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的渐进（中国金融发展道路）

整体的渐进（中国金融发展道路） 整体的渐进——198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进行充分的科学探讨和论证。本文不可能也不准备涉及所有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特别是各种细节，只打算就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通常提到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经常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些无疑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只提出上述几点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一与差异作出具体的分析，既要对生产力又要对生产关系进行精确的科学考察。而在这方面，传统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人们往往从观念出发，先验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大机器生产，生产关系是公有制、同志式合作和按劳分配等三方面的总和，而不是从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国家的历史实际出发，不是从这些国家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发展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出发。其次，近些年来，不少人注意到从现实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始打破了传统的抽象的生产力三要素论和生产关系三要素论，认识到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生产关系则应指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的全部条件和形式。但是，在说明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生产关系的结构和特征等等具体问题上，仍未有多少进展。关于我国生产力的研究，出现了这样的论断，中国的生产力早已达到工业化的水平。论据是，我国目前生产多少万吨钢、多少亿吨煤等等，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以后很久才达到这样的水平。关于我国生产关系的研究，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定义仍在很大程度上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为了证明我国现阶段的各种个体经营形式的必然性，一些人并不经过科学论证就轻易地将其判定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后，关于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即关于二者的结合形态，则更缺乏有力的科学论证。 然而，基本理论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学毫无进展。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多数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实践而得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社会化商品生产的重要论断。这个品生产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商品货币形式，例如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银行信用、国际贸易和汇率等等，在纯粹形式意义上具有存在的必然性。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认系统化、理论化。因为，上述认识与其说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不如说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其说是理论的发现，更不如说是对直接现实的承认。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经济理论落后于客观实际的主要含义。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上来: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为什么它要求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形式的生产关系，为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商品货币形式能够同一。长期以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答案，人们以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是在落后国家获得成功，这种落后性造成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因而在经济上不得不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表明，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例如英、法、德三国，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也很难设想可以到今天消灭商品货币。近些年来出现的另一种解释则是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看做过渡时期。这种首先由南斯拉夫学者明确提出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与以往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并列的一种独立社会形态，相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必然是不断改造旧关系、旧结构，建设新关系、新结构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不管是否出于偶然，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有关论述不无联系。 列宁写道:“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征。”似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样一段话:“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然而，尽管如此，这种仅仅把社会主义看做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观点，仍然没有从更深刻的必然性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完全说明问题。 那么，究竟如何来探索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二者关系的性质呢?必须克服以往研究的缺陷，即前面所说的简单化、抽象化的方法。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研究。只有对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完整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实质。以往的研究之所以停留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抽象分析，其原因就是没有通过分析现实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关于生产方式，理论上长期以来没有当做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范畴来理解，而是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近几年的讨论又出现三种不同意见:?生产方式是指纯粹的自然关系;?生产方式是社会关系或社会形式;?马克思使用的生产方式概念，有时指自然关系，有时指社会关系。这些观点，仍然没有确定生产方式的独立的特定含义。 生产方式范畴是生产活动的科学抽象和概括。现实的生产活动总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一是自然的技术的过程，其二是人们之间联系和交往的过程。因此生产方式必然是这两个方面在理论思维上的综合。根据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我们把生产方式规定为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统一。生产的自然形态，是指生产的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是指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在活动中相互联系和交往的形式。生产的自然形态是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以及分工协作等等方面自然技术特性的概括;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由上述诸方面的技术特性所决定，并与它们同时存在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特性的概括。二者的统一，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生产过程，而且也体现在分配、交换、消费等一切经济过程。但是，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辩证的统一。生产的自然形态规定着生产的社会形式，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制约着生产的自然形态。就其统一的绝对性而言，生产的自然形态决定着生产的社会形式;就其统一的相对性而言，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决定着生产的自然形态，没有不受生产的自然形态规范的生产的社会形式，同样也没有不受生产的社会形式制约的生产的自然形态。为了更明确地反映出二者之间的辩证联系，应当这样来定义生产方式:?由生产的自然形态所规定，反映和表现并制约着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或者，?在生产的社会形式中得到反映和表现并由其制约着的生产的自然形态。 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紧密联系。任何社会生产方式总是“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在生产方式中，生产的自然形态与生产力的联系更为直接。生产的一定自然形态必定产生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任何实质性进步都是因为生产的自然形态的改变。但是生产力不等于生产的自然形态。这不仅因为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可以有不同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更重要的是因为二者各自的规定本身是不同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 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在一般意义上，生产力回答的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生产的自然形态回答的则如何生产;生产力倾向于从过程的结果来回答问题，而生产的自然形态则倾向于从过程的状态，从生产的运动形式本身来回答问题。至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则不过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的社会形式联系更为直接。一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体现着或包含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它的改变也就同时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变。二者的区别在于，生产的社会形式较为具体因而也较为直接，而生产关系则较为抽象因而也较为隐蔽。例如商品货币形式似乎是物与物的关系，但其实际上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 在不得不作出上述说明之后，我们现在才能进入正题��对现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考察。我们先从一般形态上来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迄今为止实现了社会主义历史转变的国家，在革命前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例外)。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这些国家多数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他的也建立起了工业化强大基础。但是，不管相互之间的差异有多大，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的自然形态并没有超过资本主义，没有达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有如下基本特点:?劳动仍然处于工业化甚至向工业化过渡阶段的分工之中。人们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仍然非常片面和狭窄，各部门各种产品的生产具有极大的技术差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仍然是社会生产的要求，同时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相比，仍然占据多数。?生产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个别劳动都不可能离开整个社会的劳动，因此需要全社会的某种统一指挥、指导或协调，但是生产活动仍然必须以一个一个的劳动集体为基本单位，不可能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全社会统一的活动方式。?经过人类劳动加工的物质资料作为生产的前提条件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的生产要求大量的物化劳动投入，不仅是用于维持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更主要的是大量的工具、设备、材料等等生产资料。在这方面，以往原始的、奴隶的和封建的生产与之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迄今为止，人类活动经历了一个投入生产的物化劳动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原始共同体的生产活动中，直接的渔猎采集过程甚至谈不上物化劳动的使用，工具只经过极简单的加工制作过程，消费资料的储存也是相当有限的。之后的奴隶和封建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新技术革命似乎预示着这个过程即将结束。?生产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直接的自然条件。能源、原料、土地的实际数量和质量严格地限制着经济的发展。新的廉价 能源或再生能源的出现，用自然界取之不尽的物质人工合成所有材料，用生物工程取代农业和食品工业制造食物蛋白等等，还仅仅是人们的愿望。?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技术的发展、劳动方式和管理方式在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交流和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关系大大发展，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交流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由于自然资源、生产技术等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生产的发展要求相互之间经常地规模越来越大地进行物品、劳务交换。?积累劳动的节约和最有效地使用，要求各国之间同样经常地调剂余缺，尽管归根结底，各自只能依靠自己提高这种积累如此等等。与生产的自然形态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相比产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关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已经作过理论的阐述，而且历史实践也回答了问题，这里不去 讨论了。由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从少数人的垄断变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占有，劳动者摆脱剥削，按劳动分配产品成为现实，社会第一次有可能自觉地调整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但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实现，即其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发生在既予的生产的自然形态的基础之上。由此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必然具有如下的特征:?劳动仍然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各种具体劳动只有经过社会需要的评价并获得一定的抽象劳动表现，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生产必然要受到流通的制约，等价交换原则和商品形式、货币媒介仍然是必然的。?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仍然要以他们的具体生产单位为转移，因此独立核算的企业形式，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某种机构形式和劳动者个人独立的劳动支出与收入关系形式，必然会并存在一起。?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劳动仍然具有被迫的性质，即谋生的手段。所谓按劳分配，是按劳动者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而不是按个人提供给生产单位的劳动进行消费品分配的，因此它首先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前提。这样不同单位作出相同实际劳动贡献的劳动者，就可能得到不同的劳动报酬。即使得到相同收入的劳动者，也会由于各自情况的不同而存在事实上不平等，因而按劳分配体现的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劳动者在进行劳动交换时，仍然使它的劳动力具有商品交换的形式，工资作为劳动力的货币表现仍然是现实的形式。?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的商品货币关系形式，导致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劳动交换也采取了商品货币形式。例如社会服务、教育、科技、文化等等活动结果都获得了某种工资、价格的形式。?分工造成的人们职业的不同，经济收入的不同，导致了各人发展的条件不同，因而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必然存在差别。?由于物化劳动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因而也规范着活劳动的发挥，生产的成果仍然会在形式上表现为积累劳动或物化劳动的成果。因此就有资本、经济学界一直忌讳使用“资本”一词，而用“资金”、“基金”代替之。原因是怕与资本主义相混淆。但是，利润、利息、工资等等字词都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借用的，这就不怕了吗?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的这些范畴和资本主义的范畴体现着本质上相反的生产关系，不在于是否用了同一种语词。这里之所以使用“资本”一词，首先是因为“资金”、“基金”都不如它更能反映内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文献中都使用资本这一提法，但有趣的是，南斯拉夫不使用“利润”、“工资”等 词汇 英语3500词汇语境记忆pets3考试词汇二年级反义词和近义词初中词汇词汇大全考研英语二高频词汇表 。此外中文文献中的“资金”一词在译成英文时仍然是“capital”(资本)。利润等等相应的形式得以保留。社会必须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节约物化劳动，使其使用在最需要的场合;另一方面，必须尽最大可能避免物化劳动的闲置。因此物化劳动在各部门的转移、流动、借贷关系、银行信用机构，甚至特殊的股票市场，以及相应的利息、股息等等形式都是社会化生产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自然资源和生产的自然条件对于不断发展的生产来说仍然是短缺的，社会必须尽最大可能来节约和最优利用这些资源和条件。这就要求在社会生产中必须要充分估价这些因素。这些资源和条件在形式上会表现为对产品的生产具有独立的特殊意义。因此，地租、地价等形式仍会存在，同时某种代表社会利益的机关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和土地产经营是必要的。?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和占有的公共性质，要求并可能进行全社会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与协调，这就需要有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的活动不是在排除商品货币关系的前提下，而是在承认、保护、发展商品货币形式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旦这种宏观调节和控制试图摆脱商品货币形式，则必然要引起社会经济的巨大损失。因此财政、税收、中央银行等等形式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注定要承担积极的宏观职能。?由于生产的自然技术过程本身要求产品、技术和劳务 的国际交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加入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等等世界范围的生产联系。因此，国际市场、汇率、国际经济协定等等一系列形式仍然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外部形式。10劳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调剂与流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范围的资本输入和输出及参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必然性。国际信贷和金融关系也是这些国家生产的外部形式之一，如此等等。马克思把“生产的国家形式”、“国际经济关系”、“世界市场”等等都列入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范畴，并当作最具体的形态《资本论》虽然没能包括这些更具体的形式，但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它们作为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的意义，他说这要放在《资本论》“一个可能的续篇”中来考察，或希望别人继续他的考察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这些形式。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直接形态上仍然是一种商品生产形式。因此生产的内在矛盾仍然要采取商品生产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使用价值受到价值的制约，而且价值也受到使用价值的制约，商品只有在价值上得到实现才能在使用价值上实现。不仅社会需要相应地表现为需求，社会生产同样要表现为供给;而且只有当需求和供给在商品价值基础上平衡，才能为社会带来最大效益。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方式，是由其自身生产的自然形态决定的，而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毫无关系。首先，前面提到的那些商品货币形式自身的内在规定不同。例如劳动的交换或工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向另外的与其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则是劳动者个人与劳动者集体(企业)、劳动者总体(社会)的交换关系，归根结底是劳动者自己与自己的交换关系。再如，资本、利润等等，在社会主义生产中都不再反映少数人利用积累劳动对多数人活劳动的剥削和掠夺过程，因而同样的名词，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是根本不同的范畴。第二，这些商品货币形式作用的条件不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即使有某种社会机关来具体掌握，也只能代表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生产不是在基本生产要素分离的条件下，而是在它们不可分割地结合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全部经济形式的本质都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了。由此进一步分析，我们自然会看到，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商品货币形式作用的方式、作用的结果也完全不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货币形式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两张皮，相反它们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无数事实表明，只有全面发展商品生产，才能使社会和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实现和扩大对自然物品的占有，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就会不断萎缩甚至崩溃。因为，不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既不能实现按劳分配，也不能实现公有制。 马克思固然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货币形式，为此，几十年来，他受到东西方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非议或埋怨。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实质，马克思的认识超过了任何断言商品生产永世长存的庸俗经济学家。这里且不谈马克思在晚期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必然有两个阶段，且不谈他断定在初级阶段上共产主义社会会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等等，我们只来看看他在《资本论》中的这样一段话:“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似乎很难理解这段话的意义，但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不正预示着人类在未来可以走到“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吗?然而，这绝不是指日可待的。在此之前，我们仍然不得不处于必然王国，不得不处于此岸。 以上我们考察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但还没有考察全部特征。和历史上任何生产方式一样，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其现实形态上绝不是纯粹的单一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象地看问题，而不顾生产方式是一个现实的具体。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就是因为它是多样性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包含着某些按其自身本来的性质来说属于以往社会生产式或未来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形式。前者如个体经济、使用雇工的小企业、私人集资企业(或股份企业)、引进外资的多种形式等等，后者如相当规模的全社会范围内商品和资本的二次分配、公共福利事业等等。关于后者，通常没有根本分歧，因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必定要产生、发展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关于以往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形式是否能够被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马克思事实上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我们举出这样几点根据:?“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正因为这样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可以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并不是不正确的，��所以，资本主义关系好象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的这种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此外，这种包括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那些完全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完全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包括在封建关系中。”例如英国的“自由农民保有地”和“骑士保有地”。?马克思在19世纪关于俄国村社的分析，揭示了其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原始生产方式的土地公有制并存的形式，并且指出在西方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例如罗马凯撒时代、日耳曼人的公社等等)中也曾经长期保留过这种原始公社性质的经济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有旧社会的痕迹，关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等等的论述。如此等等。当然，马克思对今天的现实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这个答案必须由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去探究。根据我们的分析，包含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其他经济形式，与它们在以往社会形态中的存在已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次要形式必须依附于或服从于主要形式，必须在使其本来性质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存在。资本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或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形式。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相反它们的性质只能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改变。马克思说过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这段话用来说明我们的问题，同样是合适的。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多种形式并存的根本原因，显然是由于生产的自然形态、生产力发展程度在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等 等多方面的差别造成的。必须承认这种差别等等适合于个体形式的小手工业、服务业、修理业、商业点等等，非要搞成集体或国营形式，结果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和经济效益的下降，这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包含着某些其他商品生产形式的特殊的商品生产方式。这个结论所代表的全部理论内容正是我们认为的应当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理论依据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使我们对于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有了准确的丰富的完整的认识，同时还因为，所谓经济体制，不是别的，就是生产方式本身的具体形态，或者说是完整的现实生产方式。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述中，并没有经济体制这样的概念，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说的经济体制所包含的客观内容呢?显然不是这样。按照一般的理解，经济体制包括经济活动的组织机构、制度、准则、条令等等，超出了理论界过去理解的“生产方式”概念范围。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种“生产方式”概念不是完整的科学的，例如它没有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国家形式”或“生产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形式”或“国际经济关系”等内容。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马克思没有能够按原计划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只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本质关系或形式;?理论界长期受苏联不正确的生产方式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的影响;?与此相联系，即使是对于《资本论》中探讨过的“工厂”、“管理和指挥劳动”等等形式也没有引起足够的理论注意，更没有把它们归结成生产方式的内容。如果重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体制的内容就会被概括无遗。诚然，理论界也有人主张，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这两种意见从根本上说也不错。但是，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和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等等论述所谓经济体制除了生产方式之外没有其他的归宿。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注意生产方式范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生产方式的普遍性是指其代表历史上某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 “经济的社会形态”我国文献中一律译成“社会经济形态”，解释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这是极其错误的。例如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是指同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上的非本质差异，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等不同阶段，有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形态。 那么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和对象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 其他生产方式一样，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也是在不同的国家实现这种发展的。因此，第一，随着生产的展进入新的阶段，必须相应地改变生产方式;第二，必须不断地调整生产方式使其适合本国、本地区处于变化之中的实际条件。除此之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有和其他生产方式不同的一面，这就是它的建立和发展是人们能动地积极地活动的结果，其间思想意识和上层建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还不可避免地会使某些不符合现实经济条件的原则和规定强制地注入现实的生产方式，这些因素同样必须被淘汰，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包括这三个方面。就中国而言，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如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时期也就是我国工业化起步时期，我国特定 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工业化必须主要依靠以农业为主的自身经济的积累，因而必须尽可能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这就形成了高度行政集中的经济体制。随着工业化基础的奠定，生产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国际经济条件的改变，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主要依赖工业自身的积累，粗放增长模式必须转变为以集约增长为主的模式。这样，过去的经济体制就不再适用，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是以苏联模式为蓝图或背景，因而有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因素和成分，同时即使过去作了调整的方面，今天也不尽符合实际。这些自然都在革除之列。?由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左”的指导思想不断膨胀，许多类似平均主义，“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原则及小生产习惯，在经济生活中被制度化、合法化。相反，许多符合实际的制度规则却不断受到排斥，甚至干脆被废除。经济体制中的这些因素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严重危害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必须得到清理。从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是互相依赖的，改革必须把握住各面的联系，制定总体的措施，方能达到目的。这三个方面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传统等等方面的原因，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限于篇幅不去分析了。 最后，应当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显然集中于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但是由于后者与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紧密联系，必然使整个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例如，我国农业体制的改革，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业生产的劳动组合方式、劳动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工业体制改革也是这样，企业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必然同时导致过去那种“小而全”、“大而全”的劳动技术组合方式的改变，而形成专业化和新的协作方式，如此等等。 现状 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比东欧国家集中程度更高、行政色彩更浓的经济体制。6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国家先后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中国一直到70年代末期，都没有进行任何类似的改革。1958年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化，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1970年部门和地区关系的重新协调，规模和深度都十分有限，且即使有一点新的尝试也很快就在实际上夭折了，因此经济体制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相反，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变得更加脱离实际、更加集中、更加陈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了经济体制的真正改革。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主要做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成功的改革，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水平，同时调整了农产品内部比价，从而在农业生产中彻底废除了过去那种僵硬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试行了各种形式的企业内部责任制，力图将职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挂钩;多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改变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实行“利改税”，明确了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相对独立地位。?一定程度上改革了计划体制，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自由生产销售的产品范围，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之后，进行计划外的生产、销售活动。?为了解决旧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的问题，实行了扩大中心城市经济权力的一系列措施，中心城市除对工业商业的管理权力有所扩 大外，还由于市管县的行政区划改革而获得和扩大了对农业的管理权力。?调整改革了所有制结构，增加了个体经济、集体企业个人承包、私人集资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比重，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改革了银行体制，人民银行分为中央银行和工商银行。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改由工商银行统一管理和供应，开始注意运用利率杠杆，实行浮动利率和差别利率。?价格管理体制也进行了部分改革，在国家固定价格仍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同时，出现了浮动价格、议购议销价格、工商业协商定价和集市贸易价格以及小商品自由价格等多种形式。?财政、工资、信贷、商品流通体制和基本建设、教育、科技管理体制等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程度不同的改革和改革试验。上述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即使有些失误也提供了经验教训。总之，六年来的改革实践为今后的全面改革做了很好的准备。 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体制不适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与东欧国家不同，改革起点很低，再加上十年内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创伤，我们不可能迅速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因此前六年与其说是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时期，还不如说是全面改革的准备时期。?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不充分，以往的革并没能把重点放在旧体制的实质性问题上来。例如指令性计划体制仍然基本如故，在事实上仍然由国家机构决定生产、投资和物资分配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不可能有任何根本性的突破。?以往的改革大多是零散的、局部的。由于各项改革缺乏整体上的协调配合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这就会阻碍实现改革的预期效果。?以往的改革带有试验的性质，这不仅表现在许多改革措施是在几个试点城市和试点企业推行的，而且即使是全国范围的改革也不可能是在具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基础上推行的，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改革一边积累经验。?以往改革常常注重于行政机构的调整和权限的划分，以及企业的外在形式。例如中心城市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实际实施中，往往造成新的以中心城市行政机构为中心的“条条”和“块块”，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又如企业的专业化和改组联合，许多时候在并没有经济技术根据的情况下，就建立了种种新公司，或将旧的部、局换块公的牌子。?以往的改革侧重于农村，城市相对落后;侧重于放开其他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相对落后，发展最快的是个体经济。这是带有客观必然性的。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农村的繁荣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的死板，其他经济成分的兴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营经济的冷落。个体商业和社队企业是最突出的例子。应当充分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平等竞争，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所谓“让农村冲击城市，让其他经济冲击国营经济，以促其转变”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城市和国营企业的所谓“官工”、“官商”作风和僵硬呆板的面貌，原因不在于它们自己，而在于体制。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尽量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如此等等。 目前状况总的特点是，一方面旧的经济体制基本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实行了一些与旧体制相违背的新的政策和措施。这种状况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一方面让企业追求利润、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企业无条件地按照指令性计划生产;一方面让企业完成国家任务，另一方面又允许企业为自己生产，即生产超计划或计划外产品;一方面鼓励搞活流通、开辟最经济的流通渠道，另一方面又由国家分配大部分物资和产品;一方面中央力图直接掌握和控制投资， 另一方面地方和企业又有权力大兴基建;一方面基本维持旧价格体制，另一方面又允许“议价”和“协商定价”等等。两种对立的规则必然造成制度上的无数漏洞，使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自由化倾向不断发展，各种经济犯罪在某种“合法”的形式上加剧，使国家和群众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持，如果停留在目前的状况，必定会出现严重后果。没有什么情况会比整个经济体制的内部不统一更糟糕的，即使是传统的旧体制，其内部也是统一的。 东欧国家改革时，经济学家们使用“交通规则”来形容这种情况就是说，过去所有车辆都靠右行驶，如果现在要求一部分车辆靠左行驶，就势必造成交通混乱。目前我们的经济生活虽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是很危险的。上述事实表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前进，既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滞，停滞就是倒退。党中央及时提出进行城市体制的改革，这是十分英明的战略决策。 前面说过，近几年的改革实践之所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首先是 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就是说客观条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得那么快那么远。但是，从主观方面我们应当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呢? 首先，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这不仅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国情和外国经验的研究，特别是二者结合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经济科学很不发达，但是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些年的努力，我们毕竟已经造就了一大批在理论和实际方面较为成熟的经济专家。应当把这些人组织好使用好。让他们畅所欲言，展开多方面的交流和讨论，集思广益，在科学讨论形成的具体建议的基础上再制定方案、作出决策，而不仅是把已经决定的东西拿来让他们去宣传和论证。这方面我们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应当总结推广。现在大家常说，我们的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落后现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其次，与前一个方面相联系，我们的改革目标还不甚明确，缺乏总体的设想，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口号，但都很概括和笼统。由于缺乏明确的总体目标和设想，就不很清楚各阶段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就使得各项改革措施不能有很好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会使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因为界限不清楚而走向反面。除前面提到的问题外，价格调节税的设置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税收是不能代替价格的，但因二者都可影响收入分配，在有限的范围内它们是可以互相代替的。但目前的调节税(包括产品税)不能不一户一率，与中央行政定价在可能脱离实际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很难期望它会解决不合理价格造成的影响。利用税收调节价格，影响只能是局部的或暂时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改革开始时也实行过价格调节税的办法，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时间只有一年，以后就改革了价格。但我们的设想似乎要实行较长时间。 再次，与前两方面相联系，我们在改革和准备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目前在全国搞了一些全面改革的试点城市，从摸索经验防止大的失误的愿望出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改革试点的经验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性很令人怀疑。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试验，但如果期望从个别城市取得全国范围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经验，不能否认有这几个方面的严重限制:?试点城市进行的改革是在全国体制基本没改的条件下进行的，其外部经济环境与全国改革时 相比肯定是不同的。?试点城市的改革是得到许多建立在行政手段基础上的支持的，例如资金物资的供应、产品的销售条件，自觉不自觉地是优惠的。这也会使其经验对全国失去普遍意义。?试点城市的选择，一般都是条件较好的，也非全国平均水平能够相比的。?即使上述差别都不存在，部分和整体也不能完全等同。整体具有一个个部分所没有的特性，这是系统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个别城市或几个城市无论如何不能完全代表全国的宏观经济及其体制。?事实上试点城市现在也没有全面改革旧体制。马克思曾经生动地阐述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社会科学没有显微镜和实验室，但是有科学的抽象力。我们应当更注重对我国经济体制进行多方面的调查和科学理论研究，把目前用于多处进行的试点改革的人力物力大部分节省下来，准备全国的改革。 最后，农村集体改革的成功，助长了“包”字万能的简单化思想。所谓让包字进城的口号就是这种思想的写照。我国农业与工商业有很大差距，前者基本上说仍然是小生产，后者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前者产品品种很少，经营简单，后者则相反;前者相互之间联系松散，后者则牵一发动全身。二者的不同还可以举出许多方面。不调整改革多方面的经济关系，简单地在工商企业甚至事业单位实行承包，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农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在经济体制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应当而且可以先行一步，进行较大改革。东欧国家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对农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改革。事实证明，农业改革能够为工业改革奠定基础，但并不能采用同样的方式改革工业。而且，农业改革的基本成功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问题了，由于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联系，农业体制的彻度改革仍然有待于国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来促进和完成。 以上诸方面在准备全面改革的现阶段，必须给予重视。这些问题解决不 好，势必严重妨碍全面改革的顺利进行。 但是，全面改革的客观条件现在如何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下。 1. 经济条件。我国经济经过八年的恢复、调整和发展，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农村改革已经结出丰硕成果，农业生产情况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轻 工业获得迅速的增长，重工业也恢复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市场消费品的供给，80%左右能够基本满足需求，财政状况 也基本好转。因此，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客观经济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不 能否认，我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基本 比例关系仍没有完全调整合适，财政还有赤字，居民储蓄存款增长速度迅 猛等等。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和旧体制本身联系在一起的，不改 革旧体制就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从逻辑上说，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存在 许多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或问题很小，也就不需要全面改革体民经济 还没有完全好转。但不知道这种“好转”有什么可以衡量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捷克斯 洛伐克1967年的改革，匈牙利1968年的改革都是在经济状况一般的年 度;南斯拉夫50年代的几次改革，多在困难时期，1965年的改革也不是 在经济情况很好的时候;至于1982年波兰的全面改革，则是在危机还没 有消除的条件下进行的。固然，全面改革必须进行必要的资金和物品的储 备，而且越多越好，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使储备达到无限丰富的程度。现 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压缩一部分基建投资和其他财政开支，为改革工资、 物价之用。这在目前来看，也许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远来看， 无疑是一本万利的。当然这需要具体深入研究，根据改革方案确定储备数 额和压缩的项目等等。 2. 政治条件。目前我国政局稳定，实现四化已成为我们总的奋斗目标。党中 央改革决心很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也拥护改革。我国改革的政治条件比 60年代东欧各国进行改革时的条件都好。 3. 国际条件。我国对外关系和国际交往不断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目前的国 际环境对我国改革也十分有利。我们的改革不存在像东欧国家那样的来自 外部的阻碍和威胁。 总之，我国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必须抓住时机，立即着手，争取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初次改革。 目标 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概括 地说: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体制。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也不意味着否认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以往经济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不赞成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说法，因为“计划”和“市场”并不能说明它们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这样抽象地简单地提出和回答问题。即使用“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来区分这两种生产方式，理论上也并不科学完整，实际中也容易引起混乱，例如资本主义国有化经济的发展。唯物辩证法教导人们要具体地思维(列宁说:“真理都是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经济，因此体现着完全相反的生产关系，即使都有“计划”、“市场”，也是本质上相反的“计划”、“市场”。严格地说，如果给社会主义经济下定义，那就是把这个生产方式全部描述一番。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商品生产”，是因为旧的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否定和妨碍商品货币形式，因而新经济体制就不能不把重点放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货币形式上来。 新经济体制不是放弃计划，相反必须加强计划，使计划更科学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更有效地指导经济发展而不流于形式。所谓“经济改革就是少一点计划，多一点市场”的说法并不正确。旧经济体制的弊病不是因为计划搞多了，而恰恰是因为它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过去的计划体制，“年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在时间上常常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实物计划，计划实物”，脱离商品生产的价值关系，人为地制造了众多缺口。因此，计划经常不能完成，如果完成也是以比例失调、减少效益为代价的。新计划体制的革新之处在于:?严格地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以价值计划代替实物计划的主导地位。?改变国家机构单独制定计划的方法，代之以国家、企业、地方的结合，计划要反映上下左右的意见，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和要求。?计划的重点由短期计划转变到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上来，更侧重于发展预测和规划。?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经济政策和法律，依靠各种经济调节器的作用，改变过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手段的途径和方法。上述四点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即计划绝不能摆脱或破坏商品货币关系，相反，必须以此为前提和基础。 旧体制之所以造成率低、耗费大和发展不成比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违背了商品生产的规律。具体表现是:只注重实物、数量、生产，不注重价值、质量、需要，商品不通过市场需求的评价，由国家统一收购销售，其价值似乎已经实现，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地实现和合理地实现，这就为经济过程的问题和混乱留下祸根。价值规律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表现出来，它就要通过曲折的道路发挥作用。过去计划的最大特点是，实物上平衡、价值上不平衡，即使按陈旧的凝固的现行价格计算的价值能够平衡，那也与实际社会价值的平衡相差甚远。为了完成计划确定的某一基本产品指标(例如钢铁)，常常不惜花费任何代价，这种损失有时是能够用成本价格计算出来的，有时则根本没有得到货币形态上的反映。所谓“总产值”等等价值指标，很难说有多少科学价值，因为它并不反映社会劳动的实际耗费，而且其他任何价值指标(例如利润、净产值等等)都带有同样的性质。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没有供求作用形成的价格，存在着一系列的超经济强制现象，货币不能使经济一体化。企业按指令计划进行生产，产品由商业部门按指令计划收购，使用的价格是国家的统一固定价格，然后企业再生产的规模由国家决定;与之相适应，国家又拨给企业资金，企业拿这些资金去购买国家指定分派的物资。商品不能去追逐货币，而货币是尾随商品的结算工具。购买者不能去自由选择，相反，它作为购买者是由国家事先选择的结果。即使消费品的分配也很难说经过了正常的商品市场，因为商品奇缺，消费者往往是被迫采购，同时国家还有凭票供应等等行政措施。最经常的现象是，在众多的经济交往中，货币的作用被分为多种等级，货币持有者往往必须同时持有各种调拨单和领导批的条子、各种级别的介绍信或者拉关系、送礼品，方能有希望实现自己的购买目的。货币在这种经济中，不仅不能充当一般的价值尺度，而且连它自己也变得毫无尺度。以苏联50年代的情况为例，一卢布在购买食品时大体相当于一美元，而在购买机电设备时却相当于九美元。更何况美元有充当国际货币的作用。在传统体制下，商品市场尚且如此，更谈不上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尽管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苏联东欧基本上存在着一个由国家确定工资率的劳动市场，但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与此相适应，所谓成本、价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范畴，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失去了它们正常作用的途径和意义。总之，传统体制下的经济没有在商品货币关系上一体化，换句话说，经济的商品货币形式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歪曲。计划在没有其必需的现实基础的情况下很难符合现实。新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完全按商品生产方式重新调整和组织经济。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企业无论在生产的技术方式上，还是在社会联系方式上，都必须是相对独立的生产者。企业及其职工个人的收入分配，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它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实现，都必须以其为社会提供的劳动贡献为基础，即以其产品得到社会需要通过市场衡量过的价值量为基础。企业与国家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再有非经济的调拨关系。税收和财政开支也必须采取商品货币关系的形式，消灭任何“弹性预算”和“软财政”现象。国家代表社会调节全部企业之间的活动和联系，调节商品、货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保证经济活动有计划有序，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另一种经济职能是对社会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等公共事业进行管理并起促进作用，使之与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相协调，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具体说来，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商品、劳动、货币和外汇市场，使全部经济活动处于这些商品货币联系之中，宏观计划在这些联系的基础上产生，并通过调节这些联系来实现对这些市场积极的反作用。新经济体制不是使计划和市场相分离，而是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经济活动不 是有两套指导体系，而只能有一套指导体系。因为计划总是由市场制约着的计划，市场也是由计划调节着的市场。 为达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原则上必须彻底抛弃指令性计划体制。在改革中考虑到过渡的必要性，我们开始时很可能不得不暂时保留少数产品的指令性计划，但是必须明确，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计划形式迟早也得完全取消。与此同时，必须在原则上废除行政固定价格体制，因为只有灵活的符合供求关系的价格才能代替指令性计划成为经济决策的参数。但在改革初期也需要保留一些产品的固定价格形式。改革价格的同时必须改革税收，否则就不保证财政收入;而且还需要确定利润的分配比例，保证企业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改革价格的同时也必须改革工资制度，物价的调整绝不能与工资脱离。对这点，南斯拉夫和波兰都已有过反面教训，而匈牙利则有成功经验。即使暂时不改革工资制度，也得调整工资结构和水平。但是，价格和税收则必须解决制度问题，不能只调不改。从长远来看，工资也是如此。同样，信贷和投资、外贸和汇率以及经济组织制度也必须改革，尽管在初期措施可以适当缓和一些。总之，要实现目标，必须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一点始终要明确。 苏联东欧各国的政策选择了不同的目标。南斯拉夫是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匈牙利和1982年后的波兰是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的有机联系;苏联等国则选择了增加了物质刺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改良的中央集权制)。前两种类型的共同之处是否定旧体制，充分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理论上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后一种类型则是保留旧体制的主要内容，扩大了一些商品货币形式，在理论上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或半商品经济。我们不能选择类似于南斯拉夫的目标，因为这种类型的体制缺乏宏观计划控制。同样，我们也不能选择苏联的目标，这个目标指导下的改革已被事实证明，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不会找到出路。但是，有人说苏联经济的相对稳定增长证明了它的改革是有效的。其实不然。苏联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仅石油、煤炭、黄金就是我们绝对无法比拟的)，能保证它继续维持粗放增长;苏联国民经济的高度军事化，也刺激和维持了它的重工业不断发展，而不因畸型比例受到立即的牵制。仅这两条，就造成了它的经济内部矛盾的相对缓和和转移。我们在这两点上都不能或不应达到苏联的程度。总之，我们不能选择这种改革目标。今天，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选择类似于匈牙利的基本目标。但是，匈牙利与我国情况也有不同。该国农业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他们主要实行合作社经营方式，工业现代化程度也大大超过我国，而且人口和国土面积比我国小得多。这样，经济的集中程度客观上就较高，因而全国统一协调的计划能够而且也应当严格一些。而我们由于发展水平低，应当存在更多的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总的经济分散程度应当更高一些。总之，在确定目标时，我们要考虑到这些差别，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完全照搬哪一国家。 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明确目标。南斯拉夫1965年的改革，匈牙利1968年和1980年的改革，目标都是十分明确的。民主德国60年代的改革，目标不甚明确，改革过程中不断变换方向，有的方面走得较远，例如允许工业品价格浮动;有的方面又毫无改变，例如计划制度依旧，最后导致经济的混乱，不得不在70年代初放弃改革，恢复旧体制。波兰1973,1979年的改革，开始时提出完善计划，加强市场机制作用的目标。改革中却放弃原来的计划，容易改的(例如 工资、奖金和利润分配)改了，而不容易改的(例如价格)，不敢下手，等到迫不得已时，试图调整价格，结果爆发了社会经济危机。上述经验教训应当汲取。我们的改革基本目标一定要明确，同时在改革过程中绝不能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放弃或修改这个基本目标，那样势必失败。 道路 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况不同，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不同，因此改革的道路也自然不同。毫无疑问，我们不能重复任何其他国家的改革道路，必须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下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中国的道路问题。 1. 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改革总是一种过渡时期。在改革期间，特别是初 期阶段，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我国改革 起步较晚，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国民经济中积累的问题很多且十分尖锐， 这些问题必须不断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实现本世纪的发展目标，影响 国内的政治安定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从国际方面来看，新技术革命 的兴起，预示着发达国家经济将会有新的飞跃，如果我们不尽快提高经济 水平，就会更加被动。上述情况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保持较高的增长水 平。而同时，我们又有一些不利条件，其中主要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必 然产生的困难，例如开始时期，我们必须压缩基建投资，为改革做准备。 但我们也有有利条件，比如由于技术落后、开工不足、效益很低，因此现 有企业的增产潜力很大，生活水平较快提高和教育科技迅速发展的可能性 也大，而且这些方面的改善会从根本上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分析这 些情况和条件，我们应看到，改革和增长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矛盾，但在 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以保证改革为前提解决这些问题。要避免不切实 际的冒进，增长速度要适当，不能过高。 2. 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转变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由 来已久。无论产业、产品、技术结构，还是企业、地区结构，都存在不少 问题。1979年以来，我们在调整结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还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对发展战略在从以外延扩大为主转变到以内涵扩大为主， 从以粗放增长为主到以集约增长为主，从封闭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从单 纯重视传统工业到充分重视新兴工业等等方面，这几年也做了不少努力， 但仍然远远不够。关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这两个问题能否根本解决，完 全取决于经济体制全面改革能否成功。不改变旧的经济体制，由其派生出 的这些问题就不会消除，暂时的局部的调整不会起根本性的作用。东欧国 家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与国内外市 场相适应，就会为经济发展的成比例、最优化和现代化创造根本性的前提。 而结构和战略的合理化也会有力地促进体制改革的发展。在我国的改革过 程中，必须同时实现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那种把它们分割开来，主张先完 成某一项再完成另一项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但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必须 把改革放在第一位。 3.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尽管各自 有不同阶段，但总的来说是平行的。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在1980年以前一 直是在尽量避开政治体制问题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经济与政治是不可 分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这样。即使是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在准备还是实行阶段，事实上都有政治方面的配合。例如50年代所谓“卡达尔主义”的产生，60年代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国家机构的压缩和权力下放等等。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政治体制方面的许多问题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同时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1980年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匈牙利公开宣布下一阶段的改革以“组织制度”为重点，允许大多数企业自己选举招聘经理，成立企业管理委员会，强调发扬民主等等。我国情况不同，在改革开始时期，党中央就同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提出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等。近几年来，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例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原则的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终身制”的废除，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行政机构的调整和压缩，行政权力的下放，基层单位群众自治的实行，等等。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实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同步协调。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的集中程度比改革前的东欧国家更高，也必然要求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协调，否则不能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这种必然性应当有充分的估计。但是，对于下一阶段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及与其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什么方式相联系，各应以什么为重点，同样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能简单从事。在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时，我们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改革干部制度，进一步实现党政分开，行政、立法和司法进一步独立化，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政府机构的水平和效率。我们必须抓紧各项具体法律的建立和完善，其中尤为紧迫的是各种经济法。在企业内部组织制度上，要建立和完善小平同志早就倡导的职工代表大会，也可搞管理委员会，厂长经理逐步过渡到选举和招聘形式。企业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再加上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对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防止可能产生的技术专制主义，都带有根本意义。 4. 经济体制改革与思想文化革新经济体制改革与思想文化革新结合之紧密不能不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胆解放思想，打破“左”的禁锢，清除封建传统残余，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绩。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党中央最近提出要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残余，这是非常及时的。思想理论战线要继续解放思想，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文艺领域要大力宣传改革，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涌现的新人新事，这些都会有力地促进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在今后的改革中都要始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5. 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广义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包括教育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党中央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和科技是关键。在当今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教育科技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的制约作用可以说带有绝对意义。为了争取时间，不走老路，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安排这两个领域“先行”。但是现状远不能令人满意。1981年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在全世界排到130位以后。1981年技术人员在工业部门中只占28%，在轻工、采掘、建材等部门中只占1%左右，在食品工业中只占08%，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只有技术 人员38人。现行的教育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我们以为主要是:教育集中不够、科技分散不够。所谓教育集中不够，是指居住着八亿人口的农村地区，教育主要靠农民集体筹办。所谓民办公助，两条腿走路，设想很好，但事实证明是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目前农村适龄儿童虽然入学率能达90%左右，但真正能达到小学毕业的则只有30%。这种状况一刻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根据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教育的最好途 能是普及义务教育，教育要由国家行政机构直接管理，居民缴纳相应径只 税收，政府拨放全部教育经费。我们也应这样做。原因很简单，教育不是赢利性事业，智力投资在宏观上见效也慢，千百年来习惯于小生产经营的农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普遍充分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很难让他们积极自愿地投资办学。当然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是例外。在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国家征收教育税是完全应该的，不应理解为苛捐杂税。此外，还应适当提倡社会资助，让工厂、机关、学校进行挂钩支援，学，电大、夜大、自学考试都是很有效的。所谓科技分散不够，是指目前国家管得太多。根据美国近几年的材料可以看出，新发明的绝大多数不是由政府管理的科研机构，甚至也不是由公司附属的科研机构创造的，而是由个人或小团体创造的。我们集中科技力量攻克尖端技术难题是必要的，但更多的新产品、新发明应放手让技术人员去搞，不仅应允许而且应支持各种科技研究个体户或第二职业者。目前国家和企业管理的研究机构也要改变办法，让科研成果和个人利益挂起钩来。科技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更坚决地把重点转移到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上来。总而言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同时解决教育科技发展的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6. 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党中央的一项英明决策。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封闭式经济没有任何出路。我们不能等改革之后再开始对外开放，必须同时进行。但是，经济体制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对外开放;不改革体制，就不能真正搞好对外开放。东欧有些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70年代的波兰，在国内经济体制基本不改的条件下，强制地迅速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大量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经济发展速度骤然加快，居民收入成倍增长，出现了一阵十分繁荣的景象。但是，由于整个旧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劳动生产率上不去，技术消化能力差，产品质量上不去，产品式样陈旧，出口出不去，国际收支迅速出现逆差。随着国外贷款到期，还本付息负担不断加重，外资也不敢再来，于是开始出现恶性循环。这就好像一台毛病百出的机器，本来无力急速运转，硬被放到最大转速，结果终于报废了。我们必须吸取这一教训，谨慎行事，但又不能停滞不前。凡确实有利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转让，我们一定要办。我们应优先安排发展那些产品对外销售有保证的项目。对于国际收支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基本平衡，但那种顺差越大越好的传统观念应当放弃。我们不必去过多地储存外汇，有钱就用，过期就是损失。从长远来看，目前的对外开放还很不够，随着改革的胜利实现，我们要成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扩大对外经济关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方法 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这里仅就主要的 几个方面，谈一点意见。 1. 全面改革与局部调整经济改革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无疑是一个整体，自然也有整体和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必须破除那种小生产观念，即把复杂的经济生活简单化，把各个环节和部分割裂开来、孤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方法。当然，部分或局部有一定相对的独立性，这同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是绝不能在不顾整体联系的状况下来对待这个问题。有些问题是局部的或者是局部范围内可以解决的，进行局部改革是合理的。例如，农业体制问题相对独立性较大，可以首先获得基本的解决。目前的城市体制改革则不同，对象的整体性特别突出，牵一发动全身，这就必须设计总体的方案，进行全面的改革。由于种种条件不成熟，我们把总体改革推迟了一个时期。但是必须看到，今后的改革必然是以总体改革为主，局部调整为辅。在需要而且可能进行局部调整时，也必须充分估计它对整体的影响对改革全局的影响。 2. 改革的彻底性与阶段性改革必须目标明确，坚定不移，在条件具备时，对那些陈旧的僵化的东西必须清理干净，而不能搞各种折衷和调和方案。但是，我们不能设想一次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改革在每一时期都要善于抓住主要问题，抓住了主要问题，其他次要问题也就好办得多。由于各时期主要问题是不同的，总的改革就显示出阶段性。以我们之见，下一步全面改革的中心是价格问题，解决价格问题同时要求其他方面问题的相应解决，如税收、工资、利润等等;而解决好价格问题又使税收、工资、利润方面的不合理较易得到克服。搞清这些方面互为前提互相制约的关系，就会促使我们正确地构思总体方案，顺利进行全面改革。处理好彻底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关键在于要了解实情，科学地确定每一阶段任务的界限，既要保证总体目标实现，又要防止出现一拥而上，力图同时解决问题而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局面。 3. 理论准备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范围应当十分广泛，既包括各种经济学，又包括其他社会科学;既包括一般理论研究，又包括现实问题研究;既包括对中国的研究，又包括对外国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应以这些方面的研成果为基础。值得高兴的是，这方面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目前需要的是，在继续深入探究各种专门问题的同时，使这些研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加强综合的研究，成立研究总体方案的专家机构。在没有完成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前，我们决不能轻易动手。当然，这不是说，要等到理论上解决了所有问题后再开始实践。我们需要的是真正摸清基本情况，在大的方面保证不出乱子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个重任，他们一定会干得和其他国家的同行们一样好，甚至还要好。 4. 干部培训在全面改革前，要对干部特别是负责或涉及经济工作的干部进行普遍的培训。这种培训必须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职务确定具体的内容，但总的目的是使干部能适应在新体制下工作。这个问题看来简单，而要真正解决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干部队伍的文化水平较低，学习理解业务的能力自然也较低。我们要尽量加快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但短时期内要有根本的转变似乎也不实际。其次，我们的干部长期在旧体制下工作， 一定会对新体制很不熟悉，接受也缓慢。近几年的改革，已经从基层(包括农村)涌现出一大批熟悉商品生产的企业家，应大胆起用这批人补充领导干部队伍。但是绝大多数干部仍然要靠培训来解决。我们要广泛发动社会，特别是高等中等学校参加这项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向干部灌输关于新经济体制的知识。此外，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实践中涌 现出来的各种人才，用他们代替那些实践证明不称职的领导者。 5. 宣传工作改革要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事实上每个人都将参加改革。但是，人民群众不可能直接参加方案的制定，不可能对改革、改革的具体步骤及其意义自发地理解。因此要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及时的普遍的科学的宣传教育。主要内容是，阐述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解释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决议等等，让群众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了解改革如何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引导群众划清这样几个界限:?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批评那种把我们的改革理解为向资本主义倒退的观点。?改革将大大促进改善生活的进程与“改革就是提高工资收入”的界限。许多觉悟程度较低的群众，往往把改革设想为迅速提高货币收入，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我们在决策上一定要避免使货币收入过快增长，同时要反复向人民群众说明，改革本身不能一下子凭空增加社会财富，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财政还有困难，等等，以稳定情绪，保证改革。?政策和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灵活性与违背政策法律的非法活动的界限。改革要放开许多过去限制过严的方面，但并不是鼓励无政府主义。对所有经济活动领域的政策、法律界限都要解释清楚，尽可能地防止出现各种有意无意的违法行为。而在出现这类事件时，要抓住典型，进行有分析的宣传教育，如此等等。 6. 初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所谓初次改革是指全面改革的第一阶段(至少要持续五年)。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初次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1. 废除指令性计划，从根本上铲除严重积压和短缺长期并存的根源。但对某些重要产品，根据客观需要适当保留指令性计划，范围一定要严格控制。关于新计划体制的基础、制定、重点及实现途径与方法，我们在“目标”部分已做过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不重复。(2)改革价格体制。?在价格形成上，要打破中央行政定价的旧模式，向市场灵活价格过渡。但首先能够做到的是混合形式，即一部分重要生产资料和基本消费品仍要保持固定价格形式，另一部分产品实行最高限价和浮动价格，其他产品实现自由价格。对自由价格要采取市场监督、提价审批等多种形式予以控制。对价格形成上行政集中方法的放弃应遵循先生产领域后消费领域，先充裕产品后紧俏产品，先中小企业后大企业的次序。价格制定权力的下放，不是下放给地方，也不是下放给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而是下放给企业。?在价格构成上，成本原则上要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的生产费用，例如地质勘探费用、设计费用和地租缴款等等。然后是企业利润、成本利润之外的税收。?在价格体系上，必须努力使生产领域价格和流通领域价格、消费领域价格互成比例，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挂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废除巨额流通税(或产品税、调节税)和巨额价格补贴制度。但我们肯定不能一下子完成全部任务，还得保留一部分产品的现状。?在价格结构上，先要按测算的理论价格调整作为起始价格，随后再进行经常的调整。理论价格的制定首先按 生产价格原则计算，然后参照世界价格、产品的技术参数，特别是市场供求的适应程度进行调整。再次，还要考虑产品或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差别、周转速度的差别等等因素再进行调整。这个工作要尽量深入仔细，但肯定不会十全十美。重要的是起始价格不是永久价格，随后我们还可以不断调整。?在价格总水平上要破除越平稳降低越好的旧观念。适当的通货膨胀率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但是特别要注意防止的是价格总水平提高过快过猛。经过改革后，价格总水平必定上升，如果每年平均有5%以下的通货膨胀率问题不大，但超过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0%，就是很危险的了。?在价格的计划和监督上要有新的办法。计划要切实可行，符合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趋势。监督要有多种形式，不仅行政机构，而且社会和企业也要参加;不仅有对价格的检查，还应有对市场、供应、存货等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2. 工资制度的改革。主要有:第一，把职工工资收入和企业经营成果挂钩。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一部分是分红工资。基本工资仍暂由国家控制，或实行水平制实行总额制。企业经营亏损不能有分红工资，基本工资则要靠动用储备金来补足。企业赢利，不能完全用于分红，超过国家限额要缴累进税。第二，调整工资结构，按劳动强度、贡献大小拉开工资差距。允许企业实行工资级别浮动，总水平不能超过限额。重新审核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别，提高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边远地区的工资水平。第三，取消各种生活补贴，转为工资，从而提高工资总水平。例如房租补贴、消费品补贴，等等。在提高房租和购销倒挂商品价格后，应按相应的差额增加工资。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出和职工生活都没有因此而改变。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商品货币关系的统一性，消灭旧补贴制度造成的多种弊病，同时让群众了解自己的实际工资水平，也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3. 税收制度的改革。总的原则应是:压缩流通领域税收，向生产和消费领域转移;变间接税为主为直接税为主。流通领域的税收，主要是产品税、调节税等等。这种税的比重一定要压下来，使其转化为生产领域的资源税、地皮税、其他地租缴款、工资税、利润税等等，消费领域的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等。上述过程大体也就是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以往的税收制度之所以不合理，从理论上说并不是因为以间接税为主，有的间接税形式如增殖税，也可以充当主要税种(例如法国)。但是增殖税计征方法较为复杂，需要格掌握，还是应以直接税为主，走多数国家的路子为好。产品税可以有少量保留，但统一的流通税则是必要的，因其调节流通有方便独到之处。 4. 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征收利润税，税后利润由企业建立自己的基金。企业基金大体应有四个部分:发展基金、储备基金、分红基金和文化福利基金。关键的问题是利润税的税率和企业基金的比率。利润税不能过重，因为今后企业更新改造是主要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必须给企业进行积累的可能。储备基金应由国家统一确定比例，发展基金在初期也应这样，但以后可逐渐放松。只要对分红基金严格控制(用限额、累进税等办法)，其他方面就不会出大问题。 5. 财政制度的改革。中央预算仍要掌握绝大部分财政资金，以保证国家的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国家职能开支。地方预算只应有用于教育文 化发展、城镇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原则上不应有生产投资方面 的权力，因此不应比重太大。地方财政的收入主要靠该地区经济组织和个 人及流通的商品征收相应的税收，辅之以中央财政的某些拨款。 (7)投资制度改革。今后的投资应以生产单位自理为主，国家只管大型基础项目。投资资金的筹集也要逐渐转变为以经济组织自筹为主。即使国家投资也要采取银行贷款形式发放。为控制基建规模，应设立建筑税和其他形式的税种，比率以工程造价10%左右为宜。对国家薄弱的部门、产品，社会文化福利建设，应通过信贷和税收给予优惠，反之则不给予优惠。 (8)银行贷款制度改革。银行要办成企业，自负盈亏。但国家中央银行对其他银行要有强有力的影响和牵制，以实现国家的货币资金政策。银行贷款要走资金市场化的道路，以预期利息率为主要标准，同时兼顾国家经济改革，决定贷款的方向、对象和条件。经济单位要求贷款必须自筹30%以上的资金方能获得批准。利息率要允许浮动，不过在改革初期要谨慎。改革初期的主要货币政策应是控制货币投入量，防止通货膨胀。 (9)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普及招聘考试办法，打破“铁饭碗”。用人单位有权解聘辞退职工，但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对待业者应发放最低标准生活补助金。有步骤地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煤矿和其他矿山实行农民轮换工的办法应继续发展。 (10)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废除目前的物资分配制度，代之以生产资料贸易制度。只对最重要的几种产品保留中央分配办法，但要由批发贸易企业经营。把目前的物资部门改变为贸易公司。开辟最经济的流通渠道，废除目前的三级批发站体制。商业企业(包括零售企业)可以直接向生产企业订货、进货。生产企业也可自销，并得到和贸易企业相同的商业差价。商业企业的利润应接近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 (11)外贸外汇制度的改革。首先要实行现有外贸部门的政企职责分开。外贸企业为生产企业服务，具体办理进出口业务，收取佣金。逐步增加有直接外贸权的生产企业，扩大与世界经济的直接联系。关税应逐渐向国际水平接近。必要的关税保护是应当的，但关税过重，也会产生副作用，容易使我们脱离世界经济，削弱外来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等好处，掩盖出口产品的低效益高消耗，阻碍我国产品真正打入国际市场、达到最先进水平等等。外汇汇率应逐步放开，固定汇率要由浮动汇率所代替。要争取尽快实现贸易汇率与非贸易汇率的统一。(12)经济组织制度改革。国家一级，要削减现有专业部指挥生产、分配物资等等权力，一部分专业部应合并、撤消。专业部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为生产服务上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监督企业工作，组织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指导和帮助技术引进、技术协作等等。对于国家投资的项目，专业部要负责选派干部指导工作。职能部要承担起运用经济调节器，贯彻国家客观经济政策，保证发展平衡等等任务。中央的计划、财政和国家银行等部门要改变过去的行政命令式方法，侧重使用经济手段。立法部门要负责制定修改各种经济法规、法令。司法部门则执行法律，解决具体纠纷和案件。总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要从以行政命令为主转变为以宏观指导、调节和运用法律手段为主。地方一级的职能类似中央， 但仅限于地区范围，且没有中央的宏观控制能力。企业一级，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由工人代表、党团组织负责人、经理人员等多方组成)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是以经理或厂长为首的班子。大企业暂保留由国家委派经理(厂长)的办法，中小企业则采取民主选举和招聘等办法。企业不再直接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府的经济政策要通过调节器变动而间接地促使企业执行。但是，企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令。 以上诸方面中，尤以(1),(6)点和(10)点对初次改革最重要，必须解决它们中的大部分问题，其他几点则可相对灵活一些。 1. 初次改革中几个特殊问题 (1)取消指令性计划的步骤问题。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要做好准备工作。由于企业不习惯按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开始时肯定很差。而对指导性计划，企业也很可能会当作指令性计划来执行。在准备阶段，要使各个企业尽量掌握有关自己产品市场供求情况的详尽情报，对企业干部的培训要特别注意关于市场知识的教育。首先放开小产品，然后再放开大宗的基本产品。 (2)实行新价格表的过渡措施。新价格表必须极大地改变原价格的比例关系，不如此不能达到目的。但生产企业多少年来都按传统的价格活动，一定会遇到严重困难。原料能源产品由于地租返回本部门实现，价格会突然上涨许多，而过去一直赢利的企业(例如加工制造企业)很可能会出现严重亏损。如果不给后一类企业以喘息机会，就会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损失。必须发放用于企业更新改造的生产现代化补贴，这种补贴总额也许比原来还多，但有限期、有条件。匈牙利在1968年改革后甚至在1980年改革后，仍有巨额补贴，其比重达到企业利润的80%左右。但是这种补贴的性质与过去的补贴完全不同。它不是在价格不合理情况下发放的带有永久性的补贴，而是在价格基本合理的情况下发放的暂时性补贴。给不同企业发放不同数量补贴，其根据还在于重新调整过去国家无偿投资分布的差别。由于开始时，基本消费品价格水平要相对稳定，不能提高过快，仍然会有生产价格高于零售价格的情况，因而还得继续发放居民消费补贴。如果提高这些产品价格，原则上要把补贴转化为补助发给个人或增加工资。 (3)生产基金付费问题。企业使用银行贷款必须照章付息。但是对于过去国家长期无偿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怎么办?由于分布不均，存在极大不平等，应按现值征收固定资产占有税。为了不妨碍和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对新投资购置的固定资产不应再征税。即使如此，固定资产税也还会有消极作用。南斯拉夫在1971年、匈牙利在1980年都已取消这种税。我们情况不同，人口众多，应鼓励发展劳动密集生产，但是否必须采用这种税收方法，值得再考虑。 (4)农业价格和投资问题。为理顺整个经济关系，从农业部门提取的积累应由暗拿改为明拿，即开征地租税，相应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国家无力提高农业价格实际水平的情况下，应多注意调整其内部结构。目前农业具有一点为自身扩大再生产而积累的能力，但与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相差甚远。农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如何解决?我们以为，除大力发展农村工副业之外，国家对农业的 投资仍需不断增加。这种投资要全部拨给农业银行，真正以信贷形式发放，改变 目前农村行政领导插手其间，凭个人好恶、关系亲疏甚至礼物轻重发放贷款的局 面。 1.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问题。个体、集资、合资等经济单位需 要大力发展，提高其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它们不应受歧视，但应完善市 场管理、税收制度和社会监督、审计。目前，仅偷税漏税给国家造成的损 失就很大。此外，由于国营企业体制陈旧、漏洞很多，流通问题也很严重， 这些经济成分事实上得到的优惠就更多。还有的地方，把个人承包、租让 与归个人所有相混淆，使某些个人的收入不合理地迅速膨胀。随着经济体 制全面改革，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基本解决，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就会纳入 正常轨道，靠外部条件暴富的现象就会基本消失。相反，非国营经济企业 中的相当一部分会出现经营困难，因为他们竞争的能力较低。这种情况必 须给予充分估计。 2. 建立健全各项经济法律。根据改革方案，应迅速制定一批基本经济法规。 迫切需要制定的有价格法、企业法、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法及各种商业法等等。大量培养 经济司法人员，加强法院经济庭和经济法院的工作。 1. 改革的长远规划改革应有长远打算或设想。初次改革能解决一些基本问 题，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就价格而言，目前这种不合理状况，特别是消 费价格与生产价格的不成比例很难在一次改革中全解决，必须有一个较长 时期(十年左右)的逐步调整过程。其他如汇率、工资、就业、投资以及组 织制度的改革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这就需要制定改革的长远规划。 在基本目标明确时，这不是困难的。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势在必行。条件已经成熟，必须尽 快明确目标，准备方案，当机立断，一举夺取初次改革的成功。 关于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几点建议 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 献。实现改革目的，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需要一整套方法、步骤 和措施。这里提出一些不熟的意见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1. 改革必须保持高度的整体统一。即将展开的改革，是全面系统的改革，而 不是局部的分散的改革。这就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论指导。改革设想在每一 点上都应充分考虑到整体影响，实施步骤和措施自始至终都应保持同步协 调。不如此，不仅不能使改革进行彻底，而且会造成经济生活的混乱。迄 今为止，各方面的改革相互之间还没有太大的脱节。但是进一步发展却很 难预料。例如，1985年起将取消大部分产品的指令性计划，这意味着这 些产品的生产要靠经济手段来调节，但最重要的调节器��价格，却 仍然处于严重的不合理状态。新的税收办法中虽然设置了调节税，但是， 以稳定为特征的税率不仅不能灵活适应产品费用和需求结构的经常变化， 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消极限制。在众多的互相矛盾的参数面前，企业要作出 正确及时的决策就会感到困难，中央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也会出现很多麻 烦。所谓“认准一条，改革一条”，是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如果各方面各部门都自行其事地去决定改什么、怎么改，就会出现全局上的紊乱。因此，全面改革须实行集中的统一领导，方案应完全配套。 2. 坚持彻底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在基本目标的确定上，必须彻底，不能走苏联等国改良旧体制的死胡同。另一方面，具体实施又必须分阶段、有步骤。东欧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幻想一下子解决全部问题。阶段的划分和具体方案的确定，必须从实际出发，广泛展开讨论。但是每一阶段都应做到:?符合总的彻底性目标;?各方面的改革互相协调自成一体。彻底性和阶段性互为前提互为保证。匈牙利的改革分两个阶段，搞了16年，效果甚好。但匈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旧体制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南斯拉夫60年代的改革，缺乏长远规划，一步迈得太大，结果造成经济的持续不稳定局面。 3. 建立负责总体规划的专门委员会。全面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工程。科学的理论形态的研究和论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根据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成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专门委员会十分必要。该委员会成员主要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经济学工作者、实际部门的干部组成，同时还应吸收法学家、社会学家、技术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等等人员参加。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确定目标;?划分阶段;?编制具体方案;?拟就步骤和措施;?起草经济法规。设立这个委员会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好处:?能够最有效地发挥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才能，从而使改革方案既有理论根据而又切实可行。?能够最广泛地发扬民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充分考虑各种复杂因素，保持改革的高度整体统一性。?形成的方案和措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科学论证，避免各种可以避免的失误。目前，我们的总体规划和准备工作还很薄弱，主要表现为，人们过多地重视局部试验，各方面设想较为分散，综合性的具体目标体系尚未明确。只有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4. 改革实施年份，至少是第一年，必须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改革就是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欲进则先退。改革实施年份，应安排合理的增长速度，少上或不上新的大型项目。因为:?我国经济长期形成的基本比例失调问题，目前仍未完全解决;?待购货币数量极大，许多商品供不应求;?改革体制，调整价格和工资，必然使工资和物价总水平有所上升，必须有一定的商品物资储备;?体制模式转换时，需要过渡和适应时间;?改革要加强市场对生产投资的影响作用，这不能不意味着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等等。总之，规定高速度发展，显然不切实际。这方面，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匈牙利1980年改革时，国家基本上未上新项目，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的。当然，这不是说改革期间应冻结一切投资。对于确属至关紧要的能源交通项目、企业更新改造项目，要分别轻重缓急给予恰当安排，控制在计划范围之内。控制手段主要有:?对投资项目开征建设税，国家急需发展的部门和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提高投资贷款利息率总水平，但根据发展政策可区别对待;?严格掌握财政的投资开支。 5. 初次改革对保留指令性计划的产品范围应严格控制。旧体制的弊病根源于指令性计划。改革在原则上必须否定指令性计划。新体制不是不要计划， 而是要加强计划，使计划更科学更符合实际。取消指令性计划，不会带来生产盲目发展，因为国家计划通过各种经济关系体现出来，市场受计划指导，同时还有更严格更可靠的定货协议、产销合同等等约束形式。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初次改革中，可暂时保留对煤、石油、钢铁的指令性计划，其他产品就可以完全放开。指令性计划保留的范围太大就会造成经济生活中两种对立机制的冲突，不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当然，废除绝大多数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必须以价格、信贷、税收、商品流通等等方面的相应改 革为前提。 6. 价格改革应既治“标”又治“本”既调整结构体系又实行新的形成构成制度。目前大家都感到现行价格的结构和体系严重不合理，认为必须尽快进行调整。但是，价格结构和体系是现象或结果，价格形成和构成方式才是本质或原因。不抓住后者，不论对前者进行如何普遍深入的调整，不管最初多么合理，一过两年就面目全非。这就是苏联等国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重复这种过程。价格结构和体系必须调整，而且要尽量彻底。方法是首先测算理论价格，然后再根据市场供求等情况调整形成起始价格。与此同时要具体确定各种产品的新的价格形成和构成形式。混合形成在相当时期内是必然的，即固定价格、最高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等等形式。价格的构成应包括生产中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开支，特别需要增加和扩大各种自然资源付费、利息，以及与职工社会福利开支相对应的工资税和社会保险费等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价格体制必须消灭目前的一种产品多种形式价格并存的状况，在废除了指令性计划的条件下，这种价格状况极易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新价格体制要缩小部门相对价格的不均衡程度，但是要扩大产品的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和节差价，差价的幅度原则上要完全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和商业费用来决定。价格改革应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改革企业生产价格和批发价格为重点;第二阶段以改革零售价格为重点;第三阶段以改革外贸价格，实现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建立普遍联系为重点。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不能绝对分割，相反，在每一阶段上都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同时调整改革其他两个方面。关于价格体制改革问题，我们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不赘述。 (7)压缩流通领域税收，向生产和消费领域转移;变间接税为主为直接税为主。传统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巨额流通税(或工商税、产品税等等)制度，这是造成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直接原因之一。必须把绝大部分这类税收压缩下来，转化为资源税、地皮税、其他形式的地租缴款、工资税等等，这是产品价格符合价值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还要开征个人所得税、建筑税、房产税和特殊消费税等等。国营企业的利润税税率要重新核定。对个体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征全额累进工商所得税。上述过程大体上也就是由间接税变为直接税的过程。从理论上说，增殖税是合理的，可以成为主要税种(例如法国)。但是增殖税实际计征较为复杂，需要具备许多严格条件。根据我国的情况，我们认为还是以直接税为主，走大多数国家的路为了保证税收均衡，我们很可能还得开征价格调节税。 7. 逐步实现工资收入和劳动组织经营效果完全成比例，和个人劳动贡献完全成比例。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能够做到的是，根据个人工作职责劳动贡献大小确定的基本工资加分红工资制，工资的总额或水平仍要由中央计划统一控制。改革期间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工资总水平的过快增长。东欧几乎所有 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改革初期，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增加职工个人收入。 我国也已出现这种倾向。仅靠奖金税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目前不少企业 采取了发实物、分产品、免费供应午餐等等办法，这需要对企业的各项基 金使用情况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和调节，这在改革期间是绝对必要的。 8. 变物资供应体制为商品贸易体制，减少流通环节，增加流通渠道。暂时保 留指令性计划分配的产品，除去直达供货外，一律由批发贸易企业经营。 废除目前的三级批发站制度，商业企业(包括零售商店)可直接向生产企业 订货。生产企业也可自销，并得到相同的商业差价。目前需要特别注意取 缔和禁止各种企政不分的流通公司，依法惩处各种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 加强国家对商业活动，特别是批发贸易市场的管理和控制。 9. 劳动就业的发展方向是自由流动，首先要做到，企业有权招聘考试录用和 辞退解雇职工。必须打破“铁饭碗”制度，改变国家对企业、企业对职工 一包到底的作法。但是用人单位录用辞退解雇职工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 或工会讨论。国家应逐步准备实行对待业人员发放最低标准生活补助金制 度。AA(11)银行办成企业，发放贷款以预期利润率为基本标准。银行在国 家经济改革范围内，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存款和贷款一律以利息率为基 本调节手段，但要体现国家政策的优惠和非优惠。国家中央银行对其他银 行要有强有力的影响和牵制能力，以实现国家的货币资金改革。改革初期 的主要货币政策应是控制货币投入量，防止通货膨胀。 (12)财政预算要硬性化，严格审计核算制度。财政拨款的方向和数额应有充分的经济技术依据，层层核准，一次拨齐，不得补拨。消灭现在到处存在的“软财政”“无底项目”的现象。财政开支完全采取商品、货币交换形式，即发放贷款和购买商品劳务等形式，尽快改变目前的实报实销制度。中央预算仍要掌握绝大部分财政收入，以保证国家的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国家发挥一般职能的开支。地方预算只应有教育文化发展、城镇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原则上不应有生产投资权力，因此比重不宜过大。加强以中央预算为中心的财政调节系统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13)外贸机构企业化，汇率逐步浮动化。外贸公司为生产企业服务，具体办理进出口业务，收取佣金。逐步增加有直接外贸权的生产企业的数量。必要的关税保护是应当的。但关税保护太厉害，也会产生负作用，容易使我们脱离世界经济，削弱外来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的好处，掩盖出口产品的低效益等等。外汇汇率要逐步放开，固定汇率要为浮动汇率所代替，同时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贸易汇率与非贸易汇率的统一。东欧的共同经验表明，初次改革中，应降低本国货币对外币的比值。 (14)注意同时改革经济的组织制度。首先应做到，大力削减行政机关对经济过程直接干预的权力，扩大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调节控制作用。为此必须着重加强财政、银行、劳动工资、物价、海关、税务等部门的重新调整建设，提高其业务水平;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工作，必须把具体的生产投资决策权力下放给企业，而不是给地方、城市或行政性公司(后者属于取消范围)。企业应完善自身的组织制度，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由工人代表、党团组织和工会负责人、业务技术人员组成)。为最高决策机构;大企业暂时保留由国家任命经理厂长，中小企业则采取民主选举招聘等办法;企业一切活动必须无条件地遵守 国家的各项法律法令。这几个方面如能达到上述要求，企业内部就能形成互相制约各负其责的良好组织系统。 (15)制定新经济体制方案的同时，要加紧起草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款。新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加强法律对经济过程的制约作用。因此迫切需要按新体制原则制定和完善企业组织法、合同法、价格法等等一整套经济法规。没有严格的法律，新经济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就会遇到无数困难和麻烦。 (16)做好干部培训工作和群众宣传工作，是实现改革目标的实际保证。推行新体制之前或之中，要对全体干部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培训，让每一个干部明确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任务和职责，以及相应的工作准则和办法。此外，还需要使广大群众对改革、对新经济体制及有关的政策措施有广泛的了解，划清许多需要划清的是非界限，这些是宣传工作的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科学性。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现在就应引起高度重视。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苏联东欧国家早在60年代中期就普遍开始了对传统体制的改革。在将近20年艰难曲折的实践过程中，虽然不乏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综合考察这些国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带规律性的东西。这里只介绍最主要的十个问题。 1. 是建立新体制还是改善旧体制?目标的选择对于改革的成败具有首要的意 义。60年代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80年代的波兰，由于 广泛发动组织理论和实际方面的专家对传统体制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批 判考察，形成了彻底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明确目标，各自的改革取得 了程度不同的成功。而苏联等国，由于不允许展开广泛深入的科学讨论， 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把修补旧体制(所谓“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作为 基本目标，实际改革虽几次起步，然多年来没有获得有实质性的进展。近 年来的保加利亚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和提出“全面发展商品 货币关系”这样的新口号直接相联系的，尽管它的改革目标从整体上说还 不是很明确彻底的。 2. 是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还是凭局部的经验决策?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所未 有的巨大社会工程。以往的经验大都失去了效力，局部的试验也难以反映 出全局的特点。惟有科学的理论形态的研究和论证才能起到确定目标、指 导实践的作用。改革取得成效的国家大都是重视理论指导的。例如，60 年代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由经济学家、法学家、工程师和企 业管理人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国内外情况的调查研究、分析旧体制 存在的问题，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南斯拉夫和近几年的波兰、保加利亚 也比较注意发挥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部门专家的作用。 但是，苏联等国却不同。尽管苏联的经济学家们早在50年代后期就提出 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但是60年代的改革不仅没有很好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反而组织了对许多思想活跃有独到见解的经济学家的围攻和批判。在削弱 改革的理论指导的同时，热衷于搞无穷无尽的局部试验，然后不顾局部经 所必然具有的特殊局限性，硬要在全局上推行，结果不能不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3. 是依靠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还是单凭发布行政命令?在这个问题上也形成了范围大致如同前面提到的两种对立类型。体制改革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但是这是以干部的有效工作和群众的坚决拥护为前提或基础的。1964年匈牙利召开了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召集从事理论和实际工作的主要干部500多人，进行了有关改革的初步讨论。确定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之后，紧接着就着手组织党校和大学培训大批新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干部。改革前夕的1967年，举办了有5000人参加的中上层领导干部的专门培训班。与此同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开展宣传动员，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而苏联在其不彻底的改革中，干部培训和群众宣传工作缺乏有效办法。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反对改革，大批经济工作者不懂改革。原定1968年末所有工业企业都改行新制度，实际按时做到的企业只占54%，1970年才达到83%。许多改革措施不能贯彻执行，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则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4. 是全面改革还是局部改革?不论旧体制还是新体制都是自身统一的有机整体。真正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改革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实施方案配套协调较好的国家。苏联等国的改革，一方面提出要加强利润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僵硬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结果造成两种对立的机制在同一经济系统中的冲突，最后不得不事实上退回到旧体制。最有典型意义的是60年代的民主德国改革和70年代的波兰改革。民主德国在一开始就没有系统的方案，实际过程中有的方面走得很远(例如取消物资分配、工业品实行浮动价格)，但有的方面又基本上维持不变(例如计划体制等)，结果经济生活出现混乱，70年代初宣布放弃改革。波兰最初的设想是较全面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容易改的受人们欢迎的方面改了(例如工资制度和利润分配制度)，困难大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方面没有改(例如价格制度)，矛盾越积越多，终于酿成危机。 5. 是分阶段有步骤解决问题还是一步解决问题?旧体制存在了几十年，其后果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改革的目标必须坚决彻底，但是只有根据客观条件分阶段有步骤地行动，才能实现目标。匈牙利60年代改革时就明确划分了阶段，十几年来循序渐进，效果甚好。仅就价格体制改革而言，当时就准备花10至15年时间彻底解决问题，设计实施了混合型过渡体制。而南斯拉夫60年代的改革，缺乏长远规划，一步迈得太大，在价格体制方面一下子从中央集中控制转变为市场灵活形成价格，结果导致猛烈的通货膨胀，造成整个经济的持续不稳定局面。 6. 是把决策权力下放给企业还是下放给地区、部门或“公司”?商品经济就意味着生产决策权力掌握在生产者的手中。改革决不是要鼓励地区割据、部门封锁和大型公司的垄断。凡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的国家，无不是基本上遵循了把中央政府机构过分集中的权力下放给企业的原则。但是苏联等国家却始终没有这样做。最早是撤销专业部，成立经济区;而后又恢复了部;再后是成立联合公司。所谓改革多年来无非是围绕着行政管理办法变换花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也成立了不少联合公司，之后，随着改革的发展又逐步开始取消这些妨碍发展商品经济的行政实体。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在遭到外来干预下失败后，这些年又重新走上这条道路。 7. 是从调整基本经济关系入手还是从强化“经济刺激”起步?传统体制的弊病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在于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最基本关系。因此，匈牙利等国首先以计划、价格、税收、物资分配几方面的改革为重点不仅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而且实际中也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有一些国家却首先抓住的是利润分配和工资奖金，企图仅仅靠给企业和职工物质好处来“刺激”经济。这种作法从两个方面来看是不可取的:?在基本经济关系(特别是价格)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利润分配和工资奖金难以均衡，难以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旧体制长期造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状况本来就有发生公开通货膨胀的可能，如果首先放松利润分配工资奖金，极易造成企业基金和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增长，这就为物价的轮番上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上述道理在苏联、民主德国等国家的改革以及70年代的波兰改革中都程度不同地得到了证实。 8. 是安排合理的增长速度还是继续追求高指标?旧体制下的济长期紧张，即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商品短缺和投资“饥饿”现象。而改革因为是要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不能不需要一个过渡和适应时期。在此期间如果继续安排高速度增长，势必力不从心，葬送改革。匈牙利等国特别注意在改革实施年份压缩国家基建，控制地方和企业的投资规模，效果较好。民主德国60年代的改革开始时也有意识地降低了计划指标，而到60年代末期却又盲目追求高速度，加上其他原因，最终导致回到中央集权体制，波兰70年代的改革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最为深刻的。 是从改革需要出发安排财政还是从财政观点出发进行改革?改革从根本上9. 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因而也会最终带来财政收入的更快增长。但是，改革首先需要财政的支持，需要借助财政手段来保证经济利益大幅度的重新调整。例如大规模的价格结构改革，短期内会引起亏损面的扩大，财政如不给这些企业以临时性补贴，就会造成经济的衰退。因此，财政除了安排好一般支出外，还必须为改革建立必要的储备基金。匈牙利1982年国家预算从企业集中纯收入2500多亿福林，对企业的补贴支出高达800亿至900亿福林。当然这种补贴是在价格基本合理的基础上的补贴，因而与旧体制下的补贴性质不同。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则缺乏这种长远眼光，改革首先是以直接增加或至少不减少原有财政收入为前提，考虑价格改革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减轻财政负担，而不是把理顺经济关系作为目的，改革期间维持庞大的基建规模事实上也不可能为经济改革提供保证基金。这样，改革无疑不会彻底，即使是单纯企图减轻财政负担的打算事实上也难免落空。 10. 是稳步提高生活水平还是马上进入“高消费”?旧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缓慢，这正是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低水平的经济效益不可能一下改变，立刻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不切实际。特别是由于基本经济比例的不平衡，本来很低的工资水平也不能完全得到充分的消费品供应的保证，存在着大量的待购货币。在这种条件下，再迅速增加居民货币收入，势必诱发全面通货膨胀。南斯拉夫的实践就是证明。此外，70年代的波兰改革，也大张旗鼓地宣传高工资、高消费，结果通货膨胀控制不住，最终引起经济危机。应当看到，改革期间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普遍很大，即使是控制较严的匈牙利，也出现过工资收入增长水平快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现象。 总之，紧紧控制住消费基金的增长规模是改革中必须给予特殊注意的问 题。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