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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与侦查防范_刑法论文.doc

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与侦查防范_刑法论文

Georgia兰兰
2017-12-29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与侦查防范_刑法论文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与侦查防范刑法论文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与侦查防范刑法论文刑法论文一、引言犯罪是一种恶。从一定意义上讲侦查活动中侦查与犯罪之间是一次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犯罪人)多采用其认为较为隐蔽和“安全”的方法进行犯罪并尽可能地施行各种各样的反侦查行为从而对抗和干扰侦查给侦查工作设置巨大的阻力和障碍。侦查人员的任务就在于排除干扰化解阻力和障碍从而揭露和查证案情。因此可以说任何一起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往往就是侦查与反侦查、揭露与反揭露、查证与反查证尖锐斗争的历史。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反侦查行为呈现出一定的迅猛发展态势。而在侦查实践中虽然侦查人员认识到了反侦查行为的广泛存在并出现了不少识别和利用反侦查行为进而获取案件信息得以破案的成功范例但是侦查人员对于反侦查行为认识不足利用案件中反侦查行为获取案件信息的自觉性不高和方法有限这些无疑是侦查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从理论上对反侦查行为进行探讨并结合侦查实践进行研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作案人为何要实施反侦查行为,会实施怎样的反侦查行为,侦查人员如何去面对与防范,这些都涉及反侦查行为的形成根源问题。所谓根源一般指事物产生或形成的根本原因它是原因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原因。在任何一起犯罪案件中作案人是否采取反侦查行为其引发因素可谓多种多样。任何一个引发因素皆属原因但只有最根本性因素才是根源。换言之根源是其他一般原因赖以存在的基础。笔者认为在促使反侦查行为形成的诸多心理因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最根本性的或根源性的。这就是作为人之本性的趋利避害心理。它是反侦查行为形成的人性根源。本文仅对反侦查行为赖以形成的人性根源作初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在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防范反侦查行为形成的一般原理。二、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剖析(一)“趋利避害”人性概说何谓趋利避害,顾名思义就是趋向快乐、避免痛苦故又称趋乐避苦。“趋利避害作为人之本性是导致犯罪的起因这种看法在中国和外国的古籍中均可察见。”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和法家就有关于“趋利避害”的人性的论述如墨子在《大取》中说:“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韩非在《难二》中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则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快乐快乐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则。西方功利主义法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人在掂量各种行为的可见后果后予以选择的。著名法学家边沁和贝卡利亚等即持这种观点。边沁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系统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环链。举凡我们之所为、所言和所思都受它们支配。”由此可见边沁的学说以为“趋利避害”支配着人的一切行为这是“人生的规律”。贝卡利亚更直接地认为“人之所以犯罪是趋利避害本能作用的结果在利与害面前人在‘利’的诱惑下去犯罪在‘害’刑罚的威慑下不去犯罪都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实际上贝卡利亚只道出了作案人趋利避害的一种理想表现方式。在多数情况下作案人往往既要趋利即实施犯罪行为又要避害即实施反侦查行为。能否既获取犯罪行为的利益又避免刑罚惩罚等害处这是摆在作案人面前的永恒的矛盾。而趋利避害的人性存在决定了作案人必然进行自我保护和防御侦查。因此说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是其形成反侦查行为的人性根源这一根源的存在意味着反侦查行为出现不可避免。(二)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内涵至于作案人在犯罪过程和侦查过程中究竟趋何利、避何害这涉及人们满足其各种需要的原理。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客观的心理现象不同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采取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渠道来满足个人需要会因人而异。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在社会规范许可的范围内考虑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采用合法的正当途径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在少数情况下一些人无法或难以通过合法途径满足需要只有寻求于非法途径甚至于犯罪方式来解决。但是任何犯罪都是与当时的法律和社会道德相抵触的犯罪罪行一旦暴露行为人就要对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行为人还会因受法律制裁而失去自己的地位、荣誉、人身自由和亲人的信任等等。美国犯罪学学者詹姆斯。威尔逊、理查德。赫恩斯在其年出版的《犯罪与人性》一书中说“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质利益、性满足、复仇和同伙的承认等犯罪后果包括良心的责备、被害者的报复、朋友和同事的非难和可能的惩罚”。这里“犯罪所得”即作案人所趋的主要之“利”“犯罪后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诚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犯罪人们面临的“犯罪所得”和“犯罪后果”会有所不同或者说面临的“利”与“害”有所不同。在决定是否作案的阶段作案人主要在上述“犯罪所得”与“犯罪后果”之间进行“趋利避害”地选择。此即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具体内涵。人们一方面希望得到“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犯罪后果”而这两者往往不可调和。(三)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本质如果要探究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本质可以说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基本上表现为一种趋避冲突。所谓趋避冲突是指一种动机冲突的情境在此种情境之下人们对同一目标同时具有趋近与躲避两种动机形成既好之又误之、既趋之又避之的矛盾心理。就整个犯罪案件而言作案人一方面要接受犯罪所得等“好处”的诱惑另一方面要抵制住对犯罪后果等“害处”的恐惧只有在两个方面都达成统一协调的情况下作案人才可能付诸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的实施。就案件的各个阶段而言无论是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或者是在犯罪行为实施完毕后作案人都面临趋避冲突、有着“进退两难”的困扰。当然趋避冲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不同作案人在不同案件的不同时期趋避冲突的内容会有所侧重。作案人趋避冲突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表现在:在作案前作案人的“趋利”因素要占据主导地位“避害”的因素占据次要地位故作案人此时的主要行动是为犯罪活动做准备在作案时作案人的“趋利”因素与“避害”因素基本持平故作案人此时的主要行动兼顾实施犯罪行为和实施反侦查行为在作案后作案人的“避害”因素要占据主导地位“趋利”因素占据次要地位故作案人此时的主要行动是随机施行反侦查行为。作案人趋避冲突内容的有所侧重表现在:作案人所趋避的东西在个案中并非笼统而言而是有着具体的表现形式。如有的是家庭责任的趋避冲突。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不甘心堕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自己能够履行为人亲者所必须尽的义务而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责任的泯灭是放弃家庭责任的开始。如某人尽孝心切因母病危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而自己工薪微薄拿不出钱来情急之下挪用公款触犯刑律本案中他是为尽孝犯罪而一旦东窗事发他将琅珰入狱所挪用的公款也将追回为此他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掩盖犯罪施行反侦查行为。有的是社会地位的趋避冲突。如我国近年出现的某某副局长为争权夺势将正局长暗杀的案件作案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争夺好的社会职位而一旦案件侦破他不但得不到想要的职位连现有的社会职位也将失去为此他也必须施行反侦查行为。更多的则是物质利益的趋避冲突。在几乎所有的财产性犯罪中作案人实施盗窃、抢劫、抢夺、诈骗等犯罪行为毫无疑问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一旦侦查机关破获案件后他既享受不到赃款赃物的利益还可能被剥夺私有财产更重要的是他将在监狱中度过物质匮乏的日子为此他也必须寻求反侦查行为的庇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案人在面临趋避冲突时如何正确的权衡利弊并非完全依靠客观形势决断。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与反侦查行为施行的反侦查行为能否确保作案人做到趋利避害这往往是由作案人主观感受所驱使。一般而言多数作案人存在较为突出的侥幸心理自以为通过犯罪行为可以获利通过反侦查行为可以逃避惩罚所以做出了犯罪与反侦查的选择。三、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运行变化与反侦查行为的形成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按照心理学原理“趋利避害”心理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多层次、有规律发展的心理动力系统。它不仅有一定的层次结构而且遵循一定的规律运动着。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按照一定的层次和规律运行变化这正决定了个案中具体反侦查行为的形成。(一)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的层次根据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外在表现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趋利避害心理(狭义上的)和外化趋利避害心理。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埋伏在人的大脑的潜意识层没有任何反映和感觉完全是人天生的本能人们一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潜在趋利避害心理的存在正好说明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事实上人们对各种需要的满足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非法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潜在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和影响了人们各种主要的合法与非法行为。当然这种决定和影响具有间接性即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必须首先向意识层面转化再由意识层面的心理影响人们的行为。在转化之前人们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总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就像潜伏在人的大脑的潜意识层深处一样。直到获取某种动能之后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就会向意识层面开始转化。这种所谓的动能一般认为是作案人畸形的需要结构。顺便提一句此种“畸形的需要结构”的观点常常用来解释为什么同样为满足需要有的人会犯罪而有的人不犯罪。在作案人畸形的需要结构的呼唤和引导下潜在趋利避害心理不再保持沉默和相对静止而是不断向意识层面浮泳。一旦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泳出潜意识层面便成为作案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趋利避害心理。这种狭义的趋利避害心理使作案人主观心理活动不断加剧表现为既想犯罪又害怕被查获。至此这种心理处于运动状态在其他心理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还将继续不断发展、变化着。其结果是它可能会遭遇扼制而爆发不出来也可能因不断升级而外化。如果刺激和作用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向前发展的因素多、力量大它就会逐渐冲破意识层的界限而外化实现进一步的转变反之如果刺激因素少、作用力量小则它就不会实现进一步的转变。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进一步转变即成为外化趋利避害心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表现为作案人的犯罪行为和反侦查行为。由趋利避害心理向外化趋利避害心理的转化这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由无形向有形、由隐蔽向暴露、由内心世界向外部转变的最高层次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次质的飞跃标志着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经过外化已经由主观意念变成案件中的客观现象从此可以被人们所感知、摄取和反映同时这次质的飞跃昭示着人们可以对表现出来的案件客观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洞悉客观现象背后的心理内涵重现被作案人反侦查行为割断的案件本质与作案人自身的联系恢复反侦查行为保护下的犯罪行为的本来面目恢复反侦查行为和犯罪行为之前的原始状态。当然严格地说外化趋利避害心理已不再是作案人的心理而是作案人的行为。上述三个层次可以用图表示如下:(二)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的规律归根结底在犯罪案件中出现的一切反侦查行为都源于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也都隐含着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发展变化轨迹。由图可见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可循。首先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呈现单向发展的趋势。即按照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趋利避害心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的顺序渐进转化而且这种转化顺序不可颠倒和逆转。当然人们的认识顺序同这种转化顺序恰好相反即按照认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认识趋利避害心理认识潜在趋利避害心理的顺序渐进深入。这两种顺序完全相反的现象正好说明为什么人们会形象地称侦查工作为“研究历史”。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发展具有单向性这就是其发展变化的第一条内在规律。其次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数量呈逐步递减趋势(在图中用箭头的数量表示)。在转变的两个环节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而没有全部向外化趋利避害心理(犯罪行为和反侦查行为)发展。可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潜意识层面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换言之潜在趋利避害心理遍及每一个人在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转变为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后其主体就只涉及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换言之只在作案人的内心深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才有继续转变为意识层面特殊趋利避害心理的必要在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转变为外化趋利避害心理后其主体就只涉及一部分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换言之只有部分作案人将其趋利避害心理升华为反侦查行为。由此可见从几乎所有的人作案人部分作案人这么一个转化顺序在数量上总是相应减少的这种递减趋势暗示在案件侦查中侦查人员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防范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形成的。如果对这种递减趋势作一个图示的话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的三个转化阶段正好呈“金字塔”型:塔底是作案人的潜在趋利避害心理塔身是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塔尖是作案人的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见图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转化阶段的“金字塔”型示意图)。这就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发展变化的第二条内在规律。(三)初步结论:“趋利避害”心理对反侦查行为形成的决定作用综上可见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只要作案人不丧失此天性犯罪案件中就会有反侦查行为的出现。这是反侦查行为的必然规律。由此可以得出我们的初步结论一切反侦查行为都源于其行为主体的趋利避害心理是作案人心理的反映。换言之“趋利避害”心理是反侦查行为之所以形成的前提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在犯罪活动与具体案件环境中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同影响反侦查行为形成的其他各种因素相比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所发挥的作用绝对是决定性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在犯罪案件中形形色色反侦查行为出现的必然性才能在侦查中设法加以利用以防范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出现。四、反侦查行为的侦查防范策略:代结论(一)侦查防范策略的间接性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是反侦查行为形成的人性根源和根本动力。如前所述实际上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经历了两个转化过程才外化为反侦查行为:即潜在趋利避害心理趋利避害心理外化趋利避害心理。而且这种心理的转化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仅转化顺序不可颠倒和逆转而且在数量上呈递减趋势每转化到一个新阶段数量上都有相应减少。如果仔细考察这种心理的转化过程和转化规律不难得到一种启示:在犯罪案件中作案人本能的趋利避害心理可能转化为反侦查行为但并不必然转化反侦查行为可能大量出现但并不必然出现。由此假如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施加正确的影响和引导则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反侦查行为的形成。那么如何对作案人的趋利避害心理施加正确的影响和引导呢,这不能不说是侦查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在侦查破案的全过程中侦查人员并不知道谁是作案人(即使在侦查讯问中也只能确定某人有犯罪嫌疑)侦查人员并不能像做“思想政治工作”一样对面前某一或某些特定的人循循善诱。可见侦查人员施加影响和引导只能是间接的。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常常能够做到通过一定的方法间接影响作案人(或犯罪嫌疑人)引导其趋利避害心理向良性方向转化使得其反侦查意图渐渐归隐、消失不再向反侦查行为外化。(二)消极防范策略:迟滞作案人现实总是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迪。以犯罪现场方面的反侦查现象为例:采取这种常见且重要的反侦查行为的一般内部人员作案的较外部人员多本地人作案的较外地人多流窜人员作案后多马上逃之夭夭更少在犯罪现场方面采取反侦查行为。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内部人员、本地人和流窜人员不了解作案时在犯罪现场方面实施反侦查行为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不急于实施反侦查行为也不至于对其安全构成威胁、招致危害所以他们并不立即去唤醒潜在的趋利避害心理即使产生过意识层面的趋利避害心理也很少迅速进一步强化和外化。简言之在这些作案人看来他们所要避之“害”还比较遥远司法追究和刑罚惩罚并不会很快降临。他们觉得暂时无“害”可避或者无避“害”之迫切需要。由是观之侦查人员为防范作案人反侦查行为形成对其趋利避害心理施加影响和引导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想方设法让作案人产生暂时无“害”可避或无避“害”之迫切需要的错觉即迟滞作案人。要做到这一点侦查中严格保密是最紧要的。非出于特殊目的的“打草惊蛇”是侦查工作的大忌便属此理。一旦“打草惊蛇”作案人觉察到侦查的触角正在逐渐逼向自己他们必然会抛出各种反侦查措施设置或重新设置侦查障碍转移侦查视线干扰和破坏侦查甚至狗急跳墙、负隅顽抗。这决非侦查人员所愿意看到的。这一现象在绑架案件中尤为典型:绑架犯罪案件的作案人是否“撕票”是其作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实施反侦查行为的重要内容(如果人质活着回去对其后患无穷)。而如果作案人得知人质家属报警将会撕票灭口这是一般规律作案人通常在与人质家属联系之初就会言明此点。故在绑架案件侦查中一切工作包括现场勘查、调查访问、侦控措施等都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让作案人觉察到侦查人员已经介入。不仅绑架案件的侦查如此而且在其他案件的侦查中亦然。对侦查中的一切有关案件信息侦查人员应当严格保密禁止任何形式的泄露。即使是为开辟案件嫌疑线索而公开案情也要做到“有控制”地进行即凡是对定案有影响的案件细节凡是不利于侦查破案的案件情况一律不要公开并且公开案情还得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迟滞作案人还要求侦查人员“施计用谋必须示假隐真、扬长避短既有利于揭露犯罪同时又要迷惑对手转移其注意力消除其戒备迟滞和减弱对方的反揭露能力”。侦查实践中一些著名侦查谋略如声东击西、暗渡陈仓、明撤暗侦等都强调迷惑性要求侦查人员隐匿真实的侦查意图通过一定方式造成犯罪嫌疑人的错觉使其不知不觉中暴露犯罪证据。施用侦查谋略追求迷惑性便吻合此中道理。(三)积极防范策略:设置双避冲突设置双避冲突的含义反侦查行为是作案人趋利避害心理的外化其实质目的是作案人要躲避刑罚处罚之“害”。此种刑罚处罚之“害”有两种形式客观之“害”与主观之“害”。前者指作案人的犯罪行为经过刑法衡量和司法程序后得出的结论后者指作案人主观上认为其犯罪行为应遭到的刑罚惩处。在犯罪和侦查中作案人所要躲避的“害”准确地说应只囊括后者。因为在这些阶段中在刑事审判作出生效判决前作案人无从获得客观之“害”的结论只能自我判断将会遭受的刑罚处罚之“害”的主观上结论。这就昭示着另一种启迪:假如侦查人员在侦查中给作案人设置另一可以觉察之“害”让作案人产生双避冲突而自觉进行两“害”价值的比较则作案人有可能主动放弃或中止反侦查行为。这样亦可以防范部分反侦查行为的形成。这种方法可简称为设置双避冲突。所谓双避冲突是指同时有两个目标对于个人是有威胁的虽然都想回避但由于利益趋(驱)动等原因个人只能接受其一才能避免另一在抉择时便会遇到双避冲突的心理困扰。例如作案人案发后遭到通缉侦查机关限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投案自首若拒不归案则有朝一日被捕后势必受严惩此可视为旧“害”若投案自首则虽仍免不了身陷囹圄但可减轻刑罚此可视为新“害”。两“害”必取其一就轻避重有些作案人会选择后者从而放弃对抗侦查、主动投案以求从轻发落。设置双避冲突的原理关于设置双避冲突方法的原理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大取》中说:“„„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墨子阐述了人们在现实面临的两“害”之中进行权衡选择的一般标准、方法:如果两“害”必取其一则行为人将被迫选取小“害”避免大“害”。他还列举了一例说明如果一人在深老林遇到一群劫路的强盗这本身是一种“害”但这时若能在“断指”与“亡身”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断指”这一小“害”而避免“亡身”的大“害”。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应该不是取害而是取利了是趋利避害的结果。由此可见设置双避冲突其成败关键在于对新“害”的设置。设置的新“害”应当符合两项条件:一是新旧“害”冲突不可避免只能且必须择一。如某人在深老林遇强盗他要么是断指要么是亡身只有这样才有选择的意义二是新“害”应略轻于旧“害”。如前所述的路遇强盗案其原来的“害”一般是亡身现在允许断指保身显然断指的危害性轻于亡身在此情况下人们通常会选择断指之害。一切犯罪案件发生后作案人承担终日惶恐的后果而且一旦案件侦破将承担相应刑罚处罚这些旧“害”对于个案而言总是特定的。在这一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设置新“害”当设置的新“害”确实符合上述两项条件时作案人会进行理性地抉择最终选择承担新“害”规避旧“害”从而放弃或中止反侦查行为。设置双避冲突的原理从根本上讲就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范围内提供给作案人两“害”予以选择尽量限制作案人实施反侦查行为的可见利益加大其可见坏处等到作案人发现对抗侦查得不偿失时反侦查行为自然就消失了。设置双避冲突的形式设置双避冲突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施用侦查谋略。侦查实践中许多侦查谋略属于攻心型侦查谋略即侦查人员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方法刺激作案人以瓦解其抗拒意识促其走上认罪伏法的道路。攻心的方式可分为威慑攻心、情感攻心、法律(政策)攻心等无论哪种攻心方式设置双避冲突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武器。通过设置双避冲突陷作案人于情感、道德、法律等方下一页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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