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上海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上海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物质存在，也不是一种人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而是人的实践和创造的物质，是一个社会过程。同时，空间不仅包含物理的空间，还包含经验的空间，而且空间不单生产，还可以再生产。若仔细探究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进程，无疑有着太多惊人的变化，因此对于城市中人而言，上海的城市空间特别是城市文化空间无疑是一个可深入研究的重大话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日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和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联合举办了“上海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研讨会，众多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文化产业第一线的从业者和媒体人士热烈探讨了这个话题。 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呈现形态 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我认为开埠后，上海逐渐形成三个城市文化空间:第一是开埠以前形成的以老城厢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空间;第二是以闸北、南京路、淮海路、衡山路和北四川路为代表的近代上海文化空间;第三是以闸北、普陀一带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生产的文化空间。这三个空间是有特点有联系的。 租界时代的上海，文化空间沿着苏州河扩展，形成上海文化空间的第一次跨越。这一次租界的越界，沿着北四川路到美租界，包括后来租界向杨树浦扩展，形成一个新的租界，都是沿着苏州河这样一个空间进行跨越的。我认为这次跨越基本上是以经济为主的跨越，形成一个新的工业带。文化方面仍然是以公共租界为中心。第二次跨越在1992年浦东开放之后，浦东的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主，文化建设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我个人观点，从金融科技开始向文化的转变，就构成了上海文化空间的第二次跨越，我觉得这里面黄浦江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认为在文化性格上苏州河和黄浦江各有特点，苏州河是面向历史的，黄浦江是面向现代的，苏州河是内敛的，黄浦江是开放 的，苏州河是代表上海，黄浦江要呈现世界性，它构成我们今天对上海文化空间的一种认识、一种宏观的把握。所以我认为世博会对上海文化空间的构成意义非常巨大，构成第二次跨越。 此外，我越来越觉得现在上海的文化建设有一个制约，我认为在上海和北京文化发展的比照之下，我们丧失一些信心。北京正式提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它避开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国际化和城市中心是什么，我们没有定义。上海的文化可能更多是一个交流和市场的问题，这可能是上海文化发展最大的一个特点，这样也符合上海文化空间的生产。北京更多是以中国为主，上海是以国际为主的，是全球化的，这可能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这个观点我曾在北京的论坛上讲过，他们还是赞同的。我认为上海的文化观更注重市场，北京更注重政府行为，所以两地的文化未来发展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我们不能光看获奖指标多少、产值多少，这些是表面指标，不能代替一切。 张英进(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系教授):我对城市空间这个议题非常感兴趣。列斐伏尔对空间理论有很大贡献，他在我们原来的物理空间之外强调经验的空间，这个经验空间不一定是看到的空间，实际上每个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与世界的联系，通过这个城市空间的可移动性，有相互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生产可生产物，空间是可以生产出来，不单是生产，还是再生产。列斐伏尔一直强调人跟街道、跟城市空间的互动，他提出日常生活的概念: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城市中行走、步行，这个很重要，步行完全是人的身体和城市接触，你可以真正感受到这个空间。 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空间的意义不单指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指文化方面，这边我要谈再生产的命题。我个人认为再生产就是在原有的已经制造出来的物理空间里，重新创造不同的意义，我这里的意思是一定要超越现在。大部分人一谈到空间就是说经济，甚至是消费，但在消费空间之外，我们怎么创造个人意义上的文化，并意识到再生产不单是改造原有的空间，产生新的功能，很大的部分还包括这个功能是否能够被使用这些空间的个体所认同，包括个体跟这 些空间的互动，互动可以产生不同意义。 第三，空间可以是平行，可以是另类的，而且是共生共存的。在这边就强调一下，再生产空间文化中，什么东西是对本地的使用这些空间来说，具有具体意义，有自己品牌的，什么东西是真正国际的又属于你自己的。新天地的出现，大家认为是一个新的天地，其实新天地打造的是老的天地，问题是现在新天地在中国有多大的效应。其实其消费功能跟上海其他空间比，不一定有意义，主要是强调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当中，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人的主体因素，不要只考虑到消费者，要超越消费者。我们现在主导思想是消费，消费之外，还有其他意义，希望我们在考虑空间生产时，可以考虑到其他的意义，超越经济、政治、消费以外的，更符合人居、幸福指数、安稳指数、和谐指数等这些文化意义。 于炜(华东理工大学艺术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系主任，教授):城市文化形态的呈现，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现实性文化空间的两级延伸。这一类的空间，一方面从私人文化空间建设的角度，不断偏远、私立;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城市公共空间，比如剧场、电影院、运动场馆会所不断地扩大延伸，城市也有中心，副中心，这是大家都比较共识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时代背景非常合拍的虚拟化文化空间，现在虚拟化的物质空间已经和现实性、物质文化空间相提并论，有的时候甚至是超过或者是覆盖。 其次，关于上海文化空间发展的基本构成，第一类是事业类文化发展空间，我们传统性的剧场、图书馆等等都属于传统型的;第二类就是产业化的，如创业园，这些都是新兴的文化;第三类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副业类或者民族类文化途径，我认为是一个潜力的文化。在上海，农民画，朱家角，召稼楼等，我认为都是潜力股。 最后谈谈未来上海文化空间的发展会具备哪些特征,我认为，一，技术和艺术支持下的虚拟交互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信息化时代，数据化生存，尤其是前不久上海提出的智慧上海，实际上智慧就是文化的体现。智慧上海有几大体现，比方说智慧经济、智慧流动、智慧环境空间、智慧公众、智慧居住、智慧管理这六大坐标，这是欧盟智慧城 市报告里面的一个标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上海未来的城市文化空间发展，这个特征会非常突出。二，我们人造的文化空间，包括我们现实的实体空间，包括网络的实体空间，自然生态绿色的体现，还有人造文化空间运作和生产再生产的低碳环保机制和可持续协调发展体现。三，空间布局上的雅俗共享或者共生性，北美一个国家的学生的文章中提到，在他们那个地方，文化空间已经不是割裂得那么清楚，就是说，文化空间、商业空间以及城市的其他空间兼容性特别强。四，我认为未来文化生产时空恒久性，就是文化空间和文化时间两个之间要协调发展。文化空间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考验。我们一定要反对短命的文化空间，反对水土不服的文化空间，反对格格不入的文化空间，最后我们更要坚决反对割裂历史文脉的文化空间的生产、再生产。 陆兴华(同济大学欧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的国际性、上海文化的国际性怎么打造,我举一个简单例子，不久前我去印度较长时间，我们调研了很多城市。到孟买时，他们跟我们说孟买和上海是一样的，从来都是好兄弟，上海就是孟买。我们连忙调查它的国际性，发现那里火车站、大学、图书馆一些国际机构全部都有。这在我个人看来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大家要的上海文化空间里面的国际性，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大都市，不是等待或者找到的，而是发明的，我们上海的国际性不是派一个代表团到国外去参观一下，造成很多经费超标后获得的。上海的国际性是我们上海人自己，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自己发明出来的。什么东西、什么行当没有材料就可以发明出来,我认为是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 展示很容易达到国际性:把周围的背景全部拉黑，我要突出这个东西，把周围的全部覆盖，十五分钟里面上海是国际的，撤销背景以后，上海就不国际了。所以我觉得，上海空间的国际性里有很矛盾的东西。很多上海人，很多上海文化空间，认为自己有好产品，有那么多优点，再加上有国际性，很完美了，那就错了。国际性是我们这个上海城市文化空间要向人类共同性靠拢，我们在15分钟里面，灯光下面，要替全人类说话，是这么一个姿态。 上海文化空间的个案解读 张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系主任，教授):论及杨浦地区的文化空间的产生与建构，五角场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五角场有很多大学，似乎理所当然是杨浦最有“文化”的地方。其次因为杨浦沿江一带过去虽曾是租界的势力范围，但却一直是个工业区，除了众多的工厂码头，并无其它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空间”的地方。而真正把杨浦的文化空间与五角场联系在一起的当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大上海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实施。这个1929年7月由上海特别市政府通过的以建设“华界”的“市中心区”的 规划 污水管网监理规划下载职业规划大学生职业规划个人职业规划职业规划论文 ，在建造了市政府新厦及各行政机构办公楼等政治空间的同时，还刻意建构了“华界”上海或曰杨浦的最早的文化空间，如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虽经历史变幻与风雨侵蚀，这一庞大的建筑群落早已不复当年模样，但主要的楼堂馆舍却依然存在。可是，若不经意中从这些建筑遗迹前走过，会觉得它的高大宏伟的中式建筑风格好像与上海这座城市给人的印象格格不入，更与多年来有关上海的文字和影像中所有意无意塑造的“摩登”上海的形象不那么一致。它就像是一块建筑飞地，既因“上海”显得陌生，却又因“中国”让人觉得亲切。但无论其怎样让人疑惑，它却的确是上海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当年国人针对西人所生产出来的“租界”上海所生产出来的崭新的城市空间，也是通过“大上海计划”所着力“形塑”的“华界”或“中国”上海的形象。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个计划，前此仅为“租界”的上海方才因之一跃而成为“大上海”。 “大上海计划”的营造者借用中国传统的建筑语言与文化所欲展现的更多的是其政治面相，它力图向世人证明，中国与中国的文化能够在西方的侵袭下继续屹立在东方。但是，这种“中国固有之形式”的设计却并非中国所“固有”，相反，其实际上却很“现代”或者很“西化”。虽然从外面看起来有起翘的大屋顶、琉璃瓦，或大红柱子，却并非真正的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宫殿建筑，它的内里却是钢筋混凝土，供暖供热更是一律应用西式器材，对空间的处理与安排也与西洋建筑相同。因此，将西方的“现代性”内置与将东方的“民族性”外挂， 就构成了此一时期民国大型公共建筑的主要特点。同时，“华界”上海或杨浦这一时期的文化空间其实与政治空间是合一的，或者说只能作为政治空间的附属物存在。我以为，“大上海计划”之所以值得如此深究，是由于我认为“租界”上海并不是中国对上海这座现代城市的“想象”，而“华界”上海才是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围绕“大上海计划”所发生的梦想也戛然而止。之后的五角场在一系列变革之后更像是一个简陋的内地小镇。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五角场快速发展，再次成为东上海的中心，只不过与“大上海”计划所生产的那个公共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不同，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业性的文化空间。大家在这里购物、娱乐、休闲、交流，在这一新的商业文化空间中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和身份的认同。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在这一过程中悄然结束，转型为社会主义的消费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企业由国营和集体所有制改制为合资及民营，那里的工人对企业的全面依赖逐渐减弱为单方面的劳动关系，其对企业的认同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大多仅在劳动时间与企业保持关系，之外的时间内则将自我与企业剥离，并逐步将自己“还原”为单独的社会个体，参与文化活动时也以个人及家庭为主。因消费行为的“无身份性”及其所具有的“文化性”，使消费成为个人业余“文化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此，商业性的“销品贸”(shopping mall)也转变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文化空间。显然，这个空间所具有的公共性及广泛的参与性是之前的任何类型的文化空间所不具备的。它也因此更具有日常性和“去”节日性，以往的那种节日性的和仪式性的文化空间已不再在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所构筑的沪东工人文化宫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空间日渐衰落，并逐渐向商业性的文化空间转化。 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1908年上海终于拥有了一所带250个座位的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作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的电影管理，最初就体现在对 影院营业执照的发放上。通过执照的发放，工部局有效地控制了影院和电影的放映。利德尔，1919年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收到了12月8日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哈钦森的来信，代英国商务参赞索取上海租界电影院情况，来自“伦敦外交部”的这份“商业调查表”，也较为准确地勾勒出1910年代末上海公共租界范围内电影放映场所的分布结构。这份统计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中心地带的大众娱乐在“一战”中后期呈现了的新样式――综合性游乐场。自黄楚九、经润三1912年在新新舞台屋顶上开设玻璃厅“楼外楼”始，上海租界在几年内就出现了一批规模不等的游乐场，或为独立建筑，或设在南京路新开张的几家大型百货公司内。据《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记载，1912至1920年间开设的游乐场达10家之多，这些游乐场，往往内设多个剧场书场，演出各地戏曲、曲艺、歌舞、杂技、文明戏，备有舞厅、弹子房、屋顶花园、溜冰场、哈哈镜等供人娱乐，有的附设餐饮部以备游客享用，有的甚至还安装了当时少见的电梯等设备。游乐场的票价并不太高，往往一张票可以在一天内玩遍整个游乐场，对市民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游乐场中，放映各类影戏自然也是必备项目。相较正式的独立影戏园(电影院)，游乐场的观影因不需另外买票而使成本低了得多，这势必会赢得相当数量的观众。这种类型的电影放映场地，与当时租界当局颁布的《建筑规章》和《影戏院执照章程》条文有所冲突，工部局最终“法外开恩”，同意破例颁发给营业执照。然而，“花世界”游乐场在那之后不久发生过一起震动上海滩的火灾，导致三死十二伤。沪上报纸对此竞相报道，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还建议，“故上海之游戏场，如在楼上设影戏，宜不准发给执照”。火灾、混乱、惊恐，此刻以创伤的形式重新书写了电影场作为上海现代游乐空间的意义。胶片盒里窜出的火苗，最终要工部局的执照来扑灭，《字林西报》的强烈吁求声，也许正在提醒我们去关注欲望与治理这一组形塑早期中国电影并互相纠结的力量。 为何早期影院较多集中在偏离上海租界中心地带的苏州河以北,为何此时中心城区的电影放映以游乐场形式为主，而迟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较为密集的影院分布,这样的“前史”和有关三十年代“上海摩登”的叙述之间，能否在前述空间化的表述中找到合理的贯 穿线索,这有待于我们对早期影史的细致的再读与再阐释。 吴驷(《申江服务导报》创意策划部主任):我想谈谈人民广场。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文化中心，里面不仅有跑马场还有足球场、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等，到了19世纪末慢慢被赌博行业替代。如果我们把外滩称为城市的一个演示厅的话，能定位一个城市的真正价值的是它的广场。我们在欧美看城市建筑时，都是以广场为视角。人民广场经历了很多变化，从被收回改造成一个人民公园，之后又变成了政治广场，包括后来一系列演变，最后你会发现它很混乱，一直没有找到核心价值，体现城市的价值取向。但是人民广场其实是非常有历史传承的，非常有代表，尤其是跑马厅的历史，包含着艺术的游戏，体育游戏，审美的游戏，有着游戏的创造功能。 还有人民广场旁边的大世界，跟游戏主题也非常切合。它是上海的象征。大世界已经沉寂了很久了，现在到底要干什么，市里面也很焦虑，如果这里变成一个简单的博物馆，就死掉了，如果变成一个很娱乐的场所，又怕搞坏。方案一堆又一堆，实际上核心的迷茫在什么地方,缺少那种真正有创意的游戏项目。我认为，首先要更改博物馆的概念，博物馆到底要干什么,伦敦搞创意是最成功的，把博物馆变成一个艺术场所，每半年就可以鼓捣一个新的东西，什么都有，在那里当代艺术已经完全和游戏、和儿童的创意连在一起。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我去参观或者去琢磨过一些创意园。我发现创意园大多会有酒吧，还有一些店卖小设计、小玩意，甚至是些小的首饰、指甲等，都是一些置换性的小物件。那么在这个时候，这样一种状态其实与我们脑海中的创意园区是不匹配的，我们觉得园区里展现的应该是跟这个伟大时代相连接的东西，可是看到的却是那么碎片化、那么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引起我很大的困惑。 我觉得其实今天新媒体的很多特点与创意园区的特点也是类似的。新媒体的内容不再是以前的艺术性，而是点对点很碎片化的东西，那它带来的是什么,对个人而言，它铸造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很多人 也会讲到，这样一个碎片化的东西，可能会形成一个人的不深刻，或者是容易情绪化。那么在文化方面呢，则可能是转瞬即逝，难以有一个长远的大的变化。 张屏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助理，讲师):要讨论现代文学史中的上海写作的核心风格，在我看来，应该走向城市诱惑、冲动、变化多端和荡人心魄的层面。曾经就是这些极不确定的、带着新生物的几分野蛮生命力的东西，吸引了那些踏上黄浦滩头、怀着热爱、极想有为的年轻人，让他们在还没有形成任何思想界限的状态下，充分合作、交流，彼此欣赏、保护和爱慕。在种种坐稳了的时代来临之前，摩登、邪僻的上海景观给予人独特的震惊感，使他们急于树立自我以应对之。与其说他们热爱这座城市，不如说他们惧怕它，用文字治疗自己的内心创伤。我想，害怕在无限扩张的景观世界中失控，是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的情意结，也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各种主题播种下了不断再现的动机。 上海的一批现代派作家(通常说的“新感觉派”)，以及周围一些同仁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左翼作家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对都市也有着共同感觉。一方面，生活模式的改变，随着建筑、交通工具等生活载体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不一样了，乡村伦理的失效，新的人际感受，困扰着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让他们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事、风景都很难把握。另一个是都市强烈的视觉对比、贫富差距、华洋分殊造成的斑驳色彩。“上海，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几乎成为了这批年轻人的共识。他们从各个角度表达了这个意思，诗歌、小说、电影，无论对于谁，都市感觉都是相当重要的资源和动力。 从现代文学的总体成果来看，无论是现代派作家还是左翼文学作家，还有别的一些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看都是比较幼稚的，但他们有一点共同的好处，就是能够去抓最新鲜的感觉，并迅速地将其形式化，确实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如果从写作的成熟度来讲，今天的作家当然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现代文学前辈，但读起来总还有点不满足，似乎还没有逾越八十年代的表达。我觉得当 代作家的历史题材小说都越来越好了，韵味越来越丰富，对历史的眼光也越来越复杂。但写到当代生活时，总觉得缺乏某种当代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今天叙事形态的文字表达受到视觉冲击很厉害，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拨试图把文字视觉化的小说，在新感觉派小说里叙事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表现上海的《子夜》的开头如果没有那一段视觉化意味十足的表达，也不会那么有感染力。诉诸感官，这是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今天城市给我们的印象已经再直接不过，文字承担的功能，或散发的魅力，相应地也该表现出另一种样子。 引入都市空间的视角，意思并不是说要给都市文学以更多的篇幅，更重要的是从城乡空间关系的变化中去解读文学作品，而不是简单分类。当然，空间关系的表述还不止于城/乡二元，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地域文化的表述也必得转换成空间关系的探索，才能体现现代中国的整体结构性问题。在这个结构关系中，作家的某种流动才会凸显意义，比如东北的流亡作家来到上海，不仅仅是生存方式上的改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空间感觉的变化，有一些新的问题意识会发生。 王小龙(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艺术人文频道首席导演):如果你在电视台工作就一定避免不了无数次回答一个问题，收视率是怎么来的,我解释不了，大家有机会可以打开它的周报、日报、研究报表，我敢保证，你肯定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但偏偏现在业内有无数人愿意拿它说事，拿它估算一个栏目还能存活多久。在中国一个谎言要继续下去，最好就是大家把它夸大到不可辨认琢磨的奥特曼。收视率就是下一个电视的谎言。央视索福瑞媒体研究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市场研究机构，称“最大的”没有问题，但所谓的“世界领先”是什么意思,这家公司的“世界领先”是谁来判定的,这个前提必须要告诉我们。在中国，种种数据是怎么回事，我想大家比我清楚，对这个机构所发布的数据，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大家共同在维护它。这个工具可能是很好的，在欧洲、在美国也是这样用，但它们的文化背景和我们这里是一样的吗,我们的体制和欧美是一样的吗,不具备应用条件的工具，不如说是垃圾。 仅仅3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电视台的一个国家，从中央到城市，到地级市到县级台，现在都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你问问周围的人，多少人还在看电视,如果我们的坐标是以先进国家为参照，你们回忆一下去过的国家，法国有几个电视台，美国有几个电视台，德国有几个电视台，也就是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几乎就可以看到，剩下一个中央电视台就可以了，实际上都卖不出去。之所以今天各个电视台还在苟延残喘，是因为社会上有相当多的流动资金需要打广告。盲目的发展，盲目的扩张，造成电视业的盲目发展，特点就是它的不职业，不专业。你偶尔打开电视看一下，你没有发现你在看业余电视吗,我发现跟我们的中国的足球水平差不多。 其实对我来说，我相信制造业，相信自己产品的力量，相信自己的手艺，但是我们还能坚持多久,2002年我参与创办纪实频道，2008年参与创办艺术人文频道，我们不停在做，艺术人文频道成立三年多来，我们制作了《莎士比亚长什么样》等纪录片，我们还对国外的艺术活动进行了直播，比如之前我们又直播了纽约举办的“911”音乐会，但把这些努力都加起来，三天就可以播完，所以我常常感觉有一点失落。 沈琦华(《时代报》专副刊部主任):大家感觉好像新闻浩瀚，但它有很强的局限性。中国的媒体试图在被划定的界限内，不断突破边界，试图突破原来的空间。当然有一些媒体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从这几年来说，媒体的空间越来越紧张了。 新闻这样一个状态，现在面临一种转型。有一样新的媒介出现――微博。其实微博的出现对于日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提升报纸的空间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它是一种延伸，这种延伸也踩到了我们新闻的边界。微博在试图不停地突破边界。你可以在微博上看到、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内容。大家应该关注这样一种传媒形态，微博的出现是整个的传媒体系一个很大的打破。 我再讲一下《时代报》，它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张免费的报纸，我们是在地铁里发。《时代报》经营得非常好，有很多的媒体要问，你 们不是说以内容为王吗,你们为什么以渠道为王,我们其实是在文化空间上有突破。当时我们进地铁时是很简单的，地铁这个空间刚刚形成，每天有200―300万人通过这个渠道去上班，我们觉得这个空间需要有一份东西，有这样一个文化形态的东西。 张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编审):我想谈谈外语出版，实际上外语出版对我们上海文化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上海这座城市太特殊了，它是一个杂交品种。1843年时，英国的传教士就进来开书馆，开始翻译书籍。刚才提到了一份报纸――《字林西报》，在将近90年的时间里，对我们上海乃至整个的中国影响很大，它曾经是在中国地方出版影响最大的一份英文报纸，原来的对象是外国侨民，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人肯定也受它影响，当然后来我们也办了一些东西。在特殊的历史传承的空间里面，这些国外的报纸，还有英文的杂志等等，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 现在，外语出版物中很多都是教材、辅导书类的，它对我们上海市民提高英语能力可能有帮助，但我觉得它在 宣传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保健知识宣传1冬季预防流感知识宣传手足口病防知识宣传森林防火宣传内容 上海本地的文化或者它对上海现状的反映这方面是有缺失的，充满了功利性。 如果我们这个国际性都市，要培养更多具有一定外语素养的市民，我们的英文报刊就要多介绍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活。我感觉现在上海的外语出版中引进了很多，但是缺的是能用外语写作的作品，用外语写上海生活的报纸。前几年我认识一个美国人，是外语老师，他一直在上海，一直用英文写作出版，向外面介绍我们的上海文化，为上海真正的国际化努力。但是很可惜，他最后是死在上海的。现在上海城市的外语出版有很多问题，我也有责任，因为我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