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诗经》名篇赏析(本科教材)

6《诗经》名篇赏析(本科教材) 一 诗文欣赏说《诗?关雎》 吴小如 【作者简介】 吴小如～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这又该作何解释,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 - 1 - 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从古以来，《关雎》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全诗共五章。另一种是分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从文义看，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第一章是总述，态度比较客观;第二、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连觉也睡不着;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使她心情欢乐舒畅。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历来也有两种意见。即在赋、比、兴几种表现手法中，有人认为“关关雎鸠”两句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写是比兴，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兴”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这就是诗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赋”。而说它的手法是“赋”的，又有两种解释。一是古人旧说，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包括后妃以及嫔妾)应做的“本职工作”，所以是“赋”;二是今人新说，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无论“雎鸠”的鸣声也好，采荇菜的场面也好，都是“君子”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当然属于“直陈其事”的“赋”了。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读者不妨互参。 不过如让我讲这首诗，我倒比较倾向于“比兴”说。所谓比兴手法，特别是“兴”，并不是诗人在实际生活之外凭空找来点什么填塞入诗，而是以即目所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做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顺带着产生了联想。我们可以承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眼前实景，但这一对在河洲上互相依偎着一唱一和的水鸟，自然会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强烈意愿。诗人在选择诗料时单单看中了“关关雎鸠”，这本身就体现了“比兴”的作用。否则诗人为什么不写别的呢,换言之，也只有写互相鸣和的一对水禽才与这首诗的主题合拍，才算得上典型化。如果硬把它限制在“赋”的框框里，反倒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了。 - 2 - 我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采之”、“芼之”也讲成比兴手法，是以字、词的训诂为依据的。古人大都把“流”、“采”、“芼”讲成同义词，即都有“寻求”、“采摘”和“择取”的意思。“流”之训“求”，从西汉的刘向(他是治《鲁诗》的)，东汉的高诱(说详《吕氏春秋注》)，到清代的马瑞辰(著有《毛诗传笺通释》)，都有考证，而且比较可信。比如《说苑》中《越人歌》的汉译就有一句“搴流中洲”(这一句是经过校订的)，这里的“搴流”即为同义复合词，“搴”和“流”都作采摘讲。可是朱熹的《诗集传》则兼用“流”字本义，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流水去择取荇菜。此说虽遭清人(如姚际恒)非议，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至于“芼”，旧注亦训“择”，朱熹却据董逌《广川诗故》解“芼”为“熟而荐之”。我觉得此解亦近理。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芼”(,à,)一下的说法。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芼”之使熟，随即捞出。由此可见，荇菜的从“流”到“采”，从“采”到“芼”，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左右”本指人的左右手，引申为左右两边。人们劳动，大抵双手兼用，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时候，总是左右手同时并举。这也属生活常识，无劳辞费。 训诂既明，然后讲诗。荇菜之被采摘，犹淑女之被君子所选中。开始采时，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顺水捞来捞去，方向无定;一似男之求女，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只能慢慢物色，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荇菜。及至“采”时，则目标已明，看准后便采到手了。既采之后，就要“芼”它一下，使之成为可食之物，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共同生活便将开始了。我所以把它讲成比兴，正是从字、词的训诂上体会出来的。 下面简单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此诗言切而意婉，尤其是第三章，男主人公对所思女子真是设想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第一章“窈窕淑女”二句，直往直来，连个小弯儿也不拐。但从第二章起，细节描写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彻夜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确是真情流露。越睡不安稳，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这一切遐想，都是从“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反嫌说得太露;而《关雎》的作者却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这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了。难得的是这乃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的、我国传统的正常恋爱观，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为夫妇(用“好逑”字样可证)，而不仅仅是做为情侣(这同《郑风》里的作品就不同了～)，这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却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传统特色。 ,,,,年我曾在大学里教过一年《毛诗》专题课，承废名师(冯文炳先生)把他的讲义手稿惠借给我，其中讲《关雎》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谨转录于下即做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 3 - “兴”是现实主义的技巧，是不错的。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显见为民间产物;采荇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们对于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莲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先是顺流而取，再则采到手，再则煮熟了端上来。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劳动的真精神)，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正是“钟鼓乐之”的时候了，意味该多么深长～同时这种工作是眼前事实，并非虚拟幻想，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后妃固然主德，但后妃哪里梦见“采荇”的乐趣，也未必看得见“雎鸠”的比翼双飞。不过采诗入乐，“太师”的眼光总算够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学习”罢了。 (小如按:此段文字乃转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残存的讲稿中，当时是把先生的意思做为自己的话写下来的，因此可能与原文略有出入，读者鉴之。) 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二 美与善的统一 ——读《诗经?周南?桃夭》 杨牧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 - 4 - 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天，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 - 5 - “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 - 6 - 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嘉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树那样年轻，象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三 读《载驰》 ——兼谈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 潘啸龙 在中国文学史上，许穆夫人堪称第一位名著于册的女诗人了。《载驰》，就是她写下的一篇充满爱国激情的不朽诗章。 许穆夫人是卫宣姜的女儿，许国国君穆公的妻子，故称许穆夫人。卫懿公不理朝政，独好养鹤，甚至荒唐地让鹤“乘坐”大夫方可乘坐的轩车。公元前660年，狄人伐卫，“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其人心之离散于此可见。狄人大败卫师于荥泽，杀卫懿公。宋桓公连夜率师将卫败亡之众五千人接过黄河，居于漕邑，立卫懿 - 7 - 公之子戴公为君。第二年，戴公死，文公即位。他的同母姊妹许穆夫人，在祖国风雨飘摇的危亡时刻，不顾许国君臣的阻挠，毅然返卫，吊唁卫君，?并向同情卫国的大邦呼吁救援。齐桓公因此派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帮助卫人防守漕邑。以后，又联合诸侯迁卫都于楚丘，使卫国得以灭而复存。《载驰》一诗，即作于许穆夫人返回漕邑吊唁卫文公期间。这首悲愤动人的爱国主义诗作，在当时就被广为传诵，并收入了诗经《鄘风》。西汉末年，刘向编《古列女传》，又专为许穆夫人立传，盛推其“慈惠而远识”。 《载驰》以“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发端，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入了那个战祸频仍的动荡时代。载，语助词，这里可释为“又”。驰，策马急驱之意。一辆马车急驰而来，道路上尘土飞扬，焦灼加鞭的女诗人，就在一片马嘶车鸣声中上场了。她为什么行色匆匆、迫不及待,“归唁卫侯“一句点明了事情的原委:祖国遭受了祸难，她是要去吊唁自己的兄长卫文公呵～“驱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既指道路之遥远，亦透露出女诗人心中那悲恸、忧思之深长。言，我。漕，即卫文公所居之地漕邑。车马在大道上急驰，路途竟这样漫长～终于，漕邑已隐隐在望。此刻，女诗人心中该何等激动～短短四句，不仅叙事明白，情景如画，而且迫促、跳荡，富于节奏感。读者不仅能听到马蹄翻飞、车轮滚滚之音，而且还能感受到女诗人那激动不安的脉搏和心跳。但是，事情陡然起了变化:“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许国大夫跋山涉水，赶来传达君命，不准许穆夫人返回卫国～亡国的悲伤本已充塞女诗人的心胸，而今又遭到许国君臣的阻挠，她怎能不在悲痛之中，又生出不能压抑的忧愤呢,诗歌由此转入第二章。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这一章是许穆夫人对于大夫阻挠的义正辞严的回答。嘉，许可。旋，回头转身之意。视，显示。臧，即藏，隐藏。閟，即闭，停止之意。许国君臣全都反对女诗人返卫，怎么办,倘若坚持返卫，则有违犯君命之罪;倘若转身回许，又置危亡中的祖国于何地,女诗人激烈地斗争着，思索着。强烈的爱国之情，使许穆夫人坚定了返卫的决心，她迅速作出了抉择:“即使你们都不赞同，我也不能回车返许～让我毫不隐瞒地告诉你们吧，我的心思是不能远离祖国的～即使你们都不赞同，我也不能回车渡河。我要明确无疑地告诉你们，我对祖国的思念是不能阻止的～”这一章在抒情中引入了人物语言，变成了面对面的回答。诗人运用排比句式，四句一顿，铺排而下，将自己内心斗争的结果，山洪爆发般地推涌而出，势不可挡。而“既不„„不能”二句，在语气转折之中，更把女诗人那不屈于君命、非返卫不可的决心，表述得斩钉截铁。“视尔”、“我思”，鲜明地再现了许穆夫人与许国大夫面对面斗争的情景。 - 8 - 诗歌进入第三章，受阻的车马又奔驰起来，许穆夫人抛下许国大夫扬长而去。经过上述一场激烈冲突，女诗人的内心能安定吗,当然不能。“陟彼阿丘，言采其芒”二句就透露了这一点。陟，登。阿丘，偏高的山丘。蝱，即莔的假借，指贝母，据说可治郁闷之症。祖国的危亡，使女诗人焦虑;许国君臣的阻挠，则又增添了许多愤懑。她恨不能登上高高的山丘，采来贝母治疗自己的郁闷。但在急速的行车途中，许穆夫人自然不会真正实行。因此，“陟彼阿丘”两句，不过是借助于比兴，来表现诗人胸中郁塞的苦闷之沉重罢了。是不是因为她是女子，所以特别多愁善感呢,不——“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稺且狂”，诗人明确指出:妇女的爱动感情，是各有各的道理的。而她之所以郁愤难平，则完全是许国君臣的阻挠引起的。他们居然把自己的爱国举动视为过错而加以责备，真是一批不明大义的幼稚狂妄之徒～如果说，在第二章中，女诗人对许国大夫还只是义正辞严地剖明心迹的话，那么，在这一章，满腔的愤懑，终于使女诗人发出了激越的斥责之音。全诗的情绪由此被推向了高潮。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这是《载驰》的最后一章。车马终于进入了卫国的原野。女诗人那因为愤懑而绷得紧紧的心弦，至此渐渐松弛了下来。“我行其野”两句，以舒缓的节奏，清新的画面，传达出女诗人心情的欣喜和欢快。日夜牵挂的祖国到了，扑入眼帘的是那样绿意葱茏的麦田～深切的祖国之爱，荡漾在女诗人胸中。我们可以想见，此刻，她该是怎样热泪滚滚、不能自己呵～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她心中萌发，她抹去泪水，终于决定:“我要去向大国陈述，取得它们的援助。谁亲近卫国，就到谁那里去～”这样做，岂不又要被许国君臣视为罪过,我们的女诗人大声呼告:“许国的大夫君子呵，再不要以为我有什么过错～你们一百个人所考虑的，也比不上我所选择的这一正确道路～”如此自信的话语，正表现出许穆夫人识见的深远。“大夫君子”四句，运用“呼告”手法，语言铿锵，坚定有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是一位爱国妇女发自内心的热切呼声，这是决心将自己祖国从危亡中挽救出来的不可动摇的誓言呵～许国成百的乘轩大夫，在姻亲之邦卫国遭受危难之际，只能畏首畏尾、束手坐观;而在巾帼之中，却发出了如此不同凡响的声音，真可以振聋发聩，令须眉为之侧目～难怪许穆夫人赋《载驰》，东方霸主齐桓公即遣公子无亏帅师出援卫国(见《左传?闵公二年》)。他是不是也被这位女诗人深切的爱国之情打动了呢, 为一首政治抒情诗，《载驰》写得如此动人心魄，不仅在于它抒发的感情之真挚，而且也得力于许穆夫人那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诗人选取了归国吊唁这一重要题材，巧妙地将自己安排在驱马返卫途中，通过与许国大夫冲突的情景描述，来展开自己强烈感情的抒发，使这 - 9 - 首抒情诗有了特定的场景和情节内容。许国大夫无理阻挠的矛盾冲突，虽只出现在一、二章;但是它所激起的感情波澜，却汹涌澎湃于全诗。正象一块巨石，投进了本来就不平静的河水。女诗人胸中那无可言传的悲哀、愤懑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之情，因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女主人公的远见卓识、与祖国共命运的爱国深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刚强性格，正是在与许国君臣鼠目寸光、横蛮狂妄、自私懦弱的对照之中，愈加鲜明地凸现了出来。在写法上，女诗人为适应自己在驱马返国、无端受阻和冲破阻挠、进入祖国原野时感情上的张弛、起伏，不断地改换句式。或低吟，或陈述;或慨叹，或斥责;舒缓的抒情，突而又化作热切的呼告;中间还时时交替运用散句和排句。这就使全诗象潮水一样，呈现出种种鼓涨、飞卷、澎湃、跌宕的气势，一阵又一阵地冲击着读者的心弦。读着这首诗，人们不能不与女诗人一起，为祖国的危难而焦虑，为无端受阻而愤慨，为冲破阻挠而欢欣，为确定救国之计而充满希望。 注释: ? 许穆夫人究竟有没有到达漕邑,据《毛序》所说，似乎未能到达。但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以为 她已回到漕邑。从诗中“驱马悠悠，言至于漕”看来，王说似较切合。笔者对诗义的诠释，即根据王说 (《左传》所记与王说亦暗合)。 四 《诗经?卫风?河广》浅析 程俊英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河广》是一首动人的思乡之歌。作者是春秋时代侨居卫国的宋人。这位离开家乡、栖身异国的游子，由于某种原因，虽然日夜苦思归返家乡，但终未能如愿以偿。当时卫国都城在河南朝歌，和宋国只隔一条黄河。诗人久久伫立在河边，眺望对岸自己的家乡，唱出了这首诗，发抒胸中的哀怨。 《河广》是《诗经》中短诗之一，仅仅八句，就概括地速写了一位游子思乡的形象，和他欲归不得的迫切心情，栩栩如生。诗人到底用什么语言、艺术手法来塑造形象呢,全诗不过二章，每章四句，却有四种修辞格交错着。“谁谓河广,”“谁谓宋远,”是设问的辞格，意思说，黄河并不广，宋国并不远呀。特别是一开头就提出问题，使听者被这飘忽而来的提问所感染，从而去思考诗人的情绪为什么如此激昂。接着诗人自己回答了:“一苇杭之”、“曾不容刀”(杭，通航，渡过。刀，通舠 ，小船)，黄河的河面那么狭，只用一束芦苇就 - 10 - 可以渡过去了，它连一只小船都容不下呢～我们知道，黄河实际上还是比较广阔的，这里极言黄河的狭窄易渡，是夸张的写法，同样，“跂予望之”、“曾不崇朝”(崇，同终。终朝，从天明到吃早饭时候)，也是夸张的修辞。是极力形容由卫至宋归家路途之近，踮起脚跟就能望见，不须一个早上就能到达家乡，岂不是近在咫尺吗,在短短的八句诗里，就有四句运用夸张的语言。朱熹《诗集传》说:“诗人极言河小，意谓宋近也。”他道出了本诗运用夸张语言的特色。夸张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艺术手法，《文心雕龙?夸饰篇》说:“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刘勰把《河广》列入夸张的修辞格，并指出夸张的特点，是言过其实，完全正确。夸张是反映真实，但这种真实，是艺术上的真实，不是事实上的真实。正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杜甫的“白头搔更短”，也是艺术的真实，它们和“曾不容舠”，都无害于诗篇的思想意义，所以刘勰说“于义无害”。夸张是诗人的形象思维，在诗人主观上说，如果“辞不过其意则不畅”(汪中《述学?释三九》语)，不夸大其辞，诗人就不能痛快淋漓地抒写其思乡之情。在客观上说，能使“听者快其意，惬于心”(王充《论衡?艺增篇》语)。它确实具有语语如在目前和一种诱人快意的美感。 《河广》诗人不但运用设问与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而且还以排比、迭章的形式来歌唱。通过这样反复问答的节奏，就把宋国不远、家乡易达而又思归不得的内心苦闷倾诉出来了。我们今天吟诵这首诗，就象他是脱口而出，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好象现在顺口溜的民歌一样，通俗易懂。但又觉得它好象有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宋国既然“近而易达”，那么，他为什么不回去呢,这当然有其客观环境的阻力存在，不过这是诗人难言之隐，诗中没有明说罢了。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是会引导读者产生各种猜想和回味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宋白石道人词，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今天我们读《河广》诗，对王氏的评语的体会，更加深切了。 旧说《河广》是宋桓夫人所作，《毛序》:“《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按宋襄公母即宋桓公夫人，卫戴公、文公、齐子(嫁齐桓公)、许穆夫人(《载驰》作者)的姊妹。她被宋桓公遗弃，回到娘家卫国。《毛序》认为《河广》是宋桓夫人思子之作。陈奂《诗毛氏传疏》说:“当时卫有狄人之难，宋襄公母归在卫，见其宗国颠覆，君灭国破，忧思不已;故篇内皆叙其望宋渡河救卫，辞甚急也。未几，而宋桓公逆诸河，立戴公以处曹，则此诗之作，自在逆河以前。《河广》作而宋立戴公矣，《载驰》赋而齐立文公矣。《载驰》许诗，《河广》宋诗，而系列于《庸》、《卫》之风，以二夫人于其宗国皆有存亡继绝之思，故录之。”陈奂认为《河广》是宋桓夫人希望宋桓公渡河救卫的诗，和《毛序》稍有不同。《毛序》 - 11 - 的说法有什么根据，不得而知。至于陈奂，虽言之凿凿，但今人多不信其说。录此作为参考。 五 《诗经?小雅?大东》浅析 程俊英 《大东》(原文及译文附后)是周代东方诸侯小国怨刺西周王室诛求无已、劳役不息的诗。《毛序》认为谭国大夫所作，或有所据。从诗的内容看来，作者可能是一位精通星卜的文人。他过去原是东方的贵族，后来遭受西周王室的强迫劳动和残酷搜刮，实质上已沦为西人的奴隶。因此，他较一般劳动人民更富有文化知识。由于地位的转变，他思想感情也随着转变了;借着歌唱来揭露、批判统治者的罪恶，提出沉痛的控诉，发泄其怨愤之情。 诗中鲜明地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残酷、贪婪、骄奢的西人剥削者形象，一个是被榨取、被奴役、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对西人满怀仇恨的东人形象。诗通过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刻画，深刻地反映了君子与小人两个阶级的对立。首先以西周通往东国的那条公路为线索，写出他们的对立形象。周人是通此公路剥削致富的，“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十分得意。而东人视此公路，就会“潸然出涕”，“使我心疚”;因为弄得他们“杼柚其空”，冷天还要穿着夏天的破麻鞋劳动，财力俱困。这些都和这条公路分不开的。诗人运用排偶的句子，对比的手法，展示了一幅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生活图画:一方面是“西人之子，灿灿衣服”，“舟(郑笺:当作周。声相近也。)人之子，熊罴是裘(郑笺:裘，当作求。)”。吃好酒，佩宝玉，骄奢淫佚，纵情享乐。而另一方面是“东人之子，职劳不来”，“私人(家庭奴隶)之子，百僚(百仆)是试”。吃不上薄酒，挂不上杂佩。什么事都要做，得不到丝毫的慰抚和利益。这幅对比图，不但反映了宗主国与诸侯小国的矛盾，也反映了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据后人考证，《大东》的写作年代，当在周幽王时。幽王是西周末的昏君，信奸邪，宠褒姒，增赋税，重刑罚。且霸占贵族的田地和人民，《瞻仰》诗人讽刺地说:“人(指贵族)有土田，女(同汝，指幽王)反有(侵占)之;人有民人，女复收之。”幽王的亲信皇父，上行下效，照章办理，掠夺同事的房屋田产，强迫他劳动。《十月之交》诗人怨恨地说:“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郑笺:汝何为役作我,)，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尽)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郑笺:下供上役，其道当然。言文过也。)。”可见《大东》一诗所反映的贵族破产，被王朝当牛马般使用的情况，结合《诗经》中贵族讽刺诗看来，是具有普遍性的。不过，他比《瞻仰》、《十月之交》诗人所抒写的现实生活，更具体更深刻罢了。 《诗经》中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这首诗都用到了。兴是启发，是诗人即事起兴，触景生情的歌唱，它的地位多居章首，故亦名发端。兴主要起着塑造诗中中心人物形象和突出 - 12 - 诗的主题作用。诗第一章开首两句“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说文》:“饛，盛器满貌。”有饛，即饛簋，满满的意思。簋(,,ǐ)是古代贵族盛黍稷的碗。有捄(？,ú)即捄捸，弯弯。棘匕，是红木制的匙子。这些食具，都是当时贵族用的。诗人看见家中的故物，联想到今日降为“小人”后生活的痛苦，不免伤心流泪。陈奂称它为“陈古而言今”的兴法。巧妙地塑造了诗人“今不如昔”的感伤情绪，贯串着本诗的主要内容;也反映了他原是一位贵族的身份。“如砥”与“如矢”是比。比是比喻，它在诗篇中仅联系局部，在一句或两句中起作用。如《卫风?硕人》，诗人用“肤如凝脂”比女子的皮肤。诗人看见女子皮肤的洁白，就用过去认为洁白凝冻的猪油来比拟他，这个用来作比的东西，仅仅联系句中被比的东西。如砥、如矢，也是如此。所不同者，诗人以具体的砥、矢比喻描绘“周道”的抽象的平直，使它形象化了。章末四句是赋，赋是铺叙，是直述法，诗人将本事或思想感情，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履”和“视”二字，透露了君子与小人对这条公路的两种不同的观感。诗人看看昔时的碗匙，看看今日的公路，不禁“潸然泪下”。此景此情，物我交融;千载之下，沁人心脾～第三章诗人以获薪不能让水浸湿，比喻东人不堪再受摧残。刚砍下的柴棍，还可用车子装载使用，比喻劳苦的东人也可以让他休息使用。以“获薪”和“惮人”(劳人)对比，以见人不如物，这是多么沉痛的呼声～从第五章后四句起至末，是诗人仰观天象，触景摅情之作。这些天汉、织女、牵牛、长庚、天毕、北斗、南箕等形象，都是比喻象征西周剥削者的，是诗人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的统一体，所以兴中有比，比中有赋。除这里所列举者外，其余都是赋，赋中有对比，知二章和四章。这种赋、比、兴的错综运用，使形象更鲜明，诗的思想意义更深刻。说明诗人对这些手法的运用，已经是得心应手，非常熟练了。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诗本咏政赋烦重，人民劳苦。入后忽历数天星，豪纵无羁，几不可解。”其实，诗前半段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后半段的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不过诗人不自觉罢了。当他面对社会上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现实而仰观星象的时候，不禁有感于怀，展开了幻想的翅膀，把自己的怨愤诅咒之情，移加到繁星上去，更进一步地刻画出有名而无实用的贪婪的吸血者的形象。天汉闪闪发光，但照不到人影，不能起水镜的作用。东方的启明，西方的长庚，有助日之名，而无实光。我们被周人搜括得“杼柚其空”，一天更位七次的织女，也看不到有丝毫劳动产品做出来。牵牛不能供我驾车之用，毕星不能助我猎兔之劳。形状象簸箕的箕星，能供我簸扬糠粃吗,形状象斗的北斗，能供我舀酒浆吗,它们高高在上，都不能解除东方人们所受的痛苦。所有这一切天上的繁星，都变成了地上剥削者的投影，是象征拟人的，幻想式的，浪漫主义的，但有作者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不仅如此，这些星象，简直是嗜血成性的吃人者的形象。作者仔细观察，感到箕星拖着它的舌头，好象张嘴要吃人;斗星则高举其柄，好象要不断榨取东人的血汗。诗人骂到这里，那种惊弓 - 13 - 之鸟似的内心活动，使歌唱戛然而止。引导读者进入“环譬以托讽”的艺术境界，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所以我们说:《大东》这首诗，已经含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因素。 《大东》诗人头脑清新，眼光敏锐，善于观察客观事物，看出了当时社会上君子与小人、东人和西人的阶级压迫与生活悬殊，从描写社会上一个侧面现象看到它的本质。这对二千五百年前西周时代的旧贵族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性格，仍旧带有贵族软弱的气息，心忧爱哭。他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能够选择诗歌的艺术形式，发泄胸中郁积的不平。熟练地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丰富准确的语言，倾诉疾恶如仇的情绪。不自觉地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抒写“思与景偕”富于艺术魅力的不朽诗篇。其悲凉慷慨之音，使千载之下的人们深受感动，作为自己写作的典范。有人说，后世李白歌行，杜甫长篇，悉脱胎于此。其实，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早已闪烁着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光芒，可见《大东》对后世诗坛影响的深远了。 附:《大东》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无浸获薪。契契寤叹～哀我惮人。薪是获薪～尚可载也。哀我惮人～亦可息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