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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的“民国梦”.doc

杜亚泉的“民国梦”

黄香仪
2019-03-18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杜亚泉的“民国梦”doc》,可适用于游戏领域

杜亚泉的“民国梦”《杜亚泉文存》收录了杜亚泉的主要著述,其中包括《革命战争》一文。□李志茗年元旦,六朝古都南京见证了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天,给当时的许多中国人带来了欢乐与遐想。若干年后,蒋梦麟还记忆犹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国已经获得新生,前途光明灿烂。”有人甚至以为中国人从此脱胎换骨,可以用梁启超的“人事淘汰”法抛弃昨日之我,重塑今日之我:“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共和肇建,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帝政,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变。接受新思想杜亚泉()也是当时众多的额手相庆者之一。他说“当夫广州首难,武汉兴师,革命精神,震铄一世,专制共和之大问题,赖是以决”,“自是以后,四千年来酝酿之文明,三百年来潜伏之民气,皆得乘时发抒,为东亚细亚方面,开伊古未有之创局”。可见他对革命成功、共和开创很自豪,也满怀期待。杜亚泉有这样的言行并不奇怪,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因受战败刺激,他便无意进一步考取功名,走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之路。他自述:甲午之秋,中日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我国军队不足恃,而外患将日益严重。正忧心忡忡时,见热心科名之士,置国事若罔闻,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决定放弃科举,改习科学。尽管遭到其父的反对,两人关系闹得很僵,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先从数学入手,读李善兰、华蘅芳的书,然后又自学理化、日文,居然无师自通,均有造诣。年,杜亚泉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及理科教员。据蔡元培回忆,他俩都不懂西文,课余“则多阅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地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于吾国传统的学说,不免有所怀疑”。所以,每当在学校食堂吃饭,同其他师生讨论问题时,他们“往往偏于革新方面”,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的教员,不以为然,他们便极力驳斥,使反对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两人先后离校。年,杜亚泉到上海,创办亚泉学馆,编辑《亚泉杂志》,提倡数理之学,传播科学知识。后应张元济之邀,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前后达年之久。在这里,杜亚泉潜心著述,治学范围从理化,扩展到政治、哲学、法律、心理等人文社科领域。当时的上海是近代中国宣传变法、革命思想的中心,杜亚泉本来偏于革新,又服膺科学,做相关研究,所以,在新社会风潮的激荡下,他与时俱进,很能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年月,武昌起义爆发刚满一个月,他所撰写的《革命战事记》和《革命战争》二文就已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卷第号上。在前一篇文章中,他说:革命之事各国有之,发生的原因“率由政治之不良,政体之未善。而种族之异,亦足为其诱因”。我国辛亥革命之起因也不外乎上述两种情况。尽管革命现象至今年才大兴,但追溯其主义之发生,则提倡、传播、实行,伏而不灭、蹶而愈奋者,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太平天国运动就不说了,从十多年前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到近年广西镇南关之变、云南河口之变,浪翻波连,革命之涛声,震荡于国民之耳鼓革命之思想,深印于国民脑子中。除了鼓吹革命的党人,清政府也帮着“制造革命”,号称立宪,实为专制排斥异己,任用亲贵商路收为国有,外债则任意大借,凡可以离民之心、解民之体者,行之惟恐不力。于是,武昌举事,各省响应,革命军之旗帜遂高高飘扬于神州大地上。为辛亥革命辩护在《革命战争》一文中,杜亚泉继续为辛亥革命辩护。他说由武昌起义引发的战争是一场革命战争。虽然我国传统思想认为佳兵不祥,春秋无义战,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事实,人类社会历史的大部分是由战争来书写。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说明它不可或缺,因为人们没有战斗的精神,如何能够保住和平呢杜亚泉认为战争可分为人种战争、宗教战争、经济战争、政治战争四种。其中政治战争又有内战、外战之分,革命战争是纯为内战者。革命战争常分为两种:一种为争夺统治权之战争,另一种为转移统治权之战争。前者为争夺王位或争夺政权之争,一般发生在统治者内部后者则起于统治者君主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是指一国之统治权从君主之手移于国民之手而发生的战争。中国四千年以来之历史,战争不断,革命战争很常见,无非争夺王位权而已。但这次武昌起义则不一样,“此次战争,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一改历代革命战争之目的,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在杜亚泉看来,这次战争具有以下特点:“一为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是无人种战争之意味一为主张人道,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是无劫夺捕虏之行为一为建设民国,创立共和政体,是无争夺统治权之性质”,所以这次战争是纯粹的转移统治权的革命战争,专为推翻专制政府改建立宪共和政体而起。其实辛亥革命并非如杜亚泉所说的那么纯粹。因为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是以种族革命为号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承认“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所以排满宣传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根本所在。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公开提出排满革命口号,确实有很多满人被杀害。如恽毓鼎《澄斋日记》年月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日)记载:美国领事到武昌与革命军会面,见死尸遍野,都是旗人之被杀者,很愤怒,说:“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此外,当时报刊也多有满人被杀报道,连篇累牍,令一些理智的革命党人也心生不忍:“想种族革命,亦不致如是之虐”。连革命党人都认为辛亥革命初期的残杀无辜较种族革命为过,而杜亚泉却坚称其“非种族革命”,“无人种战争之意味”,可见他是很拥护辛亥革命的。他甚至呼吁国民要时刻维护辛亥革命这种转移统治权之主义,以免他主义之阑入,若“以满族之歧异,而酿成人种战争,因生活之困难,而迫为经济战争,主义一淆,即为我革命民族之污点”。正因为视辛亥革命为一场纯粹的民主革命,是要成立中华民国,实行共和政体,开伊古未有之创局,所以与那些只知欢呼共和落地甚至消费共和的人不同,杜亚泉十分关心共和政府的建设和未来前途。为此,他撰写多篇文章,积极建言建策。他说国家政治上之革命,好比在人的身体上施行外科大手术,如果医生医术高明,器械完备,手术成功,则苦痛少而恢复快。经此大手术后,一切良好,那么康复期的调养就非常重要,关系到此后一生的健康与否,这是我国民所当兢兢注意的。他认为近代的革命从英、法两国开端。这两国革命之后,都经历了很长的阵痛期,国内扰攘纷争,难以平息,后来不得不藉霸国之余威,对外扩张,以求境内之粗安。“我国今日的革命无论是国内外环境,还是革命的目的都与这两国不一样,因此它们的经验无法为我们所借鉴。近三年来,土耳其、波斯、葡萄牙、墨西哥诸国也都发生了革命,然而国内凌轹不息,至今政坛风云变幻莫测。殷鉴不远,必须未雨绸缪,以避免重蹈覆辙。”四大问题杜亚泉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要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问题。因为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困扰历代统治者:“周行封建,以分权而天子守府秦改郡县,以集权而乱者四起唐设府兵,以分权而藩镇不可制清之季世,行省分权,不能举改革之实,遂主张集权,即以是受人民之反抗,为此次革命之重大原因”。可见集权与分权分寸不好掌握,集权过甚,强干弱枝分权逾度,形成分裂,其祸均足以亡国。所以应该折衷二者之间,寻求调剂之法:首先要定国家官吏与地方官吏之别,即在各省分设中央与地方机关,前者官吏由中央委任,处理中央事务后者官吏由地方选任,处理地方事务。二者的关系是前者有监督后者之责,后者有完成前者交办任务的义务。其次要分清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的界限,比如国防、教育、交通、法院等等,总之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权界越明晰,中央与地方的感情越融洽。中华民国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外债。民国成立后,鉴于国计困难,民生凋敝,有人主张借外债,以为非输入外资,则全国上下几无活动之余地,届时难免遭到外敌入侵。杜亚泉对此坚决反对,予以驳斥。他强调清朝之覆亡,与大借外债有关,且外债亡国,也有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所以为国者当以不借外债为根据,以不借外债为本职。因为今日列国之竞争借款,其意在扩张商权,干涉内政,为文明的侵略、和平的进击。借外债虽可收效一时,但所带来的危害是长久的:盖其时银价必落,物价必贵,无生产力之人民,其生活日益困难,有生产力之人民,则渐流于奢侈,而银贱物贵之结果,必致外货之输入越多,国货之输出越少,于民生也不利。为今之计,惟有自力更生,崇节俭以贮资本,整理财政以厚信用,于经济上先谋独立之基础,然后才能研究利用外资之办法。中华民国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租税。杜亚泉说我国自古迄今,都以轻徭薄赋为仁政,严禁加征几为不成文之大宪章。时势所趋,增加租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居今日而欲增加租税实在困难重重。一是军兴以来,遭兵燹破坏,民间损耗甚大,市面萧条,物力维艰,失业之民,不可胜数,岂能加重担负二是水患频仍,粮价腾贵,饥民遍地,赈灾不暇,遑论征税。三是教育未普及,下层人民尚不知共和为何物、民主为何义,骤加以担负,必群起抗争。所以,是裕国用还是重民生是今后民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问题。杜亚泉认为就眼下情况而言,只能通过开源节流的办法,即整理田赋和盐税、节省行政政经费。中华民国要解决的第四个问题是去除官本位。杜亚泉指出我国几千来官僚政治发达,官吏之威权特重,且安富尊荣,独占社会上优厚之权利,所以人们官本位思想严重。现在政体改变了,如果希望民国政治安宁,实业发达,就必须破除人们的官本位思想。目前可做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减少官吏。官多为害,是世界各国通病。要去此病症,首在减官,而减官之要,则在减政。所谓减政就是减并政府机关,减省政务,政府不该管的不要去管。二是刬除官威。共和政府的官吏当以人民奴仆自居,言语之间宜为平民态度当遵守法律,不能随意责斥、殴打人民。三是厘定官俸。清代官俸微薄,结果导致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杜亚泉认为不宜过薄,也不可过厚,应以中产之家为准,定其等差,这样既足为生活之资,也不会被视为利禄之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杜亚泉曾分析清朝覆亡的原因说:“此次清廷之革命,其本因有二:一为远因,则以满人专以政治上之特权,种族间生不平之观念一为近因,则由于世运变迁,专制政体不适于时世。而其助因有三:一为中央集权,二为大借外债,三则财政紊乱,政费浩大,税目繁杂。”以上有关中华民国亟需解决的四个问题,正是杜亚泉总结清朝覆亡教训而专门提出来的对策,不管是否书生之见,可行性如何,至少表明他是关心民国前途,对共和政府有很高期盼的。不幸的是,他的建言并未获得时人注目,更没有为民初政要所采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北洋政府时期内阁更迭、政局动荡、外交失败、军阀混战等诸多乱象多少与未解决好上述四个问题有关。民国肇始,当大家还沉浸在共和开基的喜悦中时,杜亚泉却为其前途着想,开始考虑如何操作与运转,难能可贵。◎李志茗,现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经许可,本版文字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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