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儿刻木 高帽破靴都只为官：古人的“官瘾”.doc
埋儿刻木 高帽破靴都只为官:古人的“官瘾”
学识丰富、才学优秀的人，在封建时代比一般人要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而拥有了权力，除了能够实现经世济民的宏大理想，也意味着财富利益的丰收，这使得历代的读书人对从政做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除了读书求取功名，以学优入仕，一些人为了做官，亦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此，鲁迅曾有过非常深刻的评价:“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汉武帝时，朝廷设立了举孝廉的制度，地方推举上来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品行的人，可录用为官。于是就有人把自己的幼儿活埋，声称要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母亲尚且在世，就已用木头刻了牌位，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目的自然是想要做官。南宋的时候，官方崇尚理学，许多读书人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就是想要混进这个群体，谋取一官半职。清代以八股举业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鲁迅用这些例子，深刻揭示了追逐权势、做官成瘾，是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人们的心灵。
在“官本位”成为社会价值主导，人性扭曲的环境里，“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是一种必然，因为当官的人需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清人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载，明代有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乔廷栋，罢官家居期间，每天早上他都穿戴整齐，然后高坐自家堂上，令仆役呼喝开门。接下来仆役又依次俯伏晋谒，装作有冤要申的样子，乔廷栋一一分析剖辨，做出判决，再依仪关上大门。事情看似荒诞可笑，实际上是做官成瘾的人，已至无法自拔境地的生动写照。
而这也并不是偶然的例子，《清代野记》里载有另一个故事:清光绪年间，有个安徽人张传声，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其人面目臃肿，大腹便便，饭量惊人。当时河南尚无职缺可补，张传声每天早上洗漱过后，就身穿官袍顶戴，从内室而出，中门的仆役遂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到了外堂就坐，仆人端上茶水，门卫就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等禀见，实际上一个人也没有。过一会，手捧茶碗的张传声，打着官腔说自己累了。门卫又斜步走出，高喊仆役伺候，大人从公堂下来了。每天演完这一出自导自演的戏，张传声才乘轿出门拜客。
十八世纪末，英国公使马戛尔尼在短暂访问中国后，说了一句振警愚顽的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可谓是确切指出了当时的社会弊端，发人深省。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青丝)
埋儿刻木 “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这句话出自鲁迅先生的文章《学界的三魂》。这句意思的是:汉代以孝廉举才，于是就有人把儿子活埋，说是要省下口粮来养活老母;还有人用木头刻了母亲的像，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就天天对着木像煞有介事地侍奉。[1]
全句
《学界的三魂》摘句:“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白话文译:
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汉朝时代做官多是通过举孝廉而来。所谓埋儿指西汉的
郭巨，二十四孝之一。郭巨担心儿子会妨碍其赡养老母，于是决定把儿子给埋了，在挖坑的时候得到一坛黄金，还有一铁券，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刻木指丁兰，少时丧母，就刻了个木头的母亲，后来邻居把木头砸了，他就把邻居杀了。汉宣帝听说后，封丁兰为大官。 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宋朝重程朱理学，理学家穿就是“高帽破靴”，所以要做官，先捣鼓这一身行头再说。 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帖括泛指科举应试文章。 明清时亦用指八股文，而“且夫”、“然则”都是八股文的必用词汇。写好八股文，官帽自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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