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

编者按:由于编者工作的失误,误把程念祺先生的一篇征求意见的未定稿(《小农经济“低投入-产出”效应分析之一》)当作定稿上传,并把作者名字误作“程德祺”。编者在此郑重地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现把作者所寄在《史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取代原来误发的文章,并请读者在利用和引用该文时应以此文为准,切勿引用误发的未定稿。(2006/4/10) 内容简介: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中,牛耕的使用,有一个经济上的可行性问题。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牛耕发展,一方面是由于耕牛出租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小农同居家庭对牛耕成本的分摊。唐宋时期,一牛一犁的普及和小农核心家庭平均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牛耕的发展,五六口人、五十亩地和一头牛,成为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小农核心家庭的土地配置和人口逐渐减少,牛耕逐渐退出,农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小,并且越来越重视精耕细作。 关键词:牛耕成本、家庭规模、精耕细作、农业经营规模 在《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文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本文则以工具和动力的低成本趋向为题,分析这种低投入-产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不利影响,分析的中心是牛耕与小农家庭规模的关系问题。 一、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 按《管子》所言,战国时期的小农,其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2。可见,农业劳动依人力而为,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农史专家指出:“六国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还停滞于28.57亩,即11.9大亩(折合今8.211市亩),与《淮南子》所说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差不多,说明六国主要还是人力耕,犁耕不是主流,所以耕作效率低。秦则能耕54小亩,折合22.56大亩,即今15.525市亩,如不用畜力耕,决不可能。根据我们推测,秦在农耕中还利用了铁犁。”3 秦国是否已普遍使用牛耕,兹不论。但是,在西汉中期以前,畜耕并不具有普遍性,则是可以肯定的。从战国到西汉,中国农业发展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就是它的精耕细作。这种精耕细作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力的大量投入。所以,当畜力的运用还仅限于耕种,而不能用之于整地、中耕的情况下,无论是马耕还是牛耕,对于实行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言,意义都不大。换言之,仅仅扩大耕地和播种面积,而没有足够的人力进行整地、中耕,并不能给 “精耕细作要求一定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小农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李根蟠先生指出: 而劳动者劳动强度的增加是有限度的,耕种太多的土地会超出劳动者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主攻方向。”4这是非常正确的。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其家庭规模已非常之小,往往是三四口5。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使农业向着以人力投入为主的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而排斥畜力和大型农具的使用。 然而,学者们总是引用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作为西汉已实行普遍牛耕的证据。《汉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食货志》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如下: 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这段史料有两点必须注意:一、赵过推行牛耕,其耕播工具使用起来都很“便巧”;二、因为缺牛,推行的时候,牛耕或改为人耕。耕播工具的便巧,被用来说明它们更适合于牛耕;而在一些农史学家看来,赵过推行牛耕之前,西汉还曾经盛行过马耕;马耕的犁具是不适合用于牛耕的。 关于马耕,《盐铁论》卷6《散不足》上说:“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同书卷3《未通》上则说:“农夫以马耕载。”但是,《散不足》上还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汉代中家的财产标准约为十金,相当于十万钱。这样的财力,非一般小农之家可以望尘。养马一匹,要耗去“中家六口之食”,也是小农“五口之家”1无论如何消受不起的。可见,当时养得起马的,至少是个“中家”。那时是养得起马的人家不种地,而种地的人家养不起马。战国以来,论者言及小农之家,如李悝、孟子、晁错等,都未提及马耕。这决不会是一种疏忽。同样,西汉的小农,也用不起牛。农史专家根据当时一头牛的价钱相当于100斛(石)粟这样一个事实,推论当时小农根本不具备拥有“二牛”的实力,“一般贫民耕作,只得凭耒、臿而已”。2这实际上也否定了赵过在当时推广牛耕的可行性。赵过用平都令光“教民相与庸挽犁”,恐怕也有问题。用人挽犁,始于人力足、用力齐,或可奏效;及人力稍衰,则不能齐,决无可用。估计所谓的“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无非是根据短时间内的效果推算出来的。 赵过的真正功绩,在于推行代田,恢复一度被荒废了的精耕细作。据史书上记载,代田法所推广的地区,粮食亩产提高了:3 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堧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所谓“用力少而得谷多”,指的就是代田法的优越性,亦即精耕细作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并非是赵过的凭空发明:4 “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 于此可见,除“一亩三甽,岁代处”之外,代田法主要强调的农业的中耕,是古已有之而经赵过改善并推行的中耕。当时,中耕是加大人力的投入,而非牛力的投入。至于前引关于代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的话头,应是针对当时农业中放弃中耕而复归粗放的现象而言的。所以,代田的优越性,与牛耕的使用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 1史林2004年第3期 2《管子·海王》 3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研究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9页 4 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改造散论》,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9日发布 5 李根蟠:《战国秦汉小农家庭的规模及其变化机制》 1《汉书》卷24《食货志》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研究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页 3《汉书》卷24《食货志》 4《汉书》卷24《食货志》二、耕牛出租、同居大家庭与东汉牛耕的发展 然而,从历史记载来看,东汉初年,牛耕似乎已变得普遍了。《后汉书》卷76《任延传》:“(任延)诏征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此为牛耕在西汉后期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一条间接的证据。而若非如此,九真那个地方的人“不知牛耕”,就不知从何谈起。又《齐民要术》卷2引《汜胜之书·种瓠篇》,也有涉及牛耕的证据。其谓以“区种”法种瓠,“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这样的种瓠法,恐为“纸上谈兵”。但汜胜之谈到“蚕矢、牛耕、功力”的价钱,却值得重视。我们且不论种瓠的收入和买蚕矢、雇牛、雇人的费用,是否被汜胜之高估,也不管蚕矢和雇牛、雇人,究竟在那笔总数为26000文的费用中各占多少比例。我们所注意的,是汜胜之所说的雇牛耕地的现象。显然,在小农普遍养不起耕牛的情况下,牛耕在西汉后期的发展,应与雇牛耕地有关。其时,国家甚至也经营耕牛出租。《汉书》上就有“假与犁牛、种、食”、“假贷犁牛、种、食” 1予贫民的记载。西汉后期的小农家庭规模,是否较西汉中前期有所扩大,不得而知。但牛耕在某些地区一定程度的普及,却是毫无疑问的。否则,难以想像东汉初年的牛耕普及。整个东汉一代,牛耕在农业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后汉书》卷94《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祠春用“土牛”,足见牛耕的重要性。应劭《风俗通义·佚文》:“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即此亦非虚语。汉明帝时,就有“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2的记载。汉章帝时的一份诏书中,也曾谈到因“牛多疾疫”,从而造成“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3的情况。但是,也有迹象表明,牛耕的发展并不很平衡。如汉章帝时的王景,其出任庐江太守在公元65年,距公元29年任延出任九真郡太守,晚了36年。而庐江郡地处淮南,较九真郡的开发要早许多。但庐江郡是在王景到了那里之后,才知道牛耕的。4 马新女士指出,东汉小农家庭规模大于西汉,“其主要表现是代际层数与夫妻对数的增加及家庭人口的上升,同居家庭在诸种家庭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东汉的‘二牛抬杠’画象砖或壁画来看,往往是四至六人配合劳动。小型家庭无论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难以适应这种生产的需要,因而就促使一批小型家庭为联合人力物力而进行家庭的膨胀或扩大。”5大家庭适应了牛耕的需要,牛耕也适应了大家庭的需要,这本是互为因果的。另一方面,东汉民间雇牛耕地比西汉末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据载,兖、豫、徐、冀四州连年“雨多伤稼”,朝廷就“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6。因为存在着雇牛耕地,那些小型的家庭同样也可以使用牛耕。 在普遍使用牛耕的情况下,东汉农业的精耕细作,在总体上恐怕不如西汉。我们看到,任延所在九真郡和王景所在庐江郡,前者是人民“以射猎为业”,后者则农业尚处于比较粗放的阶段,“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因此,这两个地方在实行牛耕后,无疑会从“田畴岁岁开广”和“垦辟倍多”的粗放型农业中获益,而不是从精耕细作中获益。而在那些已经开发的农业地区,问题就不一样了。《后汉书》卷 39《刘般传》记刘般曾上书汉明帝曰: 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此事的由来,因明帝诏令:“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所谓“区种”,无非是要求农民种地精细些,以弥补垦地减少所造成的损失。这里,“区种”一词,应是指以“代田”为代表的西汉精耕细作的农业。区种的作用是少种多收,而汉明帝却要求“增耕”,所以刘般向明帝指出,“增进顷亩”的结果,无非是诱导“吏举度田,欲令多前”。显然,东汉农业要比西汉粗放些;但是,由于“同居家庭”以及雇牛耕地,使养牛的成本得到了分摊,使牛耕有了很 大的发展。 -------------------------------------------------------------------------------- 1《汉书》卷12《平帝纪》、卷99《王莽传》 2《后汉书》卷39《刘般传》 3《后汉书》卷1《章帝纪》 4《后汉书》卷76《王景传》:“(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