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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王  笛 近代学堂大规模的兴趣是在二十世纪初，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皆造成了深刻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新政的推行，为近代学堂的兴起创造了机会。清王朝利用政权的力量促成了中国教育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巨大变革，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由于资料的零散和缺乏，目前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本文拟就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学堂兴起原因及措施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由国家共办的新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和电报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近20所。这些学堂注重西文和西艺，主要适应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如在对外交涉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1），因而办同文馆；鉴于“北洋现筹购碰快铁甲等船，需人甚众”（2），而办天津水师学堂。这批学堂造就了第一代科技人才，翻译了第一批科技新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成为中国近代学堂的嚆矢，但没有引起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改变。 在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把“变法”与“兴学”联系在一起，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3）；梁启超更是疾呼：“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子学校”（4）。据《戊戌政变记。一书统计，1895—1898年三年间全国出观学堂19所。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些教育改革法令；设京师大学堂，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各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等。一些省开始道首行动，如黄槐森之于广西、胡聘之之于山西、荣禄之于直隶、刘坤一之于江南、张汝梅之于山东等。虽然变法失败而教育改革未能实施，但实已造成很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见，亦由民习巳开，不可抑遏。”（5） 到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更进一步认识到已进入“学战”时代，指出：“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南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6）此言虽对教育之重要强调过分，但反映了对设立新式学堂的迫切感。遭到八国联军沉重打击的清王朝这时也被迫改弦更张， “庚子国变；几构灭亡之祸，于是向之阻挠者，始知改革为不可缓”（7）。于是宣布实行新政，并把“求才”作为首要事务，在1901年1月的变法上谕中令各大吏对“如何而入才始出”提出看法（8）。6月发布谕旨。指出“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况值时局阽危，尤应破格求才，以资治理”（9）。求才的急切，促使其亟迫地改革教育制度。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拆》成为兴学育才的纲领：“窃谓中国不贪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首项便是设文武学堂（10）。袁世凯等也相继提出了兴办学堂的建议。1901年9月清廷谕令建各级学堂，“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1）这样，兴办近代学堂便成为清统治者的既定国策并切实推行到全国。由于这一政策造成了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他们广泛地参加了兴办学堂的活动，从而出现政府提倡、官吏督促、士绅热心的兴学局面。 清廷兴办近代学堂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逐步废除科举制度。改革科举制是甲午以来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庚子之后，朝廷内外呼声日高，1901年8月清廷颁布改革科举谕令，指出科举“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决定自1902年开始加试策论，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2）。1903年底，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会衔秦请递减科举，指出奉旨办学堂巳两年有余，但因“科举未停”。士林以为“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所以“人情本免观望”、，必须断其希望，“科举立时停罢”。请从丙午（1906）科起，每科递减三分之一，三科裁尽，“傅全国臣民确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办法，咸晓然于朝廷意向所在”（13）。 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公街上奏，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激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励实修之”。并警告朝廷；“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夏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14）。终于促使朝廷下决心废除科举，同月即谕令从1906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15）。科举制的废除，为近代学堂的兴起扫除了一大障碍。 （二）建立各级兴学机构。1903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发展近年教育的机构。1903年，张之洞奏请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以统辖全国学务”，清廷今将管学大臣政为学务大臣。1905年11月，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清廷俞允，授荣庆为学部尚书。从1907年开始，“学部按次遣视学官巡视各省，京师设督学局，直辖于学部”（16）。1909年，学部将全国分为十二个视学区域（17），每区派视学官两人，按年分赴视察。 同时各省设学务处。1902年张之洞设湖北学务处并奏请各省仿办，1903年中央颁《学务纲要》，规定各省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事务。（18）是为建立新式省级教育行政制度之始。1906年，学部应直督袁世凯、云南学使吴鲁等建议，奏准各省设提学使司，“总理全省学务”，以取代学政。下设省视学6人，“承提学使之命令，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务”（19）。是年6月，学部奏派了各省区提学使。 1906年学部根据侍郎严修建议，令各州县设劝学所，制订《劝学所章程》，规定“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此为当今切要之图”。设县视学一人总理其事并兼学务总董，随时视察所属学堂，“指导劝诱，力求进步”（18）。据清学部统计，1909年全国设立劝学所已达1588所，劝学员12066人，其分布见下表： 省别 劝学所数 总董数 劝学员数 省别 劝学所数 总董数 劝学员数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山西 陕西 河南 江宁 江苏 安徽 浙江 152 42 18 17 106 89 81 102 32 25 53 76 153 42 18 17 103 96 79 100 33 32 50 78 713 209 102 38 1299 535 554 738 595 356 415 858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福建 甘肃 新疆 计 48 68 63 145 86 80 86 65 46 75 33 1588 39 69 63 145 86 80 86 58 46 75 29 1577 380 440 1029 1029 1366 280 569 410 363 381 101 12066                 资料来源：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这些劝学所在推广各州县中小学教育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以后遂成为各地教育局的前身。 （三）广筹学款。辛丑之后，清廷库款交绌，财力困  ，面临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举办新政动辄需钱，经费便成为各地办学之突出问题。各地筹集学款大概有以下办法：1、裁撤旧书院，将其经费用于办学。如四川裁成都锦江书院，将原经费用作高等学堂。2. 挪其他款项。如直隶即“将从前征收粮租折价较多之州县，分别规复旧章，即从溢出之银提作学堂之费”（21）。云贵两省则“酌提盐捐团费十万两，作为经费，以五万两办理各届立之个学堂、各蒙养学堂”（22）。3、动用应解中央之款。如1904年张之洞令从本年起，将湖北应解庚子赔款捐60万两全数留在各州县作办学专款（23）。4、加捐加税。如湖北从1903年起，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以作办学等用（24）。筹款的名目繁多，难一一叙述。尽管如此，除1908年外，其余各年仍皆入不敷出，而且人均经费甚少。如湖北1910年“学务款项支绌万分，……乃纷向学务公所请领经费，讵公所空虚已极，慨无以应”（25）。这实是全国普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近代学堂的兴办。 （四）解决办学师资。当时办学者“半拘书院旧习，其于学校管理、师范教育之法，多来诸究”（26），不能适应近代学堂的需要。直903年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明确规定可聘用外国教习，由于日本相邻且文化相近，故所聘教习多为日本人，1905年以后几遍及全国。聘用制度较为严格，如四川规定：“须查明某人系在某国某校出身，有无卒业文凭，现由何人介绍，拟订明功课若何，期限若何，各项权限逐一声明。”（27）因而所聘大多具有真才实学。清末日本教习在全国分布如下； 省别 劝学所数 总董数 劝学员数 省别 劝学所数 总董数 劝学员数 京师 直隶 山东 山西 河南 98 79 9 21 3 江苏 安徽 江西 浙江 福建 75 9 4 13 18 湖北 湖南 陕西 四川 广东 32 18 8 81 9 贵州 云南 奉天 吉林 计 5 5 20 8 515                 说明：有个别日本教习同时兼任两校或两校以上教职，故有重复统计。 资料来源：汪向荣：《日本教习》，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根据《东方杂 志》、《广益丛报》、《辛亥革命回忆录》等资料订补。 又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09年中国聘用日本教习总数为461人，最盛期是1906年，达500多人（28）。他们讲授的科目有声光化电工农商医史地等，几乎无所不包。这对近代学堂的兴办、传播西学都起了积极作用。 同时，大量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师范。张之洞、刘坤一首先提出派人到日本学习师范，“以备回华充各小学中学普遍教习”（29）。1903年的《学务纲要》对此作了具体规定。于是19O8-1906年出洋学师范极一时之盛。1904年川省一次就派出160余名，日本宏文学院专门成立了“四川速成师范科班”（30），1905年奉天与日本实践女校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每年派女生15名至该校学师范（31）；同年浙江选懂外文者100人赴日学师范。据统计，1903年留日师范生261人，1904年184人，同年底达625人（32）。由于赴日学速成师范太多，以至1906年清学部电知各省限制选送师范生（33）。 解决师资的第三条途径是国内发展师范教育，这一点，将在下面叙述。 （五）严定奖罚。各地兴学阻力不小，但清廷和各省大吏采取了较强硬的措施推行。学务大臣在奏请谕令各督抚广办学堂时称，“严定州县功过，其玩视尤甚及有名无实者，分别情节轻重，随时撤参。”（34）各省照此而行。如1905年苏抚陆元鼎对“教科之不完，章程之未合，生徒之缺额，教员之滥竽，以至经费之支用无法，办事之任用非人，种种弊端”，随时派员“切实调查”，根据优劣“籍为奖黜之所凭”（35）。同年川督锡良对学堂“规模整齐”、“尚有条理”、“开办最多”的十五个州县官记功，对“办事延宕”、“事多敷衍”、“禀报欠实”的11个州县记过（36）。1911五年四川当局又分别给予办学有功37人五品功照，134人六品动照，7人蓝翎功照（37）。学部对教师也制订了奖励制度，1910和1911年先后颁布了《检定小学教员及优待小学教员章程》、《检定初级师范教员及优待章程》，规定凡在学堂教课五年者，要核其成绩，申报学部，除照章请奖外，得就本堂款项之赢绌，酌量加给津贴至每年所得薪金十分之三，其子女或近亲在小学可有2人免费，教课十五年者准免4人学费等（38）。 从兴学所采取的措施和实际过程看，清政权的确起了推动作用。出现这种状况是毫不奇怪的。经过八国联军的打击，清政府丧失了军事上的抵抗能力而成为列强的傀儡。然而清王朝并不甘心于这种命运操诸外人的地位，仍念念不忘“以日本为前事之师，以印度、波兰、越南、缅甸作覆车之鉴”（39）。它决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在中国的封建一统天下，而希望通过内部的改革来维护动加强在中国的统治权。这个庞大的统治机器虽已腐朽，但仍在运转，它利用封建政权加紧推行新政，使中国在向近代化的道路上主动迈出了一大步。它不遗余力地兴办学堂培养新政人才，从而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兴起提供了便刮，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概况 由于各阶层参与和各项措施的推行，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间，全国出现了一个兴办近代学堂的热潮。有的论者认为由于“缺乏确如统计资料”，因而难见教育概貌。实际上1907—1909年清政府曾作过三次学务统计，每次皆由学部总务司文书科编有数百页的资料，即第一、二、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第一次于1910年，第二、三次于1911年分别由学部奏报清廷公布。1910和1911年学部是否有确切的学务统计，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以前历次统计可知，一般需二、三年后方能编出奏报，可能未及编订，不过，根据上述三次统计和其他有关材料加以综合考订（40），基本可了解1902—1911年全国历年学堂情况，见下两表： 时间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学堂数 在校学生数 毕业学生数 教师数 6，912 769 31，428 4，476 99，475 2，167 8，277 258，873 2，303 23，862 545，338 8，064 37，888 1，024，988 19，508 63，556 47，995 1，300，739 14，846 73，703 59，117 1，639，641 23，361 90，095 42，696 1，284，965 52，500                       资料来源，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7）；《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1908），《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光绪三十三年京外学务一览表》；《清朝续文献通考》；马士：《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丁至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下册 数学七年级下册拔高题下载二年级下册除法运算下载七年级下册数学试卷免费下载二年级下册语文生字表部编三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分析 ；《学部官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国风报》；《华北捷报》；《中国年鉴》（1913年）。 类 别 省 别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学堂 学生 学堂 学生 学堂 学生 学堂 学生 学堂 学生 学堂 学生 学堂 学生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山西 1 164 80 8140 40 4506 1617 2632 4 674 133 46257 119 13492 3220 486 49 5 2 1154 266 87197 2469 460 68 19583 6615 7351 658 19 34 3598 299 134868 28195 1397 1206 47394 12487 8424 1341 35 72 3513 663 152352 37706 2428 3197 50239 1993 9245 2113 183 158 3057 1493 214367 85437 8618 6945 49355 41969 1120 2708 338 196 4396 2333 242247 10687 1156 707 59298 57206                               陕西 河南 江宁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福建 甘肃 新疆 20 18 45 95 13 125 68 14 80 28 4 16 1 111 770 848 1259 482 3826 883 1925 3326 1550 130 917 78 114 150 73 155 32 183 92 144 129 170 7 35 3 2280 4134 1938 2651 1106 5891 2534 2184 5161 6308 449 80 1451 220 256 454 193 369 80 310 126 157 245 2793 24 30 76 86 4922 9098 4829 6688 2632 13235 3881 12050 10232 73291 1603 881 3466 4745 1260 1052 462 719 198 759 278 1257 486 4897 166 69 295 215 23823 21080 11534 12777 5429 27538 9131 16312 19825 145876 7781 2265 9225 7155 2025 1555 657 942 285 1131 452 1482 731 7775 1527 489 1004 414 370 500 101 42736 35435 19906 35246 8056 41261 14922 55136 29657 242782 74932 21770 36607 17616 20557 10921 1187 2115 2188 832 1036 503 1476 716 1972 1027 8934 1435 728 1160 448 491 346 115 47564 64370 28773 37055 17136 57971 22674 72634 41453 276907 68242 31707 42656 19082 15124 19627 2042 2953 5773 1105 1357 865 2165 1262 2886 1437 10661 1794 1328 1944 1811 678 1243 462 59196 90824 36239 44708 24674 76114 30348 99064 48792 343938 86437 51092 57457 25248 29663 23830 6842                               从上两表可见，1902～1911年间，近代学堂由700余所发展至52500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163万多人，其中以四川、直隶、河南、山东和湖北等省发展最迅速。总的来看内地快于沿海（恰与民族工业发展情形相反），如川、豫、鄂等省就超过苏、浙、粤、闽等省。这恐伯与该省大史的重视程度有关。 清末兴办学堂成绩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自上而下逐步普及教育。 近代学堂设立是由高等、中等再到初等，逐步推广。1901－1903年先后设立有山东大学、浙江求是大学堂、苏州省城大学堂、河南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山西大学、江西大学堂、陕西关中大学堂等。1903年清廷今除保留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大学外，各省大学一律降为高等学堂，每个省城一所，相当大学预科，分文、理工、医三类。据统计，1909年计有大学堂3所，京师大学堂200人，北洋大学114人，山西大学堂435人，共749人（41）。 全国高等学堂1907年计13所，学生2800余人；1908年19所，学生4400余人;1909年24所，学生4127人。 各省高等学堂设立后，中等学堂也相继出现。1903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各府至少用官费设中学1所，鼓励州县自设。清本普通中学不过400余所，学生30000余人，显然发展不快。 1905年10月，学务大臣以“小学所以教通国民，实为根本之图”，请明谕各督抚学政“切实督饬地方官劝谕绅士，广设小学堂”（42）。分为高等、初等、两等（即高初合办）、蒙养（即学前班）、半日（即上课做工各半天）学堂等各级各类。1907年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学制，规定男女分校，校内禁止缠足。据统计，1909年全国各类小学已达51439所，小学生1522793人。 当时发展小学教育甚缺资金和师资，于是热心教育者认为“莫如先就旧有之数百万私塾而改良之”（43）。川沙和苏州1904年使出现私塾改良会，1905年上海外商学界设立总会，“于是推行日广”。两江总督周馥札饬各属仿办，继任者端方亦札饬宁、苏、皖、赣提学司“切实筹款兴办”。改良会要求教员“教授翻用新法，重讲解不重背诵”（44）。1909年学部奏设简易识学学塾，“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而设”（45）。学生不缴学费。书籍物品概由学塾供给。许多旧塾便改造为识字学塾。 此外，福建、湖南、陕西、黑龙江、奉天、吉林、江西等省皆有数百不等。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法政学堂成为入仕之阶，士绅如水奔壑，法政学堂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07年学部筹设京师法政学堂并拟定章程49条，吉林、云南、山西、福建、浙江等省仿办。1908年学部奏设北洋法政学堂共通令各省划一照办，在西、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也随之而起。仅以四川为例，1906年先后开办官班、绅班两个法政学堂，1907年设“宪政讲习所”，到1910年底，“省城公立法政学堂骤发至十四、五堂之多”（46），迄清广之前，成都之法政学堂“几及二十堂”（47）。 八旗教育也有所发展。1902年杭州将原满营青海书院改为八旗小学堂；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荆州将军绰哈布将原驻防辅文书院改为中学，八旗义塾归并为小学4所，官学56所归并为蒙养学堂10所；1905年四川将军奏请在成都设驻防小学；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设旗员仕学馆；端方任江督后于京口驻防设中学1所、小学3所；1907年京师设满蒙文高等学堂；1906年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改满蒙官学为蒙小学，后改为高小，1908年继任者三多增设初小1所，半日学堂3所；1908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同年热河都统廷杰奏驻防已设初小1处，蒙学6处，识字学堂3处，满蒙文义学4处；同年学部为进一步推行八旗教育，奏设八旗学务处。（48） 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近代学堂，这以川达藏族地区最为明显。19O5年清政府平定川边寺庙上层喇嘛和土司叛乱后，世行改土归流，同时大力兴办学堂。1906年在成都设藏文学堂培养川过兴学师资。1907年护理川督赵尔丰上奏“筹办关外巴、里二塘学务，以化夷情，于炉城设局，次第规画”（49）。成立关外学务局（打箭炉以西过去称“关外”）。学务局派劝学员到各属动办学堂，采半强迫办法，凡学龄儿童不入校者，罚及家长。学生一切费用皆由学堂供给，凡学生皆免摇役（50）。川边学堂由1907年的2所，学生60人，发展到1911年的学堂200余所，学生9000余人。在这个世代没有正式教育的地区，堪称是一大进步。 （二）重视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是学堂发展的基础，因而备受学务当局的重视。1903年颁布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尚未设立之时应先办师范传习所。凡在乡村市镇以授蒙馆为业者均可入学；以十个月为期，毕业后在各乡村镇开设小学。待初级师范学堂毕业有人，传习所渐次裁撤。1905年仅四川一省就开办师范传习所110所，其他省可以推想。但1906年以后各地初级师范开办，教传习所渐少。 按清学务当局规定，每州县必设初级师范一所，京师和各省必设优级师范一所，相继颁布了优级、初级、简易师范等《毕业奖励章程》和《师范生义务章程》。由于受到重视并有一定措施保障，在二十世纪初便基本建立起师范教育的体系。 1902年张之洞奏设三江师范学堂于南京，1905年周馥改为两江师范；1903—1904年湖南陆续开办中西南三路师范，中路设于长沙，西路设于常德，南路设平衡州；1903年张  创办师范于南通，龙湛霖、谭延  等在长沙办明德学校，设速成师范，聘黄兴主办；1904年张之洞饬湖北各府将中学一律改为初级师范或先办速成师范，次年开办支郡师范6所；1905年浙江高等学堂设师范完全科和传习所，学额140名。河南办师范学堂，”把学生150余人。直隶札饬府州县速立初级师范。广东设两广速成师范，被改为初级师范，再改为两广师范。甘肃就兰州新关、兰山书院改设优级师范。吉林将军达桂办简易师范于省城；1906年在督袁世凯设高等师范于天津，山东、陕西、奉天等省均派学生附学；1907年北京医学院停办，学部以原校址设女子师范。浙、鲁、鄂开办师范学堂；1908年学部奏改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陕西提学使余子厚创办女子师范。四川的发展更为突出。1907年有优级师范1所，学生632人。初级师范28所，学生1722人。 据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一、二、三次教育图表统计，1907年优级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和传习所学生共36091人，1909年28572人。1909年之所以有下降的趋势，首先是因根据学部章程规定，各地师范学堂兴办后传习所渐次裁撤；其次又是因1905年以后各地以各种方式培养了大量教师，不少留日学生也归国任教，教师奇缺问题缓和。 （三）实业教育迅速发展。 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在全奏变法第一折中例提出在各省设农工商矿等专门学堂，以培养实业人才。对此，清政府十分重视。袁世凯于1902年平直隶设工艺局，建工艺学堂，聘中外教司授以化学染织及其他工艺。1903年张百熙等又奏请兴办实业学堂，以利国计民生。《学务纲要》更规定这设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力”，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富于生产之区宜设工业学堂（51）。又颁布了《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实业学堂宗旨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分实业学堂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水产、艺徒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等类，由各省“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择宜兴办”（52）。清廷又连续颁布了奏定中等、高等《农业商业学党章程》、《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奏定艺徒学堂章程》等。除学部外，商部也以推广实业学堂为已任，鼓吹“今欲振励才能，精求实学，应先从设立学堂下手”，并以“能夺西人所长为主”（53）。 1904年商学两部首先在京师设高等实业学堂。迄1911年，全国先后创办高等工业、农业、商业等类学堂计17处（54）。 各省在地方当局的竭力提倡下，实业教育发展较快。1907来湖北有实业学堂9所，学生200人，到1910年达69所，学生7000余人。商期，实业学堂学生所占全省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23％上升为8．8％（55）。川督锡良在尽量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实业的同时，广设实业学堂。其继任者赵尔率也相当重视。在他们提倡下，四川历年开办了工务、艺徒、商工、铁路、中等农业、中等工业、财政等实业学堂以及劝业员养成所、实业教员讲习所和商业讲习所等。1909年共有实业学堂14所，学生1000余人。山东省自巡抚周馥1904年倡办初等农业学堂后，在工业方面先后成立艺徒、习艺、工艺、工业等学堂18所，农业方面有蚕桑、农林学堂等16所，1910年又计划新设和改办农工商学堂100余所，实施结果不详（56）。1908年两江总督端方以“振兴实业必以研求商学、开  智识为先”，决定办南洋高等商业学堂（57）。次年又以“南洋系工商业最盛之区”，“尤宜以振兴工业为当务之急”，计划开办工科大学（58）。在浙江，其规模最大者为浙江高等工业学堂，在校学生200余人。1909年全省各类实业学堂计14所，学生近200人。全国会工艺局所属之工艺学堂亦培养了大批学生，知直隶各州县“禀报有工艺场、织工厂、艺徒学堂、习艺所等，又共八十余所”。其官办实习工场先后毕业工徒2000余人（59），因而直隶“民智大开，上下一心，力求实业，已有基础”（60）。 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实业学堂137所，学生3693人；1908年189所，学生13616人。1909年254所，学生16649人；1912年达445所，学生36615人。实业学堂的发展说明了当时社会大量的需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振兴工商实业的兴旺局面。 三、影响及局限 教育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并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清末近代学堂的兴起，体现了当时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学堂逐步取代科学书院的过程，就是大量士绅转化、资产阶级地位逐步提高、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量传播、近代知识分子群出现并趋于革命化的过程，从而造成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第一，封建绅士的转化。清末的知识分子有受传统教育和受新式教育的两种。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兼受两种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近代学堂的兴起和清政府的鼓励，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士绅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新教育的潮流之中，多少接触到一些新学，成为新旧学兼具的第三类知识分子，实标成为士绅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的中间环节。当时新式学堂首先招收具有传统功名者，给士绅阶层接受新教育带来了机会。例如京师大学堂就以招收举贡生监的青年学子为主，据统计，1903—1906年在京师大学堂中的浙江籍学生无科举功名仅12人，占浙籍总人数67人的18％；四川籍学生无功名者权3人，占川籍总人数21人的14％（61）。又如张之洞规定湖北新学堂的学生非从士绅中遴选不可。对年长好入学而不能入学者，则设“勤成学堂”，购置“中西政艺实用书籍”供真阅读，由首府分期考试给奖鼓励。在当时风气下，士绅颇愿接受各种新式教育，两湖、经心书院为留学出仕的跳板，士纳更是趋之若骛。有人估计，清末湖北接受新教育人数至少有20000人，约占全部士绅的43%（62）。清末由于各省自治的需要，又出现了自治研究所，学习法学、自治章程、谘议局章程等，每省不少于数千人肄业，其中以地方士绅为主，湖北“先于法政学堂附设自治研究班，分饬各属选送士绅来省入学”；（63）四川办通省自治研究所，“招选各士绅来所肄习”（64）。 这样一批转化中的知识分子成为立宪派的中坚，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中关于新式学堂毕业或举贡生监出身的限定条件，为他们步入政坛提供了条件。贵州的“谘议员多为经世学堂毕业生”；据日本井一三郎观察，河南议员“有新知者三分之一”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了家立说“少数受过新式教育者组成了立宪派”（65）。他们这种双重出身造成了其特有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功名来于统治者的恩赐，是其进入仕途的起点，因此他们不愿封建王朝覆没而使得之不易的功名付之流水。另外，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使他们囿于传统，思想被束缚而不敢贸然离经叛道。但他们毕竟已不景旧士绅了，新学的影响、新思潮的冲击，使他们不满现实，希望改革，共产生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因而在保守中又酝藏着进取精神。这样一批新旧兼具的知识分子极大地影响了清末的政局。 第二，促进了资产阶级参与社会活动和联合。二十世纪初大量出现的教育会同商会一样为资产阶级提供了重要活动场所。1906年7月学部拟定《教育会章程》十五条，明令各地设教育会，以“上下相维，富绅相通，籍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地方学务乃能发达”（66）。过去一些地区便存在类似教育会的组织，在这时遂成为合法的地方组织。教育会发展很快，到1909年全国计有723处，会员48432人，各省分布如下表： 省别 教育会数 会员教 省别 教育会数 会员数 直隶 奉天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山西 陕西 河南 江宁 江苏 安徽 浙江 690 27 78 1 44 88 52 69 35 20 26 30 5312 3935 173 50 1023 1704 1809 1796 5116 3477 2038 2543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福建 甘肃 新疆 计 65 17 11 65 12 31 13 4 33 4 无 723 2333 1722 652 9012 1064 2013 481 546 1624 9 无 48432             资料来源，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 另据张主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估计，当时资产阶级公开性的结社计668个，其中教育类（包括教育会）103个，学术类65个，占总数的25％（67）。但从上表可见，关于教育类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 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在教育会中充任要职，如张謇任江苏教育总会副会长和江宁学务公所议长，张元济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等。他们组织资产阶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1907年上海学界集资设立“通俗教育社”（68）；1909年苏州教育会、劝学所举行“各学堂成绩展览会”，参加者50余校（69）；江苏教育总公开“全省学堂成绩展览会”，计送到展品5100余件（70）；1910年5月官绅合作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专门设教育馆，评出得奖教育品966件，约占总数的18％（71）。1911年江苏教育总会发起“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制订简章，“以公议关系全国之教育事宜，期于改良进步为目的”（72）。是年5月在上海开会，到会的有苏、浙、湘、豫、赣、鄂、鲁、闽、粤、桂、皖、奉、直等省代表（73）。提出定军国民教育主义、统一国语方法、停止毕业奖励、变更初等和高等教育方法五案，请学部实施。7月张謇在京师发起全国师范联合会，出席成立会者40余人，议决要案五项（74）。在官方的全国性教育组织中资产阶级也居要位，如1911年6月学部奏设，7月在京成立的中央教育会，张謇就当选为会长，张元济、傅塔湘为副会长。这些教育组织和活动，客观上提高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加强了其联合。 第三，西学得到传播。既然封建的教育制度已经开了缺口，那么西学的传入就不可避免；由于统治者希望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那么西学就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各校讲台。《奏定中学章程》规定外语为“必需而最重之功课”，其目的是为了“人人知国家，知世界”，能直接读西书并达到“虽远适异域，不假翻译”的程度。注重世界历史，规定就日本、朝鲜、安南、暹罗、越南、印度、波斯、中亚等“讲其事实沿革大略”，对欧美则讲其“历史中之重要事宜”，“五十年以内之事尤宜加详”。开设地理课了解各洲“诸国地势”（75）。又如高等学堂开设外语、数学、理化、地质、矿物、动物、植物、法学、理财以及土木、机器、气电、采矿、冶金、造船、农艺、林学等（76）。大学堂所授更几乎全为近代科学，仅以物理科为例，就有天文、力学、数理结晶、应用力学、气体论、电磁光学论、微分方程、球函数等二十余门课程（77）。由于学堂开设新学，就为新书刊的传播造成极好条件，如上海出现了“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从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和东大陆书局等“各竞出新籍，如雨后春笋”（78）。据统计，仅在1904年，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历史名著等译成中文者即达250余种（79）。 第四、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民主和革命。学堂是传播新思想的绝好地方，那些青年学生一旦接触到西学，就不会再按封建统治者规定的思想轨道运行而发生剧烈变化。胡汉民回忆他在广西梧州中学任教期间，“为学生讲民族革命之要，学风骤变，（80）李  人在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读书时，喜欢看《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民立报》等（81）；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受了《民报》的影响，便在校中酝酿革命”（82）；在武昌陆军中学里，“革命理论书刊，大家暗中传递，争相阅读，革命情绪十分激昂”在去南学界，“《云南》杂志传播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结果“学生中有志青年，无不向往革命”；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对学生的排满思想，听其自然地发展，不奖励，也不禁止”（83）；浙江大通师范学堂学生“总以反清为中心活动，尤其是痛骂曾、左、彭、李、”；安徽青年学生“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当时所有的文武学堂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几乎都有革命志士在其中进行革命宣 传工作”（84）。 青年学生是最先觉悟的阶层，“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85）。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呐喊和奋斗，明显地表现出一股社会力量的突起；1903年的《苏报》便有文章指出；“中国之有学生也，自二十年以来也。近岁以顷，成就尤多……各省大学堂之成材，亦千余辈，而方兴未艾，方轨并进”。他们具有巨大的活动能量，如拒俄运动爆发，京师大学堂学生上书，湖北学生500余人集会演说，安徽学生300余人组织爱国会，“到处风发，气象特佳”。并创设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86）。这些青年学生以后成为革命团体和政党的主要成员。 武昌起义之前，青年学生为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起义爆发后又成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上海的学生组织中华民国学生军团；“不旬日间，自愿参加者千余人”（87）。上海军政府所招士兵中，“学生界人物为最多”。学生还组织志愿决死团，表示“誓必克复金陵，歼此惨无人道之民贼，而出同胞于水火”（88）。此外，上海学生还建立有中华学生军、学生北代队、学生军、学生守卫团等。在广西，成立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从军北伐，并号召桂林各中等以上学校有志之士参加，不数日间，报名参加者达二百余人”（89）。在贵州，“陆小、新军联合起义，举前总办杨等城为贵州都督”（90）。在黑龙江，同盟会“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