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 【正文】 山东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是传统的农业区，自春秋战国直到唐宋，山东一直居于全国经济发展前列。12-14世纪的数百年间，山东几经战乱兵燹，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破坏，经济地位严重逆转。进入明代，政府的移民屯垦为山东经济的重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京杭运河山东段的浚通推动了鲁西平原商品经济率先起步;而明中叶赋役制度的变革则为山东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可能性。从明中叶开始，山东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明代中叶山东人口仅740余万，清代嘉庆年间增至2890余万，道光年间突破3000万，清末更达3700余万〔1〕，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口大省之一。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三百余年间山东耕地面积从57万顷增至110余万顷〔2〕，增加了一倍;而人口则翻了两番还要多，人均土地从明代的7.7亩降至仅3亩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山东的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这三百余年间山东经济的发展使土地的负载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优化，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运输业在山东经 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 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山东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这一变化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其经济收益，同时也提高了种植业的商品化程度，将小农与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粮食种植最主要的变化是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而这一制度得以推广又与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3〕 山东两年三熟制的搭配是以麦-豆-秋杂轮种为主。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二麦种于仲秋，小麦更多，先大麦播种，历冬至夏五月收刈，大麦先熟，小麦必夏至方收";"秋禾以高梁、谷豆为主，其次黍稷，沙地多种棉花，芝麻与稻间有种者";"初伏种豆，末伏种荞麦，多用麦地，俱秋杪收刈"〔4〕。咸丰年间沂水县令吴树声《沂水桑麻话》记载的是鲁中沂州府一带的情况:"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地为涝地)两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无论哪一种搭配都是以豆麦复种为中 心，即先种越冬小麦?麦收后复种大豆，晚秋收获?翌春种植大秋作物，如高梁、谷子、棉花等等。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优价高，是北方旱地农业中收益最高的作物;小麦又是越冬作物，农历八月播种，来年五月收获，可合理利用地力、农时。大豆则生长期短，且有很强的固氮作用，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在两季大粮作物中插入一季大豆，可以在不增加肥料投入的前提下提高土地总产量，在经济上是十分划算的。正是由于麦豆复种的这一优越性，使其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成为山东两年三熟制的核心，而明清时期山东粮食种植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这一种植结构的调整过程。 明代山东税粮征收分为夏、秋两季，夏税征麦，秋粮征粟。山东280余万石税粮中，夏税麦85万余石，占1,3，秋粮粟近200万石，占2,3〔5〕，这反映了宋元以来山东粮食作物结构中粟，即谷子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崇祯《历乘》也说:"北人以粟为主，粟收遂称大稔。"〔6〕自明中叶前后这一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小麦种植面积的大幅度增长，这一变化以农业种植条件较好的鲁西南平原开始最早，也最为显著。如万历19年，在曲阜县孔府屯庄张阳庄的161亩分种地中种麦66亩，占40.9,;顺治10年汶上县孔府12个屯庄的1220余亩耕地，共种植小麦947.95亩，种大麦84.93亩，两者合计已占播种面积的72.3,，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汶上县孔府各庄二麦种植比例详见表1)。 表1 顺治十年汶上县孔府屯庄二麦种植比例统计(单位:亩) 屯庄 耕地面积 播种面积 复种率 种植小表 陈家闸 181.0 183.0 1.0% 165.0 胡城口 96.0 148.8 55.0% 80.69 马村庄 123.03 148.5 20.7% 91.76 高家庄 179.4 179.4 - 150.0 罗庄 64.5 78.5 21.7% 41.0 鹿家庄 115.0 123.1 7.0% 82.3 疃里庄 82.5 117.7 42.7% 58.0 檀家庄 69.9 112.8 61.4% 47.5 游村庄 58.0 62.0 6.9% 49.1 西平原庄 53.0 53.0 - 48.0 东平原庄 125.0 125.5 0.4% 86.5 所庄 73.0 95.1 30.3% 48.1 合计 1220.83 1427.4 16.9% 947.95 占耕地面积% 77.6% 占播种面积% 66.4% 屯庄 种植大麦 二麦合计 占耕地% 陈家闸 10.0 175.0 96.7% 胡城口 3.43 84.12 87.6% 马村庄 8.0 99.76 81.1% 高家庄 5.0 155.0 86.4% 罗庄 1.5 42.5 65.9% 鹿家庄 12.9 95.2 82.8 疃里庄 5.0 63.0 76.4% 檀家庄 1.2 48.7 69.8% 游村庄 3.9 53.0 91.4% 西平原庄 - 48.0 90.6% 东平原庄 34.0 120.5 96.4% 所庄 - 48.1 65.9% 合计 84.93 1032.88 84.6% 7.0% 84.6% 6.0% 72.4% 资料来源: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1册，第44,150页各庄春秋总账统计。 孔府所占土地可能土质较好，故种麦比例较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情况。康熙《巨野县志》记载"种植五谷以十亩为率，大约二麦居六，秋禾居四"〔7〕;《峄县志》亦载，"二麦则阖境有之，视他禾十居六七"〔8〕;稍晚的记载如乾隆年间鱼台县，"谷之品，惟麦收独厚，小麦尤多"〔9〕;光绪时菏泽县"通计小麦居十之六七，余谷居十之三四"〔10〕。鲁北平原种植比例稍低于鲁西，但也达50,左右。如嘉庆年间寿光县，"十亩之田必种小麦五亩，其收早而利赢也"〔11〕。甚至土质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招远县，冬小麦所占比重也已是"大率于百谷居十之四云"。〔12〕 冬小麦种植的发展是两年三熟制实行的基础;大豆种植由春播复种的转化使两年三熟制的实行从可能变为现实。 山东大豆种植由来已久，品种甚多。不过，山东大豆种植原是以春播豆为主，而春播豆三、四月份下种，不适合麦后复种。明清时期山东大豆种植有一个由春播为主到夏播为主的转化〔13〕。这一转化过程在鲁西、鲁北平原开始较早，估计约在明中叶前后，到万历年间东昌府恩县一带，黄、黑、绿诸豆已是"俱五月初种，九月中收"〔14〕;清康熙年间淄川蒲松龄《农桑经》更进一步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麦茬复种大豆的经验，"五月……留麦茬骑垄耩种豆，可笼豆苗"。在东部的山东半岛这一转化可能稍晚，清初，"三月种大豆"仍是较为普遍的农作习俗。〔15〕 麦地复种大豆比例的提高直接影响着两年三熟制的普及率。如康熙年间邹县毛家堂100亩耕地中，每年约有70亩左右种植冬麦，其中约有20-30,复种大豆，70,左右休耕;夏家铺的比例稍高些，在38亩耕地中一般总有20亩种植小麦，麦后复种大豆者10-15亩，另有少数麦地复种荞麦，麦地复种率约70,，休耕部分为30,。乾隆年间美化庄790余亩耕地中冬小麦种植多为400-500亩，约占耕地面积的60,;麦地复种有明显提高，复种大豆占麦地的80,，另有10,左右复种晚谷、晚黍、荞麦等，休耕地只有百分之五、六了。〔16〕总之，麦地复种均以大豆为主，其他作物比例十分有限，故大豆复种率的提高直接关系着耕地复种指数，上述毛家堂、夏家铺二庄的复种指数分别为120和140，而美化庄则已超过150了。 关于山东两年三熟制的发展，有同志认为始自雍乾之际〔17〕，笔者上述考察显示，明代后期至少在鲁西平原的兖州府、东昌府已经实行。如顺治10年汶上县孔府12个屯庄中有10个实行了复种，平均复种指数为116.9;此时的山东还处于明末战乱破坏后的恢复时期，故复种应是沿明代旧例。万历年间东昌府恩县一带夏播大豆的普遍化当也与麦后复种有一定的关系。至于两年三熟制的普及当是在康熙中叶,乾隆年间，这显然与山东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密切相关，上举邹县、汶上县屯庄康熙二十年代麦后复种尚有间歇，到三十年代渐趋稳定，乾隆年间复种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又如，雍乾之时皇帝本人对山东麦收之地能否适时"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8〕也十分关心，时有垂问，《宪庙朱批谕旨》及《清高宗实录》对此多有记载。显然，此时两年三熟制已成为山东全省一种普遍的种植方式了。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小麦、大豆取代粟谷成为山东主要粮食作物(数据请参见表5)，提高了小农的经济收益。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品位最高，市场需求也大，价格大大高于杂粮。山东民食以高粮、谷粟为主，而小麦主要是作为商品出售的，粜精籴粗正是小农提高土地收益的重要手段，每到麦收季节，外地商人纷纷赴山东收购小麦外运，或籴麦踏曲，故民间多有"一麦抵三秋"，"一麦胜三秋"之谚〔19〕。大豆种植也主要是为出售的。如《临朐县志》言，"黄豆黑豆最为民利，与麦同重。农人有田十亩，常五亩种豆，晚秋丰获，输租税，毕婚嫁，皆持以为资。岁偶不熟，困则重于无禾"〔20〕。山东大豆自明代即向江南大量输出，清乾隆年间大 豆的输出量每年约在二百万石左右〔21〕。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使山东农业种植实现了从一熟制向两年三熟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土地复种率，使同样面积的耕地可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方面适应了清代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可能。下面，我们就具体考察山东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山东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明王朝建立之初即推行指令性植棉政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2〕，这一政策对山东棉花种植的迅速推广起了很大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显然是植棉的经济收益。如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方，其利甚溥"〔23〕;万历《东昌府志》则言"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24〕。又如兖州府郓城县，土宜木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25〕;济南府临邑县"木棉之产独甲他所，充赋治生依办为最"〔26〕。据笔者统计，嘉靖,万历年间山东六府104州县中，见于史籍记载的植棉州县已有40余个〔27〕，约占州县总数的40,。 清代山东植棉进一步发展，植棉州县增至90余个，达州县总数的87,;特别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得到很大发展，一些棉花主要产区棉花种植已占相当的比重，出现了粮棉并重，乃至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 康熙年间鲁西南曹县，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28〕;乾隆间，鲁北沾化县"通县所赖惟小麦、棉花二种"〔29〕。在鲁西北棉区棉花种植比重更高，清平县棉花"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30〕;夏津县则以棉花收成的好坏作为衡量"年之丰歉"的标准〔31〕;高唐州更是"种花地多，种谷地少"，道光年间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引起地方政府的极大担忧〔32〕。大体而言，到清代中叶近代山东三大棉区已基本形成，依次为:(一)鲁西北棉区，以高唐、临清为中心，包括夏津、清平、恩县、冠县、武城、馆陶、丘县、堂邑等州县;(二)鲁北大清河棉区，以滨州为中心，包括惠民、乐陵、蒲台、利津、沾化、商河以及博兴、高苑、临邑等州县;(三)鲁西南棉区，包括曹县、郓城、巨野、单希地、定陶等州县。 果树种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山东果树种植以枣梨为最.核桃、柿子等次之。嘉靖《山东通志》称，梨"六府皆有，……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商人先岁计其木，夏相其实而值之，货于四方"〔33〕。平原、恩县两县接壤的马颊河西岸临河一带，北自梅家口、董家口，南至津期店"凡五六十里"多种植果树，"枣梨桃李之属获利颇多"〔34〕。甚至有专以果树种植为业者，"每岁以梨枣附客江南"，以出售果品的收入开支全家衣食日用所需和交纳赋税〔35〕。运河沿岸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峄县等都有果品集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山东经运河输往江南的枣梨等干鲜果品每年即有五六十千万斤之多〔36〕。青州府益都、临朐等县所产果品以核桃、栗子、柿饼为多，柿树"盈亩连陌"，其果实加工为柿饼，与核桃、粟子等一起"贩之胶州、即 墨，海估载之以南"，远销江淮闽粤，颇为民利〔37〕。 表2 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 鲁西南平原 鲁西北平原 鲁北平原 清 滋阳(顺治) 冠县(康熙) 寿光(康熙) 中 济宁州(康熙) 馆陶(乾隆) 阳信(康熙) 叶 鱼台(乾隆) 章丘(乾隆) 沂水(道光) 前 曲阜(乾隆) 乐陵(乾隆) 开 菏泽(嘉庆) 德平(乾隆) 始 巨野(道光) 长山(嘉庆) 种 城武(道光) 商河(道光) 植 东阿(道光) 鲁中山区 山东半岛 清 蒙阴(康熙) 潍县(乾隆) 中 泰安(乾隆) 高密(乾隆) 鲁西南平原 鲁西北平原 鲁北平原 鲁中山区 清 金乡(同治) 淄川(光绪) 临朐(光绪) 宁海州(咸同) 中 嘉祥(光绪) 新泰(光绪) 黄县(同治) 叶 邹县(光绪) 莱芜(光绪) 栖霞(同光) 以 宁阳(光绪) 肥城(光绪) 昌邑(光绪) 后 峄县(光绪) 掖县(光绪) 开 郓城(光绪) 始 朝城(光绪) 种 范县(光绪) 植 单县(光绪) 东平州(光绪) 合 计:42州县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 山东烟草种植始于清初，大约以滋阳、济宁一带种植最早。据康熙《滋阳县志》记载，烟草"滋阳旧无"，顺治年间城西乡民试种之，"相习渐广";到康熙年间已是"遍地栽种"，"每岁京客来贩，收买不绝"，颇为滋阳民利〔38〕。济宁烟草种植最晚在康熙年间，乾隆时烟草种植已开始与粮食作物争劳力争农时，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39〕。青州府寿光县烟草种植也是从济宁传去的，康熙年间有济宁人移居寿光，购种在当地种植，"获得甚赢"，于是邑人"转相慕效"，"不数年而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40〕。他如济南府的章丘、长山、德平，山东半岛的潍县、高密、黄县、宁海，以及兖州府、曹州府的大部分州县。清中叶前后都相继种植烟草。到清末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推广美烟种植之前，山东已有40,左右的州县种植烟草(参见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其中以兖州府之济宁、滋阳、宁阳、邹县，青州府之临朐、寿光、莱州府之潍县所产较丰。 表3 清代山东花生种植分布年表 鲁西南平原 鲁西北平原 鲁北平原 鲁中山区 山东半岛 宁阳(嘉庆) 临清(乾隆) 陵县(光绪) 费县(乾嘉) 海阳(嘉庆) 巨野(道光) 丘县(乾隆) 德州(光绪) 益都(道光)平度州(嘉庆) 城武(道光) 冠县(道光) 平原(光绪) 蒙阴(咸丰) 安丘(嘉庆) 金乡(同治) 恩县(光绪) 齐东(光绪) 沂水(咸丰) 胶州(道光) 朝城(光绪) 高唐州(光绪) 淄川(光绪) 兰山(光绪) 即墨(同治) 郓城(光绪) 清平(光绪) 禹城(光绪) 临朐(光绪) 黄县(同治) 嘉祥(光绪) 齐河(光绪) 肥城(光绪) 潍县(光绪) 邹县(光绪) 新泰(光绪) 诸城(光绪) 滕县(光绪) 莱芜(光绪) 高密(光绪) 峄县(光绪) 昌邑(光绪) 范县(光绪) 合计:43州县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 此外，染料、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在明清时代也有较大的发展。 (三)丘陵山区及贫瘠土地的开发利用 棉花、烟草种植对耕地条件要求较高，故多集中于平原沃壤。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平原区人口密度翻了两番，就连明中叶还是"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的沂州、登、莱三府〔41〕到清代中叶也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不足4亩。山东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1/3，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何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土地，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对鲁中山区、山东半岛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以发展山蚕养殖和花生、蕃薯的引种、推广最为有效。 山东自古为蚕桑之地，史称"齐鲁千亩桑麻"，自汉唐历宋元，乃至明 初仍是全国重要桑蚕区之一。明中叶以后山东桑蚕业逐渐衰退，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自14世纪起华北平原气候转冷，年积温下降〔42〕。不利于桑蚕生产;另方面显然是由于植棉的推广，棉花日益取代丝绢成为衣服的主要原料，植棉的经济收益亦属可观。而山蚕业的发展与桑蚕业的衰退恰形成鲜明对照。山蚕，山东古亦有之，明末清初开始由野生发展为大规模人工放养。据乾隆年间张崧《山蚕谱序》言，"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缚织衽之具踵事而增，工埒桑麻矣"〔43〕。宋元以来数百年间积累的经验，为清代山蚕养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放养山蚕虽需人工，但与家蚕相比却是工省利厚;同时无论丘陵山地，只要可种植槲、椿、柘、柞等树之处均可放养，不需占用耕地即可获厚利，故清代发展十分迅速。 山东的山蚕业主要分布于鲁中山区的沂州、泰安二府和山东半岛青莱登三府的部分州县。康熙时人张新修所著《齐雅》记载，"山桑，叶大于常，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44〕。康熙年间沂州府已是"各属山中多种树畜蚕，名为蚕场"，"弥山遍谷，一望蚕丛"〔45〕;又有记载说，"山蚕，齐鲁诸山所在多有，……而沂水所产为最"〔46〕。稍后，登州府山蚕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州县农户"均以养蚕为业，种柞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47〕。 除民间自行传播外，山东地方官也加意提倡。乾隆24年山东巡抚阿尔泰下令济南、泰安、兖州府属各州县地方官购买勃罗树(即槲树)种， "发给百姓种植"以发展山蚕养殖〔48〕。此项措施很快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如乾隆47年《泰安县志》即载:"槲……叶可饲蚕，谓之山蚕，织绸谓之山绸。向惟莱芜有之，近特收橡种发给贫民，设法劝种，七属山麓殆遍。槲之大者为橡，故俗呼橡子树，饲蚕宜小树，土人所谓勃罗科也"〔49〕。山东半岛莱州府宁海州种柞养蚕，也是乾隆年间知州李湖所倡导，邑民"世受其利"，故立生祠以祀之〔50〕。 花生在山东的引种、推广稍晚于烟草，大体始于乾嘉年间。引种最早的当推鲁西北运河沿岸的临清、丘县，乾隆年间已见于记载〔51〕。可能是由于大面积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引种较早，但真正推广却已是光绪年间了。 花生对土壤要求不高，在耕地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和鲁中山区更能够显示其经济效益，故推广较快。山东半岛多是在嘉庆年间开始引种，如安丘县"嘉庆十年以后始有种者，获利无算"，以致汶河两岸原不宜五谷的"废田"因种植花生获利，反被视为"膏沃之地"了〔52〕;胶州也发展较快，道光25年州志即称，州境"南鄙以蕃薯蓣为食，东以落花生代稼"〔53〕;平度州花生种植系嘉庆末年知州周凤云所教，同治间州人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美国花生种，子粒硕大，遂改种美种花生，光绪时则"连阡陌矣"〔54〕。咸丰年间山东半岛花生已有输出，郭嵩焘在即墨金家口港就见到"小车运载豆饼、花生上船以数百辆计，填塞街道"〔55〕。鲁中山区的益都、临朐约在道咸之际开始种植，因花生"工省而易收"，且对砂碛之地有较强适应性而被视为"贫民之利"，自咸丰,光绪初年逐渐推广，"种者颇多"〔56〕;兰山、费县、莱芜等更是"连阡累陌"〔57〕，产量甚丰。此外，鲁西南平 原花生种植也有较大发展，如宁阳县引种花生始于嘉庆年间，到同光之际据说已是"其收获乃至与五谷埒"〔58〕;峄县西境地多砂碛不宜五谷，光绪间始种花生，"每亩可获十余石"，"南商每以重价购之，由是境内人远近皆传植之，贩鬻日众"，居民因以致小康〔59〕。光绪年间，山东花生种植已发展到40余州县(山东花生种植分布详见表3)，其中鲁中山区的兰山、费县、莱芜、新泰，山东半岛的平度、胶州、鲁西南的宁阳、峄、滕等县产量较丰。 高产作物蕃薯的引入和推广对于利用沙瘠土地，提高粮食总产量，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食粮问题也起了重要作用。蕃薯引入山东约在乾隆初年。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较早引种的地区之一，乾隆《胶州志》称，蕃薯由闽人余瑞元、陈世元等"移种于胶，滋息适合土宜"。据《金薯传习录》记载，陈世元系乾隆14年到胶州，其时正值"东省旱涝蝗三载为灾"，他乃"于次年捐资运种及犁锄铁钯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州之古镇，依法试种。始人尤不信可佐谷食，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至道光年间已是"蕃衍与五谷等"了〔60〕。安丘县也是"乾隆十四年有越人携种至北郭"，至道光年间"已蕃衍域内"〔61〕。运河沿线蕃薯的传入也在乾隆初年，乾隆16年黄可润"忧归"故里时途经德州，见蕃薯"甚多且贱"，"问之，云四、五年前有河南浙江粮艘带来，民间买种以为稀物，今则充斥矣"〔62〕，蕃薯的传种之速实在惊人。又如沂州府费县系"道光以后始盛行种植，同治六年荒歉，人赖全活"〔63〕。在民间自然传播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山东大力推广蕃薯种植，并颇获成效。如泰安府，"自乾隆十七年各县奉文劝种，于高阜沙土地依法种植"，至乾隆末 年已是"所在有之"〔64〕;鲁西南济宁、巨野、郓城等州县也是"乾隆十七年奉文劝种"，道光年间"遍于中土"〔65〕。 清代中叶，山东至少已有三十余州县推广了蕃薯种植。蕃薯传入山东后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推广，主要是由于它产量高于一般粮食作物数倍，乃至十倍，而对土地的要求甚少，因而很快成为解决日益膨涨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有效手段。 二 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趋势 前已述及，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结构的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事实上，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过程。 山东几个小区之间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差异较大。明中叶以前山东赋税以实物征收为主，夏税为麦，秋粮为粟，同时各州县还需交纳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和丝绢，故而无论土壤是否合宜都需按比例种植。一条鞭法实行后，山东农业发展摆脱了实物赋税束缚，16-19世纪这三百余年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种植分布由均衡趋向集中。如棉花种植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鲁西、鲁北平原:清代新发展起来的柞蚕、烟草、花生等分布也相对集中。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中叶以前山东各州县均有桑蚕业，夏税丝绢定额少则百余匹，多者至数千匹〔66〕:嘉靖初年全国征收税绢206198匹，出自山东者就达54990匹，占总额的26.7,〔67〕。明中叶赋税改革之后，山东桑蚕业走上自然分化的道路，少数州县保持并发展了原来的优势，而大部分州县桑蚕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如元代曾以"茧丝之富"号为山东名郡的高唐州，明代植棉迅速发展，成为该邑的财富之源，到清代中叶甚至已是"野无一亩桑麻矣"〔68〕，时人包世臣也说， "兖州古称桑土，今至莫识蚕丝，青州女工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针线"〔69〕。其言不免夸大，却也说明山东桑蚕业的衰退此时已是相当严重了。清代中 叶山东的桑蚕业大致已集中于二、三十个州县。农业生产布局从均衡趋向 集中的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正是经济布局的优化过程。 到清代中叶，山东几个自然地理小区基于各自的耕地、人口、水源、 交通条件之优劣，因地制宜，已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结构，现分 述如下(参见表4) 表4 清代中叶山东人口、耕地分区统计 分区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数 耕地(亩) 鲁西南 29400 6684248 27272559 鲁西北 9400 2780399 12474251 鲁 北 41200 9524971 28605154 鲁中山区 33400 4654794 10204868 山东半岛 34400 5286518 17797064 分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人均土地(亩/人) 鲁西南 227.36 4.08 鲁西北 295.79 4.49 鲁 北 231.19 3.00 鲁中山区 139.37 2.19 山东半岛 153.68 3.37 资料来源:人口、耕地数字据宣统《山东通志》户口，田赋:各府面积分 别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山东省图以称重法求出。 鲁西南平原区包括兖州府、曹州府和济宁直隶州，是山东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从表4的数字可以看出该区人口密度较高， 但耕地资源相对充裕，清代中叶人均土地仍在4亩以上;加之地理位置在山东最南部，气候温暖，水源较丰，是山东各区中农业种植条件最好的地区，这里是山东两年三熟制实行最早，也最为普遍的地区，表5 是乾嘉年间兖州府汶上、曲阜二县孔府屯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复种率统计: 表5 乾嘉年间孔府屯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复种率统计 屯庄 年代 耕地面积 播种面积 (亩) (亩) 乾隆31年 842.39 1310.89 汶 乾隆32年 792.39 1242.46 上 乾隆33年 792.39 1201.29 县 乾隆35年 792.39 1203.19 美 乾隆36年 792.39 1268.29 化 乾隆37年 792.39 1343.79 庄 乾隆38年 792.39 1189.36 乾隆40年 792.39 1236.14 平均 _ _ 曲 阜 乾隆55年 537.57 805.51 县 嘉庆10年 535.0 780.26 齐 嘉庆13年 296.21 428.85 王 嘉庆15年 299.87 438.38 庄 平均 _ _ 复种指数 各不同作物占播面积的% (以耕地为100) 小麦 大豆 高梁 谷子 合计 155.6 37.3 32.7 17.8 8.3 96.1 156.8 41.5 35.1 14.6 6.8 98.0 151.6 35.3 31.3 21.6 7.6 95.8 151.8 34.1 28.9 22.2 7.9 93.1 160.1 38.0 32.0 18.2 6.3 94.5 169.6 41.0 30.9 12.6 3.7 88.2 150.1 39.3 33.4 19.1 6.4 98.2 156.0 38.0 30.9 19.1 6.1 94.1 156.4 38.1 31.9 18.0 6.6 94.6 149.8 33.1 33.6 27.7 3.2 97.6 145.8 35.5 18.6 26.0 4.2 84.3 144.8 30.9 30.9 30.7 4.5 97.0 146.2 29.3 29.3 31.7 4.4 94.7 147.0 32.8 27.6 28.4 4.0 92.8 资料来源: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9册、第11册各该庄 租粮账册统计。 该表显示，耕地复种指数已达150左右。 我们不排除孔府所占耕地可能 土质较好的因素，但估计差距不会太大。乾隆年间，鲁西南一带每年约有 数百万石小麦、大豆、杂粮销往江南、直隶、河南及鲁西北东昌府，直到清末这里仍是山东的余粮区〔70〕。经济作物则以棉花、烟草、花生种植较广。鲁西南是山东引种烟草最早、发展最盛的地区;花生自清中叶以后推广，发展很快;明代山东三大棉区中鲁西南位居第二，或许是由于土质原因，清代未见进一步发展，退居第三。 鲁西北平原区包括东昌府和临清直隶州，是粮、棉、果种植并重的地区。该区是山东主要的棉产区，棉田面积占山东全省的60,以上〔71〕。棉花种植自明代中后期起直至清末，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势头。表6是光绪末年鲁西北临清等州县棉田面积统计，表中临清、 高唐棉田比重分别占耕地的26,和35,，夏津县将近50,，与文献记载大体吻合;唯清平县仅4.4,，与方志记载所反映的状况差距较大， 数字可能有误;九州县平均棉田比重为14.5,，也已是很高了。东昌府是山东十府中人均耕地最多的一府，虽然棉田所占比重较大，但除临清、高唐、夏津等州县需经常输入粮食外，其余大体尚能自给。临清是清代山东乃至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每年的粮食交易量高达五、六百万一千万石 〔72〕。这一粮食市场的存在，也为鲁西北棉花种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东昌府还是山东最主要的果品输出区，每年由运河南下的山东梨枣大部分产自这里。或许是因为大量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最早种植花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末得到推广。棉花与花生都适于沙质土壤，棉花收益显然更高于花生。 表6 光绪34年临清等州县棉田面积统计 州县 耕地(亩) 棉田(亩) 棉田所占% 临清县 995262 264098 26.5% 夏津县 726727 356700 49.1% 清平县 731884 32000 4.4% 高唐县 798221 279800 35.1% 堂邑县 880266 20000 2.3% 恩县 1332996 11000 0.8% 丘县 658181 80920 12.3% 馆陶县 1245333 115000 9.2% 冠县 1113091 71000 6.4% 合计 8481961 1230518 _ 平均 _ _ 14.5% 鲁北平原包括济南、武定二府全部及青州，泰安府的部分州县，是粮、棉、桑并重的地区。济南府是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明代中叶人口密度居全省之首，棉、桑种植均较发达;清代蚕桑业在部分州县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山东桑蚕业得到保留的少数地区之一。清中叶前后，武定府、青州府大小清河流域不少州县相继发展为新的棉产区，使该区棉花种植后来居上超过鲁西南棉区跃居全省第二。此外，武定府沿海滩地虽不宜农稼，但盐产颇丰，山东盐区所需食盐有2/3即出于此， 年产在亿斤以上。〔73〕 鲁中山区包括沂州全府和青州、泰安二府各一部分州县。该区人口密度不高，但耕地资源较差，人均只有两亩零，且多属贫瘠山地，故粮产不丰。由于交通不便，鲁中山区的粮食流通受到较大影响，大规模输入相当困难，一遇灾歉即有大量人口外出逃荒 。如乾隆五年山东巡抚硕色等奏报，沂州府之"郯城、兰山、蒙阴三县连岁歉收，是以……流移独多"，"流民散 至湖广、江西者将及万人"〔74〕。蚕桑业和大豆、花生种植是该区农业的 主要特色。桑树、柞树均可利用山地，其中沂水、兰山、费、新泰等县多 山蚕，临朐、莱芜等县多桑蚕。如沂水县"多山，山必有场，种勃罗(即 槲树)以养山蚕，岁出山茧、山绸无算"〔75〕;临朐县则以桑蚕为盛，光 绪年间"约有三分之一的农家种桑育蚕"，生丝及丝织品为该县商品之最大 宗，岁入达百数十万两之多〔76〕。大豆、花生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沂 州府在明代就是大豆产区;清代花生引入后也得到迅速推广，光绪34年 兰山等四县平均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7.4,，花生的商品率占83.9,， 清末鲁中山区已成为山东花生的主要输出区之一，产销量占全省的一半以 上〔77〕。 表7 光绪34年兰山等县花生种植面积及产销量统计 种植量(亩) 产销量(担) 县别 耕地数 种花生 比重 产量 销量 商品率 兰山 1521393 140000 9.2% 165000 165000 100% 新泰 409556 48000 11.7% 140000 130000 92.8% 莱芜 829679 35000 4.2% 388500 388500 100% 费县 552679 21000 3.8% 602000 403000 66.9% 合计 3313307 244000 _ 1295000 1086500 _ 平均 , , 7.4% _ _ 83.9% 资料来源:种植面积及产销量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耕地 面积据宣统《山东通志》。 山东半岛主要包括登莱二府，该区三面环渤海。是一个渔、农兼作， 贸易发达的地区。二府土地多盐碱砂碛，农业种植条件不佳，特别是登州府境内"无五十里之平壤"，即便丰年粮食仍不足自给，需由关东大量输入〔78〕;这里又是山东的主要缺棉区，因地不宜有十余州县几乎完全不植棉〔79〕，所需棉花多自江南、直隶输入〔80〕。半岛北环渤海，南濒黄海，近海渔业是该区重要财源之一;丘陵地带适合种植果，养蚕收果是另一项利源;清中叶以后，烟草、花生种植也有较大的发展。而沿海贸易则是该区经济的主要支柱，据《登州府志》记载，府境"以内无50里之平壤，食货所资惟田农拙业，而地狭人稠不足以更费;其山民务茧丝，海民竞渔盐。……若夫操末业走四方者多营末富"〔81〕。《黄县志》亦言:"黄民多畜牧之利，水居兼利鱼虾， 山居兼利薪刍果木，附郭而居兼利蔬菜果…… 82〕。山东半岛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 从事沿海贸易者为数甚多，粮食、棉花的输入，本地产品的输出，以及南北货物的转运均十分频繁。因而虽土地资源匮乏却无缺粮之虞，恰与鲁中山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还应一提的是，登州府虽棉产不丰，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发达，自给之外也有少量棉布可供输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通过与关东、江南地区的双向流通，山东半岛不仅摆脱了耕地资源匮乏的劣势，而且后来居上，日渐成为山东的"富庶之区"〔83〕。 三 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两年三熟制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收益，经济布局的调整则使土地资源的利用更趋合理化。然而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就是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其中棉纺织业的普及尤为重要。 山东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以棉纺织、丝织，以及粮食、烟草、果品加工最为普遍，大多为小农的家庭手工业。它以土地产品为原料，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投入得到一个附加值，从而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总收益。山东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要是在种植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与种植业分布密切相关。 棉纺织业是山东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主要分布于鲁西北、鲁北棉区。 明代山东棉纺织业尚不发达，故棉花大量输往江南，而从江南反销棉布。同时，山东还承担着繁重的军需棉布供应任务，政府每年以每布一匹折粮一石的方式从山东征收数十万匹阔布，其征收数量各州县均有定额，少则数百匹，多者达数千匹〔84〕。"遍征闾里竭民力，散作边关御士寒"〔85〕，这一诗文即是对阔布征收状况的写照。明政府的棉布折粮政策对山东棉纺织业的发展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同时也使棉纺织业的商品化受到阻碍。明中叶以降随着赋税制度的变革，政策所需棉布渐转向以市场购买为主，山东棉纺织业也从赋税强制下解脱出来，开始向商品生产转化。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中后期山东已有近二十个州县有商品布生产。 清代山东棉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农户家庭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康熙《齐东县志》记载，该县"土地硗瘠，计其所入仅足以糊口，而赋徭、婚丧之费无所籍，惟恃纺花织布。男妇昼夜之所作，自农工之外只此一事，是以远方大贾往往携重资购布于此，而士民赖以活"〔86〕，到嘉庆年间该县商品布生产能力已相当可观，每年从各集"布市"汇集输出的棉布达数十万匹之多，"通于关东，终岁且以数十万计"〔87〕。乾隆年间，平原县"地鲜树桑，久无蚕事。而纺棉织布或织线毯、线带，近时士夫之 家闺阁亦然，民间则男子亦共为之"〔 88〕。陵县棉纺织业也相当发达，清代中叶布商在该县的滋博店、神头镇、凤凰店等集镇设有布店七座，" 〕。又如武定府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全县收入颇有可观"〔89蒲台县"户勤纺织，布有数种，曰半头、曰长头、曰庄布，既以自给，商贩转售南赴沂水，北往关东，闾阎生计多赖焉"〔90〕。滨州"地产木棉，种者十八九。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而贸于市，乡闾比户杼轴之声相闻"〔91〕。青州府博兴县"女勤纺织，故布货充轫"，该县商人多以贩布、贩花为业〔92〕。就连僻处山东半岛最东部的登州府虽地不宜棉，棉花多需从江南、直隶输入，家庭棉纺织业也相当普遍，除自给外亦有外销。府志记载，"纺织花布以自衣被，穷乡山陬无问男妇为之，其织作须织工，勤有余布亦兼鬻于乡市，复有布贾贩之城市，庶人、在官、末作、游寓者均需之"〔93〕。 到清代中叶前后山东已有六十余州县有较发达的棉纺织生产，并形成几个重要的商品布输出区。如济南府齐东、章丘、邹平、长山一带所产棉布多汇集于周村输往关东，亦销华北;鲁西北陵县、平原、馆陶、恩县、聊城、清平、茌平等县所产多运销辽沈和北口外;武定府蒲台、滨州、惠民、利津、乐陵等县棉布北销关东、直隶;南销鲁中山区;青州府寿光、博兴、高苑一带所产棉布也是南北兼销，北上直隶，南下鲁中山区和山东半岛。大体而言，到乾嘉年间山东已由明代的棉布输入区转为棉布输出区，从18世纪后期,19世纪八、九十年代洋布、洋纱销行之前的大约一百年时间，是山东土布生产最发达的时期，估计每年有300,500万匹的输出能力，主要销往东北、华北、西北。此时的华北、 西北棉布市场已基本 为山东、直隶、河南三省棉布所占领，江南棉布被排挤在外;在东北市场上也形成一个山东、直隶、江南棉布竞争、分割市场的新格局。 丝织业，则分为桑蚕丝织与山蚕丝织两大类。桑蚕丝织是传统手工业，其产品绫、绢、绸等曾是历代政府征课的对象，明中叶以前山东的丝织业也与政府的赋税制度密切相关，几乎所有州县均有丝织生产。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制度的变革，山东桑蚕丝织业向商品性生产转化的同时，在地域分布上则向自然条件、技术条件较好的州县集中。清代山东的桑蚕丝织业主要分布于济南、东昌、兖州等府的二三十个州县。如济南府丝织品以齐河县所产最佳，名"齐河绢"〔94〕;邹平县"贸丝织绢颇饶"，尤以"辛家寨之绢"为著〔95〕;章丘县之清平乡地宜蚕桑，织纱绢"为利不赀"〔96〕。东昌府冠县、堂邑、馆陶及临清都有丝织生产。临清是鲁西北最主的丝织品产地和集散地，其丝织产品种类甚多，如首帕、汗巾、帕幔、帛货(哈达)、绫绸、绵绸、茧绸、丝布等等。其中以帕幔最为精美，堪称第一流的佳品，主要销往京师、开封等城市;帛货为祭神所用，远销西藏、西宁及内外蒙古;绵绸、茧绸、丝布等则属较低挡的丝织品，多为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临清南水关外士桥有绵绸市，每逢三八日集期，"货卖者俱堂邑、冠县、馆陶人"，每集所聚"不下千余匹"〔97〕，一年上市当有数万匹或十数万匹。兖州府不少州县仍保留有丝织生产，不过其产品多为土绢、土绸、土缎、土罗之类，未见有精致之品〔98〕。 山蚕丝织业是随着山蚕养殖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虽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以商品生产为主。山蚕丝织品有槲绸、椿绸、椒绸等数种，统称茧绸，其产区主要集中在鲁中山区和山东半岛。康熙年间沂州府属各县 集镇山茧、山绸交易均已设行征税〔99〕。兰山县多椿蚕"作茧小而坚厚，织绸尤佳"〔100〕;莱芜县产槲绸，"出长春岭一带〔101〕;蒙阴县所产茧绸有商人收买销往苏州〔102〕; 沂水县更是"岁出山茧、山绸无算，西客皆来贩买。设经纪以抽税，岁入数千金"〔103〕。兰山县青驼寺新泰之敖阳店、泰安之崔家庄都是较重要的茧绸集散市场。商人入山采买，贩鬻四方〔104〕。 山东半岛是又一重要的茧绸产区，据说"山民有(以茧绸)起家至巨万者"〔105〕。登州府莱阳县产"樗茧织茧绸"， "有巨贾发银收贩"〔106〕:莱州府昌邑县所产亦丰，本境山茧不足供给， 需从日照、寿光等县输入原料〔107〕。他如登州府之福山、招远、栖霞， 莱州府安丘、诸城等县均有茧绸出产。山东半岛所产茧绸是漳、泉海船赴山东贸易回程所载的主要商品之一〔108〕。 济南府长山、淄川等县也产茧绸。长山县"俗善织山茧"，"茧非本邑所出而业之者颇多，男妇皆能为之"〔109〕。从乾隆年间开始，织山绸成为淄川县小民糊口和谋利的一项新的家庭手工业〔110〕，出现了不少只有一张织机的小机户。这里非山蚕养殖区，原料丝系从鲁中山区的泰安、莱芜等县输入。栗家庄树荆堂恒盛机房的创始人毕丰涟就是上述小机户中的一个。毕氏在乾隆时以一张织机起家，道光时恒盛机坊发展为织机20余架，光绪年间更成为一个拥有场房20余间，织机72架，雇工百余人，月产山绸300匹的大规模的手工工场〔111〕。 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山东山蚕养殖已发展到30余州县，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州县具有相当规模的茧绸生产。 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加工主要有酿酒、制曲、榨油等。酿酒制曲主要分布于平原粮产区，而榨油业则以山东半岛和鲁中山区较盛。 明代山东制曲就很发达。如嘉靖年间临朐县西南乡"好造曲，交易以为利"〔112〕。濮州商人许卫招夥计数人"籴麦踏曲，岁数万"，载至直隶真定府发卖，"货至千金"〔113 〕;青州府乐安县的唐头寨是明代沿海贸易的一个重要码头，每年二三四五月间，山东、辽东、永平、天津商人汇聚于此"贩运……曲块…往来不绝"〔114〕。唐熙年间张秋镇曲行税收居该镇诸行之首〔115〕。 外地商人赴山东收购小麦就地加工制曲者也大有人在，鱼台县谷亭镇在明代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加工和集散市场，"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蘖岁以千万"〔116〕; 山东小麦主要产区滕县，无论明代清代，每届麦收即有商人前来购麦制曲〔117〕;临清更是山东最著名的粮食转运中心和加工地，每到麦收这际富商大贾往"挟持巨赀"前来"广收新麦""安箱踏曲"，明清两代皆然，虽屡禁而不止〔118〕。 山东酿酒以高梁烧酒为数最多。"酒，以麦造曲，和高梁酿于池，上用锡釜，下用铁釜甑之"，大约每高梁一石配曲70块，出烧酒100 斤〔119〕。青州府博兴县地势低洼，秋粮多种抗涝的高梁，再以高梁加工酿酒，白酒是该县最大宗的商品之一〔120〕。 嘉道年间禹城县有烧锅40余所，每年用于酿酒的"米麦高梁不下数千石"〔121〕; 滕县更是"酿户大者池数十，小者三四，池日一酿，酿费粟一石二斗"，"十室之聚必有糟房。三家之村亦有酒肆"，"计人所食不能居酒酤之半"〔122〕。光绪年间邹县有烧酒作坊十七家，共有酒池111座，每池每年酿酒五千余斤，全县共酿酒50余万斤〔123〕。章丘县共有烧酒作坊110余家，每年产酒一百余万斤，除销 售本县外，亦销行邻县〔124 〕。诸城县高梁酒销售本县每年90万斤，"由,?口、涛雒、胶州水运上海、吴淞、刘河，每岁销行十余万斤"〔125〕。 榨油业，明代即有，到清代中叶山东至少有30余州县生产商品油，品种有麻油、菜油、棉子油、豆油等数种。不过，山东榨油业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清中叶以后，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传统的大豆输出在此时转为以豆油、豆饼输出为主;同时随着花生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传统的榨油业增加了新的原料，果油很快成为大宗商品之一。光绪年间，豆油、花生油已取代麻油菜油成为榨油业的主要产品，其产量也相当可观。 山东半岛的莱州府是山东榨油业最发达的地区，豆油、花生油都是大宗输出商品。如平度州，豆油"每年出售万篓，每篓百七八十斤，花生油 126〕。 诸城县豆油，"由称是。本境销者十之二三，出口者十之七八"〔 ,?口、涛雒、石臼所、胶州等处水运上海、吴淞、刘河，每岁销130万斤";花生油"油,?口、涛雒、石臼所、胶州等处水运上海、吴淞、刘河，每岁销行十五、六万斤不等";豆饼"陆运昌、潍，水运上海、吴淞等处，每岁销行三十万片(一片约20斤)"〔127〕。潍县、 高密所产亦为数不少。〔128〕鲁中山区沂州、泰安二府榨油业以花生油为主。光绪《费县志》记载，落花生"百年前仅有种者，今则连阡累陌，……取其仁打油，兴贩四出"〔129〕。肥城县"豆油、豆饼、花生果油皆为行销外境之大宗，每岁约进银万余两"〔130〕。 新泰县"花生果油岁可收万斤"。这里地处山区，无水运之便，所产花生油、豆油多"由陆路用手车运至(江苏赣榆县)青口销售"〔131〕。他如运河沿岸的茌平、郓城、宁阳等县也有大量豆油、花生油出产。 与棉纺和丝织不同，粮食加工业是一项需要资本较大的副业。《禹城县志》称"烧、黄酒为富者利"，《陵县志》也说豆油坊为"乡间巨资商业"〔132〕。无论酒作或是油榨， 都需要有相当的资本才能经营，因而一般小农无力开设，经营者多系地主或商人。 干鲜果品也是山东输出量较大的商品，山东果品加工最大宗的是枣，其次为柿饼。果品加工 工艺 钢结构制作工艺流程车尿素生产工艺流程自动玻璃钢生产工艺2工艺纪律检查制度q345焊接工艺规程 较简单，农户家庭多能自制。枣制品有熏枣、糖枣、黑枣等，道光年间济南人王培荀所撰《乡园忆旧》记载，"泰安之枣，去皮核而培以糖，名糖枣;而莫盛于东昌之熏枣，煮以药，阙地而架曲薄，摊枣子上，加以火攻，干而不燥，柔而不湿，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粮船回空售以实舱"〔133〕。东昌府治聊城是山东最重要的枣子加工集散中心，清代中叶"每逢枣市，出入有数百万之多"〔134〕。他如茌平、清平、齐河、济阳、平阴等县枣子加工也很发达。 柿饼，以青州所产最著。嘉靖《山东通志》记有，"柿饼，出青州。柿，以大方名，……又有名园盖柿者，青人取之制为饼，渐生霜"〔135〕。益都县植柿最多，"盈亩连陌，榨为饼，……海估载之以南，远达吴楚至闽粤，大为近郊民利"〔136〕。 曹州府菏泽县所产"耿饼"亦颇有名，出"耿氏园"，"四方征购之"〔137〕:宁阳县也产柿饼， 孔府祭祀所需均系派人赴宁阳采买〔138〕。 山东的烟草加工业是随着烟草种植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山东大部分产烟州县都设有烟行、烟铺，从事烟草购销与加工。较大的烟草加工中心则有滋阳、济宁、临朐、潍县等。 滋阳是山东最早引种烟草的县分，康熙年间已是种植颇广，"各处因 添设烟行"，从事加工与销售〔139〕。与滋阳相邻的宁阳县， 清中叶以后烟草种植也迅速发展起来，产量销量颇巨，质量亦佳，但加工能力不够，"都门大贾亘辇赀购取"，运至"滋阳北乡碾末"，然后北销 赴以供鼻烟之用"〔140〕。同治年间滋阳城内有烟行一家， 烟铺六家〔141〕，除一家注明系销售潮烟之外， 其余各家估计均为从事烟草购销、加工的店铺。 济宁是清代中叶山东最大的烟草加工中心。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制卖者贩郡邑皆遍，富积巨万"〔142〕; 城内有烟草加工场六家，雇工达四千人之多，"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43〕。 (附图 莱州府高密县北境多湖泽，盛产蒲草，"居人习织蒲"，制为蒲席、蒲扇、蒲鞋等:"沙渍之田不可耕稼"，则种柳条"制为筐篮等具";县境西南地势低洼易涝，"种高梁者十七八，故其人工织席"。该县还产莎草，"居人织蓑最工，邻邑争购之"〔146〕。 潍县滨海滩涂"宽广计地数百顷"，多种植芦苇"连亘数里"，水浅之处则种蒲草。妇女多从事编织业，以苇织席，"手艺敏捷者一日可成方丈，席一具值钱一钱";或以蒲草编织蒲鞋、蒲包、蒲团〔147〕。 兖州府曲阜县"秫席一项为县境出产大宗，每年销数颇广"〔148〕。青州府寿光县，席为该县四大货产之一，本地所产芦苇不敷用，商人常赴他邑购买〔149〕。 诸城县北境多种高梁，"诸村落取其皮以织席"。光绪年间该县每年秫席、苇席产量为30万领，其中很大一部分"由董家口水运上海等处销行"〔150〕。 以荆编、柳编著称者如东昌府茌平县，该县郭庄、赵庄二村有"祖传编柳术"，"以杞柳编为笸箩、簸箕、大小筐,ǚ,?"等等，"数百里内之所需皆取给于二庄"，故获利颇巨〔151〕。 济南府柳编之器种类亦多，大者如囤、牛筐，次为笸箩、簸箕、篮筐、笊篱、甑箅等等，"大为时用"〔152〕。兖州府济宁，鱼台产杞柳，"以其条为箕斗、 笸箩、栲栳之类，通行四方"〔153〕。 又如麦编，以小麦莛秆编麦辫制作草帽，清代前期即为小农家庭副业之一。乾隆《曹州府志》即载:观城一带"贫民妇女皆以麦莛制辫为业，不事纺织"〔154〕:道光《胶州志》也记有，麦，"其秸可为笠，俗名草帽"，并将其列入"货属"，显然已有外销〔155〕。 清末山东开埠之后，由于出口的刺激，原有的麦编产品很快发展为出口之大宗。莱州府掖县，草辫"鬻泰西之人"，载往烟台出口盛时"一年可销行30万缗"〔156〕，平度州每年出口草帽辫四千包，"售于本境者半， 售于掖商者半"〔157〕;曹州府朝城县也以麦辫为物产之大宗， 有莱州商人在县境设栈，运至青岛出口，"每岁销行二千余包"〔158〕。 较特殊的产品则有德州凉帽，临清竹编等。德州凉帽是一种较精致的草编制品。据乾隆《德州志》记载，德州凉帽系以特勒素草编织而成，草需由口外输入，"德州民业此者颇多，京师胎悉从此去"〔156〕。京师之外，德州凉帽还北销天津、保定、山西、陕西、河南等处:南销上海、广州及东南各省，行销甚广〔157〕。竹编以临清、济宁为著。山东并不产竹，编织所有竹料系自湖广、河南而来。从事竹编业者多聚居于竹竿巷、油篓巷。临清的竹制品有床几、枕簟、帘箔、筐篓等，销路颇畅。乾隆年间出版的 商书《商贾便览》在临清"观音嘴"地名之下注有"此处可买竹物"〔158〕，足见临清竹器已相当著名。济宁所产竹器主要是农业生产所需的耙子、筛子、竹扫帚、竹篱、鱼篓等等，多在庙会中出售。 临清砖是山东陶冶业最著名的产品。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和陵寝用砖大多是临清烧造的。临清官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岁征城砖百万"，随漕搭解上京:清代裁工部营缮分司，改由临清州管理。临清的砖窑，明代系官办;清代改为官督民办;每年由工部发砖价，"开窑招商"烧造。业陶者明代系匠籍，约二百户;清代业陶者已近万人，均为民户〔159〕。 民用陶瓷的制造则以青州府颜神镇为著。嘉靖《山东通志》记载，"陶器出青州颜神镇，居人相袭善为陶，其规制如缸、如罂、如釜、如缶之类，……其利民不下江右之景德镇"〔160〕。据说，明代颜神镇业陶者已有千人〔161〕;清代颜神由镇升为博山县，业陶者分布更广，北岭、山头、务店、窑光、八陡、西河等庄居民均以制陶为业〔162〕。博山陶瓷业多属家庭工业，其产品虽不如景德镇精致，但质坚价廉，因而很受一般百姓欢迎，其产品远销关外及黄河流域诸省。〔163〕 琉璃(即料器)也是博山极富盛名的手工业产品。博山琉璃制造大约拾蛹于明代中后期，据兵部尚书孙廷铨所言，其先祖"自洪武垛籍领内官监青帘"，故为世业〔163〕，即琉璃制造原为官手工业， 其转为民营当在明中叶废除匠籍制之后。博山的琉璃制品种类很多，最上者为青帘，其次为佩玉、华灯、屏风等，"皆穿珠之属，错采雕龙"，多为宫庭所用，民间所用者如风铃、念珠、簪珥、棋子、泡灯、鱼瓶、葫芦、响器等等，其销 行范围更超过陶瓷器，"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164〕 他如青州府安丘县景芝产瓦器，甘泉产碓,，其利甚博〔165〕。莱州府高密县"砺阜山产砺石，陶人碎之，合土造为瓮缶，颇坚致"〔166〕。运河沿岸的陶瓷产地，如东昌府莘县之大三门、 小三门等村居民"善陶罂缶，勤业致富"〔167〕; 兖州府峄县之钓台山及齐村、许池诸岭产青垩、白垩土，"质坚性粘，作什器尤良"，"转贾数百里，行销四方，皆得厚值"〔168〕;泗水县"柘沟赤埴，陶为瓮盆， 四方贾之"〔169〕;平阴县之合山，"村人以陶冶为利"〔170〕;范县陶器每岁可售万余金〔171〕; 肥城县罗家窑等村所产瓮盆等瓦器也为"贩运出境之大宗"〔172〕。清代山东大部分州县多有陶人、陶匠、不过，除临清、博山等少数州县外，大多系"于农隙为之"的副业。 此外，制香、造纸、皮毛加工、采薪烧炭、烧造石灰等等，也是清代小农较多从事的家庭副业，兹不一一赘述。 据不完全统计，清中叶前后山东大约有2/3 的州县有棉纺织生产，其中已形成较大输出能力的有20余州县;从事桑蚕丝织业的约20余州县，山蚕丝织也有20余州县;编织、陶冶，以及粮食加工、果品、烟草加工等也有相当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家庭手工业已成为农户家庭经济以及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家庭手工业、副业发达的州县相对较为殷富。如齐东县布匹输出每年达数十万匹，收入颇为可观;临朐县蚕丝业收入为该县收入之最大宗，每年达百数十万两;寿光县盐、丝、席、布四大货产之中有三项是家庭手工业产品〔173〕。 靠家庭手工业致 富的例子亦有所见。与家庭手工业、副业的普遍发展相比，山东城镇手工业则相对薄弱，没有形成象江南盛泽、震泽、朱泾、南翔、石门等那样一大批丝织、棉纺、榨油等专业化的手工业市镇;换言之，山东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脱离农家副业的水平，至少与江南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16-19世纪山东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逐渐普及和发展，是在摆脱了明中叶以前的赋税强制之后，当地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可能条件下，为生存和致富进行的一种因地制宜的商品性生产。特别是清乾隆以降，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传统的种植业越来越无法负荷聚集在土地上的人口，迫使小农不得不设法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以维持生计和提高生活水平。清代中叶山东家庭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即导因于此。 事实上，农村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是明清时期全国很多省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认为，16-19世纪山东以及全国大部分省区农村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与传统的种植经济相比，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可以充分利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在土地之外创造价值，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途径，增加了财源。而家庭手工业之所以能在清中叶前后的百余年间如此迅速的发展，除上述人口压力的推动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明中叶以来城乡市场的发展，至此已形成一个相当有效的商品流通网，为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代中叶，不仅棉、布、丝、绸等商品，即所值无几的筐篓、簸箕、柳斗之类，甚至其原料荆条、苇子等也进入流通，成为商品。农民在家庭手工业中付出的劳动得以借助流通获得社会的承认，换回货币;反 过来，这一流通网同样也保证了农民可以用他手中的货币，购买所需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包括食粮在内。这一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山东的城乡市场与流通网。 四 城乡市场与流通网 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既是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而商人的经营活动，对于勾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流通网，山东各州县可与全国大多数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一)商业城镇的发展 山东商业城镇的兴起是与商品流通的发展相伴随，最早始于运河沿线，清代东部沿海及内陆地区也相继有较大的商业城镇崛起;另一方面，原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州、县城也大多增加了经济功能，有些还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清中叶前后，山东较重要的商业城镇至少有十余个，如运河沿线的临清、济宁、聊城、张秋、德州，东部沿海的胶州、莱阳、掖县、黄县，内陆地区则有周村、博山、益都、潍县、泰安等等。其中聊城、掖县、益都、泰安为府城;临清、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临清在明初不过是东昌府所辖的一个县，正是由于商业的繁荣，弘治年间升为州，乾隆时再升为直隶州;济宁也是因商业的发展由一个普通的散州升为直隶州的;莱阳、黄县、潍县为县城;张秋、周村在建置上不过是个镇，但在商业上并不逊于上述大多数府、州、县城;博山的前身是颜神镇，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在建置上升格为县的。 明政府对运河的修浚无疑是以保证漕运为目的的，但运河以其贯通南北，连结五大水系的优势，实际上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山东境内商品流通最主要的干线，山东运河沿岸的商业城镇都是随着流通的发展逐渐兴起的。临清，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明代隆、万年间，临清城内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铺65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典当百余家，客店数百家，以及其他大小店铺、作坊共计千余家。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所征商税每年达八万三千余两，超过京师所在的崇文门钞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清代，临清地位虽有下降，但直到咸同年间运河淤塞之前，仍是山东最大的商业城市。临清输入商品中较大宗的有江浙绸缎布匹、江广纸张、江西磁器，福建、安徽的茶叶，广东山西的铁货，以及来自江淮、河南、直隶和山东本省的粮食;输出商品主要有东昌府及相邻的直隶河间、大名等府所产棉花、枣梨，以及临清本地所产丝织品、皮毛制品等。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每年经销的江南布匹、绸缎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清代由于山东以及河南、直隶三省棉纺织业的发展，临清由纺织品贸易中心转为粮食交易中心，乾隆年间临清城内外共有粮食集中市场六、七处，经营粮食的店铺百余家，粮食年交易量五、六百万石一千万石，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临清的商品流通范围至少涉及明代十三布政司中的九个，清代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广大地区，甚至远及西藏、蒙古等边疆特区〔174〕。 济宁在明代中叶已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方志记载"济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渭集"〔175〕。清代济宁商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年间济宁城内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 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铺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175〕。棉布、周缎主要来自江南，竹木来自湖广，杂货则有江西的瓷器，浙江的红白糖，湖北的桐油等等，这些商品主要分销鲁西南的兖州、曹州二府。输出产品则有兖州、曹州等府所产粮食、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等。 张秋，位于临清、济宁之间，为东阿、寿张、阳谷三县所共辖。万历年间该镇已有商业街市数十处，牙行二、三十家，商业店铺则"以数百计"。张秋的商品来源远及闽广、吴越、山陕，输入商品以杂货、绸缎为大宗，输出商品有枣梨、棉花、棉布、粮食等等，分销和集散范围主要是位于临清、济宁之间的兖州府北部、泰安府西部诸县〔176〕。 聊城是东昌府治，其商业发展可能稍晚些，主要是清代发展起来的，而以道光年间为最盛。清代中叶，仅在聊城经商的山陕商人字号就有三、四百家，主要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外地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加工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商号即有四、五十家之多。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中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总计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约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上下。〔177〕 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府北滨渤海，南临黄海，"舟航之利捷于他郡"，故"民多逐利四方"〔178〕。半岛南岸的胶州，明代嘉隆年间即为"商贾辐辏"之所，也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主要码头，"商船往来终年络绎"〔179〕。清康熙18年开海禁，一度中断的沿海贸易迅速恢复，康熙末年胶州已是"三江两,?八闽之商咸以其货,?浮舶泛而来，集于东关之市廛"〔180〕，贸易范围已扩大至闽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 7540两，这一数额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船税总额的9.6倍〔181〕，足见胶州海贸发展之速。清代中叶胶州沿海贸易进一步发展，上海、苏州均有胶州邦商人开设的会馆。 莱阳也是山东半岛重要的商业码头，"凡平(度)、掖(县)、栖(霞)、招(远)之土产，江浙闽广之舶品，胥以此为集散所"〔182〕。雍正年间新定船税，莱阳为770亩，仅次于胶州，在沿海18州县中位居第二〔183〕。莱阳商人的活动范围，"资之饶者置货于京师、金陵、苏杭淮扬，其歉者远至临清，近则南北台、青山庙、莱之海庙置焉"〔184〕。 半岛北岸的商业码头则以黄县为最。该县地寡人众。"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却号为东海"富庶之区"〔185〕，其原因即在于商业繁盛，居民多习贸迁之利。县志称"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黄县市场上，棉花来自江南，粮食贩自东北。"闽广苏杭西洋巧丽之物，靡不必陈"。黄县西关列肆数百家，其中仅银钱之肆就有数十家之多。黄县之民经商于外者以关东为多，京师次之〔186〕;东北的奉天、吉林、大连、营口等主要城市，均有黄县商人执商界之牛耳。 内陆商业城镇以青州府治益都兴起较早，明代即已是"[]聚百物而贸易之"〔187〕。清代中叶，益都为鲁中地区生丝及丝织品的集散加工中心之一，汇集临朐一带所产生丝、茧绸、生绢等丝织品，加工、炼染之后转销京师，"行于八方";远方大贾亦多来此贸易，益都城关即有山西商人所建会馆〔188〕。益都也是鲁中山区的果品集散、转运市场。 潍县系莱州府属县，由省城济南赴山东半岛的东西干道在此分岔，东北行至莱州府治掖县，东南行可抵港口城市胶州。明万历年间，潍县商税 收入居莱州府属七州县之冠，超过府城掖县两倍多〔189〕。清代中叶，潍县是莱州府烟草种植加工中心，鲁东特产粉丝、玻璃也以此为集散地。潍县商人自明代起就从事沿海贸易，"常贩米麦、豆、油、布区等货"至天津发卖〔190〕，清代潍县商人足迹更是南达江淮，北至盛京、吉林、苏州的东齐会馆就是潍商与胶州商人共同创建的〔191〕。 周村，本是济南府长山县的一个镇，其兴起约在清康熙年间，乾嘉年间已发展成为山东中部最繁荣的商业城镇，时人将其与汉口、佛山、景德、朱仙四镇相比，名之曰"旱码头"〔192〕。清代中叶，周村是山东中部土布、生丝、茧绸的集散中心，设有土布业商号数十家，主要集散济南府章丘、齐东、邹平、长山等县所产大布、小布、线带等棉织品，主销关东，亦销往直隶、山西、河南及山东本省。丝店、丝局、绸货店等也有数十家，多坐落于丝市街、绸市街，鲁中山区泰安、莱芜、莒州、费县所产生丝汇聚于此。这些店铺一方面于附近各县设庄收购原色绸布、经染色、加工后北销京师、直隶;同时也从南方诸省购入丝绸、百货一并销售。章丘旧军镇孟氏在周村也开设有鸿记布店、恒祥绸布店等〔193〕。 博山(即颜神镇)，是一个因工矿业发展而兴起的城镇，并以其工矿业产品成为方园数百里的交易中心，输出手工业品，输入粮食以供民食〔194〕。煤炭、陶瓷、琉璃是博山的三大产业。清代中叶全县煤炭产量约为15万吨。除一部分销往华北平原各县外，主要供本地烧制瓷器、琉璃之用:其陶瓷、琉璃制品则远销黄河流域诸省以及西北、东北、朝鲜，甚至闽粤。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人李希霍芬在考察了中国数省后评论说:"博山县是我直到现在所遇到的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一切在工作着、 动着。这个城市有着一个工厂区的烟熏火燎的面貌，浓深的黑云表示各个工厂的地点。因为这里优良的矿坑所出产的出色的煤，很早就已经促使各种工业产生，而这些工业通过若干世纪发展下来……"〔195〕。在这个欧洲人眼中，博山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以上简要叙述了山东较大的商业城镇，笔者估计，清代中叶这十余个商业城镇的年经营额约计可达3000-4000万两。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经营额的估算，笔者已另有专文详述〔196〕。 (二)农村集市及其作用 山东集市的勃兴始于明代中叶，到嘉靖,万历年间已初步形成一个疏密不一的集市网;明末清初由于战乱灾荒的影响一度衰落，经康熙、雍正年间的恢复、整顿，到乾隆时进入全面、持续的发展阶段。清代中叶山东集市数量已达二千二、三百个，光绪年间再增至近三千个，平均每州县有集市20余个，与明代相比增加了70,以上。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对集市牙行、税收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清理、整顿，使集市管理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另一个方面对农村集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7〕 表8是清代中叶山东集市密度分区统计。该表显示，清代中叶山东集市分布已相当密集，集市交易面积平均只有66平方公里。其中，以平原区的曹州、济南、东昌三府密度最高，鲁中山区的沂州府和山东半岛的登州府相对较低。平均交易半径多在4-6公里之间，山区稍大些。换言之，小农赴集市购买或出售商品，如果选择最近的集市，步行一般只需花费半日时间，最多一日可以从容往返。这一集市密度与北方其他省区相比差别不大，山东的集市密度或许还可算是较高的。而在江南地区农民上市交易 一般多利用清晨时间，并不需耽误一天的农作。这一点固然有南北方交通条件(江南水网区交通便捷)以及习惯上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当然也是重要因素。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山东已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上述处于流通干线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勾通城乡市场。构成山东商品流通网的整体，通过这一流通网山东各州县可与全国大多数省区进行经济联系。笔者估计，19世纪中叶山东市场上每年的商品流通量大致有:粮食1900万石，棉花7000万斤。棉布3000万匹，干鲜果品6000万斤，食盐1.5亿斤，大牲畜24-48万头，……等等。总计年交易额在5000-6000万两，其中大部分商品都是通过上述农村集市网集散和流转的。十九世纪中叶山东市场上主要商品流通量详见表9。〔198〕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市历史久远，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但它的大规模发展则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8 清代中叶山东集市密度分区统计 分区 州县数 集市 集市密度 人口密度 数量 (集/100平方公里) (人/平方公里) 鲁西平原: 兖州府 14 267 1.51 198 曹州府 11 299 2.56 272 东昌府 14 215 2.29 296 合计 39 781 2.01 - 鲁北平原: 济南府 16 369 2.49 271 武定府 10 170 1.56 201 青州府* 11 229 1.48 214 合计 37 768 1.86 - 鲁中山区: 泰安府* 7 183 1.74 235 沂州府 7 198 0.87 95 合计 14 381 1.14 - 山东半岛: 莱州府 7 177 1.11 211 登州府 10 134 0.73 104 合计 17 311 0.90 - 总计 107 2241 1.52 - 分区 交易腹地 交易半径 人口数 (平方公里/集) (公里/集) (人/集) 鲁西平原: 兖州府 66.29 4.6 13136 曹州府 39.13 3.5 10626 东昌府 43.72 3.7 12932 合计 49.68 4.0 12119 鲁北平原: 济南府 40.11 3.6 10880 武定府 64.12 4.5 12891 青州府* 67.69 4.6 14492 合计 53.65 4.1 12402 鲁中山区: 泰安府* 57.38 4.3 13516 沂州府 115.66 6.1 11017 合计 87.66 5.3 12217 山东半岛: 莱州府 90.40 5.4 19062 登州府 137.31 6.6 14272 合计 110.61 5.9 16998 总计 65.95 4.6 12910 本表主要依据乾隆,道光三朝方志资料，该时段无资料的州县用相邻时期资料补入。*为计算方便，将青州府统归入鲁北平原，泰安府统归入鲁中山区。 表9 19世纪中叶山东市场上主要商品流通量估计 流通总额 商品 商品量 价格 总值(万两) 所占% 粮食 1900万石 1两/石 1900 31.7% 棉花 7500万斤 100文/斤 600 10% 棉布 3000万匹 0.3两/匹 900 15% 丝及丝织品 ? ? 400 6.7% 烟草 ? ? 400 6.7% 果品 6000万斤 ? ? ? 食盐 1.51亿斤 20文/斤 240 4% 牲畜 24,48万头 5,10两/头 120,480 2,8% 不动产 ? 500 8.3% 其他 ? ? 500,600 10% 合计 5500,6000万两 省际流通 小区间的流通 商品 商品量 商品值(万两) 商品 商品值(万两) 粮食 500,800万石 500,800 300万石 300 棉花 2000万斤 160 3000万斤 240 棉布 400,600万匹 120,180 1000万匹 300 丝及丝织品 ? 300 - - 烟草 ? 200 ? 200 果品 6000万斤 ? ? ? 食盐 0.38亿斤 60 0.75亿斤 120 牲畜 12,24万头 60,240 12,24万头 60,240 不动产 - - - - 其他 ? 200,300 ? 200 合计 1600,2200万两 1400,1600万两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的商品流通的基础，这一显而易见，无需赘言。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布局的优化过程，都是建立在上述流通网的基础上的。鲁西北平原棉花种植得以大规模发展，是以鲁西南粮产区，乃至河南、直隶等省粮食供给为基础的;山东半岛则输入粮食、棉花，输出大豆、豆油、茧绸与棉布，通过与东北、江南的双向流通不仅摆脱了耕地资源匮乏的劣势，而且后来居上，日渐成为山东的"富庶之区"。如果没有上述城乡市场网络体系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上述流通表中，山东各小区之间的 商品流通额为1400-1600万两，约占总额的1/3;省际流通额为1600-2200万两，占总额的1/3强;也显示了山东各小区之间、山东与其他省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对于山东经济运转的重要作用。 五 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历史趋势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大致可将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归纳如下: 1.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土地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化。这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两年三熟制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新的作物品种的引入、推广等等;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因而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又表现为从平原到丘陵山地，从沃壤到瘠土的空间推移。其结果，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及其经济收益，使有限的耕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2.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还表现为非土地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其他资源〔199〕--的开发利用，及其范围的逐渐拓展。其中，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最具普遍意义，它以土地产品为原料，通过再一次的劳动投入获得一个附加值，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增加了财源。 3.经济布局的调整与优化是明清时期山东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 这是一个由比较利益驱动，通过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小区的过程。而这一演变过程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又是以山东各小区之间，山东与全国各省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输入劣势产品，输出优势产品，从而达到地区间重新分工，重新布局，也就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 4.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其趋势则是明清时期山东经济更深层、更具重要意义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1)以种植业为主到种植与加工并重的转化;(2)商品流通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转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商业运输业实际上已成为地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产业部门。农副产品加工业、家庭手工业的普及，商业城镇的发展，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以及经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不应仅仅视为一种现象，实际上这也是产业结构的一个演化过程，是向近现代产业结构的趋进。 山东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其自然条件并非十分优越。在明清时代也不过是一个中等发达的省区。正因为如此，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所显示的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趋势，是不应忽视的。 注释: 〔1〕人口数字明代据嘉靖《山东通志》卷8，户口;清代据梁方仲《中 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85。 〔2〕耕地数字明代据嘉靖《山东通志》卷8，田赋，清代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耕地表2。 〔3〕关于山东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郑启东《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8-130页)和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辑)二文，对笔者启发颇大。 〔4〕康熙《巨野县志》卷7，风俗。 〔5〕《山东经会录》卷3，税粮因革。该资料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小野和子教授惠赠，特此致谢。 6〕崇祯《历乘》卷12，方产考。 〔 〔7〕康熙《巨野县志》卷7，风俗。 〔8〕康熙《峰县志》卷2，物产。 〔9〕乾隆《鱼台县志》卷1，物产。 〔10〕光绪《菏泽县志》卷6，风俗志。 〔11〕嘉庆《寿光县志》卷9，物产。 〔12〕顺治《招远县志》卷5，物产。 〔13〕参见李令福前引文。 〔14〕万历《恩县志》卷3，贯赋。 〔15〕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 〔16〕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1册各该庄租粮账册统计。 〔17〕参见郑启东前引文第120页。 〔18〕《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山东巡抚岳,?雍正12年5月19 日奏折。 〔19〕崇祯《历乘》卷14，方产;康熙《濮州志》卷4，土产。 〔20〕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21〕拙作《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22〕《明史》卷78，食货二。 〔23〕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24〕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 〔25〕万历《兖州府志》卷4，风土志。 〔26〕同治《临邑县志》卷2，风俗引万历志。 〔27〕从翰香《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一文对明代全国植棉分布有详细的研究， 该文附录统计明代山东产棉州县共有27个，笔者据文献所见略加补充，共计为41州县，又明清山东植棉州县分布表，因篇幅关系从略。 〔28〕康熙《曹县志》卷2。 〔29〕光绪《沾化县志》卷12，艺文。 〔30〕嘉庆《清平县志》卷8，户书。 〔31〕乾隆《夏津县志》卷2，街市。 〔32〕道光《高唐州志》卷3，田赋志。 〔33〕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34〕乾隆《平原县志》卷3，物产。 〔35〕康熙《堂邑县志》卷16，人物。 〔36〕拙著《明清时期山东的商品经济与商品流通》，待刊稿。 〔37〕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 〔38〕康熙《滋阳县志》卷2，物产。 〔39〕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物产;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40〕嘉庆《寿光县志》卷4，物产。 〔41〕嘉靖《山东通志》卷8，户口。 〔42〕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一章第五节，元后期至清末寒冷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 43〕同治《宁海州志》卷25，艺文。 〔 〔44〕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45〕乾隆《沂州府志》卷33，艺文。 〔46〕同上。 〔47〕孙钟,?《山蚕辑略》序，转引自孙祚民《山东通史》上卷，第426页。 〔48〕《清高宗实录》卷599。 〔49〕乾隆《泰安县志》卷2，物产。 〔50〕同治《宁海州志》卷12，职官志。 〔51〕乾隆《临清州志》卷11，物产志;乾隆《丘县志》。卷1 ，物产。 〔52〕道光《安邱新志》卷10，方产考。 〔53〕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物产。 〔54〕道光《平度州志》卷10，物产;《平度县乡土志》卷14，物产。 〔55〕《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266页。 〔56〕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光绪《临朐县志》卷8 物产。 〔57〕光绪《费县志》卷1，物产。 〔58〕光绪《宁阳县志》卷6，物产。 〔59〕光绪《峄县志》卷7，物产略。 〔60〕乾隆《胶州志》卷6，物产;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上;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物产。 〔61〕道光《安丘新志》卷10，方产考。 〔62〕黄可润:《牧令书辑要》卷3，种薯。 〔63〕光绪《费县志》卷1，物产。 〔64〕乾隆《泰安府志》卷2，物产。 〔65〕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物产。 〔66〕《山东经会录》卷1，税粮。 〔67〕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41统计。 〔68〕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艺文》卷1"与高唐绅上书"。 〔69〕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 〔70〕请参见拙作《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71〕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计算。 〔72〕参见拙作《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2期。 〔73〕请参见拙作《清代山东的食盐运销》，载《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4〕《清高宗实录》卷118，乾隆重五年六月初四。 〔75〕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7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33页，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77〕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 〔78〕拙作《明清时期山东的粮食流通》，载《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79〕《山东全省各县十一年度棉业调查表》，见林修竹《茂泉实业文 〔 集》第81-107页。 〔8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两江总督高晋乾隆42年6 月20日折;江苏巡抚杨魁乾隆42年6月23日折等。 〔81〕光绪《登州府志》卷首，小序。 〔82〕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 〔83〕同治《黄县志》卷首，重修黄县志序。 〔84〕《山东经会录》卷1，税粮。 〔85〕崇祯《历乘》卷12，方产。 〔86〕康熙《齐东县志》卷8，杂录编。 〔87〕嘉庆《齐东县志续》周以勋"布市记"。 〔88〕乾隆《平原县志》卷1，风俗。 〔89〕民国《陵县续志》卷3，工商业。 〔90〕乾隆《蒲台县志》卷2，物产。 〔91〕咸丰《滨州志》卷6，风俗。 〔92〕康熙《博兴县志》卷1，风俗;道光《博兴县志》卷5，风俗。 〔93〕顺治《登州府志》卷8，风俗。 〔94〕乾隆《山东通志》卷24，物产。 〔95〕康熙《邹平县志》卷8，物产。 〔96〕康熙《章丘县志》卷1，风土。 〔97〕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 〔98〕光绪《滋阳县志》卷4，物产志。 〔99〕乾隆《沂州府志》卷33，艺文。 〔100〕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101〕康熙《莱芜县志》卷2，物产。 〔102〕《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 〔103〕吴树声:《沂水桑麻话》。 〔104〕吴中孚:《商贾便览》卷8。 〔105〕《稗说》卷3，"山茧"条。 〔106〕康熙《莱阳县志》卷3，民业。 〔107〕《莱州府乡土志》卷下，物产。 〔108〕《赤嵌笔谈》"商贩"条。 〔109〕康熙《长山县志》卷4，物产。 〔110〕乾隆《淄川县志》卷1，物产。 〔111〕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87页。 〔112〕嘉靖《临朐县志》卷1，风土志。 〔113〕康熙《濮州志》卷4，货殖传。 〔114〕梁梦龙:《海运新考》卷上，海道湾泊。 〔115〕康熙《张秋志》卷6，税课。 〔116〕康熙《鱼台县志》卷9，风土。 〔117〕万历《滕县志》卷3，方物志;道光《滕县志》卷3，方物志。 〔118〕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鹰志:《大清会典事例》卷191，户部，积储。 〔119〕《禹城县乡土志》物产条:民国《潍县志稿》卷24，实业。 〔120〕道光《博兴县志》卷5，风土志。 〔121〕嘉庆《禹城县志》卷5，食货志。 〔123〕道光《滕县志》卷12，艺文。 〔124〕《邹县乡土志》商务条。 〔125〕《章丘县乡土志》卷下，商务。 〔126〕《诸城县乡土志》卷下，商务。 〔127〕《平度县乡土志》卷15，商务。 〔128〕光绪《费县志》卷10，物产。 〔129〕《肥城县乡土志》卷9，商务。 〔130〕《新泰县乡土志》商务条。 〔131〕嘉庆《禹城县志》卷5，食货志;民国《陵县志》卷4， 流寓传。 〔132〕王培荀《乡园忆旧》卷3。 〔133〕宣统《聊城县志》卷1，物产。 〔134〕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135〕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 〔136〕光绪《菏泽县志》卷1，物产。 〔137〕《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 〔138〕康熙《滋阳县志》卷2，物产。 〔139〕《宁阳县乡土志》物产条。 〔140〕《山东省滋阳县户册》。 〔141〕《乡园忆旧》卷3。 〔142〕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闸河日记。 〔143〕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 〔144〕《潍县乡土志》商务条。 〔145〕乾隆《高密县志》卷1，物产;《高密县乡土志》物产条。 〔146〕民国《潍县志稿》卷42，杂稽。 〔147〕孔府档案， 转引自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第394页。 〔148〕嘉庆《寿光县志》卷9，物产。 〔149〕乾隆《诸城县志》卷12，方物考; 《诸城县乡土志》商条条。 〔150〕民国《茌平县志》卷9，实业志。 〔151〕道光《济南府志》卷13，物产。 〔152〕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物产;乾隆《鱼台县志》卷1， 物产。 〔153〕乾隆《曹州府志》卷7，风土。 〔154〕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物产。 〔155〕《莱州府乡土志》商务条。 〔156〕《平度县乡土志》卷15，商务。 〔157〕《朝城县乡土志》商务条。 〔158〕乾隆《德州志》卷11，物产。 〔159〕王培荀:《乡同忆旧》卷3:《德县乡土志》商务条。 〔160〕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吴中孚《商贾便览》卷8。 〔161〕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9，临砖附;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296页。 〔162〕嘉靖《山东通志》卷8，物产。 〔163〕康熙《颜神镇志》卷5，遗文。 〔164〕乾隆《博山县志》卷4，物产。 〔165〕《中国实业志?山东》八编第四章。 〔166〕孙廷铨:《颜山杂记》卷2。 〔167〕孙廷铨:《颜山杂记》卷4，物产。 〔168〕万历《安邱县志》卷10，方产考。 〔169〕《高密县乡土志》物产条。 〔170〕万历《东昌府志》卷2，物产:光绪《县志》卷1， 封城志。 〔171〕光绪《峰县志》卷7，物产略 〔172〕万历《兖州府志》卷4，风土志。 〔173〕康熙《平阴县志》卷2，山川;卷4，物产。 〔174〕《范县乡土志》商务条。 〔175〕《肥城县乡土志》物产条。 〔176〕嘉庆《齐东县志续》周以勋"布市记"，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嘉庆《寿光县志》卷9，物产。 〔177〕请参见拙作《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178〕康熙《济宁州志》卷2，风俗引明志;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2。 〔179〕《抄挡》;乾隆13年6月25日，内阁下刑吏两部。 〔180〕《张秋志》卷2，建置志;卷6，赋役志;道光《东阿县志》卷5，建置。 〔181〕据聊城山陕会馆所藏历年重修碑记， 详请参见拙作《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待刊稿)。 〔182〕光绪《登州府志》卷6，风俗。 〔183〕《皇清奏议》(三)卷18，姚文然《请开海运以备荒疏》 〔184〕道光《胶州志》卷39，金石。 〔185〕乾隆《山东通志》卷12，杂税。 〔186〕民国《莱阳县志》卷2，商业。 〔187〕乾隆《山东通志》卷12，杂税。 〔188〕康熙《莱阳县志》卷3，民业。 〔189〕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卷首，重修黄县志序。 〔190〕同治《黄县志》卷3，食货志。 〔191〕万历《益都县志》卷5，建置志，转引自李华"山东商邦"(载《十大商邦》第180页)。 〔192〕咸丰《青州府志》卷23，物产;光绪《临朐县志》卷8，物产;光绪《益都县图志》卷首。 〔193〕万历《莱州府志》卷3，田赋。 〔194〕梁梦龙:《海运新考》卷中，奖励官役。 〔195〕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8-372页。 〔196〕嘉庆《长山县志》卷13，艺文志。 〔197〕参见官美蝶《清代山东的周村镇》，载《历史档案》 1990年第4期;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106页。 〔198〕孙廷铨:《颜山杂记》卷4，物产:康熙《颜神镇志》卷2，风俗物产。 〔199〕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32页。 〔200〕拙作《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待刊稿。 〔201〕关于山东农村集市， 笔者已撰有专文《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将刊于《清史论丛》1995年号。 〔202〕表中各种商品流通量的估计， 详见拙著《明清时期山东的商品经济与商品流通》(待刊稿)。 〔203〕明清时期山东的煤炭业、渔盐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因篇幅所限本文从略。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原字为禾加参 ,?原字为江去工加贡 ,?原字为竹头加吕 ,?原字为浙江的繁体字 ,?原字为舟加降的右边 ,?原字看不清楚 ,?原字为檀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