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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老舍比较.doc鲁迅与老舍比较.doc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起“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因为鲁迅是开创这个文学启蒙主题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等作家,他们也都在作品中提出了这一主题。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在创作中贯穿这一主题思想的,却也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他们在创作中都贯穿着“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我们在其创作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二人对“国民性改造”这一主题的严肃而执着的思考与探索,但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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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老舍比较.doc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起“改造国民性”这个话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因为鲁迅是开创这个文学启蒙主题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等作家,他们也都在作品中提出了这一主题。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在创作中贯穿这一主题思想的,却也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他们在创作中都贯穿着“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我们在其创作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二人对“国民性改造”这一主题的严肃而执着的思考与探索,但老舍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贡献和鲁迅有明显的不同。本文拟就这一话题来分析他们在创作上的不同。 首先,老舍是从中英两个民族对比的宏观角度来揭露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的,视野显得更加开阔。鲁迅的小说主要是通过乡村一角来揭露这一主题的,视野显得相对狭小。老舍的《二马》有意地把描写的地点放在英国伦敦,要从整体上“比较中英两个民族的不同”。!老舍把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的“老马”(马则仁),作为本民族国民性弱点的典型放到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强种”的环境中加以严肃冷峻地全面比较,这种构思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作品中中英两个民族的精神反差让人掩卷深思。英吉利民族的勤奋好学、独立务实、科学爱国与老马的懒惰挥霍、奴颜卑膝、中庸迷信等一系列对比,使我们的许多国民性弱点得到了充分、鲜明、完整的暴露。老马先生因继承长兄遗产,由国内到伦敦经营古玩店,但其习惯、作风、心理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名士作风。他尽管成了商人,却鄙视经商,信奉着“重儒轻商”的传统。他可以一整天地不到铺子里去,而将时间花在喝茶、睡觉,给房东太太浇花、养狗上。他是伦敦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的红亮,隔着窗玻璃,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别人一夸中国的东西好,他就非得给人家一点什么;人家夸中国好,他就请饭;夸饭好,他就重请。他在小节上似乎充满洒脱,也不乏有趣、可爱。可在大节上就完全暴露出卑怯、愚昧和空虚来,自己身为鳏夫,还夸口家中有五六个妻妾,甚至连英国要出兵中国,他也彬彬有礼的说:“欢迎英国兵~”同时又被欲念冲昏理智& 不顾种族隔阂,带房东太太到首饰店购买昂贵的订婚戒指。“他与房东太太的恋爱悲剧& 一方面显示出英国人的民族歧视心理&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老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人因愚昧、空虚而被人看不起的可悲现实。”" 老舍就是把老马放在与之不协调的伦敦环境中进行喜剧性的审美展示,表现出一个在封闭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老派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国度民族歧视的咄咄逼人的眼光下,死抱着陈腐的规矩、过时的理想和一文不值的面子,闹笑话,受耍弄,麻木不仁,不思改弦易辙,实在令人深思。 其次,老舍从北平市民社会的角度作深入开掘,探索“国民性改造”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鲁迅在小说中阐发“国民性改造”思想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不久。历史的教训使他自觉地从农民形象剖析入手。在其《阿’ 正传》、《故乡》、《药》、《祝福》等作品中鲁迅给我们刻画出一批愚昧、麻木的落后的农民形象,在!" 年代的中国是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而老舍提出这一问题时已是大革命后,一方面是农村革命风潮迭起,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已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死水”。其原因除了城市中敌人的强大和远离乡村革命中心外,市民阶层的冷漠和不觉悟,也是对这一统治的一种客观上的支持。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德国革命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以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德国 典型”。# (" 年代前后的中国小市民习气,已经成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精神病态的“中国典型”。和鲁迅一样,老舍也是从启蒙主义立场和寻找革命动力的态度发来探究这一问题的。但和鲁迅从剖析农民形象不同,老舍通过对自己的独特对象##北平市民社会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达到了对于时代本质的某种揭示,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中国市民阶层的表现者与批判者。在他的笔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市民生活图景。 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姑六婆都有,其丰富性与生动性几人无人与之匹敌。 他的小说塑造得最好的是老派北京市民形象。老舍对北京文化与民族劣根性的反省与批判,更多的是通过这类形象的塑造实现的。他们善良、驯顺而又保守、因循、中庸、怯懦,是“老中国儿女”。除上文提到的老马先生外,还有如《牛天赐传》里的“乐知天命”的牛老者。《断魂枪》里的拳师沙子龙,在帝国主义的“快车、快枪”早已粉碎了“东方的大梦”的二十世纪,还自以为“断魂枪”有神圣价值,并坚决采取“不传”的方式进行自卫。《老字号》里的人们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不仅仍固守早已失效的陈规,甚至鄙视改革与竞争,结果正是他们引以为荣的“老传统”使他们的商号迅速破产。而在《四世同堂》中这一方面表现得则更为深刻,它固然表现了敌伪统治下北京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然而更足以作为“特色”,使老舍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从取材到命意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区别开来的,是小说中生动地描写出的市民的性格弱点,以及这种性格被民族斗争所改造的过程。在小说开头,祁老人纯粹处于习惯,半梦幻的生活在他一贯的生活轨道上。即将把整个民族卷在其中的战争,不过像是一种遥远的声音,他与长孙媳妇谈起战争,那口气仿佛在谈论一件邻里家庭纠纷的新闻。他最关心的是家里是否有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在他看来,只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便足可以消灾避祸,因为正如他聪明的长孙媳妇所说的:“反正咱们姓祁的人没有得罪东洋人,他们一定不能欺侮到咱们头上来~”虽然自己地位卑微,由市民阶层教养而来的偏见,仍使他在心里把小羊圈里各色人物分了尊卑贵贱。尽管忠厚善良,真诚地同情邻人钱默吟的不幸遭遇,但他仍要在即将踏上钱家门槛的一刹那间改变主意,因为他毕竟是个苟安的小百姓,“他绝不因拯救别人而连累自己”,“他知道什么叫谨慎”。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是位善良、蒙昧、识见不出狭小的范围,谨奉着“知足饱和”古训的老人,与《离婚》中的张大哥一样是个“常识的结晶”,自我保存的市民的化身。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作者本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老舍在谈到《二马》创作时曾说:“他是我最熟悉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悉的老人确是他那样子。”!之所以熟悉这类人物,是因为“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直到解放后,作者还表示,“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生活给于作者的一份极可珍视的生活经验。这份经验使他具体地认识了中国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封建落后性,由此可以看出,老舍对于市民性格的批判其意义决不限于是题材本身。经由对市民性格的表现,达到对民族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的批判,才是老舍自觉追求的目标。老舍对市民性格和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环境的批判,是与时代方向一致的,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历史任务的。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更充分地估价老舍的文学活动对当时那个时代以及今天和明天的重大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与老舍的立场又是一致的。 再次,老舍对于这种市民性格中的因循守旧、敷衍软弱、妥协的精神弱点是持批 判态度的,但其态度是比较温和的。这和鲁迅的态度是不同的。鲁迅对阿#、闰 土、华老拴等这一类人物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哀”字表明鲁迅对于他们人生的不幸是持同情态度的。但这个“怒”字又表明他对他们身上的愚昧、麻木、落后、保守等国民性弱点则是愤激的。也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茁壮,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而老舍长养于北京文化,自然与这个文化有割不断的亲情联系,他是在一种逆境中,以平民进取姿态选择着文化的养料。因而北京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不是敷衍,而是宽容;不是鄙俗,而是朴素;对比老舍同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同时代大多数作家对待愚昧、保守文化的愤激态度,就不难看出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温和性格。他自己也承认,“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做不彻底。”$“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正是老舍这种对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态度,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温和同情的讽刺而不是尖锐犀利的抨击。他身上涌动着一股温和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溪流,这就形成了老舍特有的幽默。老舍的作品的幽默感,产生于人生的达观态度。他认为幽默的人“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处,而技巧地写出事来。他看出人间的欠缺,也愿使别人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这样的立场决定了老舍的小说是“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由于达观,老舍小说对于“恶”的审视居高临下,嘲笑里显得轻松;由于宽容,老舍对“善”的讽刺又常常带着真挚的怜悯,发出的是含泪的笑。老舍以他温和、真诚、义气的性格,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幽默艺术。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老舍和鲁迅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共同承续着“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他们两个人就像两把前仆后继的火炬,照亮了民族前进的路程,为中国民族的现代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 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收入《老牛破车》 老舍:《我怎样写〈离婚〉》,收入《老牛破车》 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见《人民日报》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老舍:《谈幽默》,见《老舍研究资料》(上)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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