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世界投资报告

2014世界投资报告:概述 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 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日前,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和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从1998年负责翻译。本年度报告中文版计划于2014年9月8号厦门的投洽会上发布。为了让大家及时了解信息,特提前将报告概述部分呈现给读者。负责完成本报告的负责人是:冼国明、葛顺奇、王璐瑶、田珍、孙卓然、刘晨、李凌睿、侯亚美、张英达。 概述 一、全球投资趋势 全球FDI:谨慎乐观 2013年,FDI流量恢复上升趋势。全球FDI流入增长了9%,达到1.45万亿美元。2013年,各主要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FDI 流入均有所增长。全球FDI存量增长9%,达到25.5万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流量2014年达到1.6 万亿美元,2015年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这一增长主要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投资。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政策不确定性和地区冲突所带来的风险仍将对FDI流量的预期回升带来不利影响。 由于发达国家FDI预期增长较快,FDI的地区分布将向发达国家占全球FDI 流入量较高比例这一“传统格局”演进(见图1)。但发展中经济体的未来FDI 流量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图1 1995-2013年全球及按经济体划分FDI流入量和对2014-2016年的预测(十 亿美元) 发展中经济体保持领先 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已创新高,达到7780亿美元(见表1),占全球FDI流入量的54%。但是与过去十年间17%的平均增长率相比,FDI增速已经降至7%。亚洲继续成为FDI流入量最多的区域,显著高于欧盟这一传统中占全球FDI 比重较高的地区。其他主要发展中地区,非洲(增长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增长6%,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也有所增长。 表1 2011-2013年按地区划分的FDI(十亿美元,%) 地区 FDI流入量FDI流出量122013 世界 1 700 1 330 1 452 1 712 1 347 1 411发达经济体880517566 1 216853857欧盟北美发展中经济体非洲48555771212亚洲东亚及东南亚南亚4432361392西亚534844221931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大洋洲233121 转型经济体9584108735499 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 58585712109 经济体a 最不发达国家222428445 内陆型发展中国家36343063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676221 备忘录:全球FDI占比 发达经济体51.838.839.071.063.360.8 发展中经济体28.816.217.034.217.717.8 非洲15.515.317.225.631.427.0 亚洲42.654.853.624.732.732.2 东亚及东南亚 2.8 4.1 3.90.40.90.9 南亚25.331.229.417.822.423.1 西亚19.625.123.915.820.320.7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2.6 2.4 2.40.80.70.2 大洋洲 3.1 3.6 3.0 1.3 1.4 2.2 转型经济体14.319.220.1 6.59.28.1 结构薄弱、易受冲击的小型 0.10.20.20.10.10.1 经济体 最不发达国家 5.6 6.37.4 4.3 4.07.0 内陆型发展中国家 3.4 4.4 3.90.70.70.7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3 1.8 1.90.30.30.3 来源:UNCTAD, FDI-TNC-GVC 信息系统,FDI/TNC 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a不包含双重计算 尽管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在2012年迅速下滑后有所恢复,但仍然维持在全球FDI比例的历史低位(39%),远低于2007年峰值的57%。发展中国家连续第二年,保持了对发达国家2000多亿美元的领先优势。 2013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占据世界前20位最大FDI流入国的一半。墨西哥攀升至第十位。中国的流入达到了历史新高,并继续成为世界第二大输入国。 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TNCs)FDI创造了历史新高,达到4540亿美元。如果包括转型经济体,其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39%,这一比例在20世纪初仅为12%。六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成为2013年全球前20位最大投资国(见图3)。并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不断收购发达国家TNCs在发展中世界的分支机构。 大型区域组织的全球FDI格局 APEC成员国占全球FDI流入的份额从危机前的37%增长到2013年的54%(见图4)。2013年流入到东盟(ASEAN)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份额尽管较小,但仍然是危机前的两倍,这类似于金砖国家(BRICS)曾经出现的情况。 图2 2012和2013年FDI流入量前20位东道国/经济体(十亿美元) 图3 2012和2013年FDI流出量前20位母国/经济体(十亿美元) 正在谈判的三个大型一体化框架——TTIP,TPP和RCEP——显示了不同的FDI趋势。正在就TTIP框架进行谈判的美国和欧洲发现它们整体占全球FDI流入的比例几乎减半,从危机前的56%降低到2013年的30%。在TPP中,美国所占比例减少被同一组织内新兴经济体相应份额的增长所抵消,使得总占比从2008年前的24%增长到2013年的32%。东盟十个成员国和它们的六个自贸区(FTZ)伙伴正在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进行谈判,其在近年来全球FDI流入中的占比超过20%,是危机前水平的两倍。 图4 2005-2007年间平均流入以及2013年流入特定区域和跨区域组织的FDI (十亿美元) 最不发达经济体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尽管历史上许多贫困发展中国家的FDI十分依赖采掘业,过去十年间的绿地投资动态显示出更为微妙的图景。以公布的跨境绿地投资项目累计价值计的采掘业份额在非洲和LDCs都很可观,分别是26%和36%。但是,由于行业具有资本密集性质,非洲和LDCs以项目数计的份额分别下降到8%和9%。并且,采掘业的份额正在快速减少。经披露的2013年绿地投资数据显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占非洲和LDCs的整体项目额的90%。 页岩气正在影响美国及其之外的FDI结构 在FDI结构中可清晰观察到页岩气革命。在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内,随着页岩市场的巩固以及小型国内参与者需要分享页岩发展成果并分担生产成本,外国资本发挥的作用越发重要。2013年,页岩气跨境并购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内此类交易中的占比达到80%。拥有搜寻和开发页岩气所必需的技术的美国公司也成为其他国家内拥有丰富页岩气资源的能源公司的并购目标或合作伙伴。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外,廉价的天然气也将包括绿地投资在内的新的产能投资吸引至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化学和化学制品行业。美国在全球此类部门内经披露的绿地投资中的占比从2011年的6%分别增长到2012年的16%和2013年的25%,远高于美国在全行业中的平均占比(7%)。外界对美国制造企业一定程度的“回岸”也有所期待。 随着其他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国家内石油化工制造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其对FDI的影响也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日益凸显,特别是在西亚地区。类似雪佛龙菲利普化工、陶氏化学以及埃克森美孚化工这样的跨国公司将他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到美国。甚至连诺瓦化学(阿联酋)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的石油化工企业也开始在北美进行投资。 医药业FDI受到“专利悬崖”驱动以及新兴市场机会 近年来,医药跨国公司已经将其非核心部门剥离出去并将研发活动外包,而参与并购活动可以保证其拥有新的收入来源和低成本生产基地。因应不断增长的需求,该行业内的全球参与者希望通过兼并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商来获取高质量、低成本的非专利药物。他们同样紧盯了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研发企业和初创公司。这一领域内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境并购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前的4%,增加到2010和2012年间的10%,并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18%。 顶级医药跨国公司留存海外之收益促进了这类交易,并预示着进一步的活动。2014年第一季度内的跨境并购交易额(55个交易合计2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2013年的全年交易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 私人股权投资仍然强劲(power dry) 2013年,私人股权投资企业的资金增长至1.07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年增长率达14%。但是,他们的跨境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仅为1710亿美元(净值为830亿美元),减少了11%。私人股权投资在2013年跨境并购中的占比是21%,比高峰时期的2007年低10%。鉴于越来越多的优秀基金可以参与到投资中以及他们近些年相对少有并购活动,私人股权投资FDI的发展潜力仍然巨大。 大多数私人股权投资并购仍然集中在欧洲(传统上的最大市场)和美国。亚洲市场的投资股权投资交易正在增加。尽管规模相对较小,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也开始兴起并在发展中国家和更为成熟的市场展开交易。 主权财富基金的FDI规模相对较小,国有跨国公司占比显著 主权财富基金(SWFs)在资产、地理分布和目标行业方面继续扩张。SWFs 管理的资产达到6.4万亿美元并且在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全球进行投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产油国最近成立了自己的SWFs来管理他们的石油款项。与他们的资产规模相比,SWFs的FDI投资水平仍然较低,仅占他们管理资产的不到2%,并且还限定于少数几个SWFs。2013年,SWF主导的FDI流量达67亿美元,累计存量达到1300亿美元。 国有跨国公司(SO-TNCs)数量相对较小,但其外国子公司数量和所管理的国外资产规模却十分庞大。据UNCTAD估计,至少有550个SO-TNCs——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15000余个外国子公司,且所管理的国外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的一些位列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SO-TNCs主导的FDI投资预计在2013年达到1600亿美元,实现了连续多年下降后的小幅增长。在这一水平上,尽管其数量不到所有跨国公司数量的1%,但是所管理的资产却超过全球FDI流量的11%。 国际生产继续稳定增长 2013年国际生产继续增长,其中,消费增长了9%,资产增长了8%,附加值增长了6%,就业增长了5%,出口增长了3%(见表2),就海外经营扩张而言,来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更快,但二者的国内经营比率大致相同,因此总体上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国际化指数水平。 2013年,全球5000大跨国公司的库存现金维持在高位,占其资产总额的11%。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库存现金(包括短期投资)估计达到3.5万亿美元,而来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库存现金约1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现金-资产比率在过去五年内相对稳定,约为12%。与此相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现金-资产比率近年来逐步上升,从危机前的平均9%到2013年的11%有余。这一增长表明,截止2013年末,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比之前多持有6700亿美元现金,这也意味着其投资显著减少。 表2 1990-2012年FDI及国际间生产部分指标 二、FDI地区趋势 非洲FDI增长,源于非洲内部的投资 受到国际和区域市场寻求型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2013年非洲地区吸引的FDI增长了4%,达到570亿美元。在食品、信息技术、旅游、金融和零售等行业,由于对新兴中产阶级持续增长的预期,也促进了消费导向型FDI的增加。 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FDI流入带动了非洲整体FDI的增长,同时其他地区有所下降。南部非洲的FDI流入量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3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南非和莫桑比克的FDI流入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在这两个国家,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部门,莫桑比克天然气行业在吸引外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流入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外资不断增长,非洲东部地区整体FDI增长了15%,达到62亿美元。肯尼亚正在成为受青睐的商业中心,不仅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还得益于制造业和运输业;埃塞俄比亚的工业战略可能吸引亚洲资本建设制造业基地。北部非洲的外资流入量降低了7%,降至150亿美元。部分由于政治和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加,中部和西部非洲的FDI流入量分别降至80亿美元和 140亿美元。 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跨国公司活动推动了非洲内部投资的增加。从2009到2013年,非洲内部的跨国绿地投资项目合同金额比例增加至18%,而上一阶段这一比例不足10%。对于许多规模较小、地处内陆或没有石油出口的非洲国家,区域内的投资是FDI的重要来源。 非洲内部不断增长的FDI与各国领导人对建设更深层次区域一体化的努力 是一致的。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次区域集团,集团内FDI只是非洲内部FDI流量的一小部分。只有在两个区域经济合作集团中——EAC(约占50%)和SADC(90%以上),集团内FDI构成了非洲内部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由于这些组织的有关国家对相邻国家的投资占其对外投资的主导地位。在提升区域内投资方面,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没有更广泛的非洲经济合作组织具有效率。 非洲内部的投资项目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只有3%的区域内绿地投资项目在第一产业,而在区域外绿地投资项目中这一比例达到24%(2009-2013年)。区域内投资有助于构建本地区的价值链。然而,到目前为止,非洲对全球价值链(GVC)的参与仍局限在与发达国家原材料出口的下游整合阶段。 亚洲发展中国家:FDI首选目的地 201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总体FDI流入量达到4260亿美元,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近30%,依然是世界首要FDI流入地区。 东亚地区FDI流入量增长2%,达到2210亿美元。东亚地区的稳定表现得益于FDI对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稳定增长。2013年中国FDI流入量达到124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同时中国FDI流出量增长15%,达到1010亿美元,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大宗交易所驱动。中国的FDI流出量预期在最近两到三年内将超过流入量。中国香港的FDI流入量略有增长,达到770亿美元。中国香港在吸引地区跨国公司的总部方面非常成功,2013年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达到近1400家。 东南亚地区的FDI流入量增长7%,达到1250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本地区另一总部经济大国——吸引FDI流量占到50%。东盟10国与其6个FTA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开展了RCEP谈判。2013年, FDI对RCEP中16个国家的流入量达到3430亿美元,占FDI全球流量的24%。15年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努力有利于本地区整体和区域内部FDI流量的增长。RECP国家的投资占据了东盟国家外资流入量的40%,而2000年前这一比例只占17%。基础设施行业和制造业的区域内FDI尤其能为促进低收入国家发展,如老挝和缅甸。 2013年,南亚地区FDI流入量增长10%,达到360亿美元。印度是本地区最大的FDI流入国,2013年FDI流入量增长17%,达到280亿美元。与整体趋势相反,零售部门的投资并未增加,尽管从2012年开始多品牌零售业已经开放。 亚洲各国正在建立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走廊——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和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这将强化亚洲次区域的经济联系,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机会。这一行动很可能增强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南亚的整体商业环境。 2013年西亚地区FDI流入量下降9%,降至440亿美元,已连续五年未能恢复增长。持续的区域紧张环境和政治不确定性阻碍了投资者,尽管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FDI流入量继续下行趋势;其他国家FDI有缓慢回升,尽管流入量仍低于以前的水平,只有科威特和伊拉克达到了2012和2013的水平。 2013年西亚地区FDI流出量上升了64%,主要由于海合会国家FDI流出量的增长,其中卡塔尔FDI流出量翻了两倍,科威特FDI流出量几乎翻了三倍,占到了本地区FDI流出量增长的绝大部分份额。FDI流出量的增长将会进一步增加海合会国家本已存在的巨额外汇储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FDI不平衡增长 201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FDI流入量达到2920亿美元。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FDI流入量增长了5%,达到1820亿美元。往年FDI增长主要由南美国家拉动,2013年这一地区的FDI流入量降低了6%,降至1330亿美元,结束了连续3年的强劲增长。在主要FDI流入国中,巴西FDI流入量有2%的少量增长,尽管有86%的FDI进入了第一产业。智力和阿根廷的FDI流入量分别下降了29%和25%,降至200亿美元和90亿美元,主要由于采矿业的FDI流入量降低。秘鲁的FDI流入量降低了17%,降至100亿美元。相比之下,哥伦比亚FDI流入量增长了8%,达到170亿美元,主要得益于电力行业和银行业的跨国并购。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FDI流入量增长了64%,达到490亿美元,主要由于比利时啤酒制造公司AB InBev对Modelo集团的股份持有;这一价值180亿美元的并购使得墨西哥的FDI流入量增长了一倍,达到380亿美元。其他国家的FDI 流入量大致相同——巴拿马(61%)、哥斯达黎加(14%)、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分别为5%)。 由于巴西和智利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海外收购停滞和偿还母公司贷款的激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FDI流出量(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下降了31%,降至330亿美元。 未来一个时期,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包括阿根廷的页岩气行业和墨西哥的部门改革),将给予外国投资者新的机会,预示着这一地区FDI新的前景。在制造业部门,汽车业跨国公司也正在推动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计划。 巴西和墨西哥汽车业的增长很可能有较好的前景,同时两国在政府政策和跨国公司的反应方面有明显的不同,这也反映了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层次和形式。在墨西哥,汽车出口有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下游参与程度,以及更高的出口价值增值。而巴西制造商,其中有多家跨国公司,主要供给本地市场。尽管 其出口程度较低,但它们包含了更高层次的国内价值增值过程,包括通过本地公司和与其他公司的联系。 转型经济体:FDI流入创历史新高,但前景不确定 2013年,转型经济体FDI流入量增长了28%,达到1080亿美元。在欧洲东南部国家,FDI流入量从2012年的26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37亿美元,主要得益于服务业部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由于俄罗斯FDI流入量的增长,独联体国家FDI流入量增长了28%。尽管发达国家是主要投资者,发展中经济体的FDI也在不断增长。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前景取决于区域不稳定带来的不确定性。 2013年,本地区FDI流出量上升了84%,达到创纪录的990亿美元。同往年一样,俄罗斯的跨国公司占据了绝大多数FDI流出项目。这一地区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总价值增长超过六倍,绿地投资合同金额增长87%,达到190亿美元。 最近十年来,转型经济体各国是FDI增长最快的东道国和母国。在这一FDI 迅速增长的时期,不论在FDI流入还是流出方面,欧盟国家是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欧盟拥有这一地区FDI流入存量的最大份额,约占本地区FDI总量的三分之二。在独联体国家,绝大多数投资进入了自然资源部门、消费部门和其他已开放或私有化的特定工业部门。在欧洲东南部,私有化、低生产成本以及与欧盟合作的前景或本地区的欧盟成员国是欧盟对这一地区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样,转型国家对外投资存量的主要部分也流向了欧盟国家。这些投资者寻求欧盟市场的战略资产,包括能源行业的下游产业活动和制造业的价值增值活动。 发达国家:FDI恢复增长 在2012年的急剧下降之后,2013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增长9%,达到5660亿美元。流入欧盟国家的FDI达到2460亿美元(增长14%),比2007年的最高值降低了30%。在主要国家中,流入德国的FDI——在2012年达到创纪录的低值——大幅反弹,但法国和英国出现了急剧下降。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内部贷款的大幅波动是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意大利和西班牙FDI流入量大幅反弹,后者在2013年成为欧洲最大的FDI流入国。北美地区FDI流入量恢复到2500亿美元,其中美国——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实现了创纪录的17%增幅,达到1880亿美元。 2013年发达国家FDI流出量为8570亿美元,几乎与去年同期持平。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和日本的持续扩张被北美地区FDI流出量的下降抵消。欧洲FDI流出量增长10%,达到3290亿美元。瑞士成为欧洲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与欧洲整体趋势相反,法国、德国和英国FDI流出量大幅下降。北美地区的FDI 流出量下降10%,降至3810亿美元,部分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从欧洲转移资金、增加当地债券市场持有份额,并将资金转移回美国。日本FDI流出量连续三年增长,达到1360亿美元。 2013年的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均保持在2007年峰值水平的一半。在全球份额方面,发达国家占全球FDI流入总量的39%和FDI流出总量的61%,均为历史 最低水平。 近年来,尽管跨大西洋的FDI流量份额有所下降,但欧盟和美国仍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国——从双方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规模来看更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美国62%的FDI流入存量来自欧盟,同时50%的FDI流出量流向了欧盟地区。在欧盟各国,美国FDI流入量占据了本地区非欧盟国家FDI流入量的三分之一。 最不发达国家:FDI有所上升,但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FDI下降 2013年最不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增长14%,增至280亿美元。一些较大的不发达国家FDI流入量下降或停滞,但其他国家实现了创纪录的增长。在安哥拉一项近30亿美元的撤资项目影响最大,但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莫桑比克、苏丹和也门的外资流入量实现增长。最不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占全球比重仍仅为2%。 最不发达国家的合同绿地投资项目达到最高纪录,按实际价值计算达到了三年来的最高水平。由大规模能源项目带动的服务业部门FDI占据了合同绿地投资项目的70%。在最不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外国资本占据了其资金的主要部分。然而,很大部分合同外资至今尚未形成实际投资,这源于这些国家的结构性财政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没有转化为FDI,长期的酝酿期增加了支出,或实际项目延迟或取消。 2013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下降了11%,降至297亿美元。其中亚洲内陆发展中国家的降幅最大,约为50%,主要由于蒙古的FDI流入量下降。非洲内陆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有增有减,15个内陆发展中国家的8个FDI流入量有所增加,其中赞比亚吸引外资量达到18亿美元。 从整体来看,FDI仍是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在内陆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整体更为明显。在发展中经济体,最近十年来FDI流入规模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平均为11%,而在内陆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上升了近一倍,达到21%。 2013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下降了16%,为57亿美元,结束了两年来的复苏局面。采矿业及与下游产业相关的活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旅游业是其吸引FDI的主要部门。旅游业引起了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制造业——如服装加工和渔业加工——曾是不可忽视的FDI进入行业,受到了贸易偏好变化的负面影响。 三、投资政策趋势与关键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新政府努力阻止撤资并促进回流 UNCTAD监测显示,在2013年,59个国家和经济体采用了87种政策措施影 响外国投资。国家投资政策倾向于投资促进与投资自由化。与此同时,监管性或限制性政策占比从25%进一步上升至27%(图5) 图5 2000-2013国家投资政策变化(百分比) 在转型经济体中,投资自由化措施包括大量私有化措施。针对外国投资的自由化措施主要发生在亚洲,而且大都数与电信业和能源业相关。新采用的FDI 限制和监管措施涉及大量的不被批准的外国投资项目。 最近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努力防止外国投资者撤资。受经济危机和持续的高失业的影响,一些国家对于搬迁和裁员采取新的批准要求。另外,一些国家开始促进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回流。 更有效的利用投资优惠政策需要改进监管 尽管优惠政策不断收到经济上低效率并导致公共资金的分配不当,政府仍广泛利用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在2013年,新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中超过一半与投资优惠政策相关。 根据UNCTAD最新的投资促进机构(IPAs)调查,大多数投资优惠政策的目标是促进就业、技术转移与出口促进,最重要的目标行业是IT与商业服务业,其次是农业和旅游业。尽管环境保护与发展弱势地区在国家和全球政策议程中重要性愈发增加,他们在当前IPAs的投资政策促进策略中排名不高。 将投资优惠政策与SDGs联系起来可以构成更有效的政策工具来修复市场失灵并避免传统投资优惠政策广为诟病的缺陷。政府也应该仔细评估其优惠政策效果并强化监管。 一些国家扩大IIA条约谈判范围,其他国家则不然 随着新增加44个IIA条约,2013年底,全球IIA总数接近3240个(表6)。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政策相异。与此同时,有一个“放大”条约制定的趋势,体现在活力增加(更多国家更迅速参与后续谈判回合)和 涉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也增加。现在,IIA谈判越来越针对现有IIA条款采用新方法并且对谈判议程增加新问题。在IIAs中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与投资自由化以及强化特定投资保护机制就是例证。 “大型区域性协议”-系统性预期的影响 大型区域协议谈判已日益成为公共辩论的焦点,引来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或反对。与它们潜在影响相关的关键问题是当事人的监管空间与可持续发展。大型区域协议是具有相似经济结构并且投资在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组国家间达成的协议。将这些协议中的七个一起考虑,共包括88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旦达成,它们将有可能对当前多层次国际投资机制与全球投资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图6 1983-2013年国际投资协定变化趋势 图7 重要投资协定的参与情况及OECD成员国 大型区域协议可能对IIA机制具有系统性影响:它们要么有利于现有条约的整合,要么通过与现有IIAs(包括多边协定,表7)的重叠加剧内部矛盾。例如,六个主要的大型区域协议与现有的140个IIAs重叠但产生了200个新的双边投资协定关系。大型区域协议也可能边缘化没有参与的第三方。谈判方需要自习考虑这些系统性影响。透明的规则制定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有利于发现最优解决方案并确保达成的协议实现双赢。 对投资仲裁的争议增加 2013年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二多的投资仲裁案(56件),并使总数升至568。新仲裁案中40%被告是欧盟成员国,而其中只有一起是欧盟内部成员间的案件。投资者继续在广泛的政策领域挑战各种政策,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行业。 过去一年也产生了37起仲裁判决-其中23起在公共领域-赔偿金额是有史以来第二多(连同利息一共9.35亿美元)。随着大型区域协议内涉及投资仲裁的可能性出现,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改革IIA机制的呼吁 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或多个IIAs的参与方,但是许多国家都对当前的机制不满意。关注点主要包括IIAs的发展空间;平衡投资者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IIA机制的系统复杂性。 各国政府通过以下四方面的行动应对这些挑战:(i)一些国家想维持现状,主要通过避免在达成新IIA时条款发生变化;(ii)一些国家从IIA机制退出,单方面终止现有条约并批评多边仲裁条款;(iii)一些国家有选择的进行调整,修改未来条约的模型但是保持条约的核心与主体部分不变。(iv)系统性改变,旨在全面解决IIA机制面临的挑战。 虽然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是系统性改革能有效解决IIA机制的复杂性并使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这样一种改革过程能够采用渐进方式,逐步行动: (i)定义改革领域(识别关键与迫切的问题,形成能改变什么和应该改变什么的共识,以及什么不应该改变和不能够改变),(ii)设计改革路线图(识别不同的改革选项,评估优缺点,就行动次序达成共识),(iii)在国内,双边和区域层次实施。多边场合,比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员(UNCTAD)能通过自身的政策分析、技术援助与达成共识为IIA改革提供整体的、合作的与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世界投资论坛能提供平台,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IPFSD)能提供指导。 四、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私营部门贡献的行动计划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投资的大幅改变 面临共同的全球经济、社会与环境挑战,国际社会正在定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些由联合国同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达成的SDGs将在全球范围内,在2015—2030年间通过具体目标激发行动,比如减少贫困、食品安全、人类健康与教育、改善气候变化以及其他一系列经济、社会与环境目标。 私营部门能通过两种方式做出贡献:商业实践中良好的公司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投资。这包括了私营部门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在贡献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保持透明和负责任;避免伤害,即使违背禁止;成为政府的伙伴并且最大化投资的协同收益。 SDGs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显著的资源影响。每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需求估计在3.3万亿美元到4.5万亿美元之间,包括基础设施(道路、铁路、港口;电站;洁净水)、食品安全(农业与农村发展)、改善气候变化、健康与教育。 实现SDGs需要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巨大改变。公共部门资金可能不足以满足所有SDG相关部门的需求。但是,现在,这些部门的私营投资参与率很低。只有一小部分银行、养老金、保险、福利和捐助基金以及跨国公司的资金投向了SDGs部门,而发展中国家甚至更低,而最不发达的国家(LDCs)尤其低。 在当前SDG-相关部门的投资水平,发展中国家面临每年2.5万亿美元的缺口 在当前SDG-相关部门的公共及私人投资水平,每年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2.5 万亿美元(图8)。弥补这一缺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是能够完成的。如果当前私人投资的增长率能够保持下去,这一缺口的一部分能够有私人部门解决(按“正常运营的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按当前的私人部门参与率,目前的私人投资增长率足够满足SDG相关部门的投资需求。但是整体来看,依然存在每年1.6万亿美元的缺口。而这一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大。增加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SDG融资参与率将能弥补缺口的很大一部分。 分开来看,投资缺口的相对大小会随SDG部门的变化而变化--一些部门的私人参与率很低而且有可能一直很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展中国际的SDG部门的私人投资初始水平和增长率都很低,以至于按目前的参与率计算,私人投资直到2030年都无法弥补投资缺口。 图8 预计年度投资需求和私营部门的潜在贡献(万亿美元) 结构薄弱的经济体需要特别的关注,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双倍的私人投资增长率 在发展中国家,不同SDG部门的投资与私人部门参与率大不相同。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与LDCs、LLDCs、SIDS完全不同的情况。在LDCs,官方发展援助(ODA)是最大的外部融资来源而且常常被用于直接弥补赤字和公共支出,而且ODA的这一极端重要地位将维持下去。 在当前SDG部门的私人投资参与率和增长率,如果假设“正常运营”,LDCs 在2030年前将只能满足公共部门融资需求的90%。再考虑到LDC政府有限的资金来源有限而LDCs的ODA已经被用于当前支出而非投资,这种方案将不可行。没有更高水平的私人部门投资,LDCs的SDGs融资需求将无法被满足。 为了促进LDCs中SDGs的私人投资,一个可行的目标是使当前私人部门投资 的增长率加倍。这将使私人投资成为仅次于公共部门投资和ODA的补充融资来源。公共投资和ODA将继续是基础性的,到2030年前将达到目前水平的三倍。 提高私人投资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食品安全与减轻气候变化方面 某些部门比其他部门提高私人投资参与率的潜力更加巨大(图9)。基础设施部门,比如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减轻气候变化),交通运输与洁净水都具有巨大的私人部门投资潜力。其他SDG部门不太可能产生更高的收益,或者很难设计有吸引力的风险收益模型(如气候变化适应)或者它们是公共服务的核心而对私人投资参与很敏感(如教育与卫生保健),因此,公共投资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要满足所有的融资需求也不切实际,SDG必须提升私人部门参与率。 图9 当前和更高的参与度水平上私营部门对减少投资缺口的潜在贡献 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更多地参与到SDG相关行业中,其中许多部门具有敏感性与公共部门属性,从而导致了政策困境 第一个困境与私人部门更多的参与到敏感行业中所带来的风险有关。例如: 除非保证在位监管,否则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部门在医疗保健与教育方面的服务提供会对相关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也需要有实力的机构与技术能力。私人部门参与到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行业,如电力或通信等,这些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敏感性,意味着公共部门的资产向私人部门转移。鉴于公众对水与公共卫生基本需求,私人部门的业务涉及到此类基础设施的营运时尤其敏感。 第二个困境源于维持所有人能享受到能够负担且可得到的优质服务的需求。影响私人部门在SDG行业投资的根本障碍是此类投资的风险收益不足。很多机制旨在为私人部分分担风险或者改善风险回报。然而,增加的回报无法一定使得 私人投资者提供的服务最终可被社会中的贫困阶级负担或获得。准许能源或水源供应商仅覆盖经济上有吸引力的城市而忽略农村的需求而提高必要服务的价格,都会带来不可持续的结果。 第三个困境源于公共与私人投资各自搬演的角色。尽管在SDG行业中存在公共部门的资金短缺使得私人部门投资被期待以加速SDGs预期实现的事实,但公共部门投资仍是根本与关键。政府——通过政策与规则制定——需要为关键公共服务提供与整体可持续战略负最终责任。 第四个困境是在经济结构较薄弱的国家,特别是LDC国家的极其迫切的融资需求间的明显冲突,因而需要增加私人部门的投资,并且存在这些国家在吸引此类投资时面临巨大困难的事实。如果没有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与支持措施,一个真实就风险就是LDCs内的营运条件与风险会继续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UNCTAD为SDGs中的私人投资提出战略框架 SDGs的私人投资战略框架(图10)阐明关键政策的挑战与解决方案,涉及到: ● 提出领导力这一概念来定义指导原则与目标,以确保政策连贯性,并激发行动力。 ● 为可持续发展动员资金——在金融市场或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筹集资金以投资于可持续发展。 ● 将资金引入为可持续发展项目——确保可获得的资金明确用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LDCs)内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投资项目。 ● 影响最大化与弊端最小化——为私人部门更多的参与敏感行业创造有利环境并落实适当的保障措施。 指导原则的设定有助于克服私人部门更多地参与敏感行业而导致的政策困境 参与到SDGs内刺激私人投资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如何解决SDGs行业内更多的 私人部门参与而带来的政策困境持不同观点。为SDGs内的投资设定共通原则有助于构建方向与目标的集体意识。以下原则可提供一个框架。 ● 平衡自由化与管制权。更多的私人部门投资进入SDGs内公共资源欠缺(尽管其具有选择性和渐进性以及可行的顺序方法)的地方是必要的;同时,更多的投资应伴随着相关法规与政府监管。 ● 平衡对有吸引力的风险回报与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服务这两项需求。这要求政府在这两个方面积极应对市场失灵。这意味着向投资者明确义务和争取承诺,同时提供激励措施以提高投资的风险回报。这也意味着基于社会包容有条件地提供激励或补贴。 ● 平衡对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推动。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品。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之间的协同效应和互助角色可以体现在金融资源层面——例如,以公共部门的资金作为种子资金来增加私营部门的资金——也可以体现在政策层面,各国政府可以争取让私人投资者来支持经济或公共服务的改革。然而,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避免将推动私人投资的政策转变为对公共投资有偏见的政策是极其重要的。 ● 平衡全球范围内的SDGs需要在LDCs方面极其努力。尽管面向发展需要的总体融资存在于全球范围,在吸引私人部门为LDCs融资方面需要尤其努力,因为若无针对性的政策干预,这些国家将难以从私人部门吸引到所需资源。为贫穷国家提供专门的私人部门投资,利用ODA吸引更多私人资金,以及旨在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的引资对于LDCs都是合乎要求的。 图1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私人投资的战略框架 在SDGs内增加私人投资,需要全球层面以及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领导力 领导力在为处理政策困境提供指导性原则与设定投资目标时都是必不可少的。SDGs背后的合理性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即是,设立目标有助于明确方向和目的。SDGs背景下是雄心勃勃的投资目标。国际社会应该尽可能使目标明确,并清楚表明投资政策以及国家和国际层面引资行为的相关影响。在LCDs内增加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这样的可实现且雄伟的目标是无比令人期待的。 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并创造协同效应。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之间,投资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之间(如税收,贸易,竞争,技术,环境,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坛和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中的决定将会对SDGs内融资增长的前景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为了确保全球推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可持续发展及投资能在其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领导力是必不可少的。 为SDGs内投资建立一个全球多方利益相关者平台。一个为SDGs内投资的全 球多方利益相关者主体可以为整体投资目标的商议提供平台,形成前景良好的创新举措以增强金融流通,传播先进实践经验,支持具体行动,并确保用共通的方式来评估影响。 为SDGs内投资创造多机构技术援助便利。许多旨在提高SDGs内私人部门投资的举措是极其复杂的,需要突出的技术能力和强大的机构。一个多机构的制度性安排有助于支持LDCs,例如,可以为SDG项目发展机构的下列规划提供建议:银行可担保项目的包装与渠道推进;设计以SDG为导向的刺激计划;制定规章制度框架。旨在增强协同作用的一致努力是势在必行的。 一系列政策选择可用于应对动员资金所面临的挑战和约束,旨在将资金引入SDG部门,并且确保其持续影响力 金融市场内动员资金的挑战包括对市场参与者而言的市场失灵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错位的激励等缺乏透明度,以及创新金融方案面临的启动与规模难题。作为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SDG的金融系统的政策回应可能包括: ●为创新型SDG融资方式创造沃土。旨在为SDGs内投资提升资源的创新型金融工具和集资机制需要支持来达到一定规模。前景可佳的措施包括SDG专用金融工具和影响力投资,使用公共部门资源来助力私人部门资金动员的集资机制,以及为SDG投资项目建立的新的“去到市场”的渠道。 ●为外部性建立或完善价格机制。就社会和环境外部性而言的有效价格机制——无论借助给此类外部性增加成本(比如碳交易税)还是通过基于市场的计划——对于将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置于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上最终是至关重要的。 ●促进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s)发展。SSE为上市经济实体提供激励和工具以提升关于ESG表现的透明性,并且允许投资者就资本的负责人分配形成决议。 ●引进金融市场改革。重新调整金融市场的回报以利于SDGs内的投资需要具体行动:包括改革支付和绩效结构,以及鼓励SDG部门内长期投资的创新评级方法。 将资金引入SDG部门内的关键约束包括准入障碍,SDG投资的风险回报率不足,缺乏信息、有效的一揽子计划和项目优惠,以及缺乏投资专才。有效的政策回应可能包括: ●有保障地减少准入障碍。成功提升SDG投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良好的整体政策环境,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同时有利于吸引投资,尤其是对敏感部门而言。 ●扩大SDG投资的风险分担工具的适用。包括公私合营、投资保险、缓和融资以及预先市场承诺在内的一系列工具可以帮助提升SDG投资项目的风险回报。 ●建立新的激励计划和新一代的投资促进机构。SDG投资发展机构可以将 SDG部门作为目标并发展银行可担保项目的渠道。投资激励需要重新定位以将SDG部门作为目标并且为社会环境绩效附加条件。区域性的激励可以帮助带动跨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私人投资以及SDG部门内的企业区域聚集。 ●建立SDG投资伙伴关系。投资者母国、东道国、跨国企业以及多边发展银行间的伙伴关系可以有助于克服知识鸿沟并在SDG部门内产生联合投资。 最大化SDG部门内私人投资的正面效果并最小化其面临的风险和弊病的关键挑战包括发展中国家较弱的吸收能力,社会和环境影响风险,以及对利益相关者介入与有效影响监控的需要。政策回应可能包括: ●增强吸收能力。一系列政策工具可用于增强吸收能力,包括对创业的促进和便利化,对技术发展、人力资源以及技能发展的支持,上午发展服务和促进业务关联。特别旨在促进SDG部门内业务的孵化器内或经济区内业务关联和企业集聚的发展可能尤其有效。 ●建立有效的管理框架和标准。敏感的SDG部门内的私人部门介入增加需要有效的管理作为配套。特别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人类健康与安全,环境保护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和包容性,税收,以及国家与国际政策的融合。 ●良好的治理,强有力的机构,利益相关者介入。通常良好的治理和有能力的机构是确保吸引私人投资的关键,尤其是在SDG部门内。同时也需要有效的利益相关者介入和相关影响的权衡管理。 ●落实SDG影响评估。对投资影响的监控,尤其是社会和环境维度的监控,是有效执行政策的关键。一组可量化的核心影响指标有助于此。私企对社会和环境绩效的影响评估和报告可以提升企业责任感并有助于投资动员和引导。 图11以示意图的形式总结了每个战略框架因素面临的关键挑战和政策回应。政策回应的细节可在UNCTAD的SDGs内私人投资行动计划中查看。 图11 关键挑战与可能的政策应对 对持续发展中的私人投资的巨大推动 UNCTAD的SDGs内私人投资行动计划包含一系列应对动员、引导和冲击挑战的政策选择。然而,国际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协调一致的推动需要关注若干优先行动——或者说一揽子计划。图12提出了六个一揽子计划,其中团体行动与“SDG投资链”中的具体环节有关并且表明行动的利益相关群体比较同质化。这样一套有针对性的行动计划可以帮助持续发展中的私人投资形成巨大推动。 1. 新一代的投资促进战略和制度。可持续发展项目,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住房方面还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都需要集中力量来促进投资及其便利化。这样的项目应当成为IPAs和商业发展组织工作的优先部分。 可持续发展项目中的潜在投资者最常遇到的约束是缺乏有规模和影响力且银行可担保的项目的具体计划。可持续发展中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应当包括对最高政治层面优先考虑和支持下的打包前结构化项目的营销。这需要专家和专门机构,比如,可持续发展投资项目中政府赞助的“经纪人”。这样的专业设置(从项目和结构化金融到工程学和项目设计节能)可以从国际组织和多边发展银行组合提供的技术援助中获取支持。也可以在区域层面成立机构以分担成本并实现规 模经济。 对SDG部门内投资的促进应当得到有效追求同样目标的国际投资政策体系的支持。目前,IIAs聚焦于投资保护。IIAs中主流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技术援助等领域积极促进投资。其他措施包括关联投资促进制度,通过投资保险和担保为SDG投资提供便利,以及日常影响的监控。 图12 努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私人投资:行动计划 2. SDG导向的投资激励。投资激励计划可以特别为促进可持续发展项目而进行重构。旨在提升建立时即拥有的区位竞争力的单纯“基于区位”的激励需要过渡到旨在促进SDG部门内附带持续良好表现条件的投资的“基于SDG”的激励。 3. 区域性的SDG投资合约。区域性和南南合作可以助长投资。为促进SDG 投资而展开的区域合作对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及SDG部门内运营的企业聚集(例如绿色区域)尤其有效。也可以包括联合投资促进机制,增强吸收能力的联合项目,以及公司合营模式。 4. SDG投资的新型合作关系。母国内的对外投资机构和东道国内的IPAs间的合作可以被制度化以实现在母国进行SDG投资机会推广,为SDG项目提供投资激励和便利化服务,以及联合监控与评估影响的目的。对外投资机构可以就发展中国家SDG部门内的投资演变成真正的商业发展机构,提升外界对投资机会的意识,帮助投资者弥补知识差距,并且实现投资过程便利化。可以支持SDG投资商业发展服务的具体工具可能包括为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可担保项目和连锁计划机会提供线上渠道。多个机构的技术援助组合有助于支持LDCs。南南合作关系也可以帮助传播良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5.创新融资机制和融资市场的再定位。绿色债券和影响力投资等新的和已存在的融资机制需要支持并且有利的环境允许它们扩张并作为最具潜力的资金来源而被推广。公开赞助的种子融资机制和对SDG项目而言便利的金融市场准入也是值得关注的机制。更进一步,朝向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市场再定位需要私人投资 者就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进行综合汇报。这是通向金融市场内负责任的投资行为的关键一步,也是旨在为SDGs内的投资动员资金这一举措的前提。综合汇报是可持续证券交易所的核心议题。 6.改变全球商业心态和发展SDG投资专门知识。世界上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者——全球投资的主要来源——以及最成功的企业家倾向于被那些商学院所教授的商业,管理和投资模型深深影响。这些模型大多聚焦于成熟或新型市场的商业与投资机会,风险回报与这些市场相关联,但它们也大多忽略了这些模型参数之外的机会。常规的模型也倾向于仅仅计算经济风险和收益,常常忽略更广泛的或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并且,标准的商学院教学忽略了在贫穷国家营运伴随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创新性地解决难题的需求,使得管理者对益贫式投资准备不充分。商学院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将会产生重要的长期影响,该课程激发对贫穷国家投资机会的认识并且向学生灌输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环境中所需的问题解决能力。在现有培养与认证项目中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类似的学习模块也是有益的。 SDGs内私人投资行动计划可作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就落实SDGs 和形成SDGs内投资运营战略进行讨论时的参考。它被设计为一个“鲜活的文本”并且包含了线上版本,以邀请国际社会交流观点、建议与经历,进行互动和开放的对话。因而它也构成了利益相关者进一步交流的基础。UNCTAD旨在通过其两年一次的世界投资论坛和线上的投资政策中心为这样的交流提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