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述评
作者：郭丹彤 刘金虎《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0日 11版）
罗塞塔石碑
自1822年商博良正确破译象形文字、埃及学因而诞生的近200年的时间里，埃及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日，笔者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有幸了解到发展至今日的埃及学，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领域，都有了新突破和新拓展。
新技术的应用与埃及学的信息化和考古技术的新发展
从最初使用人力手挖肩扛的私人考古发掘到20世纪60年代由全世界考古工作者和技术人员依靠先进机械抢救转移的阿布辛拜勒神庙，从1822年商博良凭借一己之力对罗塞塔石碑进行解读到今天多国合作进行的埃德夫神庙文献研究项目，技术的进步一直深刻影响和改变着现代埃及学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趋势。在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诸如数据库管理系统、多媒体、地理位置信息系统、3D技术、技术整合以及最新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系统的出现，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和保护几千年埃及文明留下的各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多选择。
与此同时，各国以记录和展示考古遗址、考古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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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考古数据库项目蓬勃兴起，如英国埃及探索协会对其考古成果和相关记录的数据化处理，比利时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专家利用红外线、紫外线和3D图片扫描技术对于小件文物的记录等。
此外，以收集整理原始文献、学术著作为主的文献数据库项目也方兴未艾，如正在进行的由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联合建立的“科普特语中的希腊外来词汇数据库”项目（简称DDGLC），德国海德堡大学正在进行的“世俗体埃及语文献数据库”项目，以及美国大学开罗分校承担的阿拉伯语埃及学著作数据库建设项目等。而一直备受关注的埃及学文献数据库（简称OEB）则由英国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约翰·贝恩斯主持。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全面的专业文献搜索网站，OEB数据库容纳了由荷兰莱登大学出版的《埃及学文献年鉴》（简称AEB）、德国沃尔斯堡大学出版的《埃及学文献》（简称BA）以及埃及学数据库等众多资源。
新技术的另一个受益者是考古学。从13世纪开始的私人探险到19世纪末期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制定了科学考古挖掘的基本原则，西方人对于埃及的考古挖掘活动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包括美国、法国、英国等数十个国家的考古队在埃及全境进行着种类繁多的考古活动。而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他们所应用的技术也在不断提高。由美国西北大学莫妮卡·伽尼奥领导的团队以先进的无介入技术为主，以超光谱、变换反射及可见诱导发光等成像技术为辅助，对古埃及罗马统治时期的木乃伊面部肖像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其制作工艺及背后的文化内涵。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劳恩斯运用CT技术对曼彻斯特博物馆的18具人类遗骸进行扫描，发现了包括因为不当处理而造成的胸壁变形等木乃伊防腐处理时的细节问题，同时也对这些死者的死因做了推断。
埃及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埃及学研究开始从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传统领域向社会史和物质史等新兴领域拓展。从王室成员的遗传疾病到古埃及儿童的生活，从新王国时期的边境军事补给政策到尼罗河在古埃及国家形成和对外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学者对于古埃及社会的研究几乎涉及了古代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王国劳工组织架构方面，英国伦敦学院的米寇勒·迪·泰奥多拉从《拉胡纸草》提供的证据入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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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其他文献，完整诠释了劳工从征召入役到劳务结束的整个过程，并对诸如管理机构、人员补充及女性替代者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弗如兹斯纳·巴托斯通过对“wba nswt”（王室管家）这一头衔的研究，认为该职位在新王国时期已经有了政治地位，与法老关系紧密，在某些场合还可作为其私人代表出现。而美国加利福尼亚浸礼会大学的阿什拉弗·美利卡则通过对古埃及文献及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从女性的行为、空间特性、象征意义、自主权等方面分析古埃及母亲身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家庭中的异同点。对于古代埃及是否存在专业的兽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康斯坦茨·劳德通过对古代文献中相关的头衔及其职能的研究，初步认为当时存在着以经济或宗教为目的饲养和治疗动物的现象，但是否有专业人员从事这些活动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学者们还对诸如仆人在古埃及墓碑和坟墓壁画中的形象，野禽及被捕捉的鸟类在古埃及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阿玛尔纳时代的私人祭祀崇拜等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古埃及的物质文化，如陶器、石器、乐器以及其他器具的研究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问题。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伊姆加德·赫恩领导的团队通过对古代陶器细微处电子图像分析从而对不同纤维的陶器进行分类比较，而英国牛津大学安伯·胡德博士运用最新的光释光技术对馆藏陶器进行年代测定等都代表了新技术在该项研究领域的运用。牛津大学的约翰·贝恩斯对古埃及轮子的历史提出了新的见解。贝恩斯认为古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已出现了轮子，这与人类在高加索及两河流域最早使用轮子的记录相距不远。大约一千年之后它才被用于战车和手推车之上，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之前的某些观点。法国远东考古研究所的西比勒·埃艾默瑞特则通过对在埃及卢克索西岸墓穴中新发现的古代乐器进行的器官学`和考古学分析，展示古代人在乐器制作方面的工艺，等等，不一而足。
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除了新技术给埃及学研究带来的变革，古埃及文物保护也是当今埃及学家所面临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在经历了埃及国内动荡之后，如何加强国际合作保护现有遗迹，追讨博物馆丢失藏品，修复受损文物等都成为全世界埃及学家共同面临的挑战。阿根廷与德国联合考古队通过可移动激光发射装置，采用无接触的方式对底比斯第49号墓地遭到人为破坏的壁画及彩色瓷砖进行了清理，使这些文物得以更好地保存下去。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对第19王朝法老美棱普塔石棺进行了修复工作。另外，俄罗斯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波兰华沙国家博物馆、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等世界多个博物馆的专家们对各自博物馆中的古埃及藏品进行了保护性修复。
文物保护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建造和修缮存放、保管文物的博物馆。2011年以后，埃及政局动荡不安，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无暇顾及文物保护；失业率增加，社会秩序混乱，加上某些不实报道的影响，导致本土文物屡遭厄运，多个考古发掘项目受到冲击，建造大埃及博物馆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受到影响。2011年开罗博物馆被盗，2013年马拉维国家博物馆遭洗劫，2015年在卡纳克神殿更是发生了针对游客的自杀式恐怖袭击。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新的塞西政府及改组后的埃及文物与遗产保护部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改善专业人员的生活待遇、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和法规、加强国际合作、追缴和修复被盗及受损文物等方式，保证现有文物的存放安全，保障相关考古项目的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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