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论文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论文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论文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论文 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 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诠释: 史家与时代的对话上面所说的科学实证一路的史学，很容易给我 们一个感觉，似乎他们对史学的时代主‎‎题是偏离的。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边缘化”的立场，是不是疏淡了史学回应时代的功能,因此，当历史诠释学观念强化后，对这一路向的批评也就必不可免地要产生。去年恰逢史语所建所70周年，台湾有关方面出版了《纪念文集》。其中现任所长杜正胜撰有一文，题名《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先生》。‎‎沈刚伯，我是从读他追思故友傅校长(台大)的文章始识大名，知道他对傅氏的人格极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们之间史识有岐异，尽管只是一笔带过(《傅斯年印象》)。正胜先生的文章，则明白告‎‎诉我们，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语所40周年所庆的演讲中，从史学的取向再次发表了颇与故校长相左的意见。两位好友属“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争论绝非个人间事。两位先生之间意见的岐异，涉及到百年史学的一些重要关节，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这里，我特地把正胜先生的介绍 综合一下，备录于下: 一是沈先生强调史学的内在理路是讲“通变”，反对一味讲“专深”。他认为历史就理论上讲，应该是整体的，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严格而论，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很怀疑傅一味倡导崇尚专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ò,, ?,ì,,, ?之学”。傅则认为“通史的作法不会造就知识性的突破”。这一 点我还可以引钱穆《傅斯年》作旁证。钱先生也说傅“不主张讲通史”，说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傅先生却不许他上窥元代‎‎，下涉清世。钱穆不以为然，认为若不能“上溯渊源，下探究竟”，怎么可能“真于明史有所得,”所说之事是否为真，我无处证实，但钱、傅 “专”与“通”相互对峙，严、余两弟子相关忆述甚多，这是没有问题的。二是沈先生强调必须讲求史学的外缘即意义和作用。这‎‎也可以分成两部分。首先是从学理上说。沈先生说他不敢相信人类的历史也同自然界的历史一样，可以“成为一门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学”。也不 同意傅氏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所谓“存而不补”、“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沈先生认为，事实上史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 与识见，绝不能说是客观的。史书所载只是“史事”而不能说是“史实”。史学是史家与史料的互动的结果。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第二则是从史学外缘的意义和作用，亦即与时代的关系上说。沈先生认为史学必须跟 着环境的转变而不断变化，“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历史著作之所以不断求新求变，因为“‎‎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他不成所谓纯史学，史家成为象牙塔内的玄思冥想者。他认为傅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和写作的形式已经过时，那是兰克时代的产物。他担心: 与时代隔离的纯之又纯的史学，如何‎‎维持不断的创新力以免于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而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以完成新史学呢,所以沈先生主张史学还是要回归于社会，回应时代，‎‎尤其是史家对时代和社会的看法。沈先生关于治史的观念，大约是因为和我前几年的思路比较吻合，感到特别地亲切。但在我因为要做这项回顾性质的工作，前贤的书读得稍多之后，觉得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里实际包括了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是史家与时代的关系;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观和史学方法，也包 括“通”与“专”等不同的学术风格。从学术史回顾角度，第一个问题比较重大，关系到百年史学的评估;后一问题，见仁见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关于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百年过程来说，恰恰不象沈先生所忧虑的那样(当下怎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正如第一节所述，由于特殊的情结，中国新史学与时代的关联实‎‎在是非常紧密的，有时紧密得离了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这方面，反显出了史语所的某种“独立人格”。自然，正因为“救亡”的情结强烈，新‎‎史学在对中国历史整体认识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艰辛的，争议多，所积淀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不断咀嚼，不断重复。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不是什么人的特别发明，而说的是一个事实，自有史学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所谓孔子“春秋”笔法，一字褒贬，不也是史实的“灵魂”在与“过去”对话,史家首先关心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工作的对象，他的独特资源;接着，他必然要思考这些“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并诉诸阅读对象，发挥社会功能，这是他工作的目的，体现其‎‎价值之所在——他绝不会或者绝不甘心把自己降格为实录文书的“史官”。这些在史家群体里应该是不需共识的共识。在20世纪，恐怕史学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不需要“变革”。胡适在总结傅‎‎斯年一生思想演化轨迹时，便说“从他《新潮》时代以来三十多年中， 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国家近代化。反过来说，就是反中世纪主义”(《傅孟真先生的思想》)。问题是变什么，怎么变,正是由于对现实变革所持的观念和所取的路径不同，由此而返观过去的中国历史，通过跟过去的重新对话，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就必歧异多姿。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把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实证派说得过于简单。其实他们自己何尝没有主观意识的渗入，最多只是比别人淡薄些、警惕些(即他们所说的“客观”些)就是了。或许更关键的，还不完全在自己主观的“价值取向”，因为一个真正的史家都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不以自己的所好去“作伪历史”(可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容后再议)。从史学本身来说，最关键的是用什么样的参照系统，来帮助我们透过史实、串联史实，达到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认识中国历史整体特征的 目的。纯粹的事实归纳，最多只能描述过程，比《纪事本末》、《十通》做得更细密些，在西方也仍属于“传统史学”。何况当时的中国， 对“意义”的关心何等强烈: 历史发展到今日的中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等等都是悬念。没有比较的参照系统，就无所谓中国历史的特质、特点，也无所谓用废取舍、变革保守，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傅斯年当初关注的“科学工具”有狭隘的弱点，当时和后来的史家都必然要超越他的“新工具”论。历史，人类的历史，不可能象分析一块石头、一种地层那样明白干脆。“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群“集合方式”，这是中国旧史学中从不曾有过的概念，到了新史学手里，变成了必须首先面对的大问题。人类学，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只解决中国人种本土产生，还是西来;而广义的人类学，就转化为文化学、社会学——这时候，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就不可回避。这时候，新史学所要采取的“工具”，就必须从语言学、考古学扩展开去，更多地仰赖于越趋分化的人文社会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等)的帮助。还有一点不能忽 视，就是必须依靠外国历史的比较座标——那时主要是西欧北美的历史。顺便说一下，傅斯年自己也意识到了遗漏“社会”一项研究目标的不妥，他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提出后人应做的几项工作，第三即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参《傅斯年印象》赵 天仪文)。新史学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更是热点。问题是待到我们的史学接纳西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资源的时候，“西学”已经分化为对峙的两支。这就使百年的史学在借鉴“西学”以透析中国历史时，产生了严重的路向分化。针对当‎‎时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企求现代化的历史走向，在新史学里，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量历史，应该说是主流、大趋势。批判过头，才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批判性的思维。但批判的主要资源似有两大类别: 一种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座标，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欧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特质。这在新史学创建的前期，曾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趋向。例如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以 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高度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没有独立的个人价值;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没有中间阶层(晚近又增加了“公共空间”的概念)，没有公民意识或公民权利;是“人治”社会，人情大于法，不重法治;以农为本，主‎‎静、主和谐，发展比较滞迟;重实用，不重形式逻辑，不关心抽象思维，以及轻视工商和科技等等。这些见解也常见于社会文化各界的议论和通论(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冯友兰等)，并非完全出于史学家。但无疑它们都是基于中国史实，通过中西比较而得出的中国历‎‎史特质的认识。中西历史意韵的不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的: “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转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另一种是“以俄为师”，以社会主义的“苏式”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的。以社会主义为路向的，批判的领域就更为开阔: 业已存在过的社会，无论东西方、传统的或现代的社会，都必须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均属于批判的对象。因此，这一路向的历史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规律”情有独钟，不自主地放弃对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深入思考，精力专注于“社会性质”、“阶级定性”、“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共性概念层面上，对本国历史文化自身缺乏深沉考察和开拓深挖，而与政治的过度关联又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们的求实求真，生搬硬套的毛病很突出。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的，即使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在。且不说陶希圣，傅斯年就一直自称他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这种影响从史学角度说，主要是促进了两方面的进步: 一是关心国计民生和下层百姓的生活，对社会不公正的揭示;二是重视社会经济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人文传统里，文化形态史观是弥漫性地占据着优势，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是历史考察视角的重大转换。有识力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敏感到 这种方法的价值，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政治倾向相关。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吕思勉先生。在新史学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路向的推动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这方面作出较深入研究而富创见的，则要到熟悉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学者手里，突出的如全汉升、杨联升等。在本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这与他淡泊宁定，素不喜结交知名之士，“埋头枯守、默默耕耘”(《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的为人风格极相契合。诚之先生治史多取材于常见正史，运用新史料很少，所以不容‎‎易被傅氏科学实证派看重。等到严耕望先生关于“四大史家”(二陈、吕、钱，见《治史三书》)一说出，他的地位才陡然升格。严耕望的不拘门户、慧眼识贤，令人敬佩。但先生博通周瞻(二十四史、《三通》熟读数遍)、著述极富(不少于 五、六百万言)，以及第一个用语体文写出通史(四册《白话本国史》，1920年起写作，1922年出版)，开风气之先等等，亦属实至而名归。诚之先生受家学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学一路，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材。虽然也有许多论者以为他与其家乡常州今文经学关系至深(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钱穆就这样说)，但对先生一生影响最深远的只 是康有为的“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至于今文经学只是他辨析史料时选择参考的方法，后来更兼采“今古”两家，左右旁通，决无旧经学的门户之习。读先生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其中与先生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此处暂不讨论。‎‎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最近先生《遗文集》问世，读其时文书信，有两个特点可说: (一)先生极具平民意识。此与寅恪、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更为难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细心询问农家生活，对他们收支负担，作了许多纪实性的报道。先生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 (二)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 认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变迁最为紧要，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备，制‎‎度的不断变迁，是一定的。这同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自然”者，非偃苗助长之意)的立场看，与郭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有一点殊可注意，先生论著绝不提及郭， 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 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先生辛亥后，因不满“政党作风”，“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一生也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他的后辈，对其服膺马克思学‎‎说如此之早，实着有些惊诧。细想之后，似乎也不突兀。如将1930年有关遗文《沈游通信》与晚年《自述》互读，即知理想大同(“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与重视社会经济(“马克思之说„„大抵抹杀别种原因为非，然生计究为,社会发展,原因之最大者”)实为先生服膺的两大内在因素，而平民意识则为更深层的 心理根据，与前此的思想路向实一脉相承。难得的，他之接纳，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例如他从不主张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持论公允不偏，也不成“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之说，俱与郭沫若相违。至此，我方始领悟寅恪先生所言“‎‎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见? 猓 傺芯垦 酢钡恼孚小,饩 皇且 樾餍缘嘏啪苈砜怂佳 担 撬当匦牖 谧陨矶懒?伎嫉幕 阒 希 旁蛐牛 稍蛞伞,虼怂 砟甓园崖砜怂贾饕迮 山烫跏 址锤校 彩亲匀坏氖隆?;诚之先生因参编《古史辨》第七册，后人‎‎也有误派他为“疑古派”的。先生与顾氏出发点最大的不同，是一心旨在“建设”。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份。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史家共识，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今之讲史、治史者仍时时翻阅，受惠不已。这固然是潜心积累、锲而不舍所得慧果，但决非只是抄书。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从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材料中梳理出线索脉 络，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先生治史独立特行，不屑追逐时势。例如他一方面颇推重今文经学“三世说”，怀抱“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方面又认同法家的“督责之术”，以为可以有用于节制资本与权力之无限。在《先秦史》的结论一节，特别说到老子“邦治之世”、孔子“‎‎大同理想”，从其追求的人类境界有“不可移易”的道理，但“徒存其愿，而不知其所由至之途”，实在是“说食而不能获饱”，坠入空想，所以研究考察社会制度变迁所须条件和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重要。后来的“农业乌托邦”实践，证明诚之先生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具有历史的预见性。对于要不要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于历史研究，也有许多批评。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节》里多次说到，他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他特别反感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 思想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批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集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这一批评在今日仍当为我 们治史的人时时警惕，而其所指俱有事实根据，毋需例证。前即硬指西周为“奴隶社会”，后则有“四人帮”评法批儒，发展到了极致，参与其中的不少亦是名忝史林的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误用，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多半有功利之心的污染，久处鲍鱼之肆，平时弄习惯 了，不以为非。随手就可举出一例。现行的许多《通史》在每一大王朝末，必大书阶级矛盾尖锐，以作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到大明王朝，万历皇帝为三皇子婚礼动用户部银二千四百万两，敕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于福王，这两项都是必写的。黄仁宇就揭穿两事‎‎俱不实。前者是皇帝故意出难题，要知道这二千四百万的数字，等于整整三年半全国的收入银两的总数，稍用脑就知道怎么可能,当时也果然把户部尚书杨俊民吓死在任所，万历帝总算达到了报复朝臣力阻 他想立常洵为太子的目的，出了一口恶气。后者先没有弄清这是给“‎‎佃金”(由地方政府所交的官田现金津贴)，而不是直接赐给由其自己管理的“庄田”，这数字又是皇帝漫天叫价，明知也达不到;福王实际年收入是二万两，离此“指标”远甚(详参《放宽历史的视界》“明《太宗实录》的年终统计”)。久治中国古代史的不会不知道，我国古来对数字没有概念，成千成万大而化之说的不少。“千百万”，是千万还是百万,说的人嘴无遮拦，无非极其形容。例如崇祯时堵允锡上奏，说“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令人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1928年就作文考证，证明堵纯属“信口胡说”(《投献考》，转引自黄仁宇前书)。数字不顾史实随己意‎‎夸大，也包括了很权威的所谓“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要交地租七成、八成”说法，到了我接触地方经济史时，才弄明白这是一种“数字游戏”(专题研讨时会说到)。为什么会闹这么多的笑话,就是先入为主，屈从风气，见了这等材料，不假思索就用上，甚至不惜在数字上做‎‎手脚。这种“以论代史”，在“文革”前就已经很厉害，不是到了“四 人帮”时期才这样。余英时也介绍过杨联升先生在这方面的一些见解。杨先生为清华经济系出身，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有浓厚兴趣，后来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恰好40-50年代，史学和社会学科合流在美国蔚然成风尚，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到淋漓尽致。他的《侈靡论》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恩斯以来所强调的关于消费的理论。到60年代，在欧美“汉学界”主张 以社会学科代替汉学的人逐渐多起来，并在《亚洲学报》上展开热烈争论。杨先生始终守住一条，“训诂治史”是治史的基本立场，如果解释与事实之间发生冲突，则‎‎必然尊重事实，放弃解释。他对美国“汉学”后起之秀往往富于想象力，抓着几条感兴趣的史料便急着运 用，“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木”，妄发议论，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参《钱穆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种风气，据我所知，现在的美国“‎‎汉学”研究中还时有发生。我们也应‎‎以此为戒。这些都说明“实证”与“诠释”，并不注定是相互对立的，关键在史家必须遵循基本的史德。它们‎‎理应成为一对好朋友，互济互补。我们很难舍割任何一方。除了上面说的基本路向外，也还有一种 比较特殊的治史路线，其中以钱穆、陈寅恪最具影响，我想陈垣先生亦当属于这一类型。现在一般有称之为“民族本位论者”的，也有呼 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还须仔细推敲。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来自西学的影响，实证的、逻辑的论述方法，以及人文观念的关照，都有许多与古贤迥异的新识见，另一方面却极端反感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和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以及似是而非的“文化自 谴”(将我们当今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推诿于古人)，力持对本国已往的历史必须有“温情与敬意”(以上为钱穆《引论》所言)。强调“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929年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对于他们，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保‎‎守”，自在情理之中(如胡适就讥讽寅恪先生颇有“遗‎‎少”气味)。时至今日，这种印象仍‎‎磨灭不去，如认定“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从陈氏起，也就宣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终结”(任继愈为《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所作“序”)，或者说“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的唯一中国文化亡灵守护人”(李‎‎,,é, ?语)。我知道后者与前者的意味南辕北辙，决不可相混，但有一点是明白的: 我们今天当如何评估这一类型的学者，仍是一个未有确论的悬案。个人的认识已写在《历史检讨的视域及其多义性》一文中，此处不‎‎再重复(载《中西文化交流》1999年集刊)。余话“回顾”行将结束。很明显，这里给出的只能是极为粗略的轮廓，主要着眼于本世纪史家 的治史路向。有关诸史家具体的研究成果以及诸多精警的学术创见，待到相关专题讨论时，将尽自己所知，酌情‎‎地再作。20世纪史家的各种治史路向说明，从重估中国历史的同一源头出发，冲出的却是两条河床: 一种是实证的、逻辑的、工具性的，他们关注的重点在“我们的历史是什么”;一种是价值的、体验的、批判性的，他们关心‎‎的是“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正因为如此，要说20世纪史学的精彩，正来源于这种内在的紧张，才显得出它多姿多彩，特别耐人寻味。一旦这种‎‎紧张，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消失，史学也就会失去它的光彩。在我 看来，史学的这种两难景况，恰好与历史的实相是非常吻合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总不离“历史领着我们走”，或是“我们领着历史走”两大路向，似乎历史就生存在这两种对峙的张力构成的“物理场”里。任何想摆脱约束，执著一种路向独断孤行，结果都被重新拉回到“历‎‎史场”里来。在这种时候，不能不使人正视: 历史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正领悟了它的真谛,有人说，史学不应该与哲学相掺和，因为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存在，实证才是它的真正本色。但我却总好喜欢往反方向去想: 史家假若没有了对人类命运的根本性关怀，没有了对人性的深刻反省，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被历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说清楚: 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字库未存字注释: , ?原字食右加豆 , ?原字食右加丁 , ?原字吉右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