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文学 第三章 存在主义文学 1、萨特生平与创作 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一岁多时去世。萨特的童年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家中拥有大量藏书，使儿童时代的萨特受到了良好教育，也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知识。1915年，他考入亨利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期间他接受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1924年于1928年萨特在具有现代法兰西思想家摇蓝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在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并结识了一同应试、获得第二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此后的岁月中，波伏娃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与战友，是萨特后50年生活和思想历程中的见证人。1933年萨特赴德留学，悉心研读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一切从人、人的意识出发来研究人和这个世界，把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看成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但当时萨特关注的“人”仅仅局限在学术研究中。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次年在洛林地区被德军俘虏，随后在战俘营中度过了10个月的铁窗生涯。战争与现实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开始用文学干预生活。1941年获释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和创作活动。40年代是萨特创作的黄金时期，有大量作品问世。194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了《现代杂志》，评论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并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 数万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为他送葬，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 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20世纪世界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数十年多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中，他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哲学著作、政治评论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他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与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在哲学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思想上，肯定人的价值，努力探索人在荒诞世界里的出路与归宿，主张人道主义思想。萨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萨特积极投身社会政治斗争。40年代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组织抗敌团体，为法共地下刊物撰稿。50年代他曾公开谴责和抗议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60年代他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1964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接受，并解释说:“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70年代萨特又积极支持工作罢工和学生运动。可以说，萨特以其一生始终坚持的不畏强暴，坚持真理的精神成为一名嫉恶如仇的平民斗士。 2、加缪生平与创作 阿贝尔•加缪(1913——1960)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和评论家。他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蒙多维镇一个农业工人的家庭，祖籍是法国的阿尔萨斯。他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在战场上，母亲 带着全家阿尔及尔贫民区，加缪就在那里长大，因而他十分熟悉并同情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和不幸遭遇。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欧洲人，他又感到孤独和隔膜。加缪依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而得以受到正规教育，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加缪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因法共改变了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退党，但仍与法共合作，宣传民主思想。与此同时，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组建“文化之家”和“劳动剧团”，间做编剧和演员。1937年，他曾担任《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并积极从事文学活动。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开始表现出存在主义思想的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在1944年法国获得解放后任《战斗报》主编，加缪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1月死于车祸。 《局外人》 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它与同年发表的哲学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集《西绪弗斯神话》共同在欧美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小说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写的是“我”(莫尔索)在阿尔及尔的工作单位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死，明日葬。”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来到了离阿尔及尔80公里远的马郎沟。母亲已 经入殓。看门人告诉我，如果我想再看母亲一眼，他可以把棺盖打开，我回答他:“不用了。”我呆在停尸房一边守灵一边歇息。这一夜，母亲生前的好友不断地前来祭拜，可我一个都不认识。好不容易熬过了夜，院长要见我，他让我在好几份东西上面签了字，并问我是否再看一眼母亲，我说不要。然后，我和院长、女护士，还有一个据说是与母亲相好的叫门莱兹的人一同去给母亲送葬。母亲下葬时我怎么也流不出眼泪来。回到阿尔及尔的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去海滨浴场游泳，遇到了我所在的写字间从前的女打字员玛丽。我们一同玩了一整天，晚上看了电影后，她就跟我回了家。当我再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在枕头上留下了她的头发带来的海水味。午饭后，我在家里东坐坐，西站站，闷得发慌，又到街上东走走，西看看，极其无聊地打发完了星期天。周一上班，老板颇显客气。我忙活了一上午，便与同事到处闲逛。因为无事可做，我们便追赶一辆挂有铁链的大卡车，终于扒到了车上，我们在车上欢呼跳跃。下班后回到住处，碰到邻居在遛狗，又碰到同层的邻居雷蒙。雷蒙让我给他以前的情妇写信，羞辱她，进行报复。我起先不允，后来一想也没什么，就答应了。雷蒙的情妇接到信后，就来找雷蒙。雷蒙对其大打出手，惊动了警察，在传讯时，我替雷蒙做了有利于他的证据。雷蒙就约我去妓院，我拒绝了，我们就在街上到处走走。办公室里，老板和我谈一个非常渺茫的计划，他有意在巴黎开一个分号，问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我回答说无所谓，老板的样子不大愉快。晚上，玛丽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同她结婚，我说无所谓，她说我这个人真怪。我到警察局去为雷蒙作了证 ，使 他只受了一个警告处分。我们一起去海滨玩时，雷蒙情妇的弟弟纠集了一帮阿拉伯人寻衅滋事。殴打中，雷蒙受了伤，我揣着雷蒙的手枪到一处清泉旁歇息，恰好碰到了刺伤雷蒙的阿拉伯人，天气炽热难当。我觉得天旋地转，恍惚之中对那个阿拉伯人扣动了扳机，而后又连开四枪。 第二部分写我被关进了监狱，我对宗教不屑一顾的态度激怒了法官。案子拖了11个月，时间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时案件不多，报上对我的案子作了不少夸大的渲染，使案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引人注目。开庭时，法庭对我把母亲送进养老院过凄苦生活、死后不愿再见她一面、甚至没有流过眼泪等都十分不满。检察官还指出，我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海滨浴场游泳，乱搞男女关系，看滑稽电影寻欢作乐等。从上述事实中，检察官得出了我是预谋杀人的结论，并指责我没有灵魂，没有人性，没有道德观念。我被判处死刑。我拒绝向神父忏悔，生活没有什么可让我留恋的，死和不死都无关紧要。为了有一个好的结束，为了避免自己感觉孤单，我想只要我受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我，对我发出咒骂的呼声，就行了。 加缪的《局外人》，仅仅几万字，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性格独特、内涵丰富、值得反复研究的人物形象。小职员莫尔索是加缪反映“荒诞”的第一典型形象。莫尔索的荒诞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的一切都是冷漠的，很少主动去感觉人生，对外界具有一种盲目的超脱感、 麻木感。他对母亲的去世、女友的爱情，对升迁加薪、社会道德、法律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甚至对自己被判刑的结果等一切都是冷漠的、不屑一顾的。在他的眼里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是毫无意义的、荒诞可悲的。莫尔索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理思想。《局外人》这个题目的含义实际上是指人与周围环境完全脱节、人对自己的生存感到陌生。《局外人》被用来比喻人生活在一个与他漠不相关的世界里，世界视他为局外人，他视世界为局外人，从而产生了荒诞感。 《局外人》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家表现了“荒诞世界”中的“荒诞的人”的典型—莫尔索的形象。加缪用“局外人”界定莫尔索这个人物，却并不妨碍读者从各个方面去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他。莫尔索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历来评价不一，这里不妨从两方面的展开思考。首先，莫尔索是个超脱的人，他是职员，有自己的住处，有社交活动、与女人往来等等。从表面上来看，他选择了寻常人的生活方式，但骨子里他并不认可寻常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不愿像这个社会的多数人那样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害怕的时候害怕，他只听命于自己的内心，他的内心深处驱动他的力量正如加缪的《局外人》美国版的序言中所说的:“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从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谈话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莫尔索这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不仅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对它非常有把握。因为他是一个认识到世界是荒诞的怀疑主义者，他不 适应荒诞的社会生活，不愿意扮演社会所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于他的角色。莫尔索的悲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能容忍像他这样一个“局外人”的结果。正如彼得•鲁尔谈到莫尔索悲剧原因时所说的“正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局外人，一个其生活方式看来对现存秩序是一种无声威胁的人。”(彼得•鲁尔《加缪与萨特的争论》)莫尔索最终走向了死亡，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他只能以死来结束荒诞。 其次，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莫尔索这个人物为什么总是徘徊在局外。众所周知，社会存在首先要求人们适应，适者生存。而莫尔索的生活态度使他和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无法适应。因此，社会只能把莫尔索这样的不适者甩出去。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并没有为莫尔索这样的人准备适宜的位置，既然他无法正常地扮演社会规定他的角色，他就只能被社会淘汰出局。对社会而言，莫尔索是一个局外人。在社会强大的秩序面前，莫尔索并不企图改变什么，而是生活在自己的主观意念中，把世界变成自己。通过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选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意义。这种自愿的自我孤立使莫尔索不能像多数人那样正常地活着，因而对社会而言，他只能是个局外人，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通常是能够面对与社会对立的状态，进而战胜自身对此所存在的障碍。战胜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说忽视，人们忽视(有意或无意)好多不好应付的生活部分，回避着与社会正面冲突，使自己不至于过度敏感，为的是能够“正常地”生存下去。莫尔索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听凭自己的内心， 他无法忽视，也不愿回避，因此莫尔索变成了少数人。他在参加母亲葬礼前，内心的感觉是混乱的。“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当他站在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要为他找开棺盖的老人。莫尔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他爱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忽视心中的冷漠。他无法在这种情感所带来的均衡力量支配下，看母亲最后一眼，只好听任别人的议论。他真实地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同样也没有办法在母亲葬礼后，压抑一下自己的欲望，不去和女朋友约会，看费南代尔主演的喜剧片等。他做不到这些，其实，他过分地强调了自己。对莫尔索而言，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存在。也许他没有主动地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观抗衡，但他无法战胜自己，间接地形成了这样的对抗。于是，莫尔索成了一个喜剧人物。 人有时的确无法战胜自己，这为莫尔索这样的人物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而莫尔索最后在“天气炽热”，、“天旋地转”的“恍惚之中”开枪了，开枪杀死了那个阿拉伯人。开枪前，他保持着与众不同的生活态度所需要的勇气，他略微具有一点“英能”的特质，但开枪却使他变成了个懦夫，因为不是必须开枪的，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并没有逼迫他非开枪不可，开枪意味着他无力继续坚持他那过于独特的生活道路。对他来说，在荒诞世界里这样活下去与死亡两者，无疑后者是更容易的。那么，这样更容易些的道路，使莫尔索又染上了沉重的懦夫色彩。但是莫尔索本能地保持着人的自然状态，拒绝社会对他 的异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背叛了这个社会认同的一切传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莫尔索又具有那么一点英雄的色彩。总之，这个人物形象是相当复杂的，内涵也是深刻的。 如果前面分析强调的是莫尔索这一人物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尽管他对此保持着冷漠、无动于衷的态度，最终也免不了被吞噬的结局，那么，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在人这个既成事实面前的软弱无力。杀死莫尔索依据的是法律，但法律不能随杀死一个人，它依据的是莫尔索杀死那个阿拉伯人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只能由莫尔索亲手创下。因此，没有这一事实，便没有任何东西奈何得了他，即使他不为母亲的死哭泣、难过，即使他把女人仅当成某种物体，即使他对神圣的事情表示漠然。人可以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之下高大起来，这也是存在主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无论社会呈现的状态怎样强大，实施惩罚的只能是人自己。人有自己选择生存态度的权利。 《局外人》的艺术特色也是很突出的。首先，为了表现人对现实的“局个人”态度，作者使用了对照的手法。小说采用了三重对照。第一重是人物的态度与人物境遇的对照。存在主义文学家总喜欢为他的人物设置一个能对人物发生影响的特定性情景，然后再集中笔力表现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和行为。奔丧、结婚和判刑这三件事，是加缪为他的人物设置的规定情景。对于母亲的死亡和安葬，莫尔索 是冷漠的;对于爱情和婚姻，莫尔索是无所谓的;对监禁，审判和死亡，莫尔索是消极超脱的。在这里，人物的主观态度同人物的客观遭遇如此的反常，如此的不协调，从客观境遇上讲，莫尔索是局内人，而且是主要当事人，从主观态度上看，他却是个局外人，于是态度与境遇就形成了强烈对照。第二重是人物间不同态度的对照。作者在主人公身边安排门莱兹、玛丽和辩护律师这三个人物，用他们对于事件的积极态度来同莫尔索的冷漠态度相对照，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门莱兹是母亲生前的好友，对于朋友的死，他的悲痛是深沉和由衷的;玛丽是莫尔索的女友，她对爱情是真挚和热烈的，辩护律师对待莫尔索的案子，对于莫尔索的命运和生命，反而比莫尔索自己更加关切。同他们相比，莫尔索俨然是一个局外人。第三重是人的生理要求和心理反应的对照。莫尔索在奔丧和恋爱上，更多的是生理上的感觉，而缺乏应有的正常的心理。他的心理活动仅仅是生理要求的条件反射，这样，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外人”。 其次，小说富有哲理色彩。作品中，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辩论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围绕人生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莫尔索把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本位观表达得非常清楚，作者让莫尔索以“胜利”而告终，以昭示存在主义思想的正确。 再次，小说中运用的语言极其简单明了，甚至到了单调、枯 燥的地步。这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和思想意境所需要的，例如莫尔索对人生几件大事所表现的态度是漠然的，他的话也是单调而枯燥的。当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我结婚”时，他以干巴巴的话无可无不可地回答说“怎么样都行”。玛丽 说“结婚是件大事”，他却回答说“不”。在描写莫尔索被审讯时，作者用一种使读者感到枯燥干涩的语言来表现莫尔索的心境。几次写到讨厌的“大苍蝇”。作者用简单明晰的语言表现莫尔索生活的场景，表现生活的单调乏味，从而烘托出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孤独感、陌生感。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部存在主义作品，《局外人》的情节和人物描写采用了许多现实在主义手法。小说人物形象比较完整，作品时间顺序没有颠倒，情节也比较完整。 《鼠疫》 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尚有三年时(1942年)，加缪写出院他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认为是比萨特的《苍蝇》、《恶心》更具有经典意义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表现作者象征主义天才的杰作。小说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某年4月16日清晨，家住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贝尔纳•里厄医生，在住所的楼梯口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过去这里从未有过老鼠，这令他吃惊。紧接着当天晚上他又发现一只老鼠在走廊里吐血而死。但里厄医生还顾不上多想，因为他太忙了。妻子身患重病，这天他到车站送妻子到外地疗 养，下午又接待了一名来自巴黎的新闻记者朗贝尔。朗贝尔是为一家大报派来采访有关阿拉伯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然而，两天后，奥兰城里到处都是死老鼠。里厄医生楼里的人们也病了，发高烧，呼吸困难。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症状类似的病人，里厄医生认定这是鼠疫，经他呼吁，市长于是采取紧急措施。此时，鼠疫已经蔓延，全城宣布封锁隔离，只有生死大事经过批准才能对外联系。医生收到妻子病危的电报，但他已无法顾及，他尽一切努力以减少死亡人数。朗贝尔被鼠疫吓坏，他要里厄开一纸证明离开奥兰，以赶回巴黎与情人团聚，遭到里厄的拒绝。后来，朗贝尔被医生的言行所感动，他放弃出城的企图。和里厄医生一起抢救病人。在这紧急关头，只有两个人行为反常。一个是与里厄医生同住一楼的柯塔尔，在大家都忙于预防鼠疫时他动企图上吊自杀。另一个是帕那鲁神父，他代表教会宣布鼠疫是神对人的惩罚，死去的人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些无辜的孩子也患病死去时，帕那鲁改变了看法，后来，他自己也被传染上鼠疫，接受神的惩罚，平静地死去。第二年春天，鼠疫的势头渐渐减弱，人们开始面露喜色，唯独柯塔尔反而惶惶不安。原来，他在鼠疫流行前就犯过案，所以要自寻短见，鼠疫流先后 ，他反而自由自在，继续走私犯法，并希望鼠疫一直蔓延下去。当鼠疫结束的公告发布时，他害怕受到惩罚，躲在屋子里，向欢呼的人群开枪，被警察逮捕。此时，里厄医生收到了妻子病逝的电报，朗贝尔和从巴黎赶来的情人在车站上紧紧拥抱。里厄医生感慨万千，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来下，因为鼠疫杆菌并没有消灭，威胁始终存在，今后也许还会给一个不幸的城市带来 灾难与死亡。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鼠疫流行的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但涉及的都是有关道义、政治、哲学等重大问题。其中的人物、情节、内容都具有象征意义:以鼠疫象征法西斯势力对各国的侵略，以鼠疫流行的奥兰城象征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法国，以市民们的抗鼠斗争象征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里厄医生的自我牺牲行为象征法国抵抗战士的斗争精神。凡此种种，表明小说显示的是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历程，是作者摆脱《局外人》中的悲观主义绝望心情后，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作为抗灾斗争的代表，里厄医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人道主义者，是也向恶势力斗争的为拯救人类命运做出贡献的英雄。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妻子的病危虽使他不安，但他更关心的是大批病人以及不断死亡的患者，他不相信什么神对人的惩罚，他说:“应该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他每天工作20小时，组织拯救工作，一切都是为了他人。当鼠疫之灾终于被战胜时，他感慨万千，但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告诫后人，防止鼠疫杆菌卷士重来，祸害人间。 当然，小说的背景还是作者心目中的“荒诞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积极地、自由地选择，而不是无所作为，还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去感化他人，以使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将“荒谬的世界”变成光明的世界，这正是加缪作品中的积极进步因素。 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这就是小说《局外人》到《鼠疫》的转折。其间，第一人称的独白为第三人称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所取代，一种孤独的反抗态度变为共同奋斗的集体激情所战胜。加缪认为，人们既然承认世界、命运和神的“永远的不公正”，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赋予没有任何意义的世界以一种意义，面对这不公正行事的命运创造一点公正。于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冷漠无情的局外人、旁观者，而是一些有着清醒意识的抗争者、奋斗者。这样，有了一种价值的介入，加缪的思想也就随着对人类本性认识的变化面发展，并在1951年写成的《反抗者》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公式:“我反抗故我存在。” 1960年1月4日，加缪在外出旅游时不幸遇车祸而丧生，时年47岁。加缪的意外罹难使法国文坛失支了一位重要的又有争议 作家，也为他自己的十余年创作生涯划上了一个仓促的句号。 3、不可言说的言说,李平 如果说掌握一位思想家思想精髓的最好方法只能是研读他的著作的话，那么，了解他思想发展道路的最简便最快捷的方法，则是阅读他的传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一本中国人写的传记。 在我国出版的关于海德格尔的众多著作中，有三本类似传记的舶来品。一本是198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外国著名思想家丛书》之一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12万多字的《海德格尔》;另一本是1996年9月商务印书馆作为《我知道什么》百科知识丛书之一出版的法国学者阿兰?布托(Alain Boutot)的只有7万多字的小册子《海德格尔》;再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96年10月出版的德国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瓦尔特•比梅尔(Walter Biemel)约有15万多字的《海德格尔》。但是，这三本传遍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或“评传”。 乔治•斯坦纳的《海德格尔》虽然站在整个西方思想发展史的高度，对海德格尔思想产生的根源、时代背景，以及海德格尔哲学所具有的影响，进行了客观的同时又是极为大胆的解析，清晰地勾划出了海德格尔许多重要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但是，也许是由于作者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职业所限，本书更多的在于对海德格尔独特语言的“词源学”研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传记更像一部“海德格尔语言研究”的专著。 阿兰•布托的《海德格尔》则主要以专题的形式，从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开始，就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概念和重要思想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其中，涉及到海德格尔成名后“存在思想”的发展、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以及艺术与诗歌、语言的见解等海德格尔思想发展道路上几个重要主要成就，但是，由于全书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和严辑结构，更像一本读书札记。 而 瓦尔特•比梅尔的《海德格尔》，则与“传记”相去更远。虽然作者本人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生前好友，书中汇集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多达41帧的珍贵照片，包括海德格尔的肖像、工作照，以及与他生平直接相关的故居、手迹等，但是由于此书只论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七篇作品，并且几乎是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开始，迅速转至对“真理”(无蔽)的追问，因此，这不仅是一部“海德格尔作品论”，而更应该称作是一部专题式的“海德格尔的真理学说论”或“无蔽论”。 由此可见，为海德格尔作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本书既不准备全面地介绍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也不可能系统地描述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只是企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多地通过他的生平和经历来展示他的思想道路，通过寻找他所留下的“足迹”，来接近他本人。虽然不敢说本书就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但希望能成为一本具有更浓传记色彩的“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家思想发展论”，为真正的传记出现作一个奠基。 海德格尔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和引人注目的绯闻轶事，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众说纷纭的谜团，而这些谜团，比如，他与天主教及其神学思想的关系，他与恩师埃德蒙特•胡塞尔(Edmund Husserl)及其现象学的关系，他与臭名昭著的纳粹及其纳粹运动的关系等，不仅正是构成其生平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海德格尔有着丰富的传记资源，只是这些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一 一位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曾明确表示，海德格尔是“一个没有传记或个人经历的人”。虽然这个说法的确不确切并遭到另一位德格尔的学者的反驳，但是我们相信，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然，为什么瓦尔特•比梅尔作为海德格尔的朋友，他在写作《海德格尔》时，一开始就放弃了作传的可能性呢,他认为，“无可否认，在某种情况下，的确可以通过作者的生平来考察作品的产生和形成——即便不说解释(威廉•狄尔泰把解释理解为对自然过程的把握活动——原注)。然而，在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却难免叫人失望。我们不能通过他的生平来理解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因此，他宁愿将其传记写成一部“作品论”。他强调说，“了解他的生平就意味着，追踪他的创作活动并且力图把握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展开发展，如何不断变化的。”于是，他的这部“作品论”便只是追踪海德格尔思想的双重主题:追问存在与追问真理(无蔽)。 人们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不可作传，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料的缺乏。为此，乔治•斯坦纳甚至说:“我不敢指望这个小册子哪够成为一本关于马丁•海德格尔思想的简明入门书。”他具体介绍说，“在自1912年至1970年的漫长理论活动中，海德格尔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文和演讲。单是现在已经编辑整理的著作，就有 16卷之多，而这仅仅是其更为宏富的著述总体的一个部分。人们预料，海德格尔全集最终将构成整整57卷的洋洋大观。„„„换句话说，已经定稿并能够为人们现成使用的海德格尔著作仅是其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弱。„„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脉胳来说，目前仍有许多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或是 显然不可缺少的著作尚未问世。”阿兰•布托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其估计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他说:“全集将包括100卷著作，其中80卷从未出版过。按照目前每年出版二至三卷的速度，在2020年前还完成不了。”而在这些所欠缺的资料中，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海德格尔自己完整的自传材料。特别是在他的后期，当他对人们的研究和评价持否定态度时，也极少进行公开的论辩。 几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好转。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国出版的几乎所有有关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关于其生平和著述的记载都有出入。比如，海德格尔在弗莱堡(Freiburg)大学取得讲课资格后是以什么身份(助教、讲师还是编外讲师)讲课的,他应聘去马堡大学时担任的是教授还是副教授,他是在哪一年(1918年、1919年还是1920年)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手的,以及他与胡塞尔第二次合作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甚至在一本书中也有自相矛盾的不同说法。因此，可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没有一个比较准确详尽“生平与著作年表”。 纵观海德格尔的一生，演讲(包括讲课)和写作是其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他的写作正是建立在演讲之上的，其演讲常常比其写作更为重要。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挚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一篇纪念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中曾这样说:“早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一书发表前，海德格尔就享有盛誉。„„海德格尔早期声誉颇为奇特，或许比卡夫卡在20年代早期或布拉克和毕加索再早些的声誉还要特别，后者虽然也不为大众所知，但仍然产生了不同寻常的 影响。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声望赖以建立的东西都不存在:没有著述，即便有也只是些被传抄的课堂笔记;而讲课所涉及的内容又是众所周知的;不具有可转述和发挥的学说。可是，海德格尔的名字却像秘密国王的传闻一样传遍全国。”因此，在关于他的“年表”中，应该有相当篇幅是海德格尔在任教期间几乎每学期一个题目的讲座和他在活跃时期连续不断并且经常重复的演讲。然而，目前的许多“年表”都未涉及这些演讲的内容。 为此，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并以较大的篇幅整理制作了包括这期间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有关的重大事件在内的《海德格尔生平、著作与大事年表》。我自己认为，这个年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传记内容本身。因为，只有年表最终完善之日，才是其传记最后得以成功之时。 二、毫无疑问，海德格尔著作本身就是横亘在阅读者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说海德格尔理论的深奥大家尚有所心理准备，那么，其语言的晦涩程度则常常超出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所有人的想象。曾就读于德国弗莱堡大学的美国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学生赫伯特•施皮格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十分困惑地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马丁•海德格尔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大陆和说西班牙语的南美哲学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至少对说英语的国家来说，这件事似乎是个难解之谜。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人们对于海德格尔这类思想家产生这样大的兴趣,显然这并非由于他的早期著作所促成，此外，他的最大部头的著作《存在与时间》 过去是并且永远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然而对于读者来说，这部书的语言和思想风格比古今大多数哲学著作都要难懂，即使不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话。”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想理解海德格尔，特别是想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期的海德格尔，最难克服的障碍无疑是在语言方面。一个读者如果不具备超乎寻常的德文水平，他就没有希望透彻领会海德格尔语言中所包含的意思及其充分涵义。英文译本迟迟不出显然与这个基本困难有关。但是，即使是德国人在海德格尔的晦涩文笔面前也经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种文体几乎需要译成普通德文才好理解。原因在于海德格尔惯于不仅根据陈旧过时的词根意思创造新词，而且还把前所未闻的新义赋予现有的词，而不提供带有解释的术语表，也不为新的用法下明确的定义，所以，即使是德国读者也只能用学习本国语言的方法，即通过观察其各种用法和不断摸索来掌握海德格尔的用语。”为了能对这一障碍有一个具体的感受，我们不妨再看看施皮格伯格的另一个说明;“为了进一步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这一奇迹的意义，我们预先还得彻底弄清两个彼此相关的概念，即‘本体论的区别’(Ontolgical Differenz)和‘存在方式’(Seinart)。本体论的区别就是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ndes)之间的区别。用英语把这种区别讲出来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名词化的动词不定式(das Sein)不能译为‘the Be’，而只能译为‘Being’。而意义上相当于存在者(Seindes)的确切的对应分词并不是‘Being’。‘具有存在的事物’(What has Being)也许比较接近Seindes，但是太冗长。在大多数场合下只能用复数形式‘beings’，这倒比使用拉尔夫•曼海姆 的‘essent’一词更自然。”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期的海德格尔已如此困难，那么理解经过了“转向”之后的后期海德格尔又将如何呢,作为以研究“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化”著称的语言学家斯坦纳也丝毫没有到一点轻松。他也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的，其程度远过于以往形而上学家和神学家的最为晦涩的著作。在弗里德里希•赫尔德林的影响下，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进入到另一种非常奇特的极端状态。一方面，语词拥有自己的意义(假定这是一种原初的、基本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在海德格尔所赋予的内涵和隐喻意义上被使用。这些语词本身几乎总是‘素朴的’，但是，海德格尔用以和‘神’、‘人’、‘天堂’、‘人世’(这是海德格尔在1941—1947年间关于思想和诗歌问题的论文的两对著名论题——原注)联系起来的那些语词涵义却无不打上了作者的印迹。这样海德格尔的哲学演讲变成了语言学家所说的‘个人语型’，即某个人的习惯用语。”因此，他也肯定说:“事实上，许多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即使他们在阅读德国语言方面具备出色的能力，也仍旧会发现海德格尔是全然不可理解的。他们确实无法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是什么，甚至无法断定德格尔是否真的说出了什么东西。由此看来，企图用英语再造德格尔的重要概念和系统陈述(这正是我必须要做的)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有证据表明，海德格尔本人就把这种企图当作令人生厌的唐•吉诃德式的幻想。的确，他曾经对《存在与时间》的翻译工作大加赞赏，但同时也认为，就他的其他著作——尤是后期著作——的翻译而言，绝大部分译文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因为他的全部固有涵义无不植根于德 语以及这个语言的过去历史。然而，甚至这还不算最为困难的部分。”当然，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位极富争议的人物来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几乎都有可能产生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对于语官也不例外。被称作是“向一般读者介绍存在主义的最好的作者”的纽约大学教授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在谈到理解海德格尔的障碍时，发表了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想，一个障碍是海德格尔选用的词汇，最初读他的书是相当惹人不快的。但如果你读他的德文原著，你会发现他写得一手相当通俗的德文一—如果你把他的文字同„„就说黑格尔吧，比较一下，海德格尔的行文是非常清晰的，不过也得承认，哲学中始终存在对某些选词的偏见。” 就在本书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文字中，我们将看到，海德格尔确实有相当晦涩难懂的论述，也有十分通俗优美的表达。而前者通常是对词语的意义的辨析，而后者更多的是对事件的描述和对情感的抒发。然而，无论如何，当我们真正面对海德格尔之后，也就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了。正如有人说海德格尔不可作传而仍有人要努力为之作传一样，对于几乎是无法翻译的海德格尔的著作，仍然在不断地被翻译着。 三 前面我们谈到，乔治•斯坦纳在说到海德格尔的语言是理解海德格尔的一大障碍时，认为“这还不算最为困难的部分”，那么，最为困难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斯坦纳的《海德格尔》是目前英语世界颇负盛誉的《现代大师》丛书之一，其突出特点在于“这些传记的作者本人也都是大师”。正如该书的译者李河、刘继所说:“本书的 作者也称得上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思想家。”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最为困难的部分”并不是海德格尔著作本身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而应该是由于人们(包括许多学者专家)对海德格尔其人的不同理解所引起的种种误解。 197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15集的电视系列节目，以“交谈”或“对话”的方式向大众介绍当今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在介绍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时，该节目的主持人布莱思•麦基(Bryan Magee)这样说:“在战后的巴黎，存在主义似乎成了所有人开口必谈的永恒话题，不仅在交谈中，在一些艺术种类和比较严肃的新闻传播中频频出现，就连通俗新闻、通俗文艺，甚至餐馆和夜总会里的娱乐节目，也纷纷效尤。贯穿这一知识和社会思潮的，是一个极响亮的名字:让-保罗•萨特。然而，本世纪存在主义的真正发源地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德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学术角度看，存在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不是萨特，而是海德格尔;换句话说，凡研究现代存在主义的严肃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海德格尔除在时间上先于萨特外，更是一位更加深刻、更有创见的思想家。” 然而，海德格尔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而且，他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但是，为了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划清界限，他宁愿自称是整个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存在意义问题的 思想家。 海德格尔不仅不承认是个存在主义者，而且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实存哲学家”。虽然，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成功地探讨了人的实存问题，，并取得了大家一致公认。按他自己的意思，《存在与时间》只是一部未完成稿，对人的实存问题的探讨也只是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一般存在问题的前奏，人的实存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或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胡塞尔作为青年海德格尔的老师和崇拜对象，按说，算是比较了解自己的学生的了吧?他认为，海德格尔由于用人的存在来代替纯粹自我，已经把现象学改造成了“人学”，但海德格尔同样给予了否认。虽然，他针对胡塞尔所说的“奇迹中的奇迹是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而提出了“奇迹中的奇迹:这就是存在者是存在的(das Seindesist)”。虽然，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一书中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更明显地以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 那么，也许只能说海德格尔对于哲学和人学的关心，只是他通向基础本体论的一个过程。然而，海德格尔也不愿意被人看作是一个本体论者。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本体论这个旧名称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关系过于密切，不能表达他本人的意思。 同样，海德格尔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形而上学家”。虽然，他对形而上学有过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他的《康德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存在与时间》的未完成部分。他在弗莱堡大学所作的教授就职演讲就是著名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他在课堂上还开设过一系列 关于形而上学的课程。但是，在1936年之后，他便宣称要克服形面上学。他认为，形雨上学只是存在的历史中一个必要的阶段，形而上学的任务只是集中探讨存在者，而不是探讨存在本身。他甚至认为，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史实际上是对于存在的遗忘史。 最后，海德格尔甚至不再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哲学”。他认为，哲学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变得过时，现在应由“思的工作”来取代。他甚至说，“哲学”实际上成了“思想”的敌人。因此，他宁愿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之为“存在的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存在的思想”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与其他已有的思想和学说共名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常常是极端尖锐对立的，完全矛盾的，相互排斥的。斯坦纳因此而断言:“自苏格拉底以来，没有谁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遭际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 有人说，海德格尔只是一个语言的神秘主义者，一个形而上学的神学家。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也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竟对他不置一辞。有人干脆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只是一些不经之谈的总汇。他提出的只是一些虚假的问题，他的学说无异于一种谬论，既错误又琐碎。或者说海德格尔是一个空话连篇的饶舌者，他的本体论或关于存在的辩证法更是一些无聊的呓语。而海德格尔晦涩的语言更是人们攻击的目标。阿尔多诺的《特殊的行话》在对海德格尔的语言进行分析时就 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是令人厌恶的，它不仅是一种晦涩不堪的行话土语，而且是崇玄风气的拟古主义到处作祟的象征。著名的逻辑实证哲学家卡尔纳普则干脆把它看作一种神秘的、自我催眠式的符咒。还有人甚至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与纳粹语言有着本质的联系，正是它们毒化了希特勒以来的德国语言。 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也有人认为，海德格尔不仅是康德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家，是可以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这些为数不多的西方伟大思想家比肩的思想巨匠，而且，他关于存在与时间意义的探讨，他对艺术理论和技术性的沉思，他的语言格局理论，以及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真理和逻辑模式的彻底矫正等等，对当代西方各种学说都产生了影响。也有人解释说，海德格尔的主题不是揭示人的行为或我们心灵的活动，而是通过确立我们通常所在的最本质的东西来阐明存在这个概念，毫无疑问，这是哲学的任务，而且，这个命题在某些方面是所有哲学命题中最迷人的一个。还有人预言，如果说17世纪是笛卡尔和牛顿的时代，那么，海德格尔将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王国。一位造诣颇深的犹太女政治家汉娜•阿伦特则说，纵观20世纪的全部哲学，海德格尔一直是“思想的神秘主宰者”。而对海德格尔的著作持否定态度的分析哲学家G(赖尔(Gilbert Ryie)也承认:“他对意识所作的考察极其精细和透彻，他的方法和结论大胆而有创见，他以不懈的毅力努力超越正统哲学和心理学的陈旧范畴，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真正重要的哲学家。” 当然，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所引起这些对立的观点也许主要与他思想和学说的反叛性有关。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笛卡尔由于提出了人的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分裂现象等重要理论，被看作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因此，17世纪由笛卡尔所开创的时代就被称作是“现代哲学”的新的纪元。直到本世纪初，才陆续在欧美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笛卡尔主义的哲学流派，其中，海德格尔便是笛卡尔的反叛者之一。由他的反叛而引起的震荡，也就十分自然也十分必然了。威廉•巴雷特强调指出;“正是他的反叛，给了我们开启他本人思想之锁的钥匙。” 四、在我们眼中，海德格尔就如同一座宝藏丰富、形态多姿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海德格尔所具有的多义性，既给我们准确地全面地描述海德格尔带来了困难，也为我们有方向有目的地接近海德格尔提供了机会。在选择接近海格德尔的切入点时，我曾作过多种考虑，比如，可以称他为“存在的追问者”、“存在的放牧者”、“诗人哲学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的供奉者”、“思想的神秘主宰者”，或“思想中的思想者”，或用海德格尔自己所称的“途中的思想家”等等，但由于这些题目都过于学术化，很容易将描述的视线引入深奥的哲学理论的讨论，因此，我宁愿更世俗化，首先把海德格尔当作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当然，最终确定以“被逐出神学的人”为书名，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主要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海德格尔从小憧憬于教会，却被教会拒之门外，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二 是因为海德格尔与神学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许多重要思想既来源于神学，最终又成为了当代神学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海德格尔对神学的向往，是他在幼年时代就埋在心灵里的一颗种子。而他与神学的不解之缘，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由于他对于亚伯拉罕的崇拜，使他立下了“矢志神职”的理想。可以说，成为一名像亚伯拉罕那样备受尊敬的有着巨大声望的大牧师，一直是他的梦想。从客观上看，是由于他出身的家庭和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直接地说，是为了求学，是迫于生计。由于家境贫寒，如果不是教会的资助和提携，少年海德格尔在小学毕业后恐怕就只能子承父业，在教堂里做一名碌碌无为的司事。然而，就仅仅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这也是由于家庭的贫穷)而屡遭教会的抛弃，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实:在西方宗教史上少了一位神学家，而在世界思想史上多了一位哲学家。这一改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不仅是学习专业的改变，也不仅是从事的职业的改变，而是理想的改变。在对海德格尔这个至关重要的改变的考察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在被逐出神学之后，并没有因此而断绝与神学的关系。—方面，由于他早年一直沉没在神学的理论之中，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与神学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从未放弃过对神学的关注和研究，甚至可以说，他的关于“存在”思想的形成和他的全部学说的建立，都直接得益于他对神学的批判性继承;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许多学生和朋友都是卓有成就的神学家，因此，他的学说对当今哲学与思想的影响，首先是从神学领域开始的。 德国著名的新约神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曾说过:“我不断地听到一种异议，认为解神话化要把基督教信仰转变为哲学。由于我把解神话化称作一种解释，一种存在主义的解释，同时运用了海德格尔在其存在哲学中阐发的一些概念，因而引起了上述异议。”布尔特曼是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时的同事和朋友，也是最早接受海德格尔思想的著名神学家之一。布尔特曼的学生奥特在《历史与布尔特曼神学中的“救恩史”》一文中证实说:“海德格尔对布尔特曼的神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海德格尔不时高谈阔论的地方正是布尔曼的局限性之所在。他的著作包括着大量的对神学非常重要的观点，而这块处女地恐怕从来得到恰当的开拓。”被称作是“当代新教神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云格尔(E(Jungel)则从更广泛的角度肯定了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他认为，“——尽管神学对海德格尔的诸多影响(远未得到足够的研究)不容忽视——中断神学研究之后，他仍然涉及了诸如路德以及他自己同时代人的神学著述，纯粹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他们;——尽管他的与上帝相宜的缄默以所谓否定神学的传统——主要源于圣托马斯的著作——为源泉，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从中吸取了养分;„„马堡和弗莱堡两派的不少神学家均受到海德格尔的持久影响——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产生过他所产生的影响。”而乔治•斯坦纳则更为大胆地断言:“海德格尔曾深受神学理论的薰陶，并始终保持着一个神学家的形象。因此，他的语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虔信主义、经院哲学和路德教义的浸染，他的学说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神学。„„在海德格尔的 著作中，我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些研究更为深入，论述更为系统的神学理论。„„海德格尔的哲学、社会学、诗学，或者在更难以理解的层次上，他的政治学，体现或连接着后神学或神学以后的思想。这种后神学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被逐出神学之后的海德格尔虽然一直徜徉在西方思想的“旅程”之中，但他却有着自己的方向。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个“旅程”是“某一条路，但不是随便哪一条路”。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寻找这条路，并沿着这条路去寻找能够表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一个个足迹。当然，这也是一条不会平坦的路，借用一句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希腊箴言:“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没有阳光，四处昏暗，但是，如果你能找到正确的门径，这条路将把你引向比阳光更为辉煌的境界。” 4、 存在主义及其代表人物 存在主义一词的拉丁文existentia，意为存在、生存、实存。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但也不是指人的现实存在，而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 的存在。 克尔凯戈尔，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出生于可本哈根一个笃信基督教的暴发的羊毛商人家庭。由于担心上帝的惩罚，一家人笼罩在焦虑、忧郁的氛围中，克尔凯戈尔一生也是在忧郁中度过，终身隐居。当时丹麦是德国的附属，生活在落后的农业国丹麦的资产阶级，非常害怕革命，他们害怕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革命思潮弄得惊慌失措。克尔凯戈尔在哲学著作《恐惧的概念》中奠定了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体系。基督教存在主义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也否认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存在。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人个内心中的东西，是人的个性，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是万物的尺度，人即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但这不是感性、思维的意识，而是非理性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当个人处于心理体验这种意识中时，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切体验到的是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暖昧不清、荒谬、动摇等的存在，它是纯主观性的、最基本的存在。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 一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开始盛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一次大战后，德奥失败，十月革命成功，1918—1928年柏林工人起义、武装斗争等等，严重威胁着德国资产阶级生存，在他们之中充满了忧虑、烦恼、恐惧以及悲观失望等阴暗情绪。然而他们又不甘心失败，时刻企图东山再起，复仇雪耻，为发泄他们 的阴暗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引上自我奋斗的道路，从而把知识分子中的悲观、消沉颓废情绪纳入到资产阶级的复仇轨道，存在主义哲学就应动而生了。而当希特勒的纳粹党正式上台，德国大资产阶级再次得势时，他们对存在主义所鼓吹的那套消沉颓废思想便不那么特别爱好了。 雅斯贝尔斯继承克尔凯戈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主张追求上帝，认为哲学应从“存在者”—“人”出发，关心其在危机中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有创见的哲学家，他宣扬无神论存在主义，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义这一称谓，并促使存在主义理论系统化、明确化。对于“人是如何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作为“存在”的人，面对的是“虚无”，孤独无依，永远陷于烦恼痛苦之中。他认为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同他的自下而上条件相脱节，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即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人永远只能忧虑和恐惧。正是忧虑和恐惧，才揭示人的真实存在。他提出，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忧虑、恐惧使人通向存在，只有存在，才谈得上自我选择的自由，它与光明和快乐相联系。 萨特 二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战友据重要地位，确立了基 督教存在主义。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以西蒙娜•魏尔、加布尔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以让保尔•萨特、阿尔贝•加缪、德•博瓦尔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它又称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或简称为存在主义。 法国在二战中充满消极颓废、悲观失望情绪，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于是，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作最时髦的哲学。至50—60年代，它成为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潮。 存在主义的集大成都萨特在研究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抛弃了克尔凯戈尔的宗教神秘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此，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首先是人的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所谓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我不存在，则一切都不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即是“自我”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其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在这个“主观性林立” 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穷人是如此，富人也如此。其三是“自由选择”。这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如果存在确实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而且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思想基础。 5、《鼠疫》分析 《鼠疫》被认为是加缪最有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它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沿海省城奥兰，发生了一场鼠疫。地方当局宣布关闭城市，禁止居民出人，以防止鼠疫的扩散。在与世 隔绝并面临死亡危协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现，最终以医生里厄为首的各种人物联合起来，向鼠疫展开了斗争。 在小说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一个混乱、无序、荒诞的生存环境。这个城市“既无鸽子、又无树木，更无花园，”人们只有观察天空才能看出季节的变化。”城里人们的“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狂热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城市里，莫明其妙地发生了鼠疫，人们很快被“囚禁”起来，所有的人都“一锅煮”了。起初“城里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相反，由于封城，许多商店停业，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街头，给人一种“过节一样的虚假景象”。“随着鼠疫的漫延，城里出现了越来越矛盾、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一方面，救护队被组织起来，隔离营被建立起来，新的药物在研制，医生们在紧张地忙碌着;另一方面，人们在寻欢作乐，挥金如土，对享乐生活趋之若骛。一方面，物资匾乏、粮食短缺，人人愁眉苦脸;另一方面，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兴高采烈。一方面，鼠疫使人大量死亡，救护车凄厉的喇叭声响彻夜空;从民宅里不时传来痛苦的呻吟;另一方面，人们却有闲情逸致看电影、听歌剧，终日泡在咖啡馆酒吧里。一方面，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疯子，人们的精神濒临崩溃;他们在歌剧院里你推我搡，大叫大嚷;另一方面，报纸上却在宣传“全城居民临危不惧”，“是镇定和冷静的典范”，另一方面却发现鼠疫病情已从腹股沟转移到肺部，使人大量吐血，死亡更快。最后人们带着麻木的表情忙于掩埋尸体，从一人一个棺材到集体挖坑掩埋，一切都是绝望的。但突然间，鼠疫神不知鬼不觉地撤退了，过去曾经不起作用的药物和治疗手段都灵验了。城门打开了，人们涌现街头狂欢。这 时一个疯子用冲锋枪扫射，警察在街上乱跑，人们涌向窗口看热闹―――。这是一幅五彩斑斓的荒诞图画，它表现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不可认识，人的存在缺乏理性。 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人应如何存在,在小说中，不同的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科塔尔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梦寐以求的是过奢侈生活，口头禅是:“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在鼠疫发生之前，他犯过案子，本应被捕入狱。但是鼠疫来了，警察无暇顾及刑事犯。科塔尔精神越来越好。他投机倒把，幸灾乐祸，大发国难财。他还公然说:“我在鼠疫中过得也不坏，我看不出我干嘛要参加进来制止它。”但鼠疫结束后，它却忧心忡忡，担心过去那些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起来，自己会被抓紧监狱。在鼠疫结束的狂欢声中，“他疯了”——用机枪扫射，最终被警察像狗一样地拖走了。作者通过他的形象否定了极端个人主义者。 帕纳卢神甫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在布道中要求人们虔诚地信奉天主。他认为鼠疫的降临是人们“罪有应得”——对主不虔诚的结果。天主这样做是要通过“这条充满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人们引向真正的安宁和生命的本源。”他希望自己的布道能使人们“心境平静”。帕纳卢实际是在宣扬以心平气和的态度任鼠疫肆虐的思想。 虽然他后来也参加了救护工作，但仍被鼠疫夺去了生命。作者对他的选择也是否定的。 格朗是一个市政府的小职员，资本主义社会的小人物。多年来他干着庸庸碌碌的差事，挣着可怜的工资。他的毫无情趣、平庸无能，使他的妻子离他而去。在“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号叫声中”，他却荒谬地大谈“然而”、“而且”、“接着”、“随后”等这些词汇之间的细微差别。他写的书翻来复去就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转叱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的所作所为具有荒诞感。他后来每天抽出两个小时参加救护工作，晚间仍反复修改只有一句话的书。他对鼠疫表现出一种中立态度，既不全力投入，也不袖手旁观。作者对这个人物只有同情和怜悯，并未表现出他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朗贝尔和塔鲁的选择都受到了作者的肯定。 朗贝尔是新闻记者，他只是偶然路过奥兰而被关在城中。在鼠疫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企图逃离这座城市而去和女友相会，但当他找到逃脱办法时，却放弃了这个念头，加入到救护队伍中来。 塔鲁是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着墨不少。他出身于法官家庭，本来生活幸福，无忧无虑。但他看了一次父亲断案 的进程，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认为案犯虽然有罪，但也是人，父亲下令砍下他的头，实属罪大恶极。从此他离家出走。他搞政治，专门反对各种形式的“谋杀”。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是在用“谋杀”来反对“谋杀”:“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 则”。尽管他和他的“同志”在一起，但仍感到孤独。现在他认为世界上只有“祸害”和“受害者”两种人，他愿意当受害者，并希望自己 成为不信上帝的“圣人”。塔鲁是较早积极参加救护的人之一，但他对人生一直怀有深沉的忧郁。他在打开城门那一天得了鼠疫，经过 痛苦的挣扎后去世。塔鲁的死带有悲壮的色彩。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的意义，他的日记充满哲学思辩。 里厄医生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现了自己的人生观，即人在荒谬世界中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里厄作为医生十分关心穷人的疾苦，他为小职员格朗看病不收费，精心治疗看门人米歇尔。他是第一个敢于直言本城发生鼠疫的人。发现疫情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和亲属的安危，而是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医疗和救护工作。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不顾疲劳、连续作战，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忍受着妻子去世的痛苦，仍然为减轻患者的病痛而努力工作。他以忘 我的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使他们也加入了与鼠疫斗争的行列。里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英雄，同时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体现者。在鼠疫流行期间，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抗者”——对鼠疫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他的所有努力又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小说特别写到，鼠疫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新研制出的血清起了作用(它虽然后来在某些人身上起了作用，但在这之前在许多人身上不起作用)，也不是因为人们团结一致与它斗争的结果，鼠疫的结束就象它的开始一样令人难以认识和把握。里厄医生尽管意识到他要失败，却并没有放弃斗争，就如同西绪弗斯永远徒劳地搬石头一样。就在这种对无望的希望的追求中，里厄显示了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里厄的形象还表现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内涵。存在主义者认为，“本人自由”是人的生存基础之一，强调人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如果根据别人的意志行动，就失去了“自我”，没有真正的“存在”。里厄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鼠疫流行期间他们各自进行了不同的选择。里厄对他们的选择一概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他自己与鼠疫进行着斗争，别人是否也去斗争或干其它什么事情，一概与他无关。他与别人的对话，其他人物之间的对话，只不过是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丝毫不去评点别人的是非，也不对别人进行教导和规劝。里厄、格朗等人都知道科贝尔进行违法活动，但是他们听其自然，谁也不去告发。与此同时，作者又通过里厄的形象说明，人可以在荒谬的世界中进行积极的选择，以显示其价值。 《鼠疫》中的“鼠疫”以及人们与它进行的斗争，具有深刻的寓意性和哲理性。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横行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比作“老鼠”。他还曾说过:“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阅读《鼠疫》，但它最明显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小说中的人物面对鼠疫的灾难所表现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斗争和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与感受确有相通之处。推而广之，它也代表着人类在巨大灾难面前的种种表现。与它进行斗争的奥兰市市民就是一个西给福斯式的集合体。全篇的这种象征主义的手法，形成了本篇作品的显著的艺术特色。 《鼠疫》也体现了加缪创作的一般特点。作者善于把故事的描写同哲学观点的阐述结合在一起，把文学作品当作表现哲学观点的场所。在小说中，作者从三方面去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一，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种哲学思想(处世哲学)的体现者，如里厄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塔鲁是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者等等。第二，在叙述中，经常加进大段议论直接表述作者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三，人物在对话中经常讨论哲学问题。哲学讨论在《鼠疫》中并不显得枯燥乏味，它与人物和情节融为一体，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用白描的手法客观地表现事件和人物，语言鲜明、准确、质朴、毫无藻饰，是《鼠疫》的又一艺术特点。如小说中对历史上几次鼠疫的描写: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调和: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和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入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飙而筑起了高墙;雅法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的医院里，硬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獗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象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来修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像: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引自《鼠疫》第37,38页，顾方济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尽量让事实说话，文字朴实无华，却写出了 鼠疫的可怕景象，有极强的表现力。 6、《局外人》分析 《局外人》是加缪存在主义的典型作品。小说的主人公默而索是阿尔及利亚一家法国公司的小职员，因无力抚养母亲而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一个人过着独居生活。母亲去世了，他在灵堂里和送葬时都表现得无动于衷。他与女友玛丽同居，但对爱情感到无所谓。公司老板提供给他一个优惠的职位，他觉得去不去都可以。邻居雷蒙要他帮助写信侮辱自己的女友，他不问是非就照办。一个星期天，默而索和雷蒙去郊游，碰到雷蒙女友的弟弟及其一帮人。默而索糊里糊涂地开枪杀了人并被捕入狱。后来他逐渐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一天能睡16—18小时，对于自己是否会被处死他感到无所谓。他想到只要在行刑时，“有很多看热闹的人，他们用仇恨的叫喊来欢迎我，也就行了”。 默而索是个存在主义者的形象。这个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奉行一种消极冷漠的人生哲学，以“无所谓”、“毫无意义”。“我不知道”的口吻对待一切。小说的开头是默而索到郊区为母亲送葬的情节。默而索在小说中曾有几次宣称自己是爱母亲的，但对母亲的去世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不知道母亲的年龄，不想看母亲的遗容，而是坐在停尸房里和看门的老头闲聊、抽烟、喝咖啡。母亲的朋友来守灵，他注意的是束着腰带的老太太肚子显得很大，几个老头嘬腮帮子发出了 怪声，母亲的一个好友抽抽搭搭哭了很久，这非但没有引起他的悲戚的感情，反而使他厌烦透顶。守灵结束了，默而索如释重负，他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心里感觉好极了。 爱情本来是最能令人激动的人类情感之一，而默而索对爱情也同样表示冷漠。女友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和她结婚，默而索说怎样都行;玛丽问他是否爱自己，默而索说这种话毫无意义，问他如果结婚的建议出自另一个女人，他是否接受，默而索回答“当然”。 默而索的冷漠在杀人、坐牢、判刑这类关系到他自己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达到了顶峰。他杀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事实上，那个引起他拔刀相助的朋友雷蒙，在他看来“做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他向对方开枪纯属偶然。他见那个阿拉伯人把手放进兜里，他也本能地把手里放进兜里，这时，他如果转身就走，一切就都结束了，可他偏偏往前走了一步，其理由是躲避太阳照射，而他明明知道往前走一步是不可能躲过太阳的。这时阿拉伯人认为他要行凶，就拔出刀来，于是他只好开了第一枪，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向尸体连开四枪。无论是在监狱中和辩护律师的谈话，还是在法庭上他的自我辩护，默而索一概采取超然的态度，他反复表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从来不会对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对于上诉，他反复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是“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并且谁都知道，活着是不值得的”。 默尔索之所以对外界抱冷漠态度，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是荒谬的”。对于世界的荒谬性的描写贯穿小说的始终，而最精彩的章节是对法庭审判的描写。在审判时，法官们对杀人一事并没有提多少问题，却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默而索为母亲送葬上，并就此提出了一大堆鸡毛蒜皮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不知道母亲的年龄，为什么抽烟、喝牛奶咖啡，是否哭了，为什么没哭等等。针对默尔索是否哭了，法庭传来了一位证人。法官问他是否看见默尔索哭了，证人说“没有”，因为他当时心里难过，“不能看见先生干了些什么”。于是辩护律师又问，你是否看见默尔索没哭，证人同样回答“没有”。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如果说就母亲去世提问题是为了想证明默而索心肠狠毒，杀人势在必然，倒还情有可原，但法官们谁也没有指出这一关键问题，于是这场官司就本末倒置了。正如辩护律师指出的，他不知道在这场官司中，默尔索“是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众人听后又是一阵大笑。 当作家把世界的荒谬—一揭示出来后，就不难理解默而索的冷漠了。他的一切言行正是以对世界的荒谬性的清醒认识为思想基础的。他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不承认人类感情的合理性，他不与荒谬同流合污。芸芸众生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行动都深深卷入世俗事物之中，或为其喜，或为其悲。而默而索反其道而行之，对一切采取超然物外的态度，达到了一种彻悟的境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看 上去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对一切都有充分的把握，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即将来到的死亡，完全了如指掌。”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比旁人清醒，他认识到了常人所没有认识到的世界的荒谬性，所以他认为“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还是幸福的”。 冷漠对于荒谬的现实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它藐视一切，使得荒谬的世界对它无可奈何。在小说中，默尔索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一切表现都让人感到气愤和无可奈何。人类的感情不能打动他，生死被他置之度外，上帝也不在他眼里，辩护律师、公诉人、神甫都被他气得发疯。在法庭上，面对暴跳如雷的法官，默尔索明确感到，“我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恨比起我的冷漠使他们感到的憎恨来，几乎相形见绌”。清醒带来冷漠，冷漠意味着藐视，藐视则意味着精神上的胜利，这便是作家赋予这位“局外人”的意义。 《局外人》的内容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当代社会的不满和抗议。这部小说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的种种弊端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中的不合理的现象有积极的意义，但作品中所表现的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又有消极作用。 《局外人》在艺术上体现了加缪创作的一般特点。加缪的作品有极强的思想性，作者善于把故事情节叙述同哲学观点的阐释结合起来，在文学中表达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主要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哲 学观点的体现者。这即是加缪创作的特点，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在《局外人》中，加缪存在主义的观点则集中体现在主人公默尔索的言谈举止上。在这部作品中，由于要适用于表现主人公冷漠的特点，所以作者基本上没有用大段的议论来阐述哲学观点，而在加缪其它作品中，例如《鼠疫》，则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用白描手法客观表现事件和人物，语言鲜明、准确，毫无藻饰，使加缪小说艺术上的又一特点。在《局外人》中，除了上述特点外，作者还有意识地间或使用极其简约甚至有些单调枯燥的语言叙事，而这种语言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冷漠的没有感情色彩的叙事语言被称作“零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