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分类
史料按照是否是历史事件当事人、参与者与亲近者的记录可以分为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历史学家一般极重视第一手资料。当然在一手资料找不到或很少的情况下,二手资料便显出其重要性,当然如何甄别二手资料准确性,对于史学家而言也是极重要的事。
史料按照存储的形式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声像史料和数字化史料。
文字史料是最常见的,比如正史、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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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私人笔记或者日记等。实物史料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碑铭、器物、遗址等几类,一百多年来专家又发现了很多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比如敦煌文书、汉简、甲骨等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用很大,在文字资料中很多以前不清楚的、有疑问的问题搞清楚了,需要实物证明的史料得到了证明。口传史料更多地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没有文字的地区流传,作为保存先人事迹与奋斗历程的手段,许多没有记录在书上的人物、事件和思想得到发掘,扩大了人们对历史与社会的认识。由于影视和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声像史料与数字化史料出现了,它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可感,大大扩展了史学影响的群体和受众,让史学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存在形式。
史料的收集
要获得较全的史料,中国古代史要搜集正史、类书、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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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地方志、私人笔记、敦煌文书、竹简、碑铭、游记、考古发现等。另外诗词也要搜集,因为诗词等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们对社会、人生、情感的观察与思考,利用诗词有时能等到很好的效果,这方面陈寅恪先生做的很好,他的“以诗证史”
中国近现代史要搜集的资料更多,如文书、笔记、日记、报刊、契约、家谱、地方志、遗迹等都要注意,而档案馆、图书馆尤其要去
史料的辑录、校勘、辨伪与考据
文本的资料、考古的资料、口述的资料,有的互相印证,有的互相矛盾,比如尧禅位于舜一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尧看舜品德高尚禅位于他,而《竹书纪年》则说舜是通过斗争获取政权!要从众多非常零碎、片段、残缺和真伪混杂的历史资料中复原历史真实的本来面目,就需要对这些历史资料认真作出辑录、校勘、辨伪、考证,以确定哪些史料可靠、可信,哪些史料部分可靠、可信,有一定史料价值,哪些史料是胡编乱造,没有史料价值。
史料辑录,是研究者围绕准备深入探究的课题,要认真作出综合性的按照子课题分类的史料辑录、摘编。辑佚,就是将已佚古书尚存于他书中的各片段,重新整合成册,以最大可能恢复原书面貌。他通常是从古代经、史、子、集诸书
的大量注疏引文中,从经过分类编次的类书中,从抄辑其他古书而成的资料性著述中,辑出佚书、轶文的部分或大部分文字。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魏晋人著述200余种,其后90%以上原书俱佚。(《三国志》65卷,西晋陈寿撰。《魏书》30卷,《晋书》15卷,《吴书》20卷,无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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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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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略,且无志。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作注,作注主要是增补史实,他广搜博采,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于元嘉六年成书,字数为《三国志》的3倍,不仅使《三国志》的史料大为丰富,而且还纠正了正文的某些谬误,故与正文具有同等史料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后人辑佚的辽史资料,《辽史拾遗》24卷,清厉鄂撰,成书于乾隆八年,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从300余种史籍中摘录有关辽史的史料,对《辽史》的本纪、志和列传分别加以补充,对记载有误的分别作了考证。辑佚之时,对于引用佚书的古代文献要尽可能的选择可靠地版本,将这些文献中所引用的佚书文字一一录出,凡引用详略不同、文字不一者,应详加考释校正,然后逐一编订。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史料由于年久错简、辗转传抄讹误,或本就记载的失实,故对搜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去粗取精、去伪求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校勘与辨伪。
校勘,校勘又叫校雠,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确凿的证据,通过查勘和核对,以校正古书中由于抄写、翻刻、破损、漫漶、错简等原因造成的各种讹误、缺漏。除此之外,广义的
校雠还包括定书名、编目录、辨真伪、辑佚字等。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校正古籍中的错别字和标点,那只能说是一种狭义的校勘,即普通所谓的“校对”。校勘学,也称校雠学,它是研究有关校勘问题,即校勘对象、校勘方法、校勘史等方面内容的一门学科。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种种错误,古谚云:“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遐览篇》)因秦焚书事件,书籍损失很大,存世之书,或出于口传,或出于壁中。西汉初年,朝廷多次下诏搜罗天下图书,并命人整理。武帝时,汉兴近一百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又命陈农到全国各地去访求遗书,并指定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本书校雠完毕,由刘向总其成。《别录》谓:“校雠:一人读书,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所以校勘工作很早就有了。从汉唐到宋代,记载校勘成果的书籍不断出现。进入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起,书籍校勘大盛,校勘学获得进一步发展,校勘成果也进一步发展。如阮元在《礼记注疏校勘记序》中谓:“此《礼记》七十卷本,出于吴中吴泰来家。乾隆间,惠栋用以校汲古阁本,识之云:讹字四千七百有四,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阙文两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异者两千六百二十有五,羡文九百七十有一。”一部《礼记》校
出的讹误共达11662字,占了全书的11.78%。这一方面说明古籍传之后世讹误之多确实惊人,另一方面也足以看出清代学者校勘之勤,收获之丰。乾嘉学者常常给经过自己整理和考证的古籍写校勘记,并总结校勘经验,介绍校勘成果。像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近人陈垣先生以其多年治史经验,并结合前人有关校勘学的成就,在校勘的实践和校勘学理论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像这个《元典章》,自元代雕版印行后600年间无刻本。清代学者沈家本用当时从日本借回的的缮钞本刊刻,人称沈刻本。沈刻本刻写虽精,但错误极多。1925年,陈垣先生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时,在故宫发现一本元刻本《元典章》,于是,从1930年夏起,用了9个月时间,以故宫元刻本及其他四种钞本与沈刻本校勘,得沈刻本谬误一万两千余条,“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据此撰成《元典章校补》一书。此后,他又将校勘出谬误的十分之一,提炼概括为50例,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书中说明校勘的原则和方法,并总结出“校勘四法”,成为我国校勘学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总结性的科学著作。简单说了中国校勘学的发展,那么校勘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大体说来有四项,即整理错乱、删去衍羡、补上脱漏、改正讹误。1.错乱的产生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在将散乱的简牍穿编成册时前后次序发生错乱,称之为错简;另一类是书籍因年深月久,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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