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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doc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

游离状态的猫老师
2019-02-02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讲引言一、相关概念与界定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学术界不同学科领域曾对“文化”下过百数十种甚至更多的定义:人类文化学:文化是一种行为的范式,它不仅是行为的产物,而且是今后行为创造的要素和条件。这种范式分为“明示的文化”和“隐示的文化”两种。哲学: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下,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民族生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的共同的东西,是民族精神的结晶,近乎民族性。文化可分为“表层的和深层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广义的和狭义的”。历史学: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从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成就的总和。文化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三个层面。文化的属性: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社会范畴,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属性,此外,文化还具有隔离机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传播性等属性。二、文化交流的接受、排斥与变异本土主体文化:一个社会若政治健康、经济发达、文化活跃,对外往往表现出自信、开放、改革进取的心态,易于接受异文化反之,就排斥。外来客体文化:外来文化的效用、与本土文化体系之间差异性的大小,即是否适应,是主要的影响原因。即效用性和适应性。文化交流引起的变异:两种文化相遇后,无论是主动接受还是消极拒斥,都会发生交流、影响和交融,从而促使原有的文化体系产生新的文化要素,引起文化总体结构和整体面貌的重大变化,这就是文化的变异。古代文化交流的具体途径主要有四种: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乐舞团体等贸易往来,即朝贡和个人贸易宗教传播战争与掠夺。第二讲两汉丝绸之路一、张骞凿空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的原因: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出使的原因是解决匈奴之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匈奴打仗,一般都用骑兵,就需要中原不产的马匹。张骞通过第一次出使见闻,呈报汉武帝说,“乌孙的马匹最好。”并且提议不妨与乌孙建立外交关系,用丝绸和乌孙的马做交易,为下一次进攻匈奴储备物质基础。于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为了得到乌孙的马,公元前年到前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西去,因西域已大都在汉朝的控制之下,所以非常顺利,三四年间,张骞又在西域转了一圈,这一圈就更加巩固了汉朝对西域国家的领属关系,这就形成了后来《汉书》里面写的由西域都护所统辖的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路线:这条逾公里长的道路,如上图所示,由西汉都城教士知识的电视剧、电影和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天主教的比较高深的主教或比较有学问的传教士都懂希伯来语。那希伯来语或希伯来人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犹太教是由希伯来人创造的。希伯来人原来住在阿拉伯半岛,后来从阿拉伯半岛转移到了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巴勒斯坦地区也有本地的原始居民,就是圣经中的迦南人,他们把从阿拉伯半岛移民过来的人,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含义就是“从河那边来的人”。现在我们说犹太人总是在四处流浪,从他们的祖先希伯来人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动的民族。所谓“从河那边来的人”,就是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约旦河流域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后来,这批移民就长期停留在迦南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渐渐与迦南人融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以色列”。《旧约》中讲带领希伯来人从阿拉伯半岛迁徙到迦南地区的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个孙子叫雅各,雅各有一次和当地人摔跤时取得了胜利,败在他手下的人对他说:“我很佩服你,但我也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神的化身,是神的代表。我现在传达一个神的旨意:你以后不是雅各了,你完全有资格做上帝的卫士。”所谓上帝的卫士就是“以色列”,这样希伯来人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以色列”。从《旧约》中可以看到从希伯来到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摩西创教一个由雅各带领的十二个新的部落形成的以色列民族散居在新月地区。公元前世纪,新月地区遇到了灾害和饥荒,以色列人被迫又一次迁徙,迁到了水草丰美,更加适于生存的埃及。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以色列人到埃及之后就沦为了埃及贵族的奴隶。这样在埃及居住了年,直到以色列民族出现了一个新的英雄人物摩西。摩西是在埃及土地上出生的以色列后裔,虽然当时整个以色列人都处于埃及奴隶的地位上,但摩西是一个在以色列民族中地位比较高的、接近埃及贵族身份的人。摩西带领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返回自己的家园迦南地区,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这就是《旧约》中记载的“出埃及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从地中海的南边迁徙到地中海的东边。到了迦南地区以后,摩西就面临着怎样把带回来的万以色列人后裔和迦南地区现有的希伯来人后裔团结起来、凝聚起来的问题。摩西为了进一步统一以色列人,就进行了所谓的创教。事实上很多古老的原始部落或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所谓摩西创教可能就是将原始宗教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而进行的一些有文字可循的宗教工作。这就像文字的形成一样,不可能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突然发明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当中慢慢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来整理、规划、制定出规范与章程。摩西在犹太教的发展过程中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摩西创教主要是给以色列人规定了一些教规,首先要信仰唯一的主耶和华,而不能信别的真神。古代宗教往往都是多神教,这与多部落分散居住有关系。但如果要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印度教在公元前世纪的孔雀时代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向外扩张的态势,就是因为当时的印度比较强盛,比较统一。所以,宗教和政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摩西创教并不只是为了宗教,也是为了团结、凝聚以色列民族,所以他提出要信仰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为了体现以色列民族是耶和华的崇拜者,是统一的宗教信仰的民族,他又具体的宣布了所谓的“摩西十戒”。第一,一定要信耶和华第二,不能把自己作为神,也不能信别的神第三,不能偷盗、杀戮,不能侵占别人的财产,包括别人的田地和妻子,另外还不能作伪证等等。摩西十戒奠定了西方宗教最基本的教规,之后摩西十戒就成了犹太教最基本的教义。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尊崇摩西十戒。这样摩西就成为统一、规范以色列民族的伟大人物。由于摩西属于以色列民族中的犹太部落,所以他所创立的这个宗教又称为犹太教。讲到“摩西创教”,就可以理解希伯来、以色列、犹太教这些名称的由来和关系了。通常我们中国人的理解,这些词好像都是同义词,其实它们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摩西创教之后,我们把信仰耶和华、尊崇摩西十戒的人都称为信仰犹太教的人,而对这些信仰犹太教的人,我们一般也称其为犹太人。由于后来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不只限于生活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他们一直在欧洲、非洲、亚洲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所以犹太人并不是以色列人。例如,德国的犹太人我们一般不称其为德国的以色列人。所谓的犹太人是由以色列血统渐渐发展而来的。政教合一的以色列黄金时期在摩西创教之后的两三百年当中,以色列民族经历了他们最辉煌的时期。公元前世纪到世纪之间,以色列出现了两位伟大的政教合一的英雄人物: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大卫是在公元前世纪率领犹太部落与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其他民族进行征战,最后统一了其他民族和巴勒斯坦地区,并且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民族的首都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在当时是一个很辉煌的古代城堡,它建立在一个英尺高的高原上,易守难攻。以色列人从此有了自己的首都,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所以大卫王在基督教徒心中始终是一个英雄的形象,基督教徒都称自己是大卫王的子孙。甚至明清时期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为了跟中国教民说明大卫是什么样的人,就说大卫像统一中原、统一黄河流域的中国黄帝一样。他首次统一了以色列民族,建立了以色列的政权和首都。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他在大卫的基础之上,在耶路撒冷城建立了群山圣殿,就是犹太教进行礼拜的地方。所以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犹太教、犹太民族或以色列民族有了自己的首都,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这就是以色列民族政教合一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说是黄金时期呢因为在此之后以色列民族经历了很多灾难,经常处于失去家园没有自己的国家和领土的情形。巴勒斯坦地区处于地中海的东岸,处于西亚的巴比伦文明、北非的埃及文明以及欧洲的古罗马、希腊文明的交界地带,经常遭到这些国家特别是巴比伦古国和埃及古国的侵略和夹击。哪个国家强盛,哪个国家就占领巴勒斯坦地区,于是以色列人就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他们有时逃到阿拉伯半岛,有时占领着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成为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这就是以色列民族一直处于游离状态的主要原因。这些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就慢慢的融入埃及、欧洲各个国家。于是犹太人就成为欧洲民族中一个很特殊的民族,它没有自己固定的土地,他们应该在以色列,应该在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巴勒斯坦地区那时早已经成了伊斯兰教的地方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犹太教和犹太人。(二)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发展出来的,又慢慢成为独立于犹太教之外的新的宗教系统,同样信仰唯一的真神耶和华。犹太教在经历了大卫、所罗门最辉煌的时期之后,从公元前世纪开始的一千多年当中他们始终处于多灾多难、流离失所的状态。但是犹太民族始终有两个信念:一个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最优秀的另一个是虽然他们现在多灾多难,但未来总有一个救世主会降临,使犹太民族能够重新统一起来,战胜异教徒,战胜敌人,恢复到大卫、所罗门王时代的辉煌。所以犹太人一直在等待一个救世主降临,这个救世主在中国被翻译成“弥赛亚”,这是犹太教的一个基本信念。公元世纪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现了,一部分犹太人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派下来的救世主,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圣子,是降临的救世主。持这种信仰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犹太教的一些旧教规也有所改变,耶稣基督就变成了一个广泛代表底层人愿望的新宗教。这一时期正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也在古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这个教派开始时当然也依附于犹太教,随着耶稣基督的不断发展,才渐渐的和古代的犹太教分离开来。它不仅代表了底层人的愿望,也得到了古罗马上层人的支持,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一个新的宗教总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取得合法地位,最开始它也遭到罗马帝国的迫害,直到、世纪才真正在罗马帝国得到合法的宗教地位。世纪君士坦丁将军统治时期,他统一了西亚、北非,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罗马帝国。以前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最早就是由君士坦丁将军经营建设起来的。因为他是受到基督教的帮助才打了若干的胜仗,所以在罗马君士坦丁将军时期基督教得到了合法的宗教地位,后来发展成罗马的国教。从公元世纪到近代西方发生宗教改革,也就是长达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都是基督教统治的时期。在这一千年当中,宗教史上值得一提的就是世纪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分成了东西两派。以罗马为中心的一派成为罗马公教,又叫罗马圣公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包括后来的俄国在内,就是整个的东欧地区成为东正教。这两个派都标榜自己是正宗的,是耶稣基督的正宗传人。后来的宗教改革主要发生在西部罗马公教中,东正教基本上是在东欧以及俄罗斯广大的亚洲地区。这就是犹太教到基督教的一个简单的历史。(三)基督教与天主教要了解和区分基督教与天主教这两个概念,需要把前面讲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是公元前年左右,希伯来人创立了犹太教。犹太教发展到世纪的时候出现了耶稣基督,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后来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纪基督教又分裂成圣公教与东正教。到了世纪,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为了迎合新生的资本主义势力,这些经济和政治的代表想要推出一个新的宗教,就在圣公教的内部产生了新教改革,产生了新教。由于中国翻译的习惯,我们通常把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称为基督教,把基督教之前的圣公教或东正教称为天主教(其实东正教并没有传入到中国来,传来的只是罗马圣公教)。这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把上帝称为天主,所以我们把明末时期传来的基督教称为天主教。虽然那个时候新教也正在兴起,但是传到中国的时间比较晚,很多新教传教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来到中国的。对年之后传来的新教,我们一般称它为基督教。但很多书中虽然也在论述天主教的事情,而书名却往往用基督教来命名,这里的基督教就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所以社科院宗教所要出世界三大宗教的书,佛教、伊斯兰教的名称没什么问题,但另一本不能叫做天主教加新教,就叫它基督宗教,意思是既包括了天主教也包括了后来我们称为基督教的新教。后面讲到明朝的时候一定会讲天主教,清朝之后就会讲基督教,但这个基督教指的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另外,基督教的圣经有新、旧约之分,但新、旧约不是相对于天主教和新教来讲的。《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新约》是基督教的经典。如果我们想知道犹太教的先民希伯来人、犹太人、以色列民族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就可以从《旧约》中看到。二、唐朝的景教(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基督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上始终是充满斗争的,它们是来自地域的、阶层的、利益的斗争,并且一概被称为正教与邪教的斗争。公元、世纪,在天主教世界的东方,就是在叙利亚、西亚这一带流传着基督教中的一个异教,一个由叙利亚人创立的聂斯脱里教。聂斯脱里是一个人名,由他所支持的这一派的宗教就叫做聂斯脱里教。由于它的本部是在相对于罗马而言的东方,所以它就随着丝绸之路,随着唐朝时期中国的开放以及与西方大规模的交流来到了中国。它在中国发展了年,有一些信徒生活在长安。唐朝是一个文明开放的国际性都市,所以聂斯脱里教教徒在长安的活动曾经得到从唐太宗、唐玄宗到唐高宗等皇帝的支持,也建立了教堂。但唐朝晚期,出现了唐武宗灭佛。灭佛是为了维护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所以在灭佛的同时西方来的其他一些宗教也一起消失了,其中就有聂斯脱里教。那么我们后人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呢在明朝末年,天主教的传教士又一次来到中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一块古碑,就是我们要讲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们原本认为中国是一个基督教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国土,完全是一个异教的国土,可突然在西安的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经过研究,发现这个景教就是、世纪在西方被驱逐的异教聂斯脱里教。从碑文所记载的一些教义、人物发现原来这只是聂斯脱里教的一个分支,但对于天主教世界,或者基督宗教的世界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性的事件,也很好的鼓舞了明末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这块碑最早当然是被中国人发现的,当时中国人并不知道有天主教,也不知道考古学这样一门学问,这块碑和碑上的文字,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被称为金石学。金石学家对这块碑很有兴趣,比如钱大昕。他是清朝初年很博学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景教碑的景教考,说这块碑是在万历年间长安的居民刨地的时候发现的。可是钱大昕虽然学富五车,但对于天主教的教义却不了解,所以景教考中没有关于碑文的解释。另外,清朝一个叫林侗的学者说这块碑是在崇祯年间一个长安官吏在为夭折的儿子建墓掘地时发现的。下面是两个明末的传教士对石碑的解释,他们懂得中文,是真正对唐代景教碑感兴趣的人。一个是阳玛诺,在《唐景教碑颂正诠序》中说到:“天启年(年)关中官命启土,于败墙基下获之。”这与林侗的说法差不多,就是官员在挖土的时候发现的。另外一个是曾德昭的记载,他说这块碑是在天启五年,就是年发现的,这个记载是比较准确的。这一时期在中国已经有一些中国人信仰基督教了。当时长安有一个叫张庚虞的读书人认识利玛窦,他看到这块碑以后,感觉到这块碑里有一些文字和利玛窦跟他说的话有些相近,觉得这块碑不是一般中国传统的纪念皇帝或官员功绩的石碑,可能和西方传教士有关。所以张庚虞就把这个碑的拓片给了他的朋友李之藻。李之藻是明末入了天主教的中国高官。年月日李之藻从张庚虞的手上得到了景教碑的碑文拓片,一番研读之后写下一篇《读景教碑书后》。前面的钱大昕和林侗对景教碑中所记载的内容并不理解,从李之藻开始,加上之后西洋传教士的解读我们才知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到底写了些什么。(二)景教碑的形制和内容景教碑是一块黑色的石灰石碑,大体完好,刻字清晰。高英尺,宽英尺,厚英尺,重约吨。上方是半圆形,边上有一些龙形的图案,有一定的厚度。正面文字行,每行字,共余汉字背面无字。下方和左右侧面是一些专门的文字,不是汉文,是一种我们读不懂的文字。经后来清朝人的研读,发现这些是叙利亚文,就是聂斯脱里教在东方的主要根据地。这些叙利亚文记载了位景教僧侣的姓名和职称以及相对应的汉字。碑文的内容首先是一个序文,讲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天地创成、原人获罪、救世主耶稣降生等,很简短的写了基督教的教义。正文部分就是讲景教来中国的年的经历。(三)景教在唐朝景教来中国是在中国唐太宗时期,有一个波斯高僧卡罗本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当时,唐朝人分不清阿罗本是从哪里来的,对于唐朝人来说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波斯国,所以就把阿罗本称为波斯高僧,把他建的教堂称为波斯寺。这样的说法虽然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但可以看到唐朝人的一个观念,就是凡有益于教化人心的东西,他们都持欢迎的态度。所以阿罗本来到唐朝的第四年就建了波斯寺。唐太宗之后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则天当时登上帝位也借助了佛教的力量,所以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是一个十分崇佛的时期,对于波斯寺中的西洋高僧也是很礼遇的。可以说景教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也受到很好的礼遇。到了开元天宝年间,也就是唐玄宗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的波斯帝国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大食。当时唐代长安国际化的景象之一就是有一些波斯的流亡贵族,甚至波斯太子也来到长安避难,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时期景教徒就不想再用波斯来称呼自己,他们知道在中国人心目中西方最了不起的是大秦,所以玄宗时期正式把波斯寺改为了大秦寺。这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二字的来历。那为什么称它为景教呢明明是聂斯脱里教,到了中国为什么叫景教呢这就和建碑有关系。玄宗之后年在唐德宗时期,有一批聂斯脱里教徒认为应该纪念这一百多年来聂斯脱里教在中国,特别是在长安的传播,应该立一块碑。当时由一个叫伊斯的人捐资,一个叫景净的写碑文,一个叫吕秀岩的中国人刻碑。在这个碑上第一次出现了景教这个称呼。在此之前只知道长安有一个波斯寺或大秦寺,最早是由阿罗本传过来的,对于这个教派却没有一定的名称。而叫它景教是因为它的教义实在是太美好了,就称它为“景教”。“景”就是彰显它的光辉,总之是很美好的意思,就“长名之曰景教”。所以,景教是唐朝时期来到中国的基督宗教当中的一个分支。又过了年就到了唐武宗时期,唐武宗灭佛的时候除了佛教之外,当时从西方传来的其他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也包括景教都在取缔范围之内。现在我们推测大概是在武宗灭佛的时候把这块碑推倒并埋到了地下,一直到天启五年(年)才被发现。(四)对景教碑的研究情况天启五年发现这块碑的时候它基本上是新的,没有受到太多的损伤,所以碑上的多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只是读起来比较困难。石碑边上的叙利亚文是后来在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解读出来的。西安作为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碑林中集中了很多有价值的古老石碑,而这块景教碑可以说是最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块碑,从明末到后来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一直受到西方比较高的重视。现在在西安碑林能够看到这块碑也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这块碑被发现后,并没有受到中国学者、金石学家的重视,因为他们读不懂。后来,这块碑逐渐引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的重视,他们努力地去解读它,并且把它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年金尼阁将其译成拉丁文,年曾德昭译成葡萄牙文,把它传到西方,传到欧洲。中国的金石学家虽然对它有注录,但他们读不懂。中国的天主教徒最早是李之藻对它做了研读。真正全面地对它进行研究是近一百年的事情。中国人、日本人都对他有所研究,把它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课题。中国方面冯承均做过“景教碑考”日本方面佐伯好郎、高楠顺次郎、桑原骘藏、羽田亨等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五)景教碑发现后的遭遇碑的发现对中国政府来说好像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年发现以后景教碑就遭到了一些破坏。当时大秦寺已经被毁,到明末的时候有个叫韩泰华的教徒捐资给石碑修了一个亭子,但是不久就毁于回教民变。清朝末年,来到中国的外国使团由于受到传教士的提醒,多次要求总理衙门保护西安郊外的这块景教碑。年,总理衙门终于拨出两纹银来保护景教碑。但由于当时官场腐败,两银子从总理衙门一步步拨到具体修缮景教碑的部门时只剩下了两银子。这两银子只能建一个简单的瓦棚而已,瓦棚也很快倒掉了,景教碑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这时,有一个丹麦的新闻记者,叫和尔摩,他预谋把景教碑偷走。当然,光天化日之下偷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它就在西安附近雇了一个石匠,要求他按照景教碑的外观、大小、材质建造一个一模一样的景教碑。和尔摩吩咐了这些事情以后,就离开长安去做别的事情了。等到年月他回到西安准备以假乱真把景教碑偷走的时候,发现碑已经被西安政府接管了。可能是和尔摩制作假碑的事情被人察觉,所以政府便接管了。和尔摩只好把假碑买下来,将它经过西安、郑州、上海一路运到了纽约。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也是几经周折,后来和尔摩在日记中写到,虽然在运送的途中用草席把碑包裹了起来,但还是遭到了当时市民的围攻。总之最后还是很艰难的在年运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非常热烈的反响。虽然是假碑,但也证明了当年天主教的先驱们在中国创下的业绩。和尔摩就把碑寄存在纽约博物馆中,从每天的门票中获得收入。直到年,有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蕾丽夫人,向和尔摩买下这块碑献给了梵蒂冈。所以。现在这块复制的景教碑就存放在梵蒂冈的艺术博物馆中。这块景教碑在日本也有一块复制品。日本这块是用石膏做的,里面是白色的石膏,外面做成了黑色的,上面也刻了字。景教就是这样一个流传过程,在明朝景教碑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长安有过天主教的流传。从这七十多个叙利亚文记录的教徒的名字可以看出,景教其实并没有进入到中国汉人当中进行传播。所有信仰聂斯脱里教的都是西方人,基本上只是叙利亚人信仰这个教,并没有在汉族之间流传。虽然中国皇帝并不反对他们传教,但事实上聂斯脱里教并没有真正的传播开来。只能说长安来了一些移民,这些移民信仰一个宗教,他们希望有一个教堂能够做礼拜,于是就有了波斯寺或大秦寺。所以,等到大秦寺毁灭以及唐代结束之后这些外来的移民在中国也渐渐的消失了,或者说渐渐的中国化了,景教徒在中国也就消失了。三、元朝的也里可温教首先要对也里可温做一个解释,“也里可温”是蒙古语中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到了明朝我们才把这个教称为天主教,在此之前的元朝称它为“也里可温教”。至于“也里可温”到底是什么意思,历史上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考证,有的人称它是叙利亚文的“上帝”,就是希伯来人对“上帝”的发音有的说它的意思是“有缘的人”。总之也里可温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宗教,是元朝的基督教。马薛里吉思与元朝景教遗迹有文献记载,在忽必烈时期江苏镇江的一个地方官是一个色目人的景教徒,叫马薛里吉思。他被忽必烈任命为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虏花敕。副达虏花敕是一个官名,相当于镇江府的知府。因为他是镇江府的第一长官,又是一个西亚来的景教徒,所以他就在镇江以及镇江附近的丹徒(江苏的常州附近),建立了景教的寺庙,晚年他又在杭州建了景教寺庙。他的一生先后共建了七座景教寺庙,在镇江建有四个,在丹徒建有两个,在杭州建有一个。在《元史镇江府志》中记载,这些都是也里可温教的一部分,是元朝早期的也里可温教。由于唐朝的景教被大家所熟知,所以这些寺庙都被称为景教寺。有的地方因为这些寺庙里都有十字架,所以被称为十字寺。这就是地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景教在当时的情形。天主教传入中国柏朗嘉宾在马薛里吉思之后也有真正的天主教徒来到元朝,这里主要介绍两个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柏朗嘉宾(PlanoCarpini),一个是罗伯鲁(WRubrouck)。如果说他们纯粹是为了传教事业来到中国也不准确,因为当时蒙古铁骑西征给欧洲带来了很大压力,罗马教廷希望通过传播天主的博爱来教化蒙古的侵略者,所以柏朗嘉宾作为一个宗教的使者实际上还肩负着军事政治目的。柏朗嘉宾在蒙古呆了一段时间后写了一本《蒙古简史》,当然这并不是一本正规的历史教科书,只是写了一路上对蒙古的一些了解,包括蒙古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战争的情况。他写道:“我们到了和林(建元以前,蒙古汗国的首都),蒙古人招待我们吃饭。我们领取了一些食物,由于沿途的饥饿我们开怀大吃,没想到吃了两餐以后,我们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他们说这可是给我们一个礼拜的食物,以后你们就和我们蒙古人一样饿着肚子吧,你们两餐就把一个星期的食物全吃掉了。”这也可以反映出蒙古人的饮食习惯。柏朗嘉宾被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他长期在欧洲传教,是一个博学多识、见多识广的传教士。他在《蒙古简史》中写道:“虽然我们传教士是有规定的,修士传教必须要步行,但我这次是走得太远,要从欧洲走到亚洲,年事已高,怎么办呢当时教会特别允许我骑驴代步,并且还带了两个当地的同行者,首先进入了钦察汗国,然后在伏尔加河的对岸见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就是钦察汗国的国王,然后继续往东走到了和林,也就是蒙古汗国的首都,在那里见到了汗国的最高统治者贵由。”他带去了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信,信上说了天主教的教义,认为现在蒙古人这样滥杀无辜实在是有悖天主的教义,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成为共同的天主兄弟。当然这种说教对蒙古人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贵由也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一直保留在梵蒂冈图书馆,因为当时教会组织比较严密,所以把这些有关史料也保存了下来。贵由这封信我们现在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还是很有理有节的。蒙古人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信萨满教,这是北方马背民族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他们认为这样一路征讨是在替天行道,在信中表现得不卑不亢。还说如果天主教教义真的是那么好,那就让它去造福西方的人民和土地吧,我们可以互不侵犯。通过这次信件交往可以看出柏朗嘉宾不远万里而来,却并没有达到目的。但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他所作的《蒙古简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关于蒙古早期的生活习俗和战争方式等方面的资料,是十分有价值的。罗伯鲁继柏朗嘉宾之后来到中国的是一个叫罗伯鲁的法国人。他和柏朗嘉宾一样,也是一个承担着军事目的的来访者。当时法国正是路易九世统治的时期,他正在准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历史上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血腥残酷的战争,是借着宗教名义打击伊斯兰世界的暴行。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晚期,路易九世想联络蒙古大汗,建立一个东西方夹击共同对付伊斯兰世界的联盟,所以就派罗伯鲁带着书信前往和林联络蒙古。罗伯鲁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出发,经过南俄罗斯,于十二月来到了和林。因为他写了一本《远东游记》,所以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他的行迹。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住在一个法国金银首饰匠威廉氏的家里。”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和林是一个国际化交融比较频繁的地方,竟然有一个法国的金银首饰匠在那里谋生。他说:“我在那里见到不少的信徒沦为俘虏,所谓信徒当然是天主教的信徒,有法国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和俄国人。”到达和林不久他就受到了大汗的接见,但是联络蒙古共同夹击伊斯兰地区的政治目的同样也没有达成。他在和林住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比伯朗嘉宾住的时间还长,之后就从原路返回欧洲了。这两位天主教派遣到东方的使者是马可波罗之前欧洲人了解东方的重要先声,而且他们也都留下了重要的笔记。虽然他们的笔记没有马可波罗的游记影响大,但是它们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资料。国外的汉学家对此还是比较重视的,罗伯鲁还和欧洲的数学家、哲学家培根有交往,培根在法国见过罗伯鲁,后来培根的著作当中论述到东方文化的时候就引用过罗伯鲁的《远东游记》。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来中国的前奏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商人能够来到中国有一个前奏,就是他的父亲和叔叔作为商人经伊尔汗国、俄国到和林来做生意的事情。在当时的欧洲,威尼斯、热那亚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城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就是威尼斯的商人,他们的生意做大了就离开自己的城市到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地跨欧亚,对军事、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波罗兄弟在这里见到了伊尔汗国的一些使者,就是从蒙古汗国派到伊尔汗国来的一些进行礼节性政治拜访的使者。这些使者就邀请波罗兄弟到和林去做生意。地域上的差距越大,商业上互通有无的利益可能就越大,商人的本性就是追求更大的利益。当然汗国的人还跟他们介绍,自己的国家是多么的富有,拥有多么大的领土,所以他们就跟着汗国使者来到了和林。当时蒙古大汗忽必烈接见了波罗兄弟。商人晋见到大汗当然不能直接说我们是来做生意的,所以他们给忽必烈介绍天主教。忽必烈就让他们给教皇带信,请教皇派一百名教士到汗国来,但这些传教士不能是一般的人,要是一些通晓七艺的传教士。忽必烈不愧为雄才大略的一代帝国开创者,他和之前蒙古的定宗、宪宗的眼光、胸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定都北京,统治了整个文化相对丰厚的金宋版图。他认识到以蒙古人的文化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是不够的,还要去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他请求教皇把懂得七艺的传教士派来,帮助元朝建立和管理国家。另外,他还表现出一种姿态,如果传教士能够证实天主教高于其他宗教,蒙古汗国是愿意信奉天主教的。第三,要传教士在耶稣墓前的长明灯里取一些圣油带回来,以示纪念。波罗兄弟就带着这些任务回到了欧洲。回到欧洲之后,正好赶上教皇去世,罗马教廷的最高长官在变更之中,所以皇帝交待的这三项任务波罗兄弟也没有太当回事,因为他们并不是带着真正的传教目的来的。当他们再次来到中国时,正好是忽必烈建元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次他们带来了十五岁的马可波罗。在此之前马可波罗与母亲住在威尼斯,后来母亲去世了,所以父亲只好把十五岁的马可波罗带在身边。经过葱岭,穿过帕米尔高原,历时三年半时间在年再次来到元朝,忽必烈再一次接见了他们。()马可波罗在中国。()《马可波罗游记》(四)真正的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马可波罗这两代人不是真正的天主教传教士,前面的柏朗嘉宾和罗伯鲁也都不是正规的以传教为目的的传教士,属于国王和教廷派遣的使者。真正的以传教为目的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元朝,是由传教士孟高维诺开启的。他在元朝大都是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来经营传教事业的,与罗马教廷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所以他的一些业绩通过书信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他是第一个被正式派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总的来说,元朝景教和天主教合在一起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前期景教徒多一些,往往都是中亚的色目人,当然也包括一些欧洲人来到蒙古汗国和元朝的统治之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薛里吉思,他在镇江、杭州还建立了教堂。而真正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孟高维诺,在元朝建立之后的年才开始来到中国,并在首都建立了两座天主教堂。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徙基本上都是汉人以外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他们对中国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微乎其微的,就像蒙古帝国和元朝的情形一样,兴起也快,亡之也速,所以天主教并没有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由于元朝占领了大面积的土地,裹挟了一些外国人进来,才把也里可温教带进来,后期的天主教虽然很成功的进行了一些正规的传教事业,但因为它只是在色目人和蒙古人当中发展教徒,所以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随之北迁,回归到西方了。在中外文化交流当中,如果能够把眼界放到中国史学之外的国外汉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为丰富的也许并不被正统中国史学界所接受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实。因为传统的中国研究可能由于受到语言资料的限制,都基本上是采用汉文文献。汉学家由于很多都是外国人,处在异域文化当中,能够首先利用一些外文文献,能够比中国的研究者了解到更多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古代的外文史料的话,也可以通过汉学家的研究了解一些,以丰富我们中国历史研究的史料。第十一讲西力东来与明季中西初识一、传教士东来的背景西力东来(一)地理大发现在古代是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世界,是这条陆地的大动脉把欧洲和亚洲联系了起来。到了近代,、世纪,一方面由于整个亚欧大陆处在不同的帝国控制之中,欧亚之间在陆地上的交往也越来越不畅通,亚欧大陆上的动脉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被截断了,而这一时期海上航行却变得越来越发达。另一方面,欧洲自身正处在封建领主制的衰弱时期,不久到来的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萌芽使欧洲本土一些小封建领主国家更希望向海外去寻求自己的发展余地。再加上当时近代科学的发展,关于地球是个圆球、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作为一种新的学说已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最早派出探险队到海外探险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探险队通过非洲,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来到印度,进而来到南亚、中亚,到达中国。西班牙也不甘落后,国王派遣和资助哥伦布进行海外探险。他认为既然地球是圆的,如果走与葡萄牙探险者相反的道路,不断的向西走,总有一天也能走到东方的契丹国。所以哥伦布就一路向西,发现了现在的美洲大陆,当时他还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中国。在他之后的麦哲伦还完成了真正的环球旅行,但是很可惜,麦哲伦自己最后并没有回到欧洲完成环球一周的梦想,而是在菲律宾与土人的冲突中被打死了。可以说世纪末和世纪初实在是人类历史上非常惊心动魄的五十年,不断有新的发现来刺激欧洲人,使他们大开眼界。麦哲伦之后欧洲人才知道,原来除了大西洋之外还有一个比大西洋更大的太平洋,才知道了世界上有几大洲几大洋,这些新概念都是在世纪初才渐渐形成的。这些海外探险用事实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此之后几百年间宗教改革才真正的占了上风,新教才在欧洲某些国家站住了脚跟。航海业的进步,地理大发现以及关于地球知识的增长,使得西力东来变成了可能。随着宗教改革,随着封建领主制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天主教的领地越来越受到削弱和缩减,所以他们就需要到非天主教的国家去发展新教徒。这也是传教士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冲突来到东方的原因之一。(二)东来的脚步西力东来在中国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地方。年葡萄牙在印度半岛中部东海岸的果阿建立了殖民地的东方基地,当时还有葡萄牙的总督。这一时期欧洲人到东方最想得到的是香料,这在航海史上是屡有记载的。因为欧洲大多是食肉民族,他们需要用香料来腌制肉食,既可以开胃又可以防腐。在印度他们就一直进行着这种基本需求的交易,而印度的很多资源都是马六甲的商人运来的。马六甲有很多华侨在南亚和中国之间进行着商品的互通有无,所以第二年印度总督就率领几个团队来攻占马六甲。马六甲的面积很小,当时属于苏丹王的统治之下,葡萄牙人很快就驱逐了苏丹王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就成为更靠近中国的一个殖民地站点。在此之后,葡萄牙人曾经在广州海岸徘徊,试图寻求登陆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甚至还到了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但是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最后他们选择了澳门作为进入中国的落脚点。在澳门落脚也是经过三四十年与清政府的反复较量实现的。一般的观点是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借口登陆澳门。在此之前,他们多次向中国两广总督以及当时的澳门香山县知县探过一些口风,也使用过贿赂等各种手段,甚至还出兵帮助中国政府击溃倭寇。葡萄牙文献和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关于最早租借澳门的情形是不一样的。葡萄牙文献的记载是由于他们打击倭寇,清扫东南沿海的门户,立了功,香山知县为了奖励他们就让他们暂时租借澳门。这个记载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但也并不是这么单纯,可能也夹杂了一些贿赂的因素。年葡萄牙人最终从澳门登陆了。三十年后,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始了传教活动,但是传教士真正的目的是想进入大陆,甚至进入北京。年,利玛窦才终于敲开了中国大陆之门,在两广总督的所在地肇庆定居,而且还在此建立了明末第一个教堂。这些大致就是传教士东来的脚步。、世纪之交,是世界历史惊心动魄的时代。一系列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飞跃,大大增进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认知视野,东西方世界由此发生了远远超越古代丝绸之路上物物交换为主的更多方面的实际接触。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广东沿海,年开始盘踞澳门年荷兰人回旋于澳门、台湾澎湖一带,年起占据台湾于此前后,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岛,驱逐华人意大利人来华传教……世纪以来到明末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最初的认识、态度、对策如何本讲欲推究当中国与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初次相遇、接触甚至交战后,明季中国人的欧洲认识以及这些认识的特点和意义。对欧洲认识的特点与意义昧于世界地理,多以臆度,新知与讹误相混杂,由疑惑、猜忌、附会、误解渐趋客观认知、理性对待。明末文献史料中的欧洲记载,起始于对于对象国一无所知的空白状态。当葡萄牙人来到中国,通过交涉甚至战争与中国地方乃至国家政府发生了实际的关系,明朝廷在处理这些国际事务,进而进行实录记载时,处于既无汉文古代文献资料可以查证,所谓“前代不通中国”、“古无可考”,更不可能通过查阅现代意义上的“外文资料”来获取新知的境况。因此,《四国传》等官、私文献对于欧洲国名、地理位置的记载,一方面,只能来自于“陌生人”的自我介绍,特别是已在东南亚沿海一带活动的华裔商民的间接介绍另一方面,在资料缺乏时,就往往基于已有的知识体系及思维习惯,加以猜想臆度。因而造成新知与讹误相混杂的状况。中西初识之后的一百多年中,毕竟疑惑、猜忌、讹误在逐渐减少,客观认知、理性对待的心理逐渐增强。及至利玛窦进京(年)的世纪以后,中国上层官僚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和了解欧洲知识的机会逐渐增多,表现在与《佛郎机传》、《吕宋传》相比,《和兰传》、《意大里亚传》所记知识明显讹误减少、客观知识性成分增多。如《意大里亚传》、《职方外纪》中介绍的五大洲等西学知识,以及一些士大夫对于传教士学识、为人的肯定评价,不仅为知识界增进新知,亦略见明季部分士大夫公正求知的开放心态。西学新知远未能撼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加之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方宗教神学观念的抵触,使得明季中国人对于西方新世界和西学新知未能给予真正的重视和关注。对于明季中国知识文化界整体来说,西方新世界与西学新知的进入,尚只是星星之火。它只是在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国教民,特别是教民中较高层次的士大夫中产生影响,而并未撼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和士大夫固有的思维观念。对于外来西方新知识,中国知识界仍以消极怀疑者为主流,或持可有可无、事不关己的冷漠态度,缺少真正的求知探索者。如《意大里亚传》在介绍利玛窦《万国全图》及天下五大洲之后,加了一句“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是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又有“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对于传教士介绍的欧洲情况也持不信任态度。至于明末士大夫们对于《职方外纪》的评论以及相关笔记、著述对于西洋的评述,也多表现出类似的言论和态度。另一方面,西学新知往往是伴随着宣扬基督教神学理念而来到中国的。当西人给中国开启一扇观察世界的新门户时,他们同时强调这个广阔的世界不仅五大洲四大洋,便是世间的万物、人间的圣贤愚顽,都是“造物主上帝”之所造。也就是说,西学新知是在“上帝创造一切”的前提下被介绍进来的。这自然不能使文化心理相当成熟、理性有余、多倾向于无神论的明季中国士大夫所接受、所信服,甚或更引起他们理性的反驳甚至非理性的诋毁。这就是明末到清朝历代,出现了多种《辟邪集》、《破邪集》、《辟邪纪实》等书的原因。书中围绕天主教神学展开了对于西学的多方面批驳、诋毁和攻击,反映了传统文化固守者的文化心态。即以常为论者所引之魏濬《利说荒唐惑世》一文所说:“(利玛窦)所著《坤舆全国》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以及沈氵隺等人指责天主教“邪说惑众”、“暗伤王化”,驱逐传教士,造成南京教案等做法为代表,足见“辟邪者”那种宁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的蒙昧自大,以及多少接近于晚清顽固者的固步自封、傲慢排外的脆弱心态。中华帝国晚景夕照,传统士人最后的文化优越感,中西文化强弱对比的转折点。然而,总体来说,明季中国人的欧洲认识,毕竟与晚清中国呈现全面颓势,内忧外患下文化自信心一败涂地时的情况不同。客观上,、世纪时的明、清中华帝国与先后渡海而来的欧洲小国相比,尚处在“老大帝国”的晚期,基本上延续着传统中华大帝国的国力和文化心态,其广大的国土、丰富的田赋税收、悠久精深的文化,维持着一个“垂而未僵”的奢华大国的黄昏美景。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帝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一路而来所遇到的印度、马六甲、吕宋乃至远方的美洲土著不一样,欧洲人也不可能像对待那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对待大明帝国,不可能如他们在上述地方那样轻易地征服之、支配之、殖民之。从中国的角度看,对于那些亘古未通、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无论是承认其聪明特达,还是认识到它们的野蛮凶狠,无论是主张开明接纳,通商获利,学习利用,还是固守传统、消极漠视甚至排斥攻击,明季中国人还仍然保持着传统世界中,特别是在明代朝贡体制下养成的优越感:他们深信中华帝国无论在国力地位上,还是文化程度上,都具有宗主国的优越性。这是传统世界秩序中中国人最后的文化优越感。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惟其老大,故而缺乏危机忧患意识又因其缺乏危机忧患意识,故而骄傲自满,昧于外事,以致在有可能占据主动的时候坐失良机,闭关自封。而这闭关的二、三百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突飞猛进的关键时期,等到鸦片战争时再次被惊醒,已是西方国家称霸和瓜分世界的时代。晚清中国人来不及回望晚明,来不及发一声反思历史、寻求教训的哀叹,便被抛入救亡保种的全面危机中去。可见,明季与晚清,无论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中国人自我的文化心态,都是不一样的。或许是由于今天离晚清更近些,我们对于历史的惨痛教训记忆更深些,批判谴责的思维也几乎成为习惯定势。因而,在论述中国人的中西文化观、西学观、西方认识等问题时,有论者往往将世纪以来的明清四、五百年简约为一体,将四、五百年间中国人的西方形象不分时代、忽略发展地笼统概述,以晚清的国势没落和文化自卑为基调,笼统论述所谓“帝制时代”的西方形象,既有失历史的客观真实,也掩盖和抹煞了明季中国人欧洲认识的具体特性和意义。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被中国文献记载和塑造出的欧洲四国的形象,不如说,在这些欧洲形象上,折射出了塑造欧洲形象的中国人自身的状况: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意识、西学认知程度以及文化受容心理等。明季中国人举起认识欧洲这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的模模糊糊未必真实清晰的欧洲形象中,正可以窥见中国人自身的隐秘内心和文化密码。利玛窦的文化贡献作为一个有开创性的传教士,对利玛窦贡献的评价应该着眼于传教的角度,但如果把眼界放宽些,则更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双边文化交流的使者来看待。在明末这样一个中国封建文化铁板一块的情形下利玛窦很艰难地打开了一个传教的局面,这不仅是一个宗教上的进展和成就,更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个重要尝试,所以要说利玛窦的历史贡献,更多的应该从双边文化交流与沟通的角度来谈。首先,利玛窦确实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奠基者。他是第一个来到北京的传教士,建立了中国内地的第一所教堂,死后还获得了一块以后传教士都可以埋葬的墓地。他还用中文尝试性的写了一些像《天主实义》的宣传著作。他在中国的回忆录《利玛窦札记》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人认识自己的一个他山之石,也可以成为此后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传教指南。其次,在传教理论上,他走了一条“适应主义”的传教路线。所谓“适应主义”,就是指主动接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中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交往,从穿和尚袍改为穿儒服,这些都是他在努力走一条“适应主义”路线的表现。这条适应主义的路线不仅有利于宗教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也是很有用的。在本书的第一讲提到过“文化受容”的问题,外来文化能不能影响本土文化要看外来文化对本民族的主体文化有没有兼容性和适用性。利玛窦可以说是很明智的,他体悟到了两种不同质文化的相遇需要有“适应主义”的胸怀和策略。这种适应主义的策略还反映在他对入教的中国天主教徒的一些宽容的态度上。利玛窦规定,中国人入了天主教以后不妨碍他在世俗的生活,仍然可以在家中进行一些祭祖、祭孔等一系列被中国人看作非常重要的活动。利玛窦认为祭祖表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和对祖先的怀念,祭孔则表现了中国人崇尚文化、尊敬老师的美德,都未必是一种宗教活动。这些也是利玛窦接近中国儒家文化,走适应主义道路的一种表现,我们称它为“利玛窦规矩”。越了解中国,利玛窦越觉得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高度集权的国家内要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就要走上层路线,走自上而下的道路。所以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间他的行踪一步一步往北推移,最终以进入北京,进入皇宫为目标。利玛窦的适应主义和走上层路线的策略虽然是在传教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但这种策略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再次,利玛窦为了传播宗教带来了西方的世俗文化,有科学的、心理学的、人伦方面的知识,也有地图、钟表、西洋琴等西方器物。最后,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启了传教士汉学。这一点是和前面一点相对应的,一个是向中国介绍西方,一个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在这些文化贡献基础之上我们对利玛窦就会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利玛窦作为一个传教士的成功与否,一是利玛窦作为一个文化使者的成功与否。在传教方面,利玛窦之后,他所创立的规矩,也就是适应主义路线,被耶稣会的下一任中国教区会长推翻。他认为利玛窦规矩不能反映天主教的尊严,传教中必须要非常严格的遵循教条,要传播原汁原味的天主教,不能兼容其他文化。所以,利玛窦之后到中国的主要传教士基本上走的是与利玛窦相反的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利玛窦作为一个文化使者所做的贡献更大。利玛窦这样以理性的策略为先导,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为前提来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策略是高明的。现在,虽然我们一直在喊全球化,但文化宗教的冲突却接连不断。面对这种文化宗教冲突,我们应该像利玛窦一样以理解尊重为前提,以理性为基本原则来进行文化沟通,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要沟通外界。这种策略在宗教世界当中虽然行不通,但在文化交融中却是上策,对于世俗世界来说与异质文化的相遇一定要以尊重理解为前提,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第十三讲康乾盛世的御用传教士一、清初的传教士利玛窦之后,晚明就只剩下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了,耶稣会派了龙华明作为中国教区的首领。在他的热情推动下,明朝确实产生了一批天主教信徒,有统计说明朝末年全国的教徒有十六万人之多,特别是在朝廷中也发展了不少信徒,不久之后清朝入关,明朝就灭亡了。那么清朝对天主教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一)汤若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和明朝的不同。明朝面对利玛窦这样很有学问、很有见解、很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传教士,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人才来看待,只是让他到宫中修修钟表。清朝却不一样,因为清朝是从满洲这样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发展起来的,与大明朝的汉族江山是无法相比的,他们入主中原、问鼎江山之后,就需要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吸纳各方文化,所以清朝初年,对蒙古文化、汉族文化,甚至对西方文化都没有大汉民族的排外心理。尤其是后来的康熙、乾隆,作为皇帝,他们都非常热衷于学习汉族文化、汉文、汉诗,他们都有自己的诗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虽然经历了不断的改朝换代,也曾经被异族入侵,但是异族的枪炮夺走了它的政权,但却反过来被它强大的文化所熏染。对于清朝而言,它镇压了明朝,但又反过来向明朝学习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清朝大胆的吸收外来文化,大胆的任用外国传教士担任钦天监正,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也只有满清统治者能做到,就像元朝任用马薛里吉思、马可波罗来担任地方官一样。从汤若望开始由外国人担任钦天监就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年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完全是一种敌视的态度,所以也就不让外国人做了。(二)南怀仁二、法国传教士(一)国王的数学家。(二)白晋与《康熙皇帝传》(三)皇舆全览图这些就是康熙时期传教士的文化贡献,一方面是康熙很主动的去吸收西方文化,任用西方传教士,让他们发挥科学技术方面的功用,还给我们留下了像钟表、天文仪器、地图这样中西合璧的精品。三、礼仪之争在康熙晚年,传教事业发生了一些转折。随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展开,关于怎样传教的问题在天主教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年龙华明接任教区教长之后就推翻了利玛窦创立的利玛窦规矩,坚持用正宗的、原始的传教方略。这种传教方式严格的禁止中国人进行祭拜活动,使得传教士和中国地方上的官绅以及一些入教的中国教民和家乡的乡亲父老之间不断的产生冲突。在天主教传教士中就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要用利玛窦规矩,免去一些冲突另外一派则认为不能这样妥协,不能放宽政策。双方不断的发生争执。这时仍然有一些传教士在宫廷中任职,于是争执双方就去请教康熙皇帝,皇帝听了这些争论之后表示,这是所有中国人都要遵从的习俗,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加入天主教与祭祖、祭孔并不冲突。支持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得到康熙的批示后非常高兴,还把这个批示给了主管的传教士,让他带回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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