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x[建筑]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

vdx[建筑]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 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转载， (2010-08-05 00:37:31) 标签: 分类: 唐长安研究 文化 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转载) 赵景荣 文化探讨:唐长安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之一 唐代都城长安，以它的宏大的规模、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在公元七到九世纪的300年间，这个拥有100多万人口，面积达84平方公里，四方商旅往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大都市，成为当时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中心。 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十分注重文化的定位，尤其是一个能够代表当时社会发展最高水平的国都，它的建立、规划和发展是与文化建设相始终的。这样的城市承载的文化因素有机融合所表现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和人文性格。城市文化定位和文化主流的展现，往往可以通过一个城市的自然选址所应和的天人关系;城市建筑的主题文化概念和内涵;城市管理文化的主流管理思想和方式以及内外文化交往和融合的程度来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 目前，有关部门提出了针对西安老城区(唐皇城和宫城)历史文化内涵，通过规划和建设还原西安历史古都风貌，重振盛唐雄风的“皇城复兴”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我们应该看到，有计划地展演和恢复唐代灿烂辉煌的城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建几处仿古街区，奏几段盛唐乐舞的硬件建设，还不能真正的传承和展演长安历史文化内涵的精髓。因此，有必要对唐代长安在城市建设的文化定位和城市文化因素中的成分，真正明了我们城市建设中应该汲取和摈弃的文化内容。 1、“山水统一”、“天人合一”的城市建设主导思想 我们都知道，唐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来，这个由古代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亲自选址、规划、兴建的国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精髓。 唐长安城位于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川一带平原地带，这里三面临水，一面傍山，东西17公里、南北40公里的开阔平原以龙首原作为自然分界线，形成东南高、西北低和北部平展、南部起伏的地势。同时，这里水源丰富，“南浸终南子午谷，北踞渭水，东临灞，西枕龙首”，其周围的龙首塬、青龙塬、少陵塬及曲江洼地的天然地貌，也就形成了它四周的天然界限。 六条高岗此起彼伏，自东南向西北延伸，构成了唐代长安城市的基本地貌和附着其间的浓郁 王朝地理思想痕迹。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这样的城市建设主导思想直接影响了唐长安城市的规划建设。同时“八水”环绕城外，“五渠”流经城内，共同形成唐长安城完整的河渠体系。利用城市自然地貌，开挖龙首、清明、永安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有永安渠和清明渠，永安渠引交水北流入城，经西市的东侧又北流出城入苑，再北流注入渭河。清明渠在永安渠之东，引泬水北流经安化门西侧入城，向北引入皇城，再入宫城里注为三海(“南海”、“西海”、“北海”，都在太极宫西部)。城东有龙首渠。从城外引水进城，龙首渠分两支，一支由东城春明门北流入城，向西人兴庆宫注入“龙池”，再西流入皇城，然后向北流入太极宫注入“山水池”，再北流注为“东海”。另一支于东城外北流，经城东北隅，折而西流入大明宫东内苑注为“龙首池”，然后又出而西流，经大明宫丹风门里向西出大明宫而入西内苑，到光化门东汇合永安渠，北流入渭河。唐代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在城西分潏水修筑了一条“漕渠”，自金光门北入城到西市的东街注为潭。这条渠专为运送南山的薪炭、木材等到西市东街的潭，供长安城的需要。长安城内的渠宽6—9米不等，流布穿越全城里坊。这既解决了城里供水问题，又使渠水迂回曲折，汇成多处池塘，给京城增添了几分景色。长安城东南隅地势变化比较大，林木茂盛，低洼处形成水面，唐代因袭隋的旧称，称为曲江芙蓉园。曲江池水向西北流入晋昌坊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城市建设规划中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表现由于政治身份和地位尊卑而导致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卑怯感。隋唐长安不仅按照最早的《禹贡》以地理的远近秩序将社会阶层划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的建都原则，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予以突破，充分利用了空间的立体建设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内容。人为地赋之于三维空间内的严格等级观念，使居于京城或“甸服”、“侯服”的人们产生文化和心理优越感，使居于“绥服”、“要服”、“荒服”的百姓产生卑怯感。隋唐规划者首先按照这样的城市建设思想建设了长安城;同时，又突破了此前国都由内向外剥茧式的都市营造法式。他们利用六条冈阜高坡地形、由北向南布设不同类型的建筑物，皇家宫殿最高，衙署厅堂次之，重要寺观和达官贵族住宅又次之。在单体建筑上，皇宫建筑与其他建筑有着极其严格的营造法式方面的规定，比如高度、大小、院落进深以及房屋跨度等等。整齐划一、高低错落的城市立体轮廓定位居高临下，与一般商业区和下层民居有着鲜明对照。这种等级森严、宗法礼制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的约束能够给整个城市带来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卑怯感将更加严格和绝对。 这样的城市建设思想来源于《周易》以及《礼记?考工记》，例如:举行各种朝会、庆典的大明宫正殿——含元殿，不仅应和了“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思想，而且，殿名也是出自《周易?乾卦?彖传》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城市建设者巧妙地利用扩大城市地域范围、中轴线等分、城市功能区划(里坊设计)等方式将这样的城市建设思想融合其间。 首先，他们将这个城市的围墙修建的其大无比，整座城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全城南北长8600米，东西长9700多米，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比50平方公里的北宋开封、元大都和60平方公里的明清北京城都大，是当时乃至后世世界第一大城。城周围有宽约5米、高约6米的城墙环绕，有12座城门，每个方向各开3个，每个城门各开3个门洞，南面正中明德门因处在全城中轴线上开设有5个门洞，而东面春明门只有一个门洞。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 宽1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度在42—68米之间，最窄的四周沿城墙的顺城街，其宽也有25米。这些大街和里内街道以及首尾相通的巷道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城市交通网。这样恢弘庞大的城市规划，毫无疑问体现了自我中心和天下惟我独尊的思想内涵。 其次，整个城市以朱雀大街为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从北至南,内朝(两仪殿)——朱明门——中朝(太极殿)——承天门——外朝——皇城(中央官署)———朱雀门——居民里坊——明德门,顺着宫城——皇城——郭城，天子居高,百官朝贺,万民臣服,王朝一统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内涵和外延在空间上得以强化。不过，南北中轴线从南向北经过明德门、朱雀门、承天门,正对的北城墙却没有门。原来正北属《周易》中的“坎”位，卦辞曰:“坎入于陷则凶”，潜藏不露为吉,正北有山墙则吉，所以不开门。长安城的多数里坊,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设十字街。但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只开东西两门，不能开北门,因为隋文帝认为“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唐贞观八年，置大明宫，封建王权至高无上的威严被渲染得更加无以复加,以紫辰殿(内66朝)——紫辰门——宣政殿(中朝)——宣政门——含元殿(外朝)——丹凤门组成的三朝巍然耸立于东北高台上，天造地设，气象万千。 建筑家们还选择了根据不同的功能来区划城市建设区域的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将全城分为宫城、皇城、郭城三部分，沿南北轴线将宫城、皇城置于全城北端的主要位置，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宫城和皇城是皇帝起居、听政以及政府机关六省、九寺、一台、四监、十八卫所在地;百官衙署行列分布，东有宗庙，西有社稷。郭城是城市居民和官吏的住宅区。东西两面各有一市，西为利人市，东为都令市，是京城的商业区，各占地约10000平方米，里面店铺林立、商业繁荣。这种把宫城、官署和居民区、商业区严格区分开来，划分整齐明确、布局完整对称的方式一反秦汉以来“面朝后市”的布局。将宫城、皇城偏北居中，更突出周天之内群星环拱紫微垣的思想。这样的城市区划不仅保证了皇朝统治惟我独尊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使商业区、居民区和市井文化交流有了较为独立的建筑空间和生存环境。将长安的城市建筑定格在一个既是统治中心，又可以容纳全方位多种经济交往和社会文化交流的基调上。 第三、宽直整齐的城市街道和星罗棋布的里坊设计应和了“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长安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里坊的布局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均匀分布，呈棋盘式。“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十三坊,象一年有润。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则之制。”(《长安志卷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用“千百家似围棋书，十二街如种菜畦”来描绘这种独特的里坊布局格式。 将一年四季,周礼之制,皆寓于坊列之中。同时,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这三个数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三十六取象于《周易》,由太阴六六之数构成,历来被赋予象征大吉的含义。七十二是《周易》立数的原则“三天两地”的衍生,天九地八乃最大的无地数,即阳数和阴数之极,七十二为两个极数之积,具有天地交泰、阴阳合德、至善至美的意义。这一百零八坊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每个里坊各有名称，大小不一;里坊内官吏、居民住宅，寺庙、道观、商业店铺等应有尽有。里坊周围有围墙，大的里坊四面开门，中辟一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门，有一条横街。 唐代诗人骆宾王在《帝京篇》中是这样描述到: 山河千里国， 城阙九重门。 不睹皇居壮， 安知天子尊。 皇居帝里崤函谷， 鹑野龙山侯甸服。 五纬连影集星躔(同缠)， 八水分流横地轴。 秦塞重关一百二， 汉家离宫三十六。 桂殿钦山金山对玉楼， 椒房窈窕连金屋。 三条九陌丽城隈， 万户千门平旦开。 复道斜通支鸟鹊观， 交衢直指凤凰台。 文化探讨:唐长安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之二 “高下有度”功能明确的城市建筑主流文化特征 唐代长安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中，其主流文化特征是浓郁的王朝气象和皇家印痕以及由此衍生的贵族文化氛围。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从其外部建设上充分表现了这样的主流文化特征。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所有的建筑品类和营造法式都渗透着当时社会文化的精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唐代长安城的建筑营造自然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总体上说，唐长安城整个城市布局严谨规整，街衢宽阔修直、博大开阔，殿堂高大简洁、气势恢弘，楼阁鳞次栉比、变化无穷，建筑功能特点鲜明、别具一格，文化品位极高内涵丰富，呈现出整齐划一、秩序均衡的壮观风貌，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法统，又表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色彩，是精神理念与物质技术紧密结合的典范。 像唐长安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建筑营造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皇权主题突出。这样的主题不仅从长安城的整体规划和里坊制度的繁荣上看得十分清楚，而且从建筑营造法式上也 是特点鲜明——那就是大而“有”当。 城垣门阙、宫殿楼阁、离宫行馆是唐长安的主流建筑，唐西内太极宫承天门五个门道宽度分 米、6.4米、6.2米，而明清天安门五个门口则分别为5.25米、4.43米、3.83米。大别为8.5 明宫含元殿左右以飞廊连接的东翔鸾、西栖凤两座阙楼，高出地面15米，整体采用雉门形制，比故宫午门东西二阙距离大出一半，伟岸高峻，气势非凡。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大明宫含元殿，其遗址经考古测量推定为面阔11间，进深4间，横架结构，带有周围行廊的重檐建筑，是3.2平方公里宫城中的最高点，仅“龙尾道”就长约70米，单体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内部净跨达10米，与现存中国最大木结构建筑明长陵恩殿和故宫太和殿面积相等。而麟德殿南北纵列复合三殿面积达1.23万平方米，在尺度与体量上足可容纳下两个北京故宫太和殿。 王朝宫殿不仅高大宽敞无出其右者，而且统治者在刻意营造皇权至上的建筑氛围上也可谓豪华奢侈、不遗余力。据《旧唐书》记载，敬宗在建造大明宫清思殿，在这座南北宽33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的建筑四壁上镶嵌了铜镜三千片，黄、白金薄十万番，使得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亮丽剔透、光可鉴人;华清宫皇帝莲花汤是用温润如玉的范阳白石所砌建的，并以石梁为顶横亘汤上;唐玄宗凉殿“四隅积水成帘飞洒”、“飞流四注”的“自雨亭”，为引水上檐、悬波如瀑的消夏避暑建筑。同样，这样的统治文化特征还表现在皇室建筑在材料的使用和建筑装饰的复杂程度上。唐长安建筑多“以木为瓦，夹纟宁漆之”;或“铸铜为瓦，金粉涂之”;四色琉璃瓦最先在长安宫殿建筑中广泛使用，已知使用的琉璃瓦绿、黄、蓝诸色繁多。于阗白玉、波斯沉香木等也多用于建筑。同时，建筑工艺机巧娴熟，木构技术和装修工艺复杂。大理石莲瓣柱础宏大，铺砌花砖打磨光滑。整体建筑色调淡雅明快，平整雄厚的台基和干栏式基座舒逸安远、简洁稳固，屋顶舒展平远，屋脊鸱吻弯弓高直，斗拱厚朴秀拔。考古资料证实:仅兴庆宫遗址出土的莲纹瓦当就有73种之多，琳琅满目，变化多样，城东南有曲江芙蓉园，园区出土的淡绿玉龙首建筑构件，晶莹透亮，娴熟巧妙。 除开王朝宫殿建筑外，能够代表唐长安城市建筑主题特征的宗庙祭坛、寺院道观也充分表现出强烈的皇权概念。在宗庙礼制建筑中，考古发现了唐长安明德门以东二里的天坛，祭天圜丘是重叠同心圆的形制，四层圆坛，直径达到54米，高约8米，面积达到约270平方米，可见当年规制的宏大。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即上坛的阶道)，呈十二辰均匀分布于圆坛四周。 佛教在唐代已发展到高峰。寺庙林立各地，僧尼遍布四方，寺院经济发达，信众与日俱增。涌现出玄奘、杜顺、道宣、善导、窥基、义净、惠果等著名的中国高僧。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文化性格，充满了宁静、平和而内向的氛围。 佛道寺观可分为敕建寺观和山林寺观两类。佛塔在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类型多样，形式丰富，阁楼式大雁塔，密檐式小雁塔，丰乐坊法界尼寺对峙并列各高一百三十尺的寺塔号称“双浮图”，庄严寺、大总持寺的木塔皆为“三百二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在唐代长安，佛教寺院建筑更多的接近民居格式，讲究在传统的四合院基础上进而组合发展为相当复杂的组群布局，院落重叠并纵横对称双向扩展，构成整齐划一、参差错落的群体建筑。如章敬寺建造有48个院落，4130余间房;西明寺有10多个院落，4000 余间房;慈恩寺有几十个院落，1899间房。大明宫西北隅三清殿是皇室崇奉道教的建筑之一，仅版筑夯土台就高出地面15米，周围包砌砖壁，南北长78.6米，东西宽53米，面积4000平方米考古发现大量绿釉琉璃瓦和鎏金铜装饰残片，其豪华宏丽可见一斑。 唐朝的住宅，根据主人不同的等级，其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以及装饰、色彩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唐长安建筑文化的主流特征之三。在坊里住宅建筑中，贵族高官的宅第占地面积巨大，豪华奢侈，唐朝魏王李泰住宅均占一坊之地;郭子仪住“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宜阳坊虢国夫人的“合欢堂”花费千万;安仁坊元载修建的“芸辉堂”，采用于阗出产的洁白如玉、入土不烂的芸辉香草碎屑泥壁，芳香四溢、经年不散??????与此同时，里坊普通百姓的民居却不能够逾越“雷池”半步。唐令规定一般百姓的住宅占地“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給一亩，五口加一亩”。普通民居多建造在里坊深处的“巷”、“曲”之内，居民被固定在坊內封闭的空间里，坊墙不得破坏。《唐会要》卷八六《街巷》载:“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墻，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毀，„„如有犯者，科为勅罪，兼须重罚。”唐代有《营缮令》不仅制定了官員及庶人宅舍的营造等级，里坊內部连房屋建造也不能隨意而为，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唐会要》卷三一，575頁)雍州長史李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酒肆老板对李晦说:“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李晦听后当天就将楼拆除。(《旧唐书》卷六?《李晦传》) 唐代城市的居民区称“坊”，百姓户籍管理上却依据“里”，因此，里坊亦可通用。里坊制度是唐长安的城市建筑基本单位，表现了长安建筑文化的主题性质。这样的文化性质首先表现为与皇宫内苑越近，里坊建制规模越大，反之则逐渐缩小。《唐六典》记载:“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里坊在宫城、皇城东西南三面的郭城內，面积约占全城的63(8,。每坊均为长方形，按面积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宫城、皇城两侧的坊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115米;皇城以南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590米、东西宽1020—1125米;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590米、东西宽558—700米;(《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1421页。)这与唐王朝皇权至上的建都思想是一致的。 与高大恢弘的皇权象征比邻而居，里坊建筑表现的最重要文化特征之二就是整齐划一，从而使外郭城布局匀称，整肃有致。一般的里坊街道为大小什字街、巷、曲相互勾连，构成了长安里坊的基本格局和细部格局。一般大什字街宽20米—30米，小什字街宽6米左右。白居易形容这种布局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里坊表现的最重要文化特征之三就是宗教建筑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文化渗透到民间市井文化的架构之中，形成沉静的、融合的文化氛围和模式。唐長安城绝大多数里坊都有寺庙存在，许多里坊全部或大部分被寺院官府所占。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的寺庙宫观就达146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慈恩寺、荐福寺、大兴善寺、青龙寺等一大批寺庙宫观或其遗址。大型寺院、官府、高级贵族的宅院，往往要占据里坊內大部分区域，普通居民杂居其间。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宜人坊，半坊太常寺药园，西南隅荷泽寺”。这个坊地的一半被太常寺征用，西南隅又有寺院。宗教教义思想、仪轨、道场法事、 僧侣生活与日常民间生活息息相连，如《康智墓志》云:“终于神都日用里思顺坊之私第。”(《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330頁) 因此，唐长安城市建筑从形制上是以皇宫为中心，形成官府、庙宇、贵族宅邸、民居等月牙状的环绕格局;从主流文化特征上说，是以突出恢弘博雅、高大威严、豪华奢侈的皇宫建筑文化为主体，结合散布于各个里坊的宁静安详的宗教建筑主题和普通市井民间文化为两翼的主流文化内涵。这样的文化主流在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合了内外文化的精髓，在长安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里散发着熠熠的光彩。因此，在唐代长安城市建设和建筑营造上表现出的皇权至上、等级分明、功能清楚、尊卑明确的文化特征以及安详宁静、慎终思远的成熟农业社会文化性质，对于后世的城市建设有着浓重而深远的影响。刘敦桢先生总结说“唐朝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的特点是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格调高迈，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唐朝的建筑艺术，在南北朝成就的基础上，使建筑与雕刻装饰进一步融化提高，创造出了统一和谐的风格，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中国古代建筑史》第17页)。 文化探讨:唐长安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之三 “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的军事化城市管理文化理念 从唐代统治者将自己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宫城建在整个长安城的一边，甚至将大明宫修建于长安北部的一隅，这样的情况表明，长安在军事防御功能上的考量并没有摆在最重要的地位。 座城门，每面开三门。实测得知，外郭城(罗城)城墙高一丈八尺(合六米)。外郭城共12 南面正门从东到西依次为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面三门从南到北依次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东面三门从南到北依次为延兴门、春明门、通化门;北面三门均在宫城以西，从东到西依次为芳林门、景耀门、光化门。其他各门都是三个门洞，只有南面明德门，因处于中轴线上，是五个门洞，也更为高大壮观。城里共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起明德门，向北穿过皇城的朱雀门直到宫城的承天门，是有名的“朱雀街”;又因北端起于承天门，所以也叫“天街”。朱雀街宽达150米，是贯通京城南北的一条中轴主干道。通其他各城门的大街，实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而沿城墙的各顺城街，最窄也有25米左右。 唐代长安里坊的內部结构更加完善，坊內的十字街道分别称为东、南、西、北街，由此划分出的四个区域內，再设小十字街，形成了十六个居住小区，也分別有专称。(见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6期，409—425頁。)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比较小，只开东西二门，坊里有东西大街一条。皇城两侧的各坊都是四面开门，里面有十字大街。各坊都筑有坊墙，使得每一个里坊形成建筑上相对独立的体系。通过对长安城北安化門(光化門)和景耀門之间的安定坊的部分发掘，残存的墙基宽2.5到3米左右，据此推测，坊墙高应在3米左右。各坊除有一条大街或十字大街之外，还有规划整齐的纵横曲、巷和沿坊墙的顺墙街道。 宋人赞揚長安城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庭宮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长安志》(二)，542頁)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表明，唐代长安的城市管理目的明确，功能清楚，就是要摈除以前的国都官民杂居、公私不便，从而直接影响到城市管理的效率和城 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市功能的有序发挥。它继承了“ 公私有便，风俗齐肃”的新意，(宋)宋敏求撰，毕沅校正《长安志》卷七，)并将这样的城市管理理念发扬光大了。 唐代长安的城市管理理念体现了极为完备的城防、技防和人防的高度有效结合，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文化特征。史料记载，从长安城进入皇城、宮城要有“门籍”，与里坊严格隔开。里坊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坊门由坊正负责定时启闭，统一以鼓声为准，早上五更二点自宮內“晓鼓”声起，街鼓顺序敲动，坊门开启，鼓要敲到天亮为止，每晚鼓声敲响关闭，不许出入。(《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上》:“‘宮卫令: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中华书局，1983年，489—490页)夜晚实行全城街道严格宵禁。 长安城任用了各级高官直接参与坊內外的管理，形成了高效严密的军事化运作。除了“掌坊 (《通典》卷三，63页)的坊正外，“凡城门坊角，有武門管匙，督察奸非，並免其课役” 侯铺，卫士、彍骑分守”。《唐六典》还记载:“凡两京城內，則分之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左右金武卫大將军、将军之职，掌宮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翊府)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內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在这样的严密控制下，普通百姓只能在规定时间里，在城市中进行活动，即便是官員也不例外。一旦违反了相关城市管理规定，必将遭受法律的严惩。《旧唐书》记载:“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旧唐书》卷一四《宪宗本纪》上，425页) 同时，长安城市管理文化的特征还表现在城市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唐律疏议》载:“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亦同城主之法”，即徒一年。(《唐律疏议》卷八，172页)在《贼盜律》中还有:“诸造畜虫毒及教令者，绞;„„若里正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人口管理和地域管理结合，法律连坐制度将一个居民的行为准则和一个居住区域结合起来，层层叠加、相互勾连。这种相互监督、株连互保的做法，也适应于里坊內出现的违法事件上。如为禁断私铸铜钱，规定“私铸者抵死，邻、保、里、坊、村正皆从坐”(《新唐书》卷五四，1384页)。这种里坊制度的严密性甚至拓展到对人际间交流言语加以限制，玄宗开元五年《禁止街坊轻浮言语诏》:“尧屋可封，孔门无倨。此由淳风，彼洽德教，弘之在人。职归所属，如闻辇毂之下，闾阎之內，口无择言，行不近礼，则失长幼之序，岂仪刑之政。宜令府县长官、左右金吾，明加训导捉搦，若有犯者随事科绳。”(〔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巻一?九) 文化探讨:唐长安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之四 多元文化共存和交融造就个性开放的城市文化性格 有唐一代是文化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代，而长安是唐朝境内文化发展最为集中、最为繁盛的城市。由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所衍生出来的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士子文化、朝觐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像一个个疏密有度的年轮，围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紧密有间地组合成为具有主体文化内容和文化要素有机有序排列的格局。同时，这样的文化内容和格局也逐渐被丰富多彩的商业文化、异域文化以及民间市井文化所渗透，形成了开放的、和谐统一的庞大复杂文化体系。从文化类型上说，唐长安城市文化中体现的多民族、多阶层、多类型文化品类的相互容纳和有机融合，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1、政治文化的“一权独大”和诸多文化“百舸争流”和谐统一 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样，它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长安城市文化主流因此首先表现的是至高无上的王权政治文化性质，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的统治文化特征。它集中表现为皇权文化、贵族文化和文人士子文化为主流的上层建筑。 王权文化的至高无上性质决定了这样的城市文化的唯一性和别无选择，它与文化本身的多元发展和融合繁荣是背道而驰的。不过，唐代统治者恰恰突破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樊篱，在文化上推行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方针。作为高度繁荣、成熟而具备融合力的唐代长安政治文化，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同化力。一方面，这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极具影响力，它吸引中国乃至世界的注意力，成为这个时期向往和模仿的政治文化模式;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文化体系又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品类，更加丰富自我文化内容。将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文化要素有机和谐地结合起来，上下有度，各安其所，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柔性特点，皇帝的也是民间的、宫廷的也是市井的、政治的也是商业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唐代政治文化中参杂了诸多非正统文化因素。首先表现在国家机构人员构成上的多元化。由于皇帝本身的出身以及国家统治的需要，唐代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构成打破了清一色的贵族化、本土化传统，不仅吸收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士人参与政权管理和城市管理，甚至还委任一些异族人士充当重要的官员。在长安的中央政府里，有来自当时立国的各少数族，如契丹、回鹘、吐蕃等族人员充当唐朝廷的文武官，也有亚洲许多国家，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国、康国、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各国人接受唐朝的职事。如波斯首领穆诺沙在开元间两度来唐，授折冲，留宿卫。大竺人迦叶济，贞元间仕唐为“泾原大将试太常卿”。日本供职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于开元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学成仕于唐朝，为左补阙，在长安约五十余年，后擢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大历五年卒于长安等。 外国或者异族人士就职唐政府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外交朝觐、科举、联姻或者军功等。这样的官职背景虽然与国内时人进仕方式各有异同，但最根本的是要为政府所用、为政权所为。如依照唐制度，新罗士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纪、金云卿、崔匡裕、崔彦、崔致远等多人。同时，新罗、高丽、百济三国仕唐的武将，以其显著的军功登堂入室。著名 的武将如百济的黑齿常之，高丽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礼、高仙芝，新罗的张保举。而大食人李彦升在唐及第进士，封官晋爵。《通鉴?唐纪》说，唐德宗避朱泚乱后，诏“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将士，皆赐名奉天定难功臣”。被封为“右神策军十将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新平郡王”的婆罗门罗好心是其中的一员。处罗可汗子阿史那社尔，贞观间内属，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酋长阿失思力，授左领军将军，尚九江公主。始毕可汗孙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国公，擢右骁卫大将军，在长安值宿卫达四十八年。昭武九姓国中，寓居长安的知名人物，唐肃宗时有鸿胪卿康谦。唐玄宗时康植平六胡州，有军功，唐玄宗曾在长安召见。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称“有唐之良将”，他们都“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 这些外国人充当唐政府官员，一方面接受了唐代长安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将自己本国的文化充分传入长安，形成文化的多元融合。如新罗人棋艺名家朴球仕于唐，担任棋待诏，将流行于该国的棋艺传入长安;盛行于唐代长安的马球，也是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波斯帝国的庆功宴上的活动。另外，像武则天时期，“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的泼寒胡戏(苏莫遮曲)、乐舞拨头、胡腾、胡旋与柘枝等等。开元天宝间西域乐舞盛行于长安。元稹《法曲》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兢纷泊。”作了最好的说明。 这些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更重要的表现是在整个唐长安城市生活中，没有身份歧视、国别歧视和文化歧视，无论什么人，都能够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阿史那社尔为薛延陀所败，率部归唐后，被授为左骁卫大将军，唐太宗李世民还将妹妹衡阳长公主赐婚于他，并率领屯兵驻后苑内。737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归国，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作为唐王朝的使者随往日本;皇帝如此，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日本人朝衡天宝年间学成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都有诗送行。王维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讹传朝衡归船中道遇险的死讯。李白作诗哭悼说，“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远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表达了深厚的友情。这种无论国别、种族和出身，万邦来朝、天下一家的文化法统显示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和巨大的吸引力。 2、商业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内容之一 长安城市建设不啻颇具规模，商业市场和交易也高度繁荣。据文献记载，唐长安城当时在皇城偏南设置东、西两市，所有生产和出售的商品都分类分区集中在这两处。东市上主要有铁行、笔行、肉行、卜卦者、卖胡琴者、赁驴者、琵琶名手、绣彩帛者、印刷业、酒肆、饭馆、凶肆(经营丧葬用品)等，以经营高档奢侈品闻名。西市上主要的行业有大衣行、革秋辔行、油靛店、法烛店、秤行、绢行、麸行、酒肆、衣肆、凶肆、食店、药行、柜坊、帛肆、肉行、鱼行、金银行、铁行、坟典肆、寄附铺、汉斯邸等，经营范围比东市要广，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对外贸易市场，来自东南亚、中南亚、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的商人云集于此。 政府对于商业最初的管理具有完全的垄断性和规范性。在两市中心专门设有市局和平准局，由专职的人员负责检查商品质量、真伪和度量衡器，管理市场价格，定时进行交易，并按时启闭市门。但是，随着商品经营活动的日渐繁荣，这样严格的商业管理格局开始被打破。在 唐中宗时，两市商户往往在正铺外更造偏铺以扩大营业面积，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面予以干预。景龙元年十一月:“两京诸市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86)此后，这样的商业活动更加突破了里坊不得进行商业活动和宵禁的限制，开始向整个城市社会生活全方位地渗透。里坊内出现了众多的商肆店铺，交易活动不再只限于两市内进行，例如长安城内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高彦休，唐阙史〔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下)，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烨锣店(段成式.酉阳杂姐(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续集?卷1)，宣阳坊有踩撷铺(陶宗仪.说郭一百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王团儿》)，永昌坊有茶肆(卷169)，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大多数坊内有客舍，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续玄怪录》载长安里门侧有卖蒸糕的。同时，唐代后期，夜禁也逐渐弛废。“宣平坊有官人夜归，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到文宗时，京城坊门更出现“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86)的情形。“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唐末长安的崇仁坊“一街辐揍，遂倾两市，尽夜喧呼，灯火不绝。"(宋敏求.长安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白居易也有一首写长安城的《买花》诗中这样描写道: 帝城春欲暮， 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 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 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 戋戋五色素。 上张帐幄庇， 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 迁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 人人迷不悟。 ?????? 长安商业活动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大批的西域商人的到来造成的。《通鉴?德宗纪》说，“九姓胡冒回约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新唐书?回鹘传》也说“昭武九姓国与回鹘同来，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长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时总数达数千人，组成为一个极富有的经济集团。他们主要经营珍宝、酒肆、饮食、高利贷等。《旧唐书?舆服志》载唐代长安“贵人御撰，仅供胡食。”;酒肆里的“三勒浆”(用摩勒，毗梨勒和诃梨勒三种 果实酿造的美酒，最早产于波斯，唐初传入长安。)、葡萄酒、龙膏酒、胡乐胡舞以及胡姬那充满异域风情的媚惑。 西域商人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商业经营活动和商业模式，而且带来了商业文化和思维，如契约观念、平等自由交易观念、商业纠纷处理方式等。这些商业文化和思维通过一些特定的表现方式被长安社会所接受。段成式《酋阳杂俎》记有西域商人辨识珠宝的故事。长安平康坊菩萨寺僧为人设斋，斋毕，得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寺僧到长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惊说，哪里来得此物～一定买下，不还价。寺僧要卖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价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与一千万。唐穆宗时，西域商人为了征索长安城内贵族子弟所欠高利贷本息，多次向官府告讼，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下诏称“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徵理处分。”(《全唐文》卷72) 3、朝觐文化丰富长安城市文化元素 作为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各国使者宾客都需要到长安来进行政治文化交流活动。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毕出于邦畿之内”这样的外交晋见不仅满足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天可汗”的大国宗主虚荣，进献了许多奇珍宝物，发展了商业交易活动，更重要的是满足了文化交往和融合的需要。 出国使者或外来使人，从长安输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时也传播外国文化到长安。和唐代朝廷保有密切联系的周边诸国。如西南的吐蕃、南诏，西北的回鹘、高昌，东北的契丹，以及亚洲、非洲乃至远在欧洲的拂菻，不断派使臣来往于长安。这些外交往来丰富了长安城市文化的内容，使得各种品类的文化交融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深度。 朝觐文化使得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集散中心和融合提炼中心。朝觐文化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遣唐使外交制度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流行，在这样的外交制度影响下，各国纷纷派出自己的朝觐人员，带上自己国家最具代表意义的物产和文化产品来到长安，在这里进行交流和学习。长安城里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文学家、艺术家、商人和僧侣，代表了世界最顶级的文化成就，他们既与唐政府保持绝对的外交或依附关系，又不断在社会生活间表现自己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点。 政府专设管理外交事物的鸿胪，每有外国使者来到，鸿胪便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代长安是乐舞的胜地，设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以及玄宗时代的宫内梨园教坊。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 随着外交觐见而来的大批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会集于长安城内，直接将各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和文化经典传播过来。拂菻和天竺国的杂技幻术。《旧唐书?乐志》说:“大抵散乐杂献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在长安城内为数最多的是中亚昭武九姓国的音乐歌舞家。安国的安叱奴曾经被唐高祖拜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一 家，以弹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孙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听曹刚(即纲)琵琶兼示重莲》诗说:“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刘禹锡曾有诗相赠:“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歌者米嘉荣乃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太平广记》引卢言《卢氏杂说》称“歌曲之妙，其来久矣。”)米嘉荣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为时所称。太和初，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万槌，可能也是来自米国。开元间，康国、史国、米国曾献胡旋女子，舞人不断旋转。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刘言史有《王武俊宅观石国胡儿舞胡腾》诗，“石国胡儿人见少，薄舞樽前急如鸟。”还有着窄袖薄罗衫的柘枝舞女、“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李端《胡腾儿》)的胡腾舞。这些西域舞蹈舞姿优美奢靡，与中国本土的舞蹈迥然相异，尤其是“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的柘枝舞女，歌舞将终，舞人并脱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亚之《柘枝舞赋》“俟终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词》:“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这种奢靡开放的艺术文化表现形式在长安不仅深入于宫廷，并且也在贵族士大夫间广泛传播，丰富了唐长安文化。域外音乐传入中国，与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互相融合，成为唐朝的音乐，其中燕乐和清乐还流传到日本，又经一番融合，成为日本所说的“雅乐”。 南亚东亚骠国曾在贞元时派遣国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乐工三十五人，带来十二(一作二十二)种乐曲，到长安演奏。所用舞乐器二十二种，皆与中国不同。白居易《骠国乐》说:“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纩(音tǒukuàng)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 大批异域乐舞人才聚集在长安，相携而来的服饰文化、表演艺术、语言文学等等也开始被长安士众所接受。当时，长安人穿胡服已蔚然成风。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撰尽供胡食，士兵竞衣胡服”，贞观初，长安城中已是“胡着汉帽，汉着胡帽”。据《资治通鉴》卷196记载:太子承乾“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这样的情况在妇女的衣着上，表现的更加“胡化”。从中国传统的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到盛唐流行的袒领——里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诗人描写为“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还有一种更加开放的服装，"绮罗丝缕见肌肤"，里面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在中晚唐代时十分流行。胡服之风盛行，已经到了极为普及的地步。 同时，唐代长安人的行为方式也表现出深受异域文化影响，呈现出开放平等、突出个性自由的新气象。“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代的妇女更有着前代和后代妇女都没有过的自由，她们可以时时抛头露面，到郊外市里游玩、斗花、听戏、看球，也可以在春季和男子一起到野外踏青，甚至毫无自由的宫女们也可以于上巳日在兴庆宫内大同殿前与家人相聚游玩。普通妇女更可主动追求爱情，未婚少女可私结情侣，已婚女子也可以离婚，改嫁，甚至到了子娶父妇、父宠子妻的地步。另一方面，蕃客着汉服、娶汉族女子为妻妾，崇尚汉文化者屡见不鲜。这些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不容的行为方式充分展现了异域文化对唐长安开放的个性风采和时尚潮流的影响。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饱学的儒士美酒当歌，观赏精美绝伦的乐舞，与貌美如花的西域胡姬、歌女舞女调情，无数名士醉而忘返，展现了当时长安社会各个阶层已经大受来自异域文化影响的浓重痕迹。 4、宗教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唐代政府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总体上实行兼容并包、多教并行、各有侧重。具体表现在对儒释道三教政策上是“尊儒宠道纳佛”。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儒道佛三教并存、诸教共同发展的时代。 宗教文化渗透到长安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寺庙众多，僧侣云集。唐太宗时有佛教寺院3716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卷50)高宗时有4000所，(《法苑珠林》卷100《兴福部》，《大正藏》卷53)玄宗时5338所，(《唐会要》卷49;《唐六典》卷4;《旧唐书》卷43)武宗会昌毁佛时，拆毁的寺院是4600所。(《唐会要》卷49;《旧唐书》卷18;《资治通鉴》卷248)长安是全国寺院分布最密集的中心，有124所寺院，(据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占全国总数的15%，终南山中集中了21所寺院，是当时寺院最多的名山。一时间，佛教寺庙遍布长安，僧尼溢于三辅，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 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1900余所，道士15000余人(据唐末五代的道士杜光庭所著《历代崇道记》)。唐玄宗时期编纂的《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1687所，其中道士观1137所，道姑观550所。可见当时道教之隆盛。 唐代长安的伊斯兰教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区。与伊斯兰教一样，摩尼教在武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由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明与暗)经》传入长安后，也仅仅为西域诸国人所信奉，禁止汉人奉教。大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唐太宗贞观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罗本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僧景净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碑中说，高宗时，准于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称波斯寺，天宝时改称大秦寺。唐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寺。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祆教在长安，确曾一度达到极盛的境地。 其次，宗教文化渗透到长安城市社会生活的表现还在于佛教在唐代长安完成了它的中国本土化宗教理论和宗教派别的分支。唐代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逐渐增添中国的色彩，演变为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并产生了中国本土化的派别，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8支，其中6支产生于唐代长安或者附近的终南山麓。 佛教本土化的意义在于它已经植根于长安城市文化的土壤之中，完全适应了唐代长安的社会生活，成为被长安教众所欣然接受和信奉的宗教，从而摆脱了过去自弹自唱的宗教文化影响方式，成为整个唐代长安的佛教。而且，它在从长安启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时候，也一改印度佛教的原始面孔，成为中国佛教的传播。例如:隋末唐初，三论宗吉藏在长安延兴寺传法，弟子高丽僧慧瓘于626年(唐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三论宗开始在日本传布。智藏而后，第三代传人是著名的道慈。道慈曾随遣唐使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在长安达十七年之久，归国后为三论宗的名僧。可以说，日本的三论宗完全是来自中国。还有，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曾来长安求法，直接从玄奘学法。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也先来长安，就玄奘门下为弟子，归国后始传法相。第三代传人智凤、智鸾、智雄，第四代传人玄昉，都曾来中国，为濮阳智周的弟子。其他如鉴真东渡日本，带去新译《华严经》八十卷，日本开始有华严宗传入;禅宗北宗、律宗也在唐代由长安传入日本。 第三、唐代长安佛教的里坊布局使佛教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基层。在长安，几乎每一个里坊之内都有佛教寺院，寺院建筑和庙产甚至占据了一些里坊的大部分。如公元658年唐高宗设立的西明寺，占延康坊四分之一，面积12.2公顷，有房屋四千余间，分十院。章敬寺在通化门外，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为其母吴皇后追福而立，是记载中规模最大的寺院。据《旧唐书?鱼朝恩传》记载，“原赐鱼朝恩庄宅，大历二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唐长安城中还有很多太子、诸王、公主、贵官显宦所立之寺，都很巨大。如太平公主于公元705年为武后追福立兴唐寺，城阳公主于公元662年立观音寺(青龙寺的前身)，章怀太子于公元674年立千福寺，都是占四分之一坊或十六分之一坊的大寺。还有《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宜人坊，半坊太常寺药园，西南隅荷泽寺”。像这样官府和寺院同居一坊的情况，在长安是十分普遍的。这样的佛教寺院布局成为长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长安社会生活深受佛教影响的程度。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它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组织和制度，一种现实力量，是社会稳定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因素。宗教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从主体层面影响社会生活中的人。武则天参与制造《大云经》的神话，把自己的篡权称帝神化为“受命之事”，并因此抬高佛教的地位，不惜动用国库的钱帑，建造了大量的寺院、塔幢、佛像等等，度僧无数。《资治通鉴》卷205及《旧唐书》卷183《薛怀义传》记载;“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纟宁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而唐宪宗的的迎佛骨，“王公士民瞻命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唐纪?宪宗元和十四年》)于是，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大量的寺田或寺庄使得僧侣成为贵族，寺院经济演化为地主式的庄园经济;大量的“富户强丁”借出家之名逃避赋役;“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佛祖统记》卷39)长安出现了新的宗教地主和假借宗教避税的阶层。 “伐鼓通严城，车马溢广躔。丹殿据龙首，崔鬼对南山”(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192)唐朝长安“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在城市文化的建设上，有足够的控制力和自信心，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扬弃，益显得丰富多彩，将所有的历史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成 为昌盛成熟的唐长安城市文化，完成了一代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