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逆城市化

被逆城市化 “房价”促使中国“被逆城市化” 荐 887 冯东振 原创 | 2010/4/20 11:49 | 投票编辑推荐 关键字:房地产的畸形发展 逼迫中低阶层退去二三线城市。 两会期间批评房价过高的余热还没有散去。然而民间的实际状况并不容乐观，依然是对房价过高，降低人们生活幸福感，展开了口诛笔伐。那么房价过高，对中低产阶级进军城市和对未来二级城市的发展有何影响,需要我们重新把房价过高提上日程。于是笔者对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中产阶级王彩芳进行了采访，提出了自己观点;并根据目前房地产形式对未来中国城市的影响作了深度的解读。 房子已经不是生存的基本需求，而是一种奢侈品，迫使白领阶级被逃离。曾几何时，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大都市，都是白领们曾经热衷的城市。可是当他们选择拥抱这些一线城市的时候，这些一线城市并没有热情的选择拥抱他们，而是用过高的房价提高门槛来限制他们。房价过高使房子成了奢侈品。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的压力下，他们连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都买不起。，如果他们想在一线城市生存下去，他们只有几个选择,第一:为了房子生活而生活，即所谓的“房奴”，而不是为了幸福生活。第二:成为城市的“寄宿者”、“租宿者”。第三:放弃对一线城市的热衷，进而求其次，选择被逃离到二线城市。眼下的情况，大多数白领阶级都是选择了第三者。 中产阶级逃离二线城市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形势的无奈，选择逃离。中产人群正从大城市出逃。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不同的是，逃离大都市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展现出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鲜明的中国特色。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 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以及可以买得起房子的城市生活。 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引起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在一线城市工作，不仅会影响到现阶段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而且还会波及到他们的后代。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不仅是自己。而且孩子将来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就更难解决。在上班的地方没有房子，孩子户口无法在上班的地方上户口,这样就属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各方面没有相应的保障。然而，要想在一线城市得到保障。购买房子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为住房连着户籍，户籍捆绑医疗、教育、保险等等。如果最根本的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其他方面的保障就形同虚设，对没有房子的人来说这些保障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因为罪魁祸首—房价过高，总是让中产阶级望而却步。 农民工“荒”，是房价过高的外在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形式。人口流动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几次，最明显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这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一道独特的风景。如今这一道风景正黯然失色。在一线城市要想拥有一套100万元的房子，如果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望而却步，那么对于农民工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不堪重负的农民工也对大都市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据美国《时代》杂志报道，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保8中，农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中国经济的“定海神针”“荒”了。那么，中国保8的经济期望，将摇摇欲坠。势必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化进度及国家在城市基础建设领域的建设。 大量创意型人才和基建人员退居二线城市,是二线城市崛起的后续动力。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模式，通常是城市化达到饱和状态时，才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中国目前的阶段正是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可是由于房产等各方面因素无形中提高了中低产阶级进军城市的门槛。以至于造成我国独有的城市化模式:在没有饱和的状态下，城市化过早的被夭折了，逆城市化过早的被激活了。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 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 在中国一线城市逃离出来的中低产阶级中，也不缺少泛泛之辈。他们大多数是家庭背景不好的大学生。而这些大学生最珍贵的就是他们多年来吸取的知识。如何把他们的知识留在一线城市只顾眼前利益，而抛弃的最好的知识资源，进而把这种资源转变成二线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是未来二线城市发展经济中的关键之所在。 据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作为二线城市的武汉，如何抓住这次人才的转移的机遇，需要站在人才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经济战略角度，而不是政治战略的角度。 以前，厂商和居民之所以选址于一线城市，是因为城市内部集聚所产生的收入外部性，可以抵消这些一线城市问题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房价、噪音、交通拥挤等)，而一旦不能抵消额外成本，那么厂商和居民就会自然的去寻找可以抵消额外成本的二线城市，进而造成大量的人才流动性。如果武汉能以宽容的态度对接人才流动，那么对武汉来说正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财富”。 人才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这样来形容人才的重要性:“如果把我的厂房设备、材料全部烧毁，但只要保住我的全班人马，几年以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这只是冰山一角，有时一个关键性的人才不仅能支撑一个企业、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比如:钱学森，就是一个支撑中国火箭产业的奠基人。 尽管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城市的发展，不过是源于物质资源(富饶的土地、丰足的矿产)和上帝给予的地理优势(靠河或临近运输线)。尤其是武汉在自然禀赋方面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尤其是在水的应用与运输方面)。但在现在的人才创意力大流中，城市在这方面的优势已是越来越微不足道了。 城市力量也不再取决于自然资源、制造业水平和科技实力。今天，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一个城市动员、吸引和留住创造型人才的能力。作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二线城市武汉，为了能更快、更强、更好的发展。不仅仅要宽容的对待向二线城市转移的人才，而且要主动的去拥抱人才。容纳多样人才理念和人才因素，不是城市政治问题，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更要尽最大限度的降低“人才进入壁垒”，让他们成为武汉未来发展的后备军。 武汉有很多可以向其他二线城市炫耀的光环。比如:千湖之都、依山傍江、九省通衢等优越的自然条件。然而这个只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人才这个必要条件去“活化”这些充分条件，这些优越的自然禀赋，反而是武汉发展的绊脚石。就像长江一样，如果没有智慧的创意型人才设计出长江大桥，这种优势反而是劣势。武汉那么多的天然湖泊，利用的好就可以给城市带来经济利益。利用不好反会阻止武汉整体交通规划与布局。更进一步说，一旦被污染，反而会吞噬武汉的经济利益。所以，武汉的优势资源具有双面性。如果武汉对接上了人才的转移，那么这些资源在人才的智慧“活化”下，所散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意识到，长期的城市经济增长优势在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竞争.而且一些城市慢慢的从物力资本、投资资本、土地资本、社会资本竞争转向人力资本的竞争上来。 对二线城市经济发展来说，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21世纪最贵的不是房子、不是车子、而是拥有创意型知识的“才子”。二线城市不能犯一线城市的错误，选择了没有活力、没有动力的房子。而遗弃了具有无限潜力的“才子”。这样虽在短期内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必定会而且一定会造成一线城市未来经济发展的“脱节”。而对于二线城市来说，无疑是注入了大量发展的后续动力。 中国“逆城市化”的一切苦难来自对房地产的 迷恋 2010-08-21 12:00 21世纪经济报道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作者:李银 逆城市化在中国分别于2005年、2009年出现过短暂的讨论。2010年8月15日的一则新闻，再次引发人们担忧。 根据报道，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浙江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 在担心之前，最好还是看清楚这一所谓“逆城市化”的真伪。 要注意的是，目前比较明显的“逆城市化”还只出现在富裕的省份，比如浙江省、广东省。 中国城市化自征地始，无论是北宋开封、清朝北京这两大百万级的城市，还是现在的大大小小城市部落。城市的圈层在向外扩展，带来对土地的需求。征地当然从城乡边缘带开始，更遑论中国有严格的耕地“红线”控制。故而，近郊农民能够获得征地收益。 城郊土地价格近年来暴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将纳入拆迁的范围。因此，农村户籍可以在拆迁补偿上获得收益，尤其是在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本村户口还能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 富裕地区的城市郊区化会更容易。是的，你会联想起早期的东莞和深圳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分红的故事。事实上，如今广州郊区新塘等地，拥有农民户口的部分年青人即使在广州市区工作，亦不愿农转非，正是要保留这一潜在利益的追诉权。这是为自身利益，并非逆城市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中国的逆城市化更应称为城市发展的郊区化(大江守之2003年划分的城市化之路第二阶段)。此现象背后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在起作用，消费者正是以级差地租为成本在消费城市设施过程中进行反复比较而做出的居民点布局结论。 不过，担忧大量人口回流农村的人也大可松口气。中国暂时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自发地出城回村现象。 对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差距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即便是那些已经实现“非转农”的人口，他们还是在城市里生活和就业——他们需要的只是农村户籍的红利。 何况，中国的农村不是日本的农村。日本农村比城市富裕。据日本《白皮书》记载，1973年，日本农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其后，这样的态势一直延续下来，年收入千万日元的农民很多。 二十世纪，日本发生泡沫经济，导致“倒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日本农民收入高于城市人，生活舒适度更大大高于城市人。匪夷所思的是，农民的平均劳动强度亦低于城市人(比城市人工作时间短)。日本没有强制性户籍制度，想在城市落户，15分钟可以办理完全部手续，而且免费，但并未发生农民拥向城市的现象。 日本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了真正的逆城市化。如今，若你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可能看不出“农村”。因为日本已经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城市与乡村外 观没有区别，从建筑样式到公共设施，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貌，都无二致。东京每天白天在那里上班的人口多达千万，但晚上城市里仅剩下七八百万人，其余的人都回周边的卫星城市去住了。 中国一手抓城市化，一手抓新农村建设。比较闻名的如江苏张家港市的韩山村、浙江绍兴县的新未庄村、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富裕安适程度让村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确实，我们要肯定社会主义新农村旧貌换了新颜，解放了许多劳动力。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是:进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土地，房价居高不下，买不起房子。无城市户口，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得不到一体化待遇。 是的，逆城市化的本质是严重的分配失衡。户籍制度加速了这一严重性，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确实不利于扩大内需。 至于出现部分农民工离开城市，回乡发展;京沪穗深等大都市的白领转战中小城市，大学生就业不再“奔向北上广”等现象，反而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带动的良性效应。城市聚合逐渐形成大都市圈，辐射带动二三线城市的生机与商机;城市壮大也带动了城乡边缘带的发展，乡村收入提高使得部分农民工可以选择回乡谋生。 逆城市化是对过度城市化的自然矫正。但要说到真正的逆城市化，恐怕中国还没到这个阶段。 真正的逆城市化还会伴随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大萧条等副作用。届时，受到严重伤害的将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化征地而入城的农民工，被城市化绑架了的中产阶级将会更受伤，很有可能大规模破产，沦为城市贫民。 对中国来说，以征地为特点的城市化如果被逆城市化纠正，或许我们终将醒悟，一切苦难来自对房地产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