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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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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逻辑国企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 2004-02-10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比较独特的课题。国有企业由两个相对复杂的组织构成:一个是国家,另一个是企业。两类组织的合并即为国有企业的构成,其复杂性更为突出。 一、科斯的企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企业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是1937年出版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出版的《社会成本问题》。前者提出了"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的著名论断;后者指出了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1996年,我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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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 2004-02-10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比较独特的课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国有企业由两个相对复杂的组织构成:一个是国家,另一个是企业。两类组织的合并即为国有企业的构成,其复杂性更为突出。 一、科斯的企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企业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是1937年出版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出版的《社会成本问题》。前者提出了"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的著名论断;后者指出了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1996年,我在《市场里的企业》一文中阐述了对科斯定理的理解:永远不要孤立地去研究公司,一定要把公司放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分析,因为公司无非是市场中的一种选择。 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国家公司体制,即公司的国有与全民性。中央计划体制将整个国民经济演绎成一家公司,清除了个体劳动力的选择权。由于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国家的雇员,工作并非基于契约意志下的选择。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力完全由政府进行配置,具体调配机构是劳动部门或人事局、组织部等,因而成为独立生产者或公司雇员以及不同公司的雇员等选择权就全部被剥夺。而以契约为基础的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存在根本的不同,前者可能也会出现错误,但因其具有持续的纠错能力,即使出错后也完全可以通过再契约形式进行抑制和修正。 不可否认,中央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在一些事情处理上,也很有效率和力量,原因在于没有交易费用,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要看到,计划经济体制本质缺乏持续纠错能力和再契约机制,缺乏矫正的信号提示。 长期以来,一谈到国有企业问题,普遍观点就是"历史长,包袱重",对此我持不同观点:"历史长"与"包袱重"并不存在必然逻辑,世界上的百年老店比比皆是,但未必都"包袱重"。原因只在于纠错能力与机制的差异,而国企即便出了错,不走到山穷水尽绝不会改。因此,说到国企改革的逻辑,实质上就是如何从列宁理论下的"计划体制公司"走出来的实践问题,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一实践道路上的探索和跋涉。 二、国企改革的实践 改革的逻辑不是理论的逻辑,而是实践的逻辑。逻辑的起点在于打破一统计划,形成开放的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是突破原有国家计委统一调配、定价、供应的模式,逐步开始对外资、个体工商业开放。个体工商业的出现、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践所迫。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人力资本最为重要。企业家人力资本最终驱动了国企控制权的最终转移,即从政府机构和官员手里逐步移转至企业家手里,国企改革进程中开始有了"承包经营"的概念。这是当年国企 改革实践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经验。 在国企改革实践中的第二阶段碰到的问题是:控制权放下去之后,如何控制控制权,即如何避免控制权的滥用。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控制权交付一些人,须有另外一种权利去锁定它。此权利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剩余索取权",即对企业总收入扣除所有固定合约支付后的剩余额的要求权。产品销售价值与固定合约支付之差构成"剩余"。这些"剩余"与企业家的决策努力相关联,如果决策错误,则可能导致零剩余或剩余缩减。期股、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也属于剩余合约的范畴。当然,激励机制必须附着以诸如一整套商业道德和商业法规在内的防范机制,在最大限度内保证受激励者利益与股东、雇员利益的一致性。控制控制权必须附着以一整套的制度安排。 在今天的国企改革中,地方上已有相当一批公司完成了控制权改革。上海一家纺织机械企业、四通集团、联想集团以及TCL的案例表明,控制权由剩余索取权进行制约和激励,是建立现代企业股权结构的关键。 改革的逻辑是实践的理性。这种逻辑在于秉持改革方向,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融会各方意见,逐步在无界限中划定界限,在不合理的界限上逐渐修筑合理界限。 工人下岗和老年工人的妥善安排问题,是国企改革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地方上的许多实践经验同样提供了成功范例。 关于国企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基层的实践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理论认识和正规表达仍缺乏对基层经验的充分关注,这一点应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地方改革的实践经验无法在理论层面获得传播,导致成熟的实践经验无法普遍化,无法形成规范与立法的信息基础。因此,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深化对产权的认识的基础上,社会应搭建公开、开阔、统一的交流平台,扩大个案实践的交流和披露层次。从客观效果上看,中共中央提出"从近年来国有净资产增值部门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股份,奖励有贡献的职工,特别是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解决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较之于苏联人均一万卢布的方案更具优势,因为它照顾了历史上的资产形成过程,注重企业家人力资本在资产形成中的贡献。 国企控制权下放与剩余索取权紧密挂靠,即从控制权下放,到剩余索取权重建,这一逻辑已为实践所肯定;但理论和政策上仍存在模糊和摇晃,因此,经济理论必须向实践学习,向实践中改制的逻辑学习。 三、国有资产的处置 现阶段,资本市场严重滞后。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过分担忧。一方面,企业已完全丧失生产能力,资产处于封冻、停滞状态,仅具帐面意义;另一方面,却在"高于帐面值,我没有责任,低于帐面值,资产流失,我有责任"的思想障碍中患得患失、固步自封,"不流动、不重组、不死亡"。 国有资产的处理依赖于理论的研究,以及经济发展的实践检验。 "通过拍卖,产生出资产的市值"的实 践值得借鉴。将改革实践中国有资产处置经验普遍化、政策化、法律化,是国有资产处理的必由之路。 现阶段的资产处理仍存在拖泥带水的状况,根源还在于对市场竞争的基本原理认识模糊。只有坚持"在市场里搞企业,明晰产权关系和人力资本产权,在产权和产权之间订约"的路径,才能顺应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客观要求。 现行国企改制的思路,同意进行市场化改革或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仍是所谓的中小企业和竞争性行业,诸多行业仍维持国家垄断的现状。 行政垄断市场上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利润最大化,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最终阻碍行业的发展。现在我们也开始实践将国有公司拆分成几个公司,分别在海外上市,将其中部分股权让渡给国外私人投资者;好的垄断性资源也开始在国内上市,比如联通。至于上市的比重问题,仍需一定时期的讨论和实践。科斯可以回答"企业是市场的企业",却无法提供"走上了中央计划经济,走上了全国变成一家超级公司后,如何继续前行"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 问:(中煤国际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院长田会):竞争和产权到底哪个更影响企业效益呢,我认为影响企业效益的关键因素是产权流动,现在搞得好的国有企业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关键因素是由相关利益者决定的吗, 周其仁: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就要给有能力的企业家定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一个企业家的定价机制很复杂,现在我们的办法是按市场化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逐步提高他们的薪水。通过市场给企业家能力定价,只是第一步,最终还要与股权挂钩,即所有的企业家一定要拿股权。 我认为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就是效率与活力问题,但只有在一套游戏规则下,这个活力才经得起考验。我们为此做过很多努力,也取得过一些成功经验,但遗憾的是一些好的经验没有大力推广,其它地方还得从头摸索。我觉得应该把好的经验形成条文,尽快完成立法,把整个程序制度化。 要想提高活力与竞争力,我认为搞好股权转让很重要。没有转让权就没有市场。国家会犯错误,企业家也一样会犯错误。为什么自由的企业制度好呢,因为企业家一旦犯错误,市场马上就会教训他--拿不到利润,也就留不住能干的人,市场对企业家犯错的校正机制很有效。但如果政府当老板,有时市场就没办法校正它,因为政府是市场的主管。政府既办企业,又管市场,不容易搞好,因为它可以管对手,这个模式很可怕。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回到科斯的理论,我认为一定要把公司放在市场里,让它们自由竞争。市场是一个层出不穷的重组过程,不进则退。所以,我们整个资产处理速度都要加快,不仅是针对国有企业,要不断让资源与更优秀的企业家相结合。当然,市场没有定性,你做得好,别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你有时都不知道对手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你成功了,就会有人想比你更成功。 问:(东方河图影视制作中心总编辑夏骏):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也许对企业家的要求太高了;他们一边得做好企业,一边还得与政府相关主管机构的领导人周旋。请问周教授对此如何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 周其仁:中国的企业家人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要优秀。在企业自由竞争制度下,是不能把全部希望寄于某一个人的,做得好就做,做不好就走,鼓励不断地推出新人。这种竞争机制有利于有潜能的人脱颖而出。 行政化就是平庸化,行政体制永远要平庸,因为行政只需要执行,而市场不怕聪明。当然,你刚才讲的很重要,据我观察,转型时期会存在政治型、制度型企业家。我是一个不靠想象而靠观察过日子的经济学家,生存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的人对体制的认知水平之高,是学院派经济学家难以想象的。 我对中国的企业家资源很有信心,中国人的素质非常好,也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历史上山西人曾依靠声誉的力量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钱庄、票号,在世界银行史上写下了精彩的一笔。我们并不缺乏有能力的人;重要的是体制必须对,改革方略必须对,把能干的人选出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当然,中间可能会出错,但不能求全责备;做市场允许出错,关键是纠正错误的能力如何。 朱岩(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听了周教授的精彩演讲,很受启发。我理解所谓名家的定义就是能把复杂问题用最简单的语言提炼、抽象并表达出来。从世界背景上看,中国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的经济革命,周教授将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逻辑进行了全面阐述,而且把这个过程分析得非常透彻。 我院所属的航天科技集团是经过20年改革后所剩不多的国有独资企业之一。中国航天工业创建于1956年,可以说当时我国的经济能力和科技实力都非常弱;但我们充分发挥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也就是说是把交易成本降到了最低,在相当落后的条件下使我国的航天科技工业很快发展起来。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到2003年10月"神舟五号"才得以成功发射,并成功回收--这说明计划体制可能很有效率和力量,因为没有交易费用。 我也从逻辑的角度在反向思考另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已非常明确地表示,像我们这种关乎国家安全及国家重要战略领域的企业仍然是国有独资。尽管我们下面很多子公司已实现股权多元化,比如本集团已有7个上市公司,但从主体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包括我所在的这个研究院仍然是国有独资。我想,如果按今天周教授所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国有独资企业有没有可能以分享剩余索取权的模式来激发企业活力呢, 陈全生(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 关于国企改革的逻辑,周教授讲得很深刻,讲到控制权下放必然要求剩余索取权相伴随,又讲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艰巨性,并从理论上对这种艰巨性做出了透彻的分析。 关于垄断和竞争问题,我认为不应在竞争性行业中搞垄断,在国有大企业搞垄断是没有必要的。国家用税收办公司,再和纳税人办的公司进行竞争,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垄断行业中,有十大因素必须考虑: 先看三种垄断形式。第一是市场垄断,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寡头是不允许的,但寡占在全世界都许可。第二是自然垄断,例如电信行业。第三是行政垄断。我们的企业往往是以上三种垄断皆备。垄断又受另外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市场垄断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制约。我们要重新判断垄断是本地范围内的垄断,还是亚洲地区的垄断,或是世界性的垄断。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就不是垄断,而是为了在国际航空市场上与欧洲空中客车竞争。其二,技术进步对垄断的影响。由于无线电话的诞生,固定电话业务受到了很大挑战。其三是我们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这三个因素促使原来的垄断产生变化。 以上是六个因素。还有三个因素,一个是行业的利益,第二是行业当中垄断企业的利益,第三是垄断企业职工的利益。还有一个因素与这个体制中退下来的某些领导的"阴影"有关,这个因素也很重要。 中国的事情有时候不是理论上应该怎么办,也不是可能怎么办,而是只能怎么办。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周教授讲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应该一事一议;根据具体情况总结出来的具体经验,不见得比前苏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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