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史概念的界定及进修社会生活史的意义[精华]

社会生活史概念的界定及进修社会生活史的意义[精华]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社会生活史概念的界定及学习社会生活史的意义 一、社会生活史研究回顾 二、学习社会生活史的意义 第二节 怎样学习中国社会生活史 一、明确学习、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指导思想 二、引用其它学科的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三、研究历史文献 第二章 饮食生活 第一节 饮食结构与饮食方式 一、饮食结构的变化 二、饮食方式的变化 第二节 酒的起源及其功用 一、酒的起源与发展 二、酒的功用 三、酒祸与酒禁 第三章 服饰风俗 第一节 历代服饰流变 一、春秋战国服饰的创新 二、考究的秦汉服装 三、开放的魏晋隋唐服装 四、高雅的宋装 五、异族风情:辽金元的服饰 六、明代恢复汉族衣冠 七、清朝对服饰的改制 第二节 服饰的社会性 一、等级性 二、地方性 三、民族性 四、伦理性 五、功能性 第四章 行旅交通生活 第一节 行旅习俗 一、卜行择吉、行神祭祀 二、行旅送别习俗 三、题记 四、尚早、尚俭、尚快 五、软脚、洗尘、接风 第二节 价值功能与社会取向 一、行旅生活的社会功能 二、行旅生活的价值取向 第五章 婚姻生活 第一节 婚姻的起源与婚嫁过程 一、婚姻的起源与进化 二、婚嫁仪式 第二节 婚姻形式 一、掠夺婚 二、买卖婚 三、表亲婚 四、童养婚 五、招婿婚 六、交换婚 七、冥 婚 八、私奔婚 第三节 婚姻禁忌 一、同姓不婚 二、同宗不婚 三、宗妻不婚 四、尊卑不婚 五、中表不婚 六、良贱不婚 七、官民不婚 八、僧道不婚 九、奸逃不婚 十、仇雠不婚 十一、居尊亲丧不婚 十二、居配偶丧不婚 第六章 生老礼俗 第一节 人生成长礼俗 一、诞生与生日礼俗 二、成年礼俗 第二节 敬老养老 一、敬老礼俗 二、养老礼俗 三、民间敬老养老习俗 第七章 卫生保健习尚 第一节 对环境卫生的重视 一、重视环境与健康长寿的关系 二、讲究环境卫生 第二节 疫病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历代流行病种类 二、古代疫灾原因 三、疫病与社会 第八章 丧葬习俗 第一节 葬俗与葬仪 一、葬俗 二、葬仪 第二节 丧葬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人生礼仪的终结 二、社会风貌的折射 三、葬俗衍化的文化基因 第九章 信仰习俗 第一节 民间信仰 一、图腾崇拜 二、自然崇拜与灵物崇拜 三、社会崇拜与祖灵崇拜 四、占卜与巫术 五、禁忌 第二节 传统信仰习俗的特点 一、信仰心理上的功利性 二、信仰对象上的多样性 三、信仰意识上的人文气息 四、信仰传承上的巫术色彩 “中国社会生活史”课程部分教案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社会生活史是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规定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它是一个新兴学科，是门新课程，因此在学习它之前，有必要对这一学科的相关问题作些扼要的介绍。 第一节 社会生活史概念的界定及学习社会生活史的意义 一、社会生活史研究回顾 中国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关于其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罗德?铂金曾如是说:“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 ?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地位，那么她也算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 然而这位“皇后”在中国却历尽坎坷，步履维艰，她或为其他学科的绿荫所遮盖，或为时代风暴扬起的尘沙所掩蔽，使得中国社会生活史没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清理出必要的历史资料，整体性的研究尤其薄弱，甚至于今日提到“生活史”这个词，许多人仍不乏茫然之感，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的社会生活史，在中国兴起，只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事。但其萌芽却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古代史学家治史，都十分注意搜集、整理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如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凡邑聚分布迁移、氏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风尚礼俗等等，均有披露。但社会生活史作为一个学科，则是伴随着20世纪初社会学的兴起而出现于西方。开风气之先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主张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追踪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结构以及全部社会的精神状态。“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维尔在《法国史》一书中便指出: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演变、革命以及改革等等历史内容虽然重要，但是，“法国历史从此以后也是耕地形式和家庭结构的历史，食品的历史，梦想和爱情方式的历史”。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将首卷即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叙述了15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分布 ?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和生长规律，各地居民的日常起居、食品结构以及服饰、技术的发展和货币状况，表明他对于社会生活是高度关注的。英国著名史学家G?屈维廉，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前言中将社会史定义为:“除去政治的人民史”，认定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区、家庭、妇女、婚姻、儿童、教堂、监狱等方面的历史和各种社会集团的生活状况、特征，而将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研究排除于社会史之外，此一看法，虽有某些局限与片面性，但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区别开来，从而使社会生活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进一步得到强调。 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方法也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蔚成风气。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史叙述》中激烈地抨击旧史“不过记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指出:“匹夫匹妇”的“日用饮食之活动”，对于“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的形成，极具重要意义。为此，他在拟定中国史提纲时，专门列入了“衣食住等 ?状况”、“货币使用、所有权之保护、救济政策之实施”以及“人口增殖迁转之状况”等等社会生活内容，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新局面。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述迭出。重要的有张亮采《中国风俗史》(191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贾伸《中华妇女缠足考》(1925)、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瞿宣颖《汉代婚俗制度史前编》(1928)、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192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1931)、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于世琦《三国时代薄葬考》(193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4)、王书奴《中国娼妓史》(1934)、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935)、袁业裕《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研究》(1936)、陈顾远《中国婚姻史》(1936)、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高观达《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1944)等等。 尽管这时期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生活方面，并取得了不少值得欣喜的成绩，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生活史，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内容范围怎样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这些问题又是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于是人们便按照自己的理解规范社会生活史的内容，致使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着诸多的混乱。 自50至80年代初，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停顿”时期。之所以出现“停顿”局面，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社会学等课程被取消的影响。二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片面理解。 ? 以上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 ?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9页。 由于社会生活史这位“皇后”被打入了“冷宫”，因而，这一时期有关社会生活史的著述寥若晨星。专著方面只出版了董家遵《中国收继婚姻之史的研究》(1950)、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81)、王兴亚《中国旅馆史话》(1984)、李季芳等《中国古代体育简史》(1984)、孙景隆等《中国舞蹈史》(1983,1984)、叶大兵《中国百戏史话》(198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985)等几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及日本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并取得一定成绩。其中港台地区主要有董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1950)、曹德宣《殷之卜辞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1965)、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1976)、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1983)等。 80年代中期至今，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生活史研究这位“皇后” 走出“冷宫”又得以复归，成为史苑里的一株奇葩，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繁荣的显著标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复兴，包含着史学思想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它体现一种“自下向上看”的历史观，把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放到了首位。另一方面，它深刻地意识到，无论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思想的精彩绝伦和文物制度的美仑美奂，而且更鲜活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正是衣食住行一类琐碎生活，构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民族的文化 ?样式。 这一阶段，人们在进行社会生活具体研究的同时，还注意对其名称、定义、对象、范畴等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探讨中，相当一批学者把社会生活史纳为“社会史”的范畴，按照各自的理解，进行种种论证，出现了众说纷起、意见迭出的局面，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当一个学科兴起或重建时，对一些理论问题不能不大体上规划一下，否则便丝毫无所遵循，使人无从下手。但如果争论旷日持久，一时难以休止，也不免带来“空疏”的弊端，扭转落伍现状和繁荣学术研究则无从谈起。再说，一时间要给这门学科下个确切而科学的定义尚有很大困难。目前中外学术界关于社会学、文化史竟有几十种、上百种的定义，也说明为一个学科下定义并使之被公认，绝非易事。因此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到解决这些问题上面，而应静心契志多做些专题研究，通过成果的点滴积累为学科建设提供依据。况且，社会生活史，语义通俗而不浅显，宽泛而不浮虚，适合当今国民文化素质背景下的吸收消化，不妨由此着手。总之，中国社会生活史 ?的创立，前景是乐观的，但学术耕耘的甘苦也是自不待言的。 二、学习中国社会生活史的意义 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史，在当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是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史学正处于革新之中。史学研究如何才能进一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内容狭窄、风 ? 吴成国:《中国人的礼仪生活〃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 参见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格单调的状况,途径当然很多。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不失为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这样做，可以使史学另辟蹊径，进行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作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史入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外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同时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使鼎立的“三足”互相沟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历史学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种单调、干瘪、不形象、不生动的局面，使历史真正成为立体式的、形象化的，并使之更加充实和完善起来，成为不断发展的真正的科学。这种别开生面的研究,还有另外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刻揭示历史演变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次的发展规律，检验和纠正过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发生的公式化、简单化缺陷;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新的研究和探索，还可以锻炼和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且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可能，而这又是提高我国史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条件。 ?第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传统的 史学研究范式与长期的政治革命紧密联系，研究课题大多与阶级斗争、政治制度、经济形态、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有关;研究手段主要是史料辨伪、考证、分类、排比，分析模式坚持从终极意义上说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通史和断代史的编著模式多采用章节体，按王朝更替和重大事件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等等。用这样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史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生活史则与政治史、经济史不同，它所展示的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它把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筹;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历史学的理论来源和解释模式。特别是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革新和与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无疑将会使历史学从内容到编纂模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打破王朝体系和时间的限制，在保持其专业和学术特色的同时使史学著述模式多样化、社会化。学术发展史表明，有的边缘学科带动了有关学科的发展，使老学科变得富有生气。作为边缘学科的社会生活史与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有交叉内容，从别的学科吸收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方向，容易发展。把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带进历史学中，自然会促进历史学有突破性的发展。国内外许多学者指出边缘学科对于老学科发展的意义。美国沙费尔在《历史方法手册》一书中认为: ?各门学科间的联合会促进历史学的繁荣。此外别无他途。我们想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实践一定会证明，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能够带动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从而促进历史学的繁荣。 第三，社会生活史研究能够促进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提供的历史图景，将大大拓展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 ? 参见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对史学变革的影响》～《光明日报》1998年7月17日。 ?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6年第1期。 这对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必然会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从而有利于加快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决策。同时，也使我们有可能较充分地运用至今尚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的“活的社会化石”，这不单为研究少数民族本身的历史所需，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所提供的成果，将充实、丰富、验证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一般规律变得具体、生动而又更为深刻，易于为人理解和掌握。同时也可为概括出新的认识提供可能，进而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 第四,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还可以为清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陈规陋俗、封建主义残余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二千多年，虽经过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但封建主义思想意识、习惯并没有随着君主制的推翻而消除殆尽。它还严重地残存下来，在政府机关作风中，在群众生活方式中至今散发着它的腐臭，影响我们社会机体的健康，妨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诸如: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男轻女、大办丧事以及家长制遗风、一言堂现象等等。开展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传统制度、风俗、习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利于我们今天移风易俗，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步伐。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在历史留给我们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的遗留既有优秀的成果，又有对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来说是消极的因素。我们只有加强对社会生活史的学习与研究，才能对历史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状况有所了解，对其成果有科学的分析认识，也才能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的新的生活方式,提高全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的水平与质量，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 ?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这种“深入”应当也包括社会生活史研究。我们相信，蓓蕾初现的社会生活史之花，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浇灌栽培，必将以其独特的风貌，盛开于姹紫嫣红的学术园林。 第二节 怎样学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社会生活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研究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有相通之处;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生活史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方法。 一、明确学习、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指导思想 ? 《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0页。 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非常重视社会生活的研究。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生活是人类丰富多彩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从不把人们的生活方式排斥在自己研究的视野之外，而总是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把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起来，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斗争，剖析各个社会形态，阐述历史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社会生活在历史发展中并非无足轻重的琐屑小事，而是综合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变化的标志。倘若我们基于这一认识，再去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等名著，一定会从中得到重要的启迪和教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从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历史研究中升华而来。 我们强调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不仅仅是由于在社会生活史这一学科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和今后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具有持久的方法论价值，具有其他学术理论无法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运用，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通史的研究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它的指导。 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种指导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观点、方法进行生活史研究。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是曲折复杂的，它比抽象的哲学层面的理论具体、生动、丰富得多。因此，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则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而切忌简单“套用”，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极其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才能在社会生活史学科的研究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范畴、作用作过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能取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社会生活史在它的研究过程中，还要构建本身特有的理论，才可能完满地去说明自身及其在历史整体中的作用。因此说有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指导，并不等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就不用下力气，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就能很快建立起来。恰恰相反，不作积极的努力，不进行探索性的开创工作，是进不了社会生活史的殿堂的。 二、 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 ? 引自《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社会生活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学的方法仍是社会生活史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这些方法，我们不再赘述。这里，我们着重简单介绍一下个案研究法、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相关学科渗透法，这些也是学习、研究社会生活史的一些主要的方法。 1(个案研究法 从整体上对某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细致考察的研究方法叫做个案研究法。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把这种方法当作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历史学领域中，这种方法的使用也由来已久，近年来更为人们所青睐。这里所说的个案，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宗族、比较小的群体或小的社区。个案研究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对某一历史现象作全面的研究，既清晰地描绘其外部面貌，又深入地揭示其本质。许多学者把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生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2(参照比较方法 所谓参照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研究对象比较对照，分析其异同并进而揭示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传统史学中早已被广泛采用。如司马迁的《史记》、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近代德国莱布尼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我国梁启超等人的著作中，都自发的运用了历史比较法。社会生活史研究同样不可忽视这种方法。生活史研究中的比较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既可以从时间上进行纵向的比较，从空间上进行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对相关问题的内容、形式、内部结构、外部联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比较。 3(精准计量方法 运用数学方法，通过数量关系来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方法叫做精准计量研究法。在社会生活史研究中，有目的地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历史问题，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历史资料而形成的历史精准计量研究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对生活史资料的精准定量分析，来认识历史现象，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种方法改变了传统史学手工操作的落后局面，使过去无法处理的大量史料得到合理利用。同时，这种方法通过精确的定量分析，使原来不够确切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可靠数据的证明，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近年来这种方法在社会生活史领域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4(相关学科交融法 所谓相关学科交融法，是指社会生活史与其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与交融。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史与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人口史、民族学、民族史、家庭学、婚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许多学科有相互交叉之处。因此，在生活史研究中，上述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有许多可资借鉴和使用。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将在这种相邻学科研究的相互交融中发展、完善起来。 最后，我们要强调一下学习和研究社会生活史所必须遵守的一些具体的原 则。例如，为了确保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要对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做客观的、具体的研究，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观察研究过去，不能用当代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去改变古代的本来面貌，不能用个人的想像来塑造历史。此外，历史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中，这就要求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符合社会本身运动发展的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考察。同时，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社会现象，是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即是最具有群众性的，因而社会生活史研究必须以社会下层的民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要注重研究广大民众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而不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上层。 三、研究历史文献 中国史籍素称浩繁，有关社会生活史的文献也是为数众多。但这些资料十分零散，不集中，不完整。为了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我们的资料工作就不得不尽量从宽撒网，搜集的范围包括历代正史、政书与类书、地方史志、游记图籍、谱牒、笔记小说、诗文集及其他资料等。以下对这些方面的有关资料逐次稍作介 ?绍。 1(正史和《资治通鉴》 “正史”历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当然也是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资料主要集中在一些志里，如礼，乐、舆服、仪卫、食货，五行，刑法等志，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较多。传里所包含的生活史资料也不少。传的类型很多，文苑、忠义、孝友，隐逸、日者、方伎、列女，外戚、宦官所含生活史资料又较多。纪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资料。正由于“正史”含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史资料，所以要研究社会生活史，不可不通读之，杨树达著《汉代婚丧礼俗考》，主要资料来源于“两汉书”，就是很好的说明。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无论是正文还是考异中均有一些涉及到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同样值得重视。 2(政书和类书 先说政书。政书是记载历史时期内典章制度的史书，其中著名的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此后又有续三通、清三通合为九通，其中礼、户口、宗庙、乐、氏族、灾祥、蠲免，谥法、器服诸类所含生活史资料较为集中。 会要也属于政书范畴。它按朝代编写，反映一代典章制度及有关事迹，分类详细，检索方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清姚彦渠的《春秋会要》，明董说的《七国考》，秦孙楷的《秦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清杨晨的《三国会要》，宋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清徐松的《宋会要辑稿》，清龙文彬的《明会要》。会要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社会生活史的，以《东汉会要》为例:该书设有《民政》、《礼》、《乐》、《舆服》等类，其《民政》类设有户口、崇孝行，戒奢侈、荒政、奴婢、禁厚葬等目，反映人口、社会救济等东汉社 ? 参见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6页。 会生活史内容。 关于中国古代史事的类书资料较为丰富，著名的有唐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等的《艺文类聚》、徐坚等的《初学记》，宋代李昉等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清代陈梦雷等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类书有关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如《北堂书钞?酒食部》凡七卷六十篇，广泛涉及主食、副食、饮料、调味品、食品加工酿造等方面的内容;《太平御览》对宋代以前人们服装就汇集40卷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汇编康熙以前各朝代有关资料，分成32典，其礼仪典设有冠礼、婚礼、丧葬、谥法、祀典、宗庙、家庙、冠服等部。这些都是研究社会生活史弥足珍贵的资料。 还有与类书相似的类钞，它是把反映同类历史的资料钞于一集，如徐珂的《清稗类钞》，上海古今图书局的《古今笔记精华》，王初桐的《奁史》等，这些书中有不少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资料，不容忽视。 3(各类专书 主要包括礼制专书、法律专书、荒政专书和妇女专书，其中有大量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资料。 礼制专书从法律、衣着、器皿、礼仪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等级生活，其著作有《周礼》、《仪礼》、《礼记》以及黄学奭辑佚的《礼含文嘉》，应劭的《汉官仪》，肖嵩等的《大唐开元礼》，郑居中等的《政和五礼新仪》，金官修的《大金集礼》，李好文的《太常集礼》，宋濂等的《洪武集礼》，乾隆官修的《大清通礼》、《皇朝礼仪图式》，崑冈等的《光绪会典图》等。 法律专书记载法令及其实行情况，反映了人们的等级身份与宗族、家庭等方面的资料，重要书籍有《唐律疏议》、《通制条格》、《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大诰三编》、《大清律例统纂集成》、《驳案汇编》等。 荒政专书记述灾荒下的社会及赈济事业的状况，其内容除见于二十六史和十通，尚有专书，如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乾隆)《钦定康济录》，清杨景仁的《筹济编》，清俞森的《荒政丛书》等。 妇女专书是指专门记载妇女事迹的书籍，有的出于男子之手，有的则为妇女之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女四书:《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刘向的《列女传》，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陈宏谋的《教女遗规》，方绚的《香莲品藻》，汤漱玉的《玉台画史》，陆圻的《新妇谱》，于鬯的《花烛闲谈》等。 4(方志 即地方志，又称志书。内容驳杂，但它集中保存有大量有关衣食住行、当时令节、婚嫁丧葬、人情交往等生活史方面的资料。我国现存方志八千多种，十一万多卷，其中社会生活资料价值甚高的书籍有:葛洪《西京杂记》、宋懔《荆楚岁时记》、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蒋一葵《长安客话》、潘荣陛《燕京岁时纪胜》、 顾禄《清嘉录》、吴汝纶《深州风土志》 等。明清及至民国时各省府州县镇的地方志中，关于社会生活、民人风尚、年节习尚、婚丧嫁娶、名人事迹、轶闻趣事、陋习陋规、节妇忠烈、物产商贸、市镇风光，均有详细记述，可谓社会生活史“全景式”地情物情民情社情“信息资料库”。 5(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多系古代文人的随笔杂录之作，相比较而言，不似其他文章那样一本正经，但它内容广泛，举凡婚姻、家庭、宗族、妇女、百官、贵胄、优伶、贱民、娱乐、节令、丧葬、衣饰及饮馔风俗等，无所不包，其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现今保存有一批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崔豹的《古今注》，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刘餗的《隋唐嘉话》、封演的《封氏闻见录》，宋代的《邵氏闻见录》、钱易的《南部新书》、陶谷的《清异录》、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元王恽的《玉堂嘉话》、陶宗仪的《辍耕录》，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张瀚的《松窗梦语》、郎瑛的《七修类稿》，清钱泳的《履园丛话》、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李光庭的《乡言解颐》等，多达数十种。前揭被列入类书的《太平广记》实际上是一部小说总集，堪称社会生活史料的宝库。与一般文献相比，笔记小说中关于社会生活的记载，更为生动，也更加贴近一般民众的生活实际，因而也就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诚然，古代笔记小说的作者多好追逐奇闻异事，对神仙鬼怪更是津津乐道，因而其记事每每难以据信，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史料价值，因为许多事件本身虽系子虚乌有，而事件发生的社会生活背景却具有相当高的真实性，即使个中含有些许不实之处，也容易甄别出来。 6(谱牒 我国家谱不下一万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记述宗族、家庭方面的，如族规家训、宗族世系、宗族迁徙及家庭生活等，是研究社会生活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宗谱中有许多家训方面的内容，家训规范家庭、宗族生活和个人行为 准则 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租赁准则应用指南下载 ，对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有关家训的代表作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郑太和的《郑氏规范》，姚舜牧的《药言》，张英的《恒产琐言》、《听训斋语》，张履祥的《近古录》、《训子语》等。 7(诗文集 诗文集包括历代文人的诗稿、散文、诏令、奏疏、墓志等等。先秦诸子以来的诗文集含有许多社会生活史的资料。秦汉以前文献少，诸子文集提供的社会生活史资料就很重要，如《吕氏春秋》有丧葬方面的内容，《淮南子》有女神、发式、重狗肉、禁屠牛的内容，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都弥足珍贵。秦汉以后，诗文集至为丰富，仅魏晋隋唐时期就有梁昭明太子编纂的《文选》、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及 清人汇编的《全唐诗》和《全唐文》等。这些诗文中社会生活史方面的材料十分丰富，如《唐大诏令集》中，颇有一些与社会生活相关的 内容，如赈济、禁屠、赐食等。 由于诗文对于社会生活的记述描写，和正史比较起来更为生动、具体，有时也更为可信，所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不能忽视这些材料。 8(史评 所谓“史评”，即“史事评论”，其中有关于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如赵翼的《陔余丛考》中对古代婚姻、丧礼及器物都有专门的考证;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也有关于婚姻、习俗方面的内容，如“媒氏民判解”讲古代婚龄，“书旧唐书中舆服志后”论缠足;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有生活史的专题内容。 9(其他史料 除上述之外，其他方面的文献也值得重视，如甲骨、经文、陶文、石刻、竹木简、帛书等文字记载，有不少涉及到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汉以后的碑文、墓志、画像、石刻等都是研究生活史的绝好资料。此外、佛教、道教、文字学等著作中，也都有不少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不容忽视。 明清以降及至民国，散见在各地民间的民谚、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匾联、建筑、坊刻，亦是社会生活史的活鲜资料与实物风证。 在古代的档案资料中，不仅数量多，且种类亦繁，上自金文甲骨、钟鼎铭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西夏文献，下至明清档案，均是研究社会生活史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考古资料历来是研究古代物质生活史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目前已出土的大量的古代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房舍、村落遗存等，是研究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值得重视。 来华的外国人记述在中国的见闻，因生活习惯迥异，对中国人的生活习尚比较敏感，因而记录于文字，如《马可波罗游记》等，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章 饮食生活 人类的饮食生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行为事象，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是人类饮食实践所反映的社会多层次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总和，是一种文明的标尺和民族特质的体现，从一个方位体现了本民族的创造精神和独特风格，标志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进程和美的神韵。 第一节 饮食结构与饮食方式 一、古代饮食结构的变化 以谷粒制成的食品为主食，是古代农业民族的共同饮食特征。我国自周代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汉民族就以粮食作物为主食。粮食作物的种类很多，主要以“五 ?谷”为主。 《周礼?夏官?职方氏》:“其谷宜五种。”郑玄注指黍、稷、菽、麦、稻。 稷，是黍的一个变种。一般指子实不粘或粘性不及黍者为稷。北方人称它为谷子，就是今天的小米。由于它抗旱能力极强，所以多栽培于古代的中原地区， 成为北方地区一种最为普遍的粮食作物。 黍，古文献或称之为“穄”，今西北地区称之为黍子、糜子，籽实呈黄色，性粘，去皮后称黄米子。在古代，黍常与稷连读为黍稷，《诗经》中有很多例子:《豳风?七月》:“黍稷重穋。”《小雅?出车》:“黍稷方华。”据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记载，在商周时代，黍与稷并列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据研究，在殷墟卜辞中， ?卜黍之辞达106条，其出现率较其他粮食作物要高得多;到春秋时代，黍的地 ?位仍然居于前茅。 麦子在中国栽培很早，考古工作者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中发现的炭化小麦粒，距今约有三千年。麦子的种类很多，有大麦、小麦、燕麦、黑麦等。其中，小麦和大麦，上古时又称为来牟，种植最为普遍。 ?菽是豆类的总称，其栽培的历史十分悠久。周代的大豆产量很丰富，《诗经?小雅?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描写大豆收成的时候，一箩筐一箩筐搬个不停。又据《山海经》记载，阴山产赤菽，“卑山……多累”，赤菽就是红豆;累，晋人郭璞注:即虎豆，大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蚕豆。菽主要用作食粮，但豆子粒食，不易被消化、吸收，浪费很大。石磨发明以后，人们就开始将它磨成浆 ? 关于中国传统的主食～除“五谷”之说外～尚有“六谷”、“九谷”二说。关于六谷～《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郑玄注曰:“六谷～知有稌、黍、稷、粱、麦、苽。”关于九谷～《周礼〃天官〃大宰》郑玄注曰:“九谷～黍、稷、稌、稻、麻、大小豆、大小麦。” ?参见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1期。 ? 参见齐思和:《中国史探究》中《〈毛诗〉谷名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 ? 上古时～“豆”是一种盛器～与“菽”的意义完全不同。汉以后～“豆”才逐渐代替“菽”～成为豆类的总称。 来利用，这样便出现了豆腐。大约唐宋以后菽被开始用作油料。 稻，即水稻，古亦称稌。自古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据考古资料说明，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稻谷粒，距今约有五千年的历史。不过，水稻在全国粮食的比重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尤其在北方，水稻被视为珍品，所以《论语?阳货》有“食乎稻，衣乎锦，于汝安乎”之说，说明当时食稻是同衣锦一样珍贵的。 先秦时期，作为粮食的除“五谷”以外，还有苽、麻、芋艿、鸡谷等不少杂粮。苽，一名蒋，子实为狭圆柱形，状如米粒，称苽米，也叫雕胡、安胡等。用以煮饭，香脆可口，被古人视作天下美食。麻是我国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因其籽可以充饥，所以被列为谷类。后来虽从主食领域中退出，但仍长期沿用为秋祭仪式上的祭品。芋艿在三代的杂粮中，占有重要地位，盛产于四川及两湖一带，当时川西方言称芋艿为“蹲鸱”，川西一带曾以它为主食。楚国官职中有个“芋尹”，就是专管种植芋艿的，可见芋艿在南方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位置了。鸡谷是一种草木杂粮，《山海经?中山经》:“兔牀之山，其草多鸡谷，其本(根茎)如鸡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这种根茎，可能就是今天的甘薯。 到两汉，粮食作物的品种进一步扩大，除先秦已有的品种以外，还有高粱、青稞、荞麦、糜子和多种豆类。至此，后世的粮食作物就基本具备了。 中国古代的饮食结构，一直遵循“五谷为养”的传统，以稻麦为主，兼吃杂粮。其食用方式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粥 宋人高承《事物纪原?粥》云:“周书又曰:黄帝始烹谷为粥。”说明我国上古时代已有粥。粥是把米煮烂而成的一种饭食。据《三国志?管宁传》载:“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厚者叫“饘”，薄者叫“酏”。粥类食用十分普及，品种繁多。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就记载有七宝素粥、绿豆粥、馓子粥、五味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品种。在古代，粥品除了一般食用外，或许还有三个方面的特殊作用。一则是为了节省粮食。在农闲季节，体力劳动强度不大，古人为了节约粮食，多吃粥以度日。这种情况在经济落后地区更是如此。宋代海南， ?“地多荒田，所产粇稌不足食，乃以藷芋作粥縻以取饱。”二则是为了调养滋补身体。宋人陆游《食粥》诗有云:“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自注:张文潜有《食粥说》，谓食粥可以延年。予 ?窃爱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列出近60种粥的名称，并记述了它们的制作方法与食疗功效。三则是为了救济饥民。这主要表现在灾荒之年，粥往往成为饥民们的救命之食。封建官吏、寺观僧道或开明富绅往往在饥荒时，设置粥棚，向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施舍米粥，使他们赖以存活。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可见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与影响。 ? ,宋,赵适《诸蕃志》下。 ? 张文潜即宋张耒之字。晚年居陈州宛丘～因名集曰《宛丘集》。 饭 古时泛指用各种谷物制熟的颗粒疏松干爽的食品。刘熙《释名?释饮食》:“饭，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中国古代的饭大体上采用两种方式烹饪而成，一是甑蒸，二是釜煮，以前者为多见;而饭的品种名目则相当多，其中传统名饭有唐代徐坚《初学记》中的粟饭、九谷饭，宋代林洪《山家清供》中的蟠桃饭，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团油饭，陶谷《清异录》中的清风饭，明代李时珍《本草 ?纲目》中的寒食饭、荷叶饭，清代汪曰桢《湖雅》中的蒸谷饭、炒谷饭等。 饼 在我国古代，“饼”是各类面粉制品的总称。“面”是指用麦类或其他谷类磨成的细粉。饼在我国先秦时期已经食用,有的学者认为到汉代才有饼,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不确切。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南裴里岗遗址就出土了磨盘、磨棒，说明我国加工面粉的技术已有悠久的历史。最晚到战国时已有关于饼的明确记载，《墨子?耕柱篇》说:“见人之作饼，则还然而窃之。”到了汉初，食饼之事已较为多见。相传汉高祖的父亲刘太公不习惯过宫廷生活，刘邦便按照家乡的格局为他建了一个新丰邑。不但街道、房屋、鸡犬一仍其旧，就连当地的酒肆、饼铺也都照样搬来。由此可见当地吃饼的习俗已蔚然成风。 点心 本指正餐以前稍进食物以使饥肠略安。唐人孙頠《幻异志?板桥三娘子》:“置新作烧饼与食床上，与诸客点心。”宋人庄季裕《鸡肋篇》:“上微觉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这些记载都说明„点心?是动词，本义是略进食物以安慰饥肠的意思。后来点心又成了一切小食的代称。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天晓诸人出市》中说:“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这里的“点心”则成了名词，乃各种小吃食品的总称。点心的花色在六朝以前还很少，但到了唐宋，花样就极其丰富了。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下当时杭州市上的点心就有八十多种:四色馒头、细馅大包子、卖米薄皮春茧、生馅馒头、餣子、笑靥儿、金银炙焦牡丹饼、杂色煎花馒头、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寿带龟仙桃、子母春茧、子母龟、子母仙桃、圆欢喜、骆驼蹄、糖蜜果实、果食将军、肉果食、重阳糕、肉丝糕、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鱼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鹅眉夹儿、十色小从食、细馅夹儿、笋肉夹儿、油炸夹儿、金铤夹儿、江鱼夹儿、甘露饼、肉油饼、假肉馒头、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肉酸馅、千层儿、炊饼、鹅弹……丰糖糕、乳糕、栗糕、镜面糕、枣糕、乳饼……山药元子、珍珠元子、金桔水团、澄粉水团、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金铤裹蒸茭粽、糖蜜韵果、巧粽、豆团、麻团、糍团、糖蜜酥皮烧饼、夹子、薄脆、常熟糍糕、春饼、芥饼等等。由此可见，当时的点心是极其丰富的。 在古代，菜肴又称肴羞、肴核。肴是指鱼肉等荤菜，羞是指美味食品，核是指蔬菜果核食品，所以，菜肴即是经过烹饪调制而成与主食搭配摄用的荤素菜的总称。 ? 所谓蒸谷饭和炒谷饭～是指浙江湖州一带的“贡品”～用带壳的稻谷先蒸炒～后脱壳再做成的饭。 中国古代菜肴的原料十分丰富，大约有如下几类: 1(肉类 肉类来自于畜牧业、狩猎和渔业。畜牧业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发展，到商、周时已初具规模。《周礼?天官冢宰?膳夫》中有“凡王之馈，……膳用六牲”之说。六牲，指牛、羊、豕、马、犬、鸡。这六牲在《诗经》中也多次提到。六牲之中除了马以外，其余五种再加上鱼，就构成了我国古代肉食的主要部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种植为主的国家，在饮食生活中食肉的比重一直要比粮食小得多。所以能经常吃上肉的仅为社会上层，而广大下层人民一般只能在年节或庆典之日才能吃上肉。《盐铁论?散不足》曰:“古者……非乡饮酒、媵祭、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无故不杀犬豕。”所说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肉食中除牛、羊、猪外，狗也是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羊、猪是最普通的肉食，牛则因为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饲养周期长，所以平时不轻易吃牛肉，而只在祭祀时才杀牛，牛肉也因此比较珍贵。《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国军队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路遇秦军，遂以“牛十二犒师”。给几万秦国军队只送十二条牛，这在今天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十二条牛就是一大笔厚礼了。在中国古代狗在狩猎和守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狗又可以自己觅食，因此，狗被大量喂养。狗肉成为人们很喜欢吃的佳肴，屠狗也因此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历史上不少有名的人 ?物如大侠聂政、刘邦的大将樊哙都以屠狗为事。 2(蔬果 蔬菜和水果是中国古代饮食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以农立国，蔬果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几与主食相辅相成。《黄帝内经?太素》卷二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以养精益气”，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果与菜在饮食生活中的重要性。 中国蔬菜的栽培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不过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人们吃的蔬菜主要还是来自于采集，人工栽培的不多，而且品种较少。《诗经》中有不少诗歌提到当时人们吃的蔬菜。《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菽苴。采荼新樗，食我农夫。”诗中的郁及薁，是属于李的不同品种;葵是当时的重要蔬菜;菽是豆叶，可作蔬菜食用;壶即葫芦;苴是一种青麻，捣成羹汁可食;荼，苦菜;樗，臭椿，可作为燃料。先秦时期的蔬菜，除了《诗经》中提到的上述几种以外，还有瓜、芸、韭、姜、葱、蒜等。总的看来，这一时期蔬菜的种类是很少的。汉唐时期随着蔬菜栽培技术的提高，疆域的扩大，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对外交通的开辟，蔬菜的品种大大增多。汉唐以后，我国蔬菜的品种已大体稳定。 水果食品在古人饮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果树已有数千年的栽培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有成堆的像子、菱角、酸枣、桃子、薏仁米、菌类、 ?藻类、葫芦等遗物，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也出土有甜瓜之、毛桃核、酸枣核、胡 ? 参见:《史记》卷86《刺客列传》,《汉书》卷41《樊哙传》。 ?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同刊《考古学报》1978年1 ?芦等水果种籽。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我国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人工培植某些果树的技术。从先秦开始，水果的品种更为丰富了。据《山海经》载，先秦时期的果品有柿子、猕核桃、桃、李、杏、海棠、梨、沙果、梅、枣、橘等品种。到了西汉，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的加强和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加之“丝绸之路”开辟后南亚、中亚、西域果品的传入，中国的果树种类和品种显著增多。唐宋时代，水果的功用开始丰富起来。有的水果被当作茶余酒后的助兴佳品。据《旧唐书?中宗纪》载: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上游樱桃园，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学士等人入芳林园尝樱桃。便令马上口摘，置酒为乐。”有些被用于食疗，如《食疗本草》、《千金要方》等唐代医著中大量采用果品用于食疗药膳。有的作为缺粮时的充饥物，如五代时，“晋 ?王尝穷追汴师，粮运不继，蒸栗以食，军中遂呼栗为„河东饭?”。宋以降，水果与饮食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北宋开封的饮食店铺，果品的食用更非一般。除了酒饭肉蔬，有干果子、河北鸭梨、旋乌李、橄榄、龙眼、肉芽枣、甘蔗、枝头干、 ?榛子、榧子等数十种果品供选用。南宋临安的上层社会还设有四司六局，专门筹办筵席，宴会宾客。其中专门设有“果子局”，专门负责“装簇、盘饤、看果、 ?时果，准备劝酒。”表明在当时果食入馔已殆为常事，它标志着水果食品在饮食结构中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与定型。 3( 调料 讲究色香味，强调“五味调和”，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自古以来中国人即很注意烹饪的调味，在《周礼》等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酸甜苦辣咸五味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食医》规定:春天时应多加一分酸味，夏天时应多加一分苦味，秋天时应多加一分辣味，冬天时应多加一分咸味。这表明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经懂得了调味品的搭配。从先秦时期的文献看，当时的调味品已相当丰富，除了最早的盐以外，天然的调味品有椒、苓(甘草)、芗(紫苏)、桂皮、茱萸、姜、韭、葱、蒜、薤、蓼等。 人工制作的调味品主要有酱、醋、豉、糖、油。 酱在中国古代烹饪中拥有重要的地位，《急就篇》颜注曰:“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可见把它看作是调味的统帅。所 ?以孔子说:“不得其酱不食。”充分说明酱在饮食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醋，本字作“醯”或“酢”，亦称“苦酒”，直到汉代才出现“醋”字。我国烹饪的酸味最初取自于梅果，大约从周代起开始制醋。《周礼》中的“醯人”就是专门负责酿醋和腌菜的官员。当时的醋还只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珍贵调味品。汉代以后，醋的生产与应用才日益普及，并逐渐取代梅而成为我国最主要的酸味调料。到南北朝时期， 期。 ?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114页。～ ? ,宋,陶谷:《清异录》。 ?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 ? ,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 ? 《论语〃乡党》。 我国的酿醋技术已十分发达，所用原料也十分广泛，几乎与现代作醋所用原料相差无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专门介绍了23种醋的酿造方法，令人赞叹，其中有些方法至今仍被沿用。豉是一种咸味调味品。与酱、醋相比，豉的出现似乎较晚，先秦文献中未见记载。但在汉代豉的酿造和使用已比较普遍，当 ?时已有人以此为业并且成为巨富。及至南北朝时代，豉的种类和制法已有多种多样，这在《齐民要术?作豉法》中有详细记载。豉从诞生以来，就备受人们青睐。其生命力在于它能调和五味，可使菜肴增鲜生香，叫人爱吃，叫人离不开它。所以，《释名?释饮食》说:“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把令人喜吃不厌作为这个字的含义来加以解释，可见豉是一种多么令人喜食的调味品。在砂糖加工兴起之前，古代的甜味除了以蜜、枣、柿代替外，主要来自于蜂蜜和饴饧即麦芽糖。中国种植甘蔗，熬制“柘(蔗)浆”，至晚始于战国。三国时， ?中原仍制做这种“甘蔗饧”。及至唐初，由于唐太宗的关注，引进了印度的蔗糖加工技术，从此中国的蔗糖生产逐步发展起来。油是重要的烹饪原料和调味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食油和食用油类品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据文献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食油即已用于烹饪。最早的食油是动物油，称作“脂(凝结状)”或“膏(融解状)”。《礼记?内则》:“膏脂以膏之。”孔颖达疏曰:“凝者为脂，释者为膏”。当时常见的动物油有膏香(牛油)、膏臊(狗油)、膏腥(猪油，一说鸡油)、膏羶(羊油)等。其中不少至今仍是我国动物性食油的主要品种。将植物油用于饮食的最早记载见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当时使用的是麻油。降及唐宋，麻油已成为极普通的食油品种，其中以在北方地区最为流行。宋人 沈括《梦溪笔谈》有“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论何物皆用油煎”之语。此外，庄季裕《鸡肋编》还提到了山东、陕西一带常食用用苍耳籽、红蓝花籽、杏仁、蔓菁籽等油料榨制的植物油。大约在16世纪中叶，从南洋群岛传入了花生，迅速普及全国，花生油很快成为颇受人们欢迎的食用油。至此，麻油、豆油、花生油、菜籽油、棉籽油等成为我国主要的食用油类。 在菜肴方面，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副食——豆腐值得一提。豆腐是中国古代最为独特的饮食文化发明之一，因其营养极其丰富，不但受到我国各族人民欢迎，而且已风靡世界，为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共享，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然而，我国究竟何时开始加工和食用豆腐，却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在古代，关于豆腐的起源，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孔子的时代就已经有 ??了豆腐，另一种意见认为，豆腐为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发明。前一种说法支持者甚少，对于后一种说法，由于豆腐之名直至到宋代才出现，因而人们也一直怀疑西汉刘安发明豆腐之说。1961年，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了汉代的作豆腐的画像?石，才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这幅画像石上的做豆腐图，包括磨 ?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 《三国志》卷48《孙亮传》。 ? ,清,汪汲《事物会原》云:“腐乃豆之魂～故称鬼食～孔子不食。” ?《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云:“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 豆子、滤豆渣、压豆腐等工艺流程，与今天民间的传统做法极为相似。这一事实表明，我国的豆腐在汉代确已发明了。 二、饮食方式的变化 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食。在用餐时，人们跪坐在席上，将煮肉、装肉用的鼎置于中央，每人面前放一块砧板，这块板叫俎。然后各自用匕把肉从鼎中取出，放在俎上，用刀割着吃。饭在甑中煮熟后也用匕取出，放入簠(音府)、簋(音轨)或盨(音许)，移至席上。酒则贮入罍中，要喝时先注入尊、壶，放在席旁，然后用勺斗斟入爵、觥、觯、觚等酒器中饮用。无论在家宴或社交筵席上，其主食、菜肴、饮料、食器等数量有明确的规定。这些食品在筵席上的排列规则是:带骨的熟肉(殽)在左，大块的熟肉(胾)在右;殽的左边是主食(饭)，胾的右边是羮，羮的右边是酒和饮料;酱醋调料在最里边，烤肉在外边，右旁放着蒸葱;干肉脯脩类的菜肴，弯曲的在左，笔直的在右。若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若是干鱼，则以鱼头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向着宾客右方。这样前后左右，由近及远的摆设，为的是敬客、 ?尊长以及食用方便。这些食品左右内外的排列，宴客时，以最尊贵的客人所坐席位为准;在家中，则以尊长的座位为准。古人吃肉有刀、匕等工具，吃饭则用手抓。《礼记?曲礼上》:“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什么叫“共饭不泽手”呢,孔颖达疏云:“共饭不泽手者，亦是共器盛饭也。泽谓光泽也。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箸，即筷子，那是后来才有的。如今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仍盛兴手食，如新疆的维吾尔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用刀割肉、用手抓饭的古老习俗。 商周时期，富贵人家的席前还常置有食案，其形制一般都非常矮小。案的起源较早，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30厘米，高仅 ?15厘米左右。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食案。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饮食是坐在地上进行的。到了汉代，食案逐渐取代了俎。用餐时，先把碗、杯、盘、箸、勺等食器放在案上，再把案放到每个用餐人的面前。在家中丈夫用餐时，妻子要用双手把案举起来，举到与丈夫的眉毛一样高，再放到丈夫面前。被后世视为贤 ?妻典型的孟光，给丈夫送饭时总是把端饭的案子举到齐眉的地方，不敢仰视。以示敬重。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成为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话。《汉书?外戚传》中也有“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的记载。这些材料都说明食案较为轻巧，所以这些女子都能轻易地举起来。 从许多原始部落的调查材料和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用餐制度。先秦时期人们一般只吃两顿饭，早餐叫饔，时间为十至十一时，晚 ? 《礼记〃曲礼》、《礼记〃少仪》。 ? 参见《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 《后汉书》卷113《梁鸿传》。 餐叫飨或餔，时间在下午三至五时。《孟子?滕文公》载:“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又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传食律》和《仓律》所示，在秦朝，一般吏人、仆役、罪徒都是实行早晚各一餐。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周秦时期实行的是一日两餐制。实行这种餐制，主要是为了适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所以甲骨文里有“大食”、“小食”的记载。这种两餐制在食量上有所不同，通常是早饭半斗(相当今日的一升)，晚饭三分之一斗。早餐所以要吃得多些，是因为干农活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好好吃一顿饭以保持充沛的体力;中午事务繁忙，如《周易?系辞下》所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没 ?有时间用餐。晚饭后无事可做，所以吃得少些。这种用餐的习惯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两餐制主要盛行于社会下层，而在社会上层则已经有了三餐制的食俗了。《周礼?天官冢宰?膳夫》:“王燕食，则奉膳、赞祭。”郑玄作注说:“燕食，谓日中与夕食;奉膳，奉朝之余膳。”孔颖达疏曰:“天子与诸侯相互为三时食，故燕食以为日中与夕，云奉膳奉朝之余膳者，则一牢分为三时，故奉朝之余馂也。”由此可见，天子、诸侯这些上层统治阶级主要是实行一日三餐的。早餐称朝食，在早上进餐;另两餐的进餐时间在中午和晚上，称为燕食。在一日三餐中，朝食最为重要。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午和晚上的“燕食”，其排场要比朝食简单得多。郑玄说，燕食是“奉朝之余膳”。意思是说，中餐和晚餐都只是吃朝食剩下的饭菜而已。 ?战国时期寄食于贵族门下的士主要也是实行一日三餐的。不过，一日三餐的食制在当时并不流行，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实行的仍是一日两餐。先秦时期的两餐制，是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餐制从一日两餐普遍改为一日三餐，是在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两汉才实行的。汉代统治阶级的饮食，都为一日三餐或一日四餐。据载，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谋反，获罪徙蜀。文帝下令，刘长虽以 ?罪流放，但生活待遇不变。每日可吃三顿饭，给肉5斤、酒2斗。这是诸侯的生活标准。至于皇帝则一日四餐。《白虎通义》说:“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餔食，少阴之始也;莫(同暮)食，太阴之始也。”由此可见，四餐已成为皇帝宫廷饮食之定制。三餐制实行后，两餐制并没有结束。平民之家，一般还是一日两餐，至多是在早上加一吨“寒具”(小食品，如馓子、麻花之类)，正如东汉郑玄注《周礼》所云:“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 至少从商周以来，中国古代饮食一直采取了分餐制的饮食方式，即在聚餐时，在每位就餐者面前放置一张低矮的食案，各人分餐而食。这种就餐方式，是与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的习俗相适应的。 分餐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高15厘米、长100厘米、宽30厘米的红彩木食案。这表明我 ?国分餐制的源流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500年前。当历史进入殷商西周时，社会 ? 参见姚伟钧:《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 《战国策》卷11《齐策四〃管燕得罪齐王》:“士三食不得厌～～而君鹅鹜有余食”。厌:饱也。 ? 《汉书》卷44《淮南厉王传》。 ? 参见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23页。 分工日趋固定、细密，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人们的饮食方式却并未发生相应的变化，仍然在实行分食制。在殷墟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殷墟出土陶鬲破片占大量，一鬲容积，只可足一人一餐之用，似乎是人各一鬲，而且是鬲皆用陶(辛村西周卫侯墓约有25墓各出一陶鬲，即贵族墓也不例外)。以鬲煮粥，只是把米和水放入鬲中加火漫煮，米熟 ?即得。”这从饮食器具上证明了当时实行的是分食制。到了唐代，随着高足坐具的传入和流行，引发了餐制的革命性变革，人们的就餐习俗由席地而坐的分餐制转而成为高凳(或椅)大桌的合食制。在唐代壁画中，有多处表现饮食场面的作品，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合食制的情形。 第二节 酒的起源及其功用 一、酒的起源与发展 酒和茶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最喜爱的饮料，尤其是用传统方法，通过制曲酿成的酒，更是美不胜收，风格别具。 关于酒的起源，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经留下过许多记载，《战国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书?酒诰》孔颖达疏引《世本》:“杜康造酒。”这两个传说，都被严肃地写入了史书，而且被《说文解字?巾部》正式认可，以至于杜康成了酒神。实际上，正如晋代江统在《酒诰》中所说:“酒之所兴，乃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犹如古代人交往中发明的文字，被认为是仓颉所造一样，酒的出现也不可能是由于某个人的发明，而只能是在人类从游牧走向定居，发展了农业生产，大量储存了粮食，粮食得以自然发酵后造出来的。大约在原始社会中后期，人们已懂得利用酒曲来酿酒，使酒能定向生产，考古材料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1983年，在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的仰韶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组陶制酒器，包括5个小杯，4个大杯和一个葫芦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一组酒器，距今大约6000年。大汶口后期和龙山时代出土的酒器，则不胜枚举。成套酒器的出现，说明酒已成为日常饮料，只有具备固定生产酒的能力，才有可能。殷周时代饮酒蔚成风气，历史上有“商人重饮，周人重食”的说法，即反映了商民嗜酒这一特点。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殷周由此失国。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藁城商代前中期遗址中以及1987年在河南信阳的商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及陶制酒具，也是商人好饮的佐证。至周代，朝廷设置了专管酿酒的职管，说明酿酒已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酒曲的种类也增多了。特别是周代还较科学地总结了用曲酿酒的六个要领:“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酉监之，毋有差贷。”就是要求每酿一次酒， ? 参见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3页。 ? 《礼记〃月令》。 用米粮的数量要合适;制造的酒曲要不失时效;浸米和蒸米要保持清洁(不沾油腻，不沾异物);泉水要清冽，没有异味;陶甑要没有隙漏;蒸的米饭要恰到好处(不夹生，不过烂)。宫廷酿酒，都有大酉(酒官)监督，不许马虎。及至秦汉魏晋时期，酒的品种日益增多，酒的名称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的酿造技术有了长足发展，从而不断增加新的品种;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各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从而引进了许多品种，使内地酒类品种大大丰富。 唐以前的酒，大都是自然发酵酿成的米酒或果酒，酒精的含量很低，其味香甜稍带辛辣，即使不胜酒力的人多饮几杯也不会醉。所以，古人喝酒，豪饮者甚众，而烂醉者罕见。如战国淳于髡、东汉卢植饮酒一石而不在话下。到了唐代，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了酒精与水的沸点不同，于是就在发酵酒的基础上通过蒸馏的方法，使酒精与水分离，从而发明了一种酒度高、香味浓、质量比较好的蒸馏酒。因这种酒的酒精含量高，有的甚至触火即燃，所以民间又称之为“烧酒”，又因其质地透亮、洁净、无色，还称之为“白酒”。它的香、味和风格，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酿酒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由于烧酒的浓度很高，刺激性又强，所以此时人们饮酒已经不是单纯的饮食行为，而大都是为了获得感官的刺激和精神上的满足，使这一社会生活现象蕴含了浓浓的人文色彩。因此，隋唐以后，众多的文人墨客、骚人名艺、哲人雅士等都与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以酒会友，或借酒浇愁，或即杯抒怀，或醉而挥毫，从而留下了诸如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嗜饮书狂草、裴旻醉舞剑犹龙等无数脍炙人口的趣闻轶话。宋元以后，有关蒸馏酒的记载已较为普遍。13至14世纪，我国的蒸馏酒技术还通过丝绸之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此后，西欧诸国才出现了白兰地、威士忌等蒸馏酒。明清时代，酿酒业的规模日渐扩大。陕西凤翔县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据该县县志记载，仅杨林镇一带的酿酒作坊即达48家之多。湖南衡阳一带，明代以酿酒为业的达万家，其中“籍于官者四千七百”。诗人袁宏道更用“家家开酒店”的诗句描述了绍兴酿酒业的繁荣景象。由于古人认为“酒以辛醇为上”，“以色清味冽为圣”，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蒸馏酒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爱不释手的主要饮料，并以其神奇的力量，巧妙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感情、心态、行为、人际关系，从而创造出一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人还会酿造果酒。葡萄酒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果酒。它是一种低度、富有营养的发酵饮料。我国最早酿制葡萄酒的是今新疆地区的各族人民。《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内地虽早在周代便有人工栽培葡萄的记载，但这些原生葡萄品种多果小味酸，所以很少食用和用来酿酒。直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带回了优良品种，招来了酿酒艺人，以后内地才大量种植葡萄并用以酿酒，所以西汉可谓是葡萄酿酒的发明期。魏晋以降，直至唐代，葡萄酒的酿造技术达到了更高水平。史载:“太宗破高昌， ?收马乳薄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可知唐代葡萄酒的酿制方法已有所改进，其酒质也更为优异。唐宋诗中，葡萄酒之咏不绝于书。“田野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 ??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洗君鹦鹉杯，酌我葡萄醅。”宋元以后，葡萄酒更日趋大众化。在宋代还创造了用葡萄和米混合酿酒的方法。元代，葡萄酒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广泛进入各地市场。清代末年，我国已采用机械化大规模生产葡萄酒。光绪十八年(1892年)，我国第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张裕葡萄酒公司成立。1914年正式出酒，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他亲自为该厂题词:“品重醴泉”。中国的果酒，可以说多到不胜枚举。除葡萄酒外，还有荔枝酒、椰子酒、石榴酒、梨酒、枣酒、槟榔酒、甘蔗酒、桃子酒、黄柑酒、梅子酒等。尤其是中国人还善于用一些花草等来酿制许多具有特殊风味的酒，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在甲骨文中，就有用黑黍和郁金草酿制的“鬯”酒的记载。根据古文献记载，人们还曾用椒花、桂花、菊花、莲花、蔷薇花、茉莉花甚或苏合香、龙脑香、薄荷等来酿酒，其风味之独特，可以想见。 从古代的匈奴、东湖、乌桓、鲜卑到今日的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还擅长用马、牛、羊、骆驼的奶来酿制奶酒。奶酒也是我国较古老的酒了。《周礼》中已提到“醴酪”，就是用乳酿制的酒。由于奶酒具有驱寒活血、消食健胃等功能，因而颇得人们青睐。如元代的马奶酒，“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是蒙古“八珍”之一，为元朝宫廷和蒙古贵族府第的重要饮料，忽必烈经常把它盛在珍贵的金碗里犒赏有功之臣。清朝时也被列为“御用品”。 中国的药酒也值得一提。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已经能制造药酒。春秋以后，酒在医学上的使用更加广泛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多次提到酒的使用。《神农本草经》中已明确记载了用酒浸泡药材。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已应用“红兰花酒”治疗妇科疾病。隋唐以降，药酒开始成为中医临床治疗的常用剂型。数千年来中国人究竟创制了多少种药酒，实难以统计。仅《本草纲目》就记载了79种药酒，单是用蛇炮制的就有广西蛇酒、乌蛇酒、蚺蛇酒、蝮蛇酒、花蛇酒等多种。 二、酒的功用 古往今来，酒始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饮料。不过，人们饮酒并不是为了充饥，不是为了解渴，也不是为了补充必要的营养以保持体力或延长寿命。所以，酒不是一般意义的饮料，而是一种特殊的饮料。 我们认为，从古至今，人们饮酒的主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宋,钱易:《南部新书》丙卷。 ? 《全唐诗》卷354《刘禹锡》。 ?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5。 一是刺激人们的感情，或用于促，或用于抑，在人们神经活动过程中起着催化作用。人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两大情感因素，即欢乐与忧愁。而酒的神奇之处恰恰在于它同时能满足人们这两种相反情感之需要。高兴时可以借酒以抒发情怀，如杜甫的《闻军官收河南河北》“句句有喜跃意”，为杜诗中“言喜”之名作。其“喜跃”之情，皆借“纵酒”以“放歌”。而愁闷时更须借酒以销愁，如曾经叱咤风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面对流逝的时光和壮志未酬的现实，无可奈何，便用酒来排解心中的忧伤，大呼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又如李白的“赐金放还”，将一腔积郁，借酒销释，遂成《将进酒》这篇古今绝唱。对于志士，酒更能刺激他们的豪情。北宋苏洵有“壮心时傍醉中来”的名句，南宋爱国志士辛弃疾醉后写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醉酒激发了诗人昂扬的斗志，激励着他和友人奔赴沙场。 二是用于各种礼仪，即古人所谓“成礼”。实质上是调节情绪，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古代中国人在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特别讲究礼法，礼又非常多，所谓“繁文缛礼”，一点不假。而这些又大多是“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看到诸如订婚酒、结婚酒、合卺酒、女儿酒、百日酒、生日酒、毕业酒、拜师酒、团圆酒、接风酒、饯别酒、出丧酒、春酒、清明酒、端午酒、中秋酒、重阳酒、除夕酒以及各种节日之酒、宴会之酒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已成为各种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其作用实际上是间接刺激人们的感情，满足 ?精神生活的需要。 三是对文学艺术具有催化作用。古代不少诗人、书法家、画家，往往须在酒后方能吟诗作画、挥毫泼墨，许多杰出的作品甚至是在醉态之中完成的。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自己也在《江上吟》中咏道:“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傲啸凌沧洲。”李白一生写有大量的诗文，流传至今的即达1050首之多，其中写到饮酒的就有170首。著名的饮酒诗有《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对酒》等等。《饮中八仙歌》还写到大书法家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书?李白传》载:“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其墨，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三杯酒下肚，他便无视贵族的尊严，在王公面前脱帽露顶，奋笔疾书，字若云烟，舒卷自如，酒使他的书法艺术出神入化。唐代的苏颋和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也都是在醉意之中就墨挥毫的;宋代的包鼎，以画虎而闻名。他画虎之前，总是先“洒扫一室，屏人声，塞门涂牖，穴屋取明，一饮斗酒”，而后“脱衣，据地卧、起、行、顾”，觉得自己真像老虎之后，才“复饮斗酒，取笔 ?一挥尽意而去”。凡此种种，足以表明，酒能激发创作的冲动，使之产生灵感。 ? ,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 参见袁庭栋:《酒文化二题》～载《中国酒文化和中国名酒》～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 ,宋,包鼎:《后山丛谈》。 由此，不难理解，饮酒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活动，即人类文明中最古老的饮酒文化。 三、酒祸与酒禁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因饮酒不加节制而失礼、失节、误事、损人害己，甚或影响朝政、最终导致杀身亡国的酒祸几乎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概而言之，纵酒的危害性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纵饮而早丧。三国时期的曹植，满腹经纶，深为其父曹操所宠爱，欲立他为嗣。但他“饮酒不节”，时常酒后误事，令曹操大失所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欲派曹植为南中郎将，率兵前往解救为关羽所包围的曹仁，但他却因 ?烂醉如泥而不能前来受命，曹操大怒，将其罢免。从此，他心情一直郁闷不快，加之曹丕的不断迫害，只好纵酒自遣，31岁便命归西天。 二是滥饮而猝死。东汉时期的丁冲，在曹操手下担任司隶校尉一职。他时常 ?与军中将士们饮酒。有一次，又与诸将滥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北齐的绍廉，能饮酒，且酒量特大，“一举数升”，有一次因饮得过急过猛而当场毙 ?命。宋代的李肃，才华横溢，仕途顺遂，但他十分贪杯。在他准备由濮、博二州从事升任保静军节度推官时，因激动无比，便与同族人酣饮庆贺，结果大醉， ?“酣寝而卒”。 三是贪杯罹灾祸。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据《韩非子》载，春秋时期，楚共王和晋厉公交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刚一开战，晋国的军队便分击楚军的左右翼。楚军的精锐力量尽在中翼，可大司马子反却喝得烂醉，根本无法指挥战斗，致使楚军大败，楚共王的眼睛也被射伤。楚军只好退兵而还，回到楚国后楚王立即下令杀了子反。 酒禁 过度饮酒，既能使人伤身减寿，破财渎职，丧德败性，又浪费粮食，所以很早就有禁酒的呼声。 早在夏代，贵族们便嗜酒如命，酗酒无度，尤其是末代国王桀，更是好酒成性。《通鉴》前编说他“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隄，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由于他终日饮酒作乐，致使国势日衰，终致被商汤所灭， ?落得个“走鸣条，遂放而死”。 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西周统治者一上台就特别强调酗酒之害，并制定、颁布了限制酒类消费的政策——酒诰。《酒诰》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禁酒文献。 他告诫人们“刚制于酒”，即坚决地对饮酒加以节制，不能“湎于酒”和“荒腆于酒”。规定不能“群饮”，凡是聚众群饮的，一律抓起来杀头。执法不力、执法不严者也同样有杀头之罪。由于周初礼法十分严厉，因而《酒诰》在禁酒方面也确实发挥过 ? 《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 ? 《三国志》卷19《任城陈萧王传》。 ? 《北齐书》卷12《文宣四王传》。 ? 《宋史》卷263《李穆传》。 ? 《史记》卷2《夏本纪》。 一些作用。但好景不长，周穆王以后，历代帝王复又纵情酒色、奢侈昏庸。上行下效，酗酒之风很快又在周人的国土上刮起。禁令自然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西周的基业，终于断送在耽于酒色的周幽王手中。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已不禁酒，对酒的生产、流通、消费一般都采取放任政策，私人酿酤业得以勃兴。此时期的统治者“嗜酒而甘之”，因而误事者史不绝书。民间饮酒也毫无顾忌，市饮群饮的限制到战国时已被突破。《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秦朝统一后，奉行抑商政策，使经营酒的商人在重稅的负担下大部分利润转入封建国家。由于稅重，酒的价格就特高，十倍于成本，这就限制了消费，使“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而“农不慢”，从而能将精力集中到生产中去。 ?曾实行禁酒政策。同时，《秦律?田律》中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部佐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即禁止住在农村中的人以剩余粮食酿酒，沽卖取利;同时对农民饮酒也有限制之意。 西汉文帝时期制定《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只有在“赐名酺”的日子里才能够会聚饮食几天。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顺帝汉安二年(143年)都曾先后下令禁沽酒。但在一般正常年景，虽有禁酒令，但执行并不严。实际上是明禁暗不禁，禁“民”不禁“官”，禁令往往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都不禁酒。只是在某一地区或某一段时间内有过局部和暂时的禁酒。 隋、唐、五代、宋、辽诸代也基本上不禁酒。如唐朝只有乾元二年(759年)、建中元、三两年(780年、782年)因为“岁饥”，才一度禁止酿酒。 到了金、元时期，禁酒较为严厉。金朝建立伊始，为了节约粮食，于天会十三年正月(1135年)诏公私禁酒，此为金代的第一次禁酒，成效明显。金熙宗即位后，“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 ?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帝王如此，禁酒当然无法再推行下去。海陵王即位后，于正隆五年(1160年)再次禁酒，规定凡朝官饮酒的，一律斩首。禁酒如此之严，堪与北魏文成帝的酿酤饮者斩相比。元代的禁酒时严时弛。有元一代，因粮食不足而往往在榷酤的同时宣布实行禁酒政策，严酒禁和开酒禁的次数之多，其见诸史籍记载者，可居各朝之冠。总的看来，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到元成宗铁穆耳时，其禁酒较为严格，而到了武宗海山时期，禁酒便松弛多了。 明朝虽然也有几次禁酒，但效果不明显，在很多时候，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如在明初，虽然朱元璋下了禁酒令，但皇家却照例开设酒醋曲局，用来造曲或用 ? 《商君书〃垦令》。 ? 《金史》卷4《熙宗纪》。 征收的实物曲税酿酒，供王室内部消费。各地方的官衙也常向市场沽酒，置内衙供官吏使用。 由上述可见,中国古代的禁酒之策虽然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就整体上看,禁酒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古代“酒以成礼”，统治阶级本身就需要它,离不开它。而自己禁不了,却要去禁他人,只能是一句空话;其次，汉代以降，酒税已成为历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禁了酒也就等于断了一大财源;复次，“酒之为物，既以成礼，亦复合欢，人情所不 ?能止”，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求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 纵观中国历史，一味禁酒是行不通的。酒，并非毒品，无论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我们都没有必要将其禁绝。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人由于过量地饮酒和不文明的饮酒，每年酿酒、饮酒不仅耗掉了大量的粮食，而且耗糜了不可计数的财力和精力;对工作效率、劳动安全和健康的损害更是不可估量。有熟语云: ?“少饮不济事，多饮济甚事,有事坏了事，无事生出事”。它既反映了古人对酒的认识，也告诉了我们酒在古代生活中的实际意义。然而人性有着难以克服的弱点，发明酒和耽于酒，是人类聪明和糊涂的一个死结。据载，我国每年喝掉的酒， ?相当于3个西湖水量之多～这个天文数字，发人深省。 ? 本节参考刘军等:《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71,181页。 ? 金埴:《不下带编》。 ? 《中国体育报》1993年5月 日。 第三章 中国古代服饰风俗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又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服饰活动及其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定位取向，既是一个时代变化的“晴雨表”，更是 检测 工程第三方检测合同工程防雷检测合同植筋拉拔检测方案传感器技术课后答案检测机构通用要求培训 该时代社会生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具体而论，服饰除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精神生活。它是各族人民生活内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外在反映。就文化而论，它又具有“显”文化特点，故有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而论，它是人的第二层“皮肤”。 第一节 历代服饰流变 一、春秋战国服饰的创新 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就包括对服饰礼俗的争辩，在诸子论著中就有大量篇幅涉及服装美学思想。这些服装美学观念实际上体现了这一时期各阶层人士在服饰观念上的差异。尚礼崇仁的儒家主张服饰应“约之以礼”、“文质彬彬”，孔子就认为服饰要合乎“礼”的要求，什么身份的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如何着装，应该适度，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制度的有序和本人的综合修养，才符合社会规范。尚俭的墨家则与儒家明显不同，《墨子?辞过》在谈到服饰时说:“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墨子认为服饰的实用功能是暖身，不必过分追求艺术性或是以此去显示身份。崇尚自然的道家提出“被(披)褐怀玉”、“甘其食，美其服”，“被(披)褐怀玉”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甚至反对服饰的修饰作用，道家这种服饰思想对后世魏晋时期尚通脱的士人的着装观念，影响至为明显。推崇功利主义的法家则在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这些服饰观念的流行使刚刚步入规范化时代的中国服饰的形制又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此外，由于各地地理环境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也使此时期的服饰多姿多彩。 先秦服饰在中国服饰演变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等中国服饰的基本形制，而且开始显露出中国服饰图纹富于寓意，色彩有所象征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它就像一个远去的梦，印象模糊、朦胧，却又那样令人难以忘怀，因为那是我们祖先精心创造的文化。 二、考究的秦汉服装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也包括衣冠服制。这些制度的釐定，对汉代影响很大。汉“承秦后，多因其旧”，大体上保存了秦代的遗制。因而秦代与西汉初年服饰有许多相同之处。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活跃，社会风尚 有所改观，人们对服饰的要求越来越高，穿着打扮，日趋华丽、考究。汉文帝时，京师贵戚服饰，大大“奢过王制”，甚至一些贵族家庭中地位卑下的奴仆侍从，服装也必用“文组綵牒，锦绣绮纨”。饰物装束也更为珍贵，或用犀象珠玉，或用琥珀玳瑁，金银错缕，穷极美丽。 秦汉时期，男子几乎都穿袍服。秦始皇在位时，规定官至三品以上者，绿袍、深衣。庶人白袍，多以绢制作。汉四百年中，男子一直以袍为礼服，领口、袖口处绣夔纹或方格纹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口露出内衣衣领，有的袍服下摆有花饰边缘，或打一排密襇，或剪成月牙弯曲之状，并根据下摆形状分成直裾与曲裾。当时袍服的制作日益考究，装饰也日臻精美。一些别出心裁的妇女，往往在袍上施以重彩，绣上各种各样的花纹，甚至在隆重的婚嫁时刻，也穿这种服装。《后汉书?舆服志》云:“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 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中，服饰实行“深衣制”，从皇帝至各级官员，均佩长剑和绶，并以绶的颜色来区别等级。服色尚黑，皇帝郊祀之服都为“玄衣绛裳”，即黑色上衣，红色下裙。深衣制的特点是蝉冠、朱衣、方心、田领、玉佩、朱履。所服总称“禅衣”。禅衣为单层的外衣。这种服装的基本样式大致分为曲裙和直裙两种类型。直裙禅衣开襟从领向下垂直，又称“单于”。这种服式由于既长且宽，男子服用较为普遍;曲裙禅衣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汉代皇后祭祀服颜色，上衣用绀色，下裳用皂色;皇后穿蚕服，上衣用青色，下裳用缥色(清浅黄色)。 秦汉妇女日常所穿之服，多为上衣下裙。上衣叫“襦”，有长短之分，长襦下垂至膝盖，短襦则仅至腰部。古诗《陌上桑》中记载了采桑姑娘罗敷的装扮，“湘(浅黄色)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种上襦，就是短襦，即上身穿著淡紫色绫子做的短袄。《孔雀东南飞》中关于刘兰芝的装束写到“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纨流素，耳着明月珰。”这表明当时妇女在着装上还是比较讲究的。东汉乐府诗人辛延年《羽林郎》中“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之句，描绘的是少数民族姑娘所穿的一种象征和合欢乐花纹的彩色图案的短襦。汉代妇女礼服以深衣为尚，其特点是衣襟的绕转层数增多，衣服下摆增大，与战国时又有区别。穿著者腰身一般裹得很紧，并用一根绸带系扎于腰间。还有一种叫“袿衣”的服装，样式与深衣相似，在衣服的底部衣襟曲转盘绕形成两个上广下狭、如刀圭形的装饰。 秦汉时期的军服，根据秦始皇兵马俑出土发现，陶俑所穿的上衣为铠甲俑和战袍俑。秦代将军，身穿两层战袍，外面套上熠熠生辉的铠甲，一般武官穿战袍，胸腹部有护身甲胄。步兵中铠甲武士，战袍带有铠甲，驽手身穿战袍，跪射者多带甲，立射者无。骑兵身穿紧身短袍，外披齐腰铠甲，袍袖窄小，袍的右襟褶于胸前右方，与步兵战袍左襟褶于背后不同。汉代军服基本沿袭秦制。在冬季除披带甲胄外，上身还着有絮衣，以抵御风寒。所披甲胄从汉代陶甲俑看，为黑色铁制铠甲。 秦汉时，首服的式样已经很多，分冠、帻、襟等，分不同场合、不同身份戴用，而且官方规定和民间讲究都很严格。东汉永平二年(59年)，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尚书》等史籍，重新制定了祭祀和朝服制度。其中关于冠，就有诸多式样。汉代官员戴冠，冠下必衬帻，并根据品级或职务不同有所区别。戴冠衬帻时，冠与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的进贤冠要配介帻，而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巾帻。“卑贱执事”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 这一时期，男子外穿的足服，主要为高头或歧头丝履，上绣以各种花纹，或是用葛麻制成的方口方头单底布履。另外还有诸多式样和详细规定，如舄，为官员祭祀之服。履，上朝时用服。屦，为居家燕服。屐，为出门行路用。妇女履式与男子大同小异，一般多施纹绣，木屐上也绘彩画，再以五彩丝带系上。 从汉代开始，民族间的大规模交流使得服饰质料乃至图纹都融入了多民族的文化内蕴。服装面料上出现了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常用的葡萄纹、胡桃纹、狮子纹和卷发高鼻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新疆民丰东汉墓中出土的蓝印花布，说明这一时期织绣印染技术已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这为秦汉讲究服装色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三、开放的魏晋隋唐服装 魏晋之世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 ?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精神上的大解放以及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使魏晋之世的生活充盈着反对束缚、追求自由旷达的气息。在衣冠服饰上，崇尚飘逸、洒脱，以崇尚虚无、蔑视礼法、放浪形骸、任情不羁为尚的魏晋士人更是独领魏晋服饰宽博的风流。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表明这一时期的文人服装多以宽衣大袖为尚，长衫更成为魏晋之世男子服装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服饰。 这个时期的衫子有单、夹两式。一般多做成对襟，中间用襟带相联，也可不用襟带，两襟敞开。服装色彩则崇尚素雅，尤以白色为多。衫子的穿法不尽相同，有的穿着在身;有的披搭在肩;有的敞开领襟;有的袒胸露臂。穿衫子的士人头上一般多梳丫髻，或戴巾子;闲居时靸鞋赤足，无所不有，甚至披头散发，裸露身子。这些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图中的竹林七贤，都穿着宽畅的衫子，衫领敞开，袒露着胸怀，其中7人赤足，1人散发，3人梳丫髻，4人裹巾，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潇洒脱俗有气质和落拓不羁的品貌。 衫与袍的区别在于袍有祛，而衫为宽大敞袖，由于不受衣祛限制，魏晋之世的服装渐趋宽博，褒衣博带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服饰风格。《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颜氏家训》也讲梁代士 ?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大夫均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这种长衫“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 ?分为二。”转相流传，成为习俗，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均以宽衫大袖为尚。除大袖衫外，男子也着袍、襦、裤、裙等，当时的裙子也较为宽广，下长曳地，可穿衫内，也可穿于衫之外，腰间以丝绸宽带系扎。如此着装，给人一种超凡脱俗、飘忽欲仙的感觉。 魏晋之世，服饰上的开放气息在女子服饰上亦有体现。东汉以后妇女的服装样式一般以宽博为主，敦煌壁画所绘这个时期的妇女服装，无不褒衣博带，大袖翩翩。南朝梁简文帝《小垂手》诗“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及吴均《与柳恽相赠答》诗“纤腰拽广袖，半额画长蛾”，都是咏南朝妇女宽衣的潇洒与标志的。北朝妇女也不例外，洛阳宁懋石棺线刻各阶层人物中大袖衣男女贵族，太原圹坡北齐张肃俗墓出土的著大袖合领衣女陶俑等，都是很好的实物例证。这一时期，中原动荡，胡风南浸，汉族妇女的服饰由于受少数民族习俗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比较明显的是服装式样由上长下短变为“上俭下丰”，由宽大博带变为窄袖紧身。干宝《晋纪》在记述当时妇女服装习俗时称:“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着衣者皆厌腰”，这种细腰、窄腰、上衣短小而下裳宽大的服装样式，从这个时期的陶俑、壁画上也可以看到，尤其是南京石子岗出土的女俑表现得最为明显。此时期，男子早已不穿的深衣仍在妇女中间流行，并且有所发展，主要是下摆部位作了改制。通常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形似旌旗。围裳之中伸出两条或数条飘带，走起路来，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卷》中妇女所着“杂裾垂髾服”犹如“凌波仙子”超凡清丽。妇女平时最爱穿的服装则是裲裆、白练衫、各式长短裙，肩上披以五颜六色的“帔子”。魏晋以来，裲裆、白练衫已较为时兴。1974年，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于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清理了一座晋代夫妇合葬墓，其中就有“白练复两当”、“白练夹两当”等实物。裲裆今谓坎肩、马夹，俗称背心，滥觞于汉代，其制多被做成两片:前片挡胸，后片遮背;肩部及腋下用带系联。汉代多用作内衣，魏晋以后被穿出在外，逐渐演变成一种便服。《晋书?五行志》:“元康末，妇人出两当，加乎交领之上。”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南朝齐、梁时，裲裆衫更成为有代表性的流行服装，男女都穿，蔚成时尚。白练衫即以白绢制作的衬衫之类，亦为当时妇女所喜穿。帔子类似于后世披肩，有防寒和装饰作用，两晋南北朝有花帔、红帔。西安草场坡出土北魏伎乐女俑，肩膀领间加著的就是花帔子。 经过魏晋数百年的长期交融，南北服饰渐趋合壁，步入隋唐盛世后，“兼容并蓄”的社会气象谱写了中国服饰史上更为瑰丽的篇章。 隋唐时期的男装，服式相对较为单一。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脚登乌皮六合靴是这一时期男子的主要着装方式。这一身既洒脱飘逸，又不失英武之气，是汉族与北方民族服饰相融合而产生的一套服饰。官服则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口、袖口、衣裙边缘施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 ? 《宋书》卷82《周朗传》 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式便于活动，宽袖式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这种襕衫一直延传到宋代，仍为士人所服。隋唐之际，服色上的规定日趋严格，《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唐人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帝皇常服专用色彩。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隋唐五代时期的女子服饰，是中国服饰演变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其总体态势，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后世也无可企及者，完全称得上是封建社会中一朵昂首怒放、光彩无比的瑰丽之花。有唐一世，女子服饰形象主要分为襦裙服、胡服和男装。襦裙服主要为上着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皮帛，加半臂，足登凤头丝履或精编草履。初唐妇女服饰基本上承袭隋代而来，上身着窄袖短襦，下身着紧身长裙。襦一般以质地柔软的绫罗为之，领口常有变化，如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甚至流行起袒领，穿时里面不衬内衣，露胸脯于外。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干《赠美人》诗:“粉胸半掩疑暗雪”等，都是对这种装扮习俗的形象描述。妇女穿襦裙装时，配套服饰中尚有半臂和披帛。这是襦裙装中的重要点缀。半臂似今短袖衫，因其袖子长度在裲裆与衣衫之间，所以被称为半臂。披帛，是从狭而长的帔子演变而来，后来逐渐成为披之于双肩、舞之于前后的一种飘带了。这种古代仕女的典型饰物，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至隋唐已十分盛行当毋庸置疑。唐代妇女在紧身襦衫外面披围于肩背之上的帛巾，多以锦或纱罗制作而成，长者可绕于臂弯，垂曳而下，于行走时随风飘动，形似“飞天”，飘忽欲仙。在唐代中晚期，还流行过一种纱罗衫，黑色，穿时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此衫薄如蝉翼，胸脯、臂膊的肌肤隐然可见。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愤诗:“惯束罗裙半露胸”等诗、画正是对这种大胆、开放的着装方式的描绘。唐代女子短小紧身的襦衫，配以艳丽宽阔的罗裙，更能展现女性健美、婀娜动人的体态。永泰公主墓前室东壁壁画所表现的16位妇女，除4人男装打扮外，其余均着短衫、披帛、系曳地长裙，其中2位宫女衫领低开，胸乳依稀可辨。这些开放的服饰在唐诗中也多有描述。 隋唐妇女所垂青的裙子，其长度比前代有所增加，裙裾曳地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富室女子，为了显示裙子的修长，着裙时多将裙腰束在胸部，有时甚至束在腋下，裙子的下摆则盖住脚面，有时在地下还拖曳一截。唐人诗文中常提及这种情况，如王建《宫词》云:“黛眉小妇砑裙长”，孟浩然《春情》诗:“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都是对这种长裙的形容。当时的裙子不仅修长，而且宽度也很宽，大多用6幅布帛拼制而成，因而有“裙拖六幅湘江水”的形容。按《旧唐书》所记载的布幅宽度推算，唐代的“六幅”，相当于今天的300厘米，其裙子的宽度是可想而知了。如此宽的裙幅，一方面造成了用料上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到穿著者的活动，因而引起了朝廷的干涉。《新唐书?++++------ 服志》载:“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超过三寸。”至于裙子的颜色，则以红色为尚，尤其是年轻妇女，更喜欢穿着鲜艳的红裙。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主要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人们也将红裙称之为“石榴裙”。 男装亦为唐朝女子所喜着。所谓女着男装，有的只是着男子主服，有的则全身仿效男子装束。《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女子着男装在开元天宝年间尤甚。《中华古今注》:“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传统服装表达了庄重、含蓄却略显呆板的古典美。唯有唐代妇女服饰，开化袒露，表现妇女充满朝气、蓬勃向上的 ?婀娜体态美，为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服饰所独有。随着理学的兴起，传统服饰走向了另一个发展层面。 四、高雅的宋装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称雄的混乱局面，出现了一段承平时期，工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但是由于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及规章制度的限制，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必过分华丽，而应崇尚简朴，尤其是妇女服饰“惟务洁净，不可异众。”各朝皇帝也曾三令五申，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僭”。因此，宋代衣冠服饰总的说来显得比较拘谨和保守，式样变化不多，色彩也不如以前那样鲜艳，给人以质朴、洁净和自然之感。比起隋唐的雍容开放，更多了点高雅的气息。 宋代服装分为三种:一为“公服”，主要为皇后、贵妃以及各级命妇所用;一为“礼服”，主要是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 宋初建国，官服大部分沿袭隋唐五代遗制，没有太大的变化。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制衮龙衣、绛纱袍、通天冠。博士聂崇义上《三礼图》，奏请“仿虞周汉唐之旧”，重新制定服制，得到皇帝的批准，服饰制度始备。 北宋初年，因服饰没有定制，又受外来影响，曾出现过“毡笠”、“钩墩”(袜裤)的契丹服，因其形制简便，穿著适体，渐为汉族人民接受，士庶男女相习成风。妇女更以契丹族服饰作为常服。尽管多次遭到禁止，然而积习已深，未能尽革，直到北宋末年，仍有效仿“契丹衣装”者。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规定宫内妇女不得采用绫缣五色华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直至徽宗时期，官府多次改良服饰，而且更趋于奢华。对于这些规定民间庶民置若罔闻，绫缣锦绣任意服用。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是公服。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之际用色稍有变化，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穿服紫色和绯色 ? 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 (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以此来区别职位的高低。一般低级官吏则不可服用这种佩有金银鱼袋的公服，而只能服用黑白两种服色。 有宋一代，常服主要有以下几种: “襦、袄”为平民日常服用的必备之服。襦是有袖头的，其长度一般至膝盖间，有夹、棉两种，都作为衬在里面的衣着。袄近于襦，通常作为燕居时穿着，一般在春秋两季穿着夹袄，冬季则穿棉袄，富贵之家或用皮袄。介乎夹袄和棉袄之间，还有一种纳袄，以数层布帛缝纳而成，可御微寒。多用于武士及百姓，有官之人平常闲居也可着之。实际上，襦与袄没有多大差别，到后来襦也称谓袄了。 “袍”有两种类型，即宽袖广身袍和窄袖窄身袍，有官职者穿锦袍，无官职者穿布袍。 “衫”为男子穿着的时尚服，有紫衫、凉衫、帽衫及襕衫等名目，士庶百姓用作常服，文武官吏则用作便服。 “襕衫”属袍衫范围，故又称“襕袍”。这种袍衫以白细布为之。下长过膝，在衫下摆的膝盖部位，则加接一幅横襕。其形制初见唐代，流行于宋代。《宋史?舆服志》:“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织。进士及国子生、县生服之。” “短褐”是用粗布或织麻布做成的粗糙之衣，为一般贫苦的广大平民所穿著。因为是一种宽博之衣，因而又为道家所垂青，当时的文人隐士亦着此装以为隐者之服。 “裳”是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以黄裳。燕居之时不束带，待客之时以大带束之。 “直掇”是一种较为宽大的长衣，因背之中缝直通到下面，所以称之为直掇。多为隐士及僧寺行者穿着。 “鹤氅”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宽大而修长，十分贵重(早年鹤氅据说为真鹤羽制成)，前后开衩，以便于骑马，多为道家高士穿用。 宋代命服制度承唐制，皇帝的妃、嫔及皇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宋代命妇随男子官服而厘分等级，各内外命妇有袆衣、褕翟、鞠衣、朱衣、钿钗礼衣和常服。皇后受册，朝谒景灵宫，朝会及诸大事穿袆衣;妃及皇太子受册，朝会穿褕翟;皇后亲蚕穿鞠衣，命妇朝谒皇帝及垂辇穿朱衣;宴见宾客穿钗钿礼衣。内外命妇的常服均为真红大袖衣，以红罗生色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以药玉(即玻璃料器)为坠子，红罗背子，黄、红纱衫，白纱裆裤，服黄色裙，粉红色纱短衫。 妇女(包括贵族妇女)日常服饰大多上身穿袄、襦、衫、背子、半臂、背心等，下身着裙、裤，这是最为普通的装束。襦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宋代 因袭不改，但大多用于下层妇女。大多作为内衣，穿着时外面再加上其他服装。袄的形制与襦相类，惟衣身较襦为长。女衫大多以轻薄的材料作成，颜色以素淡为主。半臂的袖子多长至肘间，着此有利于活动，多用于普通妇女及侍女奴婢。另有无袖之衣，只能裹覆胸前后背，俗谓背心。现代服装中有背心一物，即由此演变而来。背子起源于宋代，它的外形类似长袍，与袍不同的是，袖子细长，前后衣裙不加缝合，两侧的衣衩直开到腋下。其领为对襟直领，将领口与衣襟用同一条宽边下去。一般上层社会的女子，所穿背子较长，身分较低者所穿的背子较短。在福建福州宋代黄升墓中出土了妇女背子实物。在山西晋祠圣母殿，有一批塑造得极其精妙的宋代彩塑，其中的宫女大多都身穿背子，有些人穿着背子，却不系带，衣襟敞开，显得十分潇洒。 裙子是妇女的下装，由于在时间上离唐不远，所以还保存着晚唐五代的不少遗制。此时的裙子用料较多，一般用6幅布料，最多可达12幅，且多褶裥。福建福州黄升墓出土的一件女裙，6幅除两侧两幅不打褶外，其余4幅打15个褶，共缝出60多个折裥。宋代妇女乘驴出行时，有一种叫做“旋裙”，前后开胯，以便乘骑。这种裙子最旱是京城汴梁的妇伎穿起来的，逐渐被一般士人接受，开始仿制，成为流行时装。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妇女的时装式样，基本上都是从宫廷与伎院这两处首先创造出来的，然后才传入社会，影响世俗。此裙的纹饰，或作彩绘，或作染缬，或作销金剌绣，或缀真珠为饰。色彩以郁金香根染的黄色为贵，红色则为歌舞伎所穿，以石榴裙最为鲜丽，多为诗人吟诵。青、绿色裙带多为老年妇女或农村妇女所穿。 宋代妇女比较讲究戴花冠与佩饰。花冠初见于唐，因采用绢花，所以可同时把桃、杏、荷、菊、梅合插一冠上，称为“一年景”。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庆寿册宝》记正月元日祝寿册室，有诗戏曰:“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还有“白角长梳，侧面而入”等具有宋代服饰特色的发饰等。当时官宦贵妇服饰上常有当时应景的花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道:“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也写道:“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都在写景同时描绘出了宋时年节之日的应时饰品。宋代妇女还喜用一种盖头巾，方5尺左右，以皂罗制成。初为女子出门时遮面用，后以红色纱罗蒙面，作为成婚之日新娘必须穿戴的首服，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近代。 劳动人民服式虽然多样，但大都是短衣、紧腿裤、缚鞋、褐布之类。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云:“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约800位各行各业人士，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的百姓服装，虽然不如唐代那样异彩纷呈，但也颇具特色。 五、异族风情:辽金元的服饰 五代十国以后，同两宋相继并存的北方政权有辽、金、元等，这些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辽以契丹族为主，金以女真族为主，元以蒙古族为主，在这些政权统治时期，其服饰虽然保存了部分汉制，但更多地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特点，带有浓烈的异族风情。 契丹族服饰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这个时期的袍服样式一般多为左衽、圆领及窄袖，袍上有疙瘩式攀扣，袍带于胸前系结，下垂至膝。袍服的颜色以深色为多，有灰绿、灰蓝、赭黄、墨绿等，纹样也比较简朴。下穿套裤，着时将裤腿放在靴筒之内，上系带子于腰。女子在袍内着裙，也穿长筒皮靴。由于辽地寒冷，所以袍料大多为兽皮，如貂、羊、狐等，其中以银貂裘衣最贵，多为贵族所服。契丹立国后，形成了国(胡)服和汉服并存的局面，其中国(胡)服最富民族特色。百官服饰，分为朝服、公服和常服。朝服，北班(胡服)戴毡帽，冠以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束;也可戴纱冠，其制与乌纱帽相似，无檐，额前缀以金花。衣服则用窄袍。公服，北班臣僚用幅巾，着紫衣。常服，北班臣僚穿着貂裘，以紫黑色为贵，青色次之。又有银鼠、貂毛、羊皮、鼠皮、沙狐裘等。 女真族生活在寒冷的长白山地区，以狩猎为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金代服饰崇尚白色。女真族的服饰多用皮制，《北盟录》称女真男女服装，在建国之前，不过黑裘、狐貉而已。立国后，服饰仍较朴素，《大金国志》载: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旧俗，土产无蚕桑，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严寒之地，无论贫富都穿皮衣以抵御寒冷。富者春夏多以紵丝、锦纳为衫裳，间或以细皮、布为之;秋冬则用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或用紵丝绸绢。贫者春秋并衣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以獐麋的皮为衫裤，所穿的袜都用皮做之。由此可知，这个时期金人的服饰，虽已使用布帛，但仍以皮毛为主。冠服制度确定以后，金人服饰开始略有讲究，金代男子的常服多由四部分组成，即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骼带，脚登乌皮靴。他们的服装形制，包括样式、色彩和纹样，都有一些特点。《金史?舆服志》称:“其衣色多白，……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除了用野兽的皮毛做服装外，织物的颜色，冬天多用白色(与冰雪溶为一体)，春秋之服，则在衣服上绣以“鹘捕鹅”、“杂花卉”及“熊鹿山林”等动植物纹样，具有麻痹猎物、保护自己的作用。 元代的民族组织者以蒙古族为主，蒙古民族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汉族社会。他们的服装显得非常简朴实用，一年四季基本上都穿着皮革与毛毡制作的袄裤、帽子和皮靴。男女之间的衣服式样区别不大。他们的袍子和皮袄一般为窄袖紧身式，为了挡风，常采用立领，衣襟右衽，为了便于骑射，衣袍的下摆比较宽大，可以遮住鞍座和在马身两侧的双腿。 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服装，称“质孙服”制，汉 语称“一色衣”，这种服装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官臣在内宫大宴中均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有上下级的区别和质地粗细的不同。天子的质孙寒服有11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夏服有15个等级，百官的冬服有9个等级，夏季有14个等级。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完好。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 元代流行一种“辮线袄子”，这是一种短袍，它在腰间缝制出很多横向折实褶，并交成十字花针连结起来，折裥上有纽扣。下部袍襟上有折褶，这样制作的目的，在于方便骑马、射箭等活动。 当时人们习惯穿一件类似于半袖的衣服，用皮做成，有表有里，称为襻子答忽。《元史?舆服志》:“天子质孙，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银鼠暖帽，其并加银鼠比肩。”下注:“俗称曰襻子、答忽。”元武汉臣《生金阁》第三出载:“孩子吃下这杯酒去，又与你添了一件绵搭救护么。” “比甲”是妇女的一种便服，前有衣裳，无衣襟、无领、袖，后面长倍于前面，用两襻结之，亦为便于马上的服式。《元史? 后妃传一》:“(后)又制一衣，……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四:“元世祖后察宏吉剌氏创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比甲。盖以便弓马也。流传至今，而北方妇尤沿之。” 蒙古族男子的首服为冬帽夏笠。各种样式的瓦楞帽为各阶层男子所用。蒙古族女子首服中最有特色的是“顾姑冠”，也叫“姑姑冠”。《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故名„姑姑?，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关于“姑姑冠”的制作，《黑鞑事略》记载得比较详细:“姑姑制，画(桦)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宋)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因此，根据“姑姑冠”饰物的不同可以区分饰者身份的尊卑。汉族妇女尤其是南方妇女则根本不戴“姑姑冠”。元代金银首饰工艺精湛，山西灵丘县曲回寺村出土的“金飞天头饰”、“金蜻蜓头饰”立体感强，形象真实生动。飞天披帛裙带飘曳，身下祥云为柄，结构相当巧妙。 六、明代恢复汉族衣冠 明代建国以后，急于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其中便包括服饰礼仪。明王朝根据汉族传统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全面调整。 明朝用30年时间釐定了新服制，曾经3次改动。洪武元年(1368年)学士陶安等道人提议根据传统服制，首先制皇帝礼服。明太祖认为古代的五冕之礼过于繁琐，决定在祭天地、宋庙时采用衮冕。至于在祀社稷等一般性的祭祀场合，， 则用通天冠服。洪武三年(1370年)，明代服制初步制定，主要有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文武官员常朝之服及士庶阶层的巾服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将原定的冠服制度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新冠服制度颁布后，数百年间不曾有过大的变动，只是在服装颜色及服装禁例等方面，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如不许官民人等服用蟒龙、飞鱼、斗牛图案，不许用元色、黄色和紫色，不许私穿紫花罩甲等。万历后，禁令松弛，鲜艳华丽之服，遍及黎庶。清人姚廷遴在《纪事编》中记道:“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常有穿云缎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今凡有钱者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足见明朝末年士民在服饰穿着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明代女装主要成分包括:冠、衫、袄、霞帔、背子、比甲、裙等。明代官方对妇女的服装做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将贵族命妇与平民女子之间的界限确定得十分清楚。命妇着装分为礼服和常服两类。礼服是在重大礼仪场合穿用的由凤冠霞帔和背子、大袖衫等组成。由于凤冠霞帔是命妇的标志，所以它成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一种渴求目标。实在不行，也要在婚礼上戴一下仿制品。霞帔上的图纹可以区分品级，一、二品命妇为蹙金绣云霞翟纹;三、四品为金绣云霞孔雀纹;五品为绣云霞鸳鸯纹;六、七品为绣云霞练鹊纹;八、九品绣缠枝花纹。 明代恢复了汉族习俗，女裙形制仍然保存着唐宋时的特色。曾风靡于唐代的红裙，到了明代则再度流行。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就作这种打扮:“上着青织金衫儿，下穿大红纱裙。”宋代流行的百褶裙，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偏废。至于裙子的长短、褶裥的多少，则随时而易。明初女裙喜欢浅淡，没有明显的纹饰。到了末期，则一改质朴、清淡风尚，追求其华丽的格调。像“凤尾裙”、“月华裙”、“百花裙”等，都十分考究、华丽，备受年轻妇女的喜爱。 “比甲”本为蒙古族服式，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好加以金锈，罩在衫袄之外。明代中叶穿着比甲成风，样式似背子但无袖，亦为对襟。明代女子仍是单独穿裤者甚少，下裳主要为裙，裙内加膝裤。裙子式样讲求8至10副料，甚或更多。后又时兴凤尾裙，以大小规矩条子，每条上绣图案，另在两边镶金线，相连成裙。江南水乡妇女束于腰间的短裙，以及自后而围向前的裙，称为“合欢”。明代女子裙色尚浅淡，纹样不明显。 明代女装里还有一种典型服饰，即是各色布拼接起来的“水田衣”。这种作为出自民间妇女手中的艺术佳品，至今仍可随处见到，被称为“百家衣”。 明代男装以方巾圆领为代表形式，儒生所着襴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其特点是宽袖、皂(黑)色缘边，青圆领、皂绦软巾垂带。脚夫和搬运工则着青布衫裤，青布长手巾，上衣沿宽边，足着草制的靸鞋。官服是云缎圆领袍，另有外加云缎外套的穿法。这种袍长离地1寸，袖长过手，袖椿(指袖身)宽1尺，袖口宽9寸，足着大红色履为典型式样。 直掇也流行于此时期士庶男子中。直掇肇始于宋代，到明时其形制有所变异，通常用纱縠、绫罗、绸缎及苎麻织物制成，大襟交领，下长过膝。《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前面的一个穿一件蚕绸直掇，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掇，两个袖子破得晃晃荡荡的，走了上来。”说的正是这种服装。 明代男子的巾帽，形式丰富，种类繁多，其中以网巾、四方平定巾及六合一统帽最为广泛。 网巾是一种系束发髻的网罩，为了不使发髻散垂，明代男子便用特制网巾包裹发髻。这种网巾通常用黑色的丝绳、马尾或棕丝编织而成，也有用绢布做成者。明太祖朱元璋因悦“网巾，用于裹头，则万发俱齐。”遂下旨使人无贵贱皆可用以裹头。网巾的造型如同渔网，网口用布帛作边，俗谓“边子。”边子旁缀有金属制成的小圈，圈内贯以绳带，绳带收紧，即可束发。在网巾的上口，也开有圆孔，并缀以绳带，使用时将发髻穿过圆孔，用绳带系栓，名曰:“一统山河。”天启年间，形制变异，一般多省去上口的绳带，只束下口，名曰“懒收网”。 四方平定巾是明代职官、儒生所戴的一种便帽。以黑色纱罗制成，可以折叠，展开时四角皆方，也称“方巾”，或称“四角方巾”。戴着这种便帽，服装的穿着则比较随便，不像其他服饰规定的那么严格，因此为各阶层士民所喜戴。 六合一统帽即俗称的瓜皮帽，也称“小帽”、“圆帽”，以罗缎、马尾或人发做成，裁成六瓣，缝合一体，下缀一道帽沿。故以“六合一统”为名，寓意为天下归一。通常用于市民百姓，官吏家居时也可戴之。 明代男子的巾帽，还有许多形制，常见的有唐巾、晋巾、汉巾、四带巾、骔巾、儒巾、万字巾、皂隶巾、老人巾、纯阳巾、凌云巾、山谷巾等。 七、清朝对服饰的改制 清初统治者把是否接受满族服饰看成是否接受其统治的标志，强令汉民剃发易服，这对已形成的我国传统服制来说，是一次飞跃，是继“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清代服饰是满族入关后，强制推行的游牧民族服饰，因此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的服式与装饰，以旗袍、马褂为代表。从整个服装发展的历史来看，清代服制在中国服饰史上是最为庞杂与繁缛的。 清代官服及一般男装主要包括龙袍、蟒袍、长袍、补服、马褂、行袍、马甲、衫、袍、裤、帽、靴等。 龙袍是一种绣有龙纹的袍服，它是皇权的象征。在清代官服中，龙袍只限于皇帝穿着，其形制为圆领、大襟右衽、箭袖，颜色以明黄为主，也可用金黄或杏黄等色。袍上绣有五爪金龙和五彩祥云，在祥云中间，还分布着“十二章”图纹。 下裙边缘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兰、黑、红、黄相间的线条，称作“水脚”。水脚之上有翻滚的波浪，上立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皇子只穿龙褂。 一般官员以蟒袍为贵，蟒袍又谓“花衣”，是为官员及其命妇套在外褂之外的专用服装，并以蟒数及蟒之爪数区分等级，规定:一至三品，绣五爪九蟒，四至六品，绣四爪八蟒，七至九品，绣四爪五蟒。民间习惯将五爪龙形称为龙，四爪龙形称为蟒，实际上大体形同，只在头部、鬣尾、火焰等处略有差异。蟒服除蟒数以外，尚有颜色禁例，如皇太子用杏黄色，皇子用金黄色，而下属各王等官职 ?不经赏赐是绝不能服黄的。在皇帝生日的前三天到后四天，百官都穿蟒袍，谓之“花衣期”。 长袍的下摆有两面三刀开衩(古时称“缺裤”)、四开衩和无开衩几种类型。道光京城《竹枝词》云:“珍珠袍长属官曹，开禊衣裳势最豪。”一般官员着四面开衩长袍，即衣前后中缝和左右两侧均有开衩的式样，平民则着左右两侧开衩或称“一裹圆”的不开衩长袍。 补服也叫“补褂”，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形式比袍短又类似褂但比褂要长，其袖端平，对襟，所以或称“外褂”、“外套”，在清代官服中是主要的一种，穿用场所和时间也多。能表示官职差别的补子，即是二块绣有文禽和猛兽的纹饰，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根据《大清会典图》规定: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鸂鶒，八品绣鹌鹑，九品绣练雀。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子，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贝子以上的皇亲，补子皆用圆形，上绣龙蟒，制作补服的材料，按季节的不同，分别有单、夹、棉、皮等多种。惟不得用亮纱及羊皮，因亮纱嫌其露肤，羊皮则近似丧服，故而禁止使用，所用颜色以石青(也叫绀色—即黑中透红的颜色)。 马褂，是指一种长不过腰，袖仅掩肘的短衣。褂是清代男装中最为盛行的服装。其中马褂是满清男子四种制服之一。四种制服为礼服、常服、雨服和行服，马褂即行服。马褂自康熙年间进入富家后，军服也用此制。《陔余丛考?马褂》云:“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裾，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清代的上等褂为“黄马褂”，这种褂属于皇帝的最高赏赐，只有皇帝巡幸时随舆扈从的侍卫和行围时射中目标者，或在治国、战事中建有功勋者，才可以享用。马褂用料，夏为绸缎，冬为毛皮。乾隆、嘉庆时，达官贵人为了炫耀其富贵，故意将马褂反穿露皮毛于外。至清末，还流行一种黑色的海虎绒马褂，着时衬以湖色春纱直行棉袍，这是当时缙绅阔老的时髦服饰。马褂有对襟、大襟和琵琶襟等几种式样。以衣襟区别使用范围。对襟马褂是礼服，右大襟镶黑边饰的马褂是常服，而缺襟马褂，即琵琶襟的马褂是行装。 马甲为无袖短衣，也称“背心”、“坎肩”、“半臂”(实是无臂)，男女均服， ? 参见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清初时多穿于内，晚清时讲究穿在外面。其中一种多钮襻的背心，类似古代裲裆，满人称为“巴图鲁坎肩”，意为勇士服，后俗称“一字襟”，也称“十三太保”，官员也可作为礼服穿用。清代的马甲，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装饰上都有许多变化。单从衣襟来看就有大襟、对襟、曲襟(琵琶襟)及一字襟等多种，马上的装饰也繁复多样，有的施以彩绣，有的镶以花边，有的还用丝带盘成纽扣，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清代服饰一般没有领子，穿礼服时需加一硬领，称为“领衣”，一般春秋二季用湖色的缎，夏天用纱，冬季用皮毛或绒，有丧者用黑布。领衣是连接于硬领之下的前后二长片，有些像长长的牛舌，故俗称“牛舌头”，考究的用锦缎或绣花，领衣之外则加外褂，如穿行装则着于袍的里面。 清朝男子已不着裙，而普遍穿裤。西北地区因天气寒冷，而外加套裤，江浙地区则有宽大的长裤和柔软的于膝下收口的灯笼裤。清人李静山在《增补都门杂咏》中云:“英勇盖世古来稀，那像如今套裤肥,举鼎拔山何足论，居然粗腿有三围。”男子首服，夏季有凉帽，冬季有暖帽。职官首服上必须装冠顶，其料以红宝石、蓝宝石、珊瑚、青金石、水晶、素金、素银等区分等级。 清代汉族妇女的服装，大抵沿袭明代旧制，变化较男服为少。上衣以衫、袄和披风为主，衫、袄的形制一如从前;披风之制比较特别，多用于已婚女子。天笑《六十年来妆服志》云:“妇女的礼服，最普遍者曰披风，曰红裙。披风比于男子的外套，也是吉服，……作对襟，长可及膝，有两袖，极博，以蓝缎而绣以五彩或夹金线之花。未嫁的闺女不得穿披风。” 妇女的下体多穿裙子。清初的裙子，仍保存着明代遗俗，比较流行的作法是以绸缎裁剪成条状，每条绣以花卉纹样，两边以金线镶滚，走起路来，彩条飘舞，金线闪烁，颇似凤尾，称“凤尾裙”。随着时间的推移，裙子的样式也不断更新。如弹墨裙，通常以浅色绸缎为面料，制作前将布料展开，放上各种树叶、花瓣，然后用弹墨工艺在花、叶周围喷洒黑色，去掉树叶、花瓣之后，即显现出黑底白花。因造型生动，色彩素雅而深受广大妇女的青睐，尤其为士庶妇女所崇尚。另外还有一种画裙，将大幅裙围折成数十道细褶，每褶分别用一种颜色，轻描淡绘，色彩娴雅，穿在身上色如月华，故名“月华裙”。到咸丰年间流行一种叫鱼鳞百褶裙，以数幅布帛拼合而成，折成细裥，折裥之间用丝线串联，交叉成网，展开后形似鲤鱼的鳞甲。《清代北京竹枝词》所咏:“凤凰如何久不闻，皮绵单袷费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着鱼鳞百褶裙。” 满族妇女的服装，以袍服为主，由于实行八旗制度，凡编入旗籍者，都被称为“旗人”。旗人所穿之袍，叫做“旗袍”。清初整件旗袍以深黄色绸缎制成，上施彩绣，袍式为圆领，窄袖，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下摆宽大。清代中叶，旗袍的样式有所变化，除圆领外，又出现了狭窄的立领，袍袖也比清初宽大，下摆一般多垂至地面。清末的旗袍又有发展，特点为袍身宽敞，外形以直线为主，不用曲线。腋部的收缩也不明显，下摆的长度多盖住脚面，露鞋底于外。领子则 用元宝式;另在领口、袖端及衣襟等处镶以宽阔的花边。 第二节 服饰的社会性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事像，深受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甚至科学技术的影响，它深刻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体现方式，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内涵。服饰的社会性内涵包括很多内容，这里主要指它的等级性、地域性、民族性、伦理性和功能性等，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等级性 服饰的等级性内涵主要是指在阶级社会中用服饰来区别尊卑贵贱，标示人的身份等级。在古代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在着装上有很大的差异，所 ?谓“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它是社会等级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反映。服饰的等级性并不是在服饰诞生之初就存在的，人类发明创造和穿戴服饰最初主要的目的在于裹体遮羞、保暖、安全和对美的一种追求，侧重于服饰的实用性。但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群体日益分化，服饰的社会意义也逐渐深化，社会功能日益突显，其中最主要的是用服饰来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早在黄帝轩辕氏时期，就兴“价冕旒、整衣裳、染五色、表贵贱”，开始利用服饰来区分不同的社会群体。进人阶级社会后，服饰的等级色彩更为明显。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宣扬的“礼”服制度就规定:“天子株卷衣冕，诸侯玄卷衣冕， ?大夫裨冕，士皮弃服”，以冕服来区分社会等级。这一掺杂政治观念的服饰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且愈演愈烈。 纵观古代中国，从商周至清代，包括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一直盛行着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从服装到鞋帽，从式样、质料、纹章到颜色，从帝王后妃、达官显贵到黎民百姓，不同等级、不同地位都有严格的区别。而且这种服饰的等级差别，又与礼制相结合，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它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到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惮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僧礼逾制处以重罚，使森严的等级制深人到穿衣戴帽。可以说，在等级社会中，衣冠服饰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用品，更是历代帝王区分官阶品级、地位高下的标志，成了统治阶级严内外、别亲疏、昭名分、辨贵贱的政治工具。服饰具有等级性是中国传统社会服饰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 具体言之，传统社会服饰的等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汉 贾宜《新书〃服疑》。 ? 《荀子〃富国》 第一，等级森严的冠服制度。冠服亦称礼服，包括朝服、公服、祭服等。夏商时，中国开始形成冠服制度，西周时，臻于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人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弃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一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卜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冠服之制，帝王后妃、文武官员、黎民百姓因其身份不同而在冠服的样式、纹饰、色彩上有了严格的差别。 第二，不可僧越的常服制度。常服一也称便服，最初，常服没有严格的限制，但到了隋代，隋场帝整理服饰制度，把常服划分等级，规定官员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下穿绊或绿袍，胃吏穿青袍，庶民穿白袍，屠夫商人穿黑袍，士卒穿黄袍。唐代以后，常服也严格按品级来使用。 第三，服饰色彩的等级限制。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服饰的颜色也是区别身份的一种标志。《吕氏春秋?季夏》记载:“命妇官染采，脯献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黑、黄、苍、赤，莫不持良，匆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可见在先秦时期，已出现了以服色别贵贱现象。后来在每个朝代的服制中，都有关于用色的律令，任何人不得磨越，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至于朝廷命官服饰用色的严格限制已见前述。 第四，服饰用料的等级要求。自汉代以来，人们的服饰用料开始有了明文规定，特别是庶民阶层所用衣料，一直受到法规的限制，稍有膺越，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如《后汉书?孝安帝本纪》所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祟 ?节约……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婶被绮毅，着珠现，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处?”可见身为“小人”及“走卒奴脾”都不得穿华丽之衣，后代亦然。 第五，服饰纹章的等级规定。服饰的纹样也是统治者用以别尊卑、分贵贱的重要方面之一。这种特定的纹饰，属于特定的人群，它是地位、身份的标志，容不得磨越。《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称;„旧、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即选用十二种事物作为服饰的主要纹样。后来十二章纹成为历代帝王和高官的上衣厂裳服章制度，并一直沿用到清帝逊位，后来龙袍则成了皇位的象征。而一般平民百姓是不能使用这些纹样人服的。 第六，服饰消费的等级差别。除了以上所述的统治阶级出于别尊卑、分贵贱的需要而对服饰作了人为的规定和限制以外，在日常生活中，服饰的等级性还表现在服饰的消费上，它也是地位高下、贫富差距在服饰卜的反映。社会土层的服饰消费具有奢侈性，不但服饰质料多用续罗锦缎，做工精细，色彩艳丽，而且饰品皆以金，银、玉器为之，往往一袭衣价值万贯。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 ?高春明:《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4页。 少得可怜的儿件衣服也仅以葛麻粗布为料，裹体而已。 二、地方性 服饰的地方性与后面将要谈到的民族性有时是交叉的，比如某地区住的都是少数民族，这时讲地方性也就是讲民族性，反过来讲民族性也就是讲地方性。由于文献中关于这两种问题的史料均不多见，而且这些仅存的史料在时代前后上又缺乏一贯性，无法窥见其发展脉络，因此我们对服饰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论述只能是粗线条的了。 服饰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一种物质文化，它的产生和发展变化与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各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如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地地理环境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服饰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三、民族性 民族性指各民族在服饰上所表现的不同特点。我国有着众多的民族，其服饰样式、图案、饰品都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如蒙古族的蒙古袍.与蒙古靴，满族的旗袍，朝鲜族的长裙，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的兽皮衣，赫哲族的鱼皮衣，维吾尔族的拾拌与绣花帽，回族的白帽，哈萨克族的缀羽毛女帽与男毡帽，裕固族的尖顶女帽及头面，苗族的交领绣花衣与百褶裙，彝族的披毡与宽脚裤，藏族的藏袍，傣族的长筒裙等等，都成了各民族的鲜明标志，通过服饰便能够明显区分出是何种民族。这种别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发展演变形成的，它受到地理环境、历史观念和深层文化内涵的影响，凝聚着特定民族人民的审美理想和意趣。服饰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古代表现得十分突出。 商周时期，居住在中原西北地区(今内蒙古南部、辽宁、山西西部)的东胡和楼烦两个少数民族，其服饰风格特征与中原地区迥异。他们头戴貂皮冠，上身穿左杆、窄袖合身的短袍橘，下身着裤，腰间系有革带，革带的一端装有带钩，使用时，将革带系于短袍外面的腰间，终头用带钩固定在皮带的孔的中间，腰带上还挂有各种如短刀一类的饰物，脚上穿着皮革制成的靴，带有浓厚的革原气息。这种左枉窄袖、脚穿皮靴的打扮一直是该地人民的普遍着装。由于它穿戴起来十分合体，且利于骑射，所以当时的赵武灵王出于军事的考虑，果断地作出了改易服装的决定，实现了服饰的第一次大融合。但并不是说此后的民族服饰形成了统一的样式和风格，实际上，民族服饰的差别在每个时期都存在。 四、伦理性 在古代中国，在特定的时间内，服饰是守礼尊规的一种表现，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服饰要求，这便使服饰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如祭祀有祭服，上朝有朝服，婚事有礼服，葬仪有丧服。仅以丧服为例，就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五服制度。它以与死者的亲疏关系为差等，布料由粗到细，服期由长到短:，如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它是以极粗的生麻布制成衣裳，其款式用上衣下 裳制，衰指上衣，制作时将麻布斩断，不加缝纫.故意留出毛边，因称“斩衰”。凡儿子、未嫁之女为父母;重孙为祖父;父为长子;媳为公婆;妻妾为夫;臣为君服丧，均用这种丧服，丧期为3年。缘麻为五服中最轻者，衣服的质地也最为精细。凡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祖父母、族兄弟，为外孙、甥、婿、岳父母、舅父等服丧，则用此服，服期为3个月。丧服配合丧葬制度，渲染出传统的孝道与气氛的悲哀,详见第八章“丧葬习俗”之第二节“葬仪”, 五、功能性 中国古代，在社会生活中，用服饰来显示、界别自身所从事职业、身份的功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具体而论，从先秦至明清，从罪犯囚徒的“囚衣”、“号衣”、“号服”，到军队官兵的“军服”、“兵服”，再到僧尼道徒所穿的“僧衣”、“道袍”，均有其特定的服饰样式、饰物，这些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界别的服饰文化“符号”，让人一望，便知其业，便明其行，便晓其身份，这一切，恰是“以服寓功，以饰别业”的功能性内涵的真实显现。 以清代为例，清代军服中的八旗兵丁的“甲胃”、“恺甲”戎装在服饰上则有独具的功能一与特色:其一，恺甲、甲胃有御敌护身的特殊功能，特别是在冷兵器为主(也有鸟枪使用)的作战时代，防止砍伤、箭伤以防毙命的功用，更为明显。清代八旗兵丁的甲即恺，形式为“卜衣”、“下裳”，以棉布为里，绸为面，饰以“铜钉”。“胄”又称盔，系用牛皮制成，更有直接防护头部，免遭伤害的功效。其二，皇帝的甲胄，除有护身御敌功能外，更多的还是显扬军威、振奋将十军心的政治威慑作用。如顺治帝的“甲胄”，“甲”由上衣、下裳、左右护肩、左右护腋、两袖、前档、左档等十部分构成。“胄”由炼铁制成，高30余厘米，镂龙镀金缨管，更有松石、青黄石、珊瑚、玻璃钻、螺甸等饰物，以显尊贵。 此外，服饰还能折射出社会心理、时代情绪、文化背景和哲学、美学思潮等丰富而全面的精神面貌。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争鸣气氛活跃，服饰也自由随适，风格多变;魏晋之时，老庄无拘无碍，忘我独游的哲学风行一时，使得那些不愿与政府合作，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在衣着上，往往不拘于礼法，不囿于形迹，“竹林七贤”衣着的随意甚至袒胸露脐，便是很好的说明;隋唐盛世，国策通达，经济繁荣，万国进贡，四夷来朝，开放的社会风气使服饰华美大度，形式极为开放洒脱;而宋、明以降，由于道学和理学的弥漫，服饰渐趋拘谨、保守，甚至还出现了诸如妇女缠足之类摧残肢体的陋习。 第四章 行旅交通生活 “行旅”，一般指历时较久、行程较远的出行活动。《荀子?修身》云:“食饮、衣服、居住、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隐生疾”。意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遵循“礼”的规范，才能和谐有序，而不致生出祸患。其中所言“动静”，指的就是行旅活动。由于古代地理条件的差异和人们社会身份的不同，古人的行旅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演进，生动折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的内容与变迁轨迹。在人类的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社会活动中，行当是最具流动性、变异性、交融性、沟通性、网络性的群体与个人行为之一。故人们常“因时而动”、“因事而行”、“因业而旅”、“因军而伐”、“因利而往”、“因礼而交”、“谋生而出”。 第一节 行旅习俗 一、卜行择吉、行神祭祀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有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浓重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其中与行旅生活相关的某些习俗，也具有这种特色。卜行择吉、行神祭祀，是行旅之前心理准备的习俗，体现出行旅生活开始时心理上的庄重与严肃。古人火烧龟甲或兽骨，根据裂纹的走向预测未来的吉凶，这叫“卜”。也有人用蓍草测问吉凶，叫“筮”。类似的形式在不同地区、不同部族都有存在。即使在“蛮夷氐羌”等文明进程相对落后的部族，虽然没有“君臣之序”，也流行“决疑之卜”，用金石或草木，“国不 ?同俗”。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很多卜问征伐、畋游等出行吉凶的内容。《左传?襄公十三年》:“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反映了出行前卜问吉凶的礼俗。尽管这种问卜之俗曾受到过批判，如《韩非子?亡征》指出“用时日，信鬼神”的危害性，汉代王充《论衡》一书也批判了有关的迷信方术，但卜行的习俗仍然长期得以流传。《魏书?徒何慕容垂传》记载，慕容宝乘车到达幽州时，车轴无故自行折断。“占工靳安”认为这是“大凶”之兆，劝其返回，慕容宝没听从，后果然败亡。故事虽然近于怪异，却说明行旅之前卜问吉凶已经形成风气。 所谓择吉，就是选择吉日出行。《史记?封禅书》:“择吉月日。”这种慎重选定出行日期的习俗，在古代行旅生活中，有非常久远的历史。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战国末期至秦代的墓葬中，出土大量竹简，其中包括《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秦简《日书》就是为人们确定时日吉凶的数术书，是 ?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尽管我国交通事业随着历史的进步逐步得到发 ?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 ? 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考》1985年第4期。 展，但人们的出行活动仍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禁，卜行择吉仍然是行旅生活的一项内容。《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写道:“恰是明日就是启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众人贺礼送行。”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行旅择吉都是十分普遍的习俗。 “行神”，也称作“祖神”，“行神祭祀”也叫“祖道”。如荆轲远行赴秦刺杀嬴政时，燕太子丹为他送行:“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既 ?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古人之所以在出行前要祭祀行神，是因为行神在中国古代民间的众神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据说是远古时代在行旅生活中起向导或护佑作用的部族领袖，后来被尊奉为神。至于“祖”，司马贞《索隐》解释说:“„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行旅祖道之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影响广泛，如晋人嵇含在《祖赋序》中所写，尊如“天子”，卑至“庶人”，无不虔诚遵行这种习俗。晋人多有标题注明为“祖道”的诗作，如张华《祖道赵王应诏诗》:“发轫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饯行，缙绅具集。轩冕峨峨，冠盖习习。恋德唯怀，永叹弗及。”可见当时的“祖道”不仅含有祈祝行旅安全的早期动机，也溶入了借行神祭祀之机以表送别感怀的情愫。 二、行旅送别习俗 送别是行旅生活的开端。灞桥折柳，从很早以前起，就成为民间行旅中极富象征意义的送别形式。在相传为六朝人所写、记述秦汉时期关中历史地理的《三辅黄图》一书中，卷六“桥”条记载说:“灞，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王莽时灞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灞桥”又写作“霸桥”，由于它位居汉唐等朝政治文化中心东向的交通要道上，人们往往在这座桥上送别即将远行的亲友。久而久之，灞桥便成为行旅送别时集中抒发伤感情绪的场所，又叫“销魂桥”。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销魂桥?也。”而以柳枝象征千里相系的离别之情，较早的实例，见于《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的诗句，又如南朝齐人虞羲《自君之出矣》云:“自君之出矣，杨柳正依依。”都以柳丝的柔长比喻离情的缠绵。 灞桥折柳送别久已成为风尚，于是李白《忆秦娥》写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送别习俗的演变，折柳其实未必在灞桥。《唐诗纪事》卷五六记载，雍陶在阳安(今四川简阳)做地方官时，曾送客至“情尽桥”。问桥何以名此，左右答曰:“送迎之情止此，故桥名„情尽?。”听到这种说法，雍陶命笔一诗:“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李白《春夜洛城闻笛》也写道:“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可见，未必是在“灞桥”之上，“折柳”已成为牵动行旅之人伤别与乡思的敏感的信号，长久地附着在体现社会生活传统文化 ? 《史记》卷86《刺客列传》。 的行旅习俗之中。 为行旅之人饯行也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送别形式。所谓“饯”，原指向行神祭 ?祀之后，行旅之人与送行之人“饮酒于其侧”的礼仪。魏晋以后，逐渐成为“祖道”的主体内容。但随着社会习俗的进一步演变，以酒宴为行人饯别的实质，逐渐脱离了早期的行神崇拜。曹植《送应氏》诗写道置酒送别的情形:“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杜甫的送别诗也有对饯别情景的记述，如《江亭送眉州辛别驾升之》云:“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异方惊会面，终宴惜征途。”这些都表明饯别这种送行习俗，在民间是一种常见的感情联络方式，并且得以广泛通行。 古代送行时又有赠言赠物的礼俗，通称“赠别”、“赠行”或“赠送”。如《诗经?秦风?渭阳序》载:“赠送文公于渭之阳。”“赠行”与饯别往往互相结合，于是又有“赠饯”的说法。当饯行的仪礼结束之后，行者与送者道别，便开始了他的行旅生活。 三、题记 行旅之人中有一部分文人学士喜欢在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地点题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古代行旅生活中的题记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巡游各地，在峄山、泰山、琅琊、碣石等地刻石为记，向世人炫耀自己的功业。公元前219年他在峄山下的刻石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块行路刻石，现著名的西安碑林中还珍藏着宋代根据原拓重新刻制的“峄山刻石”。 汉末魏晋以来，行旅之人题记习俗逐渐成风。开始多为名山古刹和佛窟中供养人的题名，后来逐渐衍化传播。著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以及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都有大量佛教信徒的题记。其中山西高平的高庙山石窟，是南北朝时期由佛教徒开凿的一个小型洞窟，内有28位僧人和106名有官职的人和其他供养人的题名，题名者涉及50多个郡县。但由于年代久远，题记的实物极少得以传世，可见的多为石刻，保存在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的石窟之中，还有少数散见于古代交通要道的山崖上或名山古刹中，其中有一些已被移至博物馆内作为文物保护起来。 题记之风自唐朝开始成为文人行旅生活的时尚，在后代更为盛行。唐初王玄策，曾专责从事外交活动，多次出使印度，但新、旧《唐书》均没有他的传记，他的生平事迹有些因无法确证而成为悬疑。1976年在河南龙门石窟的宾阳南洞西壁发现了王玄策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的题记，为研究这位外交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宋代许多文人在行旅途中都有题记的习尚，如寇准有《书河上亭壁》、王安石有《书湖阴先生壁》等。其中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题西林壁》，就是在庐山乾明寺的题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仪礼〃聘礼》。 历代文人学士的这些题记，既使后人了解到作者本人的生平和游踪行迹，也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山川风物提供了宝贵资料。如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韩愈调任江陵府法曹参军，途经南岳衡山，夜宿山寺时题诗一首于门楼之上，其中一句“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便点明了当时的节令和作者郁闷的心境。在一些交通要道上的典型建筑，如驿馆、庙宇、古塔之上都有大批题记。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大黑河北岸平原上的万部华严经塔，保存很多历代游人的题记。这座塔建于辽金时代，为八角七层砖塔，俗称白塔，至今仍保留着自金代至元明的题记160多条，分别用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女真文等多种文字书写而成，充分说明了行旅生活中的题记习俗在我国境内的各民族中都存在。同时，这些题记也为研究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四、尚早、尚俭、尚快 所谓尚早，是指行旅之人在途中习惯于早些从旅店里起床，尽早出发赶路，以便在天黑以前能找到投宿的旅店，或者尽早到达目的地。“鸡鸣早看天”，这是古代人们在长期的行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关于“尚早”这一行旅习俗，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描写。如宋代诗人陈兴义的《早行》诗:“露侵驼褐晓寒轻，星斗栏杆分外明。寂寞小桥和梦过，稻田深处草虫鸣。”再如南宋诗人辛弃疾有一首著名的《西湖》，记述的就是诗人在孝宗淳熙年间，被迫退居江西上饶，一次出门远行，因赶路而夜行黄沙岭山麓的经历:“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由此可见，古人行旅途中尚早的习俗非常普遍。 行旅之人在途中注意节省开支即尚俭，这也是自古就有的行旅习俗。即使是达官贵人出行，讲究一定的礼仪和排场，但也不敢轻易逾越应该遵守的规范。至于一般人出门远行，更须考虑尽量节约花费。北宋枢密使张楶初入仕时，到四川做地方官，妻子乘驴，他自己牵驴而行，儿女尚幼，共以一驴驮之，可谓尚俭的 ?典范。 由于旅途艰难，行旅之人大都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既能节约途中费用，又可以避免不虞之祸，同时也能早日解除亲友的挂念，于是就形成了行旅生活中“尚快”的习俗。据《清稗类钞?舟车类》载，为了适应民间行旅“尚快”的需要，曾经出现过专门运载旅客远行、能快速行驶的所谓“包赶程之车”:“同治以前，行陆路来往京师者，有急事，则千里长途，驾骡车，戴星而行，数日可达，谓之„包赶程?。”水路行旅若一帆风顺，速度也会很快。如李白《早发白帝城》诗云:“早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然行速也会受到旅途中多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如气候条件、水文条件等，都可能使行旅速度产生很大差别。若遇条件恶化，甚至中断行旅。 ? 马洪路:《人在江湖??古代行路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五、软脚、洗尘、接风 “软脚”是民间慰劳行旅远归者的仪礼习俗，其直接意义是让旅人疲惫的双脚得以休息放松，同时也含有用饮食款待旅人的意思。苏轼《答吕梁仲屯田》有“还须更置„软脚酒?，为君击鼓行金樽”的诗句，唐庚《舍弟书约今秋到》诗所谓“„软脚?定中秋”，也指用“软脚”的酒宴来欢迎行旅之人。直到清代，民间依然通行以“软脚”来迎接旅人的归来。如赵翼《到扬州沈既堂前辈留饮话别》诗中有“一尊„软脚筵?，不觉成久坐”的句子，钱谦益《燕新乐小侯》也有这样的诗句:“„软脚筵?开乐句和，濯龙吐凤客骈罗。”这是“软脚”之俗在当时颇为普遍的例证。 “软脚”这一习俗，在民间还普遍地被称为“洗尘”、“接风”。“洗尘”一说最初的由来，可能是源于行旅途中必然多蒙风尘，需要洗濯。《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说宋江来到清风镇花荣驻地，花荣“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香汤沐浴，在后堂安排筵席„洗尘?”。《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写道:“(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清人翟颢《通俗篇》卷九《仪节》“洗尘”条载:《元典章》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曾颁布法令，严禁政府官员“因送路、洗尘，受人礼物”。所以翟颢认为，凡公家或私人在远程行旅的客人抵达之时，设酒宴饮或者赠送礼物，称之为“洗尘”。 这种象征洗除行旅风尘的习俗在民间又作“掸尘”、“洗泥”之说。《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写贾琏远路归来，凤姐笑道:“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在苏轼的《次韵钱穆父马上寄颖书》诗中又可见“洗泥”的说法:“多买黄封作„洗泥?，使君来自陇山西”。因当时宫廷酿酒用黄罗帕封盖，故曰“黄封”，后泛指各种美酒。明人张存绅《雅俗稽言》卷一七有“洗泥”条，其中写道:“凡朝臣出有赐，曰„饯路?;反有劳，曰„软脚?。方言有„洗泥酒?。东坡云„多买黄封作洗泥?是也。今俗凡于人出曰„饯程?，反曰„接风?。杨文贞因陈司业入京，贻诗云:„下马须湔洗，呼儿送一壶。?亦用„洗泥?语。” 至于“接风”的说法也可见于多部文学作品中。《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说:“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忧,”此说法在《红楼梦》中也有多处记述，如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写道:“不如大家凑个社，又替他们接风，又可以作诗。”第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贾琏往平安州办事，两个月后回到家中，凤姐“命摆酒接风”。显然，亲友行旅归来后“接风”款待的习俗在民间相当普及，并已逐渐形成为一种礼节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被大家共同接受和遵守。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习俗之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安土重迁的心理和对行旅安全的关注，旅人在远行之时祈求神灵途中庇护，由此也产生中国古代行旅生 活中的行路信仰和一系列禁忌，形成富有特色的行旅习俗。古人行旅途中敬畏的神灵主要是山神河伯和江河湖海中的各个龙王。如旅人在山林中行走时，不得对蛇虫虎狼等山中有威力的猛兽不敬，否则必遭山神责难。水路乘舟行旅时，也不得对水神不恭，甚至与翻、覆、沉等谐音的字和双关语，都在禁忌之列。如若商旅结伴同行，对车夫、脚夫及旅店的待客之道等各方面都有所禁忌。凡在路上犯禁者，为避免灾祸殃及自身，其他同路人须对之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以得到神灵宽宥。这些旅途中的信仰与禁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这些习俗中有一些是不可取的迷信活动，还有一些比如在行路的技术方法、行驶规则及公共道德等方面的禁忌，对规范社会道德也具有某些积极意义。 第二节 行旅生活的功能与价值取向 行旅生活，既是社会与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更是人类对社会与自然的最佳生活体验。人们“读万卷书”，获取的是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而“行万里路”，通过行旅体察获得的则是生活的理念和大千世界的新信息。行旅活动的兴盛，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且它更是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历程中，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升华的信号。它是人类的一种自觉、自醒、自察的生动活鲜历程，是社会生活中生存方式的新选择，是认知自然与社会并探寻心路历程的最佳方式。 —、行旅生活的杜会功能 行旅生活作为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项重要内容，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它在古代世界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宏观上而言，行旅活动本身，既有着重要的政治教化功能、经济交流功能，更有着巨大的文化传播功能与科技繁荣催化功能。因此，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项增加社会安定与和谐，陶冶人们心性和情操，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进步，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地区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感情交流，提高民族精神与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健康与体质的积极而义有益的活动。具体而言，古代行旅生活有如下几种功能: 1(政治教化功能 行旅活动作为由“理想、规范、意义、期待等构成的完整体系，既对实际行为按既定方向加以引导，又对明显违背理想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它在社会组织、人伦观念、宗教情感、艺术创造中发挥着组织、教化、认识、改造、整合、满足等不同的作用。这种反作用在占代帝王威加海内、震慑八方的出巡行旅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政治意义也最强。每逢此时，帝王沿途要颁发昭令。减免民间钱粮赋税，赏赐官员仕人，表彰孝男烈女节妇，考察民风市情，这些均带有明只的政治教化功能。行旅生活的政治功能还体现在诸侯将相的旅行活动中，像西汉时期张骞打通西域之旅，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旅活动。他的两次出行，沟通西域 各族与汉王朝的关系，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密切了汉民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之旅的典范。 2(经济交流功能 中国古代的商贸行旅活动，极为频繁，且代不绝书。 从“丝绸之路”上商队的驼铃声中，传出了中外商贸繁盛的讯息;从山西晋商商帮在明清时期频频的对俄茶叶、药材、丝绸、布匹的贸易往来中，既凸显了商人行旅跋涉的艰辛，又彰示其获利的巨大喜悦。至于国地区间的商贸活动中，晋商、徽商、粤商、陕商、洞庭商、沪商、闽浙商等商帮的商贸行旅活动，对物资交流、市场繁荣、民生惠济、均起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促进功效。行旅生活越繁盛(共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功能就越强。 3(文化传播功能 所谓文化传播功能系指人们在行旅生活中进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功能行旅生活本身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种文化活动、古代的“旅”与“游”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同时又在行旅的过程中传播着文化，创造着文化，行旅生活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实践源泉。古代行旅生活不仅创造着文化，也传播着文化。它包括口头传播、书面文字传播、驿站传播、军旅传播等等。这些传播方式促进了各地区问的文化信息交流，维系着主导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经典文化(承担道统的精神文化)之间的互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传播部是行旅生活的结果，离开了行旅生活、文化就会像一潭死水，难以生存。中同的四大发明也正是借着行旅生活的文化传播功能才远播欧洲，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4(科技催化功能 所谓科技催化功能是指古人在行旅生活过程中进行的科学考察、科学创造和科学传播。它尤其体现在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医学、地理学及天文学的发展上。人为了满足其行旅生活的需要，除了步行利以驴、马等作为代步工具外，又发明了轿子、滑竿、辎车、独轮车、舟船等交通工具。这些科学发明方便了游人的出行，节约了人力，成为人们行旅生活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汉代学者刘向《说苑?沦丛》曾说:“乘舆马不劳致千里，乘船揖不游绝江海。”正是对这种发明创造的充分肯定。至于古代能工巧匠通过“走方”行旅或被皇家征用，修苑建陵筑宫，对科技的传播交流，以及通过行旅活动的兴盛、伴之而来对馆舍建筑科技的繁荣丹、对舟船行止工具科技的发展、对饮食与服饰科技的创新，均有着强烈的刺激与催化育成功能。 二、行旅生活的价值取向 从本质上说，行旅活动实为在特定时空、特定背景、特定物化条件下、参与者主客体之间的异种双向交流、文化互动、对应体察活动。加之需求上的各异， 致使在价伯取向上，呈多元化态势。 1(审美的价值取向 行旅活动审美价值取向的表现，:主要通过如下手段:一为“感”，即通过行旅活动，感知新奇景观与时令，丰富人生感性知识，以调节心性、美化情操;一为“品”，即通过行旅活动，品酒、品茶、品味人生，既发现生活与世界的美轮美奂“亮点”，更感悟天人合一，浩瀚宇宙苍穹的真、善、美“真谛”，以提升审美的鉴别力与品评力。行旅生活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余社会双向交流的综合性活动。在古代，它包括“旅”、“游”两个人面，古人在行旅生活中通过其所见所闻来感受大内然、感受社会，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2(求知的价值取向 行旅的求知价值取向的实现，主要通过“见”与“闻”两种手段和进行“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悟”、人们可以通过“见”与“闻”来印证旧知识，获取新知识，丰富人生与社会阅历，从而提高个人与群体素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行旅生活的真实与照。不管古人旅行生活的目的如何，一般总是期望通过“旅”、“游”开阔视野，超越有限空间间，设法获取更多的新的生命源泉。自觉地、积极地改善生存条件，从而丰富利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探求欲是行旅活动的一大特征，正是在这种探求欲的驱动下，人们才能源源不断地从旅行活动中获得知识、获得真理。 3(“察世”的价值取向 通过行旅活动，实现“察世”感悟人生的价值取向，主要通过如下手段:一为“察”，通过行旅活动观察世象与山川风物，察知历史舞台信息，以增添奋斗的激情。二为“体”，通过行旅活动，体验异域、异地、异种风情，来鉴赏现实与历史的界间，以增长见识与生活阅历。 行旅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主体在而对大自然和异域风情时，住往会引起人们对人生和自然界的种种感悟。这种感悟反映了人在与自然沟通中形成的感性关系，促使物性与心理交流，仿佛自然是人与之交往的一个特殊角色，具有人的灵性。“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正是这种感觉的写照。裂石穿云，滚滚大江，能引起人的威武感;黑黑森林，嘤嘤鸟鸣，能引起人的神秘感:海鸥展翅，惊涛拍岸。能引起人的壮美感。这些部是自然与人的“无声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内在情理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引出在不同景致下不同的心境和人生感悟。 4(休闲娱乐的价值取向 通过行旅活动，实现休闲娱乐价值取向，主要通过如下手段:一为“娱”，通过行旅活动，娱悦身心与强身健体，使心性在娱乐中达到一个更高境界，以消除 一时的烦恼和疲劳。二是“参”，通过年节与民俗行旅活动，置身此氛围与环境之中，同娱共乐，参与共赏，使身心在娱悦之中更好地享受生活，感知人间的美好，以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与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强化积极进取的生活理念。旅游者与大自然和异域风情接触、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求得身心的愉悦。古代帝王之巡游，百官之宴游，文人之漫游，商贾之商旅，僧侣之宗教游，百姓之节假游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休闲娱乐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