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诗经(苏伟权)wwww

[考试]诗经(苏伟权)wwww 试论《诗经》 姓 名: 苏伟权 所属单位: 湛江电大 年 级: 2005(春)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本科) 学 号:051200146 指导老师、职称: 禤胜修, 副编审 工作单位:广东海洋大学 目录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提要 试论《诗经》 一(《诗经》的文化精神„„„„„„„„„„„(1-3) 二(《诗经》的地位„„„„„„„„„„„„„(3-4) 三(结束语„„„„„„„„„„„„„„„„„(4-5) 参考考文献目录„„„„„„„„„„„„„„„„„(6) 参考考文献摘录„„„„„„„„„„„„„„„„„(7-12) 内容提要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它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中我们了解到，《诗经》的文化精神和《诗经》在我国文学史的崇高地位，和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巨大。以致它是我国最早的诗歌结集，是诗歌创作的光辉源头，其中收藏的诗歌有300多首。这部伟大的诗歌集出现在2500年以前，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第一个光辉的篇章。因此，后来更被提升为“经书”的地位。 关键词:诗经 文化精神 地位 试论《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305篇作品，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写成书，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下面从以下两方面对《诗经》进行试论。 一(《诗经》的文化精神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厂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的农奴;从战争摇役诗中， 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O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掘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第一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 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第二 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 《诗经》，我们除了感受到它的乡土情蕴之外，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充溢于其中的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在祭祖诗中，诗人把他们的开创基业的祖先奉为神明，乞求祖先神保护自己部族的事业昌盛，人丁兴旺。他们以自己拥有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女工、武王等这样的祖先英雄而自豪，以自己是这一部族群体中的一员而骄傲。共同的祖先沟通了他们互相之间的情感，也使他们在宗族血缘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形成极强的宗国意识，共同抵御外侮、创造家园。在农业祭祀诗中，他们以全部族的共同劳作作为向神明敬献的厚礼，“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载芟》);也共同分享“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良耜》)的丰收喜悦。在农业生活诗中，他们也表现出氏族兄弟之间的团结。甚至在《七月》这样的诗里，尽管显见着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差别和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但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仍然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在丰收后的喜庆典礼上全氏族的人都喜气洋洋地会聚公堂，共叙亲族之间的依恋之情。在战争徭役诗里，诗人们一方面表现出为保卫祖国家园而战的宗国精神，为此不惜抛弃了个人的安定生活。“靡室靡家，獬狁之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于父母兄弟的牵念与关心，“王室靡盛，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唐风?鸨羽》)在卿女大亡的政治美刺诗里，诗人一方面颂赞那些给宗族国家带来幸福的君子，说他们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南山有台》);另一方面也对那些不顾宗族国家利益的昏君与佞臣给予严厉的批判，甚至要以宗族老人的身分教训他们，“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抑》)。在 礼仪 关于商务司机的礼仪须知经典商务礼仪礼仪中的美术巫鸿教师职业形象与礼仪文明礼仪主题班会 诗中，诗人更热情表达父兄朋友君臣之间的血肉亲情。人伦之情和宗国之爱，是《诗经》这部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崇高的人类情感早巳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它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塑造民族文化品格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 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 心得 信息技术培训心得 下载关于七一讲话心得体会关于国企改革心得体会关于使用希沃白板的心得体会国培计划培训心得体会 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 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第四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生活现象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成为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的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对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为主的文学创作，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在这 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二(《诗经》的地位 《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巨大。首先，它是我国最早的诗歌结集，是诗歌创作的光辉源头，其中收藏的诗歌有300多首。这部伟大的诗歌集出现在2500年以前，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第一个光辉的篇章。因此，后来更被提升为“经书”的地位。 《诗经》的出现，确立了劳动人民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在《诗经》的《国风》和《小雅》两部分中，收入了大量的民歌，它们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古代的社会生活，直接而鲜明地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在艺术上，也创造了朴素和优美相结合的范例。郭沫若曾认为:“中国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历次文学创作的高潮都和民间文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楚辞同国风，建安文学同两汉乐府，唐代诗歌同六朝歌谣，元代杂剧同五代以来的词曲，明清小说同两宋以来的说唱，都存在这种关系。”这充分说明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而《诗经》则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同时也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国风》、《小雅》中的优秀民歌和部分贵族讽喻诗，都积极地面向现实，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因而表现了进步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伐檀》、《硕鼠》和《七月》等篇直接控诉了残酷的阶级剥削，描写劳役、兵役、丧乱、战祸，使人们看到统治阶级强加给人民的苦难。贵族讽喻诗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贵族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人们看到奴隶主的统治正在走向不可挽救的崩溃。 《诗经》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深深地寄托了诗人的爱憎，表现了积极面向现实、关心人民命运的进步态度。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艺术上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它们决不借助浮华的辞藻来作装饰和点缀，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来刻画各种事物的特征，使美丑善恶的本质得到艺术的再现。也正由于这样，在封建社会中曾遭受过种种的歪曲，统治阶级用它来作封建教化的工具，大量的文人学者也靠穿凿附会的经说来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亦有不少进步诗人却在创作上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当中面向现实、关心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吸取了丰富而宝贵的营养。在《诗经》以后不久，出现了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的形式，正是对《诗经》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东汉、西汉时代，劳动人民和民间诗人创作了不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直接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期间也出现了“为文而造情”，矫揉造作、堆砌辞藻的空洞虚假作品的风气。到唐代，我国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个高潮正是由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揭开了它的序幕。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他们还对《诗经》的进步意义及其与后世形式主义诗风作了系统的对比和 总结。秉承和光大了《诗经》的精华，肯定了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推动我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而《诗经》的影响，直至宋、元、明、清、近代，尤其是宋词、元曲都是极其深远的。 三(结束语 由上几点可以看出《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它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中我们了解到，《诗经》的文化精神和《诗经》在我国文学史的崇高地位，和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巨大。以致它是我国最早的诗歌结集，是诗歌创作的光辉源头。这部伟大的诗歌集出现在2500年以前，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中第一个光辉的篇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值得我们一读。 参考文献目录 [1]褚斌杰,编,(《<诗经>与楚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5-156 [2]褚斌杰、黄筠,编,(《<诗经>与楚辞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4-152 [3]卢德铭(艺术评论(. [4]温儒敏,编,(《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37 参考文献摘录 《诗经》的编集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它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间的305篇作品，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写成书。《诗经》作品的创作年代由于时代久远，缺乏直证，难以篇篇确考，只能大略推断。从可考知的情况看，其中最早的作品是保存在《大雅》中被称为“大武乐歌”的六篇作品:《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1)，创作于西周初周公摄政制礼作乐之时。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根据对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做出最新的推断: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牧野之战，武王军队与商朝军队决战获胜，灭商建周;武王建周不久后去世，周公摄政七年，据此可推断，“大武乐 歌”当作于公元前1040年前后。一说最早的作品为《商颂》，大约创作于公元前12世纪或更早。一般认为最晚的作品是《陈风?株林》， 大约创作于公元前599年。其产生地域分布在中原各地区，创作主 体包括从农奴平民到贵族的社会各个阶层。《诗经》代表了周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诗经》的文化精神 a.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1)从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 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巾的眷恋故土与思乡怀归之情。 b(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 ? 翻开《诗经》，我们除了感受到它的乡土情蕴之外，另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充溢于其中的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在祭祖诗中，诗人把他们的开创基业的祖先奉为神明，乞求祖先神保护自己部族的事业昌盛，人丁兴旺。他们以自己拥有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女工、武王等这样的祖先英雄而自豪，以自己是这一部族群体中的一员而骄傲。共同的祖先沟通了他们互相之间的情感，也使他们在宗族血缘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形成极强的宗国意识，共同抵御外侮、创造家园。在农业祭祀诗中，他们以全部族的共同劳作作为向神明敬献的厚礼，“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载芟》);也共同分享“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良耜》)的丰收喜悦。在农业生活诗中，他们也表现出氏族兄弟之间的团结。甚至在《七月》这样的诗里，尽管显见着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差别和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但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仍然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在丰收后的喜庆典礼上全氏族的人都喜气洋洋地会聚公堂，共叙亲族之间的依恋之情。在战争徭役诗里，诗人们一方面表现出为保卫祖国家园而战的宗国精神，为此不惜抛弃了个人的安定生活。“靡室靡家，獬狁之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于父母兄弟的牵念与关心，“王室靡盛，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唐风?鸨羽》)在卿女大亡的政治美刺诗里，诗人一方面颂赞那些给宗族国家带来幸福的君子，说他们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南山有台》);另一方面也对那些不顾宗族国家利益的昏君与佞臣给予严厉的批判，甚至要以宗族老人的身分教训他们，“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抑》)。在礼仪诗中，诗人更热情表达父兄朋友君臣之间的血肉亲情。“常棣之华，鄂不辨鳞。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伐木许许，酾酒有奠，既有肥拧，以速渚父。宁适 第九章 《诗经》的文化精神 ]11不来，微我弗顾。於粲洒扫，陈馈八篡。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伐木》)。在男女情爱诗中，诗人同样把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之情写得真挚生动:“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呜》);反之，诗人写妻子对行役在外丈夫牵肠挂肚的思念则是“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估。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王风?君子于役》)。至于在那些写怀人念旧、民俗风情等的诗中，也处处都有这种浓厚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如《小雅?黄鸟》写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思念返回故土家园。一章言“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二章言“复我诸兄”，三章言“复我诸父”，这种眷恋父老乡亲的伦 理亲情和宗族故国之思表达得急切而又深长。可以说，在《诗经》几大主要题材类别的作品中，没有哪一类里不贯注着这种浓厚的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它是牵动诗人内心的一条最为敏感的抒情主弦，随时随地都会因为轻微的触动而发出深情的回响;它已经沉积于诗人文化心理的深处，成为普遍存在于《诗经》抒情诗中最为深沉的文化情感。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最具有伦理情味的诗歌艺术。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产生它的周代，乃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意识的农业社会。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族血缘关系，在周人的农业文化生活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成一套由家庭宗族推而广之的宗法制国家的结构模式，并由此形成一套更完善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制度，赋予它一种理论形式。宗族观念既是周人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同时，它已经内化为周人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它植根于故土，情深于亲人，升华为爱国，已经成为贯穿于周代抒情诗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它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深沉或热烈，或委曲或直截地出现于《诗经》的大部分作品中，从而使《诗经》抒情诗中处处充溢着伦理亲情，充盈着中华民族的一颗爱心。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和妻子的相亲相爱，对父母的孝敬、对兄弟的心、对朋友的忠信，乃至对宗族的依恋和对国家的忠诚。同样，也正 112 《诗经》与楚辞因为有了这样一颗崇高的爱心，才使诗人更加痛苦于亲人的离别、朋友的失信、宗族的破败和国家的灭亡;因而，在《诗经》中，不独像“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小雅?鹿鸣》)和“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这—类写亲朋聚会的诗让人感到亲切。就是那些伤人伦之情废、叹故国之灭亡的作品也特别具有打动人的力量。如《小雅?蓼莪》伤父母之亡，《唐风?葛生》悼丈夫之去世，《王风?黍离》悲故国之颠覆，读来更会让人感伤落泪。朱熹《诗集传?蓼筏注》曰:“晋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受业者为废此篇，诗人之感人如此～胡承珙《毛诗后笺》亦曰:“晋王哀、齐顾欢，并以孤露渎《诗》，至《蓼莪》，哀痛流涕。唐太宗生日，亦以生日承欢膝下，永不可得，因引‘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诗。”朱熹在《济集传?黍离注》中又说:“周既东迁，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至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的确，《诗经》中的这一类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因为诗人所伤乃是人伦之至情，所抒的乃是胸怀之至感，所以才‘会具有永恒的艺术感染力量:， 人伦之情和宗国之爱，是《诗经》这部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崇高的人类情感早巳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它已经成为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塑造民族文化品格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后人之所以推重《诗经》，看重它所包含的深厚人伦之情和宗国之爱，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毛诗序》曰:“故止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近代学者多不以《毛诗序》的这段话为然，认为这是汉儒把《涛经》当作教化的工具、曲解诗意的妄说。但是我们须要知道的是，如果《诗经》本身不具备那样浓厚的人伦情味和宗国情感的活，汉人是决不会 无中生有地阐发出其所具有的巨大教化功能的。反过来，从读者方面讲，如果《诗经》本身不具有这种文化意蕴，即便是汉人把它抬得再高，它也不会产生感人落泪的艺术力量，也决不会几千年来—直被人称颂不已。随着历史的变迁，尽管每个时代的人伦之情和宗国情感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以重亲重孝、爱国爱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却没有改变，并将以其崇高的精神品格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从这方面讲，《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最早、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最为浓厚的„—部作品，它的这种文化价值也必将不断得到发掘，它永远是伟大、永恒、不朽的 c(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宰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英雄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活——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1)、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汜》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在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人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1)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着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的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正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乌》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 不到众神的踪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练，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土和刊 d(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而对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为主的文学创作，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2)但我们在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诗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集，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它的最后 编辑成书虽然已在春秋中叶以后，但是包含了西周和殷商两个时代的作品，其中有些篇章所反映的民俗风情，还明显的有远古社会留下的文化印迹。而《诗经》以四言为主的诗歌样式，从它的雏形到成熟，同样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不仅仅是殷周时代的文学艺术，而且是上古诗歌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它也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及文化精神的诗的凝聚和艺术的升华。它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照耀着千古。它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昭示着后人，成为中国后世社会文化教育的光辉经典和文学创作的永恒楷模。《诗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它编辑成书的那天起，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本身既是诗歌，也是历史;是诉诸审美的艺术，又是生活的教科书。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已经被纳入周代礼乐文化的系统之中，被看做是辅礼而行、实行教化的工具。孔子曰:“小子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话并不是对《诗》的作用的夸张，而恰恰是站在儒家思想立场上对《诗》的意义的正确评估。因为《诗经》以其包孕题材的广泛和文化内容的丰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周文化精神，的确可以进行深刻的思想开掘。而《诗经》又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可以使人不是在干枯的说教中，而是在审美的愉悦中达到受教育的目的。《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答:“绘事后素。”子夏又问:“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在这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是《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之美的诗句，这三句诗前二句见《诗经?卫风?硕人》，第三句可能是逸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以为鲁诗有此一句。可是，子夏却由孔子对“素以为绚”这句诗的字面意解释“绘事后素”，引发出礼乐产生于仁义之后的思想，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它却说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由于其语言的精炼与形象性，确实可以进行多方阐发，起 到感悟人心的作用。对于儒家学者而言，像“素以为绚”这样的诗句尚且可以这样释，更何况那些意义比较明确的诗句，当然就更不用说了。正因为诗本身是以艺术的形式表现社会和人生，是以审美的方式教育人的，所以它才有其他文化典籍所不具有的特殊功效。故孔子特重《诗经》的教化功能，不是没有道理的。汉儒论诗尽管附会较多，但《毛诗序》开头仍从“诗者，志之所之也”这一诗的创作心理本质说起，并由此认识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种“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内容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来阐发其微言大义的。孔颖达《毛诗正义序》开头亦言:“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由此可见，《诗》之所以被后世推崇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经典，一方面固然是后人对它的推重 和抬高，使《诗》在经学化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的后人理解与附会，但更重要的还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所致。惟其如此，才会使《诗》被推崇为“经”，并以“经”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后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各个领域发挥着比其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远为巨大的影响。《诗》的经学化，本身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诗经》的文化价值所作的最高肯定。而关于《诗经》的文化学研究，也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重要课题。《诗经》虽然被后世推崇为经，但是仍不能泯灭它的艺术本质，它对中国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仍是极其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