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史料来源-文学文化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文学文化 [真诚为您服务] 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重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彥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熟悉，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重和重视。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著有 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书中专有一部分论《旧唐书》的编纂及史源。笔者拟另文比较该书与拙著《隋唐五代史学》的异同，故此文不涉其书。 一 先从五代后晋时所见唐代文献的问题谈起。 现今凡是谈及后晋纂修《旧唐书》的基本史料，大都采用贾纬当时上奏的说法:“伏睹国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同时，还提及韦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续唐历》以及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具体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加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错误熟悉，更助长了前述说法的流传。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旧唐书,经籍志》的编纂特点。后晋史官纂修此志，是以毋煚的《古今书录》为依据的，著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至于开元以后的著述，他们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其中。关于这一点，志文交待得十分清楚: 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 据此，凡是《旧唐书》中提到的各家著述，不论是“记礼法之沿革”，还是“裁国史之繁略”，亦或“诸公文集”，都是后晋史官“所闻”或所见，不应当排除其成为《旧唐书》史料来源的可能性。 首先，唐代的几部关于“礼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但后晋时确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旧五代史》都明确地记载了后晋天福四年，也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关于纂修《大晋政统》的一番争议。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道: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谓“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苏弁附苏冕传》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大中统类》，在《宣宗纪》、《刑 法志》、《刘瑑传》都有具体记载: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著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颁所司行用之。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再如，《礼仪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还注重到宪宗以后围绕“王彦威《曲台礼》”的多次辩论。 其次，对于《经籍志》中提到的天宝以后“裁国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点考察。 为了说明情况，先对唐代的实录、国史简要追溯一下。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时，又设置了专修国史即本朝史的机构――史馆，并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明确的条规，把积累史料、编纂国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走向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化。二百多年间，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两个关于唐代历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实录，二是本朝国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实录，纂修情况记载不一，有一帝数部的，有卷帙不确的。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顺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实录，直至武宗。总括起来，后晋修唐史时，计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实录，这是没有多大歧义的。 另一个系列，即唐代国史系列，情况较为复杂。国史的修撰，是从太宗时开始的。贞观元年，姚思廉撰《唐史》纪传，粗成30卷。高宗显庆元年，令狐德棻等续成80卷，名以《武德贞观两朝史》。龙朔三年许敬宗等又续为100卷，并起草十志，未半而终。武则天长寿二年，牛凤及另撰《唐史》117卷，起高祖，终高宗。长安三年，武则天命李峤、朱敬则、刘知几、吴兢等修《唐史》。据刘知几的说法，勒成80卷。吴兢又别撰《唐史》110卷、《唐春秋》30卷。其后，韦述因高宗以来国史虽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类例，补遗续阙”，修成纪传体《国史》113卷，包括《史例》1卷，史称其“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安史之乱起，韦述“抱《国史》藏于南山”，肃宗至德二载于休烈请访求史籍，韦述才以其所藏送官。之后，唐代国史的修撰，各类记载纷纭。其中，《崇文总目》的说法较为清楚: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114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 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后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唐春秋》30卷。柳芳续韦述《唐书》之后，也另撰《唐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30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 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大和八年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于世”。《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王彥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蒋乂传》称:“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重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乂《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 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下400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 余种。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4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于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的。 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墓志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 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于未著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乙丑，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考异》征引了《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和刘餗《小说》。经考证认为，《旧唐书》记载失误，是承袭了刘餗《小说》所致。司马光的这一考 证，表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餗的《小说》，只不过是参考错了而已。 当然，更有采录杂史原文的诸多例证，后文将作详述，这里仅举一简单的实例。李肇的《国史补》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条，其文为:“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旧唐书,李勉传》记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见唐代杂史，极有可能是直接采录自《国史补》。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取材，绝不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也不应当以其《经籍志》著录的“有无”为判定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法之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仅凭借《旧唐书》才得以程度不同的保存～ 在获得了以上的基本熟悉之后，下面分别对《旧唐书》志、列传的史料来源进行具体考察。 二 自宋以来，历代都以《新唐书》胜于《旧唐书》，再也无人过问《旧唐书》“十一志”的情况。为此，这里多作一点考察，以见新、旧两书各志的优劣。 总的来讲，《旧唐书》各志基本上是代宗以前为详，德宗至武宗渐略，宣宗以下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固然与整个史料来源情况直接相关，但也应看到唐代后期值得载入史册的定制原本就不多。大凡志中涉及到的唐后期的制度，多数都是较为重要的内容。因而，有的志的编纂情况就更应当引起重视了。下面，依次进行考察。 《礼仪志》7卷，主要依据《大唐开元礼》150卷改编，这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其编排顺序而言，不是按照吉、宾、军、嘉、凶五礼来叙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袷禘、五服、縗裳等项分卷记叙的。所以，应该说:记玄宗以前的礼仪，取材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编排主要沿袭《通典,礼》。玄宗以后，取材较为复杂。德宗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整部《旧唐书》虽然有四处提到王泾其人，却无一处点出《大唐郊祀 录》其书，《礼仪志》似未采用其书。前文曾经提到，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礼阁新仪》30卷，后晋史官虽然见得到，但《旧唐书》却未涉及，多少有些希奇。接下来，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彥威《曲台新礼》30卷，“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这显然是继《大唐开元礼》的一部续作。《旧唐书》中，不仅《宪宗纪》、《王彦威传》都记述了《曲台新礼》这部书，而且《王彥威传》通篇都是记其“议礼”生涯的，足以显见后晋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见到其书的。就《礼仪志》本身来看，在叙及穆宗至文宗议礼之事时，多次引录王彦威奏。《志五》记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后袝享太庙，便是因为“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进奏的。尽管博士殷盈孙“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这一记载表明，《曲台新礼》对穆宗以后的礼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唐书》纂修者也注重到了。文宗以后的礼仪，主要围绕宗庙、袷禘有过几次争议，集中在《志五》、《志六》，显然是后晋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经过编缀而成。总起来说，《礼仪志》取材主要源自《大唐开元礼》、《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散见的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沿用《通典,礼》。《新唐书》合《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为“礼乐”，其“礼”的部分主要是变换体例，按照“贞观、开元”的“五礼之文”损益。 《音乐志》4卷，有的论者认为，其文字“多本于《通典》”。假如说这是指关于唐代沿革、乐器，指歌、舞及其乐曲，指清乐、四方乐、散乐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内容，是不错的。但这些只是4卷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不是全部。实际情况应当是这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通典,乐》。具体而言，志文中“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以下，至贞观十四年敕、八八座议定“七庙登歌”的记述，是分见于《通典》卷143《历代制造》、卷147《郊庙不奏乐庙诸室别舞议》，而在今本《唐会要》中则是顺序地排在卷32《雅乐上》，更便于直接采录转引。志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仪凤三年七月以前的记述，《通典》在卷147《郊庙宫悬备舞议》，《唐会要》在卷32《雅乐上》。以下记“乾元元年”事，见《唐会要》卷33《雅乐下》;记“贞元间”事，见《唐会要》卷33《诸乐》;记“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见《唐会要》卷33《凯乐》。这都是超出《通典》记事下限的部分。《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144、145、146的《乐四》、《乐五》、《乐六》各篇，并参取了前后《会要》。惟其记“广明”以后事，直接至结尾，与今本《唐会要》卷33《雅乐下》所记“广明”以后事全同。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记事下限分别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会要》后晋时根本就没有形成。志中的这段记事与今本《唐会要》的这段文字，显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时修奉乐悬使、宰相张濬及太常博士殷盈孙等修订乐悬的论议、奏疏。《志三》、《志四》则不本于《通典》及前后《会要》，似为后晋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在后晋纂修《旧唐书》的总体筹划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有些是早已汇集成册的，如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太常博士、太乐、郊社令等员“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也有收入文集当中的，如武则天大享昊天乐章12首、享明堂乐章12首，等等。这类乐章之书，有些今天尚可见到，有些只能借助本志知其大概了。《新唐书》合“礼乐”为一志，“乐”附于 “礼”，仅2卷，较本志减少一半篇幅。 写到这里，应当提出今本《唐会要》来说一说，因为下面还会多次涉及。通常所说今本《唐会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仅缺卷卷卷卷是现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编全本《唐会要》。王溥新编，是在苏弁、苏冕兄弟《会要》40卷、崔铉监修《续会要》40卷基础上，采集宣宗以后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计100卷。元、明之际，苏氏、崔铉前后两次所修《会要》亡佚，王溥新编也出现错杂和缺卷。从以上的对照和下面的对照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熟悉:凡今本《唐会要》与《旧唐书》中记事内容、叙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说是苏氏《会要》、崔铉《续会要》原文。反转过来，又证实王溥新编《唐会要》，对于苏氏、崔铉两《会要》很少改动，只是续补宣宗以后要事。这对我们熟悉今本《唐会要》的史料价值，也有间接意义。 《历志》3卷，应当是本于韦述《唐书》。其序文虽然追述了肃宗《至德历》、代宗《五纪历》、德宗《正元历》、宪宗《观象历》，并称“其法今存”，但紧接着写道:“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为《历志》四卷。”所谓的“前史”，既有《历志》，又包括一行历经的，只能是韦述的纪传体《唐书》。其傅仁均历经，是指高祖时《戊寅历》，行于太宗之世。李淳风历经，即《麟德历》，行于高宗之世。南宫说历经，即《景龙历》，为中宗时所造。一行历经，即《大衍历》，行于玄宗之世。由于《景龙历》“不经行用，世以为非”，后晋史官“略而不载”。他们“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本志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新唐书,历志》较本志大增，通记唐代290余年8次修改历法，还备录了一行《历议》12篇，补充了反映中外历法交流的《九执历》及翻译情况。有关“三历法”的记载，两书当互校。 《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42、43、44的相关记载同。《志上》自“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至“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的大段文字，与《唐会要》卷42《浑仪图》载“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以下文字全同。志中所载“诸州测景尺寸”，自林邑国至蔚州横野军，除无河南府外，其余与《唐会要》卷42《测景》相关部分，不仅正文相同，连小注也都一样。《志下》“灾异”中关于日蚀的文字，与《唐会要》卷42《日蚀》的记载同，只是无宣宗以下的情况。这更加证实，本志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书的《会要》、《续会要》了。其中的小有不同，当是辗转抄录中的疏略所致。关于彗星、五星临犯、星聚、流星、杂灾变等，大体与《唐会要》卷43《彗孛》、《五星临犯》、《星聚》、《流星》等类目前半部分的记述相同，是采自苏氏《会要》相关文字纂成的。《志下》的“灾异编年，至德后”这一部分，则超出《唐会要》所记，不少内容都见于各帝纪。这一部分内容，极可能是后晋史官以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为线索，再参照《续会要》及司天台有关记载，综合编纂而成。说到《志下》一定参照了《续会要》，还有一个铁证未曾被人注重过。在志的结尾部分，有一项叙述太史局、司天台沿革、设官的内容。这本来是《职官志》的内容，在《职官志二》秘书省有具体记 述。何以《天文志下》会有此一项叙“旧仪”的文字呢,原来，《唐会要》卷44在记述各项灾异之后，专有《太史局》一目。稍加对照，便知《天文志下》的“旧仪”，是直接节录《太史局》之文而成。《新唐书,天文志》虽多1卷，但两书志互有详略，可以彼此补充订正。 《五行志》1卷，记地震、山崩川竭、水灾、雷电风雪、虫灾、火灾及杂灾变等，大体见于《唐会要》卷42《地震》，卷43《山摧石陨》、《水灾上》，卷44《水灾下》、《木冰》、《螟蜮》、《火》、《杂灾变》及卷28《祥瑞》等目类。除火灾有一条“大顺二年”事外，其余各事下限都无超出“大中七年”《续会要》成书这一年的。据此，本志也当是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而成。《新唐书》增为3卷，所记灾难现象超过本志。 《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虽其序文称“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但志中记府、州沿革，一般都是起武德，至乾元，然后列“旧领县”、户、口，再举天宝户、口。以这样的体例推测，最有可能采录于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志与《通典,州郡》、《唐会要,州县改置》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写法都不相同。而贾耽《贞元十道录》虽然也是4卷，与本志分道、卷数相同，但却不见于《贾眈传》，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书，甚至不知有此书。两个方面的推测，都无法排除本志以韦述《唐书,地理志》为史源的可能性。志中个别地方记事，有至唐末者。如《志一》陕州大都督府，自隋义宁元年，写至唐哀帝即位。这是因为，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师，“车驾幸陕州”，以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驻跸陕州，改为兴德府”;哀帝即位后，又复为大都督府。这些都与皇帝的行踪直接关联，因而破例记述，并源于实录，取材最方便。《新唐书,地理志》更为完整地反映唐代地理沿革情况之外，主要是在地志编纂体例方面的成就。就考察唐代地理沿革而言，两志谁也无法取代谁。 《职官志》3卷，主要记述代宗以前设官情况，但未取韦述《唐书》。《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当时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代宗以后的制度，以德宗朝的变革补入最多。在“武官”一项中，记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六军统军、十六卫上将军，基本都是补述的德宗贞元年间的制度，主要采录的是诏敕等文献。《新唐书,百官志》较本志有增也有删，所增者虽为新的补充，却又嫌过简;而所删改处不仅不应该，还有重要失误。两书志各有特点，须当相互参校。 《舆服志》1卷，记玄宗以前制度，采自《大唐开元礼》各相关部分。其中，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与修礼官上奏、开元十一年冬中书令张说奏、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以下的文字、仪凤年太常博士苏知机上表以及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奏议，均与《唐会要》卷31《裘冕》所记同。志中景龙二年七月刘子玄进议，又见《唐会要》卷35《释奠》。志末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亦见《唐会要》，只是前半段文字在卷38《葬》，后半段文字在卷83《嫁娶》。据此，则本志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还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源。《新唐书,车服志》对本 志有所增减，互为详略，当以本志参取新志，作为补充。 《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即其序文所说:“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新唐书,艺文志》扩为4卷，在每一部类都用“著录”、“未著录”来表明两书志著录图书的区别，颇有意义。 《食货志》2卷，与其他各志不同，没有前密后疏的问题。就其所记内容而论，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及玄宗以前。在纂修《旧唐书》最初的总体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中，只提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及经籍九志。后来，在纂修当中以“礼志”为《礼仪志》，以“律历志”为《历志》，以“郡国志”为《地理志》，增《舆服志》、《食货志》。《舆服志》可以说是从原计划的“礼志”分离而成，《食货志》的增立，则是唐代注重“食货”思想的反映。后晋史官在纂修《旧唐书》的进程中，对于唐代社会逐渐有较深刻的熟悉，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要注重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此增立了《食货志》。食货制度变革最明显，不在唐前期，而在德宗前后，故其序文叙述到德宗，强调“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臧否，以为《食货志》云。”这就是本志详于唐中后期的原因。其取材之源，主要是苏氏《会要》和崔铉《续会要》。《志上》记税制，自开元八年正月敕以下，二十二年五月敕、二十五年三月敕、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敕、广德元年七月诏、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建中三年五月增税钱、贞元八年四月加税、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大和四年五月崔戎奏，均同今本《唐会要》卷83《租税上》、卷84《租税下》两卷书所记。叙钱币，自建中元年九月至会昌六年二月，与《唐会要》卷89《泉货》所记同，尤其是元和三年五月以下，除宝历元年八月一事外，一条不差。《唐会要》中，会昌以后尚有天祐二年事，自是王溥所补。而本志钱币事只到会昌六年，显然是迻录于崔铉《续会要》。《志上》所记其他制度，依次见于《唐会要》卷88《盐铁》、《盐铁使》、《盐池使》等类目。《志下》依次对应于《唐会要》卷87《漕运》、《转运盐铁总叙》，卷88《仓及常平仓》，卷84《杂税》，卷88《榷酤》所记。对应于《转运盐铁总叙》的记事，自建中元年三月至大中六年，《志下》所记基本上是一条不差。该项下，《唐会要》尚有大中十年至天复中的记事，而本志则止于大中六年，表明也是源于《续会要》。统观本志记事，玄宗及玄宗以前，文字与《唐会要》多所不同;而德宗至宣宗，则与《唐会要》大都相同。这一事实说明，当后晋史官决定增修《食货志》之后，便取韦述《唐书,食货志》作为代宗以前底本，而取前后两《会要》作为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按照序文的思想纂集成篇。《新唐书,食货志》增多3卷，其俸禄制度为本志所无。而两书志都记述的基本制度，则异多于同，应细加参校，相互补正。 《刑法志》1卷，前文已经谈过，后晋诏修《旧唐书》的前二年曾欲纂集《大晋政统》，提到的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即是本志的主要史源。刘瑑《大中统类》起贞观元年，至大中五年，差不多已经是唐代的刑法通志了。本志除了简单追述高祖约法十二条、受禅制五十三条格、武德七年新律，即以太宗即位起详加叙 述，迄于大中七年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表明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两部《统类》。《新唐书,刑法志》较本志为简，当以本志为主参以新志。 总上所考，《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源的，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这在整个两《唐书》研究中，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 《旧唐书》列传的取材情况，比起“十一志”来更为复杂，历来也没有较系统的考察。虽然探寻起来很是困难，但也还是有不少线索可寻。 全书列传150卷，若以点校本目录为统计依据，其立传者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现就所见，分别考论。 关于人物事迹，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 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奉诏参预《唐史》的修撰，玄宗开元中又“参详旧史，撮其指要”，撰成《贞观政要》。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中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王珪、魏征、虞世南、马周等传，与《贞观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此8人的主要事迹，除有繁简之别外，文字全同。其他篇章，也有不少类似情况。这表明，吴兢所参详的“旧史”，正是他曾经参预修撰的《唐史》，只是《贞观政要》“撮其指要”，因而较为简略罢了。由此可以推断:《旧唐书》中房玄龄等8人传记，与《贞观政要》同出一源，即吴兢参预修撰的《唐史》。 此外，人们通常爱举《刘仁轨传》有“史臣韦述曰”，用以证实《旧唐书》沿引“旧史之文”。再深入一步考察，则可以得出三点推论:一是韦述《唐书》是续吴兢等《唐史》而成，因为刘仁轨在高宗、武则天时为相，卒于垂拱元年，吴兢等在长安年间奉诏修《唐史》，自当为刘仁轨立传。而韦述上距刘仁轨卒70余年，对刘仁轨一生事迹发议论，只能在吴兢等所修传记基础上进行。二是《戴胄附戴至德传》也本于韦述，因为《刘仁轨传》后的那段“史臣韦述曰”是将刘仁轨与戴至德作过比较的，而《戴至德传》又是有呼应的，印证着韦述所说“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三是与刘仁轨编在同一卷书中的郝处俊、裴行俭传也应源于韦述《唐书》，因为郝、裴二传是在刘仁轨传“史臣韦述曰”之 后，而卷末未署名的“史臣曰”也将刘栾城、裴闻喜、郝甑山并称，与韦述称刘仁轨为刘栾城如出一辙。这种不称名而称爵邑的称谓，只出于本朝尊呼前辈，绝非易代之后史官之词。因此，郝、裴二传亦当源自韦述《唐书》。需要交待一点的是，前面已经叙及《裴行俭传》以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素材、蓝本，是指原始依据。韦述因之，再补入裴光庭事，撰成史传。后晋史官两相参校，成为今天所见《裴行俭传》。张说碑铭、韦述史传，在这里俱可谓《旧唐书》某些人物传记的史源。 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 再以韩愈《顺宗实录》与《旧唐书》相关列传作以对照。《顺宗实录》中有7篇人传，即卷3的张荐、令狐峘，卷4的张万福、陆贽、阳城，卷5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这些人物传，都是规模完具、首尾齐备的全传。对照《旧唐书》列传中的这几个人物，除了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顺宗实录,张荐传》叙其祖父张文成，只有“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较《旧唐书,张荐传》少400余字。其叙张荐本人，因韩愈只是“著其系于政者”而“削去常事”，故比较《旧唐书》为简。《实录》中的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则与《旧唐书》卷14152、192的相关各传基本相同，如出一辙，仅文字稍简而已。韦执谊、王叔文、王伾3人同在《旧唐书》卷135，与《实录》中3人传互有详略，虽写法不尽相同，但史实、规模并无差异，只是《实录》叙韦执谊较《旧唐书》多了一点其从祖兄韦夏卿的事。而韦夏卿，《旧唐书》单独有传。 《旧唐书》列传剪裁各帝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卷174《唐河北三受降城》条下，引有一段《唐宪宗实录》原文: 八年七月辛酉，李光进请修东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其兵于天德故城，李绛、卢坦以为:“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不接。虏忽唐突，是蹙国二百里也。”故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这一大段文字，几乎被完整地迻录于《旧唐书,卢坦传》中。顺便提示一句，今本《唐会要》卷73《三受降城》也记及此事，但稍简，又误作“元和十二年九月”，故知《旧唐书,卢坦传》这一部分内容源于《宪宗实录》。 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其纂集情况更难考察，只能提出一些 线索，以备进行深入探寻。 后晋史官在审阅唐代基本史料时，已经注重到国史、实录中传记“漏落”的问题。例如，在评述令狐峘所修《玄宗实录》100卷、《代宗实录》40卷时，非凡指出: 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 对于国史、实录中人物传记“漏落”的补救措施，后晋史官在制定总体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监修宰臣赵莹在奏修史计划中，专有一段关于列传的文字: 隋唐已来，勋书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纪世功，备载简编，以光祖考。……请下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两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谍，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 由此可知，《旧唐书》传述中唐以后人物，以家谱、功勋状等为主，再综合实录、杂史、小说中相关史事，并参取各家文集，条贯而成。 以家谱、功勋状为基本依据的传记，例证比较明显的，赵翼所指“《崔元翰传》谓李汧公镇滑台，辟元翰为从事”，“《薛伾传》谓尚父汾阳王召置麾下”，“此并是元翰、伾家状送入史馆者。”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唐以后步入仕途的，宪宗时卒官。正因为肃宗、代宗实录中缺漏人物传记，唐代史官便开始采录家状，以致宪宗之后家状成为史官们的一项重要议论话题。李翱曾专门为行状问题上奏，“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宪宗以撰录行状者“多非佐史，既乖事实，又违格文”，特降敕旨，“令门下佐史撰录行状，以凭详覆”。韩愈在宪宗时为史官，杜牧在文宗时为史官，都撰录有供后人“详覆”的行状。被方苞誉之为“韩文之最详者”的《赠太尉董公行状》，与《旧唐书,董晋传》一对照，马上发现后晋史官一定是“取公之行状为之”，“其增补者不一二尔”。这是因为韩愈曾经作过董晋的观察推官，直至董晋卒去，故其“知晋行治甚详”。也是同一缘故，司马光批评韩愈作行状是“扬美盖恶”，因而在《资治通鉴》中只是“略取《行状》”而已。杜牧的《赠礼部尚书崔公行状》也是一长篇，《旧唐书,崔邠附崔郾传》却简略得多，除去“直取穆宗时事文饰以为郾谏辞”外，基本史实相符。韩愈、杜牧这等一流大手笔所撰行状之外，更多的行状送到史馆以后，即由史官与官方有关文献，若实录、时政记、日历以及各项公文等“详覆”。不符者，以这些文献核准。史事不足者， 则以官方文献和其他载籍，如杂史、小说等作补充。有重要论议者，再参照其人文集，酌情采录。核以实录，参取文集，前文分别都已举有实例，此处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考察用杂史、小说来补充国史、实中“漏落”人物事迹的情况。 限于篇幅，这里只选取三种传世的杂史或小说来与《旧唐书》中的人物事迹作对照。一是《经籍志》“所无者”而本传有记载的郑处诲《明皇杂录》，二是《旧唐书》只字皆无的刘肃及其《大唐新语》，三是连和成书时间都需要考定的《大唐传载》。 先说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高力士的事迹，在玄宗一朝自然有较为详实的文献记录。而其被贬之后的经历，官方文献不再记述。后晋史官在传写高力士时，并没有局限于官方记载，而是注重到采录杂史作为补充。《宦官列传》中所传高力士，自肃宗时被贬，至代宗初而卒，便是取郑处诲《明皇杂录》补写的。甚至连高力士因伤感而寄意的4句五言诗也都转录过来，陈寅恪先生对此已有考证。 《旧唐书》传记与《大唐新语》的关系，实在值得认真探讨，因为两者的雷同之处确实太多。现择录一段传文，列表加以对照: 《旧唐书》 《大唐新语》 《李靖传》: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于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谮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太宗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太宗谓曰:“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 《容恕》: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旧唐书》中《许敬宗传》与《大唐新语》中《谀佞篇》，《狄仁杰传》与《举贤篇》，《韦景骏传》与《政能篇》，《来俊臣传》与《酷忍篇》，《安金藏传》与《忠烈篇》等，所记相关史事，都如出一手。 《旧唐书》列传与《大唐新语》记事如此雷同，原因不外有三:一是都录自国史、实录。但以刘肃的阅历，似无可能完整地接触过国史、实录。二是《旧唐书》录自国史、实录，而《大唐新语》则转录自其他史籍。但是，迄今尚不知有这样的史籍，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韦景骏的事迹都记述得那样生动、细致。三是《旧唐书》确曾转引过《大唐新语》，以致有如此多的记事竟似出自一手。 就是和成书时间都需要考定的《大唐传载》，也有与《旧唐书》列传记事全同的文字，一是关于唐临性情宽仁的，二是说韩皋知音律的。 先看关于唐临的记述。《大唐传载》写道:“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亻童归自取白衫。亻童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祭，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 《旧唐书,唐临传》云:临“宽于待物。尝欲吊丧，令家童自归家取白衫，家童误将余衣，惧未敢进。临察知之，使召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尝令人煮药失制，潜知其故，谓曰:„阴暗不宜服药，宜即弃之。?竟不扬其过，其宽恕如此。” 再看韩皋知音律的两处文字。《大唐传载》记述如下:“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宴乎～此所以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比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旧唐书,韩滉附皋传》同样写道:“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宴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操蹙，憯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 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鬼神也。?” 通过以上的种种比较，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旧唐书》列传中的人物事迹取材广泛，绝不仅仅限于“实录、国史旧本”，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本纪、列传是否提到，凡武宗以前的撰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人物传记的史料来源。 列传中45个周边政权的史源问题，与人物传记的情况又不相同，依次略加考索。 《突厥传》1卷，分上、下篇，编排、文字与《通典,边防》所记突厥同。具体来讲，上篇记东突厥，自“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以下，依次叙处罗可汗、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什钵苾、思摩、突厥别部车鼻、骨咄禄、默啜、毗伽可汗，至玄宗开元十三年起居舍人吕向上疏，纳其言而“竟不许其和亲”，与《通典,边防》十三、十四《突厥上》、《突厥中》的两卷记述全同。只是本传上篇最末的两段文字，即“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禄啜来朝”以下，以及登利可汗之事，为《通典》所无。下篇记西突厥，则与《通典,边防》十五《突厥》下全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二者都直接录自韦述《唐书,突厥传》，二是后晋史官转录于《通典》。总之，两书的记载如此雷同，是值得注重的问题。 《回纥传》1卷，史源待考。仅从其记述内容偏重于与唐的和、战关系看，似当源于中后期的实录。 《吐蕃传》1卷，分上、下篇，基本源自国史、实录。就总体轮廓和文字叙述看，大抵与《唐会要》据97《吐蕃》同，但较《唐会要》所记为详。传末“史臣曰”多次出现“我”字，显然是唐代史官口气。上篇自贞观至永泰初，在天宝十四载之后有一段追述陇右沿革的文字，当叙至肃宗时的变动时，这样写道:“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这当然是唐代史官的文笔。上篇止于永泰元年，似录自韦述《唐书,吐蕃传》，因而断至代宗。下篇起永泰二年，至宣宗大中三年。其中，仅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毁城隍，大掠居人，驱党项部落而去”，至其年“九月，韦皋大破吐蕃于维州”，与《唐会要》所记全同。其余记事，虽与《唐会要》相类，但更加具体，当另有所本。但大历八年、贞元六年、元和十三年叙事当中，多处出现“我”字，诸如“蹂践我禾稼而去”，“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吐蕃围我宥州、凤翔”等等，自然也是唐代史官的手笔。此时已无国史可采，故当源自代宗以后诸帝实录。 《南蛮西南蛮传》1卷，记沿边15个政权。其中，盘盘、真腊、堕婆登、东谢蛮、西赵蛮、牂牱蛮、南平獠、东女国、南诏蛮、骠国等10个政权，叙事与《唐会要》卷99100所记相关政权同。应当注重的是，无论《旧唐书》，还是《唐会 要》，在南诏事中，于大和三年都有这样一段文字:“杜元颖镇四川，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南蛮乘我无备，大举诸部入寇。”这应当是唐代史官的语气，显然两书同出一源，或是本传照录《续会要》有关文字。还有一值得提起注重的情况，即列传中西赵蛮、南平獠、堕婆登等，又与《通典》所记同。 《西戎传》1卷，记周边的14个政权。其中，泥婆罗、党项羌、天竺、罽宾、康国、波斯、拂菻、大食，与《唐会要》卷99100所记相关内容同，只是相互稍有详略之别，当是同出一源而取舍略异所致。其记高昌，较《唐会要》简略，恰似节录而成。本传中，最值得注重的是传末记大食沿革，有“一云隋开皇中”以下一大段文字。有人以其是沿引《唐会要,大食国》末段文字，陈寅恪先生非凡指出:《唐会要》这段文字前还有“又案贾眈《四夷述》云”。就是说，《旧唐书,大食传》与《唐会要,大食国》的末段文字，都源自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贾眈于贞元十七年进献其书，在《旧唐书,德宗纪下》、《贾眈传》中都有记载。《贾眈传》记述这位宰相，不重其政绩而专详其“号地理学”的业绩，并以近半的篇幅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载录了他进献《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的表章。很清楚，后晋史官是见到其书的，因而用以作为记述周边政权的史料来源并不希奇。由此，似乎可以补充一句:《旧唐书》记周边政权，凡《通典》、《唐会要》所记互异的，如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百济、渤海、靺鞨、日本、室韦等，都有可能参取贾眈书這的相关记载。 《东夷传》1卷，记述东边的5个政权。其中，记新罗与《唐会要》卷95《新罗》永徽元年以下叙事同，稍有详略之别，都止于会昌元年。记日本，多与《唐会要》同，只在篇末补入了贞元二十年、元和元年、开成四年之事。传中也出现有“或曰”、“又云”字样，大约也是采录的贾眈之说。 《北狄传》1卷，记北疆的8个政权。其中，室韦、靺鞨、乌罗浑等，与《唐会要》卷999相关所记，互有详略。其记室韦，也有“又云”的大段文字。铁勒、契丹、奚、霫等，事与《唐会要》的记载同出一源，而各自取舍互有详略。在叙契丹与唐的和、战关系当中，自贞元四年下有“与奚众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的记述。《唐会要》卷96《契丹》同样有“至贞元四年，复犯我北鄙”的文字，当为《德宗实录》中的载笔。 总归起来，《旧唐书》列传记周边政权沿革，也不止是采用“实录、国史旧本”。而《通典》、两《会要》以及贾眈《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也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如今再来谈论《旧唐书》列传部分的史料来源，不论是人物传记，还是周边政权，都不应再囿于某一、两种传统的说法，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用更多的例证来加以论列。 《旧唐书》本纪的史料来源，大致如赵翼所说，“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但是，内中也有诸多需加辨析之处。尤其应当注重的是，此一取材情况造成的编纂特点。限于篇幅，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分别考察，应当得出的结论是: 一、赵翼关于《旧唐书》取材的说法，大体符合代宗以前帝纪、人物传的情况。 二、“十一志”中，除《历志》采用国史旧本、《地理志》存疑外，其余九志不分前后期，基本取自《经籍志》“所无”的“记礼法之沿革”的专门撰述。 三、关于周边政权的各传，则兼采“实录、国史旧本”和记边防、地理沿革之专书。 四、宪宗以后的帝纪未必采用实录旧本，代宗以后的人物传则多取家状、文集和杂史。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第312页，中华书局1963年新1版。 《廿二史札记》卷17“新书增旧书处”、卷16“新唐书”，第323、329页。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98页，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新1版。 《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旧唐书》卷46《经籍志》序。 《册府元龟》卷559“国史部,论议一”。《旧五代史》卷78《晋书,高祖纪四》。 《旧唐书》卷177《刘瑑传》。卷50《刑法志》载:大中五年，刘瑑等人“奉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起贞观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杂敕，都计六百六十四门，二千一百六十五条”。同卷又有大中七年张戣所进《大中刑法统类》十二卷。卷18下《宣宗纪》刘瑑所奏，名《大 中刑法统类》。今从《刘瑑传》，以其所撰为《大中统类》。 《旧唐书》卷157《王彦威传》。 《旧唐书》卷102《韦述传》。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一九》引《崇文总目》。 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 《旧唐书》卷157《王彥威传》。 《新唐书》卷11《礼乐志一》。 《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第7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详见《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韩愈《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之一，《全唐文》卷547。 《旧唐书》卷149《令狐峘传》。 《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 《廿二史札记》卷16《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 《唐会要》卷80《杂录》。 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卷8《赠太尉董公行状》篇题注，第33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资治通鉴》卷233《唐纪》49德宗贞元五年二月《考异》。 《资治通鉴》卷241《唐纪》57宪宗元和十五年十月《考异》。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大唐新语》卷7，第105,106页，中华书局1985点校本。 韦景骏乃韦述之父，其政绩、言论自然以韦述所记为详，故这段文字当出韦述所续 修《国史》。据此，韦述《唐书》似当在“安史之乱”中流散民间，为世人传抄。 本文所引《大唐传载》文字，均见“守山阁藏书”本。 《陈寅恪读史札记》，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