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 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 ——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孙吉胜 , 2013-01-29 20:45:07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08年3期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关 键 词:后结构主义 话语 身份 政策 安全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语言建构主义? 都对语言比较关注。后结构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其理论中的本体分量相对更高，语言被认为本身就具有行事(performance)性，语言造就行动。? 后结构主义主要强调话语(discourse)，强调文本和对文本的解构，把语言作为理解不同社会现实的起点，把社会世界作为一个文本来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解 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开始借助后结构主义理论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看文本过程和社会过程在特定的语境中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影响人们的言行。国际关系理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借鉴主要体现在语言能够造就一定的话语，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和知识，使其常识化、社会化。本文重点研究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身份、对外政策和话语之间的理论关系及其对国际关系具体研究的方法指导，同时也希望为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语言、意义与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及其对意义的理解，认为语言本身具有结构性，尤其是语言本身体现出的差异性(differentiation)和相关性(linking)。语言可以形成话语，建构知识、常识和意义体系。 (一)后结构主义与语言 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基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要源于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结构主义的诞生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其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确立了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本性和语言各成分间的关系。? 索绪尔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指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 他强调语言系统是由不同的结构层次构成的;在每个层次上人们能够确定相互对立的成分，每个层次上的单位基本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分联合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单位。雅各布逊1926年帮助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派，1929年第一次使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这一术语，把 各种现象视为一个结构整体以进一步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 之后，列维—斯特劳斯(C. Claude Levi-Strauss)借助结构语言学进一步发展了结构主义方法，人们从对有意识的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它们的无意识结构的研究，重点研究词项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一般的语言规律。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968年出版了《结构主义》，指出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则组成的系统。一个结构的观念包含了三个关键的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规范性。 后结构主义被视为是从内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即用结构主义的某些论证来反对它自己，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哲学风格和一种写作方式，描述的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哲学反应，并指出了结构主义的不足之处。很快，后结构主义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弗朗西斯•利奥塔(Jean Francis Lyotard)、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J•博德里拉(J. Baudrilla)等人的作品中被作为典范而加以引用。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是对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一种哲学挑战，力图使结构、结构的系统性和传统科学非中心化，它批判结构主义形而上学的基础并把它向不同方向延伸，同时把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主体的批判作为中心成分加以保留。? 如后结构主义强调自我的话语构造以及自我规范，其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方法或手段系列，比如考古学、谱系学和解构等。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的风格很重要，强调文本、文本相似、历史和文化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强调叙事理论和口述学，强调话语操作，重视文本性、权力、话语及其对话语主体的建构。 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具有建构性，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和认识论意义，在语言的表象之外没有真正意义。? 客观事物、主观事物、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等正是通过语言的建构才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和身份。后结构主义并不否认物质因素的存在，而是认为它们需要通过语言实践嵌入到话语中来才会产生意义，否则 即使它们存在，对这个世界也不起作用，也就谈不上意义。使这些物质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涉及行为体在话语面前的施动性。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并不仅仅像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所说的只是媒介工具，语言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语言的社会性表现在它不是一种个人特征，而是每个人为使自己能够被别人理解需要使用的一系列集体编码和惯例。这种社会性表明语言是把特殊的语音和物体连在一起，并使其社会化。? 语言的政治性表现在语言是人们建构和再造某种主体性和身份的场所，同时把其他身份和主体性排除。从认识论角度讲，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相对结构，由于在本体上具有建构性，话语同时也具有认识论意义，即语言不仅代表了一种语言能力，也是一种由一系列相联系的符号构成的认识论。?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认识语言来认识世界。 语言本身具有结构性，语言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对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尤其是身份起重要作用。后结构主义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启迪，同时也受福柯、德里达、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e Kristeva)、欧内斯托•拉克洛(Ernesto Laclau)和昌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等人的影响。德里达主要是强调解构，强调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福柯强调知识和权力;拉克洛和穆芙强调话语与霸权。福柯强调话语的形成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归位的过程(dispersion)，使某些事物、概念、声明、主题选择等成为一种常规事物(regularity)，(11) 而德里达则认为语言是不同符号构成的体系，事物的意义不是由本身所形成的，而是一系列事物并列在一起通过比较、对比形成的。通过事物间的对比和话语的对比来突出某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有价值，这也正体现了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如“恐怖主义”的意义和身份是通过和“自由的保卫者”的身份对比而形成的;“不发达国家”的意义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而形成的;“女人”的身份是通过和“男人”的身份对比而形成的。这些身份通常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除了这种结构性外，话语也是一个开放的体 系，内部会呈现出不稳定性。也正因如此，政治家们通常会努力使自己的某些话语稳定化，而逐渐排除其他的话语。语言的这些特点也把政治的施动性、话语的建构和再造功能以及话语所建构的身份提到了核心地位。就政治而言，政策性的话语建构问题、客观事物、主观事物，同时也建构出针对这些事物的政策。 (二)话语、意义体系与常识建构 话语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这也是语言转向后人们对意义的一种重要理解。根据这一观点，物质世界本身并不表达意义，人们通过使用语言等符号体系来建构事物的意义。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研究主要强调不同事物被置于一个系统中的关系，即强调在一个系统中事物间的异同。其次，后结构主义受德里达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采用一种正反两分法(binary opposition)的结构，如“现代的”和“传统的”、“受过教育的”和“无知的”，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权力结构，两分的事物一个处于优势地位，一个则相反。把话语作为一种意义结构来分析是话语研究的基础。每个话语实际都包含一个意义体系，这些意义体系又相互运作来建构事物，赋予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知识。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们普遍认可的一种观点是话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背景能力，使行为体能够区分和辨别事物，并把它们和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所以，话语本身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通过语言或其他意义形式建立的事物间的关系而实现的一种结构。可见，如果人们希望研究话语涉及的人、事、知识等之间的相对区别和层次关系，进而得到一种结构关系，就必须分析话语真正使用的语言。(12) 话语可以建构世界常识。话语可以建构所涉及的事物，即除了通过语言来谈论事物，如对事物进行分析、分类外，话语可以把某些事物和身份变为一种真理 统治(regime of truth)，在有些时候还可以把它们传播开来，使它们作为一种常识被人们接受，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模式。话语界定了谁有言说权力、行事权力以及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选择性地把一些事物建构成权威，即赋予某些群体权威性，而把其他的排除在外。此外，话语还能够造就知识，进而产生相关的政策、规律和实践等。这样，整个话语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造就世界的过程，使整个世界权威化、层次化和规范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物成为常识，使人们想当然地接受，有些则被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而体现在国际政治方面，目前人们针对国际政治常识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也有部分是在对外政策分析方面。大多数情况下，话语经常是理论实践和特殊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一方面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理念，一方面是关于苏联邪恶帝国的话语，二者相互作用稳定了冷战的话语。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性观点还有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对立等。而冷战后，西方国家为了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建构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话语，为经常采用的经济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提供了道义基础。所以，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政治常识产生的重要平台之一。但也正因如此，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些常识以外的声音，如在研究国际问题时，不但要考虑国际关系理论，还需要考虑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和理解才会更全面、更彻底。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就后结构主义而言，除了德里达的解构和福柯的知识权力论外，学者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是以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间的互动，主要学者有珍妮弗•米利肯(Jeniffer Milliken)、莱纳•汉森(Lene Hansen)等。这些学者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具体分析，为我们呈现出了国际关系的另一幅图景。 二、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 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话语、身份与政策的相互作用。这也是米利肯和汉森等学者所研究的重点。语言通过对身份和对外政策的建构而不断产生意义，形成一定的话语，话语把身份的表象和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话语产生了身份，身份和政策相互影响。对外政策取决于对身份的表述，身份同时又通过政策的形成和合法性而得到建构和再造。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视角使我们对身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有了新的理解。 (一)身份与后结构主义 身份一直是国际关系辩论的核心话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反思主义(reflectivism)的兴起，身份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其实，自国际关系这一学科起步，学者们就注意到相关的内容。(13) 在早期学者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人的著作中，身份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及，但是相关的内容在他们的理论中都有过阐述，只不过随着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实证主义的兴起而被暂时忽略。(14) 20世纪70年代末，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15) 中使实证主义和因果认识论达到了一个巅峰，国际关系理论中抽象的、超历史性的结构主义也随之流行起来。(16) 这种结构主义观同时也启发了更多的学理思辨: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反思主义的兴起，强调宏观结构之外的身份、文化、规范、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观念等的重要性。在这个范畴内，不同的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不同。罗伯特•沃尔克(Robert Walker)等人继续关注国家主权对于国际关系在本体和 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弗雷德里克•克拉托克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G. Onuf)、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等强调规范、规则、制度和法理(legal reasoning)的重要性;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把结构和施动性引入国际关系，认为国际结构取决于个体国家的特殊建构;詹姆斯•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认为外交不仅是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一种调节外来的和陌生的文化的实践;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认为对外政策是通过动员特定的文化、种族、政治身份而实现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则认为制度是理解国际政治的关键，并将以上学者的研究概括为反思主义。反思主义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一类学者属于理性—反思主义，强调应该通过因果假设来进行更好的验证，才能体现反思主义在应用方面的活力，(17) 他们更注重借助自然科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以哲学的、历史的人文传统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而另一部分很快分为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又继续分为不同派别，如以温特、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伊曼纽尔•阿德勒(Emmanuel Adler)等为代表的传统建构主义，虽然他们注重观念因素，但还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其他建构主义学者如奥努弗、克拉托克维尔等则距离实证主义较远，更偏向后现代思想。(18) 而后结构主义主要关注的是话语，即通过对文字或口头语言的研究来揭示身份是如何在对外政策的文本中表达出来，如何来研究相互对立的话语间的文本关系，如何选择和阅读文本等，(19) 更强调语言、话语和理解。对后结构主义而言，身份并不是国家或个人本身的特点，而是话语的产物。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特殊行动的合法性，并通过话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关于身份和政策的话语。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通常人们会建构一个“我”(Self)或是“我们”的身份，同时也建构一个“他”(Other)或“他们”的身份，将其作为表述政策的基础。 (二)身份与对外政策 后结构主义认为身份和对外政策在本体上相互关联，是互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身份与对外政策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身份无论是在本体还是在认识论方面对后结构主义都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多把身份作为影响对外政策的一个自变量: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而后结构主义则在这一点上同它们区分开来。后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建立表象，表象形成身份，对外政策依赖于身份的表象，同时身份通过对外政策的表象得到建构和再造。身份的形成过程实际是一个话语过程。因此，对外政策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在本体上与身份相互联系。正是通过对外政策话语的体现及话语的行事功能，身份才得以形成，并成为政策合法性的基础。所以，身份并不是对人或事物的一种客观描述，而是总在被不断地阐述、协商、重新塑造，不断变化。就语言而言，身份和政策都是通过语言的表象而形成，语言通过对身份和政策的不断建构而产生意义。语言的这种建构性表明政策话语取决于对问题和主体性的特殊建构，这些问题和主体性也都是由话语建构而来。政策的制定需要身份，身份和政策通过一个不断调整的叙述过程相互影响、相互建构。所以，身份和对外政策无论从分析角度还是经验角度都是开放的，是一个相对概念。身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对外政策的一种前提条件，语言对身份的具体表象是相关政策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同时又被对外政策不断建构和再造。后结构主义把对外政策视为一种话语实践，认为对外政策的话语把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二者密不可分。政治话语本身具有社会性，政策的制定者们总是试图把他们对身份和政策的理解制度化、社会化。身份的表象与对外政策是通过话语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话语来对身份和政策进行系统研究，通过对身份的话语研究来理解对外政策。 后结构主义认为对外政策和身份的表象之间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平衡的过程。从理论上讲，对外政策的话语可以通过在身份和政策之间建构一种联系而使对外政策概念化。也就是说，在对外政策的话语中，为了保持某种话语和政策的稳定性，基本要保持政策和身份间的平衡。这样，关于身份和政策的话语需要不断调整，或是调整关于身份的语言，或是调整关于政策的语言，就如同人体内保持水和盐的平衡一样。身份的话语主要通过语言表述的差异性和相关性来实现。如果关于身份的语言不一致，政策的话语就会不稳定。所以，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以及试图影响对外政策的人总是要在身份和政策的表象之间建构某种联系，使二者呈现出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能够使其对外政策的表象具有合法性和可执行性。这也是政治家们在实践中的一个努力方向。例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巴格达被攻陷之前，布什总统把伊拉克的身份表象为两种:一个是“威胁自由世界的萨达姆政权”:邪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有能力 策划 活动策划ppt下载游戏策划下载民宿策划下载游戏策划shu下载英文歌曲大赛策划免费下载 另一场“9•11”的敌人。而另一个是“被压迫的伊拉克人民”:渴望美国军队能给他们带来民主和自由。这样的身份表述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持性话语。因此，为了美国、伊拉克人民和全世界的安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外政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所以，关于身份和政策的话语不仅是一个内部稳定的问题，还与其他话语有关，即是否被其他话语支持，是否与其他话语有一个较好的链接，是否被一种公众话语所接受。例如，布什关于萨达姆的政策不仅要看布什关于萨达姆的身份建构和相关政策间的关系，还要看这些政策和话语是否能够引起公众的共鸣。所以，在政策和身份之间建构一种联系还要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受现存的主导话语的制约。有时，这种制约也会起积极作用。例如，布什对萨达姆的建构就很好地利用了美国社会关于萨达姆的主导话语，并在“9•11”后新的语境下赋予其新 的意义。此外，在国际事务中，行为体所拥有的军事能力、所面对的制度压力、媒体报道、近期的经历等也都会对其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20) 另一方面，话语并非恒定不变，后结构主义认为每种话语都存在将来被解构的可能。当需要变换政策时，话语也会随之变化，而形成的基础是通过语言的频繁表述。话语反过来又会强化所选择的政策，二者相互作用。 后结构主义认为在对外政策的话语中对身份的表象非常重要。对外政策来源于身份的表象，主要是因为身份具有关系性(relational)、话语性(discursive)、政治性和社会性，通过表象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建构出一种“我他关系”(Self-other)，(21) 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差异性和相关性来实现的。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对外政策关于身份的话语总是通过语言表象出某种“我他关系”，有时是一个“我”，一个“他”或是一系列“他”，也有时是一系列“我”，一系列“他”。“我”的身份通过对“他”的描述建构而来，而“他”可以在“我”之上，或在“我”之下，或是与“我”平等，可以被表述为一种威胁，也可以是盟友、需要帮助的对象或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者等。例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将萨达姆和伊拉克建构为不仅是对美国，而且是对文明世界、民主、自由的威胁。而表述该身份的同时，必须把与萨达姆对立的身份叙述出来，如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等。对外政策则取决于国家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表象，需要定义所处的语境，进而在这种语境中赋予相关事物以意义。关于身份的表象对形成和辩论对外政策起重要作用。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的本体概念直接影响到认识论问题，即身份是对外政策建构的，同时也建构对外政策。由于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本体作用，对认识论方面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我们需要研究身份和政策是如何通过语言来阐述的。(22) 我们可以通过话语的研究来分析和理解对外政策。 当人们要质疑身份和政策时，可以首先质疑身份。每种话语中都会存在一些 空白点，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发现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历史分析方法，就如同福柯的谱系方法那样，从一个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来进行系统的研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从质疑布什对萨达姆的身份界定入手来批判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即美国对萨达姆的看法有误，萨达姆完全可以被遏制和威慑，并不像布什所经常描述的对其采取遏制和威慑政策都不会生效。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指出布什政府针对伊拉克所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选择。(23) 除了挑战话语的身份外，还可以挑战政策或是身份与政策间的逻辑。通过挑战这种逻辑使人们对原有的一些政策和事实产生不同的理解，这和后现代思想的二次阅读相似。当原有身份和政策受到挑战或威胁时，政治家们通常会通过一个渐进过程来改变原有身份和政策的话语，可以承认一些新的事实的出现，但要设法把它们置于原来话语框定的意义体系中。例如，布什政府在解释美军在伊拉克受到的袭击时，承认这些暴力袭击的存在，但是突出它们和伊拉克人民无关，否则就和布什以前的话语即伊拉克人民感谢美国相矛盾。还有一种选择是绕过新出现的事实而置之不理，采用一种放任的处理方式。例如，2003年夏天，伊拉克战争中的暴力袭击已经相当严重，但是布什的话语却很少提及。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政府后来遭到了众多质疑，但政府的回应大部分是武器还没有找到，到后来提的越来越少，而把更多的话语重点放在伊拉克是恐怖分子的避难所以及在伊拉克建立民主、自由的重要性等方面。 (三)身份表象与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与身份的建构密切相关。对后结构主义而言，国家安全是一个建构“我”“他”身份的话语实践过程。一个国家感觉安全与否，与对自己身份的表象和与己对立身份的表象密切相连。国家安全一直是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内容。按 照现实主义观点，尽管观念对对外政策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国家安全来说，物质因素如军事能力、综合防卫能力等还是起核心作用。而后结构主义认为，话语外的物质和客观事物都没有意义。如果要使它们和安全相关就必须把它们纳入到政治话语中来。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建构过程，国家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与其说是“现实”存在，还不如说是国家对外界环境的一种感知。一个国家认为自身是否安全、是否面临威胁和危险，主要取决于本国与他国之间的相互社会实践。(24) 通过实践，行为体会清楚“我”是谁，受到什么样的来自“他”的威胁，“我”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等。 后结构主义认为，关于国家安全的身份建构主要是建构一个“我”和对“我”产生安全威胁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容经常被表述为是威胁“我”的安全。正如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利•维夫(Ole Waever)在谈到究竟是什么使一件事物成了安全问题时所解释的，“把某种发展变化变为安全问题，国家就可以要求一种特殊的权利。”(25) 也就是说，没有既定的安全。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安全问题时，它就是安全问题。所以，安全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通过这样一个安全化过程，国家可以以安全受到威胁的名义更好地调动国际和国内的各种资源。而国家安全的界定和国家界定的利益相关，即国家安全通常涉及国家利益或是战略利益。美国在“9•11”后确定了两大战略任务，即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样，所有的对外政策都在围绕该话语而展开。所以，当一个外部的“他”威胁到这些方面时，通常也就变为需要迫切解决的安全问题。在极端情况下，这个外部的“他”会被描述为“邪恶、非理性、不正常、危险”等。(26) 例如，美国在动员伊拉克战争时反复说萨达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关于萨达姆的主导话语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分子等，这种威胁不但存在，而且异常紧迫。与此相对，美国的身份是自由世界的代表，热爱自由、热爱和平。萨达姆则是与自由对立的敌人，随时会使用他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 美国的安全。按照政策的逻辑，美国必须对其采取行动，否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这种威胁还将波及整个文明世界。因此，萨达姆以及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使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有了话语基础。因为安全的重要性，政治家们通常还会拥有一些在处理其他问题时所没有的特权。如“9•11”后，美国政府针对反恐所采取的措施有些侵犯了美国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权，而政府可以解释是为了安全需要，有些事情无法处理得那么透明。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的话语不仅建构了政策，也建构了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这也是布什政府在动员伊拉克战争时所体现出来的。 在国家安全的建构过程中，“我”“他”的身份通常通过语言的结构性和相关性表述出来，同时也通过语言的对比来揭示二者间的差异程度。与“我”对立的“他”的身份经常是极端且具有威胁性的。如冷战期间，美国把苏联描述为“邪恶帝国”。“9•11”后把恐怖主义描述为“最残忍的谋杀者”、“自由的袭击者”等。除了这种“我”“他”两分法外，对于身份的建构还可以把一系列事实并列、对照来建构一种相关性和差异性，也就是说把多种身份并列在一起，如在布什关于伊拉克的话语中，涉及的不仅仅是“美国”和“萨达姆,伊拉克政权”两个对立身份，还包括“伊拉克人民”、“西方世界”等其他身份。对立身份的语言表述很多是反义词，如“爱”和“恨”、“自由”和“奴役”、“好的”和“邪恶的”等等。而体现在二者的程度差异上，一边是最正面的，一边是最反面的。如美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恐怖分子是“最无情的杀手”;美国士兵被描述为“最高水平”，伊拉克士兵则被描述为“最气急败坏的”。这些相对立的身份通过语言的相对性、相关性和结构性特征在话语中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大的意义体系。这些身份会稳定主导话语，也建构了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身份的具体内容主要沿着空间维度(spatial)、时间维度(temporal)和 道义维度(ethical)而展开，并随之产生不同的责任。(27) 空间维度经常会涉及边界、外空间的界定及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差别等，主要强调国家安全的话语，如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产生政府对国民的责任。体现在对外政策的话语中，重点是国家，并且通过建构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等身份来建构自己国家的身份，并使相关的问题具体化。近年来出现的区域性身份也是沿着空间这个维度来界定的，如欧洲、非洲、西方文明世界、中东、东亚等。这些空间性内容有时也被赋予政治色彩，比如布什政府在谈到恐怖分子时，经常会说他们对整个文明世界发起了进攻，把恐怖分子置于一种普世的对立面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冲突的论断也是沿着空间维度，冲突之一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对立。(28) 时间维度主要强调发展、变化、持续性、重复等，如现实主义经常提到的战争的重复，而其他理论会经常质疑这一点。(29) 在研究一些国际机制的发展、变化时也会经常利用这种时间维度，如世界人权制度的发展、变化，欧洲的战争史及当前欧盟的演进，全球治理的渐进性发展等。欧盟现在“我”的身份就可以通过过去欧洲“他”的身份而表述出来，以说明当前欧盟这个集体身份的先进性。道义维度主要强调一种责任感，在国际关系中经常是一种国际道德，一种责任。(30) 比如把某件事描述为种族屠杀，这样“我”的身份就可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好的对外政策的话语经常是使三者相互利用、相互促进，在三者之间尽量建立一种稳定、平衡的联系，使身份和安全政策之间能够相互支持。 三、话语、身份与实践:后结构主义对实践研究的指导 从前文我们了解了有关身份和政策话语建构的诸多方面，可以看到，从行为体的言语到形成一定的话语到最后发展为一种主导话语，是一个建构政策、与政策产生互动的过程。基本话语、霸权话语和文本间性是这一认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这些过程对我们在实践中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国际政治中身份和 对外政策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一)基本话语、霸权话语与文本选择 每个文本都会有自己的话语，而有些话语会发展为主导、霸权话语。话语主要从言说或书面的言语实践中来。每个文本都通过语言的相关性和差异性而产生自己的话语，不同的文本可能包含同样的基本话语或几种基本话语。与此类似，不同的国家针对同一事件或现象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话语。如目前针对气候变暖和环境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内容就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部门或组织之间的话语有时也有差异，如官方报道是一种话语，媒体则可能是另一种话语等。多个文本中所包含的共同话语就很容易演变为一种主导、霸权话语，进而压制其他的声音。这也体现了福柯所强调的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正是由于话语的建构性，我们需要研究话语霸权或是主导话语。主导话语的建立通常和权威言说者的努力程度相关。政治家们会努力建构主导话语，使其为自己的政策服务。这样就产生了为建立某种霸权话语或统治而造成的竞争，产生了使某种意义固定或成为统治的努力。如布什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就是要建构一种萨达姆和他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话语，在战争爆发前近半年内，他在演讲中频频使用关于萨达姆威胁的语言。而战争延续一段时间，美国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主导话语内容改为伊拉克战争能够在中东建立民主，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会使世界更安全。具体而言，通过分析某个阶段各话语的出现频率，我们可以看出该阶段的政策重点。另一方面，话语是一种不稳定事物，身份和知识会不断地被重新叙述，言语者会根据出现的一些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语言，随时都有产生新话语的可能性。所以，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就国际政治而言，话语研究不仅仅要解决国际社会的话语和相关政策是什么，还要研究整个过程的变化情况，即原有的话语如何保持，如何解释 政策，新的话语如何出现并成为主导话语，与政策如何相互影响等。 目前，对话语的研究多集中在国际关系的某一主导话语如何建构、产生或定义社会现实。对外政策的话语在一定的阶段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题目与几种相关的政策而展开，由此也产生了对主导知识和处于附属地位的知识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我们需要研究霸权话语如何构架意义、如何影响实践以及话语的意义结构和实践是什么关系。既然对外政策是一种话语实践，如果我们是分析对外政策的辩论，除了分析主导话语外，还需要分析其他基本话语，这样可以更好地分析辩论的主要内容和政策的产生过程。选择范围广、数量多的文本来阅读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所关注身份的不同表象间的差异，更好地理解主导身份和相关话语的产生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反对方如反对党的话语，同时也需要关注学术界、媒体等关于对外政策的具体表象。官方的对外决策者们会努力建构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来源于他们的地位，也来源于知识。而知识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所以文本如何建构知识也是后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往往只是关注行为体那些被集体理解的行为，而认为其他行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以至于这类行为在社会上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人们会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批评，即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很多关于国际关系的连续性和结构形式的非历史性叙述，而忽视了历史变化。也正因如此，人们才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国际关系传统理论所忽略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谱系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主导话语大多具有连续性，而现实中的国际关系并不一定如此。尽管国际关系是变化的，但经常被描述为在不断地重复着以前发生过的事，这样漫长的历史就被置于同一个话语结构中。(31) 如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bell)认为17、18世纪美国的身份建构在逻辑结构和表象模式上和冷战时 期非常相似，所以冷战是美国原有身份的建构和再造的继续。(32) 但事实上，国际关系并不是连续的，国家的实践和国际关系会发生很多大的变化，例如，过去联姻是结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现在早已不是。贩奴过去是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已经不可想象。所以，揭示国际关系非连续性的谱系法不是把过去作为一个连续的系列来理解，而是更关注国家的具体实践，关注它如何由意义体系产生或没有被意义体系产生;关注为什么有些行为在过去可行而现在不可行，有些行为在过去能建构出来而现在却办不到。 (二)文本间性与文本分析 涉及话语和文本，一个重要方面是文本间性，主要是文本间的研究方法和某个文本的具体解读。文本间性是体现新旧文本相互作用的过程。每个独立的文本总是存在于一个大的文本空间中，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本都会有意无意地参考和借助其他文本，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阅读并思考其他文本所建立的意义。一个文本的意义不是文本本身所赋予的，而是阅读其他文本和自己理解的产物，克里斯蒂瓦将其称为文本间性。(33) 把新的文本和旧的文本相联系的过程本身也是造就新意义的过程。新的文本经常需要吸收其他文本，把过去文本的内容纳入到当前新的文本中来。通过参考和引用其他文本，新的文本获取了知识方面的权威性，建构了一种合法性。同时该过程也强化了旧文本的合法地位。(34)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也使两者间产生了意义的交流。国家使其对外政策合法化，主要来自官方的对外政策话语。所以，官方的对外政策话语是理解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关键。但是，如果继续深入分析对外政策文本的话，我们还可以把范围扩大，如研究官方的政策文本、传记，反对党、媒体、公司等的话语以及大众文化如电影、小说等。(35) 这样可以更好地分析文本间性问题。 目前，针对文本间性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界通常采取四种方法，主要以经验研究和证明为基础。(36) 一种是解构法(deconstructive method)，主要是把原来居于主导和优势的文本与其他文本重新换位，从而造就另一种现实。第二种方法是并列对照法(juxtaposition method)，主要是在某个场景下把某个话语所建构的“真理”和这种“真理”不承认的事件或问题并列在一起，把主导表象和其他表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虽然这种方法和解构法相似，但其目的不是建立一种“正确的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而是表明关于实践理解的歧义性，说明一些话语的内在政治特点，即官方话语所表述的事实并不一定是唯一正确的。第三种方法是屈从知识法(subjugated knowledge)，是对上述并列对照法的延展，不仅把另一种叙述列出，还继续深入探讨，以表明处于屈从地位的知识是如何被主导话语所排斥、甚至最后消失的。第四种方法是谱系法(genealogical method)，即通过研究过去话语实践的历史，找出某一单一事件的所有记录。也就是说，在谱系研究中历史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导致现在的连续话语过程，而是一系列不连贯的话语。谱系方法强调主导话语包含着权力运作，认为现在和过去的统一和连贯是人为的，秩序是在一种无序的条件下产生的。这四种方法在真正的研究中经常被综合加以运用。米利肯认为在这四种方法中最有效的是屈从知识法和谱系法，因为这两种方法表明世界已经或是正在由不同的群体或是不同的文化进行着不同方式的理解，也表明了这些群体或文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37) 但是，目前这些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全面，尤其是屈从知识法。米利肯认为应该更好地研究霸权政治和屈从知识，应该研究异议如何产生、如何被消除。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弱，一是因为此类研究确实存在一些具体困难，如来自语言方面的局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话语建构性的片面理解。如果人们认为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且只有一种形式，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来研究霸权政治。如果国际实践被认为是政治精英们的选择，我们就需要考虑政治霸权问题。 解决了文本的选择和文本间的关系，我们还需要明确对某个具体文本的阅读和研究方法。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结构性、差异性和相关性，对文本的阅读我们可以大致采取以下方法。首先，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语言的使用频率情况来看某个特定阶段文本的主要话语内容和话语主体。通过主要话语内容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内容是政策的重点。例如，在伊拉克战争动员期间，美国政府的核心话语是萨达姆对美国的威胁，从该话语内容可以看出伊拉克问题是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而采取的政策应该支持这个话语，即必须面对和解除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同样，冷战期间美国的主导话语是邪恶的苏联帝国。就话语主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对话语内容的分析得出某个阶段话语涉及的主要身份是谁，然后再来分析对主要身份都使用了怎样的语言。如美国在动员伊拉克战争时，其官方话语主要塑造两个身份:美国和萨达姆。但是当伊拉克出现大量的暴力袭击后，主要的话语身份又多了一个袭击者，即新的敌人。在对主要的话语对象进行研究时，我们主要分析突出“我”“他”身份差异的语言，关注此类词汇对建构特殊的身份、意义和话语的关键作用。如在布什的伊拉克话语中，对于萨达姆的“他”的表述词汇主要是“邪恶、暴君、谋杀者、恐怖分子”等，关于“我”的表述词汇主要是“好的、正义的、文明的、受到袭击的”等。除了研究这些具体词汇外，我们还需要把这些词汇置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中以更好地分析这些语言。符号的意义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会更加具体、真实。所以，在实践中我们主要是看这些词汇如何使用并如何被匹配在一起以建构出一种话语的稳定性，同时也需要考虑有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及其他话语通过这些同样的符号可能建构出的不同话语。一旦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使得某些话语比较固定时，很多时候就不再需要把这些身份的细节全部列出。例如，在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前，一提到萨达姆，人们就会想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暴君、支持恐怖分子等，而不需要像战争动员初期那样一一详细解释。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话语的消失问题，即某些身份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反复重复，但是在另一时间可能不再被提及。有时相关性和并列之间可能出 现矛盾，即关于“他”的特点也可能出现在“我”的身份中，在这种情况下言语者就需要巧妙地解释。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虐囚丑闻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把自己定位为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但是虐囚丑闻却与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主导话语相悖，与美国是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的身份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就需要解释在美国士兵中出现的这些“非美国”的内容，原有的话语就会受到置疑和挑战，就可能失去其原有的稳定性。 结语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身份与对外政策的话语关系以及对文本的研究，为我们分析国际关系中的诸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启示。如怎样看待话语中的“我”“他”身份，它们和政策如何相互作用，国际关系中的文本间关系如何运作等等。同时，该理论也促使我们就如何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我们需要研究话语中的身份以及相关政治行为的表象，关注话语意义缺失和理解差异问题。在国际交往中，语言是交流的基础。近年来，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语言为媒介产生的话语具有建构功能，会对国际政治直接产生影响。话语有助于创造“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有助于确立“社会关系”，建构“社会身份”。一个国家的话语将影响其他国家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决定它在世界上的位置。(38) 根据本文阐述的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定义自己(“我”)和其他国家(“他”)是国际关系表象政治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表象政治。在定义自己身份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一些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的阐述或是对新理念的解释等，决策者需要充分考虑自己和其他国家间的语言和文化差 异。对自己的身份和行为表述要能够被其他国家理解，避免出现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话语意义缺失和理解差异。这种现象在涉及语言间的相互翻译时就更易于出现。所以，在必要时我们需要对这些意义缺失或理解差异做一些必要的补充，使相关的表象更加完整。而对于国家间的相互表象，国家首脑、外交部、涉外媒体等官方语言的表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我们需要重视国际政治话语建设，在实践中加强对文本间性的研究。在国际关系中，文本间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国和他国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本国的话语和国际主导话语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中，本国自我表述的话语和其他国家的话语，实际处于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之中，就如同商品市场上的定价权一样，在国际权力的争斗中谁最后进入主导话语谁就获得了主动，进而更容易对自己的政治行为进行有效的解释。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的话语在世界上经常会占据主导，而我们在解释国家行为时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对于同一种国际行为，不同的语言选择和话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国家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话语经常被用作向其他国家施加软性压力的工具。有时，这种软性压力的作用并不比军事等因素产生的硬压力差。软性压力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观以及对外交行为的解释等方面。由于各国间存在价值观等文化差异，加上历史和国情不同，在很多时候如何解释行为，使之和国际主导话语之间产生一种较好的衔接或接轨就显得尤为重要，衔接得好就可以减少来自世界主导话语对自己的软性压力，自己的行为也更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而如何实现有效的话语衔接以解决这种话语间的鸿沟，就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如何把自己的话语嵌入到国际主导话语中来，使这种鸿沟越来越小甚至最后被完全平和。 第三，要有意识地主动解构一些话语，努力建立自己的话语，进而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话语权。话语的形成需要一定的过程，但同时话语也是一种开放的意 义体系。按照前文提到的解构法、并列法、屈从知识法和谱系法等方式，原有的话语是可以被解构的，解构某种话语就相当于建构另一种“现实”。这样，我们就不再是霸权话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在其中嵌入新的话语内容而逐渐将其解构，如列举与霸权话语相矛盾的现实、对某些现实进行历史性梳理、主动忽略一些主导话语，将话语中心进行转移。 当然，后结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阐释也存在自己的不足，如对语言本体地位的夸大，对社会历史环境的忽略，经常被指没有可以验证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而缺乏说服力，但就国际关系的语言认识和分析以及研究方法的指导等方面而言，它显然具有自身的优势和活力，也使我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更加完整而全面。 注释: ? 我们把建构主义内部关注语言的几个流派统称为语言建构主义，尽管他们的理论重点不同，如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G. Onuf)的重点是言语行为和规则，弗里德里克•克拉托克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的重点是言语行为和规范，菲尔克(K. M. Fierke)的重点是语言游戏建构，贾尼丝•马特恩(Janice Bially Mattern)的重点是语言的表象力(representational force)和国际秩序，珍妮弗•米利肯(Jeniffer Milliken)的重点是话语等。此外，哥本哈根学派的奥利•维夫(Ole Waever)也涉及了言语行为，主要是言语行为和安全化问题。 ? Francois Debrix,“Language, Nonfound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cois Debrix,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 2003, p. 12. ? Francois Debrix,“Language, Nonfound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ancois Debrix, ed.,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 2003, pp. 6—7. ? ,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能指是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指能指所指代的概念。参见鲁芩:《语言•言语•交往》，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 ,新,迈克尔•彼得斯:《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 差异》，王成兵、吴玉军译，《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第4页。 ? 迈克尔•彼得斯:《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师承关系及差异》， 第8页。 ? M. J. Shapiro, Language an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18. ?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Abingdon: Rouledge, 2006, p. 18. ? Ibid., p. 84. (11)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19. (12) Jennifer Milliken,“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 231. (13)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2. (14) Ibid., p. 3. (1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st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16)阿什利为了使之与古典现实主义相区别，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 (17)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3. (18)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9)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2. (20)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30. (21)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12. (22) Ibid., p. 23. (23) 详见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An Unnecessary War”, Foreign Policy, Vol. 134, No, 1, 2003, pp. 51—59。 (24) 刘永涛:《重新思考朝鲜核问题:安全与身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 第45页。 (25) 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 第10期，第22页。 (26)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38. (27)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49. (28) 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2002年版。 (29) 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是国际政治经常会重复出现的现象，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 定的，世界总是处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之中;自由主义强调可以通过教育和制度等的约束来改变 战争的频繁发生;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是处于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是由国家间的互动所 造成的，互动所形成的身份造就一切。 (30)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p. 49—50. (31)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p. 245. (32)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145. (33) Ibid., p. 55. (34) Ibid., p. 56. (35) Ibid., p. 60. (36) Milliken,“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p. 244. (37) Milliken,“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a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p. 244. (38) 庄琴芳:《福柯后现代话语观与中国话语建构》，《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9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