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笔记

中国当代文学史 绪论 一、当代文学的分期 以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标志，形成不同阶段的文学特点 第一阶段：1949年—1966年 史称“十七年文学”。延续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方针和政策。 实用理性和狂热的政治激情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高度发扬，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普遍应用。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狂热性。五四传统依旧存在，形成潜在的对抗。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 史称“文革文学”。虽然和十七年文学有相似的地方，但在性质上有明显的区别。“阴谋文化”的渗透，对十七年文学的彻底否定使文革文学呈现出“文化专制”“极端政治化”的特征。 第三阶段：1976年—1989年 史称“新时期文学”。特征：思想解放，恢复了五四文学传统。伤痕→反思→改革→先锋派→寻根→新写实→市井小说。人性、人道主题。知青文学、朦胧诗等。个人文学话语的初步确立。 第四阶段：90年代至今。 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宏大叙事向个人化叙事的转变。主旋律、消费型、纯文学三分天下。 二、当代文学总方向的变化 1942年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这就是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广泛深远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等问题，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 在40多年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总方向在提法上发生过一些变化。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方式，明确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正确口号。此后不久，林彪、江青等却把它诬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而诛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为补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第四次文代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1月26日的社论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这个新的提法标志着党对文艺方针的重大调整，更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更符合文艺规律。 三、“十七年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 第一类：延安文艺时期成长起来的体制作家。如郭小川、贺敬之、杨朔等，成为新时代的歌唱者，其中包括以讲话为创作指令的作家，形成左翼阵营。 第二类：左翼阵营中的民主人士。多在国统区，具有自己的文学观、世界观。觉得自己必然是革命文化阵营的中坚力量，不曾设想自己也是革命对象，如胡风。 第三类：游离在政治斗争之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的理想追求带有和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因素，文艺观带有民主、自由、独立以及人性化的倾向，如老舍、陈翔鹤。 第四类：在历史上曾和左翼阵营发生过冲突，或者不同程度上存在隔阂的作家。这些作家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倾向，与新政权曾经是被否定批判的关系。在新政权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处于边缘的、被遗忘的状态。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使其在主流之外，潜在地书写自己的心声，如沈从文、无名氏。 第五类：五四以及二三十年代以后影响文坛的作家与左翼阵营中有影响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声望是在三十年代以后或者五四以后确立的，但总体上艺术创作的质量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在整个十七年乃至文革阶段，他们或者偃旗息鼓或者从事理论批评，或者作品质量随文化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功利特征，如郭沫若、巴金、曹禺、赵树理、叶圣陶、冯至、臧克家、茅盾、艾青、丁玲、夏衍、沙汀、田间、何其芳。这种现象常常被称呼为曹禺现象、何其芳现象、赵树理现象。 1949～1976文学思潮 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途径,提出国内的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揭开序幕。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由此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这是从一场文艺论争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对《红楼梦》及其作者、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独到的研究。1954年俞平伯又发表《红楼梦简论》。“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有繁琐考证的偏颇。1954年，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月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期间引发了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各地逮捕路翎、牛汉等92人。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1985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但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 五、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是人为的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引起的,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扩大全议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展开批判,揭开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序幕,随后整个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严重破坏了艺术生产力,严重干扰了“双百”方针的贯彻。 1958年6月，著名作家丁玲戴上了“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头目”两顶大帽子。“丁陈集团”是1955年的事，她受到残酷斗争，后来不了了之。谁料1957年旧账新算，《人民日报》以显赫的题目报道：《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不久，又将她作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又一主要成员，进行批判斗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六、文艺政策的调整 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这些举措在文艺界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局部地调动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 七、“左”倾思潮的升级给文学事业造成的新损失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刘志丹》、《红河激浪》、《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海瑞罢官》等作品和相关创作人员受到批判，引发了多起株连甚广的冤案。“左”倾思潮越演越烈火，严重摧残了文艺事业，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八、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学成就概述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新文学开始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通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长、短篇均有可观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长篇小说尤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如《红旗谱》、《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日趋多样化，其中，茹志鹃、峻青、王愿坚、马烽、王蒙等人的创作成就更为突出。 十七年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具有民歌味的爱情诗创作等方面。主要诗人有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 散文创作在本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戏剧创作也较繁荣。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等均有独特贡献。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一、“文化大革命”概述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此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艺事业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江青、康生等在60年代初期策划批判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与文艺观点，抓了所谓的“个别问题”。1966年初形成并在同年4月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把一场文学灾难上升为政治灾难，成千上万人受到牵连。 “文革”期间，江青等在全盘否定十七年文学的同时，还攫取了《红灯记》、《》、《》、《》、《》，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戏曲改革成果，封为“革命样板戏”。他们还以总结创作经验为名，提出了“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等理论。文艺界变成了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 二、“文革”期间的文学成果 除8个样板戏外，“文革”期间有两类文学值得关注：第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第二类是主要通过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的地下文学，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 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50年代、60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一、历史题材小说 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短篇有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娟《百合花》等，也取材于解放战争。 其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知侠《铁道游击队》、冯志《敌后武工队》、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孙犁《山地回忆》、王愿坚《党费》、《七根火柴》。 此外还有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等。 古代题材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 二、现实题材小说 1.反映农村生活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全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 代表作家作品有：赵树理《锻炼锻炼》、《三里湾》，李准《不能走那条路》，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阴暗面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 3.表现人情、人性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红豆》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不足，主要在于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所以，总体成就不是很高。 三、举例：《林海雪原》分析 “革命通俗小说”盛行于1950年代中期前后，主要有《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年）、《林海雪原》（曲波，1957年）、《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年）、《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年）、《烈火金刚》（刘流，1958年）等。 用传统手法表现“革命”主题，语言通俗，情节惊险曲折，故事性强。新文学运动中受批判的传统通俗小说，在新时代纷纷穿上“革命”的外衣登场。 《林海雪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一）“英雄”的“传奇” 1.背景： 在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中，报恩与复仇是表达得最为集中的伦理观念。在中国这样的血缘宗法制社会里，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和戏曲的不断传播，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即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争斗，大部分理由是为报家族门派之仇，孝道为其提供道义支持。 2.伦理意义上的复仇主题 《林海雪原》类似侠义公案小说，在忠奸、善恶、正邪等道德冲突上确立政治原则。作品一开始就将“剿匪”的政治任务与个人“复仇”的自身伦理要求并置起来，“剿匪”也是“复仇”。作为叙事起点，此后陆续出场的所有正面人物几乎都有亲人被杀害的痛苦经历，为亲人复仇成为他们最内在的要求，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和方向。 3.人物刻画的类型特征 “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一类是张飞、武松式的粗豪英雄，一类是诸葛亮式的儒将。粗豪英雄敬奉儒将若神明。少剑波“个人英雄主义”得到渲染：智慧惊人、果断坚决、运筹帷幄和神机妙算；与“党的领导”、“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对立。 （二）英雄也有“儿女情” 1.背景： 明清之前中国小说中男性侠客的共同特征是无“情”无“性”。明朝末年掀起了一个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写“情”文学的高潮：“莽汉”变“书生”，英雄成风流公子。 清代以后，产生了调和“英雄”“儿女”、统一“侠”“情”关系的“侠情小说”，如《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自此，武侠与言情的合流成为通俗文学的方向。“刚柔并济”、“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双面英雄”成为新派武侠主角。 2.“书生”气质 《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儒将”的另一面是文人气的软弱与感伤，这体现在对姐姐无限深情的怀念中。此时，是“雌化”的男人。 3.英雄美人模式 少剑波与女护士白茹。年轻、纯洁、美丽的白茹，使剿匪行动多了浪漫而温柔的诗意。二者实际上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的翻版。 万马军中一小丫， 颜似露润月季花。 体灵比鸟鸟亦笨， 歌声赛琴琴声哑。 双目神动似能语， 垂髫散涌瀑布发。 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她是晨曦仙女散彩霞。 …… 这类似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香艳诗”。 少剑波冒着越下越大的雪朵，走来这里，一进门，看见白茹正在酣睡，屋子暖暖的，白茹的脸是那样地红，闭阖着的眼缝下，睫毛显得格外长。两手抱着剑波的皮包，深怕被人拿去似的。她自己的药包搁在脸旁的滑雪具上，枕着座山雕老婆子的一个大枕头，上面蒙着她自己的白毛巾。头上的红色绒线衬帽已离开了她那散乱的头发，只有两条长长兼作小围巾的帽扇挂在她的脖子上。她那美丽的脸腮更加润细，偶尔吮一吮红红的小嘴唇，腮上的酒窝微动中更加美丽。她在睡中也是满面笑容，她睡得是那样的幸福和安静。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伸在炕沿上。 少剑波的心忽地一热，马上退了出来，脑子里的思欲顿时被这个美丽的小女兵所占领。 少剑波偷窥白茹睡觉的场景，带有传统小说中特有的世俗气息。这一“穆尔维式凝视”，是常现于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场景，是男性主人公、作者与读者共同欲望的表达。 女英雄还是装饰品？ （三）妖魔化的反面形象 《林海雪原》采用“神魔小说”的策略，把正邪对立转化为神与魔的对立。“剿匪”体现的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却被转述为纯粹的道德冲突，成为“神化”的解放军战士与“妖魔化”的国民党土匪之间的“神魔”较量。有游戏的心态。 1.野兽化反面人物的肖像 许大马棒、座山雕、蝴蝶迷等。 2.以“万恶淫为首”的道德等级制兽化反面人物 蝴蝶迷的出身、淫荡的行为等。 3.反面形象极端化 死亡的描写也散发不同的道德气息。受《水浒传》影响。 （四）旧形式与新内容 旧的叙事形式削弱了新的内容的表达。“要将这新的现实装进旧瓶里去，一装进去就炸了。”（老舍）“旧形式在尽量地限制着、改造着和压杀着新的内容。”（冯雪峰） 《林海雪原》以传统通俗小说的“英雄”、“儿女”、“鬼神”等文学元素，造成了对严肃的革命的“嬉戏玩弄”。 第二节柳青梁斌杨沫 一、梁斌的《红旗谱》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代表的“成长小说”，是对以情节为中心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取代。后者中的人物性格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事件与人物的遭遇。“主人公性格静止不变，他们是抽象的理想人物”，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人物类型的共同特点。 《红旗谱》和《青春之歌》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开始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即“人在历史中成长”（巴赫金语）。 《红旗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一）小说主题 描写“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旗谱》，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个人复仇到为阶级献身，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朱老忠的形象 《红旗谱》中的三代农民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朱老巩——旧式农民的自发反抗；朱老忠——成长中的农民群体：从个人反抗到自觉革命，从家族反抗到阶级斗争；大贵、运涛等——觉醒的农民。 在传统的家族纷争（朱、严两家与冯家）的框架内，正邪形成对立。朱老忠的“成长”依然源于子报父仇。个人复仇是他“成长”的动因。 1.回乡一年多，他力图以“一文一武”和寻找“靠山”来复仇。此时还未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 2.在贾湘农和运涛等的指引下，逐渐体味到“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抽象意义，完成了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启蒙。“反割头税斗争”。 3.在“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主题的转换过程中，朱老忠将具体可感的个人仇恨置换为高度抽象的“阶级仇恨”，其形象象征着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在“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上，“朱老忠一代”承先启后，由传统农民转换为现代农民。朱老忠的价值在于和传统农民英雄的区别。 二、杨沫的《青春之歌》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 乘客们吸足了新鲜空气，看车外看得腻烦了，一个个都慢慢回过头来，有的打着呵欠，有的搜寻着车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青春之歌》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美丽纯洁的女学生林道静，此后就成为她成长道路上很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的艰难成长中，经过三次铭心刻骨的恋爱，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从而揭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献身于人民的事业，才有真正的生存和出路，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林道静的形象 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得到解放。 林道静是一个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 1.地主与佃农的女儿（双重身份）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和起点。背叛旧家庭、旧道德，孤身离家。 2.成长的第一阶段：与余永泽相爱 北大学生余永泽用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我价值实现等19世纪人道主义人生观念征服了林道静。五四时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成长意识。 半天，余永泽灵机一动，突然转了话题：“你文学？读过不少书吧？” “喜欢。读的不多。——还没问你：你在北大读哪一系？” “国文系。咱们喜欢的是一样。” 于是找到了很好的谈话题目，余永泽不慌不忙地谈起了文学艺术，谈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谈起雨果的《悲惨世界》，谈起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海涅、拜伦的诗；中国的作家谈起曹雪芹、杜甫和鲁迅……他似乎知道得很多，记得也很熟。林道静睁大眼睛注意地听着从他嘴里慢慢流出的美丽动人的词句，和那些富有浪漫气息的人物和故事。渐渐，她被感动了，脸上不觉流露出欢欣的神色。说到最后，他把话题一转，又转到了林道静的身上：“林，你一定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冯沅君写过一本《隔绝》你读过没有？这些作品的主题全是反抗传统的道德，提倡女性的独立的。可是我觉得你比她们还更勇敢、更坚决。你才十八岁是不是？林，你真是有前途的、了不得的人。……”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慌不忙地滔滔说着，简直使得林道静像着迷似的听下来了。 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天边，除了海浪拍打着岩石的声音，海边早已悄无人声，可是这两个年轻人还一同在海边的沙滩上徘徊着、谈说着。林道静的心里渐渐充满了一种青春的喜悦，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幸。对余永泽除了有着感恩、知己的激情，还加上了志同道合的钦佩。短短的一天时间，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 在这一阶段，林道静是追求个性解放、反叛旧式家庭、谋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的“五四”新青年形象。 3.成长的第二阶段：被卢嘉川吸引 卢嘉川使林道静感到了政治上的无知。在全新的革命话语面前，余永泽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部分内容正在贬值和消失。林的态度，表示对“五四”精神的反思和批判。 4.成长的第三阶段：江华使英雄成熟 5.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是北大学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产生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北大为小说背景，具有象征性。三人分别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历史选择。 （二）言情小说：从情爱角度来解读 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人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性的欲求。 余永泽、卢嘉川二人，如同情敌。“小资”的余永泽显然不是后者的对手。卢嘉川具有传统小说中的“英雄”性质。 沉着、老练的江华故技重施。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三）“政治”与“性”的结合 男性主人公以林道静为性对象，手法惊人地一致：从政治到性，“政治”是手段，“性”是最终目的。 而同时，个体的林道静是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她经历了“成长”的三个阶段：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永泽）、理论马克思主义（卢嘉川）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江华）。 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上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江华得到了林道静。 《青春之歌》在《我们夫妇之间》后，再一次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当时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几乎成了边缘人。《青春之歌》很好地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成长”道路，这是一条必须如此的“成长之路”。 后来的《芳菲之歌》、《英华之歌》没有什么反响。 三、柳青的《创业史》 《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后在多次重版中对初版本进行了修改。1978年6月和1979年6月中青社出版了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 （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形象的整体变化 1.新文学视野中的农民： 在落后、野蛮、封闭、沉闷的乡村文化背景下，表现农民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如鲁迅笔下先觉者（启蒙者）与整体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农民的精神心态被表现为病态。 2.解放区作家视野中的农民： 30—40年代，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变为快乐、开放、进取新农民。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进一步展开。如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正篇1958、续篇1960）、柳情的《创业史》（第一部）（1960）、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1964，第二卷、第三卷1966）、《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第二部1974）等。 （二）《创业史》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被定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合理的方式，并被表述为穷人的梦想和宗教，使一种政治理想变为道德理想。 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象征性地表达土地改革与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变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次事件。 1.土地改革剥夺地主的土地，以“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私有制的回归，由此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爱戴和支持，幸福的翻身农民成为经典土改小说里的主人公。 2.合作化运动及随后的人民公社是不同于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几千年的私有制为对象的现代性革命。在此过程中，农民由土地改革中的主体变为革命对象。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改造，也是中国农民的自我革命、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3.《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下堡乡第五村（蛤蟆滩）的社会主义改造，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了处于“土地改革”与“农村集体化运动”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三）旧农民形象 1.资本主义发家致富道路的代表： “三大能人”——阴险、贪婪、好色的富农姚士杰，狡猾、自私、精明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最势利眼”、老谋深算、骄横强悍的新中农郭振山。 道德败坏程度与财富的数量、政治成分的高低成正比。 2.梁三老汉： 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他勤劳、淳朴，有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希望通过在自己的土地辛勤劳动，过上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生活，充满对富裕的崇尚和敬慕。 是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不是要消灭富农和中农，而是要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土壤。 3.高增福 是梁生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坚定支持者。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土改情结”，仇富心理重。 （四）新农民形象：梁生宝 1.具有天然的新农民本质。 “无父”的孤儿，“养子”使梁三老汉对他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党是他新的父亲。无父→代父→寻父→认父，使农民英雄能彻底摆脱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社会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信仰。这成为文革文学中的模式之一。 2.对私有制有本能的仇恨。 3.体现时代精神的农民英雄。 继承了老一代农民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更有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诚信自律、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的时代品格。喻示着历尽艰辛的中国农民终于具有了自己的时代本质。 如与徐改霞的感情，爱情服从于事业。 最后发展成为“高大泉”式的人物。 （五）《创业史》的理想 1961—1964年，严家炎发表《关于梁生宝形象》等四篇论文，指出梁生宝的形象是概念化、理想化的，成功的形象是梁三老汉。 1.柳青想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新的本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形象。 2.生活原型：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的王家斌，有着与梁生宝相似的经历。但作者注入了新的理想内容，屏弃了原型的弱点。 社会主义理想成为遥远的记忆，梁生宝作为注定失败的悲剧英雄变为历史。1988年“重写文学史”活动中，梁生宝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梁三老汉被视为唯一真实的农民形象。（教材P23）《创业史》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4期） 第三节李准茹志娟 一、李准（1928—20XX） 李准50年代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3年 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揭示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表现出很强的现实敏感性，也初步显示出李准生活气息强、生活基础扎实的创作特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举成名。 （二）第二阶段：1956至1957年“双百方针”期间 敏锐地抓住现实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芦花放白的时候》揭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党员干部喜新厌旧的道德问题，《灰色的帆蓬》则揭露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它们都表现出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是这时期出现的“干预生活”作品中的优秀之作。 1957年初的《冬天的故事》写一个名叫陈进才的农业社干部的一段工作经历，他为了帮助农民富起来，努力想方设法抓副业，四处奔波，却得不到农民们的理解，最后无奈地失败。作品揭示和批评了农业社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含蓄地表示出“教育农民”的问题。不久，李准的这些作品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 （三）第三阶段：“大跃进”运动以后 反“右”运动的政治打击，给李准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着力于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歌颂新时代和新英雄人物，艺术笔调也由犀利的揭露和讽刺转为欢快和幽默。主要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等。《李双双小传》被改编成电影，社会影响很大。 这一阶段作品主要是迎合现实，粉饰太平，艺术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缺陷。《李双双小传》，立足于对“大跃进”的歌颂，表现的生活事实上很肤浅。《耕云记》更具有鲜明的“大跃进”激进和浮夸的特点。 （四）“文革”后 李准以建国前河南黄河决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有新的突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二、茹志娟（1925—1998） （一）作品可分为三类： 1.第一类是《如意》（何大妈）、《静静的产院》（谭婶婶）、《春暖花开》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是作者最好的作品。 2.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茅盾曾说：“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 3.第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二）创作特点（P32） 第四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 50年代、60年代，小说不能写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趣味。1950年、1951年部分小说受批判。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1957年6月反右开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作家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五四”时期弘扬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出现了一批注重人性开掘和形式探索的短篇小说，被称作“百花文学”。有两种类型： 一、干预生活，揭示“阴暗面”，塑造较为复杂人物形象 （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受到前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青春的激情夹杂着淡淡的忧伤。 林震的形象（P34） 王蒙在反对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下，也写出了一支青春之歌。 （二）李国文的《改选》是一则有着“阴冷的结局”的黑色幽默：主人公老郝是一心为大家办实事、在工人中极有人缘的工会主席，后死在选举现场。 使老郝走向毁灭的是那些干部们人性中恶的一面以及老郝过于宽厚的性格。老郝是一个老好人，可他始终缺少和那些官僚干部斗争的觉悟，他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恶的生长。他差点成为能代表群众利益、和官僚主义者对抗的英雄，他的死造成了英雄的“缺席”。老郝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个人的悲剧更凸现了主题的沉重。 二、冲破禁区，展示爱情的复杂性 （一）《小巷深处》写的是一名从良妓女对爱情的向往及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小说细腻描绘了徐文霞内心感情的波澜，并流露出对这样一位女子的同情。 （二）《红豆》中江攻和齐虹最终分手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江攻不愿丢失内心深处的“自我”，可齐虹过于强烈的占有欲妨碍了江玫保持其独立的人格。故事虽在革命斗争的背景下展开，但突破了政治身份决定爱情走向的套路，而就爱情本身作了形而上的思考。 （三）《美丽》涉笔婚外情。小说中未婚女子季玉洁的爱情悲剧，显示出政治环境对人性的压抑。情感这一本是个人的隐私，却不得不暴露在党组织严密的监控之下。季玉洁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个人空间全面丧失的愤慨。 （四）邓友梅《在悬崖上》注重形式探索，运用了双重视角。作品中除了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我”的叙述是一个空白，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 50年代、60年代诗歌 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新诗概述 一、诗人构成 （一）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经过淘汰、选择和诗人自身的调整，陆续发表了新作。 1.“五四”时期的第一代诗人： 郭沫若、冯至、冰心、汪静之、俞平伯、冯雪峰 2.30年代成名的第二代诗人： 饶孟侃、孙大雨、陈梦家、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艾青、臧克家、梁宗岱、孙毓堂、吴兴华、林庚、徐迟、王亚平这些 3.40年代成名的第三代诗人： （1）抗战以后形成的“七月派”诗人 （2）“西南联大”诗人群 （3）《中国新诗》诗人群（九叶诗人） （4）力扬、袁水拍、吕剑、方敬、李季、闻捷、阮章竞、张志民、柯仲平、严辰、公木、魏巍、沙鸥、方冰、蔡其矫、贺敬之、郭小川等。 投 卞之琳 独自在山坡上 小孩儿我见你 一边走一边想 都厌了随地 拣一块小石头 向山谷一投 说不定有人 小孩儿曾把你 （也不爱也不憎） 好玩地拣起 象一块石头 向尘世一投 （二）新中国成立后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如李瑛、雁翼、顾工、公刘、白桦、梁上泉、张永枚、周良沛、高平、流沙河、孙静轩等，其中有的加人了军队，其创作显示了与前述诗人不同的特点。 二、新诗创作的发展变化、主要成就及问题 （一）内容和主题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四”以来的新诗以暴露社会黑暗、抨击反动统治、同情人民疾苦、鼓舞人民斗争为基本内容和主题，面对新生活，诗人们迅速调整创作视角，异口同声地唱起了颂歌——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伟大的胜利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大量颂歌涌现，成为共和国诗坛上第一个澎湃的诗潮。 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日子》等。 1.1950年后，歌颂志愿军英雄 如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 2.1953年后，“建设之歌”和“新生活的赞歌 如李季的《玉门诗抄》、闻捷的《天山牧歌》等。 3.50年代中期，政治抒情诗 如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等。 4.1956年，诗歌创作的题材扩大。 出现了讴歌爱情、友谊、山川景物和表现国际题材的诗。如流沙河的《草木篇》、公刘的《禽兽篇》，公木的《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等。 5.1958年，大跃进民歌与长篇叙事诗。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等。 6.60年代，将诗与政治时事紧密结合，偏重于革命的壮志豪情的抒写和斗争精神的表现。由于其鲜明的政治性，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如《雷锋之歌》（1963）。 （二）存在的问题 1.流派的贫乏和风格的单一。“颂歌”与图解政策和流行的政治口号。 2.诗歌体式的畸形化。 3.诗美内涵的贫乏单一。 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丧失导致审美意象的单一。太阳、红旗、战鼓、井冈山、天安门、延安等庄严神圣的意象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甚至是惟一的审美意象。 三、“大跃进民歌”（“新民歌运动”） （一）来源 1958年2月，在第一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上，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引用了一些歌谣化了的政治、生产口号，来说明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形势和群众的劳动干劲。诗人萧三挑选了其中—部分，集中在报刊上登出，并称它们是“最好的诗”（见1958年2月11日《人民日报》）。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国诗歌的发展退路，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倡议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歌，认为民歌是中国新诗的一条出路。根据这—倡议，《人民日报》于4月14日发表了《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强调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此后，毛泽东在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两次谈到搜集民歌问题及搜集的方法。《人民日报》于7月3日和8月2日，又相继发表了《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对民歌创作、搜集运动进行政治领导。从4月开始，全国文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相应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的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5月，当时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以《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为题发言，把“新民歌”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范例，对“新民歌”的思想艺术价值，新诗发展意义，都做了极高评价，称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新民歌创作，成为了由领导部门发动、组织的一个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民歌运动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大型的诗歌运动，它的发生直接受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政治冒进和经济失衡延伸下来的一次文学上的片面繁荣，确立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 （二）内容 大跃进民歌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 1.劳动主题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2.爱情主题 大树底下问姑娘，/为啥还不配情郎？/姑娘脸上红霞染，/笑语过后把话讲：/‘封不好山不出嫁，/治不服水不出庄！/青山绿水当花轿，/满山花果当嫁妆。’ 3.颂歌主题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三）艺术 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重于写理想，抒豪情；在表现手法上则重夸张和想象。因此，大量作品以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和极度的夸张，表现革命的壮志豪情和美好理想。 小篷船，装粪来，惊飞水鸟一大片。摇碎满河星，摇出满囱烟。 小篷船，装粪来，橹摇歌响悠悠然。穿过柳树云，融进桃花山。 （四）间接意义 1.促进了长篇叙事诗的发展。 2.以对民间诗歌的收集和整理为前提，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谣和史诗受到高度重视。 3.扶植了不少民间歌手，如王老五、霍满生。 （五）评价 新民歌虽然标榜“浪漫主义”，实际它追求的是取消“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文学价值，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写作”的“大诗歌”。这场运动既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也背弃了新文学民间化的传统。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前前后后，文学的民间化道路实际上是被文学的政治化所替代。 四、政治抒情诗 （一）定义 关注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烈激情的抒发。 1.内容：“诗人”以“阶级”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 2.形态：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 3.风格：思辨性、政论性和鼓动性是其最基本的抒情风格。声音特征则体现为一种洪亮而阔大的“放歌性”。 4.结构：主要分作苏俄式的阶梯体和中国式的铺排体两种样式。 （二）代表诗人与作品 1.郭小川：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有我之境”。作品中活跃着一个抒情主人公——战士的形象。通过对战士的内心世界、精神境界的探索，去思考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等问题。 主要作品：《厦门风姿》(1961)、《乡村大道》(1961)、《甘蔗林—青纱帐》(1962)、《秋歌》(1962)、《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1962)、《祝酒歌》(1962)、《团泊洼的秋天》（1975）和《秋歌》（1975）。 “新辞赋体”：吸收、改造、发展楚辞、汉赋中的有益因素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又称为“郭小川体”。便于表达开阔的内容，抒发热情、豪迈、磅礴、雄奇的情感，奔涌着哲理和政论的磅礴气势。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阴，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 时光象泉水一般涌啊，生活象海浪一般推进， 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芳芬！ 我年青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 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 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 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粒圆；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 只要青纱帐不到，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 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 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 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 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 我年青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作了编辑、将军， 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 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作了书记、农民， 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 我知道，你们有勇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2.贺敬之：借鉴国外政治抒情诗的“楼梯式”形式，并将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和对仗，以及民歌中的某些形式融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正如茅盾所说：“总之，从艺术构思，诗的语言，行、句的对仗和平仄等等看来，不能不说《十年颂歌》对‘楼梯体’这个新的诗体做了创造性的发展，达成了民族化的初步成就，而同时也标志着诗人的个人风格。” 主要作品：《放声歌唱》（1956）、《东风万里》（1958）、《十年颂歌》（1959）、《雷锋之歌》（1963）、《中国的十月》（1976）等。 “楼梯体诗歌”：“楼梯式”的抒情诗体最早是前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独特创造，传入中国以后，对众多诗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较早做出了成功的试验。其最大特点是：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梯式排列的诗行结构，驾驭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律形式，使自由诗的散文的句式与古典诗歌和民歌的韵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代表作《放声歌唱》等。 ……春风。 秋雨。 晨雾。 夕阳。…… ……轰轰的 车轮声。 嗒嗒的 脚步响。…… 呵，《人代会决议》， 和新中国地图 在我手中， 党员介绍信 紧贴着 我的胸膛。 我走进农村。 我走进工厂。 我走向黄河。 我走向长江。…… 五月—— 麦浪。 八月—— 海浪 桃花—— 南方。 雪花—— 北方。…… 我走遍了 我广大祖国的 每一个地方—— 呵，每一个地方的 我的 每一个 故乡！ （三）诗学规范 1.强调诗歌的工具职能，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直接性、主动性 2.选材上直接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切近时事“和时代共脉搏”，为表现重大的政治命题，诗歌多取材于斗争历史、先烈遗物、英雄故事、革命圣地等，以此触发诗情，托物言志。 3.诗中的“我”往往以“阶级”“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 4.一般都采取“宏大叙事”的表意策略，大气势，大篇幅，大张旗鼓，大开大阖，艺术结构呈现为观念演绎的形态，“形象构成”是用形象化的豪言壮语来表达抽象的思维和概念，以喷薄的激情和形象的“政论”获得“炸弹与旗帜”的效应。 5.为获取宣传鼓动的效果，在诗情表达上经常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手段，重视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的音乐感，对偶、排比和华辞丽句的形式。 50年代、60年代戏剧 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戏剧概述 一、当代戏曲的改革 戏曲改革贯穿整个当代戏曲史。 （一）1949—1957，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 （二）1958—1976，京剧现代戏的革命。 （三）1978年后，戏曲的“戏曲化”和“现代化”。 二、当代话剧的新变 （一）1949—1957年 1.多幕剧：老舍《龙须沟》、胡可《战斗里成长》、陈其通《万水千山》、夏衍《考验》。 2.独幕剧：崔德志《刘莲英》、鲁彦周《归来》。 3.第四种剧本： 剧作家刘川在1956年提出。指我国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6、1957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剧作中，除去概念地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三种剧本”（“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与敌人的军事斗争”）之外，涌现出来的“不属于上面三个框子的”另一种剧本。 主要特征：一是在题材上的拓展，除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之外，还描写工农于部、知识分子等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感情生活等等；二是突破当时话剧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套子，代之以对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三是主题大多表现人民内部矛盾。 “第四种剧本”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剧作家勇闯禁区，大胆干预生活，真实描写现实生活的成果。它们与同一时期出现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深入触及社会生活矛盾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一样，都是突破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较为成功的作品。 主要作品：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海默《洞箫横吹》。 （二）1958—1965年 1.历史剧：郭沫若《蔡文姬》、《武则天》、田汉《关汉卿》等。（P48） 2.反映现实生活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 三、歌剧的发展 （一）主要作品： 《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江姐》等。 （二）两种艺术倾向： 1.《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作曲）式 在戏剧上倾向于话剧，歌唱、说白交替出现，音乐结构则采用西洋歌剧与中国戏曲的结合。 2.《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任萍编剧）式 在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方面都接近西洋歌剧，说白极少而力求音乐的完整性、形象性和戏剧性。 （三）“左倾”后歌剧兴盛 的原因： 1.“反右”后作家们对历史剧的热衷。 2.中苏外交恶化后对民族新歌剧的重视。  （四）艺术特点： 1.情节结构倾向戏曲，具有传奇色彩。 2.歌唱、说白、表演并重。 3.音乐大都以民歌或戏曲音调为基础。 第二节《茶馆》 一、老舍建国以后的剧作 《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神拳》等。 二、《茶馆》 发表于1957年《收获》创刊号。 （一）《茶馆》反映的时代 1.第一幕：清朝末年戊戌政变失败以后。 2.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期。 3.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 （二）人物形象 人物众多。主要人物自壮到老。 （1）王利发：精明、干练，富有处世经验，而又胆小怕事。 （2）常四爷：耿直、刚强，有正义感和爱国心。 （3）秦仲义：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一心走“实业救国”的路。 （三）独特的表现形式 1.新颖的艺术构思 （1）“反描法” （2）“侧面透露法” ①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 ②茶馆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处，可以容纳各种人物。 ③茶馆是社会的窗口，可以窥见都市生活的一斑。 （3）舍弃“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形式，采取“人像展览式”的方法结构全剧。 （4）没有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而是采用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座标式结构。 2.运用单纯的个性化语言，幽默，个性十足。 第三节《关汉卿》等历史剧 一、《关汉卿》 （一）响铛铛一粒铜豌豆 （二）戏中戏的结构 （三）“话剧加唱”的手法 二、田汉的其他剧作 《文成公主》和《谢瑶环》（京剧）。 50年代、60年代散文 第一节50年代、60年代散文概述 一、创作实绩 两个阶段： （一）49—56年：通讯报告得到空前发展。 （二）57—65年：61年被称为“散文年” 1.抒情散文异常活跃：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已各自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2.报告文学的新发展：由偏重记事发展为以写人为主，具有时代感和新闻性。 3.尖锐泼辣的杂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札记》有感而发，大胆泼辣。 二、十七年散文的审美特征 （一）选材上以“时代精神”为准则。 （二）艺术构思上的“诗化现象”。 （三）审美层次上的日趋简单化。 第二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 一、杨朔的散文 主要作品：《荔枝蜜》、《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一）创作之路 1.探索期：1937—1948年 2.发展期：1949—1959年 《三千里江山》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 3.诗化期：1959—1966年 杨朔把散文当作诗一样来写，形成颂歌体的格调，如《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 （二）诗化现象 1.以诗为文，意境深邃。 2.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3.峰回路转，曲径通幽。 4.语言凝炼，清新别致。 （三）杨朔散文的模式 1.颂歌体的艺术格调和生造的意境。 2.刀刻斧凿的痕迹明显，给人雕饰甚至别扭的感觉。 3.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 （1）描写景物，借喻比人，点明哲理。 （2）设置悬念，欲扬先抑，升华意境。 （四）杨朔散文产生模式的主要原因 1.时代的产物 2.作家自身的局限 二、秦牧的散文 秦牧提出了题材与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与艺术化等悖于当时文学观念的创作主张，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其散文的影响与成就远在当时一般作家之上。 （一）艺术特色： 1.融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炉。 2.把“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做到寓控制于放纵。 3.秦牧散文具有情趣性与幽默性。 4.秦牧散文的语言流利酣畅、凝练生动直面读者的亲切感和语言氛围。 （二）不足： 1.知识性的材料反复使用，失去了新鲜感。 2.罗列材料过多有冗长拖沓之感；浓重的说教气与肤浅的哲理。 三、刘白羽的散文 （一）艺术特色： 雄浑、豪放是刘白羽散文风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调高亢，具有炽热的共产主义理想色彩。 2.融情于景，借以抒怀壮怀激烈的诗情。 3.以情感为经线，生活的事件为纬线，经纬交织，波澜四起。 （二）不足： 1.豪言壮语、政治议论太多，削弱了散文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 2.疏于修辞，语言比较冗繁，个别性文字表述不够清晰。 四、散文三大家风格比较 （一）从作家的气质和创作态度来看 1.杨朔：诗人气质→散文→诗 2.刘白羽：战士→散文→武器 3.秦牧：学者→散文→无所不谈 （二）从艺术手法来看 1.选材： 杨朔：托物言志，以小见大。 刘白羽：选取壮美的景物和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 秦牧：丰富多彩，涉笔成趣。 2.构思： 杨朔：从平凡的事物中提炼诗意。 刘白羽：从纵的方面进行联想。 秦牧：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3.语言： 杨朔：清新委婉。 刘白羽：刚健绚丽，气势雄浑。 秦牧：自然亲切，讲究文采。 4.抒情： 一座园林； 一团烈火； 一座花城。 1976～1989文学思潮 第一节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文艺复苏 一、“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并引发了“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同时，“天安门诗潮”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愤”式悲剧文学审美形态的滥觞。 二、第四次文代会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极左思潮的错误，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为总结30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明确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方针，调整文艺政策，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3200人参加，邓小平致辞，强调文艺民主，重申“双百”方针，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彻底开启了由极左路线的影响返归到文艺依自身规律全面发展的拨乱反正。 三、文艺理论争鸣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P73） （二）关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P73） 第二节80年代前期的文学思潮 一、西方现代派文艺讨论（P74） 二、关于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P75） （一）人性问题 张笑天《离离原上草》、雨煤《啊，人》、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李英儒《妙清》、戴厚英《人，啊人》等。 （二）道德问题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路遥《人生》。 （三）情爱问题 靳凡《公开的情书》、陈可雄、马鸣《杜鹃啼归》、刘克《飞天》、徐明旭《调动》。 第三节80年代后期的文学思潮 一、新方法热（P79） 二、关于文学主体性讨论（P79） 三、“文化寻根”思潮（P80） 四、“重写文学史”讨论（P82） 80年代小说 第一节80年代小说概述 一、伤痕文学（伤痕小说） 再现了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民心灵创伤的历史悲剧，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政治的反拨中痛定思痛的强烈感伤情绪，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由卢新华《伤痕》得名。代表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等。 意义与价值： （一）“伤痕文学”冲破了极左文艺思想的种种清规戒律，冲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 （二）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 （三）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人物，描写人性悲剧，成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的先导。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及后来的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反思文学 以茹志娟1979年2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 反思内容： 1.反思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 2.揭示封建残余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和人们精神上的烙印。 3.反思党和人民的关系，批判官僚主义。 4.对扭曲人格或心理及“国民性”的剖析与针砭。 三、改革文学 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创改革文学先河。 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的形象。大体类型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类。 四、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兴起。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1.前奏：、邓友梅等的小说创作。 2.寻根小说对根或文化的态度： 　　第一类：持肯定态度。如《棋王》，《烟壶》、《那五》等。 第二类：持否定态度。如《爸爸爸》，《小鲍庄》等。 第三类：持辩证态度。如《神鞭》，《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五、回归自然 一批作家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大自然的伟力、野性与崇高，人与大自然的对峙、搏斗，希图在大自然的崇高与伟力的衬托下弘扬人的主体力量。代表作家作品有：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邓刚《迷人的海》、　　郑万隆《老棒子酒馆》等。 六、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派、先锋派） 现代主义文学是以80年代初王蒙等中年作家尝试借用意识流等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为先声的。1985年后迅速兴起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标志着当代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从操作技巧到思维方式的全面引进，一时间，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几乎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流派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各自的投影。、、、残雪、、洪峰……也都成了不断引起轰动与论争的名字。 90年代之后，小说创作突破了创作方法上的壁垒，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名目繁多的潮流，当代文坛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杂语共生时期。 先锋小说作家：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残雪、孙甘露。 第二节王蒙刘心武陆文夫高晓声 一、王蒙 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复出后很短的时间内创作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相见时难》等，有三分之一都直接写到了新疆，新疆成为他创作很重要的源泉。 （一）内容 1.王蒙以一个资深革命者的经历，小说强烈关注社会政治，这一特点从早期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豆儿》就开始了。此后短、中、长篇一以贯之：《悠悠寸草心》、《夜的眼》、《海的梦》、“季节系列”等。其中，“少共情结”，贯穿王蒙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的主线。一个少年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特殊感情，在他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布礼》钟亦诚，《蝴蝶》张思远等。“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四部长篇小说）回归和强化其一贯的政治关注的基本立场，开掘政治化生存的人性深度，主要方法则是力求还原历史、回到现场的真切而丰富的回忆，作者希望通过回忆建国初期至七十年代末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态来追问政治和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的关系：政治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又如何主动或被动参与了政治，并最终造就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逻辑。 2.八十年代起王蒙就开始艰难的探索、适应和转变，从革命者到小说家的角色转变，他的创作逐渐突破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为文化视角，并致力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相见时难》（1982）引出中西文化冲突，《名医梁有志传奇》鞭笞了落后的民众心理；《活动变人形》（1986）审视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内容和命运。 （二）艺术 1.从《夜的眼》起尝试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用主观感受、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心理内容，扩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增加了艺术容量。《春之声》、《布礼》、《蝴蝶》、《风筝飘带》等都使用了这一手法，成为小说艺术探索的急先锋。 《春之声》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回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沿途的所思所感。德国的现代社会图景，奔驰汽车工厂，西门子公司，中国当前的落后和人们思想的向上状态，车上学外语的青年妇女，自己青春时代的活力，都在很短的实际叙述时间内，在有限的空间中（火车车厢）表现出来。小说从情节来看时间跨度很短，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却跨过了三十余年，借鉴了意识流的表现技巧，运用了心理结构的艺术方式，但重点不在心理描写，不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而主要是作为一种结构小说的方式。形成心理结构。 2.语言运用上，“拟骚体”，挥洒，张狂，瀑布型，汪洋恣肆。王蒙对语言的运用有过人的才能，善于“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的说话艺术。”这种反讽，在王蒙其他的小说如《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一嚏千娇》等小说中都得到很好的运用。 王蒙《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来劲》的语言实验。 开头：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癫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Ｂ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 结尾：他她它正在结结巴巴一泻千里地发问的时候就被静电棒逐出被客气地引出被恭敬地请上了主席台手术室贵宾席太平间化装后台。被授予一九八二至三二八国际地救生物年歇里贝尔庚当奖，列入世界名人录黑名单成为最佳男女煮脚…… 二、刘心武 （一）内容 刘心武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特点是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前期创作中问题意识突出，成为新的“问题小说”。成名作和代表作《班主任》最典型，最早发现了极左政治对青少年的扭曲和毒害，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引起社会震动。《班主任》之后，刘心武继续“问题小说”创作，如《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如意》，《立体交叉桥》等。 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引起过较强的社会反响，但思想大于形象，议论多，艺术感染力差。刘心武：“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新作品当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自己意识到已陷入尴尬境地。 1984年，刘心武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该作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刘心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P95） 《钟鼓楼》之后，刘心武致力于“纪实小说”创作，在1985年至1988年间，先后创作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私人照相簿》等作品，抓住社会热点问题，表现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二）创作特征 社会责任感强，关注当前现实，小说具有较强的思辩色彩，也注重人物性格塑造，开掘人的精神世界，但情感的冲击力较弱，意蕴不够丰厚。 （三）《班主任》 发表于1977年《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坐标点，标志着“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的真正转机。被誉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端。 1.主题 小说《班主任》通过对宋宝琦、谢惠敏的剖析，使人们看到一代青少年在文革的思想禁锢下，而临着怎样可悲而又可怕的厄运。 2.人物 （1）宋宝琦是一个正在被拯救出来的畸形儿，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必然产物。在宋宝琦的躯体里，只有愚昧无知的空虚灵魂。他是文革毒化出来的变了形的灵魂，以小流氓的身份存在于社会。 （2）谢惠敏的形象进一步揭示了文革中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这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三年级的学生，从开始接触社会时起，就处于“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专制横行之时，在文化舆论被死死地控制的情况下，她逐渐开始习惯和适应社会现实。她单纯迷信一切用铅字排版出来的东西，在她的思想里，把这一切都当作天经地义的“最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她厌恶宋宝琦，但是在愚昧无知这一层面上，她和他是一致的。谢惠敏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她的言行符合一个“正面人物”的“典范”。在自己成长的最基础的阶段，谢惠敏正在被一种政治所利用，是一个时代悲剧人物。 三、陆文夫 （一）内容 努力挖掘历史文化内容，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 《小贩世家》反映的是馄饨摊贩朱源达半生的经历。表现了极左政治对普通民众的损害，指出改革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的革新，更需要民族精神心理、民众价值观的革新。 《围墙》借建筑设计部门如何修自己的围墙，嘲讽空谈的不良风尚，赞颂实干精神，反思传统文化心理。立意一般，但对类型人物描写生动传神，是讽刺小说的精品。 《美食家》具有文化小说特征。小说通过美食家朱自冶的形象，表现了中国食文化的丰富内容。通过朱自冶在建国后不同政治时期的遭遇，艺术地概括了建国以来的社会变动过程，具有深广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作品同时精致描摹了苏州一带的风土人情、吴越文化遗迹、园林风景等苏州独有的文化与风俗，以及居民特有的文化心理和个性，具有地域文化的魅力，赢得了“小巷文学”和“苏州文学”的美称。 1985年发表的《井》，以井的意象象征男权社会势力和封建文化观念、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这样一口井吞噬了一个当代女性。陆文夫试图从社会政治和民族文化心理等多个角度考察女性命运，以女性的毁灭进行社会文化批判。 （二）创作特征 1.陆文夫小说有较强的社会文化批判力量。他善于以小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 2.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这表现在对苏州历史文化、风土人性的展示，和对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个性的描写。是文化味浓厚的小说。被认为是寻根文学在城市生活题材中的实践。 3.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幽默感。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他善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喜剧因素，却又开掘出悲剧意蕴，这是艺术表现上的个人风格。 四、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和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所组成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其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一）内容 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历程，有社会政治批判，也有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的揭示。其深刻之处在于，通过李顺大、陈奂生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的“劣根性”），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从而，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八十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 （二）形象 高晓声塑造了一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忠厚老实，坚韧顽强，也头脑简单；《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纯朴善良，又精明狭隘。 这些人物形象体现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 （1）政治和政策层面是80年代作家关注的重点，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继承，关注政策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影响：李顺大建国后三十年造屋一波三折的经历，是对极左政治的血泪控诉；陈奂生生活的改善、精神面貌的变化又证明了党的富民政策的英明。 （2）文化和心理层面，对国民性的探讨。 《陈奂生上城》（1980年） 反映时代变化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 陈奂生的形象有着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和深厚的历史内涵。这个艺术形象深刻概括了新中国三十年农民的命运，特别是反映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过程。陈奂生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小说《“漏斗户”主》之中，这里的陈奂生，是一个象李顺大一样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即吃饱肚子作为自己最高愿望的底层农民，而其勤勉一生，却仍然食不裹腹，只是在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他才摆脱了几十年的穷困与饥饿。陈奂生的性格特点在《陈奂生上城》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示。小说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精神性格的重要问题。 陈奂生的形象映射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民的身影。此时，中国的极左政治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启动。陈奂生上城的遭遇，使他受到心理震荡，凸显了他精神的两面性：勤劳而节俭，厚道而精明，善良而狭隘，有追求生活幸福的韧性，也有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狭隘自私。长期的大锅饭式的农村经济体制使他的主人意识逐渐淡漠乃至消失，在生活中失去自己的位置。在时代变革关头又产生新的困惑和各种复杂心态，表现出历史性的心理变化。这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自主权的小生产者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精神状态。 高晓声的写作是对“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影响，造成了李顺大和陈奂生们的思想弱点和性格缺陷，这种缺陷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他们的“奴性”意识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三）艺术特征 1.创作手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又借鉴西方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细致入微地绘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 2.善于通过个性化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 3.语言富于幽默感，娴熟的白描技巧，构成独特的风格。 第三节蒋子龙张洁谌容 一、蒋子龙 1979年发表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此后沿着工业、城市题材创作思路，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优秀小说，成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 （一）内容 1.主要反映城市生活、工业生产，关注工厂在管理上的革新，关注社会改革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人际关系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揭示现实问题如经济体制和干部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改革问题，权力与腐败问题，批判落后的思想观念。 主要成就是创造了“开拓者家族”系列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改革者形象。小说在多种冲突中展示乔光朴的思想性格，他的一身正气、光明磊落、英勇无畏、坚忍不拔，还有杰出的企业管理才能，几乎十全十美。小说也暗含英雄美人模式。乔光朴是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中较早出现的改革者形象，因其人格魅力而赢得读者共识，一时成为当代工业改革家的代名词。 乔光朴之后，又有《开拓者》中的车篷宽、《人事厂长》中的高盛五、《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牛宏、《悲剧比没有剧要好》中的宫开宇、《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等同类文学形象，基本未脱离乔光朴模式，与乔光朴一起共同构成了蒋子龙作品中的“开拓者家族”人物形象系列。 2.1984年前后，蒋子龙的创作有所变异和发展。题材上曾转向乡村改革，《燕赵悲歌》表现农村改革，塑造了武耕新这个当代农民企业家的形象，有乔光朴气质的农民，不伦不类。《蛇神》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集于一身，引来争议。后少有创作。 （二）艺术特征 艺术风格粗犷刚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具有阳刚之美。在叙述方法上，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活动刻画，而是设置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激烈矛盾中，通过人物同外部世界的冲突表现人物，主要以人物行为和语言表现人物。 不足主要在人物理想化、类型化，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议论过多。 二、张洁 代表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祖母绿》等。这批作品注重探索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兼具理想主义气质、现实精神、女性意识。 《沉重的翅膀》是新时期第一部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作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描写了1980年前后发生在高层（国务院一个部委）的一场复杂斗争。 三、谌容 1980年的《人到中年》，主要描写中年女医生陆文婷因长年超负荷工作导致心肌梗塞、差点死亡的悲剧。小说还描写了陆文婷周围一些处境相似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处境，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不仅要做家务事，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可他回到家里连一张可以写字的桌子也没有，只好在床板上写论文。陆文婷的同事刘学尧、姜亚芬夫妇，由于生活困难解决无望，专长得不到发挥，抱憾离开了祖国。小说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遍的社会问题：中年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是新时期小说题材和主题上的开拓。 第四节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 80年代文学的真正变革实际上是在主流的思潮背后悄悄进行的，它始自非常边缘化的“风俗小说”的出现。当1980年前后，邓友梅、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京味小说”和“苏南风情小说”，稍后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和冯骥才的“津味小说”等问世的时候，人们感到了它们的异类和新鲜，但对其出现的意义却并未真正意识到。它们是“寻根小说”的先声。 一、汪曾祺 汪曾祺建国后到80年代之前并未发表小说，1980年起发表《受戒》、《大淖纪事》、《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有怀旧意味的短篇小说，多取材自故乡江苏高邮的生活，而且是作者早年所见的生活景象，有理想化色彩和美化倾向。 （一）内容： 汪曾祺避开了中国乡村的贫困、文明程度的低下等负面内容，放大真善美，透露出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审美态度和对自然、健康的人性的呼唤。其中隐约可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世外桃源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这些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 （二）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淡化情节因素，细描风景画和风俗画，渲染人情美和人性美，营造诗意氛围，这些因素有机融合，形成一种闲适、散淡、优雅的审美情趣。总体风格上，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诗化小说效果。 1.总体风格：超脱、通达、冲淡，闲适，富有诗意 2.乡土气息和地域风情，如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生活器具、民歌、对联、剪纸、绣花、上庙进香、受戒等，展示了一幅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化图景。带有理想化特点。 3.淡化情节，重写氛围和情绪，风格近似随笔。 4.语言简洁质朴，纯净透明、生动传神。以叙述为主，既口语化又典雅脱俗，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 （1）简洁，多用短句，包括对话。明子受戒后小英子划船来接时的对话：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2）富于节奏感和音乐感。 （3）幽默。 “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4）白描。 “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对建国以来单一的审美情趣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汪曾祺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开始。 二、邓友梅 邓友梅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双百”方针时期，以《在悬崖上》为代表作；第二阶段是文革结束初期，以《追赶队伍的女兵》为代表作；第三阶段主要创作北京民俗市井小说，以《那五》，《烟壶》等为代表作。 （一）内容： 从《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开始，邓友梅转向写北京市井风俗小说。中篇小说《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在新时期文学中开“市井小说”风气之先。这组中篇系列小说在写人物命运时融合进北京地方历史、风土人情、日常生活、自然风景，以丰厚的历史、民俗和人性含量，构成当代小说中前所未见的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风俗画卷。 （二）艺术特色 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主要通过人物语言、行动以及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讲究生动传神；叙事风格追随老舍，写人状物多用白描手法，又具有浓郁的“京味”，舒缓明朗而又幽默谐趣。 三、冯骥才 从1984年的《神鞭》起，冯骥材开始了“文化小说”的创作。“文化小说”系列“怪世奇谈”（《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是作者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体现了一种文化反思，也是作者独特的表现方式。作者写“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目的，是想克服中国民族性格中的顽固惰性，从而冲出文化怪圈，再造民族性格，带有鲁迅式的文化批判意识。作品充满天津的市井风格情调，人称“津味小说”。 第五节张贤亮贾平凹王安忆 一、张贤亮 从《灵与肉》开始，就形成一种小说模式：在政治运动中坠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在体力劳动过程中产生精神裂变，并被一个女人拯救。暗含才子佳人原型。还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二、贾平凹 作品倾注着对中国文化生存状态的思考；揭示在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人的心理世界的丰富内容。富有探索性。 三、王安忆 主要成就在1984年后。《小鲍庄》、“三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为代表。 第六节张承志韩少功 一、张承志（P125） 二、韩少功（P127） 第七节徐怀中莫言 一、徐怀中（P129） 二、莫言 （一）总体特征 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 善与恶、美与丑，大悲与大喜，梦幻与写实的交汇和复杂结合。莫言以一种奇异的然而是新鲜的艺术感觉，重新认知我们民族的生命和文化心理。 （二）《红高粱》 1.关于祖先的英雄传奇 一个民间抗日故事和爱情故事，虽然是虚无缥渺的自由野性生命的民间神话，但写出了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小说主人公们敢爱敢恨，敢生敢死，表现了原始生命力的主题，是对民族骁勇血性的理想状态的寻找。成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一个发端性的作品。 2.复合美感 小说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来开掘农民意识的正负两面。“我爷爷”这批人“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有无拘无束的叛逆性格和土匪习气，又有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韧不拔的传统优秀品质。小说展现的内容也善恶混杂，美丑交织，既充满血腥味，又富有神秘感。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开了描写丑恶的先河。“罗汉大爷的头皮褪下，露出了青紫的眼珠。露出了一棱棱的肉……”。当代文学中的审丑意识最早出现在莫言的小说中。 《红高粱》中悲剧与反讽交织，它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它不是在最悲恸之处引起人们的“悲悯”、“同情”、“崇高”的美感，它的“反讽”叙述，给人以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写惨烈的死亡场面，使小说具有多义的审美意蕴。在孙五剥罗汉大爷人皮时，作者用一种奇异的感觉来写这一场面：一方面是写罗汉大爷“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龇出来”，“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另一方面又写“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前者近乎一种亵渎意识、而后者又掺杂着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在传统小说歌颂英雄的场合，《红高粱》却用这种前所未见的语调来写，逼视历史现场和人物的真实面目，逼视生活的“日常”性，真实性。 莫言说：“如果一味地歌颂真善美，恰好变成了一辆独轮车。”之后残雪、余华、苏童、北村等都对人性中丑的因素进行了充分揭示。 3.视角 以伏击日寇汽车的情节为纵线，又借意识流手法串起“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等所有内容，节奏急迫，容量大。 由“两个叙事人”所导致的“现在与历史的对话”的叙事效果。14岁的“我父亲”这一儿童叙事角色以他童年的眼光和角度来看“我爷爷”“我奶奶”的生活与历史，既造成了“亲历者”的现场感，同时又留下了“未知”的叙事盲点。另一个叙事者“我”则是“第二讲述人”，一个对话者与评论者，“我”明明是一个历史的局外人，但却充当了一个近乎“全知”角色，“我”的讲述中充满了对当代文化的愤激的反思、对遥远的传统文明的追慕，这样就造成了两个不同“声部”的历史叙事，打通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阻隔，将历史变成了“当代史”。 第8节 马原等人的先锋小说（P133） 80年代新诗 第一节80年代新诗概述 一、“归来”诗人群 “归来的诗人”也称“复出的诗人”，指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因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一些原因而被迫中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七十年代末即粉碎“四人帮”后才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1980年，艾青出版了他复出诗坛以后的第一部诗集——《归来的歌》，此后，流沙河创作了《归来》，梁南创作了《归来的时刻》等作品，“归来”的诗歌主题就成了八十年代蔚为大观的诗人创作现象。他们的作品展示了诗人在承受苦难蒙受冤屈后，其灵魂的深度和人格的力度。主要包括三个群体：（1）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的“右派”诗人，如艾青等，（2）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牵连的“七月”派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等，（3）面对褊狭的艺术观念而“自觉”从诗坛消失的“九叶”派诗人，如郑敏、辛笛、陈敬容等。通过饱经沧桑的个人“自白”、洞悉世情的历史反思、对于社会人生理想的坚守与执着，以深情的歌唱展示出来，歌咏“归来”，诉说冤情，袒露心志，是“归来者”之歌共有的主题。 二、朦胧诗 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指称的是以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方含、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文革”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 （一）内容 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奥秘的探险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二）艺术特征 1.意象化、象征化和立体化，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朦胧诗高扬主体意识，以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真实而摒弃客观再现，意象的瞬间撞击和组合、语言的变形与隐喻构成整体象征，使诗的内涵具有多义性。 2.捕捉直觉与印象，用情感逻辑取代物理逻辑，以时空转换和蒙太奇造成诗歌情绪结构的跳跃性和立体感，使诗歌情绪内涵获得了弹性张力空间。 朦胧诗意味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再出发，意味着诗坛恢复了与世界现代诗坛的某些联系。 （三）“三个崛起” 三、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或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 “第三代诗人”的诗歌观念： （一）提倡“非文化”，“回到本身”，从表达文化、历史或政治理念回到诗，回到生命或事物本身，这是第三代诗学最基本的出发点。 （二）强调生命的体验性、感觉性和本真性。他们的创作以“解构”为核心，消解理想，反对崇高，诉求心灵自由，表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 （三）语言上的特征为反意象、反修辞、口语化。企图还原到前文化状态。 1