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毛泽东确立抗日战略方针[权威资料]

洛川会议毛泽东确立抗日战略方针[权威资料] 洛川会议 毛泽东确立抗日战略方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后，国共两党才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支刚刚经过长征的疲惫之师，武器装备极其落后，面对的是骄横凶悍且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而且还要时时提防蒋介石的居心叵测的算计。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召开，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的最后五分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后，两支队伍相加，总兵力也只有1万余人。这里地贫人稀、物资匮乏，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危机。此时，蒋介石虽然没有以嫡系中央军围困红军，可是红军仍然处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事威胁之中。为摆脱这种险境，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张学良、杨虎城等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的身上，力促“西北大联合”的建立，以寻求红军的生存空间。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为红军起草的布告中呼吁:“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不久，又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向蒋介石进言:“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张、杨原本也不想打内战，消耗自己的力量，在中共的劝导下，也有意促成“西北大联合”。红军因此有了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 在此期间，毛泽东分别给国民党上层人物，给各地方实力派去函，进一步阐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们是高桂慈、杨虎城、宋哲元、 宋子文、傅作义、王以哲、宋庆龄、张学良、蔡元培和冯玉祥等。仅1936年，毛泽东给他们的信函即达70多封。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在给宋哲元的信中说:“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在给傅作义的信中说:“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频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正式向国民党表示友善团结的态度，郑重声明:“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中共派出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行前，毛泽东将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与周，作为谈判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其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中共已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将其更改为“联蒋抗日”的主张。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致信蒋介石和西北军各将领，紧急呼吁:“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可是局势至此，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非但不担负起“领导抗战，驱除日寇”的历史使命，反而亲痛 仇快，加紧对红军的军事“围剿”，“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红军的忍让退却并非“示怯”，而是表示“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的决心和诚意。毛泽东等还负责任地告诉蒋介石等:“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至于共同抗日的谈判，信中更表示出十足的诚意，指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仍在积极地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双方就共同抗日达成共识。据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他和周恩来的会谈很融洽，“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的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蒋介石得知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来往后，于10月22日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红军。他对张学良“剿共”已经失望，当张学良向其表示出与共产党的妥协态度时，他勃然大怒，严加斥责。他在11月28日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所谓“最后五分钟”就是一鼓作气地“围剿”，不给红军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其“剿共”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 红军出于自卫，于11月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对进攻的国民党军发起反击，是为山城堡战役。是役全歼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一个多旅，基本阻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在山城堡战役胜利后，再次修书蒋介石，再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提出发动山城堡战役实出于无奈，“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日定边山城堡之役”。信中说: 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 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也，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这封信写于12月1日，距西安事变仅11天。 蒋的本意是收编红军 西安事变的爆发，挫败了蒋介石的“最后五分钟”;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又使国共两党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诚如毛泽东所说，持续十年的内战“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为表示两党合作抗日极大诚意，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酝酿和起草，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四项保证是: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蒋介石一直怀疑西安事变的“症结在于共产党”。当事变得以稳妥善后，他又疑心这是中共“乘机示诚之所致也，否则，陕事无如此速了之可能”。他虽然下令撤除对陕北的军事进攻，可仍然固守着旧的思维方式，凡有风吹草动，都把罪责推到中共的头上，口口声声是中共“捣乱挑拨，”“从中操纵”。 他在给与周恩来谈判的顾祝同的电报中说:“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所谓“精神之统一”，这个精神就是“三民主义”，而“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明摆着就是要收编红军。 蒋介石毕其一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共产主义。国难当头，联共抗日，只是权宜之计。在顺利地解决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后，他以为红军失去了依傍，态度明显强硬起来，明确告诉顾祝同，现在与中共谈判，政治问题已让位于军事问题，所要做的是“编共而不容共”，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住中共军人。 蒋介石最介意的是共产党掌握着一支军队，这常常使他“夜不能寐”，思虑着如何使对红军的改编，如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收编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设想。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已经透露:对共产党“只可收编其部队，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但于其高级将领与编余人员，当尽量予以安置也”。 贺衷寒秉持蒋介石的意思，对改编红军一再提出苛刻的难以接受的条件。他称红军是“将悔之部队”，“输诚自新分子”，要把改编后的红军派往他们最易于控制的“最有利之地区”，并对红军和中共地方武装力量设置种种禁令，用他们的话说是:“范围其思想，笼罩其精神，监视其行动，同时并设法予以适当之安置，务绝其恶化之倾向而免养痈之恶果。” 中共中央对此做出强硬的反应，指出贺衷寒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指示周恩来停止在西安的谈判，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也急于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便约周恩来前来上海面谈。周恩来在与蒋介石会面时，一再重申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诚意，并强调:“一、中共非收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二、中共这种大的变化，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谅解其困难。”同时还就红军改编后人 数、苏区、红军指挥部、红军防地等，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期待他的解决。 蒋介石听罢，很快答复说，红军改编后可以为3个师4万余人，也可以考虑设立总指挥部。但是，他话锋一转要求中共不要宣传与国民党合作，只讲与他个人合作。要求中共“改正组织，决定政策，并承认谁为领导者”。这里的关键是，明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可蒋介石却不让提两党合作，只提与他个人合作，而又要“承认谁为领导者”。看似不合乎逻辑的提法，其实反映了他一贯的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路，那就是收编红军，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的一贯方针。 他千方百计要得到的结果是:共产党“取消名称，改编组织”，“誓行三民主义”;承认他“领袖之地位与权责”;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军”。 直至卢沟桥事变发生，国共谈判在上述问题上也未达成共识。红军收编不得，又遣散不得，如今又要求改编后成立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这是他决不能答应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中共中央鉴于如此针锋相对，表示将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之方针”。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的态度更为坚决，既然红军“最低限度的原则和要求”不能实现，那么我们只能“拒绝谈判。” 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与中共谈判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军队去打仗。” 八路军设置三个师，为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八路军原先是粤军的番号，粤桂联合反蒋被平息后， 八路军番号被撤销;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原本都是东北军的番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被缩编，这三个师的番号被取消。这些原本犯上后被取消的番号，给了改编后的红军，难道其中不可窥见蒋介石的一些用心和寓意吗, 面对强势的日军，红军如何作战才能克敌制胜，这是个既现实又严重的问题。8月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给正在云阳召开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高级干部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这已为十年内战所检验。平津失守后，正规且装备精良的国军都抵挡不住日军，可蒋介石却再三催促红军出兵华北。毛泽东与张闻天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 毛泽东和张闻天还就红军主力参战问题，于8月5日在复云阳红军总部的电文中明确提出: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红军改编和出动在即，党内军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不尽统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全面讨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8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 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分散面广，一时难以集中。会议召开前，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个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外地的政治局委员们先后回到陕北，于是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由于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军事问题，前方的主要将领也参加了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就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作了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和多次发言。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并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说: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张闻天在会上也作了长篇讲话，他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并发挥之，他说:“我们要很好地使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要认清红军是党军，要使用得最有效。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 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他还指出:“须知，红军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来决定。我们也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国共对峙十年，现在共赴困难，可各自终极的政治目标又不相同，且国民党仍自以为老大，蒋介石的联共又十二万分的不情愿，以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的谈判，一直到洛川会议开幕的这天，蒋介石才正式发布命令。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过去的敌人成了现如今的朋友，而这个朋友并非是风雨同舟、肝胆相照。问题的复杂和诡异恰恰就在这里。毛泽东独具慧眼，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这是他高瞻远瞩之处。 拿手好戏的决定作用 红军就要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国民党给八路军规定了两条路线，即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浦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主力被远距离分隔在东西两端。毛泽东看出了其中的诡异，他认为这里“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到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 毛泽东对开赴前线的八路军之所以一再指示，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因为本着战争的本质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聂荣臻回忆说:“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早在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就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抗战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会后，他又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动，再次强调:“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 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主要在山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1937年9月2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冀，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 平型关大捷就是一个实例，它的正面积极影响力，自是毋庸置疑。然而却又从侧面反证了毛泽东的红军只担当战略支队和山地游击战论述的正确性。十年内战时期，打过无数恶战险战的林彪，最初并不把日军放在眼中，可一当交上火，才知道日军的战斗力非等闲可觑。这支非战斗的日军后勤部队在与我军交战时，死拼硬打，就是不投降。通过缴获的物资也可以看出，敌我力量和装备之比，悬殊之大，无可比拟。如果此时仅凭一股热情，八路军全员开赴前线，与日军正面作战，其后果自是不言而喻。唯此，八路军转而分散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仅三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增加了近两倍。这正是毛泽东的高人之处，他看到了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避免与强敌的正面战，所用依然是以前的战术。 毛泽东尤为重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他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 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一部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根据地，主力则从 晋东北开赴西南，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他把这形象地比喻为围棋中的“做眼”，他说:“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日军占领太原后，立即出动2万兵力，并在骑兵、大炮、坦克和飞机的配合下，兵分八路，气势汹汹地向正在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清剿”。战斗打响后，毛泽东要求参战部队“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之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地区以有力的配合。 正是由于正确地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才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日军在晋察冀碰了钉子，又转而把进攻的目标指向晋西北和晋东南地区。毛泽东以晋察冀的经验为依据，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日军兵分五路包围第一二?师，企图压迫其过黄河。毛泽东指示第一二?师应“各个击破敌人。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日军，必须击破此三路中之一路或二路，方能破坏日军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在晋西南，他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才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责任编辑 马永义 文档资料:洛川会议 毛泽东确立抗日战略方针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阅读相关文档:书业O2O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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