教、习俗、生计方式、组织制度文化等方面,其次通过民族识别前后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比较,着重述说湖南维吾尔族文化的维系与变迁过程,以揭示湖南维吾尔族内部差异性在文化上的表现第五章,分别从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条件、机制以及系统内部关联等三个方面进行总结,论文认为对于“民族走廊中一个民族或民族中一个族群的考察,所总结出的认识可以推广到对其他相似民族现象的解释,并通过运用定量研究与“行行重行行”两种方法验证,提升对中国民族社会文化现象的认识,以指导民族发展实践。关键词湖南维吾尔族,历史“记忆,族际通婚,文化变迁。论文中将湖南维吾尔族定义为维吾尔族的一个族群,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地域内,各民族在氏时段历史的交融中,处于形成初期的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交融后的一个民族变体,经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另,确认了其维吾尔族民族身份的合法性。,,’,“,,,,’,,,,,,,,,,,,,,,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作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究成果。本人同意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将本人学位论文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提交,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作者签名:啦日期:丝年上月上日绪论翦伯赞先生在《我的姓氏,我的故乡》一文中追溯了自己的姓氏族源,“我的姓氏,不见于中国史乘,亦不见于历代所撰的氏族谱,,我的族人,也并不是所谓‘黄帝’的子孙,或是大汉族的一个宗族,而是来自新疆,所谓西夷之人也”。他将元、明两个帝国的建立与更替形象地比作两场狂风,使当时的不同民族像沙砾一样被卷起,散落在与世居环境完全不同的角落,“这原住新疆的一个姓哈的氏族,被历史上两阵狂风接力吹送便变成了湖南翦氏了。,可见湖南维吾尔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你去我来、我去你来”,逐步交往与融合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民族实体形成的见证。湖南维吾尔族的祖先原居中国古代的西域,带着浓厚的西域民族特征,后因古代民族之间的联盟与战争,迁离西域,在与多民族频繁地交往中逐步吸收了以回族、汉族为主的文化要素,经过一个朝代的兴衰,又迁移定居湖南,以后的几百年间渐渐形成了一个包含多文化因素的姓氏家族。湖南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文化多元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远离原有文化中心的情况下,湖南维吾尔族得以生息与繁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族际通婚。在定居湖南常德后,湖南维吾尔族通过族际通婚,实现了人丁兴旺与生产发展,同时促使其文化的变迁,以至在迁居湖南后能够扎根当地,并形成一个新的群体,既不同于新疆维吾尔族,也不完全同于当地的回族与汉族,但融合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文化变迁的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功能,密切联系群体的生存、繁衍,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变迁与族际通婚构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翻阅部分湖南维吾尔族历史社会发展文献后,论文选择主要运用文化变迁的相关理论解释湖南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通过湖南维吾尔族族际通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试图揭示历史“记忆”与族际通婚对于族群生存与繁衍的意义,以及族际通婚对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过程的分析,阐释宏观政策对于民族文化变迁的作用,说明在多文化变迁因素影响下民族。原文收录在《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一辑,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群体所表现出的变体特征。论文尝试透过湖南维吾尔族的社会文化变迁调查研究,以这一个案研究为样点提出关于中国各民族群体历史发展普遍性的命题,即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化的差序交往的多元层次,以及宏观政策作用的背景下,身份合法性、群体生存性与内部差异性等特征在中国各民族群体中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要说明的一点是,论文为一例个案研究,研究的性质主要为探索性,所以研究的意义在于提出命题,而不是做出有关中国各民族群体普遍性特征的结论。第一章研究概况第一节选题缘由一、选择湖南维吾尔族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选择湖南维吾尔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点原因:~是研究者本人对湖南维吾尔族存在着好奇心理,这支定居桃花源里的维吾尔族总是给人一种神秘感。虽然以前曾听过一些有关湖南维吾尔族的传言,但又都是只言片语,没有机会较为详实地了解湖南维吾尔族的各方面状况,比如说,为什么在湖南会有维吾尔族,他们是怎么迁移过去的,迁移多长时间了,他们在那里的生产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与新疆维吾尔族到底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他们怎样看待自己与新疆维吾尔族等等。概括地说,研究者本人想通过一项有关湖南维吾尔族的研究,向学术界和社会反映出湖南维吾尔族的历史与基本现状,以使这一较为特殊的群体得到更为详实的纪录。着手于一个特殊情境下的民族群体或者族群的描述,无论是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还是对于中国的民族与族群研究,都可以从中提取一些现实与理论意义。二是通过对于湖南维吾尔族研究的初步思考,可以很好地结合研究者本人的理论兴趣与专业研究方向。对湖南维吾尔族研究的思考,首先让研究者本人想到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也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共同体,而其中各个相互交融的民族群体正如一个大花圃中盛开的一朵朵鲜花。湖南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大花圃中的一朵鲜花,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印证。但针对湖南维吾尔族研究的理论思考并不限于此,一方面在有关湖南维吾尔族研究中,找寻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延伸,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解释了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与结果。但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格局对于各交融民族实体发展的影响,虽然费先生认为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融合的主流,但这只是反映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很多处于不同文化边缘的交界地区的民族群体,其文化发展又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影响着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也就是说,通过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格局或者文化差序交往的考察,思考其对于各民族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再探究。另一方面在国家民族识别中,湖南维吾尔族与新疆维吾尔族被定义为同一个民族群体层次,即在政治身份上同为维吾尔族,但从文化上来看,湖南维吾尔族可能已是不同于新疆维吾尔族的另一个民族群体或称为族群,与新疆维吾尔族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并非同为一元。还有一些民族现象如为什么在民族历史变迁中很多迁居中原地区的维吾尔族被认定为回族,而湖南维吾尔族却被识别为维吾尔族对于有关湖南维吾尔族的一系列民族现象的解释,可以延伸到对国家民族理论的思考。对于一个民族群体的描述与分析,需要选择一个或几个视角,研究者本人根据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与理论兴趣,尝试运用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视角,关注民族社会中的族际通婚现象,以及人类学视角下惯常研究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变迁现象。二、以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作为研究视角的原因首先,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群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对认同定位及形成过程的探讨是进行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研究的前提。湖南维吾尔族先祖从古代西域迁居内地,再定居湖南。这一民族迁徙过程中,一个远离世居环境的民族群体能够在一个全新环境中落脚扎根,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族际通婚,湖南维吾尔族通过二十多世代的族际通婚实现了民族群体的生息繁衍,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变体。族际通婚是湖南维吾尔族社会当中关涉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话题之一。族际通婚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其对一个民族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其次,要对一个民族群体进行较为全面而细致的描述,以及较为深入的分析,就需要运用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从文化变迁研究出发,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这个民族群体的历史与现实,有助于对其历史结构的分析。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研究是描述与分析这一民族群体的基本研究视角。从文化变迁研究的外延来说,文化变迁影响着民族群体的族际通婚、群体认同等方面。以文化变迁与社区历史角度探讨族际通婚,使研究更有可行性与具体性。同时也可以考虑族际通婚对于民族群体文化变迁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民族政策对民族个体自我认同,以及群体认同会产生重要影响。群体认同的加强会强化民族群体内聚力,使民族群体趋于维持与外部群体在文化、结构上的差异性。通过对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的探讨,涉及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民族政策,进而关系到群体认同的变迁状况,所以文化变迁研究有助于认识国家民族政策对民族群体发展的影响,在完善国家民族政策,保证民族政策的先进性方面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第二节文化变迁研究概述与相关概念界定一、文化变迁研究概述文化的研究是出现在学科建制之后,尤其以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出现为发端,这些学科的建立以基础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明确提出为标志,确定以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如何看待文化,是将文化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还是作为一个现象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唯实的,一个是唯名的。以唯实的观点来看,文化是具体的客观存在,同时又可以将文化分作社会事实和建构的事实两个方面,就社会事实方面来说,是将文化作为高于个人的社会实体来看待,而建构的事实方面是将文化作为个人与社会共同参与建构的实体来看待。而从唯名的观点出发,文化是作为抽象的概念而存在,其基本点在于如何解释性地理解文化,以及将文化看作是解释性理解的过程与结果。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最先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并开创了法国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同时孔德仍将物理学的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认为社会学是有关社会静力与动力机制的社会物理学研究,其中关于社会静力与动力的二分法,成为各学科有关功能结构与历史变迁二项对立研究的雏形。国文化研究包括功能结构与历史变迁两个方面,从民族学对于文化研究的轨迹来看,文化研究由关注文化的历史研究转到重视功能结构研究,而随着民族社会文化变迁速度的加快与程度的加深,文化的功能结构研究对有效地解释一系列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现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参考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年,第页。社会学观点中出现的冲突论、交换论及沟通互动理论都是对功能结构在解释变迁方面不足的补充。而在文化人类学流派中新进化理论对进化论历史演化研究的改进,反映了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功能结构主义对文化变迁解释的先天不足,促使人类学家们做出了各种努力,或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延伸与转变,或寻找新的源泉与出路。其中一种努力就是针对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类型的比较来实现对变迁的认识,这种方法可以称为共时性的对比研究,也可以称为剖面研究另一种尝试是通过功能结构的分析,归结一种普适的结构模式,这一结构模式不会因为文化形态的变迁而变迁各种努力也不仅限于功能结构主义的思考框架,对文化变迁研究中意义理解的关注使得一些人类学家抛开实证主义的传统,寻求历史主义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解释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符号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流派通过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反映了关于文化的观点,在文化变迁方面,认为变迁包含在历史的因果解释当中,同时在变迁过程中,关于文化意义的探寻与理解只能表现为对文化“文本”的理解,而“文本及其理解的不同方式与结果又是文化变迁的产品。文化变迁研究议题概括地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化变迁机制的探讨,如对文化变迁的缘起、动力、过程、效果以及方向等机制要素的分析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文化变迁条件的探讨,如对文化变迁的历史条件与变迁境遇的分析:第三个方面是针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批判讨论,是将文化变迁研究作为认知过程的研究,还是作为一个实践过程的研究,也就是说为研究文化而研究文化,还是为文化载体而研究文化,后者更确切地说是将文化研究指向民族社会文化现实及社会化于其中的群体与个体,强调文化研究的实践性意义。这里主要探讨文化变迁的第一个方面,以文化变迁第二个方面的探讨为辅,至于第三个方面则更多地涉及有关研究的价值判断,而论文致力于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研究。一关于“文化与“文化变迁”概念的界定“文化”概念的界定。参考绫部恒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国际文化版公司,年,第页。关于文化的概念,早期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这一定义几乎己成为谈及“文化”所必须知晓的概念,在泰勒的定义中“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抽象物,但反而缺少明确的范围界定以及认知与分析维度。文化研究首先要从界定“文化’’开始,基于自身所处的文化境遇,以及理解文化方式的不同,每一个研究者都可能做出自己的定义。年克鲁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各种概念和定义的评述》中鉴别出文化概念种不同用法,关于“文化”概念缺少较为统一的界定,试图提出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可能是徒劳的。通过“文化”分类来认知“文化”概念的指向对象,是界定“文化”概念的出路之一。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别,而多数分类是以二项对立为基础的,如,根据文化形态将文化分为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根据生产方式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根据文化的影响范围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亚文化再如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等。从这些文化分类的二分法中可以看出,分类中存在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两种倾向,即将文化区分为实体与范畴。其中范畴可以是制度的或社会的,同时也是心理的或个人的。对于文化范畴的界定,沃德古迪纳夫在《文化进化之评论》、《变迁中的合作:对社区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中区分了文化的属于行为模式与指引行为模式,指出前者是“生活的方式”,后者是“生活方式的设计”,将心理的、个人的范畴合理地纳入到文化概念中,指出文化既是共有的,又不掩盖个体所特有的,同时又是共同参与设计的,从而明确区分了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除运用二分法对文化进行分类外,莱斯利怀特将文化看成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三个子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观念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着文化子系统变迁的序列。怀特认为技术系统占。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原文参见,,。,,:,,,转引自克莱德伍兹,何瑞祸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第页。转一自克莱德伍兹,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版社,年,第页。印参见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年,第页。有决定性地位,并且是最先发生变迁的子系统。但也有人认为意识形态的变迁对文化系统的变迁起决定性作用。“文化变迁”概念的界定针对文化变迁的界定,首先基于对文化的界定,露易斯吱宾德勒和乔治史宾德勒在《文化变迁》一文中将文化变迁定义为“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这一定义的突出之处在于将文化变迁的动因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内部与外部,“内部发展的变迁通常源自发现或发明,而外部发展或接触的变迁,一般源自借用或传播”,但这一定义明显的不足是没有细化文化变迁的内容与过程,原因在于将文化笼统地概括为“民族生活方式”,既没有说明文化的功能结构,也没有说明文化形式与内容。在此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定义,以促使文化变迁的定义更为完善。一是通过文化的类型与内部结构层次进行定义,二是从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对比的角度进行定义。对于第一方面,首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文化,一类是精神文化,奥格本提出“文化坠距”的概念,认为物质文化变迁先于精神文化变迁,从而出现精神文化变迁落后的情况。同时也可以按文化的内部结构层次,将文化变迁分为文化特质的借用与替换、文化丛的变迁、文化模式变迁以至文化圈或文化区的变迁。文化传播学派和美国历史批判学派对文化内部结构层次的研究贡献颇多。美国历史批判学派创始人博厄斯及其学生对文化持有的基本观点是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一方面发展了文化传播论学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在批评摩尔根进化论的同时,强调重建人类各文化独特的历史。“文化区”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这两方面的结合,而威斯勒对于文化结构层次的划分使这一概念更趋于完善,他将文化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原载西尔编,《两年来的人类学回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参见克莱德伍兹,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版社,年,第页。引自克莱德伍兹,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国奥格本,王晓毅,陈育国等译,‘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版社,年,第页。回转弓自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版社,年,第页。原文见,,,化区等几个层次,并对文化变迁的过程生动地描述为:由文化特质构成的文化丛,从发源地象波纹一样向四周扩散,文化特质的选择与组合构成特定的文化类型与文化区,提出文化特质聚集的地方是文化区的中心,也是最稳定以及具有创造力的区域。虽然罗维等学者后来经研究认为威斯勒的文化区域结构并不存在,但从威斯勒的文化结构层次的划分中,有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之一就是文化变迁并非文化整体的变迁,最初可能发生的是文化特质的借用与替换,而文化特质是文化中最小的单位,其构成了语言、宗教、习俗、生计方式、组织制度等文化丛,文化特质变迁发生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文化丛的变迁之二,在内外两方面作用下,文化变迁的过程是文化结构与功能、形式与内容逐步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文化结构层次上较低层次的文化特质向较高层次的文化模式、文化区域变迁的量变与质变过程。第二个方面是通过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对比,以实现对“文化变迁”概念的定义。按照前面对“文化”概念进行定义的方法,文化可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就广义的文化来说,是包括社会在内的,比如社会生产技术、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都包含在广义文化的范围内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除社会生产技术、社会制度等要素之外的所有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按照文化广义来定义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也可以称为社会文化变迁,文化变迁的概念囊括了社会变迁,而不仅是指相随社会变迁的狭义文化变迁。但狭义文化变迁的定义能阐明文化变迁的具体指向,以及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的关系,从而增强了“文化变迁”概念的认知与分析功能。二国内有关文化变迁机制的研究国内有关文化变迁机制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而更多的研究是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前提研究与应用性研究。有关理论前提研究的文章大多是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中相关理论的梳理,以对文化变迁做出解释与说明,如,《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文化变迁研究》龚佩华,、《文化变迁理论透视》傅安辉、余达忠,、《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宗晓莲,、《文化变迁和文化进化的一般理论》曾小华,、《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变迁理论》参见绫部恒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年,第页。。参考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版社,年,第页。马凤鸣,、《论人类学文化变迁的内涵》陈沛照、刘涛,等,这类文章主要基于进化论、传播论、结构功能论及新进化论等理论,对文化变迁做出阐释与理解。其中,龚佩华的《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文化变迁研究》一文不仅融入了有关文化变迁的宏观理论视角,而且在分析中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机制分析,对进行具体地文化变迁机制分析具有较多地借鉴意义傅安辉、余达忠的《文化变迁理论透视》对文化变迁的永恒性以及对文化结构更替的论述,已经深入到有关文化变迁机制的研究宗晓莲的《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虽然仍是借助宏观理论的梳理,但文章将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引入到文化变迁的分析中,其实是对文化以及文化变迁过程认识的转向,增加了对文化建构及其相应变迁的理解。针对国内文化变迁的应用性研究,一些文章作过整理与归类,如,《近年来我国文化变迁研究进展述评》许然、朱弦,中以文化变迁主题研究、多元化的文化变迁因素、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外文化变迁研究等五个方面,对有关文化变迁研究进行了分类与总结《文化变迁研究年》饶旭鹏,一文中将以往文化变迁研究分为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宏观研究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民族融合和民族关系发展为主线,整理了相关研究,专题研究涉及居住格局、民族人口迁移、族际交往、族际通婚、民族语言变迁、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意识等方面。但相关整理与综述存在的明显不足是没有直接面向文化变迁,更确切地说,没有从文化变迁机制角度整理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关注以往研究对文化变迁机制的构建意义。在此试以文化变迁机制要素为标准,对以往的文化变迁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以期对以往研究的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构建文化变迁机制有所补益。针对文化变迁机制的研究,克莱德伍兹在《文化变迁》这本小册子中清楚地阐释了变迁的模式:变异社会文化的发明发现环境改变有助于新的反应创新传播自然的参见克莱德伍兹,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第页。这一模型简明地展示了文化变迁的缘起、动力、过程以及方式等文化变迁机制要素。在理论总结与研究中,这一模型得到了改进,如将“反应’’改为“需求”以说明变迁的主动性并列“创新”与“传播”,这是二十世纪上半期传播论、功能论及历史批判学派相对论之间争论不休的焦点。改进后的模型将变迁的效果分为纵向变迁和横向变迁两个相互关联的类型,增加了对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解。社会文化的广创新、广纵向变迁积累、进化环境的变化产生新的需求叫卜叫自然的传播一横向变迁涵化虽然克莱德伍兹的变迁模型对文化变迁的机制做出了一些概括,但没有完整阐释文化变迁的机制。通过对国内有关文化变迁研究的整理,可以从文化变迁的缘起、动力、方式、效果、方向等几个方面的机制要素综述以往的应用性研究。文化变迁缘起方面的研究关于文化变迁的缘起,存在发明、发现与传播两种看法,马林诺夫斯基在两者之间采取了折中的办法,认为文化变迁缘起在两者中各占一半,并更深入地导源于心理需求与文化适应,但需求与适应的观点没有得到美国历史批判学派的认同。国内有关发明、发现的研究多见于考古学研究,如《试以文化变迁理论评马家窑文化的起源发展说》邓建富,,而有关传播的研究则多见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如,《维吾尔村落中汉族移民的文化变迁》张素绮的硕士论文,探讨了社区中维吾尔文化与汉族移民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柯尔克孜宗教信仰谈其文化变迁》秀梅,一文论述了宗教传播对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文化变迁动力方面的研究文化变迁的动力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动力,另一个是外部动力。内部动力可以看成是内部发展需要以及对环境适应的需要,而外部动力可以看成是外部环境压力的作用。但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是相互连接的,黄淑娉、龚佩华将。参见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国参考史密斯等,周骏章译,‘文化的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年。。参考史密斯等,周骏章译,‘文化的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年。两方面概括为一个动力系统,“动力系统的纵向运动使人类社会内部的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动力系统的横向运动使社会内部接收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作用”。有关文化变迁内部动力的研究,如《民族自我意识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徐杰舜,文中以广西贺县南乡镇的壮族为例,强调民族自我意识在社会文化发展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民族自我意识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论民族主体文化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李天雪,中强调民族主体文化的特征,以及对外来文化的适应能力与自我调适能力。针对文化变迁外部动力的研究,如《民族旅游与文化的变迁》王静,中分析了旅游对于民族地区文化变迁与民族心理的负面作用,指出当地人迎合旅游者的非理性行为《国家指导下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张晓琼、李成武,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少数文化变迁》田丰韶,两篇文章认为国家力量的干预对于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型工业化对文化变迁的影响》张海翔,强调新型工业化注重人为中心,体现民族特点,满足民族需求,以促进民族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云南特困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变迁相关因素分析》李晓斌、龚卿,中探讨了主流文化、传统农业现代化、家庭血缘关系、人口的双向流动等因素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文化变迁方式方面的研究文化变迁的方式可以分为自然变迁、强制变迁、指导性变迁、自主变迁等四个类型,而对于一个民族实体的文化变迁来说,可能同时存在四种类型的变迁,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变迁类型有所不同。相关的研究如,许良国在《台湾少数文化变迁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平铺人和高山族的文化变迁模式,指出平铺人的文化变迁方式在一定时期更多地是体现为自主的、指导性的变迁,而高山族为自然的、强制的变迁方式《原苏联满一通古斯语民族的文化变迁》任国英,文中指出了苏联对满一通古斯语民族的干预,引起民族文化的变迁以及产生相应的问题,这一变迁模式体现出文化变迁的指导性。文化变迁效果方面的研究文化变迁的效果是指文化变迁外部动力对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化载体对外。引自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页。。参见威廉哈维兰,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版社,年,第页。部动力的反应与内部调适。文化变迁的效果包括涵化、复兴运动、反抗与革命等几个方面。相关研究如,《论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民族心理的影响》刘毅,文中指出,涵化是影响民族心理的重要方面,同时涵化作为~种状态使得民族心理介于相互借用的两种文化之间《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杨慧,中探讨了民族旅游对文化、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即促使了文化的复制、再造以及再生产,同时增加了民族身份感或认同感,《湘西旅游产业开发与土家族苗族文化的复兴》李甫春,、《文化变迁与认同》邱仁富,等文中持有相似的观点。文化变迁方向方面的研究文化变迁的方向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化与多元化,从文化变迁的形式来说,同化的方向就是文化变迁趋于单一化,而多元化方向则是文化变迁趋于多样化。文化的同化是指在民族接触中双方文化趋于相同,而且更多地是以一方的文化模式为标准,其中变迁的方式既可能是强制的变迁,也可能是自愿的变迁。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同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现代化、全球化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蔓延,以及形式上的单一化,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民族之间的作用关系。文化的多元化,可以说是对应同化而产生的,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探讨全球化与现代化影响文化变迁的文章,如,陈启新的《试论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与现代化》、史波、冯利的《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等对如何结合民族传统适应现代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变迁的几点原因》谢国先,文中指出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在文化变迁中为文化保护与发展做出贡献。关于文化多样性,《文化保护与文化自觉》霍志钊,中指出文化自觉对于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整合,以及各文化共存、互补、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整理的意义通过“文化”与“文化变迁概念界定,以及文化变迁机制研究的整理,旨在提出针对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描述与分析的框架。在湖南维吾尔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主要探讨多民族群体文化特质的传播与融合。文化变迁机制研究整。参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版社,年,第页。廖参见克莱德伍兹,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年,第页。理中,有关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的缘起、动力、方式、效果、方向等方面的探讨,主要以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中融合与变异为主线索分别分析了其文化变迁中生存繁衍的内在动因与多民族群体历史环境变换及宏观政策的外在动因同时针对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方式中的自然变迁与指导性变迁进行了描述,通过民族识别前后的对比,分析文化变迁效果及方向,如文化多元化、同化与民族群体内部差异性等。论文基于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及文化的差序交往,将这两方面作为湖南维吾尔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条件与境遇,即中国多民族群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文化的差序交往在促成各民族群体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同时,又构成各民族群体共同特征的基础,其中的普遍性如多民族群体环境中身份合法性的建构、生存适应性特征、外部拉力与内部推力作用中民族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出现等等。二、有关湖南维吾尔族的研究以及地方文献有关调查地维吾尔族社区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湖南维吾尔族迁居历史的研究,如根据《常德府志》、《桃源县志》、《湖南维吾尔族》、《翦氏族志》等史料记载,学者对湖南维吾尔族族源、姓氏以及历史事件的考证二是有关湖南维吾尔族定居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近两年针对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态、族群认同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如《浅谈湖南维吾尔族文学》罗敏中,、《湖南维吾尔族文化认同调查》卡德尔,、《湖南维回回维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西尔丹,等研究。三、相关概念的界定一族际通婚族际通婚是各民族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于个体而言,各民族群体在不同程度、范围内的交往,增加了各民族群体中个体相互接触与建立紧密关系的机会,但由于各民族群体之间差异的存在,使得个体在择偶过程中增加了民族以及与其相关因素的考虑对于群体而言,族际通婚并非各民族群体在交往中所寄达到的目的,至少对于各民族群体中权力占有者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民族分解的一个原动力,但随着各民族交往时间的推移以及交往结果的明晰化,不同民族群体会对族际通婚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呈现出不同的容忍度,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各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状况的说明,其前提是认为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存在因果关系。族际通婚可以分为三类:跨种族通婚,跨民族通婚,跨族群通婚。对于不同类型的族际通婚,存在着不同的主导影响因素。对于跨种族通婚而言,身体特征是构成阻碍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也是最难改变的影响因素对于跨民族通婚而言,民族身份的认同实现与地位的获得是影响族际通婚的决定因素对于跨族群通婚而言,民族群体文化的相似性是促成族群通婚的主导因素。由于族际通婚对于族群关系的衡量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族际通婚的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国外有关族际通婚的经验与理论成果涉及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有关个体特征对于族际通婚的影响,如择偶标准与自主性、职业层次、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第二方面是从群体与社区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如群体偏见与歧视、群体文化差异、交往与互动频率、效果与场合,以及居住模式等等,第三方面是人口与社会等宏观特征对于族际通婚的影响,如人口规模与性别结构等、同化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社会意识形态、群体间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国内有关族际通婚的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后,较早的相关研究如马戎教授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农村牧区的蒙汉通婚研究》,以及其他学者针对不同民族与地域的相关研究,如李晓霞研究员主持的“新疆多民族混合家庭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内有关族际通婚的研究多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获得了有关族际通婚的一些经验性认识,但在国内多民族间族际通婚的模型或理论方面,有待于将族际通婚研究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即将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注相结合,是展开族际通婚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二文化差序交往。许让神父著,费孝通,王同惠合译,‘甘肃七人的婚姻》,辽宁教育版社,年,第页。参考梁茂眷,《社会结构、交往态度和族群特征:大瑶山族际通婚影响因素分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页。。参见梁茂春,《什么因素影响族际通婚社会学研究视角述评》,‘西北民族研究》,年第期。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比较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特点,认为西方文化是扎成的一捆柴的社会组织格局,而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组织格局带有明显的“土气”,是一种差序格局,是围绕土地与亲缘关系形成的交往格局。差序格局的概念不仅可以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组织格局进行生动的说明,而且也可以对中国多民族共同形成的文化格局进行描述。中国大多数民族的地域分布较为集中,各民族的文化要素在地域范围上呈现出不同的疏密程度。就各民族的文化要素集中与分散情况来说,各民族文化同样存在文化的差序格局,由内向外推及。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文化差序的相互嵌入程度不同,一方面形成更为多样化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在文化差序交往中出现文化并存或覆盖的情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其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出不同文化中心的扩散与收缩,在不同文化差序碰撞与交往中,既增加了文化的多元性,也将多元文化紧紧联系到一起,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文化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湖南维吾尔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差序交往的结果,不同文化的差序交往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播、涵化甚至同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创新或者新的文化因素乃至载体产生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统称为文化变迁的过程。但文化变迁的广度、深度与不同文化差序交往的层次有关,处于不同文化差序交往频繁的层次,并且远离原有文化中心时,文化变迁趋向于文化的传播、涵化以及同化,而在远离大部分文化中心或者处于不同文化差序交往边缘时,文化变迁趋向于文化融合或新文化因素的产生。在湖南维吾尔族文化变迁中,体现出的不同文化差序交往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补充。第三节研究过程一、研究目的与内容参见费孝通‘乡十中国》中第四章“差序格局”。。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年,第页。国参考克菜德伍兹,何瑞福译,文化变迁》,人民:版社,年,第贞研究主题为,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探讨一个较为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文化变迁,包括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以及文化变迁三个方面。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考证历史文献与古迹,梳理桃源枫树维吾尔族社区形成历史,实地收集文化变迁相关资料,如语言使用的变迁与保留、宗教信仰状况、风俗习惯与娱乐活动、以及其他的文化特征等二是在桃源枫树维吾尔族社区进行族际通婚调查,收集有关社区中维吾尔族族际通婚状况资料,总结维吾尔族社区族际通婚的特征或模式三是分析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现象,探求促成此现象的宏观原因,以及对民族群体内部的影响。二、研究设计与实施一研究性质此项研究是对一个比较典型的民族社区进行的实地研究,研究主要为探索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同时也有部分解释性研究,对社区中族际通婚现象与民族群体内部文化差异性进行了解释性分析。研究方法及运用调查研究中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主要用于收集研究对象族际通婚状况的资料,抽取样本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将调查总体限定在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维吾尔族居民,采取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首先运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有维吾尔族定居的村,再通过等距抽样方法抽取维吾尔族村民深度访谈的方法主要用于收集乡村政府负责人、维吾尔族社区负责人、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以及维吾尔族家庭关于社区族际通婚的历史与现状的看法、态度等,访谈对象的选取主要根据研究者判断与社区人士推荐。三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湖南维吾尔族,具有维吾尔族民族身份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而乡内回维村最为集中,因此研究对象限定在回维村湖南维吾尔族。至于所选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散居的湖南维吾尔族的样本缺失对研究主题影响较小。研究主题涉及历史“记忆”、族际通婚以及文化变迁,除族际通婚需要部分推论限定外,将回维村湖南维吾尔族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研究可行性。四研究步骤第一步,对桃源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维吾尔族社区在文化变迁与族际通婚方面展开调查研究,收集相关资料,进而了解调查社区文化变迁与族际通婚的情况第二步,探讨文化变迁在内的多因素对社区中维吾尔族族际通婚的影响,总结出这一特殊社区中维吾尔族族际通婚的特征或模式第三步,描述湖南维吾尔族的文化变迁现象,探讨促成此现象的宏观原因,以及对民族群体内部的影响。五研究实施在进入实地调查前,了解到湖南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常德的四个民族乡,其中以桃源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最为集中,所以选定这个民族乡作为调查地点,并预想如何在一个乡进行抽样调查。但在到达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后,进行问卷调查遭遇的困难接踵而至。通过访谈一些乡政府干部,了解到湖南维吾尔族在该乡的分布情况,但缺少乡里各村湖南维吾尔族人口的具体数字与名单。这样就无法确定问卷调查的抽样框,如果分别到乡里每个村获得湖南维吾尔族的户口名单,将会花费大量的调查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乡政府干部介绍的情况与建议,选定距离乡政府较近的回维村作为问卷调查的地点,因此问卷调查的总体是回维村村民。问卷调查范围的缩小会影响到对湖南维吾尔族整体的推论,但回维村湖南维吾尔族居住较为集中,并且回维村是湖南维吾尔族最早的定居地之一,所以针对回维村的典型调查,可以了解湖南维吾尔族的族际通婚与文化变迁基本情况。通过查阅回维村村民户口薄,整理出户主名单,并重新编号,确定抽样框,共户,按照等距抽样的方法,制定了一份调查样本名单,样本总数为户,其中湖南维吾尔族户主为户。在进行实地问卷发放时,面临的困难促使对抽样方案做出修改。调查的时间正值当地农民农忙“双抢”季节,白天入户发放问卷,农户家里很少有人,即使家里有人也多为老人和儿童,原因是青年人都出外打工,在家的农民也正在参加“双。在当地水稻一般为一年两种,月中旬开始进入水稻抢收、抢种季节,大约持续天左右。抢”。在晚上,农民农忙到很晚,然后会睡得很早。在这种情况下,曾委托村干部按抽样名单发放问卷,但村干部同样也要参加“双抢”,而且在一边收集一边整理问卷中发现存在一个人填答多份问卷的情况,只能筛除这部分无效问卷。问卷发放与回收中的困难促使初衷等距抽样方法的改变。通过几天的问卷发放,逐渐注意到回维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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