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西文化交流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西文化交流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西文化交流——以在华 出版活动为中心 , 2011-06-20 12:18:15 谭树林 【英文标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ocused on the Publishing Activities 【作者简介】谭树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经济的角度。实际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过一定作用，只是学界鲜有论及。本文将通过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出版活动的考察为中心，揭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关 键 词】英国东印度公司/出版活动/文化交流 16世纪中叶以后，伴随着英国海外殖民步伐加快，组织了一些商业垄断公司，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虽名为“东印度”，实际上却并非单指印度，正如“美国人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印度。凡是指运地或原产地位置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上的商业，都包括在这样命名的贸易之内”?。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东印度”概念，实际上是对包括印度、中国等在内的东方世界的通称。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直到17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东方的贸易垄断权才最终确定下来。此后，“东西方经由„„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为经济的、政治的，还有文化上的。遗憾的是，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 的论著堪称汗牛充栋，而从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深入研究迄今尚付阙如。实际上，中国境内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就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它的出版品，“对于增进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知识态度，不论是了解、同情、歧视或野心，都产生相当的作用”?。就此而言，我们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实非臆测之语。 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获得对华贸易专权后，为拓展商务，就极为重视了解有关东方的一切。早在18世纪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商人为扩大贸易，疏通与中国的外交和商业渠道，急于精通中国的语言、政府、历史、习俗和哲学，以便懂得如何与这个古老的帝国打交道，在广州的公司商人纷纷建议在印度建立一所学院，专门培养派往东方的文职人员?。1801年，公司董事们发起建立了“印度部图书馆”，搜集了大约13000份关于东方语的手稿，其中包括梵文、藏文和中文。可以说，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们手头已有了一大批关于中国的书籍和手稿，从中尽可以研究中国的商业、政治和社会状况?。 1800年，英属印度总督韦尔斯利(Marquess Wellesley)在加尔各答建立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教授文学、科学和东方语，培养具有大学程度的殖民官员。该学院极具声誉，素有“东方牛津”之称?。值得注意的是，学院还专设一系，聘请出生在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hannes Lassar)为中文教授，负责教授中文和翻译《圣经》。当时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等到学院从拉沙学习中文?。大约学习了将近1年的中文后，在1806年左右，拉沙开始在马士曼的指导下，二人合作翻译《圣经》?。经过16年的辛勤劳作，到1822年，马士曼和拉沙合译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在英国浸信会的赛兰坡印刷所全部出齐，成为世界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完整的汉译《圣经》。该译本在南洋特别是爪哇等地的华人中流传较广，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各单行本又陆续几次加印，其中一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流传到中 国，对中国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浸信会一派曾长期使用。此外，马士曼和拉沙译本对以后中国新教传教士的译经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圣经》“代表本”即把它列为重要的参考译本。浸礼会一派因拒绝接受非浸礼会把Baptism译为“洗礼”，决定以马士曼和拉沙的译本为蓝本，重新修订一种属于自己的译本，以后浸礼会的高德(Rev. Josiah Goddard)、廉牧师(Rev. William Deam) 译本和胡德迈(Rev. Thomas Hall Hudson)译本均以马士曼和拉沙译本为蓝本。所以，尽管马士曼未曾来过中国，但凭他杰出的《圣经》中译工作已被誉为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不仅如此，马士曼和拉沙译本在出版史上亦极具意义。马士曼和拉沙在1813年译出并印行的《约翰福音》，取中文名《若翰所书之福音》，采用铅字活版印刷，实际上是近代应用铅字活版印刷技术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这套首次使用的汉字铅活字，系英国浸信会赛兰坡印刷所的工人在几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克服各种困难，经过几年时间的摸索，才终于制造成功的(11)。它的研制本身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马士曼和拉沙译本无论在《圣经》汉译史还是中国出版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与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总督建立的威廉堡学院密切相关。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建立威廉堡学院是出于商业目的，对文化交流的促进乃其“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果。那么，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印刷所的主要目的却不在于商业，而是为了赞助文化，即为了襄助一部书的出版，这就是第一位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马礼逊为英国基督新教牧师，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来华前，伦敦会在训示中交给他的任务是学习中文，编纂字典和把《圣经》译为中文(12)。马礼逊来华的第二年，即1808年初，便开始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编纂字典和翻译《圣经》。由于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华英字典》历经13年才编纂完稿(13)。但如何出版，却又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华英字典》是一部中英文兼备的大型工具书， 出版时需中英文夹排，但当时的英国尚无印刷全书都是中英文夹排的经验。正为此一筹莫展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大班罗伯兹(John W. Roberts)及其继任者爱芬斯顿(John F. Elphinstone)决定赞助《华英字典》的出版。他们此举固然帮助了马礼逊个人，其实也是为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商务贸易极为密切，但长期以来为缺乏中文翻译人才而困惑。《华英字典》能为西方人学习、掌握中文提供重要的帮助，这当是他们愿意资助《华英字典》的一个重要原因。马礼逊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申请，建议总部自英国派遣两名印工，携带一台印刷机及纸张、活字等前来中国(14)。爱芬斯顿把马礼逊的申请转呈董事会，并极力推荐马礼逊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他认为欧洲各国长久以来迫切需要一部广为流通的中文字典，英国东印度公司如能促其实现，将为公司带来赞助知识的文化美誉。不但增进英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也可能促进中国对于英国人刮目相看，从而有助于公司对华的贸易。”(15)爱芬斯顿巧妙地把这部字典和国家荣誉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连接在一起，强调这部字典在政治和商业利益上的实用价值，终于打动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1814年4月，公司董事会雇佣一名印工汤姆司(Peter Perring Thoms)带着一台印刷机和一副活字等设备搭船来华，1814年9月到达澳门，建立了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 为了印刷《华英字典》，汤姆司必须首先研制一套中文铅活字。在经过最初一段尝试后，他发现中英文都以金属活字印刷的效果比雕版和活字并用要好得多。经马礼逊建议，由汤姆司制成铸模用以制造活字柱体，柱体上面以人工逐字雕刻中文的工作则雇佣华人刻工，汉字高度大小以配合英文活字以便印刷。这样，便铸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一套铅活字。1815年2月字典开印，时断时续，经过8年的时间，到1823年4月，整部《华英字典》印刷完毕，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提供的赞助高达10440镑(16)。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设立澳门印刷所的目的就是出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所以《华英字典》印刷完毕后，澳门印刷所本应立即关闭，但广州办事处却决定维持印刷所。这样，其出版活动一直持续到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终结，出版时间历经20年之久。 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在20年的出版历程中，除随时印刷公司需要的文件，共出版和代印了19种图书、杂志和报纸。图书以语言、历史、文学居多。语言方面，《华英字典》自为重中之重，分3部分共为6卷。第一部分为汉英词典，以汉字部首为序，分为3卷;第二部分也是汉英词典，但以汉字音韵为序，分为2卷;第三部分为英汉词典，1卷。所以分为三个不同部分，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方便西方人学习中文的需要。作为第一部汉英字典，不仅为西方人学习中文提供了巨大便利，它本身包含的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学、政治、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内容，为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同时，《华英字典》也开启了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编纂汉英字典的风气，在其影响下，仅来华新教传教士编著的中文字典即达十几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的《闽南语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的《广东方言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是其中影响较大者。麦都思的《闽南语字典》也曾计划在澳门印刷所出版，惜因故没有印完，直到1837年才由卫三畏将其全部印出。马礼逊的《中文对话与例句》(Dialogue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是一些日常汉语对话，对初学中文者极为有用。马礼逊还尝试研究中文语法，《英国文语凡例传》(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可视为其研究汉语语法的最早尝试。此外，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也都是外国人学习中文很有用的工具书。 历史方面，马礼逊的《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Geography， Government，Religion & Customs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Persons Who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出版于1817年，从书名副标题可知，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风俗习惯的概览”。在编制中国历史年表时，马礼逊详细解释了干支纪年法。在列年表时，马礼逊采取由近及远的方法，先从当朝开始，向前追溯。每朝都列表给出历代每位皇帝的庙号、国号、统治时间、去位的年代。每一朝代，马礼逊都引述一些有趣的和重要的文献来说明中国的政治观点、道德格言、迷信仪式和传奇故事。在清朝下，叙述了平定准噶尔叛乱、伊犁勒碑的史实;列举了努尔哈赤书“七大恨”告天，决计征明来雪洗耻辱;并引述了满族祖先起源于长白山的神话传说。在明朝下，马礼逊引用中国记载，说明葡萄牙殖民者假借租赁而侵占澳门的史实，倭寇对山东的劫掠等等。在元朝下，介绍了文天祥宁死不事二姓的民族气节以及元朝崇信佛教、焚毁道书的宗教政策。马礼逊依朝代顺序给出了宋、五代一直到三皇五帝时代。在五代下，马礼逊介绍了妇女裹脚起于李后主的传说。第二部分是地理，描述了清朝的疆域、省份、地区、地形、税收以及统计资料以及清朝各朝贡国的历史、名称、习俗、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政府官吏的名称和职能，包括九品的服饰、颜色、标志、担任的官职以及对其夫人的称呼，介绍了文职官和武职官。随后的节令部分，介绍了中国的二十八宿和二十四节气;节日部分则介绍了中国各个节日的来历。在宗教与神学部分，介绍了儒释道三大教派及其礼仪，附带说明了中国人婚姻、送葬等的习俗。最后介绍了八卦并附有八卦图。结论部分指出了欧洲人学好中文的途径。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中国简史。 印刷所出版的另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就是瑞典人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所著《在华葡萄牙居留地(主要为澳门)，来华葡萄牙使节与特使，在华天主教布道团及来华教皇使节简史》(Contribution to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principally of Macao; of the Portuguese envoys and embassadors to China; of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and of the Papal Legates to China)一书。龙斯泰是瑞典人，瑞典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瑞行的大班，1798年来广东，后移居澳门，直至1835年11月10日在澳门去世，葬于澳门旧基督教坟场。他依据澳门档案资料，积20余年的心力从事澳门史的研究，终于在1832年由澳门印刷所出版这部以英文写成的澳门史著作。虽然初刊本已佚，但从刊载在《中国丛报》上的内容摘录可知，“该书分为五个部分:(1)在华葡萄牙临时居留地;(2)他们的固定居留地澳门——使用条件，对中国的依赖与独立，该居留地现状;(3)来华葡萄牙使节与特使;(4)在华罗马天主教布道团;(5)来这个国家的教皇使节”(17)。这部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龙斯泰通过对葡萄牙居留澳门历史的研究，指出尽管葡萄牙居留澳门已达近三个世纪之久，却从未获得澳门的主权，澳门仍属于中国的领土。它是“西方学者中最早刊行的澳门史著作”(18)。当代著名澳门史家文德泉神父亦认为，“由于龙斯泰用英文写成的史书，澳门开始闻名于世界。后世的历史学家也得以从他的史书中汲取丰富的原始资料。从而为后人了解澳门历史作出重大的贡献”(19)。诚为的论。 文学方面，在《华英字典》开印前，即利用“空档”出版德庇时(John F.Davis)翻译李渔的小说《三与楼》(San-Yu-Low)。李渔字笠翁，明末清初著名的词曲家、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三与楼》是李渔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其中的一篇小说。之所以名为“十二楼”，是因为每篇小说都以一座楼阁作为小说情节的线索，每卷故事以楼名为篇名，十二卷故事合起来称为《十二楼》。《三与楼》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高士虞素臣喜欢建楼，他建造的“三与楼”“穷精极雅，不类寻常”，被财主唐玉川谋夺为己有。唐、虞二人死后，因官银失盗，官府根据一封匿名信在“三与楼”的地下掘出银两，且与官府失盗的银两数目相合，结果唐玉川的儿子被问官究办。虽然后来查明，“三与楼”下的银子是虞素臣的一个好朋友为了资助而埋下的，不料“三与楼”被唐玉川夺走。为了处治唐氏，便写了一封匿名信。尽管官银失盗与唐氏无关，但因唐氏侵吞他人房产被法办， 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虞素臣的儿子长大后，却得科名做高官。小说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德庇时之所以选择翻译《三与楼》，除李渔的盛名，白话小说的通俗易懂和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可能也是重要原因。德庇时在澳门印刷所还出版过《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此外，印工汤姆司在1824年出版自己的翻译小说《花笺》(Chinese Courtship)，书后还附有60多页他搜集翻译的有关中国经济财政税收的资料(20)。 除图书出版外，从1831年5月开始，印刷所出版英文月刊《广东杂录》(The Canton Miscellany)，撰稿者主要是公司办事处职员，内容包括论述、史地、文学、诗歌创作、时事报导等，以关于中国的主题最多。印刷方法多样化，采用了石印技术。此外，1822年9月12日创刊的葡文报纸《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初由公司印刷所代印，它是中国境内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在这点上，印刷所雇佣的葡籍印工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巨大的推逐作用。 首先，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现代概念的出版机构，它是东印度公司为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而成立的。正是这部需用铅活字、采用英文和中文夹排才能出版的最早的大型工具书，使得它在出版文化上具有许多独创性，开创了现代出版社在编辑、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出版、印刷等方面的专业技术:第一，《华英字典》采用中英文铅活字合排技术，有时中英文上下平排，有时中英文夹排，而且采用不同的字体和大小不一的字号，这说明马礼逊、汤姆司不仅组织汉文铅活字刻铸，同时对汉文活字和英文活字比例的制定，空铅大小厚薄的设计、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的制定和制备，字距和行距的设计、表格与文字的处理，表格中数码和文字的配置、横直线、脚注线的运用等都做过研究，解决了排版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所以，《华英字典》“在版式处理，特别是在中英文合排上起了开创的作用”;第二，在中文排版上，采取自左至右横排的方式也是一个创举，比中国人采用汉 文自左至右横排的方式出版严复所著《英文汉诂》一书早了89年;第三，《华英字典》也是采用汉文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中国最早的一本使用口语化的字典。由上述可以确知，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实为中国最早的一家现代概念的出版社(21)。 由汤姆司主持铸造的这批铅活字，有人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也是世界最早的第一批中文铅合金活字”(22)。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士曼为印刷中文《圣经》，在印度赛兰坡印刷所铸造的中文铅活字，实际上早于汤姆司的这一套。若说它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第一批铅合金活字，当无不妥。关于这批铅活字的数量，马礼逊、汤姆斯没有留下确切的说明，马礼逊只是估计需要80，000至100，000个;何步云和张秀民、韩琦都认为有大、小两副字模，总共雕刻20万个以上的活字(23)。而叶再生认为，“在适当考虑重复使用的条件下，估计要刻汉文活字十万枚左右”(24)。汪家熔对上述诸说提出不同看法:他首先分析了“一副字”的概念，认为“就中文铅字讲，应该包括常用字、最常用字、简用字、罕用字。最常用字有哪几个，每字应该准备多少;常用字有哪几个，每字准备多少个;罕用字哪些是应该预备活字的，这样才能称之为一副字。不言而喻，一副字还包括大小、字型的一致”，尤为关键的是，“制备一副字，必先从编订一份字表开始。”也就是说，制备一副字需花费相当时间。汤姆司1814年9月才达到澳门，而《华英字典》1815年2月即已开印，实际可供准备的时间仅有3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不可能制备一副字。因此，他认为汤姆司等并没有制备一副字的活动，而是采取“用到什么字刻什么字”、“随用随刻”的方法，并计算出为印刷《华英字典》所刻铸的汉字约为12.1万个(25)。综观诸家所言，汪氏之说似最为可信。这批铅合金活字除印刷《华英字典》，还被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广泛用于印刷其它书刊。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关闭后，其闲置的中文活字曾被在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借去，用来印刷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编着的《闽南语字典》，终于在1837年中完成出版(26)。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英 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处理东印度公司遗留事务，将印刷所的中文活字全部赠与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印刷所。14年后的1856年，由于广州发生动乱，这批活字在十三行大火中被毁(27)。 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藉《华英字典》的出版将西方凸版机械化印刷术传入中国，此外，在引介西方石印术传华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石印术由捷克人A?塞内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4)在1796年发明，属于平版印刷术之一。石印术发明后，因其技术简便易行、成本低廉而得以迅速传播。关于石印术传入中国的时间，贺圣鼎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中写到:“吾国之有石印术，发轫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前此在宁波之花华圣经书房顾亦达氏亦曾拟移植石印于中国，然未见诸事实。”(28)贺氏所言远非事实。实际上，石印术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26年，回国休假的马礼逊重返中国时，自费购买了一部石印机带到中国，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部石印机，石印技术从此被引介到中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在1829年12月运来一部石印机，实为中国境内的第二部石印机。而且就构造和功能而言，比马礼逊1826年自英国带到中国的那台石印机更为先进。只是由于办事处内部的争执，这台石印机没有得到有效使用(29)。 石印术被引介来华后，虽然在初期影响不大，但自从1879年上海申报馆老板英商美查(Ernest Major)设立点石斋石印书局，将石印术用于中国古籍的复制，它的独特魅力才为中国人所认识。由于石印技术简便易行，印书往往能获巨利，受到出版界青睐;而石印术能保持汉字书法的艺术之美，且印刷清晰，深受读者欢迎，因而渐渐兴盛起来。继点石斋石印书局后，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地也纷纷建立石印书局，以至取代雕版印刷术，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一种印刷方式。各地的石印书局出版的图书范围极广，中国古籍、卷帙浩繁的丛书、类书、科举用书、新式教科书以及科技期刊等都以石印印刷。不仅石印书籍，石印彩画等也随之兴起。可以说，石印术使西方近代机械印刷术取代雕版印刷而首 次成为中国印刷界的主导技术，它的兴盛，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的纷纷建立，在近代编辑、印刷、发行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30)。然而，1901年以后，由于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废除，使石印科举用书一律失去了市场，而且石印术传入中国时，正值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在竞言新学的形势下，石印古籍的销路亦大大减少;再加上铅印业和洋装书的发展等原因，石印术在20世纪初终被铅活字印刷所取代(31)。 其次，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出版品对中学西渐极具意义。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在20年的出版过程中，没有出版过一部全是中文的书，所以其出版品实际上不是以中国读者为对象，而面向欧美读者。除出版《华英字典》外，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广州办事处的通知明确指出，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如果有空挡，则无妨印一些‘有用的’出版品，例如语言、历史、风俗艺术、科学等，足以增进欧洲了解中国的图书”(32)。由前揭可知，澳门印刷所确未负董事会所望，印行了许多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风俗、艺术等的图书、杂志和报纸，它们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资料。以语言方面的出版物为例，该印刷所出版的《华英字典》，富含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哲学、政治、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内容，实为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对中国科举制的评介尤其详细，第一部分即根据汇集了清朝相关法令及官方文献的《科场条例》和《学政全书》等基本资料，用150多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历史发展、条令规则和实施情况。美国著名学者邓嗣禹评价说:“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在1815年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因此该辞典中有关科举制的部分，迄今仍不失为已译成英文的最好的原始资料”，《华英字典》的出版“使西方社会掌握了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并且比以往更深刻具体地认识了中国的制度”(33)。其他一些出版物，诸如马礼逊的《中国大观》、《广东省土话字汇》以及《中文对话与例句》、翻译小说《三与楼》、龙斯泰的澳门史等，既是西方人学习中文的素 材，又成为他们广泛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料。因此，“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的出版品，对于增进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知识与态度，不论是了解、同情、歧视或野心，都产生相当的作用”(34)。 毋庸讳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从事对华鸦片贸易和襄助英国殖民者在远东建立及维持残暴的殖民统治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应予揭露和谴责。然而，通过上述研究我们也不能否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确起到一定作用。笔者以为，正视这点并非美化英国东印度公司。 注释: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页。 ???(33)[美]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对西方的影响》，《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第214页，第219页，第215页。 ??(14)(15)(16)(20)(26)(29)(32)(34)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80页，第133-134页，第88页，第89页，第93页，第101页，第107页，第103-104页，第89页，第80页。 ?Kopt, David, British Orientalism and the Bengal Renaissance, pp. 45-49, Berkely, 1969. ?Alexander Wylie, The Bible in China, p. 9, Foochow, 1868. ?Joshua Marshman, A Memoir of the Serampore Translations for 1813，p.32.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 1-2, Tai pei, 1967. (11)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北京]《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2)E.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I. pp. 97-99, London, 1839. (13)马礼逊:《英汉字典》序言，澳门，1822年。 (17)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6页。 (18)章文钦:《澳门与中国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第146-147页。 (19)文德泉:《1992年版序》，载[瑞典]龙斯泰著《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21)(22)(24)叶再生:《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载《出版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23)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上海]《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25)汪家熔:《试论马礼逊字典的活字》，载《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442页。 (27)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2-583页。 (28)贺圣鼎:《三十五年来之中国印刷术》，载庄俞、贺圣鼎《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 (30)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页。 (31)韩琦、王扬宗:《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载《中国印刷史料选辑》(四)，[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367页。 转自:《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08年5期第209,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