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张衡与曹植的“骷髅”系列作品

庄子、张衡与曹植的“骷髅”系列作品 庄子、张衡与曹植的“骷髅”系列作品 庄子、张衡与曹植的“骷髅”系列作品 古人曾感叹:“死生亦大矣～”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认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关注生死，是人类、也是中国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 战国时，中国哲人庄子就思考过这一话题。《庄子?外篇?至乐》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内容十分奇幻: 庄子去楚国，路见一具骷髅(古为髑髅)，就问:“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庄子问死者是贪生失理被杀的，是故国灭亡被杀，还是做了坏事愧对家人而自杀,是饿死冻死，还是自然老死,说完，庄子“援髑髅，枕而卧”。夜半时，骷髅出现在庄子梦中，梦中两人对话:骷髅大谈人死后的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死后就再也没有君臣，人人平等，没有一年四季的劳碌，永远与宇宙同在。庄子说愿到“司命”那里，让死者复活，重回亲人身边，骷髅皱着眉头断然拒绝，故事到此结束。 庄子的“髑髅故事”奠定了“髑髅说死亡之乐”这一故事的母题:通过“生之苦”与“死之乐”的对比，来铺陈活着的痛苦艰难，渲染死后之乐。对此我们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写出了道家的生死观，流露出浓厚的悲观厌世情绪。其实早在《诗经》时代，就有这种情绪。《诗经?兔爰》一共三章，每章结尾诗人都哀叹，“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说自己生不逢时，出生前天下太平，自己一出生就遭遇各种痛苦，所以愿死去。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说，“反映很严重的厌世思想，实在 是衰世之音”[1]。 另一方面，这故事又深刻揭露了战国中后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现实，与庄子大体同时的孟子就说，战国群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其实，揭露活着的艰难痛苦，意在正视严峻的社会问题，引发对社会的讽刺批判，这才有疗救的希望，这样看，骷髅故事就有了批判现实的力量。清代胡文英说得好，“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总之，对这个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故事，我们要全面来看，不能只抓一点、不计其余，这则寓言兼有消极悲观的情调与批判讽刺的力量。 我们再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 庄子曾提出了十分独到、深刻的文艺思想，认为“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战国是乱世，就不能正经八百去谈论，于是就“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用大量虚构的寓言来说理，“寓言”一词也始见于《庄子》一书。司马迁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皆空语无事实„„其言,洋自恣以适己”，由此可见～ 首先，庄子“髑髅故事”想出天外，有奇幻诡谲的想象。作者虚构出简单而奇幻的情节，虚构人与骷髅的对话，而且骷髅会思辨、有情意、能说会道，还有表情神态。 其次，庄子亲自登场亮相，成为故事中一重要人物，这样就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最后，作品成功塑造了庄子、骷髅两个“人物”形象，人物刻画鲜活生动，使用了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神态以及对比刻画等手法。庄子一上场就连发五问，用辞赋的铺陈手法，问得周全，又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因此骷髅说他是个“辩士”;接着庄子“,以马捶”、“援髑髅，枕而卧”，尽显其洒脱善辩的风采。作者用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动作、神态描写刻画骷髅形象。 庄子“髑髅故事”思想深邃独特，又富于文学性，思想、艺术上都奠定了“髑髅说死亡之乐”故事母题的坚实基石，成为古典文学影响深远的经典名作。 张衡的一生，正好处在东汉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换时期，政治开始腐败，社会开始动荡。汉赋史上，张衡是个十分重要的作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继续写大赋;另一方面，又写充实饱满、富于情韵的抒情小赋，如《归田赋》，从自然到家园，再到丰富充实愉悦的精神世界，层层深化，写想象中的田园之乐。 张衡的《髑髅赋》沿用了庄子髑髅故事母题。[2] 张衡漫游，“顾见髑髅，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就问他是饿死还是客死他乡，生前是智者是愚者，是女是男,死者回答说是“游心方外”的庄周。于是张衡愿主动到神灵那里，让其复活。庄子拒绝，极力诉说死亡之乐:“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飞风曜景，秉尺持刀。巢、许所耻，伯成所逃。况我已化，与道逍遥。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以雷电为鼓扇，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张衡只好让仆人“假之以缟巾，衾之以玄尘，为之伤涕，酹于路滨”。 我们来比较二作的不同: 首先，从人物关系看。庄子“髑髅故事”中，庄子傲岸洒脱，说话咄咄逼人，是个辩士，尽显其“眼极冷”这一面，和骷髅处于对立面;而张衡作品，人物关系变得和缓起来，张衡亲切善良，富于关怀心、同情心，起初“怅然而问”，结尾“为之伤涕”，掩埋枯骨，这样，作者“自画像”就变得亲切，让人亲近，人间气息大大增加。这深刻反映出东汉中后期，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学更贴近生活。 其次，从结构上看。庄子文章按庄子傲岸发问，骷髅铺叙死亡之乐，再到庄子愿让骷髅复活(其实，这里更多的是诱惑，来试探骷髅话的真假)，最后骷髅拒绝复活。张衡作品变为:张衡得知死者是庄子后，立即主动说愿到神灵处，为其祈求复活，然后庄子铺陈死亡之乐，最后增加了含泪掩埋枯骨的情节，这样有助于刻画张衡亲切的形 象，也让故事更完整。 再次，从句式上看，两者的差别更大。庄文有一些对偶句，但主要还是自然畅达的散文。而张衡作品，则更多铺陈，完全是辞赋写法:对称性句子多而密，既有“死为休息，生为役劳”两两相对的对偶，更有不少“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的排偶，将对偶与排比合二为一，这样的作品就更显整齐，富于装饰、对称之美，篇幅也就加长了。 另外，张衡加入了写景成分，如晚秋“微风起凉”、骷髅“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渲染了晚秋尤其是骷髅的凄寒，让人生哀闵之心，富于感染力，这也似乎预示着山水文学时代即将到来。作品还化用典故，如巢许、离朱、尧舜与桀纣等。 曹植《髑髅说》[3]，写的是曹植漫游水边，看见块然独居的骷髅，就问是殉国君而死，还是战死疆场,是病死还是自然老死,与庄、张笔下骷髅不同的是，这具骷髅更富于思辨性，大段说理，“夫死之为言归也。归也者，归于道也。道也者，身以无形为主，故能与化推移。阴阳不能更，四节不能亏，是故洞于纤微之域，通于恍惚之庭。望之不见其象，听之不闻其声。挹之不冲，满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荣。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与道相拘。偃然长寝，乐莫是逾”。阐述人一死，就能与“道”相伴，而道能自然而然变化，无处不在，能洞察并把握宇宙的各种变化，这样人、道都能永恒。后面的内容情节大体相同，此不赘言。 作者用“说”来命名，恐是基于骷髅大段说理吧～众所周知:魏晋名士注重清谈、思辨，于是有了学术史、文化史上著名的“玄学”，同时，注重思辨的佛教传入中国，玄佛合流，就大大增强了士人抽象理性思辨的能力。因此曹植笔下的骷髅也染上了浓厚的玄学家色彩。 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古，“说”这一文体十分近于辞赋，二者往往是异名同实。曹植的作品一样用了辞赋的传统写法，如注重铺陈渲染，句式多对偶排偶，借对话展开情节等。 纵观汉唐，辞赋一直是文坛主流文体之一，它一身兼诗、文两大文类，广泛吸纳了先秦几乎各种文体的滋养、技巧，而且辞赋所表达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辞赋在表现内容与叙写功能上特别富于包容性。 回到曹作论说玄理上，中古以赋思辨说理并非曹植偶一为之，如论玄学的《意赋》(庾子嵩)、《得意亡言赋》(谢观)，论佛理的《浮沤赋》(杨炯)都是典范之作。曹虹认为这类作品，是“思想史与文学史交涉”[4]的产物。 总之，骷髅这一故事母题，从遥远的先秦走到汉魏，从诸子散文到辞赋，蕴涵了国人对生死的沉思，意蕴深邃;文学上有沿有革，文随时变，文学史演进的脉络没有中断，华夏文明就绵延不绝。 今人要做的，就是放远眼光，多方沉思，尽量同情性理解中华文化、文学，进而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文化。 参考文献: ,1,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M,.隋树森，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54. ,2,钱钟书.管锥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4:1011,1013. ,3,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60. ,4,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纵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97. (作者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