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的根源

中国现阶段腐败,原因是基层行政事业单位的财经管理不透明。单位职工不能过问财经,无权看现金账和参与结账,更谈不上监督。单位的工会主席由单位一把手决定,民主选举的工会主席不批准。“财经公开栏”只公开几项大条目,其中的内幕一概不知。如果上面有财经检查,单位领导会叫工会主席出面,回答是“我们单位的财经是在工会监督下进行的。”天衣无缝。最近湖北南漳县教育局长出现的腐败问题,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自从生产力发展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就有了腐败。我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广泛存在自不必说,而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可以说是一部封建官僚的贪污史;历史发展到今天,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之时,腐败也较为猖獗、泛滥。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谈到: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恶性肿瘤,它吞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在法律上通过了也很难实施。我国的腐败现象近些年成了政治、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焦点。自然要研究、解决腐败问题,探求腐败根源成了第一要务。政治学者们有许多理论研究成果,较多的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体制等方面寻找根源,而对于文化方面的根源,重视程度还似乎不够。应该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清除腐败;然而事实上,在我国腐败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巩固和发展而销声匿迹,而且近一个时期在不少方面呈滋长、蔓延和发展的趋势。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回答,仍要在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中去找原因。这并非阶级的偏见,而是存在的事实。列宁也说过:旧社会在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会被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继续发生作用。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腐败的根源,对我们认识、解决腐败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脱胎而来,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儒、 佛、道思想、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等等,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关于腐败的定义 腐败的定义颇多,但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腐败指公共权利的非公共运用,是掌握公共权利的机关或工职人员利用职务和权利,谋取私人目的的而滥用公共权利的行为。实际上,腐败并不仅限于此。广义的理解,现实的腐败大致有三种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一是由于机关或领导干部的决策错误,导致国家和集体的大量损失,这种腐败危害最大,但不好找到元凶,因为他们也许好心办了坏事,并非为私人之目的;二是国家干部得腐败,也就是所谓狭义的腐败,这种腐败最明显,也是人们最痛恨的;三是社会上不正之风,为干部腐败提供土壤,加油打气,并源源不断输送腐败人才,这种腐败的危害是隐性的,但它却是深深直根于社会中的毒瘤。惩治腐败如果不把以上几种情况考虑进去,必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二、专制集权对我国的长期影响 封建专制在我国统治了两千多年,其影响异常深远。邓小平曾指出:“权利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负责制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实行的各国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关。 ”专制主义的遗毒被历史带到了新中国,成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我国目前出现的大多数腐败现象,正是钻了权利集中且又少受制约的结构漏洞。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适 当地夸大了自己的权利,自以为意见正确,应该畅行无阻,不管是否合乎国家人民的利益,以权谋私更不在话下。专制集权影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本位的危害在中国人心目中,官代表权力,权力意味着利益,这也正是是中国人常 常把“贵”与“富”、“权”与“利”、“升官”与“发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原因。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穷莫与富斗,富莫与官斗”的道理,即使是一个小官,在老百姓面前也是绝对的权威,当官的做错了事,老百姓是不敢过问的,只是盼望“上面”找他。就是在我们正向法制社会迈进的今天,“民告官”也被看作是“勇敢人的游戏”。况且,实际上还存在“当官”现象,古时有“刑不上大夫”及“官品”抵刑;今天有的人“党票”还可以换得重罪轻判、异地为官。官本位在现在还表现为“权力拜物教”;评价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以其官职大小来衡量;各种社会生活、政治待遇以官职大小分级享受;当官乃是社会的轴心。加上物质利益的刺激。所以今天贪污受贿屡禁不止,钱权交易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预演预烈。 愚民政策的危害中国民众长期以来被统治者置于无文化之地, 他们认为民众“知识越多越反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政策,“ 三、传统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 中国自汉武帝 摆墨儒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宗,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实中都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童蒙读物的《三字经》、《神童诗》、 《增广贤文》,到科举考试四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五经,无不是对国民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熏染。对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儒家文化不啻为催化剂----通过不断地对官僚政治体制、社会价值标准和人们的观念施加影响,衍化出愈来愈精巧繁密的腐败行为。儒家世俗化思想的影响儒家学说是入世的,是实践性、经验性很强的治国方略,一切以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为最终目的。受儒家文化影响,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的趋向就严重,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实际上拥有贪污、受贿的一切机会和条件。儒家入世走的是一条“内圣外王”的道路,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一个人有无成就,就在于他能否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有一个职位。这样,人们对“入仕”趋之若骛,采取什么手段也就重要了。于是,以权谋私,趁机捞一把也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父家长制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基础上的,父亲或族长在社会中有绝对权威,所以儒家学说是重人伦的。在这种社会里,君臣有别,长幼有序,于是“子”要尽“孝”,“臣”要尽“忠”。子女生来属于父母,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忠”来源于“孝”。人既然依归父母,眷恋父母,他父母所栖之地,所在之宗族,所属之国家就对他有一种亲合力,也就值得他爱恋和忠诚,使他产生一种远走他乡时的落寞感,客居他国时的一种背叛的负罪感。这种依托亲情关系构筑的社会,还有一种恶性的我族中心主义,人人均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顽固观点。“忠”带来的人们只认同自己所属之团体,而不思量这一团体是否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问题。这种团体归属心理具有强烈的排拘性,必然引起忽视社会规范、公正原则的人情化趋向,从而产生家族主义,狭 隘国家心理等畸形社会现象,拉山头、搞宗派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必然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并且由于中国的家处于一种原始关系的水平上,从而产生了中国公私不分的根源,并形成了引用私人,结党营私,假公济私以至于贪污舞弊的一条现存的通路。同时,由于家庭(家 族)的内部只有“森严的”温暖,“隐忍”的人情味,“无条件奉献”式的依赖关系,因而酿成了中国人权威主义的心理趋向。这样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上只有由上而下(而没有由下而上)的管束“单行道”,因而家文化理论的代表----儒家学者,便往往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在家长制影响下,形成了家长权威、长老至上的心理氛围,从而抱定熬时间的宗旨,“媳妇熬成婆”之后,自然可进特等“包厢”。于是人人以“面子”为做人的指南,“地位”与“声威”要求便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人不是服从于真理,而是服从于声威,即所谓的“给面子”。谁不愿给腐败分子一点“面子”,而给自己留条“活路”呢?儒家义利观的偏差在儒家的价值观中,历来是极端贵义贱利的,他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这种义利观,重视义的社会调节作用,以普遍的道德规范制约人们对功利的追求,但由于过分强调道义的至上性,因而导致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可是现实生活总离不开物质利益,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他,这样往往就造成人格分裂或人格的两重性,内心追求的东西却是难以启齿并竭力否定的东西。这显然不合情理,不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清谈仁义礼善,这连儒家自己也办不到。实际上,人们看到,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们是义利兼得的,所以社会必然向他们看齐。受这种价值影响,我们一般时间过分强调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而不应该从社会索取,不能不说是腐败猖獗的根源之一。中庸之道与以“和”为贵的偏差中庸一直是儒家的最高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它要求人们“居上不骄,为下不倍”、“中立不倚”,以此达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这种以人际和谐为目的的追求的行为方式,使古代中国人没有决斗,不走极端,并形成一种雍容、驯服、和气、温良的和平性格。强调对现实现世的执着把握,做什么事情“适可而止”,不必追根究底。民众中拔尖、冒险者寡;而贪生混世、随波逐流、老于世故者多。于是中庸与“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相吻合,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压抑,使部分中国人产生外宽而内刻薄,外雍容而内吝啬,外知足而内贪婪,外诚恳而内奸诈,外柔弱而内刚愎,外大众而内大私等相互对立的双重性格。这种人知道“和气生财”,“吃亏是 福”,遇到各种矛盾纠纷仍然不喜欢或不习惯上法院通过法律裁决,而宁愿通过亲朋好友或长者、尊者出面调和,以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也知道“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对人一团和气,不得罪人,人人为我所用,其他的都好说。这就导致有些人从中获得暴利而不被制裁,并能“传宗接代”。如是,腐败岂有不“深入”之理? 五、法制观念的淡薄 中国有法的历史不可谓不长,战国时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就推行法治主义。但法家的法治主义是仅仅把民众当成被支配、操纵、宰割的对象,把法律强加给民众而不管你知不知,懂不懂,心服不服。这显然与儒家强调的“仁存在矛盾,但因什么中国“内法外儒”的统治能够形成并延续呢?这就是如朱熹所说:“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变法,尽是尊君碑臣之法,所以后不肯变。”儒家固然主张以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但如借法律的力量来推行礼,自无损于礼之精神及其存在,其目的仍可同样达到。这样,礼”法”,“法”强化了“礼”,礼法融合,法以礼为内容。由于儒家是尊重人的,所以法治的实现就依托于人治之上,强调人的权力因素在实现法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有“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之说(《外储说.右下》)因而这种法治必然是暴力为特征的严刑峻罚,带有“以刑去刑”、“重狱轻讼”的色彩。这样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分不清官与法有何不同,也就无能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往往“屈死不打官司”,因而使不法行为屡屡得逞。并且由于统治者“深于用法,果于杀人”,使全社会处于一种惊恐的气氛中,人人唯恐触犯了法律而被施以重型,结果中国人便主动扼杀了自我权利,按统治着的规定生活,宁肯茫茫碌碌无为,“难得糊涂”,也不明辨是非,于是社会公正之心消弥于无形。由于法制依托于人治,往往会权大于法。而今我们有些干部自己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时,也往往认为法律 规定“有问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法律也是人制定的嘛!”实际上也是有许多同志按权大于法在办事,当首长的指示与法律规定性勃时,宁肯不执行法律,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首长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